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部活的百科全书

浮光掠影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生于广东新会，清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并参与“戊戌变法”，史称“康梁”。他早年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随后又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离开政坛以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执教，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他亦是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新民说》是其启蒙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

我的自述

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青年时代的梁启超

最伟大的头脑

他是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他的文章，笔端饱含激情，别有一种魔力，风靡一世，影响了几代人；他的思想，就算跨越100年，至今仍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睿智的剖析、前瞻性的预言，带给后世的绝不仅仅是欣赏和缅怀，而是具有绝对现实和严肃的指引意义……梁启超，一个历经百年风雨，仍然金光灿烂、重逾千钧的名字，一位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全才，一位骨子里仍然坚守着内圣外王，热血豪情只为祖国倾洒的新时代大儒！他是中国最后的“士”的代表，是20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头脑。

善“变”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梁家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势力，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主持过乡里都团的事务。其祖父梁维清肆志于学，致力举业，但仅及秀才，曾任新会县教瑜。其父梁宝瑛奋斗一生，竟连秀才也没有考中，只得作一个教授乡里的私塾先生。其母也粗知诗书，对子女管教甚严。

梁启超身为长子，从小聪明颖慧，五岁识字，六岁读完《五经》，九岁便能下笔千言，被四邻八乡誉为神童。十岁以前，他未进学堂，只在家由长辈教读。他回忆说：“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就外传。学业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子之训也。”⁽¹⁾在祖、父两辈人的教育辅导和督促下，梁启超于学业上大有长进。11岁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受到广东学政叶大焯的赏识。12岁入广州学海堂就读，16岁中举。梁启超少年得志，当时成为新会县远近闻名的才子。

就在所有人以为梁启超的科举仕途之路将一帆风顺时，他却为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所吸引，并成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中坚力量。1890年，即他中举后第二年，他拜在康有为门下，成为其最为得意的高足。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踏上一条完全崭新的革命道路，从旧时代一介热衷功名的士子变成致力于维新变革的政治家、宣传家和启蒙思想家。1894年6月，梁启超随师赴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目睹亡国危机在即，再也无心走科举致仕一途，毅然投身到变法图强、维新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1895年4月，《马关条约》已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震动朝野上下。接着，康梁师徒又组织“强学会”，办报纸，写文章，大造舆论以推动维新运动的高涨。

梁启超时担任《时务报》总撰述，在《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文章，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反复强调变法势在必行：“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来缚之，驰骤之。”⁽²⁾梁启超的文章言辞犀利，针砭时弊，明澈晓畅，笔端常带感情，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算守旧如士大夫之流，也爱其文字，据胡思敬介绍：“当时《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³⁾1897年10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为培养人才、推进湖南新政实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颁发一系列命令，宣布实行变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废八股、裁绿营、削冗员、试策论、办学堂、设立农工商总局和商会、倡实业、译西书、办学会、开报馆等项。梁启超的才华和卓识受到光绪的青睐，亲自召见他，赐与其六品卿衔，命他专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光绪还批准了他提出的关于设立编译学堂、奖励工艺和奖制新器等许多奏议。这一年在旧历上是戊戌年，故此次变法被称为“戊戌变法”，又因顽固派的阻挠，变法仅维持百余日，故又称“百日维新”。同年9月22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悍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缉拿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街头，康、梁亡命日本，有关新政的法令皆被废除。

戊戌变法惨痛的教训令梁启超重新思索和探求中国前进的方向，但此时，他仍然离不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仍然是“保皇党”的中坚分子。梁启超避居日本以后，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改良维新，广泛传播西学，在思想启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人们赞誉为“舆论界骄子”。

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思想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是其《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专栏。从1902年到1906年间，梁启超首次以单篇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上，后来他将这二十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梁启超思想以善变著称，典型地表现出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时代特征。他表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相信这样做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新民说》大部分篇章写于梁启超思想最进步时期，个别章节流露出他转为保皇党以后的思想情绪。

到日本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与学术视野的开阔，梁启超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变。正如他自述中所说的那样，“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⁴⁾这时的梁启超已突破康有为的藩篱，他更多的是接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尤其是哲学方面，他大谈卢梭、孟德斯鸠、伯伦知理……在《新民说》里，他正是以此为武器，将封建守旧派牢固的信条破碎得体无完肤的。

梁启超和家人

梁启超写作《新民说》正是针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的，因而很快便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国内处在清政府政治高压下，大肆搜捕革命进步人士，但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住有志之士求索中国进步之路，此时梁启超凭借《新民丛报》这块阵地，发出做时代“新民”的呼声，有如平地一声雷，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止《新民丛报》在国内流行，但它仍能畅销无阻，几乎成了当时士子们的必读教材。戊戌政变血的教训已经表明：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另辟蹊径。革命派应运而生，担负起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面对革命思潮的兴起，康有为等人持反对态度，仍抱着君主立宪的老路不放。梁启超与乃师有所不同。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疾呼：“不破坏之建设，未能有建设者也。”梁启超同情革命、礼赞破坏，受到康有为的指责，但他深信自己的见解是有根据的，无可厚非。他在致徐勤的信中写道：“长者(指康有为)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深信中国之万不革命。”⁽⁵⁾他并不以师训为然，表示爱吾师，尤爱真理。

正因为梁启超对革命抱着认同感，所以当改良派走下坡路时，他写的《新民说》充满激情，仍能保持思想魅力。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一时成为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他以改良派为基础组织进步党，在国会内同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相颉颃。他曾任熊希龄为总理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并成为此内阁的灵魂人物。“第一流人才内阁”垮台后又任币制局总裁，不久又辞职。

综观梁启超的一生，他是善“变”的：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忠实信徒，但最后因为思想的差异，康有为仍然坚持着他“保皇党”的做派，而梁启超却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于这些在外人看来无异于“墙头草”的主动，梁启超先生说：“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细细分析，梁先生的“多变”实在是与那个时代的特殊历史环境分不开的：民国初年，军阀纷争，政坛混乱，各路政治投机客你方唱罢我登场，闹得国无宁日。使得怀抱一腔爱国热忱的梁启超饱受从希望到失望的煎熬。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政界不可能有所作为，遂于1917年宣布退出政界，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担任过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堪称传世之作。他写出不少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法律、文学等方面的文章或专著，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梁启超晚年的讲学和著述在中国近代学术界上留下闪光的一页。他每年著述总量近40万字，给后人留下的《饮冰室合集》长达148卷，约1400万字。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它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了解中国的“昨天”，提供了翔实的思想材料。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平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率直如斯，诚恳如斯

启超先生学识渊博，其为人却甚是率直，坦荡大气，如他自己所说，正是一磊落大丈夫。他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并称“康梁”，早些年，梁启超是康有为最为得意的学生、最忠实的信徒、最得力的助手，然而后来仍然是分道扬镳了。后来他又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也与其对立过；袁世凯称帝前，他也拥护过，但等到袁氏称帝消息传来，他又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论者》。有人为此不免要指责梁启超先生反复无常，是一个墙头草似的小人。然而先生却严肃地宣称：“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在这样的“爱国救国”的中心思想的指引下，哪怕启超先生“左之右之”众人依然坚定地跟随他。

晚年的梁启超

先生的直率在对待朋友和后辈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1925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终于冲破层层阻力，走进婚姻殿堂。婚礼请来梁启超先生做证婚人。据说早在徐陆二人的事情传开时，梁启超就曾公开表示谴责和规劝，明明一个是“使君自有妇”，一个是“罗敷自有夫”，怎么能做出这等不忠不贞的事情来。徐陆二人自然没有听从先生的“忠言逆耳”，启超先生自然不愿意为他二人做证婚人，然而碍不过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和胡适的面子，勉为其难，来到婚礼现场。轮到作为证婚人的梁启超先生致辞时，他却毫不留情地痛批徐志摩、陆小曼：“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或警或劝，或斥或训，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直令宾客们瞠目结舌，现场一时有些冷场。徐志摩憋红了脸，又羞又急，不得不悄声哀告：“先生，好歹也给学生留点面子吧。”如此，才将这场婚礼走完过场。

启超先生真诚不仅表现在耿直诚恳方面，他也有真诚的宽容。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先生晚年的一次医疗事故。也是这次事故导致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英年早逝。1926年3月8日，先生因患尿血症，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透视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右肾部位有一黑点，诊断其或为恶性肿瘤，遂决定施行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割下来的右肾，果然发现里面有一樱桃大小的黑点，但是化验表明，并不是恶性肿瘤(癌症)。消息传出来后，就成了：由于医生判断失误，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切去。梁启超被错割了腰子，一时间，舆论哗然，西医成为众矢之的。就在舆论反对谴责西医最为热烈的时期，梁启超亲自写了一份英文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这份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文中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为协和医院辩护，是因为他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右肾割除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仍然未能停止，协和医院只能做些消极性的防治工作，后来先生经中医唐如天的医治才逐渐康复。三年后，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微斯人，吾谁与归

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

——毛泽东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书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我。

——周作人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在《新民说》这十几篇文章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胡适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郭沫若

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梁启超)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萧公权

(《新民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

——黄遵宪

梁漱溟：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浮光掠影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立志以儒学改造农村，致力于乡村建设数十年，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有学者称近代中国有三个人最懂中国农民，一是鲁迅，二是梁漱溟，三是毛泽东。鲁迅看到了农民的局限，梁漱溟看到了农民的创造力，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的反抗性。

我的自述

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

晚年梁漱溟

不是学问家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梁漱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通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是一代儒生，亦热衷政治：未及弱冠即参加同盟会，立志推翻清王朝；曾状告康有为窃古书，面责毛泽东无雅量；建议新军阀改进乡村建设，视察邓小平行事“合法与否”。他治学严谨，民国时到北大任教，受到梁启超、辜鸿铭、马一浮等人称道。他故交遍天下，李大钊是至友，胡适之、陈独秀系同僚，周树人、熊十力是旧识，顾颉刚、朱自清出其门下；他历经沧桑，忧国忧民，既参禅讲学，又注意实践乡建……

梁漱溟一生特立独行，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但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人生之转折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先生曾说自己都没搞清楚四件事：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梁漱溟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梁济是位大儒，可他却生性愚钝：6岁启蒙，还不会穿裤子，总是让妹妹帮忙；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随着年龄的增长，梁漱溟却越发锋利：他曾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却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他还曾笃信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20岁起对现实的黑暗趋于绝望，几度自杀未成，后潜心于佛学研究；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再度燃起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曾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最为传奇的一件事，是梁漱溟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当时梁只有24岁，曾多次报考北大却没被录取。

当时梁漱溟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北大校长蔡元培见到之后，觉得梁对印度佛学有研究，即决定请他到北大任教。

梁漱溟回忆说：“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于今所谓文学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老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我们反正是寻不到人，就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1921年，梁漱溟结婚照

于是，1917年10月，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也很是热闹了一番。

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梁漱溟就对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当时的北大，热血青年们都热衷于“打倒孔家店”，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梁漱溟是个无名人士，受到的冲击不怎么大。学生不拿他当权威，倒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故而梁漱溟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欢迎。幽默的是，梁却不善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许多教授都不大同意其观点，旁人问为何还去听，他们解释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闻之并不生气。

梁性情耿直，在北大时常得罪人。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家纷纷说希望蔡元培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听了，就问大家：“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没人能作答，散会后，胡适、陶孟和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主张教育救国，但要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故而他从北大辞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曾说：“……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一乡一村搞好了，基础也就有了。”

为了实现改造乡村的理想，他曾三次与地方实力派合作，先是广东的李济深，再是河南的冯玉祥，最后是山东的韩复榘，断断续续坚持十几年，每次都因战争而流产。

梁漱溟在乡村设立研究院，开书店、办卫生院、建工厂等等，欲提高农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他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每日清晨，他就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

抗战全面爆发后，梁漱溟的美好愿望彻底搁浅。

1939年，梁漱溟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两年后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他在日军的炮火下给儿子写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当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乘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语一时为媒体广泛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

新中国成立前夕，梁漱溟谢绝好友邀请，留在了大陆。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有人批判梁漱溟与孔子有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却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因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立即遭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他每会必到，认真聆听，泰然处之，会议的间歇居然还打太极拳。两个月后，在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上，主持人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主席有无雅量

梁漱溟与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情颇深，如李大钊、叶挺、王若飞等等，无不是好友。还在北大的时候，他就跟李大钊交情不一般。梁结婚，最先通知李；李被捕，梁奔走呼救；李遇难，梁第一个去李家帮孤儿寡母办后事。

与毛泽东的交集，也在北大时期。

梁与毛同岁，1918年初，梁漱溟经常晚上去杨怀中先生家聊天，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也寄住在杨家。杨怀中给梁漱溟介绍过毛泽东，但梁并没记住。1938年初，梁漱溟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梁漱溟这才想起来，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8次，其中2次谈到通宵。后来梁回忆说：“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梁漱溟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可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虽然毛泽东没点名，但是已经透露了风向。此后几天，与会者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牛脾气犯了，给毛泽东写信说：“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泽东觉得梁漱溟是呆子脾气，没有回应。如果梁此时作罢，事情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不料梁再次要求发言，甚至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

尔后的发展恐怕是梁漱溟始料未及的，他的固执招来了更严厉的指责，即便如此，他仍不低头，反复要求发言，总强调一件事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直到与会者情绪激愤，叫梁漱溟“滚下台”。

毛泽东也尖锐地批评了他：“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毛泽东最后的定性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客观而言，梁漱溟当时“过激”了些，新中国建设百废俱兴，农民是比不上工人，但也不至于如他说得那么残酷。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当时虽然顶撞了毛泽东，却并没有被扣上什么政治帽子，依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整风“反右”中，当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时，他却得以幸免。“文革”中，梁漱溟没有吃太多苦，红卫兵抄他的家，将其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生日的寿礼。多年后，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

最后说说梁漱溟评价邓小平的事儿，两人年龄相差11岁，既非老乡，也非同事，来往不多，但相互欣赏。1951年春，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去看看西南土改。民主党派组织了一个西南土改团前往，当时西南是邓小平、刘伯承主政。欢迎会上，梁漱溟道：“我在京参加了土改法的制定，我来此是想看一看一切所行合法不合法。”邓小平、刘伯承等人不免莞尔。梁回京后，毛泽东即约他谈话，问意见如何，梁漱溟道：“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泽东笑道：“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果然，邓小平历经波折，将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富裕之路。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间。儒家提倡积极入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生一生耿介，宁折不弯，却以悲悯、宽厚之心态对待一切不公平，儒家之标准，他全做到了。

新儒家代表

《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堪为震古烁今之著作。

——蒋百里

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儿子梁培宽回忆父亲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挽梁漱溟

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

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启功挽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之形与神，犹若中国之甘地。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

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赵朴初

马寅初：中国人口学第一人

浮光掠影

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他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他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我的自述

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1910年，风华正茂的马寅初在美国耶鲁大学

经济学的能耐

马寅初早年被清政府送往美国公费留学，为强国富民专攻经济，先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所撰雄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美国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教材。

回国后，马寅初既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又执教于北大，且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券、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等职。适时中国缺乏专业的经济人才，马寅初牛刀小试，为政府擘画银行谋略，名利双收，惹得鲁迅先生都眼红地说：“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其实鲁迅冤枉了马寅初，马早年就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

1927年，马寅初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教授。他屡次对财政部长孔祥熙开炮，指责其金融政策失当，引发物价混乱。抗战中，马寅初指名道姓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才，惹恼了蒋介石而被软禁，直到抗战胜利才获得自由。

1948年，马寅初取道香港，奔向了共产党。1953年，马老提出“新人口论”，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结果遭到批判被迫辞职。赋闲时马老依旧泰然，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为自我写照。多年后，曾任国家主席的胡耀邦痛心说道：“马老是对的！”

胆略与秉性

马寅初出生时，有位算命先生对他父母说：“此子贵不可言，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姓马，可谓五马俱全！”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父亲却希望他继承“酒坊”家业，甚至以棍棒伺候。马寅初见求学无望，一气之下投江，幸亏被人救起，其耿介之性格由此可见。

1927年北大校庆，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作为信条一生笃行：“……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民国年间，马寅初多次到各地调查，研究国家的财经问题，期望寻找症结，谋求解决办法。到国民政府时，他无奈地发现：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马寅初极为不满，在报纸上讽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时竞相转载，引发热议。

马寅初深谙经济学，且是国民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故而指责四大家族屡屡一针见血。有人奉命来劝说马寅初，说可以将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就可以照办，如果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可以，经费不成问题。对此马寅初发表声明：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鉴于马寅初名气太大，对经济又看得透彻，蒋介石也不得不忌惮。一日，蒋介石召见了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将其大骂一通：“下周四你陪同他(马寅初)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我的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听后火冒三丈：“委员长只是个军事长官，我是文职，文职不见军方！再说，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假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找我！”蒋介石知道后，十分生气，又无可奈何，又派人游说马寅初：“委员长准备推荐您担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又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生气地说：“这种猪狗的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

虽然同朝为官，且均负责财经事宜，马寅初却特别看不起财政部长孔祥熙，见面总要讽刺他几句。一年孔祥熙五十大寿，马寅初也接到请柬，提着3斤挂面2斤肉前去拜寿。宴会上，财经部同僚济济一堂，有人提议猜拳助兴，但有人说猜拳不文雅，还是讲笑话好，因为孔祥熙很会讲笑话，后者无非是想巴结他。果然，孔祥熙的笑话让大家乐不可支。轮到马寅初，他却淡淡地说：“我不会讲笑话，只会讲故事。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一天，父亲叫三兄弟一同上山砍柴，傍晚三兄弟回家，父亲看到‘年纪’砍一把，‘学问’一点都没有，只有‘笑话’砍了一担。”听者忍不住掩嘴“胡卢”，此故事显然是讽刺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孔面红耳赤。在立法院召开的财经审核大会上，马寅初也当面质问孔祥熙，弄得孔部长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

任北大校长时的马寅初(中)

如果只是偶尔讽刺，也许蒋介石不会发狂，1940年春，马寅初应邀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算是彻底惹恼了蒋介石。学校的学员大多都是将官，从前方调来受训，不一定是蒋之嫡系。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从经济学的重要性联系到当今：“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演说在将官中间引起强烈反响，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这年12月6日，蒋介石派宪兵将马寅初逮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还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马寅初被捕引起全国哗然，周恩来、黄炎培、宋庆龄等人进行了多次营救，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也向蒋提出释放的要求—赫尔利是马寅初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蒋介石迫于无奈，翌年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不许其教书发表文章。时常有好友来访，马就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马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蒋介石的光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抗战胜利后，马寅初重获自由，依旧对国民党的腐败不依不饶。有一次，他应邀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大礼堂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他带了女儿和棺材上台前去，对学生们说：“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接着，话锋一转，他针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状况，四大家族的企业、财产等等算了一笔细账，惹得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他以经济学家的敏锐，看到了新中国即将爆发的人口增长问题，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根据他的建议，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为，截至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

这个数字让马寅初感到不安，接着他到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这次调查中，他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为了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多次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

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大声呼吁，“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7月15日，75岁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8亿。”然而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又说：“人多是好事，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为了迎合毛泽东的观点，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指责其“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于是，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马寅初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全国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 “圆圆一张脸像弥陀”。北大学生回忆说：“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1957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55位政协委员单独或联名提出11件有关节制生育和限制早婚的提案。图为马寅初(左)、李德全(中)、邵力子研究计划生育问题

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很快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可到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多年后，马寅初谈到被辞事件，淡然地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兄弟是校长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概如此。

1951年夏，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69岁的马寅初，马说：“要兄弟我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老，您要我怎样支持？”毛泽东笑着问。“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马寅初果真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以及周恩来总理等等。

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北大师生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北大学生回忆道：“马校长身体出奇的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在北大演讲，常自称“兄弟我”。73岁那年，他讲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兄弟今年七十三岁……”每逢北大开全校大会时，他总是笑容可掬，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之类的开幕词。

马寅初也讲课，他上课有个特点，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常常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前排的学生说：“听马校长上课，必须撑雨伞。”他在向北大师生宣讲他的“新人口论”理论，谈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总结出了好几条，其中三条是：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族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早早躺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马老(左一)和蔡元培(右一)等人游西山

马寅初喜欢演讲，可一上台就会跑题。北大开学生运动会，学生们要请他讲话，他深知自己有离稿发挥的习惯，因此特别嘱咐要为他代拟讲话稿，要大字书写，“我到时只管照本宣科好了”。说是这么说，可一讲起来，他就无拘无束，“先来句‘兄弟我觉得’……”然后鸿篇大论，这时起草人会惊呼“糟了，糟了，校长又跑题了”，但北大学生全都不以为意，笑声不断，为校长的率性真诚叫好。

最有趣的是，马寅初介绍中央领导时，往往也不着边际地跑题。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北大讲话，马寅初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学生们哄堂大笑，心想校长很可能想到了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 “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

虽然身为校长，马寅初一直低调，当时历史系主任是翦伯赞，负责北京大学校刊。一次马寅初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健美养生的，自觉颇有内涵，就交给了校刊部。翦伯赞见了，皱着眉头说：“这种文章，怎么能在校刊上发呢？”坚决不让发。马寅初很不高兴，一次在会上说：“兄弟自认为文章挺好，校刊为什么不让发？”翦伯赞丝毫不理，就是不发，马寅初也没办法。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肺炎复发，病逝于北京医院北楼病房，先生多福多寿，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敢说，敢笑，敢怒

马寅初与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并称民国的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

——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马寅初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郭沫若

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民国《大公报》

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胡耀邦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重庆《新华日报》为马寅初六十岁辰送去的寿联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马寅初六十岁，周恩来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对联

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

——北大校长许智宏

六十余年来我见过许多许多校长，最让我敬佩的还是马老，马寅初校长。在我心中，没有一个校长能够超过他。

——宋运郊

马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同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北大学子挽马寅初

熊十力：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浮光掠影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晚年又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年轻时他果敢勇猛，曾参加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民国初，他又追随孙中山护法多年。面对官场倾轧，他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多年后他自成一派，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影响深远，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我的自述

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熊十力

一世狂狷

熊十力自幼才思敏捷，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他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因家境贫寒，他仅仅读过半年私塾，十五六岁时即四处游学，曾到南京师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佛，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

他为人耿直热忱，青年时代为救国救民，曾参加了武昌起义，任军政府参谋，与宋教仁、张难先等国民党元老相交莫逆；孙中山在广州兴起护法运动，他担任总统府顾问。几经失败后，他心灰意冷，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

在自己著作上，熊十力署名“黄冈熊十力造”，引得佛学界大哗，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造”。他丝毫不理会，却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出版，“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横空出世。此书遭到佛学界人士群起攻击，恩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熊十力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自此师徒交恶，至死未解。

1949年以后，熊十力坚持不肯“改造”，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孤冷治学

熊十力早年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以及清末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影响，“慨然有革命之志”，几经失败后，看透了政治之阴暗。他“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1954年10月24日，熊十力为学生张中行写的赠言，字如其人，豪放不羁

1920年，35岁的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潜心苦修。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其弟子徐复观曾说：“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在内学院，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他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1922年，由梁漱溟推荐，熊十力到北大任教。他一到北大，就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方法教学，在自己家里给学生上课，还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贴了布告：“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许多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的人还多，他也被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

熊十力记忆力惊人，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无一本参考书。其夫人傅既光曾回忆，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二十四史。夫人见熊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考他，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熊十力既好动又好静，除了与师友交流学术，最烦官场故人前来叨扰，他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弄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在报上刊登启事一则，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为免闲人打搅，他还在门上贴了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看到的人不禁失笑。

弟子徐复观说恩师喜欢独处，熊十力曾告诫徐复观，要想做学问，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熊十力说这番话的时候，与夫人就没住在一起，“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

1927年，熊十力因不适应北方天干风冷，因病移南京中央大学休养，后又到杭川养病，结识了另一大儒马一浮。关于马一浮的学问，简单说三点：一、他被时人称为“儒释哲一代宗师”；二、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中国当代理学大师”；三、他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

马一浮当时早已名满天下，隐居杭州。熊十力自然不能与其比肩，就将自己《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后，院里来了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马一浮！”熊也不客套，向老朋友一般问：“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两人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马一浮对《新唯识论》推崇备至，并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知于化，长于语变者矣！”

1948年春，马一浮先生(右4)与复性书院同仁欢迎熊十力(右3)、叶左文(右5)两先生并合影留念

抗战爆发后，熊十力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节气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忘我国家，决不能忘我民族，决不能忘我文化。”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后因与其他学者意见不合，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的勉仁书院。

新中国成立前夕，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电邀居住在广州的熊十力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妥善安排。1950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府安排他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

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中国科学院来，熊婉言谢绝“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希望仍回北大，按老规矩去上课，他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熊十力还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1954年，因为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于是移居上海，住在儿子熊世菩家。儿子家人多孩子小，使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派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

定居上海后，熊十力仍笔耕不辍，完成了《原儒》一书，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全心著述，《乾坤衍》20余万字，他几乎是“拼了老命，终至完成”，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在“左倾”风潮愈演愈烈的年代，熊十力难免受到冲击，某次陈毅去看望，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熊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批斗运动步步升级，熊十力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的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这年5月23日，熊十力以绝食抗议，因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文人也暴力

熊十力狂妄好战，不怕得罪人。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道：“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他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在书上打叉，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某次，梁漱溟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之后，熊乘梁转身之际，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嘴里还骂他是个“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有理会就走开了。

废名(冯文炳，文学家)很佩服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两人每当争论起来各不相让。一次二人又争吵不休，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双方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他们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记录过此事：“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上个世纪，北大学生很是张狂，动辄在课堂上顶撞老师，甚至把老师轰出课堂。熊十力却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就打，学生们还真不敢造次。他讲课的时候，兴致一高，就会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他拍得太重，学生都不敢坐第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牟宗三回忆恩师：讲课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

对学生，熊十力的要求十分严格。

李耀先去拜见他，在熊家用餐，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圆，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咽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熊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功事？”李汗流浃背，肚量一宽，最后半个汤圆顺利吞了。

熊的门生徐复观曾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得发紫。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让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说出一些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李渊庭先生回忆，他曾到老师的房间，“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王船山的话，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熊十力大骂李渊庭为“王八蛋”。李无奈，只得离开回家，不想熊十力追到门口骂：“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李说：“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话音未落，熊十力举拳打向李渊庭的左肩，李不躲避，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熊十力气愤地走了，李渊庭的3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但是第二天一大早，熊十力又来到李家，笑着对弟子说：“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他摸着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说完就转身笑着离开了。

熊十力还有一大爱好就是骂蒋介石。

蒋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作为革命元老，经常对蒋痛骂。蒋介石却十分钦佩熊的学问，20世纪40年代，熊十力的弟子、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徐复观，受蒋之委托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熊大声吼着对徐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

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回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一听顿时光火道：“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蒋了解熊氏之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修为无人及

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蔡元培

熊十力当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

——马一浮

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

——金岳霖

熊十力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梁漱溟

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说

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徐复观评价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

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

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

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

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为贺

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冯友兰《怀念熊十力先生》

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地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哲学家牟宗三回忆老师

金岳霖：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浮光掠影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哲学家、逻辑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欧美诸国，回国后执教于北大清华，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大批哲学人才，王浩、冯契、沈有鼎、殷海光等学贯中西的学者皆出于其门下。他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其中《逻辑》作为中国大学哲学教材，几十年来一版再版；《论道》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而《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我的自述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

年轻时的金岳霖

哲学怪才

金岳霖自幼聪明，小时候在梦中背古文，一字不差；十几岁时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并推出逻辑结论“朋友如粪土”；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对家里安排的学经济很不满，写信给五哥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改学政治；他对政治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其博士论文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引用；也许经济、政治对他的智商构不成挑战，他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师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后来金岳霖携美国女友秦丽莲(Lilian Taylor)游学欧洲数载，深得西方哲学精髓，并成功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回国时，三十出头的他俨然一代宗师；他在清华教哲学，最初整个系只有一师一生，短短几年，中国哲学界人才井喷，均出自其门下。

赤子之心

金岳霖之所以迷上哲学，还有个很有趣的故事。他早年学经济，觉得没意思就改政治，结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轻松拿了个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教了一段时间书之后，携女友秦丽莲去巴黎游学。某天，他、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为逻辑学的事儿吵了起来，金岳霖三人听得入迷，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此后，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了兴趣。读到“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格林的著作时，金岳霖的脑袋一下子清晰起来，他说自己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对哲学的热情犹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

也许因为太聪明，金岳霖如同古希腊的哲人们一样，开始了人类的终极思考。他初看哲学家休谟的《人性论》时，觉得“洋洋大观”、“很了不得”，佩服得紧。后来通过研究，他发现其中有许多毛病，“休谟只是在用流畅的文字讨论连他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但“仍然能够提许多的重大问题，做一种深刻的讨论”。这一发现，犹如郭靖看透了全真派“七星剑阵”也有破绽一样，使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更加浓烈—顺便说句，金岳霖是个小说迷。

游学欧美多年，金岳霖四处拜访名师，且对西方哲学的大佬们—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变成了自己的思想，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就是说，金岳霖博采众长，开创了一门新的功夫，从内功心法到剑法、掌法、刀法样样俱全，叫“金学”也未尝不可。也许他当初根本没料到，曾是政治学博士的“小金”会被后人传为哲学宗师“老金”。

1938年金岳霖等人于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

1925年，金岳霖回国，正好清华大学原本教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岳霖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金岳霖不敢托大，说自己尚在学习期间，赵元任则鼓励道：“横竖大家都不懂，你将就将就。”于是金岳霖边授课边学习，并受校方委托创办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哲学系只有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犹如《蜀山奇侠传》中神秘的昆仑派。尔后三十多年里，金岳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培养了这方面的许多大家，可谓桃李满天下。1931年，金岳霖再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谢菲教授学习逻辑学。金岳霖老实地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1935年，金岳霖《逻辑》一书出版，轰动国内外。时隔多年，中国逻辑学界仍然推崇此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眼界极高的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金岳霖上课时很有意思，他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粉笔并不怎么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有学生觉得逻辑学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老师，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我觉得它很好玩啊。”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先后迁到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该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在滇整8年，培养人才无数。学校里高人如云，如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林徽因、刘文典等等。当然，金岳霖也是其中一位。

在联大时，金岳霖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符号逻辑”，大多数学生觉得如听天书，故而去者寥寥。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犹如两大绝世高手在切磋内功心法。

金岳霖一直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某次讨论，有学生提到了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没看过，表示要认真读读。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哦哦”两声，“那就算了。”沈有鼎学问好，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爱来不来，金也不生气。

沈从文喜欢拉熟人去讲讲课，金岳霖有次也被拉了去，讲的题目是沈从文给的“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殷海光对恩师的治学态度非常敬佩，多年后，他也成了一代大师，回忆恩师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的《论道》成书于西南联大时期，此书实在太深奥，按金岳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重点是时流”，“‘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另一代表著作《知识论》，金岳霖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尚在青年时代，金岳霖就撰文说自己是“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1922年，尚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