前言
从远古时代开始，南方诸族便在秦岭及淮河以南繁衍生息。《汉书·地理志》颜师古（581―645）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对于这些种姓，历史上有多种称谓。夏代（约前21―前16世纪）称之为“越”，商代（前1600―前1046）称之为“蛮越”或“南越”，周代（前1046―前256）称之为“荆越”“扬越”，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则称之为“百越”（或写为“百粤”，“越”“粤”互通）。“百越”一词沿用至今，它一般用以指称这些种姓，包括东越、瓯人、于越、扬越、姑妹、海阳、损子、九菌、越常、骆越、瓯越、瓯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苍吾、越区、桂国、产里、海癸、稽余、北带、仆句和区吴，等等；有时也可用以指称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其范围“当在今日之浙江绍兴至越南北部”（冯明洋，2006：63），即当今之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
百越人“具有共同的体质特征（南亚蒙古人种体质）和共同的文化特征（几何印纹陶文化）”（冯明洋，2006：64）。他们断发文身，山居野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契臂为盟，多食海产；惯于水战，善铸铜器（如青铜剑、铜铎）。楚越故地是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宝剑的故乡。楚王派人寻访铸剑名师，终于找到了欧冶子（公元前514年前后）。欧冶子在当今的浙江龙泉凿开茨山，将溪泉引到铸剑炉旁的七星池中，用以淬火。因炼成的宝剑仿若卧龙，故取名“七星龙渊剑”。福建福州古代称为冶城，相传城中的冶山也是欧冶子铸剑的地方。据《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所载，欧冶子耗时三年，在湛卢山（今福建松溪县）炼出天下第一名剑“湛卢”。浙江莫干山系得名于名剑干将、莫邪。1965年在湖北出土一把越王勾践的宝剑，1973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一把越王州句剑。
百越人所使用的古越语与北方的古汉语相差极大，彼此不能通话。百越语为黏着型，不同于汉语的单音成义。根据语言学者的研究，吴语、闽语和粤语与古越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清代学者屈大均（1630―1696）在他的《广东新语》中指出，“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书中提到，唐中宗年间，“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山歌）之人……淹通经史，善为歌”。
越人同中原的交流“早在商周时期已有记载”（冯明洋，2006：89），他们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交换自己所需的北方产品。《庄子》里有一则笑话，说有个北人把帽子运到越地去贩卖，其结果是无功而返，因为断发文身的越人没有戴帽子的习惯。于此可见，古越族和北方确实很早就有贸易等文化联系。百越曾从属于楚，“其见证就是在番禺（今广州）建立的‘楚庭’”。楚庭相传为楚威王时期（前339―前329）的“楚相高固所建”，是楚国行使、宣示其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冯明洋，2006：90）
百越有着悠久的文明史。浙江五万年前即有原始人“建德人”的活动。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七千年前新石器时期文物（稻谷、骨哨、骨耜等）证明，百越是稻作文化起源地之一，百越民族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猪的古老民族之一。广西百色盆地出土过手斧等石制品。200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地质年代中心的一位地质年代学家在该地采集到与这些石制品共存的陨石，并用“钾-氩法”进行测定，得出的结论是，那些石器的制造年代大约在 80.3 万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古人类学家说，年代的确定解决了长期困扰着国际考古界的重大难题，这使得考古界不得不对亚洲人类文明起源进行重新评估。福建一带在远古时代就生活着属于海洋蒙古利亚人种的原始人类，到了 3000 年前，他们已经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原始文化。1958 年，在广东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西南两千米处的狮子岩发现“马坝人”的头盖骨。“马坝人”是12.9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据推测，其脑容量比北京人大。1972 年，在“马坝人”出土地点的两山之间又发现了距今约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考古界称与之相关的文化为“石峡文化”。广东潮安陈桥曾经发现距今 5000 年至 6000 年的贝丘（shell mound）文化遗存，与福州平潭所发现的遗存相同。广东普宁后山也曾经发现距今 3500 年至 4000 年的文化遗存。考古学家研究发现，“在今闽南漳州、漳浦、东山至粤东南澳一线，距今 9000 年至 13000 年之间，已存在一条文化流动线”（冯明洋，2006：196）。湖南多处发现史前遗址，如 2006 年发掘的辰溪溪口史前贝丘遗址。其他南方省份的类似发现不胜枚举。
斗换星移，随着历史变迁，百越先民所创造的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北方文化、东夷文化一道，汇聚成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有史以来，祖国的南方人杰地灵，圣哲英才辈出，文化成就辉煌。然而，以亲缘关系为因子之一的周朝王家正统思想以及嗣后的封建王朝的傲慢与偏见，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对于南方的历史评价。利用文献、语言进行一番考古，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这里可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楚蛮、荆蛮、南夷、南蛮、南蛮
舌等词语在其最初使用时显然是带有歧视色彩的；尽管楚国地域广大、文化辉煌、国力强盛，但在正史中，其国君依旧被呼为“楚子”，楚史也得不到应有的篇幅；《楚辞》是世界文化瑰宝，朱熹说它“过于中庸”（即背离中庸之道）、“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楚辞集注·序》），批评者的哲学道德标准和立场也毫不含糊。楚人的历史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正是由于如此，对楚史做一粗略回顾就绝非多余。
在商朝的挤压驱逐之下，帝高阳之苗裔、祝融后裔八姓之一的芈姓部族不得不从发源地有熊之墟（约在今之河南新郑）迁徙至豫西南、陕东南和丹淅流域，几经辗转，才落脚于荆山一带。因部族助周灭商，首领鬻熊（又称鬻熊子）当了周文王的火师。他是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著有《鬻子》1。他认为，“发教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这种以民为本、辩证变易的道学思想为后来的老子（李聃，楚人）、孔子（前 551―前 479）、庄子（庄周，楚国王族后裔，约前 369―前 286）、屈原2（楚国王族后裔，约前 340―前 278）等贤哲所继承，分别发展成为道家以及儒家的核心思想“仁”的学说，也对楚国产生过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
在周王朝裂土分封的诸多决定因素中，亲缘关系重于历史功绩。周成王念及鬻熊的贡献，封其曾孙熊绎（前 1042―前 1006）为子爵，封地 50 里（相当于 20 平方公里）。熊绎作为楚国封君，跋山涉水前往参加分封后举行的称为“岐阳之搜”的会盟，结果不但无资格入席，而且还被使唤去干些杂差。其后人对此类待遇颇有微词：“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由于楚的身份与地位长期得不到周王朝的承认，楚武王索性封子为王。
楚人爵位虽低（子爵），却是列国中最有作为的。他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努力进取，从开始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发展到庄王（?―前 591）时期的一鸣惊人、位居霸主，这与楚国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楚武王（?―前 690）“大启群蛮”，开发江汉，与其后继者先后兼并了邓国、绞国、权国、罗国、申国、随国、息国、贰国、谷国、弦国、黄国、英国、蒋国、道国、柏国、房国、轸国、夔国等诸侯国，其间自然难免征战，但若没有适合时宜的文化战略、包容开放的思想和“为天下福”的政治举措，其领土必将得而复失。楚人一方面通过变革创新，改造了他们带来的先进的中原文化，使之本土化以适应新的土壤，另一方面对土著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尊重具有不同信仰、习俗和传统的族群，并将合乎时宜的苗蛮文化因子兼收并蓄，形成了朝气蓬勃、辉煌璀璨的荆楚文化。从习俗看，崇火尚赤是楚人自身的文化因子，与其祖先祝融有关；喜巫近鬼则是天人合一的信念与百越、荆蛮的巫文化结合之后形成的，有利于处在险恶环境中的人类的生存、发展；凤凰的美好形象是在“善”的理念和文化自觉意识指导下文化创新的产物，尊凤有利于凝聚较为普遍地信奉鸟图腾的南方部族，推行启蒙教化，培养文化自尊与认同3。楚国在其全盛时期地域广大（所辖地域大致覆盖当今的湖北、湖南全部，以及重庆、贵州、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广东等省的全部或部分），文化发达，物产丰富，人才济济，国力强盛。开放、包容、创新所产生的文化活力促进了楚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例如，楚国兼并扬越之后，用越人之所长，令其从事冶炼、铸造工作，大大提高了楚国青铜业的生产力，使楚国得以在青铜器制造方面超越其他诸侯国。虽然周昭王（？―前 1002）曾两次兴师讨伐荆楚，齐国也以“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备”为由对楚出兵，但都未能遏制楚的发展。作为泱泱大国，楚国的哲学在深度与思辨性方面都可与几乎同时期的古希腊（前 800―前 146）媲美，天文、历法、文学、音乐、雕刻、绘画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世界上第一段长城、第一支毛笔、第一个县级行政设置都出自楚，所有这一切都毫不足怪。在探讨楚国的发展壮大时，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中、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都谈及其宽容、开放与仁慈。有学者指出，楚在兼并小国后往往保存其国君宗庙，安抚其人民，也从没有像秦那样对待战俘。据刘向（约前 77―前 6）《说苑》的记载，驾舟的越人用越语所唱的《越人歌》被翻译为楚语后，位居令尹、爵为执圭的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于此可见楚国王族对于越族亲善友好的一面。作为王族后裔的屈原尊重越文化，吸取越歌的养分，使之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之一。
由是观之，周王朝对楚的傲慢与偏见不容否认；楚国之所以强盛，之所以能够在文化大融合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其哲学、文化、政治、地理等诸多因素使然，其中民族性格上的刚性永远具有借鉴意义。若不是前期采取刚柔相济的战略取向，对周王朝的歧视、挤压只是一味屈从忍让，则楚将不楚。
楚越历来交好。文化交流方面，楚康王时就有越女赴楚演唱越歌（朱秋枫，2004：22）；政治关系方面，两国存在由联姻所强化的联盟；人才交流方面，楚人在越为官的有计倪、文种、范蠡、陈音，越人在楚为官的有庄舃，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化融合铺平了道路。
公元前 306 年，楚国兼并越国，楚越进一步融合。这不仅大大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壮大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若干年后，南方美丽温柔的凤凰，与北方吉祥刚强的神龙风云际会，南北一统，龙凤呈祥，终于形成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宽厚包容、刚柔相济、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化，营造了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山青水秀、天宽地阔、温馨融和的共同家园。一个热爱和平的大国的形成必然将成为世界和平的福音。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几千年形成的农耕文化带有讲和不讲争、知守不知攻、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等文化缺陷，这些缺陷给自身惹来不少外患，极其不利于民族的生存发展。作为中国人，在弱肉强食、新法西斯主义和霸权主义越来越猖獗的世界环境中，若不进行一番深刻的文化反省，并适当借鉴、吸收海洋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传统中的刚性因子，恐怕是十分危险的。
虽然古越人已经“一去不复返”，越文化却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研究者发现，越地在古今风俗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从周处（236―297）《风土记》中的越俗看，“弹圆盘而舞和祭祀用猪牛与现今瑶族、畲族的风俗习惯极为相似，可见记述这些南方风俗时，记录者尚将瑶族、畲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一律谓之‘越人’、‘越俗’”（朱秋枫，2004：50）。现今有关区域之间在歌乐等方面也有同一性，例如，“现在的象州壮族民歌“中平调”同浙江临安民歌《百客囡》，不仅曲调相似，而且上下句的落音行腔几乎相同”；“罗城仫佬族民歌‘土拐歌’同浙江定海、仙居民歌的曲调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广西民歌“玉林大山歌”与江苏吴县民歌“吴县调”如出一辙（冯明洋，2006：26）；《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与广东卷中的两种《高皇歌》“高度同一”，只是广东的“潮州调” 更像《高皇歌》的原生形态（冯明洋，2006：332―333）。在谈及“古瓯歌与浙闽交接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时，朱秋枫总结出以下几点：使用衬词、衬句；句式、歌体自由而又有一定规制；形式丰富多彩；风格古朴自在。（朱秋枫，2004：242―344）
实际上，江南各地歌谣，包括壮族民歌，几乎都具有这些特点。《浏阳河》一歌是采用湖南花鼓调谱的曲，它与浙江的《四明山》在题材方面一则以水，一则以山，有问有答，二者形式颇多共性。我们可以再比较一下浙江的《转娘家》与广西同一题材的瑶歌《思娘猛》：
囡转娘家脚头轻， 思娘猛，
微微细雨也是晴 ； 行路也思睡也思，
远远路外也是近， 行路思娘留半路，
爬山过岭也是平。 睡也思娘留半床。
显而易见，二者在句法、结构、表现手法上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百越之地的历代歌谣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今越歌的传承关系密切。正如冯明洋所指出的，岭南歌乐“不管汇入多少新元素、新声源，其韵致中总是渗透着来自本根源头的越土越水之乡情乡音。这种既有整体感、连续感，又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及稳定性的乡情乡音，……的越风越韵总是主流。”（冯明洋，2006：20）“尽管外形多变，但其内核……相当稳定。特别是特性音调，作为种族记忆符号，将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恒久传承。”（冯明洋，2006：23）明代学者宋濂（1310―1381）创作了《越歌》；清人有关著作收录了历代（包括清代）越歌，例如，“粤风”“瑶歌”“俍歌”“僮歌”“杂歌”等五卷歌谣被吴淇（1615―1675）、赵龙文等收编于《粤风续九》；娄子匡（1914―2005）、裘士雄（1943― ）分别于1931年和2001年出版的同名歌谣集《越歌百曲》，也都包含了春秋战国之后流传于百越之地的歌谣。现今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越歌是当中较有特色的歌乐形式，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
越歌具有如下文化品格：其一，主体性品格，即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生本位取向；其二，民族性品格，即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其三，规范性品格，即以伦理为基础的礼仪本位取向；其四，内向性品格，即以个性为基础的整合本位取向。（冯明洋，2006：51―55）
朱秋枫指出，“对越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楚文化”，“古越歌是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一种产物。”（朱秋枫，2004：12―13）为了揭示越歌与楚歌的内在联系，朱秋枫从二者抽样并进行了比较：
秋兰兮青青，
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
忽独与余兮目成！
（《少司命》）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越人歌》）
沅有芷兮澧有兰，
思公子兮未敢言！
（《湘夫人》）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
他归纳道，二者“不仅句式韵味极其相似，而且在景物与感情的描述上，也有某些相通之处”。他还以《国殇》与《军士离别词》为例，指出二者“在表现风格上也是相近的”（朱秋枫，2004：13）。
有关越歌的记载散见于各种书籍中，诸如汉代刘向所著的《说苑》、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晋代周处的《风土记》、干宝 （?―336）的《搜神记》、郭璞（276―324）的《临安地志》、虞预（约285―340）的《会稽典录》、南朝沈约（441―513）的《宋书》、萧子显（487―537）的《南齐书》，唐代房玄龄（579―648）的《晋书》、释道宣（596―667）的《续高僧传》，等等。清代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开始瞩目于越歌的整理和研究。在这方面，吴淇与赵龙文等编著的《粤风续九》、李调元（1734―1803）编著的《粤风》（广西各族民间情歌集）似为滥觞之作。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民俗学界、歌谣学界、音乐学界对越地民歌进行了记录、整理和研究，成就斐然。在当代较有影响的著作中，朱秋枫的《浙江歌谣源流史》分门别类，断代明确，资料丰富，分析中肯，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冯明洋的《越歌——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则从史学、考古学、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论证了古今越歌的传承关系，并深入探讨了岭南越歌的渊源、特色、流布和发展，可谓史论合璧。
作为文化的有声艺术载体，越歌以最活跃的形式，广泛、恒久地存活在民间，折射出古代江南的社会、历史、文学、哲学、语言、民俗、信仰乃至天文、地理等风貌，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族精神的档案”4。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典籍是文化的有形载体。一个民族的典籍外译，与该民族的生存发展、文化身份、文化活力、文化传承、文化安全、经典新生、抵御霸权等息息相关，意义重大。（卓振英，2011：6―8）珍视越歌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加以发掘、研究，并通过英译而赋予它新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空间，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基于这种认识，本研究选取先秦至当代部分越歌，予以翻译、评注，以图勾画出越歌之概貌，映射出越文化之辉煌。评注提供背景知识，说明出处并分析越歌的表现手法。
一个好的典籍译者应该具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道德经》）的品格，为和平治学，为天下立言。唯有如此，方能在典籍翻译中如切如磋、精益求精、严谨治学，而绝不会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欺世盗名、以量取胜乃至于从事理论造假、以权术玩弄学术，因为那样将前亵渎了古人、后有负于来者。“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离骚》）
一个好的典籍译者还应力求具有远见卓识，能够提出引领学术发展的思路与见解，做一个胸怀博大的思想者。这样，只要关于典籍英译的问题与对策、关于建立全国典籍英译研究会等策略与思想能够得以推行，就会怀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心胸，辱而不怒，扼而不衰，坦然地对待压制和挫折。“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
颔亦何伤？”（屈原《离骚》）
一个好的典籍译者还应该具有基本的东西方文化知识和语言基础，否则就可能会把《上邪》中的“君”理解为“heaven above”，把“长命无绝衰”翻译为“Let it endure despite the fates above”，或在“典籍”前添上“文化”这一蛇足。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在翻译、评注方面力求严谨。例如，书中提及的历史人物上百人，典籍也不下几十部；为了贴切妥当地翻译出书名、尽可能精确地提供作者的生卒时间，编著者都是在经过一番认真查考之后方才动笔的。
思想与学术上应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某一典籍而言，不同的英译共存互补，可构成互文网络，有助于读者从不同的视角观照、理解元典。再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典籍译者，应该虚心学习他人的长处。基于这些考虑，在可能、必要的情况下，本书将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译作。
我在本书中将不揣冒昧，本着社会责任意识和与读者交流的目的，谈谈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一些思考。为了降低注释的厚重感，这些思考连同对文本及歌词的辨析、考证（例如《越人歌》中有关歌者的性别以及“绣被”的含义的探讨）置于附录中。
越歌翻译是在诗学范式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该理论的代表作是《汉诗英译论纲》（详见“主要参考资料”）。
本书的所谓“越歌”是广义的，指的是产生、流传于百越之地的历代民歌。把该区域在近当代所产生的民歌归类于越歌的范畴是顺理成章的，其依据就是上文所提及的传承关系以及歌谣学界的共识。所选的越地各族（包括汉族、壮族、仡佬族、畲族、瑶族等）歌谣在形式上多种多样，有独唱、对唱、并唱、重唱、合唱，有三行体、四行体、五行体、六行体等；在内容上丰富多彩，有创世歌、功德歌、刺邪歌、劝世歌、爱恋歌、交友歌、嬉戏歌、民俗歌、劳作歌等。歌谣尽量按其产生的年代顺序编排，不过，由于不少越歌的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至少在目前是无法确切断定其产生年代的，因而歌谣所涉及的事件便成为确定编排次序的另一主要因素。将《盘古开天辟地歌》作为首篇就是考虑到这一因素。
主客观因素决定了本选集的局限性。主观方面，编著者对于越歌的知识积累贫薄，鞭长莫及之处定然不少。客观方面，现存研究多数是对某个民族或某一区域越歌的记录、整理和描述，其范畴尚未涵盖整个百越地区，这就在选材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再者，在越歌英译方面，零散的越歌英译尚属罕见，结集出版并加以评注更无先例，这就使得选材、英译及评注无所参照。作为越歌外译的初步尝试，本集所采撷的只是越歌百花园中一小束奇葩，还缺乏广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虽然英译力求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音韵美、形式美、风格美、情感美、思想美和意境美，评注也力求中肯贴切，但由于译者功力有限，料难尽如人意。期望读者、方家不吝指教。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为本研究立项并提供了出版资助；浙江师大外语学院党政领导、陈玉兰教授、陈昌义教授、陈其强教授、周林东教授以及典籍英译研究所的同事都曾给我以宝贵的鼓励与支持；徐微洁博士不计功利，高效优质地为本书做了部分翻译工作；商务印书馆许晓娟编辑的认真严谨令我受益匪浅；学术界的朋友、各类参考资料作者及网站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信息。在此谨向以上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卓振英
2015年4月30日完成初稿
2015年11月18日改定于
浙江师范大学典籍英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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