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攻袭银行
1907年6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点半。一个穿着皮靴和骑马裤、蓄着时髦八字须的骑兵队长来到了闷热的第比利斯中央广场。他挥舞着巨大的锡卡西昂军刀，在马背上和两位穿着考究、打着折叠遮阳伞的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打情骂俏——而此时此刻，她们的裙子里藏着两把毛瑟枪。
广场的街角上有好几个看上去放荡不羁的青年小伙，他们穿着亮色的宽松衬衣和肥大的水手裤，他们的怀里都揣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广场上有家声名狼藉的酒吧，名为“迪利普丘利酒馆”。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革命者已经占领了这座酒馆的酒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邀请过客进来和他们共饮一杯。而他们所有人其实都在等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引爆第一个炸弹。那一年，约瑟夫29岁。之后，他将以“斯大林”之名为全世界所熟知。
除了这些革命者之外，很少有人知晓他们要于今日执行一个武装行动，从而引起“关注”，可斯大林业已为此准备了好几个月。有个名为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大致了解他们的行动。他是布尔什维克党
的领袖，当时却藏身于远在北方芬兰卡勒比的一幢别墅中。几天之前，列宁在柏林和伦敦私密会见了斯大林，同意执行这起武装行动。虽然就在不久之前，社会民主工党刚刚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剥夺”——这是他们对攻袭银行等革命武装行动的委婉说法。然而，斯大林总是小心谨慎地执行每次剥夺行动、抢劫和暗杀，这让他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中心的主要资助者”。
最终，那天所发生的事件将登上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动摇第比利斯的统治基础，并进一步让业已分化的社会民主工党陷入内斗的危机：那一天成就了斯大林，也几乎败毁了斯大林——那是他人生中的分水岭。
在埃里温广场，20个革命者——他们是斯大林所领导的“组织”的核心人物——已经各就各位。他们的哨兵正观望着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这条优美的主干道正位于总督宫殿恢宏的白色意大利式建筑之前。他们正等待着马车嘀嘀答答的马蹄声和随之而来的哥萨克骑兵队。骑兵队的首领就是那个挥舞锡卡西昂军刀的年轻人。他勒马腾跃，而后跳了下来，开始在这条时尚的大马路上漫步。
这条大道的每个街角都有哥萨克士兵或警察：当权者已经听闻了风声。自从那年1月以来，流言便满天飞。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纳”的告密者、间谍以及他的宪骑兵都曾多次汇报，革命者和犯罪分子都在秘密策划行动。在这个地下活动的早期时代，我们很难分清匪徒和革命者，也很难辨别虚张声势和真实行动。可是，用今日情报专家的话来说，有关革命者试图引起“关注”的“谣言”已经流传长达几个月之久。
在那个闷热得令人发晕的早晨，我们依然很难想象充满东方色彩的第比利斯（旧称为“第弗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与圣彼得堡——沙皇俄国的首都，在第比利斯1600公里之外——同属于一个国家。它建于姆他兹明达（Mtatsminda）圣山之畔，古旧的街道延伸至山坡的陡峭处，而在此之上的则是造型奇特的别墅，每家每户都有装点着生长多年的葡萄藤的阳台。那里的人们还未用上自来水和电。第比利斯还是个大农村，那里的每个人都彼此相识。
第比利斯的费雷林斯卡亚大道是上流阶级住宅区。它离中央广场仅一步之遥，紧挨着军队总部。斯大林的妻子正住在那里。这位名为卡托·斯瓦尼泽的漂亮格鲁吉亚女人是个裁缝，她刚刚为斯大林生下了一个名为雅科夫的儿子。他们互相爱慕：虽然斯大林脾气暴躁，但他对卡托的爱毋庸置疑，而卡托也崇拜斯大林，愿与之分享他对革命的狂热。此时此刻，卡托正抱着儿子坐在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她不知道——正如第比利斯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即将为她带来巨大的震惊。
这座小城是高加索——黑海和里海之间荒芜的、遍布群山峻岭的沙皇领地——的首都。这里民风彪悍，时有动荡。相较之下，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简直就是农村里的香榭丽舍大街。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剧院、摩尔式风格的歌剧院、大饭店、格鲁吉亚王子的宫殿和亚美尼亚石油大亨的豪宅在这条街上一字排开，可是，一旦走过军队总部，埃里温广场则打开了另一扇门：那一头尽是亚洲风情的小房子。
穿着异域风格服饰的小摊贩叫卖着辛辣的格鲁吉亚豆子和一种名为“khachapuri”的芝士蛋糕。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集市里充斥着运水工、小摊贩、扒手和搬运工。这里的街巷更像是黎凡特的露天市场，而非属于一座欧洲城市。骆驼和驴子迈入旅店，它们满载着波斯和中亚的丝绸、香料以及从格鲁吉亚乡下运来的水果和葡萄酒囊。旅店年轻的服务生和跑堂为客人提供食宿，帮他们卸下货物，为骆驼卸下套具——有空的时候，他们会朝广场望上一眼。我们从现今公开的格鲁吉亚档案中了解到，斯大林和《雾都孤儿》里的费金一样，会发动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对革命充满向往的旅店服务生，让他们帮他作侦查和通风报信。与此同时，在其中一家旅店晦暗的密室里，组织者正在向革命者做动员工作，他们最后一次演练了计划的整个流程。那一天早晨，斯大林也在这个密室之中。
那两位手执折叠遮阳伞、身藏左轮手枪的漂亮女孩名为帕西亚·戈尔多瓦和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她们“有一头棕色的秀发，身材苗条，大大的黑眼睛很讨年轻人喜欢”。她们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广场，来到军队总部的门外。她们开始和俄国军官、身穿蓝色制服的宪骑兵以及罗圈腿的哥萨克人调情。
直至今日，第比利斯依然是一座悠闲的城市。那里有很多露天的酒馆，行人经常会停下脚步在酒馆喝上一杯。格鲁吉亚人爱炫耀、容易激动，很像意大利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穿着传统的乔卡——齐膝的长大衣，对襟开，上面装饰有子弹状的扣子——大声歌唱着，大摇大摆地走在街道上。戴着黑色头纱的格鲁吉亚女人和穿着欧洲时髦服饰的俄国军官的妻子走进普希金花园的大门，和波斯人、亚美尼亚人、车臣人、阿伯卡茨人，以及穿戴着异域风情帽子和服饰的山区犹太人一起购买冰糕和柠檬果子露。
小流氓们打量着人群，伺机下手。穿着白色法衣的见习牧师在大胡子、穿着大袍的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白色廊柱的神学院就在街道的对面。9年前，斯大林也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差点就取得了牧师的资格。这座城市鲜有斯拉夫或俄国色彩，东西方交融的高加索图景在这里野蛮地生长。而这片土地，便是孕育斯大林的地方。
安妮塔和帕西亚确定了一下时间，继而分头朝广场的两边走去。在宫殿大道上臭名昭著的迪利普丘利酒馆中，受骗的客人——王子们、皮条客们、告密者们和小偷们——早已喝起了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亚美尼亚白兰地。这里离萨姆巴托夫王子用金钱所堆积出来的宫殿并不远。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塞基拉什维利——他也是革命者，认识斯大林以及其他几个人——来到离酒馆不远处的一家商店，造访商店的主人、他的朋友。一个名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的家伙在酒馆门口认出了他，兴高采烈地邀请他进来，立刻为他端上一把椅子，并根据格鲁吉亚的传统给了他一杯红酒。大卫喝完酒急着想走，可是巴楚亚却“极其礼貌地”邀请他再待一会儿，“品尝更多的小吃和美酒”。大卫意识到，“他们只让人进来，却不会让人出去。门口有持枪的人把守着”。
帕西亚·戈尔多瓦这位身材苗条、褐色头发的美女正在广场一头盯梢。她发现一群护卫队正骑马向她而来。于是，她跑过街角，来到普希金公园，冲着正在门口等候的斯特普科·因茨基尔韦利挥舞手中的报纸。
“开始行动！”斯特普科低声说道。
紧接着，斯特普科向守在迪利普丘利酒馆门口的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点了点头。安妮塔回头示意酒吧里的其他人。守在门口的枪手也召唤他们。塞基拉什维利看到，酒馆里的那些人“一收到信号”便放下酒杯，拿出手枪，冲了出去，在广场上四散开来——这些穿着肥大裤子的年轻人身材消瘦，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吃过什么东西了。他们大都是穷苦人，有些人则是王子——在格鲁吉亚的省份里有很多住在破陋城堡中的贫困王子。要说他们目前的行为非常冒险，他们这么做却也不是为了钱：他们是在响应列宁、党以及他们在第比利斯的领袖斯大林的号召。
“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在事先都早已分配完毕。”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说。她是参与行动的另一位女孩，是安妮塔的朋友。虽然她才19岁，但已经参加过好几次剥夺行动了。
革命者们朝各自负责的广场警察冲了过去——这些警察被戏称为“gorodovoi”，即“街头的法老”。两位枪手击中了市政厅之外的哥萨克骑兵；剩余的人则朝韦利亚米诺夫街的街角和亚美尼亚集市冲了过去，那里离国家银行不远。在还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回忆了她和两位枪手守卫一个街角的经历。
此时，之前还若无其事地假装看报纸的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看到了远方被马蹄扬起的尘埃。他们来了！巴楚亚收起报纸，准备就绪……
那位之前挥舞着军刀、在广场上闲庭信步的骑兵队长警告行人们赶快逃离，但没人听他的话。于是，他再次跳上那匹良驹。他当然不是什么军官，他是格鲁吉亚帅气剑客和非法之徒的完美化身，是骑士和匪徒的完美结合体。他叫卡莫，年仅25岁的他是“组织”的领导。正如斯大林所言，他是“异装的大师”，无论是富裕的王子，还是洗衣工，他都能演得惟妙惟肖。他的行动有些僵硬，而他那只半瞎的眼睛则不断地眨巴和转动着——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自己制造的炸弹击中了他的脸部。他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卡莫被斯大林“完全征服”了，并由此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共同成长于哥里——离第比利斯72公里远的小镇，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力。他是个抢过银行、越过狱，却也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对武装斗争十分在行。他的面容“毫无光泽”，眼睛无神，却有一副平静得吓人的神情。他对斯大林忠心耿耿，时常对他说：“让我为你杀了他吧！”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也没有会让他害怕的事。
斯大林冷漠却有魅力。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这种特质会为他吸引很多敢于挑战沙皇统治的人。这位他自儿时便认识的卡莫和这些革命者便是最初的一群。“那些年轻人毫无私心地跟随斯大林……他们对他的崇拜让他得以施行铁的纪律。”卡莫经常造访斯大林的家。他挥舞的那把军刀正是卡托父亲的，他说他“要扮演一个哥萨克军官”。即便是列宁——这位成长于贵族家庭，对人吹毛求疵的律师——也被蛮勇的卡莫吸引，称他为“高加索好汉”。晚年的斯大林曾回忆道：“卡莫真是个奇人。”
“队长”卡莫掉转马头，朝大道的另一头奔去。他和正朝他迎面而来的护卫队擦身而过，可他却全然不顾。在此之前，他吹嘘道，一旦枪战开始，整个行动“将在3分钟内结束”。
哥萨克骑兵队驱马来到埃里温广场。两骑骑兵打头阵，两骑殿后，还有一骑守在两辆马车边上。第一辆马车里坐着两个穿着礼服的人，他们是国家银行的出纳库尔久莫夫和会计戈洛夫尼亚。马车上还有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第二辆马车里则坐满了警察和士兵。马蹄声在广场上回响。他们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便能穿过广场，拐弯来到索罗拉基街。新建的国家银行正在那条街上，门口的狮子雕塑和神像象征着俄国资本主义的权威。
巴楚亚把报纸往下放，给出了信号。接着，他扔掉报纸，拿出了枪。同伴们纷纷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苹果”——那是些强力手榴弹，是由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偷运进第比利斯的。在此之前，他们把手榴弹藏在了一个大沙发里。
枪手和女孩们拉掉引信，冲着马车扔出了4颗手榴弹。刹那间，手榴弹在马车底下爆炸，震耳欲聋，冲击力极强。马匹和马车里的人都被炸得血肉横飞，手榴弹的碎片和血浆一起四溅开来。革命者们拔出毛瑟枪和勃朗宁枪，冲着广场上的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射击。后者毫无提防，不是被击中倒地，便是赶紧窜逃，寻找掩体。被引爆的手榴弹多达十几颗。目击者称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有从屋顶扔下来的——据说，当时的第一颗炸弹是由斯大林本人从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扔下的。
银行的马车停了下来。行人们尖叫着四处逃散，寻找掩护。有些人以为发生了地震：难道是圣山将倾吗？“没有人能判断巨响是由大炮还是炸弹造成的，”在此之后，格鲁吉亚当地的《箭报》（Isari）报道称，“巨响造成了全面的恐慌……整座城市的人们都开始逃亡。马车和货车急转掉头，赶紧离去……”大楼上的烟囱都倒了下来。从事发中心到总督宫殿的所有玻璃窗都被震碎了。
当时，卡托·斯瓦尼泽正在自家的阳台上和家人一起照料斯大林的孩子。“突然间，我们听到了爆炸声。”她的姐姐萨什克回忆道，“我们被吓坏了，赶紧躲进屋里。”她们看到窗外升起了黄色的烟雾，人群陷入了恐慌，到处都是被炸死的马匹和被炸伤的人。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拉着马车的一匹马抽搐了一下，又活了过来。正当革命者们冲向马车试图夺取装在后面的钱袋时，这匹马冲出混乱，朝着山下的士兵集市（Soldiers Bazaar）奔了过去。它带着的钱是斯大林答应列宁要夺来用以革命的。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世纪中，斯大林在此次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长期受到质疑，却也无法得到证实。不过，现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新近公开的档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整起事件的主谋，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开始招募行动的“内应”。格鲁吉亚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妻子的姐姐萨什克·斯瓦尼泽留下的回忆录，据其记叙，斯大林曾公开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挥。银行攻袭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真相终于被揭露了。
斯大林对“政治的脏活”颇为享受，他喜欢在革命的“阴谋剧”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在他成为苏联的领袖之后，他曾隐晦甚至感怀地提起过那些“哥萨克和匪徒”——Kazaki i razboyniki，俄语中的“警察与强盗”——的游戏，可他从来没谈起过细节，因为这将损害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形象。
1907年的斯大林是个瘦小而又神秘的年轻人，有很多化名。他经常穿红缎子的衬衣、灰色的外套，戴着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有些时候，他会穿格鲁吉亚传统的乔卡，还会戴上白色的高加索头巾，让它花哨地垂在肩上。他总是在搬家和逃亡，所以他有很多沙皇贵族穿的制服。他会用它们乔装打扮。他甚至会为了逃跑乔装成女人。
他很受女性欢迎。他会唱格鲁吉亚的民谣，会大声朗读诗歌。虽然他颇有魅力且富有幽默感，但他依然是个阴郁的人，带着格鲁吉亚北方人奇怪的冷酷感。他那“灼人的”眼睛会在表示友好的时候变得迷人可爱，却也会在愤怒时变成黄色。他还没有蓄上后来在他执政时期标志性的胡须和向后梳起的头发——这时的他有时以一脸大胡子和长发示人，头发是褐色的，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成黑色。他满脸雀斑和痘子，走起路来很快却有点跛。他总是别扭地举着左臂，那是他在儿时受伤落下的病根。
他不知疲倦，满脑子的主意和想法。他很好学，同时也是天生的老师。他爱好小说和诗歌，但他对文学的喜爱却永远不及他对指挥和领导、消灭敌人和报复小人的欲望那么强烈。他很有耐心，冷静而又谦逊，可又会在突然之间变得自负、固执而又敏感，一不小心，他那根狠毒的雷管就会被点燃。
他从小浸淫在崇尚尊严和忠诚的格鲁吉亚文化中，他是个勇敢的现实主义者、爱挖苦人的犬儒主义者和冷酷无情的武装革命者：正是他一手策划了银行攻袭，正是他缔造了“组织”这一武装团体，而他则像黑手党首领一般在暗处指挥着“组织”。他故意让自己显得像农民一样粗俗，这使得他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但他也不会向任何恃才傲物的对手显露自己敏感的一面。
他幸福地娶了卡托，却无情地选择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超越常人的道德观和责任感，不受爱的羁绊。可是，当他对他人的狂妄自大说三道四时，他却对自己对权力的渴望毫无意识。他珍惜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当他敲响朋友家的大门而他的朋友问门外是谁时，他会用一种半带自嘲的狂妄口吻说：“穿灰衣服的人。”
他是历史上最早的职业革命家之一。“地下”是他天然的庇护所，他以猫一般的优雅，带着他的破坏性秘密地穿梭于其中。“穿灰衣服的人”是个天生的极端主义者和阴谋策划者，而他同样也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自青年时期便是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起发生在高加索的街头武装行动是他暴力的狂欢，而他对暴力狂欢的喜好会渐渐膨胀，最终融入到苏联怪诞的政治文化中。
“斯大林开启了一个持械剥夺的时代。”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这次攻袭银行的主谋之一，斯大林家乡的伙伴——说道。我们曾经以为，斯大林会组织行动，却不会亲自参与。他或许没有亲身参与1907年的事件，然而，可以明确的是，经常带着毛瑟枪的他与其他几起剥夺事件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引起关注的机会。而他也知道，攻袭银行要想成功，“内应”不可或缺。具体到1907年的事件，他确实招募了两个“内应”。其一是个银行职员，斯大林富有耐心地感召了他。而后，他偶遇了一个同学，那人恰好为银行邮局工作。斯大林对其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说服，最终此人透露，有一笔巨资——可能多达100万卢布——将于1907年6月13日抵达第比利斯。
在此之后，这位关键性的“内应”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协助这次影响巨大的剥夺事件，只是因为他欣赏斯大林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也只有在格鲁吉亚这种地方，作为诗人的斯大林才能成就实施武装剥夺的斯大林。
马拖着马车和钱袋冲过广场。有些革命者慌了，可三位枪手立刻行动了起来。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一马当先冲向马匹。他不顾生命危险地把另一个“苹果”扔到马肚子下面。手榴弹瞬间爆炸，马的内脏横飞四溅，它的腿也被炸飞了。巴楚亚本人也被炸到天上，然后一头砸在马车上，晕了过去。
马车倾倒，终于停了下来。巴楚亚不能动弹了，但达提科·加布鲁阿什维利赶紧跳上马车，提起钱袋，摇摇摆摆地在浓雾中向韦利亚米诺夫街跑去。可是，他们早已陷入了混乱。达提科不可能提着那么多钞票跑那么远，他必须把钱袋交给别人——可是，他能交给谁呢？
烟雾渐渐消散开来。广场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型战役，尖叫声和枪声依然不绝于耳，马车倾倒在地，尸体散落在四周，血渐渐弥漫开来。没死的哥萨克人和士兵们跑了出来，捡起地上的武器。支援部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回忆道：“所有同志都出色地执行了任务——除了3个胆小的逃跑了。”然而，此时此刻，达提科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他停下了脚步，刹那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行动的成败命悬一线。
那么，斯大林真的在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上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吗？有另一种说法。P．A.甫连科是斯大林欣赏的作家，据他说，斯大林亲自袭击了马车，并被一块炸弹碎片所伤。不过，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斯大林习惯出于安全考虑和所有人“保持距离”，而他也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
据格鲁吉亚的档案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卡莫曾在一次醉酒后声称斯大林根本没有参与行动，而只是旁观过。这一说法被另一个源自于警察的消息所印证，虽然这一消息源本身是否可靠值得商榷。据此消息源说，斯大林是在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一幢宅邸的院子里，抽着烟观望了整场血腥杀戮”。而那幢“宅邸”的的确确是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那条大道上的牛奶吧、酒馆、修鞋铺、理发店、裁缝店里全都是奥克瑞纳的告密者。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斯大林，这位擅长突然遁匿的幕后指挥早在枪声响起前便已经离开了。事实上，据最可靠的消息称，他那天早上便已在火车站现身。
他完全可以从容地在火车站里通过搬运工和乞丐遥控埃里温广场的情况。如果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无产者带来了坏消息，他可以立马跳上火车，消失不见。
就在行动危在旦夕之时，卡莫“队长”一手策马架着四轮马车，一手举着毛瑟枪冲入了广场。他对行动的失败倍感愤怒，“真像一个骑兵队长”一样咒骂着。他疯狂地驾着四轮马车转圈，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广场上的局势。然后，他策马向达提科冲了过去。他俯下身来，在一位女枪手的帮助下提起了钱袋，把它们扔进四轮马车里。他迅速掉转方向，沿着大道从总督宫殿前路过。而此时，总督宫殿前已经聚集了大量士兵，哥萨克骑兵们纷纷上马，增援的命令已经下达。
卡莫看到一辆警局的四轮马车正朝他冲过来。驾车的正是警局副局长A.G.巴拉甘斯基。“钱在我这儿。快去广场。”卡莫对他喊道。巴拉甘斯基毫不怀疑，径自向广场奔去。第二天，巴拉甘斯基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他自杀了。
卡莫来到维托拉亚·冈查纳亚大道，把马车驶入一栋房子后的工匠铺的院子。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个名为芭芭拉·“贝比”·博乔里泽的老妇人。斯大林和贝比的儿子米哈相识，曾在这里留宿过好几个夜晚。他正是在这里策划了整起行动。当地警察对这个地址相当熟悉，可是，实施行动的同伴们至少贿赂了一个宪兵官。这位名为祖博夫的队长后来因受贿而被起诉——他甚至帮革命者把钱藏了起来。精疲力竭的卡莫把钱袋交了出来，脱下制服，赶紧往大汗淋漓的脑袋上浇了一桶水。
斯大林策划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伦敦《每日镜报》做了题为“炸毁一切：革命者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毁灭性袭击”的报道。报道称：“今天的袭击发生在城市中央人满为患的广场。他们至少接二连三地扔了10个炸弹。爆炸造成了很多伤亡……”《泰晤士报》报道的标题为“第比利斯炸弹袭击”。巴黎《时代报》的标题则更加简洁：“灾难！”。
第比利斯也陷入了骚乱。高加索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是个温和的人，这次却公开谴责“恐怖分子的厚颜无耻”。“政府和军队都已经行动起来，”《箭报》称，“警察和巡逻队展开了全城搜查。很多人被捕……”与此同时，圣彼得堡也勃然大怒了。沙皇下令必须找到钱袋和“抢劫者”。一个特别侦探小组成立了，他们正前往第比利斯调查。道路被封锁，埃里温广场被包围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逮捕了嫌疑犯。每个告密者和双重间谍都被问话，他们也都把自己所了解的全盘托出，可没一个人知道真正的“抢劫者”到底是谁。
银行的马车里留下了2万卢布。有个幸存的马车夫抱着侥幸心理偷了9500卢布，后来被抓了起来。警察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对以斯大林和卡莫为首的“组织”一无所知。一个胡言乱语的女人自首了，她说自己就是银行抢劫犯，却被证明只是疯了而已。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行动——目击者称他们看到了差不多50个人从屋顶上，甚至从圣山上扔炸弹。没人目击卡莫带走钱袋。奥克瑞纳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国家监守自盗，有人说这是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干的，有人说是罗斯托夫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会抑或社会主义革命者。
没有一个人被逮捕。即便是库布里亚什维利也及时地清醒了过来，成功逃亡了。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中，行动者四散而逃，混入了人群。其中还有一位叫埃利索·洛米纳泽的。当时，他负责和亚历山德拉一起看守一处街角。事成之后，他溜进了一个教师协会，偷了一件教师制服，然后穿上制服大摇大摆地回到广场，好好欣赏了一番自己的杰作。“每个人都活了下来。”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在她1959年的回忆录中说。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她是这群注定悲剧的行动者中唯一还活着的人。
广场上的伤者多达50人。3个哥萨克骑兵、银行职员和一些无辜的路人被炸得粉碎。出于审查原因，报纸并没有如实报道死亡人数，可据奥克瑞纳统计，大约40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了。附近的商店里建起了急救站。24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一个小时之后，路人们看到一辆如幽灵般的马车载着尸体和尸体碎片驶离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它像是一辆刚从屠宰场开出来的、运载内脏杂碎的车。
国家银行不确定到底损失了25万卢布还是34.1万卢布，准确的数字抑或在两者之间——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大数目，等同于今日的1700万英镑（或3400万美元），而它在当时的真实购买力则要更高。
博乔里泽和他的妻子马洛——另一位参与攻袭银行的女性——把钱缝进了床垫。苗条的帕西亚·戈尔多瓦用枪指挥搬运工和一些听从斯大林的乞丐把床垫运过库拉河，藏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些床垫被铺在了第比利斯气象台台长的睡椅上。斯大林在离开神学院之后曾在气象台工作过。这是他在加入地下革命运动前的最后一份工作，事实上也是他于1917年加入列宁的苏俄政府前的最后一份活儿。事后，台长承认自己从来不知道他的头底下竟然垫着那么多钱。
很多消息源皆称是斯大林本人把钱藏在了气象台。虽然这听上去又像是一个神话，却不是没有道理：斯大林经常亲自押送剥夺来的钱财，持着枪，骑着马，越过山头，把这些从银行或其他地方剥夺来的钱运到安全的地方。
着实令人称奇的是，那天晚上，斯大林安全地回到了家，他甚至向卡托和家人兴奋地说他的手下们成功了。那个时候，钱早已安全地躺在气象台台长的床垫里，并将于不久后到达列宁的手里。没人怀疑斯大林，甚至连卡莫也是安全的。他们的战利品将被偷运出国，其中的一些甚至会在里昂信贷银行洗白。俄国会联手其他十几个国家追查这些卢布和行动者，可他们从始至终一无所获。
据说，就在攻袭行动的几天之后，斯大林自觉安然无事，便在河岸的酒馆里优哉游哉地喝起了酒。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突然有一天，他告诉妻子，他们将举家迁往巴库——这座因石油而出名的城市位于高加索的另一边。
第比利斯《新时代报》（Novoye Vremya）说：“鬼才知道这起胆大包天的抢劫行动到底是怎么成功执行的。”斯大林策划了完美的行动。
然而，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远远称不上完美。参与行动的成员像是饮下了毒酒，只待毒性发作之日。在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在第比利斯或格鲁吉亚生活过。卡莫的命运则更加令人称奇。对钱币——它们中的有一些是有标记的——的追查无疾而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和此事再无瓜葛。事实上，行动的成功对他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成为了对手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力武器。
行动没有为执行者本人带来任何好处。列宁和他的同志竭力争取着这些剥夺来的钱财。然而，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的对手组织了3次党内调查，希图把他摧毁。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的行动指挥官——因公然破坏党的纪律，执行流血袭击而被第比利斯委员会开除党籍。多年之后，当他想要继承列宁，成为苏联首领和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的代言人时，这段经历成为了最大的污点。它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在1918年，斯大林曾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掩饰行动。故事的真相被渐渐掩埋了。虽然斯大林曾参与多种形式的剥夺行动的经历一直在俄国流传，并被国外的批评家津津乐道，但有关方面的真相直到21世纪才得以披露。
两天之后，斯大林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从第比利斯消失了——但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他的面前是一片未被征服的新世界——巴库，全世界最伟大的石油之城；圣彼得堡，俄国的首都；当然，还有广袤无垠的俄国。斯大林，这个成长于这座动荡城市的暴力街头的男孩，终于正式踏上了俄国的舞台。他再也没有回头过。
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也由此开启了。最终，这位极端的自我主义者将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家。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和乌托邦梦想，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所有机会，克服所有困难，打倒所有拦路者。
-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分化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党。他们互相斗争，直至1912年孟什维克党被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在这个与其称为城市不如说是乡村的地方，不同地点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神学院、斯大林的家、总督宫殿和银行距离攻袭银行的地点都仅有两分钟的步行路程。埃里温广场（之后被命名为“贝利亚广场”，后来则是“列宁广场”，目前是“自由广场”）仍保存着大多数当时的建筑，迪利普丘利酒馆（现今已没有王子或革命者光顾了）、神学院（如今是个博物馆）、市政厅、高加索军事总部、国家银行和总督宫殿（在此之后，斯大林的母亲曾在这里长期生活）都完好无损。不过，商队旅馆、普希金公园、阿德尔汉诺夫皮鞋批发商店（斯大林曾在这里工作过），以及集市都已经不见了。
- 斯大林不会对斯瓦尼泽家族的诚实感恩。他们做了30年的家人。萨什克——于1934年留下这段回忆录的人——于1936年因癌症去世了，不然的话，她也会遭受和她姐姐玛丽科、哥哥阿廖沙及其妻子同样的悲剧。本书中的引言是出版界首次采用萨什克·斯瓦尼泽的回忆录。某些参与这次银行攻袭的人，比如卡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和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都留下过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是没有出版就是没有完成。本书中的引言也是出版界首次使用他们的回忆录。
- 当时流行的咖啡馆。
- 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还未成为领袖，却已费尽心机地掩饰他在剥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1923—1924年间，他的主要助手科捷·钦察泽——当时他已经走向了斯大林的对立面——在一家格鲁吉亚小型期刊中发表回忆录。1927年，该书再版，但书中涉及斯大林参与暗杀和剥夺行动的段落全被删除了。20世纪30年代，在贝利亚的管制下，斯大林的洗白仍在继续。今日，这本书已经很难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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