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九八四年吧！我还在靠全省“走透透”的到处作西餐厅秀为生，同一年认识了从美国学戏剧回来的赖声川，大家一见投缘。

本来，赖声川曾经和兰陵剧坊的金士杰、李国修讨论过一个想法，他觉得“相声”这个文化在台湾好像消失了，或者说“死了”，当时那个十年左右，确实在媒体里，已经极少听得到相声的表演，上一辈精彩的相声演员，去演电影的演电影，开集邮社的开集邮社，到美国移民的移民，其他的相声演员也多半因为生活所迫，为了糊口，能改行也就自然地改行了，所以各种北方相声、南方滑稽、说说唱唱等节目，渐渐地真听不到了，而且有十几年的光景，没了！

我在刚出道的那几年中，二十八岁那年吧！参加一部电影的演出，巧遇了小时候的相声偶像演员，魏龙豪先生。我去跟魏叔打招呼，表示敬爱之意，魏叔也知道我这个新演员，不见外地聊起天来。我当然也像现在有许多人问我一样的问题，我也很关心很期盼地问魏先生：“为什么这些年在收音机里都听不到你们精彩的相声表演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魏先生百感交集的表情……重点就是说，环境不行了，新段子难产，老段子听多了，收入过于微薄，社会地位偏低云云。同时也很感慨地说，许多好友也劝过、鼓励过他们继续坚持下去，包括葛小宝先生也曾三番五次地激励过他。但是，他还是不后悔不再讲相声了，所以他们那几位也就各奔东西各自生活去了。

话说当年赖声川与李国修、金士杰在兰陵剧坊相识，合作过，彼此都颇为信任，本来是他们三个人要做一个相声剧，主题是“文化”这个东西，会因为一个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文化”这个东西就会自然地、悄悄地跟我们说再见了，“文建会”也好，“文化部”也好，花再多钱想去复兴它，或者挽留它，也未必有用。这个主题不错，换句话说，他们想用一次“相声剧”的演出，来表示对相声在台湾消失作一个哀悼，就是替相声写一个祭文吧！这就更好玩儿了。

可是金士杰当年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赞助，到美国游学去了，声川和国修就找上了我，一聊，我说好哇！相声我从小就爱听啊！可是爱听不表示就能讲啊！更别提怎么编写、怎么创作啦！于是，三个人把当时海峡两岸所有出名的相声演员的录音带，收集了个差不多，开始听，听了又听，记下笔记，讨论，我和声川又去听过一次魏龙豪先生的演讲，谈相声的结构法，最主要的还是三个人听了很多的录音带，而且还有心有意地去里面找方法，找为什么。

表演工作坊初创时，三人拍《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宣传照

找了一段时间以后，也不管是否有三年拜师，五年出师，或者什么“说”“学”“逗”“唱”“捧”等相声的基本动作一定要纯熟啦等等条件，就凭着赖声川，一个让我们俩信得过的舞台创作导演，还有国修编、写、演过电视短剧，我也演过不少短剧和两千场左右的西餐厅秀的经验，再加上我们对相声的热爱，就不论成败，也没什么压力的，便开始替相声写起“祭”文来了。

说起祭文这个意思，让人觉得生命这个东西“生与死”的关系，往往透过某一种仪式性的东西，或者说，一篇有感情的祭文，或者说，重新演义出死与生的关系，或者说，就当他还没死，还在活着。这是种虚中带实、实里又带着几分诡异，然后手法上又是寓传统于现代的，以相声的方式说出来的语言戏剧。在我们三人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心态下，该做历史调查的去做历史调查，有感而发就别憋着，每天嘻嘻哈哈地工作到深夜，有的时候愁眉深锁地去设想一个包袱到天明。

由于没人逼着我们硬要做什么，由于票房的压力不存在(那年月舞台剧能演出就不错了，没人去想票房)，由于三个人的创作理念接近，也由于三个人都还年轻，我最老，才三十三岁，都还很有闯劲儿，经历里也都有足够的热情，不急不忙，也不浪费时间，用了半年的时间，删掉了大约四倍的长度，最后变成了我和国修在台上演出的长度。

国修的思想够现代，表演语言非常精准，具有我完全没有的一种情绪组合的方法，他在《台北之恋》的段子里述说了一段只有一个钟头的恋爱故事，语气特准、节奏特准(不是一般人的节奏)。在《电视与我》里替我帮腔的表演，更是浑然入里与说者完全合一，我在帮他的《台北之恋》中，便显得暴躁过多，谛听较少。在那两个段子里，我对国修无形的表现，百听不腻，每每赞赏。

当然，如果没有二十八岁就获得柏克莱戏剧博士的赖声川的旁观、监督、规划，凭我和国修的表演经验和自创的能力，就不太可能长成如此的形状，我们三个人的幽默感，也未必就能发酵起来，以至于让久违的台湾相声得以复苏吧！

大部分的创作，多半是由逻辑来领导感觉，也有的作品是感觉影响逻辑，我们大概是属于后者，师出无门，自摸自学，勉强算是个“野人献曝”。

大陆近年来的相声创作，也有式微的现象，可能也是过于重视逻辑，不知不觉地埋下了迷失的种子。最近，出现了一位郭德纲先生，表演相声的经历非常丰富，台上的“精、气、神”相当好看，希望他未来能够愈来愈好。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