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诗人与神父

当这位16岁的哥里男孩来到神学院，他发现，他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街头打架或爬哥里瓦里山了。相反，他几乎是被监禁了起来。这个他所就读的机构，与其说是所宗教学院，还不如说是所令人压抑的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集体宿舍、欺负人的男孩、愈演愈盛的鸡奸行为、假惺惺且残忍的教师以及监禁室——所有这些听上去都像是高加索版本的《汤姆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

斯大林是和其余几个哥里同学一起来到这里的，其中包括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和彼得·卡帕纳泽。这些乡下来的孩子虽然不像索索那么穷，却发现自己身处“傲慢的富家公子之中”。伊利马什维利说，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因为神学院是“格鲁吉亚知识生活的源头，它历史悠久，又处在这个几近完美的文明的中心”。

索索和其他600位见习神父住在四层楼高的神学院里。那是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四周是恢宏的白色柱子。他住在顶楼，宿舍里有二三十张床。神学院另外三层则分别是教堂、教室和食堂。每一天，他们都按铃声行事。索索7点起床，穿上法衣后前去教堂做祷告。然后，他会喝上一杯茶，再去上课。值日生会诵读另一篇祷文。他们会上课，直至下午2点。他会在3点吃午饭，接着是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铃声会在5点再次响起，在那之后，他就不能再出校门了。在做完晚祷之后，他于晚上8点吃晚饭。他会学习、祷告，直至10点，接着便是熄灯时间。每当周末，祷告做起来没完没了，他们“会站在一个地方长达三四小时，腿都麻了也不能动，修道士们会不知疲倦地盯紧他们”。不过，下午3—5点之间，他们被允许出门。

这个帝国的神学院“以其野蛮的习俗、中世纪式的教育方式和武斗争胜而著名”。托洛茨基说，“所有被《圣经》禁止的恶行都会在这张神圣的温床上滋生”。而斯大林所入读的这家神学院更是臭名昭著，被人戏称为“石墙麻袋”。“这里毫无生气，”有个学生说，“死气沉沉——我们觉得被关进了监狱。”

当斯大林来到这里时，这儿的23位教师正接受着三位一体式的领导：院长塞拉菲姆、副院长吉尔摩根，还有最遭人憎恨的德米特里神父——三人中唯一的格鲁吉亚人，出身贵族，生来便继承了大卫·阿伯西兹王子的爵位。阿伯西兹王子不久之后便被提拔为督察。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这位肥胖、黝黑的学究是“上帝虔诚的仆人、沙皇的侍从”。

修道士们决定让这些以格鲁吉亚身份为傲的男孩去格鲁吉亚化。学生们被禁止阅读格鲁吉亚文学作品，也不准阅读普希金之后的俄国作家，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两位督察“无时无刻不监视着”孩子们，所有体罚和低分都会记录在案。很快，被开除——被戏称为“豺狼的票根”——成为了荣耀的象征。

阿伯西兹神父有一群学生中的告密者。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会在神学院里偷偷摸摸地观察或者对宿舍发起突然袭击。他会抓住那些看禁书、自渎和说脏话的学生。斯大林擅长给人取绰号。不久之后，他就给这位邪恶的神父取了一个：“污点”。不过，此人虽然貌似恐怖，却教条得有点滑稽可笑。

斯大林从他的精神导师拉多那里了解过神学院所有著名的叛乱事件。1885年，院长因说“格鲁吉亚语是狗才说的语言”而被一位学生暴打。第二年，这位院长被谋杀了，凶器则是一把格鲁吉亚长剑——即便是最为凶暴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也不会遭到如此厄运。

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如果说神学院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便是为俄国培养了几个最坚决的革命者。同为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的同志菲利普·马哈拉泽说：“没有一个世俗学校像第比利斯神学院这样产出了那么多无神论者。”这座“石墙麻袋”变成了革命家的寄宿学校。

据一位同学回忆，刚入学时的斯大林“冷静而又谨慎，谦卑而又腼腆”。另一位同学则说，这位曾经趾高气扬的哥里团伙领袖变得“阴郁而又避世，他不再喜欢儿时的那些游戏了”。沉默寡言的青年索索正观察着这个时代的剧变——也正在成为一位诗人——不过，他依然努力学习着。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一年级，成绩位列全年级第八名。在1894至1895学年，他在格鲁吉亚语及唱歌课上取得了5S（A），而他的经文课也同样是4分和5分这样的高分。他是个模范学生，在遵规守纪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5分”。

索索的境遇“可怜”，他不得不经常“乞求”院长在学费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斯大林找了一份唱诗班的兼职以赚取更多的零花钱（他记得是5卢布）。他是“唱诗班方阵右边的首席男高音”，并经常参加歌剧院的演出。

凯可随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待了几星期帮他安顿。她在神学院做缝纫工和餐厅服务员——这当然使斯大林很难堪，也许也造成了他刚入学时的沉默寡言。等到索索安稳下来后，凯可回到了哥里。从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回过哥里。他母亲还会活40年。在这40年里，斯大林会定期给她写信（特别是当她缺衣少钱时）。然而，两人却越来越疏离了。斯大林继承了母亲的坚毅和伶牙俐齿，却最终发现难以承受她的爱。他再也不会回到她的身边了。

一直潜伏在第比利斯的贝索找到了索索。他发现索索是个钱袋子，可以为他对酒精的依赖买单。他找到了神学院院长，要求让儿子回到自己身边：“让他走吧，因为我需要他来照顾我！”斯大林虽然想减轻“贝索以及和他一样的人的苦难”，却依然对贝索“无动于衷”。最终，贝索放弃了索索。

据斯大林回忆：“有一次，守夜人告诉我我父亲在门外等我。”斯大林跑到楼下，发现父亲就站在那里。“他连声招呼都没打，便径直说道：‘年轻人，你已经把你父亲完全忘了，是吗？好吧，我得去另一个城市工作了。’”

“可我没有钱帮你。”斯大林回答说。

“闭嘴！”贝索大吼道，“你至少得给我3卢布。不要像你妈那样吝啬！”

“不要大吼大叫！”索索说，“这里是我的寄宿学校。如果你不离开，我会让守夜人请你离开。”

据斯大林回忆，他的“威胁起了作用”，“父亲咕哝着溜回到了大街上”。

每当假日来临，索索就会回哥里看望他亲爱的母亲。凯可回忆道：“虽然他已经开始长胡子了，但依然像个5岁的孩子一般偎依在我身边。”不过，他的大多数假日时光都是在茨罗米度过的。那里有他富裕的跛脚朋友米哈·达维塔什维利。斯大林回到神学院，升入二年级。他的成绩变得更加“优异”了，名列全年级第五。他开始创作诗歌。

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索索带着他写的诗来到了著名的《伊比利亚报》办公室。在那里，他得到了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的接见。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相信理想中的格鲁吉亚应该是个由开明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

王子颇为欣赏索索的诗作，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编辑。最终，斯大林发表了五首诗——相当不错的成绩。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称斯大林为“眼神灼人的年轻人”。早在他以革命者身份在格鲁吉亚出名之前，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在那片土地上传开了。

1. 神学院学生主要是没落的贵族子弟和神父的儿子。他们不是最富有的人，但当然比斯大林的境遇好得多。哥里警长的儿子达夫里舍维以及其他家境好些的学生——比如斯大林未来的同志加米涅夫——入读了第比利斯大学预科男校。而有钱的叶格纳塔什维利则把他的儿子瓦索和萨沙送到了莫斯科的一家预科学校。在斯大林掌权的那些年，神学院门口有一块碑，其上题字为：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5月29日在这所前神学院生活及学习，并指导了第比利斯的地下工人运动。
2. 斯大林曾写信给院长：“第比利斯神学院二年级生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致尊敬的塞拉菲姆院长：尊敬的院长，您想必对我可怜的母亲有所了解。她以一己之力供我读书，而我的父亲则已经长达3年未向我们家提供一分一毫。这是他惩罚我违抗他意愿而继续读书的方式……这便是我第二次向尊敬的院长寻求帮助的原因。我乞求您帮助我，给予我全额奖学金的待遇。约瑟夫·朱加什维利，1895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