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春天

一个多月前，还是隆冬的天气，我被冻得不能做事，颇以为苦。有一天跑到一个有钱的朋友的家里去，闲谈中就说起这苦况，那个朋友听了却诘问我道：

“你家里为什么不装火炉？”

对这诘问，我无话可答，只能红一红脸，同时，感到他那客厅中的电炉特别炽热，竟使我忍受不住。

《晋书》上说，有一年荒歉，百姓没有饭吃，有人将这告诉惠帝，惠帝却说，“何不食肉糜？”在一本《印度革命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某英国贵妇在报纸上读到印度大饥，数百万土人陆续饿死的消息，就对人发出这样的疑问道：

“单是饿饿肚子，就会死去的么？”

我的朋友并没有晋惠帝那么的昏庸，也没有某英国贵妇那么的愚蠢，但是他对于装不起火炉的人为什么不装火炉这事，已不很能够了解。由他说来，世上是没有所谓“冬天”这季节的，在冬天竟有冷得不能做事的人，在他是不易相信的。

这正和我之不易相信有的人们竟可以把冬天变得春天似的温暖一样，因为，我的冬天，一向是冷得使我不能做事的。

现在是冬天已去春天又到了。然而，凛冽的二月一过，春天别有一种料峭的寒意。三月的夜晚，还时常使我感到一阵冬季的战栗。从碎了的玻璃窗间吹进来的春风，真和剪刀一般的锋利。

我也知道，再过几时，天气是要温和起来的。但天气一温和，我就得加倍地忙；赶做我在冬天所耽搁着的工作。

然而，有的人们可要快乐了，他们说春天是最快乐的季节，是应该快乐的季节。他们是怎样地快乐的呢？我并不清楚地知道，我只读过庾子山的《春赋》。知道这样的一些情景：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吹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人新丰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醅，芙蓉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玉管初调，鸣弦暂抚，《阳春渌水》之曲，对凤回鸾之舞。更炙笙簧，还移筝柱，月入歌扇，花承节鼓，协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车小苑，连骑长扬，金鞍始被，拓弓新张，拂尘看马埒，分朋入射堂，马是天池之龙种，带乃荆山之玉梁，艳锦安天鹿，新绫织凤皇……”

我看到古今许多描写春天的快乐的文章，总不外乎这一套，只是里边所嵌的名词有所变换而已。倘把现在的许多“摩登”名词换了进去，那么这篇《春赋》，也可作现代文读的。

有一种人的春天就是这样的，但此外的多数人可没有这样的春天。这样的春天如果可算快乐，则多数人无福享受这种快乐，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这样的快乐，因而根本不易相信特别有所谓“春天”这一个季节。

我也是没有“春天”的人之一，但我从古今的书本上读到许多描写春天的快乐的文章，我并不以为那是谎话，我只相信那是另一世界的春天的情形。

至于在我所闻见的世界里，春天的人们和在别的季节中并无两样，在春天里，他们也终日只有劳作和受难，没有游息，没有快乐。

有在冬天而不相信有冬天的人们，有在春天而不知道有春天的人们，这是现社会的一个事实。

《中学生》的编辑先生征求关于“春”的文字，也征到我这不知道有春天的人，在我是一件为难的事，我将怎样地说我自己对春天的意见呢？

我是说不出，但我敢于推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所读过的描写春天的一切文章中唯一的最好的一篇。问这文章是谁作的，那是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它的题目是《春天与其力量》。原文太长，我只抄几节在这里罢：

“在每年里，春天是最忙的时节，这是用了犁和锄去工作的时节，是播种子，是种植及迁移花木的时节。我们在春天所播种的，我们在收成的时候就可以收获。全年的幸运都倚靠我们的春天的工作，饥荒缺乏以及一国的别的一切不幸的根也都长在春天里。人类历史上的春天也是如此：每个新时代的春天的工作，严密地决定完全时代的发达的界限，它的一切造就与其失败。

“朋友们，你们将要在自己的思想的田里播下什么种子呢？那是对于真与美的爱，对于知识的渴慕的种子呢，还是对于习惯与俗恶的奢华的爱，对于名誉与金钱的贪欲，对于安乐与舒服的生活的渴慕的种子呢？

“其次，我想问一声，你们将要在国民的思想的田里播下什么种子呢？那是刚勇对于正义的爱，对于自由的渴慕的种子，还是卑鄙的等着机会的便宜主义，对于快乐的贪欲的种子呢？你们将要用了什么花去装饰国民的心灵的园呢？那是勇敢，坚定，正直与诚信的花，还是野心，谄媚，轻信与自满的花呢？

“朋友，正如我们自己的幸福与好运倚靠着我们在自己的心里播下的种子一样，我们国民的幸福与好运也正倚靠在新的时代的春天所播的种子上面。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们好好的留意：倘若播种的时期已经过去，譬如在夏天或冬天想去耕田以及下种，这在农夫实在只是白费工夫与精力了；所以同样这也是同时间与精力的耗费，如在祝福的春季已过，惯性之干枯与反动之寒气主宰着国土时候，还想去播种在人民的心里。

“朋友们，我想——虽然我希望我是错误——新时代的春天现今正在很快的过去，反动和惯性不久就将支配全世界了。让我们不要失却时光，让我们去工作，因为只有在宽阔的播下了种子的园里，我们才能希望——不管那些惯性与反动——得到一个丰满的收成，与幸福及好运的一年。”

【人物介绍】

徐懋庸(1910-1977)，浙江省上虞县人，现代文学家。著有杂文集《不惊人集》、《打杂集》、《打杂新集》；文论集《文艺思潮小史》、《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以及译著多种。

作者小趣　“我要回家”

1949年，作为刚上任不久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以及不久后又担任着武汉大学党组书记、副校长之职的徐懋庸，得知留在浙江家乡的父母女儿还健在的消息后，欣喜不已。他想把他们接到城里来，但要亲自回乡实在没时间，于是便写信以便确定日子好派人去迎接。但父母的回信却使他为难了起来，原来二老经过合议后，认为城里的生活他们过不惯，因此并不想出来，倒是希望他能早点回去看一看。徐懋庸答应了。经过了一段漫长的等待后，父母见儿子依然没回家，于是又来信催问，徐懋庸回信说，忙过这一阵，马上就回家。这样的催问和承诺大致经历了三四回，徐懋庸仍然没动静，父亲便生起气来。

倒是母亲比父亲通达得多了。尽管她的内心很痛苦，一个母亲思念儿子的痛苦是一般人所无法体会的，而这个痛苦整整伴随了她几十年(1927年，16岁的徐懋庸离家出走上海)。后来她就病倒了，再后来，她便渐渐地精神失常了。事后有人写信告诉徐懋庸，母亲在临终之前的脑子是清醒的，甚至还说了一些极达观的话，为儿子的不回家作辩护。

对于母亲的去世，徐懋庸后来是作过一些自责的，“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亲，实在是罪无可赦的事，我倘若回去一次，让她看看我和她的孙儿们，让她同我说说她在战争时期的苦难生活，让她听听我在战争时期的新奇经历，那在她，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她的晚年，就会过得很愉快的。在这世界上，我，到底是她最亲切的人啊！寄给她钱让她吃饱，这算什么呢？她是吃惯了苦的。能够见到我的面，能够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但是，我剥夺了她的全部幸福。”“就算我是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吧，但对于人民——而且是最痛苦的劳动人民之一的母亲，给了我生命全心的爱的母亲，却是这样的漠不关心，在我是轻而易举而在她却是最大的幸福的会面，也不让她如愿。不受诅咒但我自己是应该检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