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 - 简朴生活 - 读书网|dushu.com

简朴生活

写作本书，准确说是写作本书大部分篇章的时候，我独自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住在我自己建造的林中小屋里，只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计，离最近的邻居也有一里的路程。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已经再次成为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

若不是本镇居民追根究底，着意探问我的生活方式，我应该不会如此铺陈个人琐事，搅扰读者诸君的清听。有人会把本镇居民的探问斥为不近情理，我倒是一点儿也不觉得，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形，他们的探问只能说是自然而然，入情入理。他们中的一些人问我拿什么填饱肚子，有没有觉得孤单，会不会感到害怕，如此等等。另一些人则很想知道，我把多大比例的收入捐给了慈善事业。还有些人家口众多，因此就希望了解，我供养了多少穷人家的孩子。对于那些无意了解我生活细节的读者，容我先行告罪，因为我将通过本书回答前述的部分问题。大多数书籍都隐去了第一人称的“我”，本书则予以保留，由此体现的自我意识正是本书的主要特质。我们往往会忘记，归根结底，书中所言无不出自第一人称的立场。我若是对某个旁人像对自己一样熟悉，便不会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只可惜我见闻有限，谈不了别的话题。除此而外，我认为所有的作家都应该腾出时间，为自己的生活留下一份平实真诚的记述，不能光顾着叙写关于他人生活的传闻。这样的记述应该类同于从远方写给亲友的书信，因为作者过的如果是真诚的生活，他生活的处所于我而言必是远方。我这本书或许格外适合寒门学子，其他读者则不妨各取所需。我相信谁也不会罔顾绽线之虞，硬要套上尺码太小的衣服，因为衣服必须合体，穿起来才会舒适。

我无意谈论中国人或是三明治岛民，倒愿意谈谈你们，也就是据称生活在新英格兰的本书读者。我要谈的是你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你们呈现在当今世界此城此镇的外在生活状况，或者说生活条件，既要谈现状如何，也要谈糟糕的现状是否必然，是否无法改善。我曾在康科德四处周游，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走进的是店铺、公所还是田畴，所见人等都像是正在苦行忏罪，苦行的方式则可谓千奇百怪、不同凡响。我听说过婆罗门的苦行方式，他们或是坐在四个火堆中央，身体遭受炙烤，眼睛直视太阳；或是把自己倒吊在火堆上方；或是长时间扭头望天，“直到身体再不能恢复正常的姿势，食物也无法经由扭曲的颈项进入肚子，只有流质除外”；或是把自己拴在一棵树下，就这样度过一生；或是像毛虫一般蠕蠕爬行，用身体丈量广袤帝国的疆域；又或在柱子顶端单腿站立——然而，即便是这些刻意为之的苦行，仍然不比我日常所见更让人难以置信，更让人惊异莫名。相较于我那些邻居承担的苦役，赫剌克勒斯的十二苦役可谓无足挂齿，因为他的苦役只有十二件，好歹有个尽头，可我永远不可能看见邻居们杀死或逮住任何怪兽，不可能看见他们给任何苦役画上休止符。他们可没有伊俄拉俄斯那样的朋友，没有人用烙铁帮他们封住许德拉头颅的残根，这样一来，每当他们斩掉一个蛇头，便会有两个蛇头冒出来。

我看到本镇的一些年轻人身遭不幸，不幸在于他们承继了农庄、房舍、谷仓、畜群和农具，因为这些家什得来容易，摆脱却迥非易事。他们倒不如生在荒原旷野，靠吃狼奶长大，这样还可以看得更清，使命要求自己在哪一片土地奋力耕耘。是谁把他们变成了田土的奴隶？凡人注定吃下的尘土只是区区一堆，他们为何要吃下六十亩的田土？他们从初生之日便开始自掘坟墓，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必须过人的生活，推着所有这些家什前行，尽量过得好一些。不朽的灵魂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行进，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摇摇欲倒、行将窒息，因为它推着一座长七十五尺宽四十尺的谷仓，一个永远扫不干净的奥吉厄斯牛棚，外加整整一百亩的耕地、草场、牧场和林场。据我平生所见，这样的可怜灵魂何其众多！没有祖产的人不需要竭力料理毫无必要的家传累赘，只需要调养区区几立方尺的血肉之躯，就这样都觉得劳苦不堪哩。

然而，人们的劳苦用错了地方，以至于人的精髓很快就被犁入田土，化为臭腐。他们把常言所称的“必需”当成宿命，听凭它的驱使，于是便像一部古书所说的那样，努力积攒不免于虫蛀锈蚀、盗掘贼偷的财宝。此种生活愚不可及，而他们即便不能更早意识到它的荒谬，大限来时也会幡然醒悟。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造人的方法是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以其惯用的华丽风格，罗利把这两句诗译为：

人类自此心肠刚硬，甘受忧苦，

足证我等躯体本为石铸。

他俩盲从一条荒唐的神谕，只顾着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压根儿不去看石头落在何处，此等愚行，不说也罢。

纯粹是因为无知与谬见，大多数人——即便他们生活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只顾着应付自寻的烦恼，应付那些过甚粗鄙的人生劳作，以至于无法采撷更为美好的人生嘉果。过度的苦工使他们的手指笨拙颤抖，干不了采果的活计。实在说来，困于劳作的人无暇逐日培养真正的品格，无力维系至为高贵的人际交往，市场也会压低他劳作的价值。他没有时间追求别的，只能充当一部机器。人要想有所长进，那就得牢记自己的无知，可他如此频繁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哪还能记得起来呢？有时候，我们真应该送他一些免费的衣食，给他一些提神的饮品，然后再来评判他。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一如新鲜水果表面的粉霜，只有借由最精心的呵护才能保全。只可惜，无论是对人对己，我们都没有这么体贴。

大家都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很穷，日子过得辛苦，有时简直是喘不过气来。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本书的一些读者无力还清赊欠的饭钱，或者无力为行将磨损或业已磨穿的衣服鞋子偿付欠款，就连读这本书的时间也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是从债主那里借来或偷来的个把时辰。阅历磨砺了我的眼力，你们中的许多人过的是怎样一种卑贱猥琐的生活，在我看来可谓一目了然。你们总是披枷带锁，不得不竭力打通生意的门路，竭力逃出债务的泥潭。这样的泥潭由来已久，拉丁人称之为“aes alienum”，意思是“别人的铜板”，因为拉丁人用的一些硬币是铜铸的。时至今日，你们依然是因别人的铜板而活，因别人的铜板而死，葬也是葬在别人的铜板底下。你们总是答应还钱，答应还钱，明天就还，最终却死在今天，欠账依然。你们总是献媚邀宠，招徕常客，只要不至于惹来牢狱之灾，什么方法都使得出来。你们谎话连篇，满口奉承，投票示好，或是把自己压缩成一粒礼数包裹的果仁，或是把自己稀释成一团纤薄虚浮的和气，以便说服你们的邻居，让他恩准你们为他做鞋制帽，裁衣造车，或是为他采买日用杂货。你们积劳成疾，为的却是积蓄以备养疾之需，为的是把些许物事藏进古旧的箱子，藏进灰泥墙壁里面的长袜，或者安全起见，藏进砖砌石垒的银行。藏到哪里都可以，多多少少也不拘，总之要有所积蓄。

有时我大惑不解，我们为何单单关注那种名为“黑奴制”的奴役形式。夸张点儿说，这样的关注实在是大惊小怪，因为黑奴制虽说天理不容，但却与我们多少有点儿距离，与此同时，我国还有那么多精明狡诈的奴隶主，北方和南方都在受他们的奴役。南方的监工酷虐难当，北方的监工酷虐更甚，最糟糕的情形则是，你们自任监工，自己奴役自己。谈什么凡人的神性！瞧瞧大路上那个车把式吧，他没日没夜地赶往市场，他的内心，可有神性激荡？他的至高职责，不过是饮马喂马而已！在他的心目当中，相较于他运货的收入，他自己的命运能有什么斤两？他的志向，不就是成为“扬名立万先生”吗？他能有多少神性，能有多么不朽呢？瞧瞧吧，他畏畏缩缩，偷偷摸摸，整天都在莫名的恐惧当中过活，他既无神性也非不朽，不过是自我评价的奴隶与囚徒，受制于他干活挣来的名声。跟我们私下里的自我评价相比，公众的评价只能算是一个虚弱无力的暴君。自我评价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准确说是指明一个人的命运。必须普遍实现梦想和想象的自我解放，哪怕是在西印度群岛那样的地方——这样的解放，要靠什么样的威尔伯福斯来实现？再想想此邦此土的那些妇女吧，她们编织梳妆台的垫子，直至瞑目之日，不会对自己的命运流露丝毫“过于幼稚的”兴趣！就跟虚掷光阴不折损永生福祉似的。

大多数人生活在无声的绝望之中。所谓的乐天安命，不过是彻底绝望而已。绝望遍布城市与乡村，无处可逃的你们只能躲进貂皮和麝鼠皮制成的华贵衣装，借此安慰自己。人类拥有所谓的游戏和娱乐，只可惜，就连这些东西也蕴含着一种千篇一律却无人觉察的绝望。这些东西没什么乐趣可言，因为它们都是排在工作之后的次要事物。话又说回来，做事情留有余地，也算是明智的一种体现。

如果我们借用教义问答当中的问题，思考什么才是人生的首要目的，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必需、真正的谋生之计，那我们当可发现，普遍流行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人们刻意选择的结果，根由是他们觉得，这种方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要好。尽管如此，他们却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并没有别的选择。然而，聪敏理性的人都会记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捐弃偏见永不为迟。随便哪种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不管它多么古老，都不能未经验证便信之不疑。今天得到所有人附和或默认的真理，明天就可能现出谬误的本相，变成与烟雾无异的空谈，哪怕有些人一度把它当成雨云，以为它可以为自家的田地洒下甘霖。前人断定你们办不到的事情，你们尽管努力尝试，最终会发现自己办得到。前人有前人的成就，今人有今人的事功。前人没准儿有过知识贫乏的阶段，以至于不懂得通过添加燃料来延续火种，今人却懂得往锅子底下添点儿干柴，以飞鸟一般的速度环游世界，照俗话说真可以“气煞前人”。要论充任导师的资质，老成之年并不比青春之年优越，甚至还有所不如，因为岁月使它得不偿失。夸张点儿说，最颖悟的人也不曾从生活当中学到什么千金难买的道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并不能为年轻人提供什么了不得的忠告，因为他们自身的经验十分偏颇，何况他们自个儿也心知肚明，他们的生活早已被这样那样的个人原因变成了一场悲惨的失败。也没准儿，他们还保留着一些对立于自身经验的信仰，仅仅是青春不再而已。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至今不曾从长者那里听到一个字的可取忠告，连诚恳的忠告都没有。他们没给过我任何中肯的意见，多半也没有什么中肯的意见可以给我。生活就在眼前，好比一场我涉足尚浅的实验，然而，他们的实验心得并不能给我帮助。假如我得到了什么敝帚自珍的经验，那我定可断言，这是我那些“导师”从未提及的东西。

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素食没法活，因为它提供不了骨骼需要的养分。”于是乎，他拿出宗教般的虔诚，每天都要腾出一点时间，为自个儿的身体补充骨骼需要的养料。他一边走一边说，跟在他的耕牛后面，而他的耕牛拖着他和他的笨重犁铧，无惧障碍一路前行，靠的正是吃素长成的骨骼。有些东西对某些人来说确属生活必需，比如那些弱不禁风的病秧子，对有些人来说却只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更是闻所未闻的稀罕事物。

有些人觉得，前人已经探明了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踏遍了人生的高山低谷，理清了人生的万事万物。据伊夫林所说，“贤明的所罗门为树木的间距订立了规条，古罗马官员则规定了去邻人土地捡拾橡子的合法频率，以及邻人从捡拾所得中抽取的份额。”希波克拉底甚至为剪指甲这样的琐事做出了指示，也就是说，指甲应该剪得与指尖平齐，长了短了都不行。毫无疑问，自以为穷尽世间百态和人生欢悦的烦厌之感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人类肇始的亚当时代。然而，人类的能力从未得到准确的估量，我们也不能依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类的本领，因为前人的尝试实在是极其有限。无论你经历过怎样的失败，“孩子啊，不要苦恼，你自己不去践行的道路，谁又能替你安排？”

我们可以通过千万种简单的试验来测度我们的生活。举例来说，太阳不光催熟我种下的豆子，同时也照耀着许多与地球相类的星球。要是能早点儿想到这个道理，我应该会少犯一些错误，只可惜，我种豆之时尚未见到此刻的光明。天上那些以星星为顶点的三角形，何其瑰幻神奇！宇宙各处的堂皇殿宇中，与我们同时凝望同一颗星星的生灵，离我们何其遥远，与我们何其相异！自然与人生，就像各人的体格一样千差万别。谁能说得清，生活为别人备下了怎样的前程？透过彼此的眼睛看一眼世界，岂不是至大至伟的奇迹？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在一个时辰之内体验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甚至是所有世界的所有时代。说什么历史，诗歌和神话！——据我所知，透过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才是了解他人体验的最好方法，别的方法都不会这么令人惊异，都不会这么富于教益。

我从心底里相信，我邻居口中的“善”大部分都是“恶”。要是我后悔什么的话，多半是后悔我那些良善的举止。我究竟是中了什么魔，非要表现得如此良善？老先生，你尽管把你那些最明智的道理讲出来——你已经活了七十年，好歹算是有点儿名望——可我听见的只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声音，它叫我远离你那些道理。新世代应该离弃旧世代的追求，如同离弃搁浅的船只。

以我之见，我们可以安然信赖的事物比我们目前信赖的多得多。我们尽可放下关于自己的些许烦忧，把省下来的真切关注投向别处。大自然善于顺应我们的长处，同样善于顺应我们的弱点。有的人时时刻刻忧心忡忡，可说是一种几近无可救药的病症。我们被迫夸大手头工作的价值，然而，无关于我等努力的工作何其众多！就算是疾病击倒了我们，那又如何？我们可真是高度警惕！我们决计不靠信仰过活，对信仰能躲就躲，终日草木皆兵，夜里则不情不愿地祷告几句，把自己托付给无常的时运。我们被动地活着，活得一丝不苟，活得全力以赴，对现有的生活敬畏有加，拒绝承认改变的可能性。我们总是说，生活的道路只此一条，其实呢，从一个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生活的道路就有多少条。所有的改变想来都是奇迹，但这样的奇迹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孔子有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旦有人把某个想象的事实简化成了观念的事实，那我可以预见，假以时日，所有人都会践行此法，以之为构筑生活的基石。

我们不妨略作思考，上文提及的大部分烦忧所为何事，而我们为之忧心忡忡，至少也是耿耿于怀，究竟有多大的必要。即便身遭物质文明的围困，边陲之地的蛮荒生活依然不无裨益，好歹可以让我们看清，什么才是生活的基本必需，满足必需的方法又是如何。退一步说，翻翻往昔的商贾账本也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可以让我们知道，人们在商店里买得最多的是什么，贮藏的又是什么，换言之，什么才是最基本的日用品。原因在于，时代的进步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无甚影响，举例来说，我们的骸骨，多半与先人的骸骨无甚差别。

我所说的“生活必需”，指的是人依靠自身努力获取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或者是因为使用最早，或者是因为长期使用，总之已经变成了对人类生活无比重要的东西，以至于很少甚或没有人会去尝试没有它们的日子，蛮族、穷人和哲人也不例外。对许多生灵来说，这个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只有一样，那就是食物。草原野牛的生活必需不过是几寸厚的可口青草和一点点适于饮用的水，外加林荫山影的掩蔽。随便哪种野生动物，都不会有食物和居所之外的需索。就本地的气候而言，人类的生活必需可以大致精确地归纳为食物、居所、衣物和燃料这几类，只有在这些东西有了保障之后，我们才会有探究人生真义的自由和胜算。人类不但创制了房屋，而且创制了衣服和熟食，如今还把烤火取暖当成了生活的必需，后者起初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源头可能是人们偶然发现了火能致暖，进而加以利用。我们都看得见，猫狗也会逐渐养成烤火的后天习性。借助适当的居所和衣物来保持体内的热量，诚可谓合情合理，但若是过分地使用这些东西，或者是过分地使用燃料，以致体外的热度高于体内的热度，岂不与焙烤自己毫无二致？谈及火地群岛土著的时候，博物学家达尔文写道，他们一行人穿戴整齐地坐在火堆近旁，一点儿也不觉得热，与此同时，他惊讶万分地发现，那些野蛮人光着身子待在离火堆较远的地方，“已经被烤得汗流浃背”。我们还听说，新荷兰的土著没穿衣服也不会冻着，外来的欧洲人穿了衣服都冷得发抖。兼有此辈蛮族的坚强体格和文明人的智识水平，难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据李比希所说，人体好比火炉，食物则好比维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冷天我们吃得多，热天就吃得少。动物体内的热量来自缓慢的内燃，生病死亡的原因则是燃烧过快，以及因燃料不足或通风不良造成的熄火。生命的热量当然不能跟火混为一谈，但这已经是最恰切的类比。因此，从上文列出的四类生活必需来看，“动物生命”这个说法似乎与“动物热量”大致同义，因为食物可以算作维持我们体内火种的燃料，燃料的用途则仅仅是烹制食物，或是从外部增加身体的热量，至于居所和衣物，用途也不过是留住身体借由食物和燃料产生和吸收的热量而已。

由此可见，我们身体的第一需要便是保暖，保住体内的生命热量。为了保暖，我们不光得费神料理食物、衣物和居所，还得费神料理相当于夜间衣物的床铺，得从鸟儿的窝巢里和胸脯上夺来羽毛，营建这个居所之中的居所，如同在地洞尽头铺设草叶睡床的鼹鼠，真可谓千辛万苦！穷人总爱抱怨，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还把大部分的苦痛直接归咎于寒冷，不管是身体的寒冷还是社会的寒冷。有些地方气候相宜，夏季里的生活跟伊利耶一样惬意。在那些地方，燃料不再是必需品，用途只限于烹制食物。太阳就是人们的火，众多果实都会在阳光的烘焙之下自然熟透。除此而外，那些地方的食物通常更为多样，而且更易获取，衣物和居所则属全无必要，或者是可有可无。就今日的美国而言，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必需品之外的准必需品不过是寥寥几样工具，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架手推车，如此等等。对于好学之人来说，准必需品还包括灯火、文具和几册书。前述的所有物品，价钱都可谓微不足道。然而，有些头脑不灵光的人非得跑到地球的另一边，跑进蛮荒瘴疠的地界，耗费十几二十年的生命来做生意，就为了最后能在新英格兰生活，也就是在新英格兰保持惬意的温暖，然后再死在新英格兰。豪奢富人的生活可不仅仅意味着惬意的温暖，与之相伴的是反常的炙热，而我在前文中已有暗示，他们必定身遭焙烤。当然，这样的焙烤正是时髦。

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为数众多的所谓生活享受，不但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更会实实在在地阻碍人类的进步。要论奢侈与享受，至圣大贤的生活总是比穷人还要简朴，还要清苦。无论出身于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古昔的哲人全都如出一辙，身外之财寡于众人，内心之富甲于天下。我们对他们了解有限，就连这点有限的了解都算是一个奇迹。说到那些时代较近的革新家和人类恩人，情形亦复如此。除非跻身于我们名之为“自愿受穷”的超然境界，谁也不能明智公允地观察人生。无论是务农经商还是习艺从文，奢侈的生活都只能结出奢侈的果实。今时今世有的是哲学教授，哲人却踪影难觅。话又说回来，哲学教授倒依然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就因为哲人的生活曾经令人艳羡。拥有渊深高妙的思想，甚至是铸就开宗立派的伟业，都不足以赢得哲人的美誉，哲人必须挚爱智慧，遵照智慧的诫命去践行简朴独立、宽宏诚笃的生活。哲人的使命是解决人生的一些问题，不光要提出理论，还需要付诸实践。大学者和思想家们取得的成功往往只是臣仆一流的成功，谈不上王者气度，也没有高贵可言。他们一味随俗，依阿取容，所作所为与父辈毫无二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引领人类超升的先驱。然而，人们为什么日渐堕落？家族败落的根由又是如何？导致国运衰微以至亡国灭种的奢侈，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能否断定，自己的生活没有半点奢侈？即便是拿外在的生活方式来衡量，哲人也领先于自己的时代。他的衣食居所，还有他取暖的方法，必定与时人相异。要是不懂得用胜人一筹的方法来维持生命的热量，那还算什么哲人？

人若是借由前述方法满足了保暖需要，接下来的需要又是什么呢？肯定不会是同一类型的更多温暖，不会是更丰盛更美味的食物，不会是更宽敞更堂皇的房屋，不会是更考究更富余的衣服，不会是为数更多、持续更久、热度更高的火源，也不会是与此相类的其他物事。获得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之后，人的选择不只是获得过剩的物品，还可以另有尝试。换句话说，较比卑微的苦役已经完成，假日已经到来，他可以从此踏上人生的冒险旅程。种子已将胚根扎进下方的土壤，足见土壤适合种子的生长。既是如此，种子亦可信心百倍地破土而出，将嫩芽伸向上方。若不是为了向头顶的苍穹攀升，取得同样长足的进步，人们又何必如此坚定地扎根土地？——要知道，珍贵植物的价值在于它们最终结出的果实，这些果实远离地面，高悬在空气和阳光之中。它们受人眷顾，不同于那些较比低贱的食用植物，后者的生命周期虽可长达两年，人们却只肯把它们培育到地下根茎长成之时，为此还经常使用打顶的手段，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无法认出它们，哪怕是在它们的开花时节。

有的人性情刚毅，在天堂地狱都要自行其是，盖房兴许比最富有的人还要铺张，花钱兴许比最富有的人还要挥霍，但却从来不会沦于贫困。我开具的生活处方并不针对这类出于假想的人物，原因在于，就算世上真的存在这类人物，我也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针对那些完完全全安于现状，从现状当中觅得激励与启迪，并以恋人般的挚爱与热情呵护现状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一类。我这些言论针对的不是那些从不虚度光阴的人，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光阴是否虚度；主要是针对那些心有不甘的人，他们只知道空口抱怨时乖运蹇，却不懂得着手改善时运。有的人抱怨起来最是起劲，最难安抚，只因为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仅仅是在“尽责任”。除此而外，我心目中的听众还包括那个看似身家富厚、实则贫乏至极的阶层，他们囤积赘余之物，却不知如何开销打发，由此便戴上了自己打制的金银镣铐。

假如我斗胆讲出我过往岁月的人生理想，读者若是对我的实际经历有所了解，多半会稍感讶异，若是对它一无所知，则必定大为震惊。有鉴于此，我只打算把我格外看重的那些事业略述一二。

无论天气如何，不分昼日夜晚，我总是渴望把握那个关键时刻，渴望把它刻上我的手杖，渴望立足于那个时刻，响应它的号令。那个时刻是永恒过去与永恒未来的交会点，它不是别的，正是此时此刻。诸君当可原谅我言辞晦涩，因为我这个行当的秘密，本来就比大多数人的行当要多，何况这是行当特性导致的必有情形，不是我故弄玄虚的结果。我十分乐意把所知一切和盘托出，绝不会给自家大门刷上 “不得入内”的告示。

我很久以前丢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到现在还在寻找它们。我曾向许多旅人打听它们，告诉旅人它们是怎么走丢的，唤它们的时候该怎么唤。我遇见的人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听见过猎犬的吠叫和马儿的蹄声，甚至看见过斑鸠没入云层的情景。看样子，他们也急于找回这些动物，就跟他们才是失主似的。

须当起身迎候，却不只是迎候日出与黎明，可能的话，还要迎候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寒冬炎夏的清晨，所有的邻人都还没有起身干活，我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不用说，许多乡人都曾经路遇收工返程的我，比如拂晓动身去波士顿的农夫，或者是开工路上的伐木工人。千真万确，我从未为太阳的升起贡献过什么实际的力气，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仅仅是到场观瞻太阳的升起，便已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多少个秋日，岂止秋日，还有冬天的日子，我流连在镇子外面，竭力倾听风里的消息，听来就赶紧发布！为了探听消息，我几乎耗去了全部的资本，成日迎风奔跑，上气不接下气。要是这消息涉及两党之中的任何一党，那我敢打包票，它一定会即刻上报。还有些时候，我守在高崖大树权充的瞭望台，随时用旗语通报新来者的消息，或是在傍晚的山顶等待天幕降落，想捡点儿掉下来的东西。可惜我捡到的东西向来不多，而且跟吗哪一样，太阳一晒便会融化。

我长期为一家发行量不大的刊物充当记者，该刊主编迄今不肯发表我的大多数稿件，所以我摊上了作家们常有的厄运，劳苦换来的只是艰辛。只不过，就这件事情而言，劳苦本身便是我的回报。

多年之中，我担任着自封的暴雨暴雪观测员，并且恪尽职守。我还是自任的勘测员，虽说不勘测公路，却勘测林间小道和各种穿越私家土地的近路，负责保证道路畅通，路上沟壑渡桥完好，四季皆可通行无阻。公众的脚板，已经证实了这些道路的用处。

我照看镇上的野生畜类，它们老是要蹿过篱笆，给敬业的牧人造成不小的麻烦。我还留意观察农场里那些人迹罕至的犄角旮旯，却不一定了解约拿或所罗门当天在哪块田里劳作，那不是我操心的事情。我辛勤浇灌红越橘、沙樱桃和朴树，赤松和黑梣，白葡萄和黄花堇，若非如此，它们可能会在旱季里枯萎。

简言之，不是我夸口，我这样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很长时间，直至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的乡人终归不会把我列入本镇官员的名录，也不会为我的工作设一个薄有薪酬的闲职。我敢发誓，我的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只可惜它从不曾得到审计，更不曾得到认可，要想得到偿付，则无异于白日做梦。不过，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个方面。

不久以前，有个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一个街坊的家门口推销篮子，这个街坊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印第安人问，“要买篮子吗？”律师回答，“不买，我们不需要。”“什么！”印第安人一边走出大门，一边高喊，“你是想饿死我们吗？”看到各位辛勤工作的白人邻居过得如此富裕，看到这位律师只需要动动嘴皮，财富和地位便魔术般地从天而降，印第安人心中暗想：我也得做点儿生意，就编些篮子来卖好了，篮子我还是会编的。他以为编好篮子就算是尽了自己的本分，购买篮子则是白人的本分，用不着他费心。可他没弄明白，他不光得编篮子，还得让篮子值得别人买，至少也得让别人认为值得买，要不就得做点儿别的什么值得买的东西。我也编成了一种材质精细的篮子，只可惜编得不好，不值得任何人买。尽管如此，就我这个例子而言，我确实认为这些篮子值得我编，而我费心研究的也不是如何让我的篮子值得买，反倒是如何避免不得不卖掉篮子的处境。众人称颂的所谓成功生活，也不过是生活之一种。生活多种多样，我们有什么理由独尊其一、贬斥其余呢？

我只能自力更生，因为我的乡人不太可能给我任何公职，也不会给我任何神职，或者是其他的生计来源。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便比以往更加专注于丛林，因为丛林知我更深。我决意立刻开张营业，就靠我现有的微薄积蓄，不等凑齐通常所需的资本。我去瓦尔登湖不是图生活便宜，也不图生活奢侈，图的是那里障碍最少，适合我做点儿私家生意。虽说我欠缺一点点常识，还欠缺一点点经营才干，可要是因此放弃这桩生意，与其说是可悲，倒不如说是愚蠢。

我一直在努力培养严谨的生意习惯，任何人都不能缺少这样的素质。如果你是在跟天朝做生意，少不得要在萨勒姆的港区弄一间小小的海滨账房。你须当出口本国的货品，所谓道地土产，大量出口冰块和松木，外加少量花岗石，运输则只用本国船舶。这些都是上好的生意。你须当亲身监督所有的细枝末节，又当领港员又当船长，又当货主又当保险商；须当高卖低买，随时记账；收到的信函都要过目，发出的信函也要过目，或者是自己写；须当到场指挥工人卸载进口的货物，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须当做到分身有术，以便同时奔赴沿岸的多个地方——最有价值的货物往往是在泽西海岸卸载的；须当把自己变成活生生的旗语信号机，不知疲倦地扫视地平线，招呼所有的过往船舶靠到岸边；须当持续稳定地发运货品，以便满足那个胃口奇大的遥远市场；须当随时了解各个市场的行情，以及世界各地的和战前景，以便预知贸易和文明进程的动向，还要利用所有探险活动取得的成果，让新的航道和航海技术派上用场；须当悉心研究各种海图，确定礁石、新灯塔和新航标的位置，还要持之以恒、不厌其烦地修正对数表，因为计算错误往往造成恶果，使得本可抵达友好港埠的船只意外触礁——拉佩鲁兹便是因此下落不明；须当同步掌握各门科学的最新知识，还要师法从汉诺和腓尼基人时代迄于当代的各位大探索者、大航海家、大探险家和贸易巨子，研读其生平事迹；最后，你还得时不时地盘点存货，弄清自己的经营状况。利润与亏损、利率的高低、皮重与添头，还有五花八门的估算，需要权衡的种种问题把这门生意变成了一件苦役，不光令你智穷力竭，还要求你具备无所不知的学识。

我认定瓦尔登湖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铁路和冰块贸易的便利，更因为它提供了一些或当秘而不宣的有利条件。它是个优良的港湾，也是个不错的立脚根基。虽说你盖房子的时候还是得到处打桩，但却用不着填平沼地，像在涅瓦河口盖房那样。听人说，涨泛的潮水如果得到了强劲西风和涅瓦河流冰的助力，便足以将圣彼得堡夷为平地。

我打算即刻开张，不等凑齐通常所需的资本，然而，所有的此类事业终归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有鉴于此，人们或许很难设想，我该如何满足这些条件。说到衣物，我们不妨抛开其余，径直从实用层面探讨这个问题。说不定，我们买衣服常常是出于爱新奇好面子的心理，着眼于实际用途的时候倒不多见。手头有工作可做的人，不妨反思一下穿衣的目的：首先是维持生命的热量，其次则是遵照当前的社会风俗，把赤裸的身体遮盖起来。反思之后便可判断，随便哪件必要乃至重要的工作，其中有多大部分不添新衣也可完成。那些衣服只穿一次的男君女主，虽然穿的是御用裁缝量身制作的衣服，却无法体会穿用合体衣服的舒适，不过是一个个晾晒干净衣服的木头架子而已。我们的衣服倒是一天比一天熨帖称身，逐日烙上我们个性的印记，以至于我们把它们视为身体的一部分，总是要经过再三的踌躇，反复的缝补，然后才依依不舍地扔掉它们。从来没有人因为衣服上的补丁被我看轻，可我确信无疑，一般人注重的是穿得时髦，至少也要穿没打补丁的干净衣服，倒不怎么注重良心的干净。然而，就算是衣服上的裂口没有补，由此暴露的最严重恶习，想来也只是粗心大意而已。有时候，我会拿这样的问题来试探我那些熟人：裤子要是膝盖上打了补丁，或者是多了区区两条线缝，你们谁敢穿？从大多数人的反应来看，他们都觉得，穿这样的裤子不啻于自毁前程。在他们看来，拖着断腿进城还好说，穿着破裤进城却万万不行。一位绅士的双腿出了意外，往往还可以医治，但要是他的裤腿出了类似的意外，便可谓无药可医，因为他并不考虑什么东西真正值得尊敬，只考虑什么东西眼下受人尊敬。我们认得的人没几个，认得的衣服裤子倒有一大堆。如果你把最后一件袍子套到稻草人身上，自己则光着膀子杵在旁边，谁不会忙不迭地向稻草人致意呢？某天我路过一片玉米田，看见近旁有一根穿衣戴帽的木桩，于是就把它认成了那个农场的主人，只是觉得他饱经风吹日晒，比我上次见他的时候苍老了一点儿。我听说过这么一条狗，但凡有穿了衣服的生人靠近它主人的产业，它就要狂吠不止，与此相反，光着身子的窃贼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哄得它一声不吭。假设大家都脱光衣服，相互间的等级关系还能维持到什么程度，着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你还能笃定无疑地判断任何一群文明人内部的等级尊卑，还能分辨哪些人属于最显赫的那个阶层吗？据法伊弗夫人所说，在自东而西的环球探险旅程中，踏上离家乡不远的俄罗斯亚洲领土之时，她觉得自己应该换掉旅行装扮，这样才好去见当地的官员，因为她“业已置身于衣帽取人的文明国度”。即便是在我们这些崇尚民主的新英格兰城镇，倘来的财富，甚至仅仅是彰显财富的衣装器用，仍然可以为主人赢来几近普遍的尊敬。然而，尊敬此类事物的人虽然为数众多，但却都是些尚未懂得基督真义的异教徒，需要接受传教士的开示。除此而外，衣服离不开缝纫，而缝纫可说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工作。至少，女人的衣服是永远做不完的。

终于找到点儿事情做的人，并不需要穿一身新行头去做，旧衣服已经足敷使用，虽说它沾满灰尘，不知道在阁楼里搁了多久。英雄豪杰长年穿用旧鞋，不像他们的家仆那样频繁更换——如果英雄豪杰真有家仆的话。赤脚是比任何鞋子都要古旧的东西，英雄豪杰却并不介意打赤脚。只有那些赶赴社交晚会或立法会议的人才离不开新衣服，衣服常换常新，衣服里面的人也变来变去。但对我来说，身上的衣裤鞋帽如果适合礼拜上帝的需要，那也就行了。有什么不行的呢？有谁曾经把自个儿的旧衣服——比如说旧外套——穿成实实在在的破烂，以至于分解成了线头和布片，拿去送给穷孩子都不算行善呢？——哪怕穷孩子还可以把它送给某个更穷的孩子，应该说是更富的孩子，因为他能在更贫乏的条件下维持生活。要我说，所有那些只要求衣新不要求人新的事业，我们都需要多加警惕。没有新人，新衣又能合谁的身？如果你即将投入某项事业，尽可以穿着旧衣去尝试。无论是谁，需要的都不是用来做事的东西，而是值得去做的东西，确切说是值得追求的东西。无论旧衣有多么污糟破烂，我们兴许都不该另买新衣，除非我们在作为、事业或航程方面的积累已经足够丰厚，以至于我们自感衣旧人新，不换衣服将有旧囊装新酒之虞。我们去旧迎新的时节，一如禽鸟换羽毛的时期，必定会成为生命中的一个紧要阶段。换羽毛的时候，潜鸟总是会躲进僻静的池塘。蛇要蜕皮，虫要蜕壳，根由同样是内部的生长与扩张，因为衣服不过是我们最外面的一层茧壳，不过是一层尘世的绑缚。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旧迎新，我们便好比张挂虚假船旗的奸商海盗，必将遭到自己乃至全人类的唾弃。

我们套上一件又一件衣服，仿佛变成了外生植物，必须通过外层的累加来生长。穿在外面的往往是纤薄花哨的衣服，它好比我们的外表皮或说假皮，无关于我们的生命，随时都可以脱掉，不会造成什么致命的伤害。经常穿用的厚实衣服则好比我们的细胞层，或者说皮层。另一方面，里衣却好比我们的韧皮部或说真皮，脱掉它难免身遭荼毒，好比树木遭受环剥。据我看，不管是哪个种族，到某些季节都得穿用相当于里衣的东西。衣着以简单为宜，最好是简单到黑暗中也能行动自如的程度，各方面的生活也应当简约朴实、好整以暇，即便是所在城镇被敌人攻占，也可以像那位老哲学家那样，泰然自若地空手走出家门。就大多数功用而言，厚衣一件可抵薄衣三件，何况有些衣物价格低廉，十分合算。五块钱就能买一件能穿五年的厚大衣，两块钱就能买一条厚裤子，牛皮靴子一块五一双，夏天戴的帽子二角五一顶，冬天戴的帽子也只要六角二分半，你还可以自己做一顶更好的，成本微不足道。穿这样一身自己挣来的行头，哪里会可怜得得不到智者的敬意呢？

有一次，我请那位女裁缝做一件某种款式的衣服，而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大家现在都不做这种款式了。”她一点儿也没有强调“大家”二字，仿佛她引述的意见出自某个如命运女神一般客观超然的权威，于是我发现我想要的款式难以做成，就因为她无法相信我不是在开玩笑，无法相信我会有这么不识好歹。听了她这句神谕般的话语，我一时间陷入了沉思，加重语气把她用的词汇挨个儿默念了一遍，想要参透这句话的含意，弄清大家和我算是哪门子的亲戚，大家在这件如此贴近我个人生活的事情上又会有什么权威。到最后，我很想给她一个同样玄奥的回答，同样不强调“大家”二字——“没错，大家近来都不做这种款式，不过呢，大家现在又做了。”她不量我的性格，只量我的肩宽，仿佛我的肩膀仅仅是一个挂衣服的钩子，既然如此，给我量身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崇拜美惠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只崇拜时尚女神，纺织和剪裁都由她全权主宰。巴黎的猴王戴上一款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有时我觉得，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靠大家的帮助做成什么简单实在的事情。你得先把大家塞进一台大功率的压榨机，榨掉他们脑子里的旧观念，榨得他们一时半会儿翻不了身。即便如此，他们中某个人的脑子里还是藏了些孵化的蛆虫，天知道那虫卵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因为这些玩意儿生命力很强，用火来烧都烧不死。这么着，最后你还是白费力气。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忘了，古埃及的一些麦种之所以能够传到当代，还是靠了木乃伊帮忙哩。

总体上看，我认为我们未可断言，本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穿衣习惯已经上升到了艺术的层次。眼下的人们都是凑合，有什么就穿什么。他们好比遭遇海难的水手，把海滩上捡来的东西一股脑地裹在身上。只要彼此之间隔着一丁点儿距离，不管是空间的距离还是时间的距离，他们就会为穿着打扮的事情相互嘲笑。每一代都会嘲笑过往的时尚，同时又虔敬地追随新起的时尚。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衣装让我们觉得十分好笑，就跟它们是食人岛男女岛主的服饰似的。离开了人的身体，所有的衣装都会显得凄惨怪异。只有穿衣者的严肃目光和诚笃生活才能遏止旁人的笑声，给衣装添上神圣的辉光。戏台上的花衣丑角突发腹痛之时，华丽的戏服定然遮不住腹痛的苦楚，战场上的士兵身遭炮击之时，破烂的征衣也堪比侯王的紫袍。

男男女女都追求新奇式样，这种蒙昧幼稚的趣味驱使他们无数次地晃动万花筒，无数次地眯起眼睛往里面看，试图找到当今世代当下需要的那个图案。制衣厂商早已明了，这样的趣味不过是毫无道理的一时兴致。两种款式基本一样，差别仅仅是多用或少用了几根某种颜色的彩线，往往却一种大卖特卖，另一种无人问津。只不过，同样屡见不鲜的情况是，换季之后，后者又摇身变成了最为时髦的款式。相较于这种风气，纹身这种所谓的陋习可说是名不副实。纹身图案虽然深入肌肤，无法改变，但这并不足以使纹身蒙上陋习之名。

我无法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就是解决穿衣问题的最佳方式。本国工人的生产条件，一天比一天更像英国工人。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工厂制度的首要目标无疑是帮助各家公司发财致富，绝不是为人类提供朴素合用的衣物。长远看来，人们能射中的只会是自己瞄准的靶子。有鉴于此，人们应当志存高远，哪怕它一时之间无法实现。

说到居所，我并不否认这是当今生活的必需之物，尽管世上确实有那么一些事例，说明人可以不要居所，照样能在比美国寒冷的地方长期生活。据塞缪尔·雷恩所说，“身穿皮衣的拉普兰人用皮袋子罩住脑袋和肩膀，便可以一晚接一晚地睡在雪地里……睡在足以把穿毛衣的人冻死的寒气中。”雷恩是见过他们这么睡觉的。他还补充说，“他们的体格并不比其他的种族强健。”不过，十有八九，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没多久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发现了所谓的“家庭温暖”，这个词最初指的可能是居室提供的舒适，并不是家人带来的慰抚。当然，到了有些地方，我这个说法会显得极其偏颇狭隘，因为在那些地方，人们脑子里的房屋通常与冬天和雨季联系在一起，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不着房屋，只需要一个遮阳的篷子。就算是在我们这种气候条件下，以前的人们过夏天的时候，所谓的居所基本上也只是夜里的一点儿遮盖。印第安人用刻画的符号来记事，一间棚屋代表一天的行程，他们宿营了多少次，刻画在树皮上的棚屋就有多少间。人类天生不够高大强壮，只好设法缩小自己的世界，用墙垣围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空间。人类起初赤身裸体，野处露宿，如果是在和煦的昼日，倒也可以过得十分惬意，然而，倘若人类不曾急匆匆地求得房屋的荫庇，淫雨寒冬，更别说炎炎烈日，说不定早已把这个物种扼杀在了襁褓之中。神话有载，亚当夏娃最先是用树叶编成的凉棚遮蔽身体，后来才懂得穿衣。人需要一个家，需要一个温暖舒适的所在，为的首先是身体的热乎，其次才是情感的暖意。

我们可以想见人类摇篮时期的那个时刻，想见第一批勇于进取的凡夫爬进岩洞躲避风雨的情景。所有的儿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人类探索世界的历程，喜欢待在户外，哪怕天气又潮湿又寒冷。跟骑马游戏一样，搭房子的游戏也是儿童的本能兴趣。小时候，我们曾对形如屋檐的岩石和通往洞穴的小径怀有多么强烈的兴趣，谁会不记得呢？之所以如此，根由正是我们得之于人类始祖的那份天生向往。以穴居为起点，我们逐步学会了用棕榈树叶、树皮树枝、亚麻苫布、青黄草秸、木板木瓦和石头瓦片来铺墁屋顶。到最后，我们忘记了野处露宿的况味，过起了驯化的生活，驯化的程度超过了我们自个儿的认识。壁炉与原野之间，距离十分遥远。如果我们能在更多的昼日夜晚摒去一切遮挡，直面天上星辰，如果诗人能更多地去户外游吟，如果圣徒不再枯守房中，说不定会更好。鸟儿不会在洞穴里歌唱，鸽子也不靠鸽棚来庇护它的纯洁。

不过，人若是立意营建住宅，那就得拿出一点儿新英格兰人的精明，免得到最后才恍然大悟，自己盖的并不是什么安居之所，反倒是一间服劳役的工坊，一个没有路标的迷宫，一间博物馆，一间救济院或一所监狱，甚或是一座堂皇的陵墓。首先要考虑的是，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为前提，居所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我曾亲眼看见，造访本镇的珀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住在薄棉布缝成的帐篷里，帐篷周围的积雪几乎有一尺厚。当时我想，他们没准儿还巴不得积雪再厚一点，好帮他们挡风哩。以前我非常苦恼，不知道怎样才能一方面践行诚实的生活，一方面又保住追求个人理想的自由。如今我的苦恼有所减轻，原因是不幸得很，如今的我比以前麻木了一些，并且见惯了铁路旁边那个六尺长三尺宽的大箱子，从中得到了启迪。那个箱子是工人们夜里存放工具的仓房，它提醒了我，生计艰难的人们都可以花一块钱买一个这样的箱子，在箱子上钻几个好歹可以透气的孔洞，雨天或夜晚便可以钻进箱子，拉上箱盖。如此这般，人们便拥有爱的自由，灵魂也了无羁绊。这样的生活并不显得格外糟糕，更不是什么可鄙的选择。你喜欢多晚睡就可以多晚睡，睡醒了只管出门，不会有地主或房东追着你讨要租金。为了给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付租金，许多人都被折磨至死，这些人若是住进我说的这种箱子，倒还不至于受冻而亡。我这些话，绝没有说笑的意思。家计问题容可等闲视之，却不容置之不理。此土养育了一个坚忍粗犷的种族，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户外生活。曾几何时，几乎是全靠大自然送上门来的建材，他们就建起了舒适宜人的房屋。一六七四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印第安事务总管顾金写道：“他们的上等房屋用树皮苫顶，苫得整整齐齐，又牢固又保暖。树液枯干的季节，树皮会从树干上剥落下来。趁着树皮还没有变色硬化，他们就用沉重的木料把它压成大块的薄片……次一等的房屋用莎草编的席子苫顶，同样是又牢固又保暖，但还是比不得上等房屋……我见过的一些房屋长达六十尺或一百尺，宽度则是三十尺……我常常在他们的棚屋里借宿，发现这些棚屋非常暖和，跟英格兰最好的房子一样。”顾金还补充说，棚屋里备有各种用具，地面通常铺有做工精细的绣花席子，墙面也贴着同样的席子。当时的印第安人已经非常先进，懂得在屋顶开个洞，又在洞口挂一张带有拉绳的席子，借此调节通风效果。这种房屋的初建工期最长不过一两天，以后若是拆散重搭，那就只需要几个钟头的时间。每家人都拥有一座棚屋，或者是棚屋里的一个隔间。

蛮荒状态之下，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个不逊于任何家庭的居所，足以满足他们不甚讲究的简单需求，与此相反，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天上的飞鸟有窝巢，地上的狐狸有洞穴，蛮族也有自己的棚屋，现代的文明社会却至多只有半数家庭拥有自己的居所。在文明格外鼎盛的大城镇，自有居所的家庭只占极小的一个比例，其余家庭都不得不支付年租，以便获取这件全家人无论冬夏都离不了的外套。高昂的年租本可买下整个村子的印第安棚屋，如今却成了他们一世受穷的根由。我这些话并不是为了申说买房优于租房的道理，因为事情显而易见，野蛮人之所以自有居所，是因为居所所费无几，文明人之所以普遍租房，则是因为买不起房，长远看的话，恐怕连租都租不起。有的人反驳说，话虽如此，但贫困的文明人只需要付点儿租金就可以住上房子，跟蛮族的居所相比，他们的房子简直是宫殿。按照乡区的行情，只需要支付二十五到一百元的年租，贫困的文明人就可以享受好几个世纪的改良成果，比如宽敞的房间、干净的涂料墙纸、拉姆福德壁炉、带有灰泥夹层的墙壁、百叶窗帘、铜制水泵、弹簧锁、容量巨大的地窖，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设施。然而，据称享有这些东西的文明人往往过着贫困的生活，没有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往往日子富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我们断言，文明带来的是人类状况的真正改进——我认为确实是，尽管只有智者才能从中受益——那我们必须证明，文明带来了更好却并不更贵的居所，而在我看来，一件东西的贵贱取决于我们得付出多少生命去交换它，无论是即刻的付出还是长期的付出。我们这一带的普通房屋大概是八百元一幢，攒够这个数目需要一名劳工付出十到十五年的生命，哪怕他没有家室的拖累。这是按一天一元的劳动货币价值来计算的，有一些劳工的收入固然比这个高，另一些的收入却不到这个数。这一来，劳工通常要到后半辈子才能挣来他那间棚屋。假定他选择只租不买，那也不过是剜肉补疮，划不划算不好说。如果野蛮人按这样的交易条件把棚屋换成宫殿，能算是明智之举吗？

诸君当可揣知，依照我的看法，这类多余产业的用场基本上只是充作以备不虞的资本，就个体而言则主要是充作丧葬费用的储备。话又说回来，人兴许是用不着自己埋葬自己的。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体现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当然，文明制度的设计者无疑是出于造福我们的良好用心，他们之所以把文明种族的生活变成一套制度，任由它吞噬大部分的个体生活，目的是维系并改善整个种族的生活。但我想要阐明，我们为目前所得的这点儿好处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还想告诉各位，我们或许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善用文明制度，取其利而避其害。既是如此，你们怎可说你们身边常有穷人，怎可说父亲吃酸葡萄倒了儿子的牙？

“主耶和华说，我指我的永生起誓，你们以色列人必不再有说这句俗话的因由。”

“看哪，世人的灵魂都属于我。为父的灵魂属于我，为子的灵魂同样属于我。罪孽的灵魂，必遭殛灭。”

我的邻人都是些本镇农夫，日子过得不比任何阶层差。掂量他们处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大多已经辛勤耕耘了二十、三十乃至四十年，为的是成为自家农场的真正主人。他们的农场通常是做过抵押的继承产业，要不就是借钱买的，而他们大多尚未还清为此欠下的债务。他们这么些年的辛勤耕耘，有三分之一可以算做他们为自家房屋付出的代价。千真万确，抵押造成的债务负担往往会超过农场的价值，以至于农场本身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把农场继承下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们对农场太过熟悉，不忍割舍。我找那些估税的官员了解情况，结果是惊讶地发现，本镇范围内完整拥有自家农场产权的人，他们一时之间连十个也数不出来。你要是有意了解这些农场的历史，不妨去问问那些收受抵押的银行。靠农作还清农场债务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以至于个个都会成为街知巷闻的人物。要我说，整个康科德都未必找得出三个这样的人。听人说，绝大多数的商人注定以失败告终，一百个当中只有三个能成功，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农夫。不过，说到商人的情况，有个商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商人的失败大多不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损失，仅仅是违反契约的信用损失而已，原因无非是履行契约于己不利。换句话说，蒙受损失的是人的道德品质。但是，这样的情形只会使商业显得无比龌龊，还会让人猜想，就算是那三个没有失败的商人，多半也没能成功拯救自个儿的灵魂，反倒是遭遇了更加严重的破产，比堂堂正正的经营失败还要糟糕。宣告破产和拒不履约好比两块跳板，我们的大部分文明都踩在上面翻筋斗耍杂技，与此同时，野蛮人脚下却只有一块毫无弹性的板子，那便是长年的饥馑。尽管如此，米德尔塞克斯农牧展照样是年年都在大张旗鼓地举行，就跟农业这台机器的所有部件都已经磨合良好似的。

农夫竭力解决生计问题，所用的方法却比问题本身还要复杂。只为了弄到几根鞋带，他就去投机牲畜买卖。凭借娴熟的技艺，他用细如发丝的弹簧设下圈套，本打算捕获舒适与自立，转身却套住了自己的双腿。农夫之所以穷困，原因就在这里。由于大致相同的原因，我们大家都陷于穷困，生活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奢侈品，却没有野蛮人的百般安适。正如查普曼剧中所言：

这荒唐的人类社会——

一味贪慕尘世的荣华，

将天国的安适看作泡影。

有了房子之后，农夫的日子只会更穷，不会更富，与其说是他拥有了房子，倒不如说是房子拥有了他。莫默斯曾经批评密涅瓦的盖房技术，因为她“盖的房子不能移动，碰上恶邻不方便逃离”。照我的理解，他这条意见可谓言之成理，如今也依然适用，因为我们的房子实在是一件笨重的家当，以至于我们往往不是住在里面，而是被关在了里面。至于那个需要躲避的恶邻，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可鄙的自我。据我所知，本镇至少有一两户人家盼望卖掉自己的郊区住宅，搬到镇中心去住。他们盼望了将近一个世代的时间，还是没能把盼望变成现实，看样子，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获得自由。

我们尽可假定，多数人终究能够拥有或租来现代的房屋，享受所有的改进设施。然而，文明虽然改进了我们的房屋，却不曾使房屋的居者得到同样的改进。文明创造了宫殿，创造贵族和王者却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高尚，如果他大半生的努力为的只是粗鄙的生计与享受，那他凭什么要比野蛮人住得好呢？

还有那贫穷的少数人，他们又过得怎么样呢？以外部条件而论，我们兴许会发现，有多少人爬到高于野蛮人的优越地位，就会有多少人跌进低于野蛮人的恶劣处境。一个阶层的豪奢，总得靠另一个阶层的窘乏来平衡。这一头有了宫殿，那一头就得有救济院，还得有“沉默的穷人”。千千万万的民夫为法老营建金字塔陵墓，领到的口粮只是大蒜，死时也多半没有像样的葬身之所。雕完了宫殿飞檐的石匠，可能得回到比棚屋还不如的破房去过夜。我们切不可错误地以为，只要国家具备通常的文明表征，很大一部分国民的生活就不会堕落到野蛮人的水平。我现在说的是穷人的堕落，富人的堕落暂且不提。要认清这个道理，我只需要看看代表着文明最新成就的铁路，再看看铁路沿线比比皆是的窝棚，用不着再看什么别的。每天散步的时候，我总是能在铁路沿线看见栖身猪圈的人类。为了见点儿天光，他们整个冬天都敞着门，可他们的屋子里看不到生火的柴堆，而柴堆常常是可想而知必不可少的东西。寒冷和苦难迫使他们养成了缩手缩脚的积习，老老少少都经年累月地蜷着身子，四肢和身体机能的发育也受了阻滞。我们当然该好好看看这个阶层的境况，正是他们的劳动成就了彰显这代人特质的伟业。英格兰是世界的大工场，各行各业的英格兰工人过的也是多多少少与此相类的日子。我还可以举出爱尔兰的例子，根据地图上的标注，那是个混沌已开的文明地区，可你们不妨看看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拿他们跟随便哪个尚未因接触文明人而堕落的蛮族做个对比，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或者是南太平洋的岛民。不过我绝不怀疑，爱尔兰人的统治者也很贤明，并不低于文明世界统治者的平均水准。这个民族的身体状况只能证明一件事情，那便是污秽与文明并非水火不容。南方各州的劳工是本国大宗出口商品的生产者，本身也是南方各州的大宗产品。可我压根儿用不着拿他们来做例子，只谈谈那些据说是条件中等的人就够了。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都没想过，房子到底是什么，只是觉得邻居有房子，自己也得有一座，结果是毫无必要地受了一辈子穷。情形就好比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穿什么衣服全由裁缝说了算，又好比一个人渐渐舍弃了原有的棕叶帽或土拨鼠皮帽，跟着就开始抱怨生计艰难，因为他买不起王冠！要想把房子造得比目前还要舒适，还要豪华，以至于大家都承认自己买不起，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就非得时时刻刻地贪求更多，就不能偶尔满足于更少吗？难道说，正派的市民非得郑重其事地言传身教，要求年轻人在死前备办几双多余的雨鞋、几把多余的雨伞和几间空置的客房，好招待并不存在的客人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跟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家具一样简单？我们把那些人类的恩人尊为天国的使者，说他们把神圣的礼物带给了人类，想到他们的时候，我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前呼后拥的跟班扈从，并没有浮现大车小车的时髦家具。要不然我退一步，承认我们的家具理当比阿拉伯人的家具复杂，以便配衬我们高他们一等的道德与智力！这个说法怎么样，岂不是荒唐透顶？现如今，家具把我们的房子塞得满满当当，弄得污秽不堪，尽责的主妇都会把大部分此类货色扫进垃圾坑，绝不会让自己的晨间活计半途而废。晨间活计！迎着奥萝拉的红晕和曼侬的乐声，生而为人的我们，到底该操持什么样的晨间活计？我桌上本来摆着三块石灰石，可我惊骇地发现，每天我来不及擦拭脑子里的家具，反倒要给这几块石头掸灰，于是就深恶痛绝地把石头扔到了窗外。我连几块石头都容不下，怎么受得了满是家具的房子？我宁可坐在露天里，因为草叶不会积尘，除非是在已遭人类破坏的土地。

大众趋之若鹜的时尚，始作俑者都是骄奢淫逸之徒。旅人若是投宿所谓的高档旅店，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店家会把他当成萨达纳帕罗斯来伺候，而他若是任由店家百般奉承，很快就会尽丧阳刚之气。依我看，设计火车车厢的时候，我们花在排场上的钱往往比花在安全与便利方面的钱还要多。这一来，车厢恐怕会既不安全也不便利，蜕变为一间现代的客厅，配的是土耳其软榻、奥斯曼脚凳和遮光窗帘，以及其他上百种东方玩意儿。我们正在把这些玩意儿引入西方，可它们原本服务于土耳其的后宫嫔妃和娘娘腔的天朝子民，我们美国人应该以知晓它们的名称为耻。我宁可拿南瓜充当凳子，独享这个座席，也不愿跟别人在天鹅绒垫子上挤来挤去。我宁可坐着牛车漫游大地，呼吸自由流动的空气，也不愿搭乘花里胡哨的观光列车上天堂，一路忍受乌烟瘴气。

原始时代的人类过着一丝不挂的简单生活，这样的生活至少蕴含着一个好处，也就是说，他可以继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寄居，安守过客的本分。吃饱睡足之后，精神抖擞的他便可以再次盘算自己的行程。实在说来，他始终在天地的帐篷里安身，时而穿过沟谷，时而横越平原，时而攀上山巅。可是，瞧啊！如今他已经变成了自制工具的工具。饿了就径自采摘果实的人，如今变成了农夫；站在树下躲日头的人，如今变成了户主。如今我们不再扎营过夜，而是枯守在大地的一隅，忘记了天堂的存在。我们信奉基督的教义，但却仅仅视之为一种改良的耕作方法。我们为今生营建了家族宅第，又为来世营建了家族墓园。最上乘的艺术应当表现人类挣脱这种卑微处境的奋斗，我们的艺术却一味地粉饰这种处境，好让人们安于现状，忘记那个更高的境界。就算有什么高雅的艺术品流传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现今的人类村庄也着实没有它的立足之地，因为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房屋与街道，并不能为它提供适当的底座。这个镇子找不出哪怕一枚挂画的钉子，也找不出哪怕一个适合安放英雄或圣徒胸像的展架。每当想到我们建造房子的方式，想到房款结清或积欠的过程，想到住户操持家计的法子，我就会感到奇怪，在访客啧啧赞叹壁炉台上那些花哨摆设的时候，他脚下的地板为什么不塌下去，好让他掉进地窖，踩上那块土里土气却坚固扎实的地基。我禁不住觉得，人们所说的这种富裕精致的生活，其实是一座跳着去够的空中楼阁，那个跳跃的动作占据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所以我欣赏不了装点这种生活的精致艺术，因为我记得，货真价实只靠人类肌肉完成的跳跃，最高纪录是由某个阿拉伯游牧民族创造的，据说是跳到了离地面二十五尺的高处。如果没有外力的支撑，人即便跳到了那个高度，终归还是得落回地面。对于那些空中高阁的主人，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支撑你的是谁？你是那九十七个失败者当中的一员，还是在三个成功者之列？等你回答完这些问题，兴许我会瞧瞧你那些零碎摆设，甚至看到它们的装饰价值。马后车前，既不实用也不美观。用美丽的物件装点房屋之前，我们先得把墙皮剥干净，把我们的生活剥干净，还得用美丽的家政和美丽的生活方式打好基础。话又说回来，审美的品味最好是在户外培养，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户主。

老约翰逊在《神奇造化》中讲到了本镇的第一批移民，那些人跟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告诉我们，“他们在山坡上挖地洞，以此作为最初的居所，又在洞口搭起木架，糊上厚厚的泥土，然后生起浓烟滚滚的火，把最上面的泥土烤干。”他还说，他们始终没有“造房盖屋”，“直到土地在上帝庇佑之下长出可充口粮的庄稼为止”，而他们第一年的收成少得可怜，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不得不把口粮削减到少之又少的地步。”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新尼德兰省府总办说得更加详细。一六五〇年，他用荷兰文晓谕那些想来本省垦殖土地的人：“新尼德兰的居民，尤其是新英格兰的居民，刚开始无力营建合意的农舍，于是就在地上挖一个类似地窖的方坑，深度是六七尺，长宽则各择其宜，再用木框撑住泥坑四壁，木框表面贴上树皮之类的东西，以防坑壁坍塌。他们给方坑铺上木头的地板和天花板，再用圆木搭一个高耸的屋顶，覆上树皮或草皮，这样便有了一座干燥温暖的房子，全家人可以在里面住上二到四年。不用说，方坑里面都有隔断，隔间数目视家口多寡而定。殖民地草创时期，新英格兰的富豪显贵刚开始也住这样的房子，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这样可以省下建房的时间，以免来年食物匮缺；其二，他们从祖国带来了大批的穷苦劳工，这样可使劳工不至于忿忿不平，心灰意冷。三四年之后，当地的农业已经有了根基，他们才开始一掷千金，为自己兴建堂皇的住宅。”

我们的先人选择的这条道路，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审慎的态度，看样子，他们的原则是首先满足最迫切的需求。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求满足了吗？起意为自己置办华堂大宅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事不可为，原因呢，这么说吧，本地的人性栽培事业尚无根基，而我们依然在被迫削减自己的灵性口粮，幅度远甚于先人削减他们的麦粉口粮。倒不是说建筑应该全无装饰，因为装饰并非全无必要，哪怕是在最蛮荒的时期。只不过，我们的房子首先应该具备美的内衬，美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像贝壳那样美在内里，不注重表面的堆砌。可是，真不巧！我进过那么一两座房子，知道它们的内衬都是些什么东西。

今天的人类虽已退化，倒还没有娇气得住不了山洞棚屋，穿不了兽皮衣服，话虽如此，上策无疑是接纳发明与工业带来的种种好处，哪怕这些好处让我们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在我们这样的地方，跟合适的山洞、整段的木料或足量的树皮相比，甚至是跟软硬适中的粘土或平整的石板相比，木板木瓦和砖块石灰反倒是更加便宜，得来也更加容易。盖房子的事情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摸透了这件事情。稍微多动点儿脑筋，我们就能用好这些材料，不光可以把自己变成富甲天下的人物，还可以把我们的文明变成真正的福祉。真正的文明人，其实就是更有经验、更为睿智的野蛮人。好了，我还是赶紧说说我自个儿的实验吧。

一八四五年三月末，我拿着借来的斧子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树林，走到离我看中的建房地点最近的地方，动手砍伐那些高挑笔直、树龄尚轻的白松，备办建房所需的木材。事业刚刚起头的时候，难免要向人借点儿东西，话又说回来，向人借东西兴许是一种十分慷慨的举动，可以让出借东西的乡人从你的事业当中收获利息。把斧子交给我的时候，物主告诉我，他把斧子看得像眼珠子一样金贵，不过，等到我物归原主的时候，斧子比原来还要锋利几分。我干活的地方是一片景色宜人的山坡，山坡上长满松树，透过松林可以看见湖面，还有一小块林间空地，空地里的松树和山核桃刚刚破土。湖面的冰层尚未融化，但也有几处已经开冻，整个冰层将消未消，颜色幽暗。我在山坡上干活的那段日子里，天上下过几阵小雪，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收工回家路过铁道的时候，我总是能看到伸向远方的黄砂路堤在蒙蒙的雾气中闪闪发亮，看到铁轨在春天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总是能听见云雀、霸鹟和其他鸟儿的鸣啭，由此知道它们业已到来，与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那段日子春光明媚，人们心里的寒冬渐渐和大地一同解冻，蛰伏多时的生命也开始舒展筋骨。有一天，我的斧子脱了柄，于是我砍下一根青绿的山核桃枝来当楔子，先用石头把树枝砸进斧头的榫眼，再把斧子整个儿浸入湖面的冰洞，为的是把树枝泡胀。这时我看见一条花蛇趖到水中，跟着就躺在湖底，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我待了超过一刻钟才离开，而它一直都安卧原地，大概是还没有从蛰伏状态中彻底甦醒吧。在我看来，人们之所以走不出眼下这种低级原始的境况，也是因为类似的缘由。不过，一旦他们感应到蓬勃阳春的召唤，必然会奋起登攀，升入更为高远、更富灵性的人生境界。以前的一些霜冻清晨，我也在路上看见过蛇，它们身上依然有一些僵硬麻木的部分，正在等待太阳为它们解冻。四月一日，雨落冰融。那天早上大雾弥漫，我听见一只失群的大雁在湖上逡巡叫号，好像是迷失了方向，又好像它不是大雁，而是迷雾的精灵。

我这样忙活了好些天，每天都在伐树削木，造梁作柱，靠的只是我这把小小的斧子。其间我没有多少值得叙说的想法，也没有多少问学求知的思索，只好自吟自唱：

人们总是夸说，自己无所不知；

可是你瞧！所知皆已插翅飞去——

艺术与科学，

连同千般器具；

吹拂不息的风儿，

才是人们的全部所知。

我把大部分木材劈成六寸见方的木条，用作龙骨的木条大多数只削两面，用作椽子和地板的木条则只削一面，其余各面留着树皮。这么着，跟锯出来的木料相比，我这些木料不光是同样挺直，而且强韧得多。这时我已经借来了别的工具，于是就在每根木条的末端仔仔细细地做上榫眼或是榫头。我每天在林子里干活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可我通常会带上面包和黄油充作午餐，中午就坐在我砍下来的翠绿松枝中间，边吃边阅读包裹食物的报纸。面包会染上松枝的清香，因为我双手都沾满了厚厚的松脂。没等房子完工，我已经和松树化敌为友，我虽然砍倒了几棵松树，但却对这种树木有了更多的了解。有时候，丁丁的斧声会引来漫步林中的闲人，我们便可以隔着我砍削完成的木条，开心地聊上一阵。

我讲究的是慢工细活，并没有急于求成，所以到四月中旬才把房子的框架做完，准备开始搭建。在菲奇堡铁路干活的爱尔兰人詹姆斯·科林斯有间木屋，之前我已经把它买了下来，为的是利用它的板材。大家都觉得，詹姆斯·科林斯的木屋盖得特别好。我去看房子的时候，科林斯本人没在家里。我在木屋外面转了转，屋里的人一开始没有看见我，因为木屋的窗子又高又深。木屋很小，带有一个农舍风格的尖屋顶，其他就没多少可看的了，因为屋子周围积起了五尺高的灰土，活像一个肥堆。屋顶算是它最完好的部分，却也有很大一片已经被太阳晒得翘曲变形，酥脆易裂。木屋没有门槛，门板下方是一条通道，供他家的几只母鸡随时出入。科林斯太太跑来应门，招呼我进屋去看。我往屋里走的时候，母鸡也被我赶了进去。屋里黑黢黢的，大部分的地面没铺地板，只有潮湿发粘、寒气森森的泥土，仅有的几块地板散布各处，一看就经不起挪动。科林斯太太点起一盏灯，好让我看看屋顶和墙壁的内侧，再看看床下铺的地板，并且提醒我小心脚下，免得掉进屋里的地窖。所谓地窖，不过是一个两尺深的垃圾坑而已。用她自个儿的话来说，这屋子“顶上的板子很好，四周的板子也很好，还有一扇很好的窗子”——窗子本来是两个封得严严实实的方格，只可惜，她家的猫儿最近从那里钻了出去。屋里有一个火炉、一张床、一块可以坐人的地方、一个出生在这间屋里的婴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镀金边框的镜子，还有一个钉在一段橡木上的簇新咖啡磨，此外就没有别的。詹姆斯这会儿已经回了家，买房的交易由此迅速达成。我得在当晚付清四块二毛五的房款，他得在第二天早上五点之前搬走，不得把木屋转卖他人，好让我六点钟过去接收。他跟我说，早点儿来比较好，免得有人找我啰嗦，索要数额不详却毫无道理的地租和燃料费。他还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麻烦。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在路上碰见了科林斯一家。他们带着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床、咖啡磨、镜子和母鸡一样不少，只缺了那只猫。那只猫已经奔向树林，变成了一只野猫，后来我还听说，它踩上了捕土拨鼠的夹子，最终变成了一只死猫。

我当天上午就拆掉了这间木屋，拔出所有的钉子，用小推车把板子一趟一趟地运到湖边，摊在草地上曝晒，好让板子颜色变浅，恢复平整。推着车走过林中小径的时候，一只早起的鸫鸟送了我一两支小曲。有个爱尔兰小家伙向我告密，说在我推车离开的当儿，住在附近的爱尔兰人希利把那些比较直、可以用、看着还凑合的钉子、U形钉和长钉一股脑地装进了自个儿的口袋，然后就站在木屋残墟的旁边，扮出一副刚刚起床、事不关己、春思绵绵的模样，等着跟返回的我打招呼。眼下没什么活计可干，他是这么说的。他的到场意味着观众的存在，可以把这件显然琐屑的事情变成一个重大事件，与搬走特洛伊众神相仿佛。

我把自家的地窖挖在一个向南的山坡上，那里本来就有个土拨鼠挖的洞。我一直往下挖，穿过漆树和黑莓的根，直到土层变成细细的沙子，再没有植物的痕迹。这样一来，再冷的冬天也冻不坏贮藏在地窖里的土豆。我的地窖六尺见方，深度是七尺，四壁没有取直，保持着略带倾斜的角度，也没有砌上石头。好在地窖见不到阳光，洞壁的沙土并不会往下掉。挖这个地窖，只费了我两个钟头的工夫。这件破土动工的活计使得我满心欢喜，原因是无论纬度高低，人们都可以往地下挖，求得一个恒定的温度。城市里那些房子再怎么堂皇，底下照旧会有个地窖，人们在那里贮藏自己的根。地上的建筑湮灭多年之后，后人依然能看见地窖的痕迹。今天的房屋一如往日，不过是地洞入口的一种门廊而已。

时间到了五月初，在几个熟人的帮助下，我终于把房子的框架立了起来。其实我用不着别人帮手，只是觉得机会难得，不妨借此增进邻里亲睦。我的帮手都是些品格高贵的人物，从这个方面来看，我的荣幸实在是无人可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必定会参与搭建更为崇高的建筑。我是在七月四日搬进新居的，房子的屋顶和墙板那时才刚刚弄好，因为我的墙板做得格外仔细，用的是羽缘层叠的样式，这样就可以彻底地隔绝雨水。此外，安装墙板之前，我已经在房子的一端砌好了烟囱的基础，耗用的石头足可装满两架推车，都是我亲手从湖边搬到山上的。烟囱完工则是在我秋天锄完地之后，生火取暖成为必需之前。其间我都是露天做饭，大清早就把饭做好。到现在我也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样做饭不光比通常的做法简便，而且更加惬意。如果天降暴雨，而我的面包还没烤好，我就把几块板子架在火堆上方，然后坐在板子底下照看面包的火候，享受几个钟头的快乐时光。那些日子我总是不得空闲，所以没读什么书，话又说回来，地上捡来的零星纸片，还有我那些权充食品袋和桌布的报纸，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功效着实不逊于《伊利亚特》。

我为盖房子的事情花了不少心思，但这件事情还值得更加周详的考虑，比如说，我们应当考虑门扉窗牖、地窖阁楼的人性依据，兴许还应当彻底放弃建造地上建筑的打算，除非我们找到了更为充足的建造理由，不只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人为自己建房，大致相当于鸟为自己筑巢，算得上合情合理。筑巢觅食的时候，鸟儿无不放声欢唱，既然如此，人若是亲手建造自己的住房，以简朴诚实的方式为自己和家人求得食粮，说不定就能普遍具备歌咏的才赋，谁知道呢？可是，唉！我们实实在在地跟牛鹂和杜鹃一样，总是把蛋下在其他鸟儿筑好的巢里，还总是发出呕哑啁哳的叫声，不能给任何旅人带来欢乐。难道说，我们永远都要把建造的乐趣让给木匠？就大多数人的体验而言，建筑究竟能算什么？我干过不少行当，但却从没见过哪个人自建住房，从事这份如此简单、如此天经地义的职业。我们都不是完整独立的个体，仅仅是群体的一分子。裁缝只相当于九分之一个人，残缺不全的人却不只是裁缝，教士、商人和农夫也是如此。这样的劳动分工到哪里才是尽头？最终又能达到什么目的？毫无疑问，其他人不妨帮我思考，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可以替我思考，不给我独立思考的余地。

千真万确，本国有一些所谓的建筑师，据我所知，其中至少有一位认为，建筑装饰应该以真理为内核，以必要为尺度，这样才算是美。他狂热地信奉这种观点，把它捧得跟天启一样神圣。照他自个儿的看法，这种观点兴许已经十全十美，其实呢，这也比庸众的艺术见解高明不了多少。他是个扭扭捏捏的建筑改良派，改良建筑不从基础开始，反倒从飞檐入手。他关心的只是如何把真理的内核塞进房屋的装饰，确保每粒糖果都含有扁桃仁葛缕子之类的夹心——可我始终认为，扁桃仁不裹糖衣最好——但却不曾考虑，房屋的居者该如何撇开花巧的装饰，合理地建造房屋的里里外外。有哪个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仅仅是外在的皮面功夫，会认为龟甲的斑纹和贝壳的珠母色泽也跟百老汇居民的三一教堂一样，是靠工程承包得来的呢？实在说来，房屋的建筑风格跟居者关系不大，就跟龟甲的斑纹对乌龟来说无关紧要一样。士兵也用不着没事找事，非要把象征其品格的特定色彩涂上军旗。士兵品格如何，敌军自会领略。真正上阵的时候，士兵没准儿会吓得脸色煞白哩。我仿佛看见，前面说的这位建筑师正在从飞檐上探出身子，抖抖索索地冲房屋的住户念叨他的一知半解，而那些住户虽说粗俗，实际上却比他懂得多。我心目中的建筑之美，必定是由内而外逐渐生发的，它应当植根于居者的需求和品性，因为居者才是唯一的建造者，应当植根于某种自然而然的诚笃与高贵，不掺杂任何装点门面的心机。要想为建筑添上这样的美，前提是居者缔造了同样自然的生活之美。画家们都知道，本国最引人入胜的居所通常是穷人的住宅，是那些最为朴实、最为简陋的农舍木屋。它们之所以入画，不只是因为屋子外观的特异之处，更多是因为屋子里那些住户的生活。同样引人入胜的还有城市居民在郊区的箱形小屋，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他们可以生活得同样简单、同样适意，同样不需要极力追求居所的风格效果。相当一部分的建筑装饰确乎是华而不实，哪怕九月的狂风将它们通通刮走，如同刮走借来的羽毛，建筑的本体也不会遭受丝毫损伤。地窖里没有佳酿名产的人，离了建筑学也能过。如果文学领域出现了同样小题大做的风格矫饰，如果我们那些经典著作的建筑师，全都跟我们那些教堂的建筑师一样，也花费了无数的工夫去雕琢他们的飞檐，情形又会如何？结果便是所谓的纯文学和纯美术，以及汲汲于此道的各位学究。为了确定自个儿头上脚下的几根木条该摆成什么角度，确定自个儿安身的箱子该刷成什么颜色，人们真是操碎了心。倘若人们果真是自己在摆放木条，自己在涂抹颜色，这事情还多少有点儿意义，然而，住户若是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这事情便与自制棺材无异，房屋建筑学就会蜕变为“坟墓建筑学”，“木匠”也会蜕变为“棺材匠”的别称。出于对生活的绝望抑或冷漠，有个人曾经说，人们不妨从自己的脚下抓一把泥土，泥土是什么颜色，自己的房子就刷什么颜色。说这话的时候，他想的是不是他那间逼仄的最终寓所呢？如果是的话，那就再扔个硬币好了。他可真是有闲！干嘛要费事儿去抓一把泥土呢？倒不如干脆把房子刷成你自个儿的肤色，让房子替你去变颜变色，红一阵白一阵。这可是改良村舍建筑风格的创举哩！要是你为我备好了这样的装饰，我一定照单全收。

我赶在入冬之前砌好了烟囱，还给本已防雨的房子四壁多贴了一层板条，用的是原木最外层的木头。这些板条树液淋漓，歪歪扭扭，我只好使上刨子，把它们的边缘修齐。

这么着，我有了一座板条贴墙、灰泥糊壁、风雨不侵的房子。房子宽十尺，长十五尺，柱高八尺，带有阁楼和储物间，左右两侧各有一扇大窗，还有两道分别通往阁楼和地窖的活板门，一道开在房子一端的大门，外加一个正对大门的砖砌壁炉。以下我将列出我这座房子的准确造价，其中包括我按正常市价购买材料的费用，但却不包括人工，因为所有的活计都是我自个儿完成的。我之所以要把这些细枝末节写出来，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准确说出自家房子的造价，能把材料费用逐项说清的人更可谓绝无仅有：

木板………………………八元零三分五厘（大多数是别处拆来的旧板子）

盖顶贴墙的粗劣木板……………………四元

板条…………………………一元二角五分

两扇带玻璃的二手窗子……………二元四角三分

一千块旧砖……………………………四元

两桶石灰……………………二元四角（买贵了）

马毛……………………三角一分（买多了）

壁炉上沿的铸铁横档…………………一角五分

钉子………………………………三元九角

合页和螺钉…………………………一角四分

门闩…………………………………一角

白垩…………………………………一分

搬运费…一元四角（我自己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搬运工作）

合计……………………二十八元一角二分五厘

材料大致如上所述，此外还有木料、石头和沙子，这几样都没花钱，是我依照先占先得的规矩弄来的。我还在房子旁边搭了间小小的柴房，用的主要是建房剩下的材料。

我倒是想为自己盖一幢华堂大屋，把康科德主街上的所有房子都比下去，只不过，这样做得有个前提，那就是它得跟现在这座一样合我的心意，造价也不能比现在这座高。

我由此发现，想有个安身之所的学生都可以弄到一座能住一辈子的房子，花费绝不会超过他眼下支付的年租。假使有人觉得我太过夸大，那我也可以为自个儿开脱，我这么吹嘘并不是为我自己，为的是整个人类，我言辞当中的破绽与矛盾，并不影响我观点的真确。尽管我有不少虚夸矫情之处——这些都是我的糠秕，我发现我很难把它们剔出我的麦粒，而我跟大家一样，也为这样的情形深感惋惜——我依然要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个观点，借此卸下身心两方面的重负。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故作谦卑，以至于变成恶魔的辩护士。我打算尽心尽力，替真理说句公道话。剑桥那所学校的学生宿舍只比我的房子大一点点，单是房租就要三十元一年，虽说建筑公司已经占尽了便宜，在同一个屋顶下一间挨一间地盖了三十二间宿舍，致使住客惨遭众多吵闹邻居的搅扰，兴许还得忍受爬四层楼的不便。我禁不住觉得，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能有更多真知灼见的话，不光是用不着办这么多的教育——实在说来，人们已经在课堂之外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求学所需的金钱花费也可以大幅减少。不管是在剑桥，还是在其他地方，学生们要求的便利条件都让学生本人或别的什么人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价，如果校方和学生都懂得精打细算的话，代价本可减少到目前的十分之一。那些最费钱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学生们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学费是学期账单里的一个大项，与此同时，通过跟同时代的文化精英交游，学生们获得了比课堂教育宝贵得多的教育，倒不用为此支付分文。司空见惯的建校模式是募集若干捐款，然后就盲目遵从苛细至极的劳动分工原则——尽管这样的原则需要慎重对待，切不可贸然遵从——找来一个把建校事业当成投机生意的承包商，后者又雇佣一帮爱尔兰人，或者是其他工人，让他们去做实际的建造工作。至于那些要来就读的学生，人们的说辞是他们自然会适应学校的环境。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不得不为这样的疏失付出代价。依我看，不妨让学生或是那些想从学校受益的人自己动手建造学校，效果肯定比目前这种办法好。学生若是贪图闲暇清静，以至于对一切理所应当的人类劳动避之惟恐不及，便只能得到可耻无益的空闲，等于是主动放弃唯一的一种能使闲暇结出硕果的体验。“但是，”有个人如是质问，“你总不会说，学生们应该动手不动脑吧？”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这个人尽可认为，我的意思跟他的理解十分接近；我的意思是，学生们不应该止步于把玩生活，也不该止步于研究生活，靠社会的供养去玩这种昂贵的游戏，而应该自始至终、认认真真地体验生活。立刻展开生活实验，岂不是年轻人学会生活的最佳途径？以我之见，生活实验可以锻炼他们的心智，功效不逊于数学。举例来说，要是想让一个孩子懂得艺术与科学，那我绝不会依循常规，满足于把他送进某个教育机构，那些地方的课程和练习无所不包，唯独不包括生活的艺术；他学得到如何透过望远镜或者显微镜观察世界，却学不到如何使用自己的双眼；学得到化学，却学不到烤制面包的方法，学得到力学，却学不到挣来面包的窍门；学得到如何发现海王星的新卫星，却学不到如何发现自己眼里的黑点，也学不到自己是哪个流浪星辰的卫星；又或者，他只知道聚精会神地观察醋滴里的怪物，浑不知自己正在被周遭的大群怪物吞噬。同样是花费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孩子一边从书本里汲取所需的知识，一边亲手挖矿冶铁，亲手做出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在技校里攻读冶金课程，最后从父亲那里得来一把“罗杰斯牌”折刀，两个孩子当中，收获更大的会是哪一个？更容易割伤手指的又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得知自己学过航海，当时我简直是惊诧莫名！不是吗，要是我毕业之前去港口逛过的话，肯定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航海知识。就连那些穷苦的学生学的都只是政治经济学，我们的大学也只知道灌输这个，却不曾认真讲授那门与哲学同义的学科，也就是生活经济学。结果呢，穷学生一边攻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宏论，一边却把自个儿的父亲逼上了债台高筑的绝路。

我们的大学是如此，百种千般的“现代革新”也是如此。人们对这些东西有种幻觉，殊不知革新未必等同于进步。恶魔早早地拿到了这些东西的股份，之后又不断地追加投资，借此向人们收取复利，直至末日来临。我们的发明往往是一些华而不实的玩具，只会分散我们对正经事情的注意力。它们仅仅是一些有所改进的手段，服务于一个未得改进的目的，一个本来就已经太容易达到的目的，例子便是通往波士顿或者纽约的铁路。我们急急忙忙地架设连接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电磁电报线路，可是呢，说不定，这两个州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大事需要交流。这一来，两个州都显得十分尴尬，就像那个执意结识某位耳聋名媛的男士，他最终见到了对方，对方也把助听筒的一端抵在了他的手心，他却无话可说。看情形，人们的主要目标是说得快，并不是说得对。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挖掘隧道，想把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邮程缩短几个星期，然而，美国这边支起了招风的大耳朵，通过电缆灌进来的第一条消息却没准儿是阿德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不管怎么说，若是有人骑着一分钟跑一里的快马，随身携带的绝不会是最重要的讯息。此人绝不会是福音的传播者，绝不会靠吃蝗虫和野蜂蜜充饥。要我说，“飞翔乔德斯”多半没往磨房运过粮食，一包也没运过。

有个人对我说，“你从来不攒钱，真叫我觉得奇怪。你既然喜欢旅行，那就该攒点儿钱，随时都可以坐火车去菲奇堡，领略一下乡野风光。”我可没那么傻，因为我早已懂得，徒步才是最为快捷的旅行方式。我跟一个朋友说，咱们不妨比一比，看看谁先到菲奇堡。去那边的路程是三十里，车费要九毛钱，差不多相当于一天的工资，何况我还记得，修建菲奇堡铁路的时候，筑路的工人一天只能挣六毛钱。好了，我现在步行上路，天黑之前就能到，我曾经照这样的速度连着走了一个星期哩。我走路的这段时间只够你挣来车费，你得到今天夜里或者明天才能到，前提还得是你运气好，能及时找到活计。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你一直都在这边干活挣钱，并没有踏上前往菲奇堡的旅途。如此说来，即便铁路延伸到了整个世界，我看我还是能走在你的前面。说到领略乡野风光嘛，我恐怕得先跟你彻底断交，然后才能获得那一类的体验。

普遍的法则便是如此，谁也取不了巧。就铁路的例子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东西利弊参半，有它没它都一样。要让铁路延伸到整个世界，服务于整个人类，等于是要把地球的整个表面铲平。人们懵懵懂懂地以为，只要这种合股募资继而挥锹破土的活动持续不停，总有一天，所有人都可以乘坐火车前往别的地方，不光可以瞬时到达，费用也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煤烟消散、汽雾腾起之时，尽管人群急匆匆地涌到了车站，列车员也在高喊“大家上车！”，你还是会发现，上车的只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通通倒在了车轮下面——这便是所谓的“悲惨事故”，而且名副其实。毫无疑问，在有生之年挣够车费的人最终都可以坐上火车，只可惜，到那时他们多半已经丧失了旅行的心情和愿望。人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用来挣钱，就为了在风烛残年享受一点未必美好的自由，此种情形让我想起了那个英格兰人，他早年跑到印度求财，为的是回英格兰去过诗人的生活。要我说，他完全可以立刻躲进阁楼，用不着先去什么印度。“什么！”千千万万的爱尔兰人从本国各处的棚屋里奋身而起，齐声抗议，“我们修筑的铁路，难道不是好东西？”我的回答是，是好东西，相比而言的好东西，也就是说，你们如果不修铁路，没准儿会干出更糟糕的事情。只不过，既然你我亲如兄弟，我还是希望你们把时间用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在我们这里挖土。

房子盖好之前，我打算通过合我心意的正当方法挣那么十几块钱，以便应付额外的开销，于是就在房子附近的轻质沙壤里种了约摸两亩半的作物，种的主要是豆子，外加少许土豆、玉米、豌豆和芜菁。房子所在的土地共计十一亩，大部分长满了松树和山核桃，地是上一季卖出来的，作价八元零八分一亩。有个农夫说，这块地“什么用也没有，只适合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这块地不是我的，我只是暂时占用，将来也不打算再种这么多东西，所以我没有施用任何肥料，也没有认认真真地锄完整片田地。我犁地的时候刨出了几柯度树根，于是把它们用作柴禾，烧了很长一段时间。刨出树根的地方留下了一小圈一小圈天然的蓬松沃土，夏天的时候很好辨认，因为那些地方的豆子长得格外茂盛。屋后那些大部分无法卖掉的枯木，还有湖里的浮木，为我补足了所需的燃料。迫于无奈，我雇了一个人和一套牲口来帮着犁地，掌犁的却照样是我自己。我第一季的农场支出是十四元七角二分五厘，包括农具费、种子费和工费，如此等等，玉米种子则是别人送的。种子花不了什么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的收获是十二蒲式耳豆子，十八蒲式耳土豆，外加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芜菁种得太晚，暂时没有收成。

我的农场收入合计…………二十三元四角四分

扣除支出………………十四元七角二分五厘

结余……………………八元七角一分五厘

除此而外，我自个儿消耗了一部分收成，算这笔账的时候手头还有价值四元五角的实物。虽说我没种蔬菜，但这些实物足可抵偿购买少许蔬菜的费用，而且绰绰有余。算上所有得失之后，亦即算上人类灵魂的价值和当下时刻的价值之后，尽管我的生活实验为时短暂，我还是确信——岂止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它为时短暂，我才确信——我那一年的收成比康科德的任何农夫都要好。

第二年我更上层楼，因为我用铲子翻耕了我用得着的整片田地，面积大约是三分之一亩。我对亚瑟·扬等人撰写的众多农学名著敬谢不敏，只是从这两年的经验当中体会到，人若是满足于简单的生活，只吃自己种出的庄稼，种的庄稼不超过自己的食量，也不用来交换奢侈昂贵的多余物事，那就不需要大事耕耘，种几杆地足矣。我还发现，用铲子翻地比用耕牛犁地便宜，不时换种新地也比给种过的地施肥划算，必要的农活都可以利用夏季的空余时间完成，费不了多少力气，根本不用像时下的农夫那样，成天跟耕牛、马匹、奶牛或者生猪绑在一起。我只想不偏不倚地谈谈这个问题，没兴趣探究时下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得失。我比康科德的任何农夫都要独立，因为我没有被房子或农场拴住手脚，随时都可以从心所欲，顺应自己十分与众不同的性情。除了境况比他们好以外，我还有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即便我的房子付之一炬，或者我的庄稼颗粒无收，我的生活依然跟以前相去无几。

我时常觉得，牲畜比人自由得多，与其说是人在役使牲畜，倒不如说是牲畜在役使人。人和牛固然是劳动交换的关系，可要是我们只考虑必要的劳动，就会发现牛占到了极大的便宜，它们的农场比人的农场大得多。人得花六个星期的时间来为牛准备草料，这件活计绝非小可，却还只是人需要付出的交换劳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全面践行简朴生活的民族，换句话说就是“哲人民族”，绝不会犯下利用畜力的弥天大错。当然喽，世上从未有过哲人民族，近期也不太可能会有，何况我并不确定，这种民族该不该有。不管怎样，我可不会养牛驯马，为它们供应伙食，好让它们为我干活，因为我不想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牛倌或是马夫。即便社会可望由此得益，可我们怎能断定，此人之得不是彼人之失，主子的满意就是马童的满意呢？有些公共工程确乎离不开畜力的帮助，人们尽可跟牛马分享此类事业的荣耀，可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碰上此类情形，人们就无法完成一些更能彰显自身价值的工作呢？一旦人们借着牛马的协助，开始做一些华而不实以至奢靡无用的工作，无法避免的结果便是，一部分人得替所有人去跟牛马交换劳动，换句话说就是变成了强梁的奴隶。这一来，人不仅得为内心的畜类工作，还得把这样的处境形于外表，为身外的畜类工作。尽管我们有了千万幢砖石大宅，衡量农夫家业的标准却依旧是牲口棚比房子大多少。本镇据说拥有这一带最大的牛棚马厩，公共建筑也不落人后，可惜的是，本县可供自由礼拜或自由演讲的厅堂实在是少之又少。各民族固然不该用建筑来标榜自己，可他们干吗不用抽象思维的能力来标榜自己，连这样的事情都不做呢？《薄伽梵歌》何等可敬，不知道比东方的所有古迹可敬多少倍！高塔大庙不过是侯王的奢侈，纯朴独立的心灵绝不会听凭权贵的驱遣。神像不能使帝王永垂不朽，制造神像的金银和大理石也不能，即便能也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我不禁要问，人们凿刻那么多石头，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身在阿卡迪亚的时候，我可没看见任何人凿刻石头。各民族执迷于一种疯狂的愿望，想通过累积凿刻的石头来使自己万古流芳。倘若他们花费了同样多的力气来雕琢自己的风度，结果又会如何？一件明智之举，比一座高可揽月的碑阙更让人铭记。我更喜欢观看天然未凿的石头，底比斯的堂皇是一种粗鄙的堂皇。相较于背离生活真义的一座“百门底比斯”，圈起正派人家田地的一杆石墙更为可取。野蛮异端的宗教和文明都会兴建宏伟的殿堂，你们称之为基督规箴的宗教和文明却无此作为。各民族凿刻的大部分石头都是坟墓专用，此举无异于活埋自己。说到金字塔，这东西不足为奇，最让人惊奇的只有一点，也就是说，竟然有这么多的人下贱到了这等地步，以至于耗费生命去为某个狂妄的白痴修筑坟墓，可他们本该把那个白痴淹死在尼罗河里，再把尸体拿去喂狗，这样才称得上勇敢睿智。兴许我可以为他们和那个白痴找出一点儿借口，可惜我没有工夫。说到建造者的宗教虔诚和艺术趣味，全世界的情形大同小异，无论他们建造的是埃及神庙还是美国银行。建筑的成本总是大于建筑的功用，工程主要由虚荣驱动，推波助澜的则是工人对大蒜和面包黄油的爱好。巴尔科姆先生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建筑师，他拿起硬铅笔和尺子，在他那本维特鲁威著作的封底画出建筑图纸，然后交给加工石材的道布森父子公司去施工。等到三十个世纪的岁月开始俯瞰这座建筑的时候，人类就会开始仰望它。说到你们那些高楼大厦和纪念建筑，本镇出过一个疯狂的家伙，居然动手挖一条通往中国的地道。照他自个儿的说法，他已经挖得差不多了，甚至听见了中国人那些茶壶水罐丁当作响的声音。要我说，我可不会大老远跑去瞻仰他挖的那个地洞。许多人都很关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纪念建筑，想知道它们是谁建的，我呢，倒是想知道哪些古人看穿了这种无聊的把戏，没有去建造这一类的建筑。不过，我还是接着谈我的账目好了。

我掌握的手艺跟我的手指头一样多，种地的同时还帮镇里人勘测土地，做木匠活，打各式各样的零工，赚来了十三元三角四分的外快。虽说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可我是在第二年的三月一日算这笔账的，从第一年的七月四日算起，记账时间只有八个月。以下便是我这八个月的食品开支，其中不包括我自己种的土豆、少许青玉米和一些豌豆，也没有扣除账目截止日剩余食物的价值：

大米………………………一元七角三分五厘

糖浆……………一元七角三分（最便宜的一种糖）

黑麦面粉…………………一元零四分七厘五毫

玉米粉………九角九分七厘五毫（比黑麦面粉便宜）

猪肉………………………………二角二分

大麦面粉……八角八分（比玉米粉贵，又费钱又麻烦）

白糖………………………………八角

猪油…………………………六角五分

苹果…………………………二角五分

苹果干…………………………二角二分

番薯………………………………一角

南瓜一只…………………………六分

西瓜一只…………………………二分

盐………………………………三分

这几项都是失败的尝试

没错，我一共吃掉了八元七角四分钱，而我之所以敢于腆然公布自己的罪过，是因为我完全明白，大多数读者的罪过都跟我不相上下，他们的行为若是形诸印版，并不会比我的行为更好看。到了第二年，我会时不时地抓些鱼来佐餐，有一次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宰掉了一只蹂躏我豆田的土拨鼠——按照鞑靼人的说法，这是在帮助它投胎转世——然后吃掉了它，不光是为了果腹，多少也有点儿尝鲜的意思。它虽说带点儿类似麝香的刺鼻味道，好歹也满足了我一时的口腹之欲，不过我心知肚明，这东西可不能长期食用，哪怕你能请镇上的屠夫帮你收拾干净。

同一段时间的衣物及杂项开支虽说不多，合计也有：

八元四角零七厘五毫

油及若干家用器具…………………二元

浆洗缝补的活计大多是别人做的，相应的账单迄未收到。除此之外，我此前列举的各项支出已经囊括了本地生活需要花钱的所有项目，只会多不会少。这样算来，我全部的金钱支出如下：

房屋……………………二十八元一角二分五厘

农场一年的支出……………十四元七角二分五厘

八个月的食品开支………………八元七角四分

八个月的衣物及其他开支……八元四角零七厘五毫

八个月的油及其他开支……………………二元

总计………………六十一元九角九分七厘五毫

以下这些话，针对的是那些需要努力谋生的读者。为了应付上述开支，我卖掉了一部分农场产品，所得共计：

二十三元四角四分

打零工的收入…………………十三元三角四分

总计………………………三十六元七角八分

收入冲抵支出，尚有二十五元二角一分七厘五毫的亏空，亏空的数字跟我开始建房时的积蓄非常接近，也跟我预计的花销基本一致。另一方面，我不光从这桩生意当中赚到了闲暇、独立和健康，还赚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这些账目看似杂乱无章，不足取法，但却比较完备，可说是不无价值。所有的开支我都上了账，从中可以看出，单算食品这一项的话，每周的花费大概是二角七分。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物无非是未经发酵的黑麦面粉和玉米粉、土豆、大米、一丁点儿腌猪肉、糖浆和盐，再加一点儿饮用水。我这么热爱印度的哲学，拿大米当主食正合适。为防有人习惯性地吹毛求疵，我不妨先此声明，我偶尔会出去吃饭，这是我向来的习惯，以后也不会改变，但这无补于我的家计，经常还有所妨害。此外，如我适才所说，出去吃饭是个常量，丝毫不影响此类对比报告的可靠性。

这两年的经验让我懂得，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纬度，获取必需的食物仍然是一件容易得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除此而外，人的膳食完全可以跟动物一样简单，照样可以维持强健的体格。我曾经从玉米田里采来一些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就这么做出了一餐饭。从好几个方面来说，这餐饭都让我格外满意。我之所以给出马齿苋的拉丁学名，是因为它的种名包含着“美味”的意思。请问，在和平年代的寻常日子，有份量足够、煮熟加盐的鲜嫩甜玉米可吃，哪个理智的人还会奢求更多呢？我的食物花样不多，可就连这么少的花样也是屈从口腹之欲的恶果，并不是基于健康考虑。然而，人们竟然如此贪图口腹之欲，以至于时常忍饥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的食物，而是因为缺少奢侈的菜肴。此外，我认识一位可敬的女士，这位女士居然认为，她儿子是因为只愿意喝白水才死的。

我谈这个问题的着眼点是开支，并没有考虑营养。读者诸君须当留意此节，切不可贸然尝试我这种清汤寡水的生活，除非你们家里预备着丰富的食物。

做面包的时候，我起初用的是纯玉米粉加盐，做的是正宗的锄头饼。我把饼搁在木板上，或者搁在建房时锯下来的木条的一端，架在露天的火上烤。可是，这样烤出来的饼经常都是熏得焦黑，还带有松木的味道。我也尝试过使用大麦面粉，到最后还是发现，把黑麦面粉和玉米粉掺起来用最方便，味道也最好。天气冷的时候，连着烤几个这样的小面包，一边看火候一边翻面，像埃及人孵蛋那么仔细，实在是其乐无穷。我用火催熟的是一种真正的谷物果实，照我的感觉可说是芳香扑鼻，不逊于其他的奇瓜异果，所以我会用布把它们包起来，尽量留住这样的香气。我研究这门源远流长、不可或缺的手艺，向古往今来的权威讨教，一直回溯到无酵面饼刚刚问世的原初时代。那时候，人类第一次做出这种膳食，由此摆脱了以坚果生肉为食的野蛮生活，步入温文尔雅的阶段。从源头往下梳理，我读到了人们偶然留意到面团发酸的现象、由此掌握发酵原理的传说，又读到了继之而起的各种发酵方法，最后才读到了我们如今拥有的生命支柱，也就是“香甜适口、有益健康的面包”。酵母是某些人心目中的面包之魂，被他们视为充塞面包孔隙的“精气”，人们毕恭毕敬地保存它们，如同守护维斯达的圣火。依我看，美国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正是当初由“五月花号”载来的几瓶珍贵酵母。时至今日，这些酵母的遗响依然跟随着席卷此土的滚滚麦浪，持续地发酵膨胀、伸展扩张。以前我总是怀着虔敬的心情，定期去镇上求取这样的火种，直到一天早晨，我忘记了发面的注意事项，不小心烫坏了我的酵母，这下子才恍然大悟，就连它也不是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我向来是靠分析法获取新知，不是靠归纳法。从那以后，我欣然省去了这样东西，尽管大多数家庭主妇都郑重其事地告诫我，没加酵母的面包既不养生又不安全，老辈人也纷纷预言，我的生命力将会迅速衰减。然而，我发现酵母并不是必需的配料，我一年没用酵母，照样是好端端地活在阳间。更何况，我巴不得甩掉在口袋里揣一瓶酵母的麻烦，因为瓶盖有时会砰然崩开，瓶里的东西洒得到处都是，弄得我狼狈不堪。由此可见，不用酵母不光是更简单，而且更体面。人这种动物，最善于适应不同的气候和外部条件。我做面包不仅不放酵母，也不添加苏打粉，不添加任何酸碱。说起来，我做面包似乎得到了老加图的真传，用的是他在基督降生大约两百年前给出的配方：“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照我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揉面当依此下方法。洗净双手及面盆，将面粉倾入面盆，次第掺水，揉之使匀。揉匀即可捏制成形，密闭焙烤”，也就是入炉焙烤。他可没说酵母的事情，一个字也没提。只不过，我并不是天天都能用上这根生命支柱。有一回，由于囊中羞涩，我连着一个多月没瞧见面包的影子。

此土盛产玉米黑麦，做面包的原料对所有的新英格兰人来说都是唾手可得，无需仰赖远方那些涨跌不定的市场。然而，我们离简朴独立的生活实在太远，以至于康科德的店铺很少出售新鲜可口的玉米粉，玉米糁和玉米碴则几乎无人食用。农夫们把自己种的大部分粮食用来喂牛喂猪，又花大价钱去店铺里购买大麦面粉，而大麦面粉即便没有别的缺点，营养是肯定不会更好的。黑麦能在最贫瘠的土壤上生长，玉米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所以我发现，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种出一两蒲式耳玉米黑麦，再用手磨把这些谷物磨成粉，如此便足可度日，没有大米猪肉也行。非得吃点儿甜食的话，我的实验已经表明，南瓜和甜菜都可以做出上好的糖浆，何况我还知道，只需要栽那么几棵枫树，糖浆就会来得更加容易。要是我列举的这些作物尚未长成，我也有其他几样替代品可用。正如先辈们吟唱的那样，这是因为

南瓜、欧防风和胡桃树浆，

都可以做成润唇的佳酿。

最后来说说盐的事情，要获取这种最基本的日用品，兴许应当去趟海边。换个角度来看，我要是干脆不吃盐的话，多半还可以少喝点儿水。据我所知，印第安人是从来不劳神费力去找盐的。

这一来，我在食物方面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居所也已经有了一处，尚待解决的问题不过是衣物和燃料而已。我眼下穿的裤子是一户农家织的——人的身上还残留着这么多的美德，真应该谢天谢地，原因是我觉得，从农夫堕落成技工，跟从人堕落成农夫一样惨烈，一样没齿难忘。说到燃料，新开垦的野地里到处都是这种东西，多得简直成了负担。至于说栖息之地，要是主人不允许我继续占用的话，我完全可以自个儿买一亩地，就照我耕耘的这块土地当初的卖价，也就是八元零八分。不过说实在话，我觉得因为我的占用，这块土地已经升值了哩。

有些人缺乏信仰他人的热忱，有时会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不是觉得光吃素食也能活。为了一劳永逸，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根本即是信仰——我总是这么回答：我吃钉木板的钉子也能活。他们要是听不懂这句话，那也就听不懂我要说的许多话。至于我嘛，我倒是很乐意听到有人在做同类实验的消息，比如那个小伙子做的实验，他一连两个星期只吃硬梆梆的生玉米棒子，用自个儿的牙齿替代研钵。松鼠也尝试过同样的实验，而且取得了成功。人类对这类实验是有兴趣的，虽说有些老太婆会为此惶惶不安，她们或者是老掉了牙，或者是从亡夫那里继承了三分之一的磨坊股份。

我的家具有一些是自己做的，剩下的也没花什么钱，所以我没有记账，其中包括一张床、一张餐桌、一个写字台、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寸的镜子、一套火钳柴架、一把水壶、一个汤锅、一个煎锅、一只水瓢、一个面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和一只糖浆罐子，外加一盏漆器油灯。谁也不会穷到只能拿南瓜当凳子的地步，只有懒汉才那么干。镇上人家的阁楼里堆着很多我特别中意的椅子，想要就可以拿。谈什么家具！感谢上帝，不用靠家具铺子帮忙，我照样坐得正站得直。除了哲人以外，谁还能毫不羞惭地把自个儿的全部家当装进一架推车，推着车前往乡下，任由车上那些寒碜可怜的空箱子暴露在光天化日和睽睽众目之下呢？家具是从斯鲍尔丁家拿来的。打量着这样的一车家当，我永远也判断不了它们的主人到底是个穷人，还是个所谓的富人，因为拥有它们的人总是显得一贫如洗。实在说来，你拥有的这类物事越是众多，你这个人就越是贫穷。每架车都像是装载着十几座棚屋的家当，如果说一座棚屋代表着一份贫穷，十几座棚屋自然相当于十几份贫穷。请问，若不是为了扔掉我们的家具，蜕掉我们的旧皮，若不是为了最终脱离此世，任由它付之一炬，然后前往一个家具全新的世界，我们又何必搬迁？情形正像是这些捕兽的夹子都被拴在了人的腰间，这一来，当他行走在我们投生的这片崎岖乡野，身后无时不刻都拖着夹子，夹他自己的夹子。要是只把尾巴留在了夹子里的话，他也算是只幸运的狐狸了。为了自由，麝鼠不惜第三次咬掉自己的腿。怪不得人会丧失活力，因为他老是身陷绝境！“恕我冒昧，先生，你说的‘绝境’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长着慧眼，就能在遇见某人的时候一眼看到他拥有的一切，岂止如此，还能看到他藏在身后假装不曾拥有的大部分家当，甚至能看到他厨房里的家具，看到他攒着不肯烧掉的零七八碎。你会发现，他就像一头套在这些东西前面的牲口，拖着它们挣扎前行。依我看，如果某人钻过一个节疤眼儿或是一个门洞，拖在他身后的一车家具却卡在了另一边，这样的情形就叫做身陷绝境。每当听到那些看似干净利落、无牵无挂、胸有成竹的人谈起他们的“家具”，谈起家具上没上保险的问题，我总是情不自禁，对他们心生怜悯。“可我的家具该怎么办呢？”一旦说出这句话，我那些快活的蝴蝶就算是落入了蜘蛛的罗网。哪怕是那些看上去早已没有任何家具的人，你要是细加盘问，也会发现他们寄存了一些家具，堆放在别人的谷仓里。在我看来，今天的英国好比一位出门在外的年迈绅士，随身携带着大堆的行李，全都是他治家多年攒下来的零碎，全都是他舍不得烧掉的东西：大皮箱、小皮箱、礼帽盒，还有捆扎的包裹。扔掉它们，至少扔掉头三样吧。时至今日，哪怕是健康人也难免力有不逮，没法拿上褥子走路，所以我当然会劝告那些生病的人，放下你的褥子，跑起来吧。我曾经遇见一个背着包袱蹒跚行进的移民，包袱里装着他全部的家当，看着就像是从他后颈长出来的一个大瘤子。当时我觉得他十分可怜，不是因为他全部的家当只有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把这些东西全部背在了身上。要是我不得不拖着夹子走路，那我一定会多加小心，挑一个比较松的夹子，不让夹子夹到我的要害。话又说回来，上上之策兴许是，永远别把自个儿的爪子伸进夹子。

顺便提一句，我没为窗帘花过一分钱，因为窥视我的只有太阳和月亮，而我乐意让它们窥视，不需要帘子的遮挡。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变酸，使我的鲜肉发臭，太阳也不会使我的家具朽坏，使我的地毯褪色。虽然说有些时候，后面这位朋友会有点儿热情过度，可我还是发现，相较于增加一项家务开支，更划算的做法是躲进大自然提供的帘幕。有一次，一位女士想送我一块门垫，可我屋里找不出放门垫的地方，何况我屋里屋外的日程都很满，没工夫抖搂门垫。于是我谢绝了她的好意，宁可在门前的草皮上蹭鞋底。防微杜渐，才是最好的办法。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场拍卖会。会上拍卖的是一名教堂执事的财产，因为他的一生可说是丰饶多产：

生前恶行，死后犹存。

跟通常的情况一样，大部分拍品都是从他父亲那个年代开始累积的零碎，其中还夹杂着一条干了的绦虫。这些东西一直在他家的阁楼或是别的垃圾坑里堆着，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居然还没有被人付之一炬。人们不但不把它们扔进火葬柴堆，使之焚毁净化，反倒把它们送上了拍卖会场，使之积累增加。邻居们迫不及待地聚集起来，赏鉴这些东西，将它们一一买下，小心翼翼地运走，运到他们家的阁楼和垃圾坑里去堆着，等到他们自个儿的财产清算完毕的时候，同样的过程又会重新开始。死都死得不安生。

说不定，我们应当效仿一些蛮族的习俗，因为他们好歹懂得奉行一种一年一度的仪式，类似于蜕掉自己的旧皮。不管他们是不是真这么干，起码他们有这样的观念。根据巴特拉姆的记载，穆克拉希镇的印第安人有过“巴斯克节”或称“新果节”的习俗，我们若是起而仿效，岂不甚好？巴特拉姆写道，“某个城镇庆祝巴斯克节的时候，居民会预先备办全新的衣物、水壶、煎锅和其他家用器具，然后把所有的破衣烂衫和其他的邋遢物事归置到一起，清出房屋、广场和整个镇子的垃圾，再把这些脏东西和谷子之类的陈粮堆成一堆，一把火烧个干干净净。他们会服食药物，斋戒三日，然后灭掉镇子里所有的火。斋戒期间，他们会彻底禁食断欲，还会颁布大赦令，允许做过坏事的族人返回本镇。”

“第四天清晨，大祭司会用干柴相互摩擦，在镇里的公共广场生起新火，镇上的家家户户都会从那里借取新鲜纯净的火种。”

这之后，他们会尽情享用新收的五谷瓜果，载歌载舞地庆祝三天，“接下来的四天里，他们会接待访客，跟邻镇的朋友一起欢庆，那些朋友也以类似的方式净化了自己，为新的一年做好了准备。”

每隔五十二年，墨西哥人也会举行一次与此相类的净化仪式，因为他们相信，五十二年是世界终结重生的周期。

词典把“圣礼”定义为“内在灵性恩典的外在可见标志”，照这个定义来衡量，我还没听说过比上述仪式更货真价实的圣礼。而且我确信无疑，他们这种仪式起源于上天的直接启示，尽管他们没有把那次天启载入经籍。

我这样坚持了五年多的时间，完全靠双手的劳作养活自己，而且我发现，每年只需要工作六周左右，便足以应付所有的生活开支。所有的冬日和大部分的夏日，我都是空闲无事，可以专心学习。我尝试过各种教学工作，结果是收支相抵以至收不抵支，因为我不得不遵守着装和上课的规矩，更别说思想和信仰的规矩，还得搭上我的时间。由于我执教只为谋生，不是为了同胞的利益，这方面的尝试自然以失败告终。我还尝试过做生意，结果却发现，我得花十年的时间才能让生意走上正轨，到那个时候，我自己多半已经走上了邪路。说实在的，怕就怕到得那时，我做上了一门所谓的好生意。曾几何时，我还在四处寻找谋生之道，同时又对听从友朋建议的可悲经历记忆犹新，不得不挖空心思另觅出路，因此便时常认认真真地盘算，采摘浆果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当时我傻乎乎地想，这活计我肯定干得了，由此得来的微薄收入应该也够用，因为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所求不多，再者说，它需要的资本是那么地少，跟我平素的性情又是那么地合拍。身边的熟人毫不迟疑地走上了经商就业的道路，照我的感觉，我这份职业也跟他们的行当大同小异。整个夏天我都在山上到处跑，见到浆果就采下来，然后又满不在乎地随手丢弃，就这么照管阿德米托斯的牛羊。我还梦想着采点儿草药，或者把常绿的植物装进运草料的推车，拿去卖给喜欢怀想森林的镇上居民，甚至卖到城市里去。然而，后来我认识到，商业能把它触及的一切变成诅咒，哪怕你经营的是天国的福音，商业降下的全部诅咒依然与你的生意如影随形。

我对事物有所取舍，格外看重自由，又具备苦中作乐的本事，眼下还不乐意拿自个儿的时间去换华丽的地毯、考究的家具、美味的佳肴，或者是希腊式哥特式的房子。假使有人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些东西，获得之后也懂得善加利用，那我并不反对他们追求这些东西。有的人“勤勉乐业”，似乎是把劳作本身当成了乐趣，又或是想借劳作来逃避更大的愆尤，对于这样的人，我暂时无话可说。有的人空闲多了就不知如何打发，我建议他们以双倍的努力投入工作，直到为自己赎了身，拿到了自由的凭证。至于我自己嘛，我发现打零工是最独立的职业，更何况，一年只需要打三四十天的零工就可以养活自己。零工的工作日到日落为止，剩下的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随心所欲地追求与工作无关的事情，零工的雇主却月复一月地钻营投机，从年头忙到年尾，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

简言之，理想信念和实践经验都让我确信，只要我们选择简朴明智的生活，在这个世上谋生就不是一份苦差，而是一种消遣，情形正如淳朴民族的渔猎工作，至今仍是那些较为造作的民族用作消遣的娱乐项目。谋生也用不着汗流满面，除非你比我还容易出汗。

我认得一个小伙子，名下有几亩继承的土地。他告诉我，如果办得到的话，他也想过我这样的生活。其实我绝不希望任何人袭用我的生活方式，一是因为在别人弄清我的生活方式之前，我自个儿没准儿已经改弦更张，二是因为我乐见世人千姿百态，类型越多越好。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认真审慎地寻找并践行自己的道路，不去走父母或邻人的老路。那个小伙子可以去做建筑，可以去务农，也可以去航海，旁人要做的只是不加阻拦，由他去做他告诉我他想做的事情。我们只拥有抽象笼统的智慧，并不比紧盯北极星的水手或逃奴高明。然而，这样的智慧足以指引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不一定能在可预计的时段抵达港湾，却能够始终依循正确的航线。

毫无疑问，就生计问题而言，适用于个体的道理必然可以施于群体，而且更加适用，因为大房子分摊下来并不比小房子昂贵，几套公寓可以共用一个屋顶、一个地窖和一堵墙壁。不过，我自己还是偏爱独门独户的生活。再者说，自己来建造整座房子，通常都会比说服别人跟你共建房子省钱。即便你说服了别人，为了省钱也只能把公用的墙壁砌得很薄，而对方没准儿是个恶邻，还可能从不修缮他那边的墙壁。普遍可行的合作全都是极其局限、极其表浅，绝无仅有的精诚合作也让人难以察觉，因为那是一种人们无法听见的和声。有信仰的人会在所有的合作当中展现同样的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则只会随波逐流，有样学样。从最高和最低的层面来说，“合作”的意思都是结伴生活。最近我听说，有人竟然建议两个小伙子结伴环游世界，其中一个身无分文，沿途都得在船上或田间干活挣钱，另一个兜里却揣着支票。不难看出，他俩结伴或者合作的时间长不了，原因是其中一个压根儿就不劳作。赶上旅途中的第一次利害纠纷，他俩就会分手。最重要的是，正如我先前所说，孤身旅行的人可以说走就走，结伴旅行的人却得等别人做好准备，没准儿要很久才能成行。可你这些说法都很自私，我听到一些乡人如是品评。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为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少之又少。责任感驱使我做出了不少牺牲，包括牺牲助人之乐。有的人使尽浑身解数来劝我，希望我出手帮助镇上的一些穷苦人家。鉴于恶魔总是会帮闲人找事做，我要是无事可做的话，没准儿也会尝试那样的消遣，免得成为恶魔的目标。我曾经想过投身慈善，想帮助一些穷人，让他们在方方面面都过得跟我一样好，让他们的天国欠我一个人情，甚至还有过实际的行动，向他们伸出过援助之手。不巧的是，每次我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总是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他们更愿意继续受穷。本镇的男男女女，全都在千方百计地造福乡里，所以我觉得，不妨腾出一些人手去从事不那么慈善的事业，多了不行的话，一个总是可以的。跟其他行当一样，做慈善也得有天赋才行。至于说“做好事”，那是个人满为患的行当。再者说，我可没少尝试做好事，结果呢，说来也怪，我发现做好事并不符合我的性情。十之八九，我不该抛下自己肩负的特殊使命，刻意去做社会要求我做的好事，去阻止宇宙的毁灭，何况我相信，保全宇宙的唯一力量存在于别处，并不在我们手里，那种力量跟我们一样坚定，但却比我们伟大无数倍。话又说回来，我不会阻挠任何人发挥自己的天赋。这项工作我不愿意做，可我还是要对那些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人说：别放弃，哪怕世人多半会恩将仇报，说你是在作恶。

我绝不认为我的情况是个孤例，原因是毫无疑问，我的许多读者也找得到类似的自辩理由。说到做事，我可以即刻保证我是个一流的雇员，虽然我不敢保证，邻居们会把我做的事情称为好事。只不过，好不好得由我的雇主说了算。就算我做了通常意义上的好事，这类事情也必定游离于我主要的人生道路之外，基本上属于无心插柳。人们有一种实用的观点，说你应该从现在开始，照本色去做，不要一心想着完善自我，要本着良善的用意，到处去做好事。要是真想发表这类说教的话，我只会这么说：要做好事，先做个好人吧。他们似乎是说，太阳只需要把它的火焰烧到跟月亮或六等星一样的亮度，然后就可以像好小子罗宾那样到处乱跑，窥视千家万户的窗子，使人发疯，使肉发臭，使黑暗依稀可辨，用不着持续增强它和煦的热力与恩光，直至凡人无法直视，同时沿着它自己的轨道走遍世界，把世界变得更好。确切说的话，情形并不是太阳把世界变得更好，而是像更为真确的哲学业已揭示的那样，世界围绕太阳运转，所以才变得更好。法厄同想通过散布恩光来证明自己出身天庭，于是去驾驭太阳之车。他驾车的时间不过一天，却已经越出惯常的轨道，烧毁了天庭下层几条街的房子，烧焦了大地的表面，烧干了所有的泉水，烧出了如今的撒哈拉大沙漠。到最后，朱庇特不得不施放雷霆，打得他栽落地面。太阳哀悼他的死亡，整整一年都没有发光。

世上最难闻的气味，莫过于善心变质的腐臭。那是人的气味，也是神的气味，只可惜来自人和神的尸身。要是我确知有人即将找上门来，存心要为我做点儿善事，那我一定会赶紧逃命，如同逃离非洲沙漠里的“兕猛”，那是一种干燥炙热的恶风，会使你的五官七窍灌满沙尘，直至你窒息而亡。我怕的是来人把他的善心落实在我身上，怕我的血液染上他善心的病毒。那样可不行，与其接受他的善心，我还是顺其自然地忍受邪恶好了。假使有人给我食物疗饥，给我衣服御寒，或是把我从沟里拉了上来，我并不会就此认定他是个好人。我可以给你找条纽芬兰犬，这些事情它都会干。即便是从最宽泛的意义来说，慈善也算不上对同胞的爱。霍华德当然有他格外仁善可敬的地方，理应得到好报，然而，相较于帮助犯人，如果慈善家们不能在我们境况最佳、最值得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就算有一百个霍华德，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从来都没听说，有哪个慈善集会认真地发出过倡议，要为我或者我这类的人做点儿善事。

耶稣会的传教士曾经被一些印第安人弄得一筹莫展，因为这些印第安人竟然一边忍受火刑的折磨，一边向行刑者推荐新的折磨方法。他们对肉体的痛苦视若无物，有时便对传教士所能提供的任何慰籍无动于衷。听在有些人的耳朵里，“待人如待己”的法则并不是那么让人信服，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在乎别人如何对待自己，还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爱仇敌，简直可以毫无芥蒂地原谅仇敌的一切施为。

要帮助穷人的话，务必保证你给的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尽管使他们相形见绌的是你的立身之道，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要给他们钱，那就得帮他们安排好钱的去处，绝不能扔给他们就了事。有时候，我们确实会犯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穷人的困厄往往不是极度的饥寒，而是极度肮脏破烂的衣着，极度粗鲁无礼的举止。这不能单单怪罪时运，他们的品味也难辞其咎。你要是把钱扔给他们，他们兴许会买更多的破烂来穿。以前我总是可怜那些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劳工，他们在湖面上凿冰，穿的就是那种碍眼的破烂，我倒是穿得比他们整洁，多少也比他们时髦，照样是冻得瑟瑟发抖。后来有一天，天气格外寒冷，有个失足落水的劳工到我屋里来暖和身子，我眼见他先后脱掉三条长裤两双长袜，这才露出皮肉。这些衣物固然是十分肮脏，十分破烂，可他既然穿了这么多里衣，自然用不着我送他什么外套。他需要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麻袋片儿。这之后，我开始可怜起自己来，并且意识到，送我一件法兰绒衬衣，是比送他一整间廉价衣铺更大的善举。剪伐罪恶之枝的人为数众多，直捣罪恶之根的人却少之又少，两者的比例是一千比一。说不定，花费了最多的时间和金钱来救贫济困的人，同时也造下了最大的罪孽，他徒劳救济的社会疾苦，根由正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一个貌似虔诚的奴隶主，把从十分之一的奴隶身上榨取的收益贡献出来，为其余十分之九的奴隶购买礼拜天的自由。有些人雇穷人去帮厨，以此显示自己的善良，可他们要是亲自下厨，岂不是更加善良？你吹嘘你为慈善贡献了十分之一的收入，兴许你应该二话不说，干脆贡献十分之九。照你现在的做法，社会只能回收十分之一的财富。这样的情形能说明什么呢，是财富占有者的慷慨无私，还是法度执掌者的疏于职守？

所有美德之中，几乎只有慈善得到了人类的充分赞赏，岂止充分，它得到的赞赏业已形成严重的高估，高估它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私心。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在康科德本地，一个身强体壮的穷人在我面前夸赞一位本镇居民，原因嘛，据他说，这个人对穷人好，实际的意思呢，无非是对他好。人类那些好心的叔叔阿姨，比人类精神的生身父母更受崇敬。有一次，我听一位聪敏博学的牧师发表关于英国的演讲。他先是列举英国科学、文学和政治领域的伟人，把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人数了一遍，然后就讲到了英国基督徒当中的典范人物。似乎是职业使然，他把后面这些人说成了伟人中的伟人，把他们捧上了傲视群英的至尊之位。这些人包括佩恩、霍华德和弗莱太太。在场的人肯定都觉得，他这个说法又虚假又偏颇。后面这几位算不上最杰出的英国人，顶多算是最杰出的英国慈善家。

我无意克扣慈善应得的褒奖，只是想替所有的人类恩人讨个公道，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工作增进了人类的福祉。评判他人的时候，我最看重的并不是义举和善心，实在说来，这些不过是一个人的茎叶而已。我们把一些植物的枯干茎叶做成治病的药茶，可这些植物的功效十分有限，基本上只有江湖郎中才会施用。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花果，希望从对方身上闻到花朵的芬芳，通过与对方的交往尝到果实成熟的滋味。他的美好不能是一出残缺短暂的戏剧，必须是一道持续漫溢的泉流，这样的漫溢于他无损，他自己也浑然不觉。这才是足可弥补众多罪孽的仁爱。慈善家总是向人类诉说他自己那些已成过往的苦难，使人类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说这样才叫有同情心。然而，我们只应当散播勇气，不应当散播绝望，只应当散播健康与安适，不应当散播疾病，并且应当小心防范，不让疾病传染蔓延。哀恸的呼号，来自南方的哪片平原？我们想要开化的异端，栖居在哪个纬度？我们想要挽救的野蛮放纵之徒，究竟姓甚名谁？有的人一旦贵体欠安，无法尽其所能，甚至只是有点儿肚肠不适——肚肠可是同情的渊薮哩——便会立刻着手改造整个世界。由于他自个儿就是一个小宇宙，所以他必然会发现——这可是个大发现，而且只有他能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吃戕害肠胃的青苹果。实际上，在他看来，地球本身就是个青苹果，幼稚的人类要是不等它成熟就张嘴去咬，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于是乎，强烈的善心驱使他即刻去找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土著，继而踏遍人烟稠密的印第安村庄和中国村庄。这么着，几年的慈善活动之后——在此期间，那些执掌权柄的人物也利用他来牟取私利——他当然是治好了自个儿的肚肠，地球的一边乃至两边脸颊则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像是要成熟的意思，生活也不再粗糙生涩，再一次变得甜美宜人，有益健康。我跟他可不一样，我做梦也不曾看见比我自个儿的罪行更大的罪行，我以前不认识，将来也不可能认识，比我更恶劣的人。

我相信，改革家之所以忧心如焚，原因并不是他对同胞的疾苦感同身受，而是他虽然身为上帝最神圣的子裔，终归也有秘而不宣的苦楚。一旦他的苦楚烟消云散，春天来到他的身边，曙光照临他的卧榻，他就会立刻背弃他那些慷慨无私的同道，连一声抱歉都不说。我从来没嚼过烟草，所以不肯发表抵制烟草的演讲，这样的苦差事，应该让戒了烟的人去干。当然喽，我嚼过的东西多的是，就抵制这些东西发表演讲还是可以的。要是你有朝一日上当受骗，卷进了此类慈善活动，那就别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的作为，因为这并不值得知道。救起了落水的人，把鞋带系好就是。放慢脚步，投入自由的劳作吧。

我们与圣徒的交游，败坏了我们的品行。我们的赞美诗虽然音调悦耳，回荡其中的却是对上帝的诅咒，以及不得不永远奉祀祂的怨苦之情。要我说，就连那些先知与救主也只是安抚了人类的恐惧，并没有点亮人类的希望。翻遍所有的经书，你也找不到生命这件礼物带来的那种无法抑制的单纯喜悦，找不到赞美上帝的金玉良言。所有的健康与成功都使我从中受益，不管它显得多么遥远，多么渺茫，所有的疾病与挫败都使我悲从中来，身受祸灾，不管我对它的同情有多少，或者它带给我的同情有多少。既是如此，我们要是真想用道地的印第安医术、草药疗法、磁力疗法或是其他的自然疗法来治愈人类，首先就得把我们自己变得跟大自然一样简单安适，驱散我们自己额上的乌云，将些许活力吸入我们的毛孔。我们不能继续充当穷人的看护，须当努力成为造福世界的英才。

我从设拉子诗人萨迪的《蔷薇园》当中读到：“人们去请教一位智者，至高无上的真神创造了众多参天蔽日的名木，其中却只有无果的柏树享有‘阿扎德’或说‘自由者’的美名，这当中有什么奥秘呢？智者回答说，各种树木都有相应的出产，也都有指定的季节，时令相宜便花繁叶茂，时令不宜便枯干凋萎，柏树却不会变换枯荣，始终郁郁葱葱。‘阿扎德’，或者说思想独立的我教中人，便是这种秉性。你们切不可醉心于转瞬即逝的事物，要知道，即便哈里发的血脉已然断绝，又名‘底格里斯’的迪吉拉河依旧会从巴格达滔滔流过。若是你手头充裕，自当如枣树一般慷慨奉献，若是你无财可施，那就像柏树那样，做一个‘阿扎德’，做一个自由者吧。”

补余诗章

贫穷的自矜

T．卡雷

倒霉的穷鬼啊，你实在斗胆放肆，

居然想在天庭，僭取一席之地，

理由不过是你的破房子或是烂澡盆，

在荫凉的泉水边，或是廉价的阳光里，

用块根和菜叶，哺育了懒惰迂腐的德性，

而你的右手，又从人类的心底，

铲去了美德繁花赖以滋生的激情沃土，

贬抑人类的天性，麻痹人类的觉知，

还把活生生的人变成石头，

行径与戈耳工无异。

我们不要你单调无趣的陪伴，

不要你情非得已的节制，

不要你无喜无悲，

矫情做作的蠢举，

也不要你逆来顺受的隐忍，

哪怕你胡乱吹嘘，说它高于奋进的刚毅。

这些卑微可鄙的贱种，

牢牢扎根于平庸的土地，

心灵也被你奴役。而我们只称扬

恣肆张扬的品德，勇武慷慨的行止，

君临万方的威仪，洞察万事的卓识，

汪洋无际的气量，以及自古流传的英雄特质，

此种特质虽无名称，却有典型，

比如赫剌克勒斯、阿喀琉斯和忒修斯。

滚回你可憎的监房吧，等你看到崭新的光明世界，

再来悉心体会，此辈伟人的丰姿。

一英里约等于一点六公里。梭罗书中使用的大多是英美计量单位，为贴近原文口气起见，译文尽量使用对应的中文习惯说法，并以注释说明这些计量单位与公制单位的换算关系。
1845年7月4日至1847年9月6日，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小屋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天。小屋是梭罗自己建造的，所在土地属于他的友人、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康科德（Concord）位于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西北，在梭罗生活的年代是一座只有二千多人口的小镇。本书首次出版于1854年，距离梭罗的瓦尔登岁月已有七年。
《瓦尔登湖》全书用了一千八百多个“I”（主格的“我”），七百多个“my”（我的），三百多个“me”（宾格的“我”）和六十五个“myself”（我自己）。据当代美国学者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所说，由于《瓦尔登湖》当中的“I”太多，当初的出版商排版时碰上了“I”字模不够用的情况。
本书手稿在此处的叙述更为详尽。从手稿可以看出，梭罗认为作家应该记述各自生活的独特体会。既然是独特的体会，旁人读来便像是关于远方的异闻。
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是夏威夷群岛的旧名。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于1778年抵达夏威夷群岛，并以第四世三明治伯爵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4th Earl of Sandwich，1718-1792）的封号为该群岛命名，因为他的远航探险得到了伯爵的赞助。名为“三明治”的食品同样得名于这位伯爵。
新英格兰（New England）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康涅狄格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得岛州和佛蒙特州）的合称。
婆罗门是印度四大种姓当中地位最高的种姓。
此处列举的印度苦行方式，以及与这句引文基本相同的文字，皆见于英国哲学家、政论家及历史学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1773-1836）撰著的《英属印度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1818）。
赫剌克勒斯（Hercules）是古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的英雄，死后成为神祇。他曾经在疯狂之中杀死自己的妻儿，清醒之后希望赎罪，由是按照提任斯国王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的命令完成了十二件极其艰难的任务，世称“赫剌克勒斯十二苦役”。
赫剌克勒斯的苦役之一是斩杀九头蛇许德拉（Hydra），但许德拉的蛇头可以再生，斩掉一个便长出两个。赫剌克勒斯便招呼侄子伊俄拉俄斯（Iolaus）来帮忙。每当赫剌克勒斯斩掉一个蛇头，伊俄拉俄斯便用燃烧的树枝灼烧头颅的残根，使许德拉无法长出新的蛇头，帮助赫剌克勒斯完成了任务。
根据传说，缔造罗马城的孪生兄弟罗慕洛（Romulus）和瑞摩斯（Remus）出生即遭遗弃，由一头母狼哺育长大。梭罗曾把北美大地比作母狼，又把美国民众比作罗慕洛和瑞摩斯，说他们得到了北美大地的哺育，在这片土地上缔造了“新罗马”。
西方谚语有云，“凡人瞑目之前，总须吃土一堆”（You have to eat a peck of dirt before you die），意思是人生难免有不如意的事情；一英亩约等于四千平方米，梭罗这里说的“六十亩”是泛指康科德农场的通常面积，下文中的“一百亩”亦然。
一英尺约等于三十厘米。
赫剌克勒斯的苦役之一是清扫埃利斯国王奥吉厄斯（Augeas）的牛棚，后者拥有上千头牛，牛棚三十多年未曾清扫。赫剌克勒斯引来河水冲洗牛棚，完成了这件任务。
“人的精髓”（The better part of the man）指的是人的灵魂。
这里说的“古书”是指《圣经》。据《新约·马太福音》所载，耶稣曾训诫门徒，“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地上的财宝不免于虫蛀锈蚀、盗掘贼偷；要在天上积攒财宝，天上的财宝既不怕虫蛀锈蚀，也不怕盗掘贼偷。”（本书注释引用的《圣经》文字均由译者自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译出）
丢卡利翁（Deucalion）和皮拉（Pyrrha）夫妇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人物，大洪水之后仅有的人类幸存者。为了复兴人类种群，他俩遵照神谕往自己的身后扔石头，丢卡利翁扔出的石头变成了男人，皮拉扔出的石头则变成了女人。
这两句拉丁文诗歌出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前43-17）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译文见下文。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英格兰作家、诗人及探险家。以下诗句的原文是罗利对前引拉丁文诗句的英译，见于他撰著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第一卷。
梭罗之所以说“与我们多少有点儿距离”，是因为他心目中的读者“据称生活在新英格兰”（见前文），而包括新英格兰在内的北方诸州当时已经废除黑奴制，只有南方诸州还保留着这种制度。
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为英国政客及慈善家，推动英国政府于1833年通过《废奴法案》，由此废除了大英帝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
教义问答（catechism）是教会传授基本教义的简易教材，通常采用问答的形式。梭罗之所以说“普遍流行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人们刻意选择的结果”，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并不符合基督教的训导。当时的《新英格兰初等教材》（The New England Primer）的一些版本收入了《威斯敏斯特简明教义问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据当代美国学者哈定（Walter Harding）所说，其中包含这样的问答：“什么是人生的首要目标？人生的首要目标是荣耀上帝，永远沐浴祂的恩光。”
“往锅子底下添点儿干柴”指的是蒸汽机的工作原理。
梭罗生于1817年，《瓦尔登湖》是在他三十七岁的时候出版的。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为英国作家及园艺学家，此处引文出自他的《林木：论本邦之森林树种及木材培育》（Sylva，or A Discourse of ForestTrees and the Propagation of Timber in His Majesty's Dominions，1664）。
所罗门（Solomon）是见于《圣经》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君王，以贤明睿智著称。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0？）为古希腊名医，享有“西医之父”的美誉。
此处引文出自古印度典籍《毗湿奴往世书》（The Vishnu Purana）第一卷，是一位母亲鼓励儿子奋发向上的话。根据英国学者贺拉斯·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1786-1860）1840年出版的该书英译本，这句话的全文是：“孩子啊，不要苦恼，你自己做过的事情，谁能够替你抹去？你自己不去践行的道路，谁又能替你安排？”
从1837年10月到1861年11月，梭罗写下了大量日记，日记手稿达四十七卷之多，为他生前出版的大部分著作（包括《瓦尔登湖》）提供了素材。据当代美国学者克莱默（Jeffrey S．Cramer）所说，这段文字源自梭罗1851年1月5日的日记，其中写道：“可我听见的只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声音，我命运的声音……”
此处引文出自《论语·为政》。据克莱默所说，这句引文是梭罗从法文译成英文的，依据的法文原本是法国诗人及东方学者纪尧姆·鲍狄埃（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的《孔孟：中国道德及政治哲学四书》（Confucius et Mencius：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1841）。
梭罗崇奉超验主义哲学（transcendentalism），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正是他的朋友爱默生。该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包括：人本来和自然一样具有善性，各种社会制度是破坏善性的罪魁祸首；人可以凭借直觉悟得真理，无需借助感官和理智；人应该保持精神独立，努力追求自我完善。有鉴于此，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人可以凭借直觉悟得生活的其他选择，还应当信赖自己的直觉，摆脱世俗观念的羁绊和庸人自扰的处境。如果有人（比如梭罗自己）把凭借直觉悟得的事实（想象的事实）简化成了理智可以把握的事实（观念的事实），并且全心信赖这样的事实（知之为知之），据此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么，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实现改变。
火地群岛（Tierra del Fuego）为南美洲最南端的群岛，今属阿根廷及智利。以下叙述的事情见于达尔文的《“贝格尔号”环球航行所经各处之自然史及地质学研究笔记》（Journal of Researches into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Geology of the Countries Visited during the Voyage round the World of H.M.S．Beagle，1845）。
新荷兰（New Holland）是澳大利亚的旧称，因为最先为该地命名的欧洲探险家是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1603-1659）。
李比希（Justus Freiherr von Liebig，1803-1873）为德国化学家，在农业化学及生物化学方面贡献卓著。
伊利耶（Elysium）是希腊神话中有福之人死后安居的乐土。
“时髦”的原文是法文“à la mode”。
英文词汇“philosopher”（哲人）源自希腊文词汇“philosophos”，本义即为“热爱智慧的人”。
梭罗说的“较比低贱的食用植物”是指土豆芜菁之类以块茎块根供人食用的植物；“打顶”即去除植株的顶部枝叶，是农业常用的增产方法。
这三只丢失的动物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具体所指则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这个问题，梭罗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既然其他人都有弥补不迭的损失，我也有我的损失，其中的一些损失也许可以用他们的猎犬和马匹来象征。不过，我已经丢失或可能丢失的还有一种精妙得多、缥缈得多的珍宝，一般说来，他们心目中的任何损失都不适合充当它的象征。”另据克莱默所说，梭罗这句话可能与孟子的思想有关，因为梭罗还著有《舟中七日》（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1849）一书，其中引用了《孟子·告子上》的以下字句：“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报”的原文是大写的“Gazette”（新闻报纸，公报），可能是指康科德当地的《农夫新闻》（Yeoman’s Gazette），更可能泛指任何报纸。梭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竭力探听的只是自然的消息，与政治无关。
据《旧约·出埃及记》所载，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途中，上帝把“吗哪”（manna）赐给以色列人作为食粮。据该书所说，吗哪出现在晨露蒸发之时，是像白霜一样的小圆球，“日头渐热，便融化了”。
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刊物”（journal）应当是戏谑的说法，指的是梭罗的日记。就这本“刊物”而言，记者、主编和读者都是梭罗自己。
这里的“勘测员”（surveyor）固然是戏谑的说法，但梭罗确曾从事土地勘测员（land surveyor）的工作。
约拿（Jonas）和所罗门（Solomon）都是《圣经》当中的智者，这里是泛指在农场里耕作的农夫。此外，据《新约·马太福音》所载，一些人要求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耶稣便列举了约拿的事迹，然后说“看哪，此处有一个比约拿更伟大的人”，又列举了所罗门的事迹，说“看哪，此处有一个比所罗门更伟大的人”。梭罗特意使用约拿和所罗门这两个名字，可能是暗用《马太福音》的前述典故，意即他关心的事情不是人类的劳作，而是比人类劳作更伟大的自然万物。
除白葡萄之外，这几种植物的学名依次是小叶越橘（Vaccinium parvifolium）、矮樱桃（Prunus pumila，梭罗在本书篇章“声音”当中列出了它的另一个学名，Cerasus pumila）、美洲朴（Celtis occidentalis）、多脂松（Pinus resinosa）、黑梣（Fraxinus nigra）和绒毛堇（Viola pubescens）。白葡萄则可能是指原产北美的狐葡萄（Vitis vulpina）。另据哈定所说，这些都是康科德地区的罕见植物。
据哈定所说，从梭罗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来看，“这个街坊”是家住康科德的著名律师及政客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1778-1856）。
这句话是梭罗的不平之言，“篮子”指梭罗于1849年自费出版的《舟中七日》，该书销路极差。
这里的“开张营业”和下文中的“私家生意”显然不是指通常意义的商业，指的是梭罗的精神追求。
“天朝”原文为“Celestial Empire”（直译为“天庭帝国”），是西方人对当时中国的称呼，因中国人称本国为“天朝上国”而来。
萨勒姆（Salem）为马萨诸塞州海港城市，自十八世纪末成为中美贸易的重要港口。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其地位逐渐被波士顿和纽约取代。
泽西海岸即新泽西州的海岸，该州离马萨诸塞州不远。据哈定所说，泽西海岸历来以海难多发闻名。由此可知，梭罗所说的“最有价值的货物”是指人的生命。
对数表把复杂的乘除运算转化为简单的加减运算，在计算机问世之前是重要的航海工具，可用于计算船只所处的方位。
拉佩鲁兹（Jean Franois de Galaup，comte de Lapérouse，1741-1788？）为法国海军军官及探险家，于1785年启航进行环球探险。拉佩鲁兹的船于1788年在澳大利亚附近的瓦尼科罗岛触礁，其人结局迄今未知。
腓尼基人是中东地区的古代民族，以航海贸易著称；汉诺（Hanno）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的迦太基（腓尼基城邦之一，位于北非）探险家，曾率领船队探索非洲西海岸。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段文字一方面是描写与中国（“天朝”）做生意的繁难，一方面也暗喻与上帝的“天国”做生意（亦即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善）的艰辛。
梭罗移居瓦尔登湖之前不久，沿瓦尔登湖西岸延伸的波士顿至菲奇堡（Fitchburg）铁路刚刚建成；“冰块贸易”之说，则是就湖水而言。
瓦尔登湖很小，“港湾”的说法更多是就精神层面而言；“立脚根基”原文为“foundation”，在这里不光指“房屋地基”，也可指“支撑精神追求的基础”。
涅瓦河（Neva）为俄罗斯西北部河流，以平均流量计是欧洲第三大河。圣彼得堡位于涅瓦河口，濒临波罗的海。
把木桩认成真人的事情见于梭罗1852年9月23日的日记，梭罗还在1853年6月23日的日记当中记述了一个把真人认成稻草人的相反例子。
法伊弗夫人（Ida Laura Pfeiffer，1797-1858）为奥地利旅行家及游记作者，此处引文出自她的《一位女士的环球之旅》（A Lady’s Voyage round the World，1850）。
这是戏谑的说法，因为西方谚语说“家仆眼里无英雄”（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由此可以倒推出“有家仆便不是英雄”的结论。此外，英文的“shoes”（鞋子）兼有“处境、位置”的喻义，结合上下文，这里的“长年穿用旧鞋”应当包含“保持本色”的意思。
据《新约·马太福音》所载，耶稣曾说：“谁也不会用旧囊来装新酒，不然就会囊穿酒漏……大家都用新囊来装新酒，两者皆得保全。”
潜鸟（loon）指潜鸟科潜鸟属（Gavia）的几种水禽，体型介于鹅鸭之间，广布于北美及欧亚大陆北部。根据梭罗在本书篇章“动物邻居”当中列出的拉丁学名，他说的潜鸟是体型较大的普通潜鸟（common loon），学名Gavia immer（亦作Colymbus glacialis）。
外生植物（exogenous plants）这个概念大致对等于从前所称的“双子叶植物”，这类植物会进行次级生长（secondary growth），亦即茎干一圈一圈地增粗。树木的年轮便是这样长成的。
以树木为例，树皮由外而内有外表皮（epidermis）、皮层（cortex）和韧皮部（liber）几个组成部分。外表皮是最外层的死组织，由角质化的细胞构成；皮层由分化的细胞构成，具有绝缘保护作用；韧皮部由筛管或筛细胞构成，主要作用是输送养分。
环剥是指绕着树干切掉一圈树皮，阻断其养分输送。环剥通常是为了杀死树木。
“老哲学家”指的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毕阿斯（Bias of Priene），此人以公正仁善著称，得享高年。梭罗曾在1840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普里恩（毕阿斯的家乡）遭受洗劫的时候，其他居民都在手忙脚乱地把财物转移到安全地方，毕阿斯却安之若素。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设法救下一点儿家当，他回答说，‘已经救下了啊，我全部的家当都在我身上。’”
以商品真实价格为衡量标准，1854年的一美元大致相当于2014年的二十九美元。从本篇后文可知，当时工人的日薪大概是一美元左右。
据西方学者考证，“那位女裁缝”是康科德居民玛丽·米诺特（Mary Minot）。
美惠三女神（Graces）是希腊神话中象征恩典与美丽的三位女神，分别是光辉女神阿格莱雅（Aglaia）、欢乐女神欧弗洛绪涅（Euphrosyne）和激励女神塔利亚（Thalia）；命运三女神（Parcae）是罗马神话中掌管神祇及凡人命运的三位女神，分别是负责纺织生命之线的诺娜（Nona）、负责量度生命之线的德库玛（Decuma）和负责切断生命之线的莫塔（Morta）；“时尚女神”（Fashion）则是作者的调侃。
据斯特恩所说，从梭罗1854年1月的相关日记来看，“巴黎的猴王”指的是法国的时尚权威奥赛伯爵（(Alfred Guillaume Gabriel，Count D’Orsay，1801-1852）。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流传着“木乃伊麦种”（mummy wheat）的故事，亦即随木乃伊一起出土的古埃及麦种发芽生长的奇迹。梭罗这句话的意思是，旧观念也不是全无价值。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为1509至1547年在位的英格兰君主；伊丽莎白女王指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1558至1603年在位的英格兰君主。
英国工人的艰辛处境在当时的许多著作当中都有反映，比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845）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
塞缪尔·雷恩（Samuel Laing，1780-1868）为苏格兰游记作家，随后引文出自他的《旅居挪威三年日记》（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Norway during the Years 1834，1835，and 1836，1836）；拉普兰人（Laplander）是西方人对北极地区土著萨米人（Sami）的传统称谓。
据《旧约·创世纪》所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意识到自己处于赤身裸体的状态，于是就“把无花果树叶编结在一起，权充自己的围裙”。
珀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Penobscot Indians）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生活在美国东北部及美加交界地区，因缅因州的珀诺布斯科特河而得名。
这句话源自英国诗人理查德·拉夫雷斯（Richard Lovelace，1617-1657）的诗歌《狱中致埃尔瑟雅》（To Althea，from Prison），诗中有云：“只要我拥有爱的自由/灵魂也了无羁绊/便可享有高翔九霄的天使/独享的特权。”另据克莱默所说，梭罗曾在日记中两次引用此诗。
顾金（Daniel Gookin，1612-1687）是长期生活在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及殖民地官员，对印第安人持同情态度。随后引文出自顾金编著的《新英格兰印第安人史料汇编》（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Indians in New England），语句与原文略有出入。该书于1674年编成，1792年方得出版。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据该书所载，耶稣曾说，“狐狸有洞穴，天上的飞鸟有窝巢，人子却没有枕藉头颅的处所。”“人子”为耶稣自称。
拉姆福德壁炉（Rumford fireplace）是一种可以防止烟雾倒灌的壁炉，因出生在美国的英国发明家拉姆福德伯爵（Benjamin Thompson，Count Rumford，1753-1814）而得名。
据斯特恩所说，在梭罗的手稿当中，此处还有两句补充说明：“鉴于每次生病都是走向死亡的一个开端，医药费也可以算是丧葬费用。”
据《新约·马太福音》所载，有一个妇人崇敬耶稣，用整瓶的香膏为耶稣灌顶，耶稣的门徒觉得浪费，认为这瓶香膏足以周济许多穷人，耶稣却说，妇人的举动值得嘉许，“因你们身边常有穷人，却不常有我。”梭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的困苦往往是自己造成，没有理由口出怨言。
据《旧约·以西结书》及《耶利米书》所载，“父亲吃酸葡萄，倒了儿子的牙”是以色列的一句俗话。这句俗话的意思大致相当于“代人受过”。
以上两句引文出自《旧约·以西结书》，原本就是相连的两句。“这句俗话”指的就是上文中的“父亲吃酸葡萄倒了儿子的牙”。耶和华的意思是祂将要做到赏罚分明，以免凡人发出代人受过的抱怨。
这句话应该是在谴责“文明人”的贪婪，并对土著居民的困境表示同情。可参看前文中律师与卖篮子的印第安人的对话。律师拒绝购买篮子的时候，印第安人愤慨地高喊：“你是想饿死我们吗？”
康科德镇属于米德尔塞克斯县（Middlesex County）。据当时的波士顿杂志《新英格兰农夫》（New England Farmer）所说，文中提及的展会由米德尔塞克斯农业协会主办，包括耕田比赛等项目，曾以康科德为举办地点。梭罗曾在1860年的展会上发表演讲，题为“森林树木的更替”（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
据克莱默所说，当时的鞋带大多为皮制。
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为英国剧作家、学者及诗人。
此处引文出自查普曼的悲剧《恺撒与庞贝》（Caesar and Pompey）第五幕第二场，是庞贝的唱词。剧本原文是：“抵御这荒唐的人类社会/它仍在零敲碎打/逐步毁灭所有的理性/一味贪慕尘世的荣华/将天国的安适看作泡影。”
莫默斯（Momus）是希腊神话中的嘲讽之神，因喜欢挖苦其他神祇而被赶出了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密涅瓦（Minerva）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据《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所载，莫默斯曾经吹毛求疵，说雅典娜的房子盖得不好，理由是房子底下没装轮子，碰上恶邻不方便逃离。梭罗引用的这句话见于英国古典学者约翰·伦普里埃（John Lemprière，1765？-1824）编纂的《古典词林》（Bibliotheca Classica，1788）。
“沉默的穷人”指的是默默忍受贫穷、不愿靠救济过活的人。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的《历史》（Histories）第二卷所载：“金字塔上镌有埃及文的铭文，记载着工人吃的萝卜、洋葱和大蒜花了多少钱。”但铭文中提及的大蒜多半是充作副食或药物，并不是工人的口粮，因为希罗多德在下文中慨叹，如果说洋葱大蒜都花了这么多钱，面饼衣物的花费更不知道有多少。希罗多德的原著是希腊文，梭罗看到的可能是英国古典学者亨利·卡里（Henry Cary，1804-1870）的英译本，译者的中译亦以卡里的译本为依据。
1922年之前，爱尔兰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本书多处出现贬斥爱尔兰人的文字。据斯特恩及哈定所说，这些贬辞的背景是爱尔兰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严重饥荒，导致近百万人死亡，大批民众背井离乡。许多爱尔兰人去了美国，新英格兰也有不少，这些爱尔兰移民通常从事体力劳动，生活贫困，受人轻蔑。
这句话是在鞭笞当时美国南方各州蓄养奴隶的制度。
这两种帽子价格低廉，分别是夏天和冬天的用品。
垃圾坑（dust hole）是开在地板上的洞，做清洁的人可以直接把灰尘和渣滓扫到洞里。
奥萝拉（Aurora）是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曼侬（Memnon）是希腊神话中的埃塞俄比亚国王，埃俄斯（Eos，希腊神话中的曙光女神）之子，死后成为神祇。尼罗河畔有被人误称为曼侬神像的巨型法老塑像，据说会在日出时发出乐声。
萨达纳帕罗斯（Sardanapalus）是传说中的亚述君主，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以骄奢淫逸闻名。
奥斯曼脚凳（ottoman）是一种有衬垫的脚凳，因源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得名。
梭罗的友人、美国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写有讽刺小说《通天铁路》（The Celestial Railroad，1843），讲的是梦中乘坐火车前往天城（the Celestial City）的经历。梭罗此处的说法，以及本书后文关于火车的几处描写，都有可能受到了《通天铁路》的启发。
目前的跳高世界纪录是二点四五米，而二十五英尺约等于七点六米，梭罗的说法不详所本。
“马后车前”原文为“the cart befor the horse”，源自西方谚语“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把车子套在马儿前面），意为做事颠倒失序。
“老约翰逊”指的是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1598-1672），此人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头面人物，著有讲述新英格兰历史的《救主在新英格兰的神奇造化》（The Wonderworking Providence of Sion's Savior in New England，1654）。
前面几处引文均出自《救主在新英格兰的神奇造化》，语句与原文略有出入。
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是十七世纪时荷兰在北美大陆东海岸的一个殖民省份，首府为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文中所说的“省府总办”是荷兰人科讷利斯·范·迪恩霍文（Cornelis van Tienhoven，1601？-1656？），1638至1656年在任。
这段引文的原文是迪恩霍文荷兰文文告的英译节选，见于旅居美国的爱尔兰裔学者埃德蒙·奥卡拉汉（Edmund Bailey OCallaghan，1797-1880）编著的《纽约州史料汇编》（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851）第四卷。
“实验”即移居瓦尔登湖。据克莱默所说，鉴于梭罗搬进湖畔小屋的日子（七月四日）适逢美国独立日，他在这里使用的“实验”一词可能暗用了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典故，后者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把民主制度称为一次“成功的实验”。
据斯特恩所说，在梭罗的手稿当中，“难免要向人借点儿东西”后面还有一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我们的生命也是借来的，最终也得连本带利地还给出借者。”
这把斧子的“物主”究竟是梭罗的哪位友人，迄今未有定论，有人说是布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有人说是埃勒里·钱宁（Ellery Channing），还有人说是爱默生；“眼珠子”典出《旧约·申命记》，其中如是形容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眷顾：“祂爱护他，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珠子。”
据哈定及克莱默所说，这里的“云雀”和“霸鹟”分别指东部鹨（Stumella magna）和东部霸鹟（Sayornis phoebe）。对康科德地区的居民而言，这两种鸟都是从三月末开始鸣啭。
典出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Richard III）第一幕第一场的第一句台词：“如今我们心里的寒冬，已经被约克的太阳融成明丽的夏日。”
据苏格兰作家刘易斯·斯彭斯（Lewis Spence，1874-1955）的《北美印第安神话》（The Myth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1914）所说，“迷雾精灵”（the spirit of the fog）是印第安神话中的精怪，能够在海上制造浓雾，“令航海者心生恐惧”。
这首诗是梭罗自己的作品。
一英寸约等于二点五厘米。
梭罗移居瓦尔登湖的时候，波士顿-菲奇堡铁路已经竣工（参见前文注释），许多铁路工人都在离开时卖掉了自家的简陋房屋。
鸫鸟（thrush）是鸫鸟科（Turdidae）各种鸟类的统称。这一科的鸟类广布于世界各地，不少品种都以鸣声悦耳著称。
梭罗这句话是调侃，把自己拆屋建房的举动与特洛伊人重新立国的事件相提并论。据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第一卷开篇所载，希腊人攻破特洛伊城之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率众前往意大利的雷舍姆地区（Latium），在那里建城立国，并且“把他敬奉的众神搬到了雷舍姆”。
这里的“根”原文是“roots”，既可以指适于贮藏的植物块根，也可以指抽象意义的“根柢”。
据多位西方学者所说，梭罗的帮手包括阿尔科特、钱宁、爱默生、伯里尔·柯蒂斯（Burrill Curtis）和乔治·柯蒂斯（George Curtis）兄弟、埃德蒙·霍斯莫（Edmund Hosmer），以及霍斯莫的三个儿子。
七月四日是美国的独立日（参见前文注释）。梭罗选择在这个日子迁居，也许是借此宣告他自己的独立。
“羽缘层叠的样式”是一种防雨的设计，亦即把横向墙板的底面和顶面削成外缘低内缘高的斜面，并使（以上下相邻的两块墙板为例）上方墙板的底面盖住下方墙板的顶面。这样加工的墙板底面和顶面各有一条薄如羽毛的边缘，故名“羽缘”（feathered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