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部口述史,主要是围绕着黄宗汉的个人经历展开的,但却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传记。首先,我们截取的,只是黄宗汉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即1949年迄今,他在北京市宣武区任职的内容。其间若干年他也曾离开宣武到其他地方任职,1979年到1982年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任厂长的经历尤其有声有色,精彩纷呈,被他自诩为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但由于离我们本书的主题太远,并且已经另撰专著,这里就略而不记了。其次,我们也希望通过黄宗汉的这部口述,从一个个人的角度,一窥宣武区几十年来发展变化的过程。当然,即使讲述宣武这个地区,我们的重点仍在“我”,即黄宗汉。

这是一个为宣武区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和精力,也为宣武区的发展抹上了鲜明的、难以磨灭的个人印记的老干部。以“老干部”为他定位,似乎并不准确,一则他与我们心目中的老干部形象并不相符,一则在他的一生中,也曾扮演过多重角色,他当过厂长,演过话剧,在七十多岁时又连获历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但无论他的一生有多么多面多彩,但他的正式身份,或者说他在社会上的职务,仍然是宣武区的一名政府官员。

在2010年以前,宣武区曾是北京的四个中心城区之一(这四个城区,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之所以称为宣武,是以宣武门得名的。在城墙还存在的时候,宣武门是“内九外七皇城四”的京城内九城城门之一,在京城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区名,则是在1952年9月,北京市进行第二次城区区划调整的时候确立的。这个区名存在时间虽然仅有短短的六十年,但宣武门以南、前门以西的这一带地域被称为“宣南”,却历时悠久,早在明清时期就已被广泛使用。这也是黄宗汉先生倾其后半生大半精力所致力于弘扬的“宣南文化”的由来,尽管宣扬“宣南文化”并非本书的宗旨。而我们这本书名为“宣武区消失之前”,则有其特定的原因,那就是正当在本书结稿之时,也就是2010年7月,宣武区正式与西城区合并,统称为西城区。宣武作为北京市最著名、也是京城百姓最熟悉的区名,从此不再。取这样一个书名,一则准确反映了本书所述故事的具体时间,一则也是对宣武这个地名承载的文化的一个纪念。

我们对黄宗汉先生的访谈,始于2008年5月22日,此后的访谈反反复复,多达数十次,时间延续将近四年。黄先生是名人,但他的哥哥姐姐还有嫂子姐夫等等,似乎都比他还要有名。他的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戏剧家、散文家,大嫂阮若珊曾经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三哥黄宗洛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姐姐黄宗英是著名作家兼著名演员,她的丈夫赵丹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电影明星。让我倍感惊讶的是,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不知道谁是蒋介石,谁是胡适,却竟然就知道谁是赵丹!

黄宗汉是黄家声名赫赫的这一代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的哥哥姐姐们合写过一部书,书名叫《卖艺人家》,[1]他却明确表示:“我不加入他们那卖艺人家……我不是看不起这卖艺啊,但是我没有卖艺。他们是真正靠当演员的收入维持生计,我没有,我偶一为之是玩票。”虽然不卖艺更不靠卖艺出名,他照样活得风生水起而且远近知名,以至于自我们开始为他做口述之始,就引起那么多方方面面之人的兴趣。

然而,尽管为名人做口述最易吸引人们的关注也更有卖点,但这却绝非我们这部口述史的宗旨。我们并不因为黄宗汉是名人才为他做这部口述,而且即使把他当作名人,这部口述的角度,也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名人传记。我们的着眼点,正如标题所言,是想通过黄宗汉口述的个人经历,从一个在这里任职数十年的政府官员的角度,来了解宣武这样一个特定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曾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还不仅仅这些,我们更想知道:以他特定的身份和所处的特定位置,他能够为这个地区做些什么,又曾做过些什么;他对这些往事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和表达。还有,就是对他和他们的这个干部群体,他有着什么样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又有着什么样的反思。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的尝试,因为敢于面对并且反思自己一生的人,实在并不太多,在经历过1949年以后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的干部群体之中,能把这种面对和反思清晰地表达出来的人就更少,而黄宗汉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与他相遇相识并为他做这样一个深入访谈,是我们的幸运。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这个访谈不可能对他一生的所有大事小情尤其是隐私都毫不隐讳,但双方的态度都是坦诚严肃的,对于很多事涉“敏感”的话题,并没有回避。读者从这篇口述中可以看到,他的眼光、他讲述的角度、他的表达方式,既没有脱离这个干部群体的普遍行为习惯和框架,又带有他个人的鲜明色彩,与人们通常想象和记忆中这六十年的北京未必一样,读来既生动有趣,也很令人深思。

口述史有着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特性,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即如人类学家常常提到的,口述史是“合作的历史”,也就是由作为访谈者的历史学家与被访者在互动的基础上共同书写的历史。在这里,不同身份的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产生的互动,其结果也不相同。具体到我们这部口述,作为最初、也最主要的访谈者的我,是以史学家的身份进入的,黄宗汉先生很清楚这一点,他也是以对待一个学者的态度来进行这场叙述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一生接触学者无数,他自己也在七十多岁的高龄获得了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但当他面对我这样一个晚辈学者的时候,他主要是以一个久经历练的干部,而不是以一个同行、亦即一个史学家的身份来与我对话的,尤其在我们讨论到某些学术问题,更尤其是在学术观点发生碰撞的时候,他更会以身份的转换来巧妙地避开争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不仅出于他思维的敏捷,更体现出他久经官场的历练。而我却恰恰相反,对于他在学术上的一些提法、做法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往往坦率直言,这是因为我并不仅仅把自己当成被动的“记录者”,一旦涉及学术问题,当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会明确亮出自己的身份,阐述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则要感谢他的包涵和宽容,他对待不同意见的心平气和,给了我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而不致导致这场对话的流产。不是所有的被访者都有这样的雅量,尤其当访谈者的批评比较尖锐,而且批评的又是他最感得意的成绩之时。这在我们二人关于“宣南文化”的争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再有,做口述史、尤其是为名人做传记式的口述史,最容易也最经常出现的弊端,就是听任被访者的自我粉饰、自我夸大而无法辨明真假,更有甚者,是使口述沦为吹嘘自己、攻击他人的工具,这在目前国内外出版的各种口述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危及这一学科的隐患。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杜绝这样的弊端固不可能,但尽量减少问题出现的方法还是存在。我以往采用最多的,是将被访者的陈述与文献进行互证,这也是口述史的前辈学者如唐德刚为胡适、李宗仁等人物做口述时曾经大量使用的方法,他为此所做的考证和注释,甚至比被访者自己的叙述更多。这里所说的文献或文字资料,包括口述中涉及的大背景、大事件,也包括被访者自己在某些场合、某个时间段曾经说过的话和表现的态度。这种做法当然只是对名人才有可能,因为普通人过去曾说过什么、曾有什么表现,是很难从公开出版的文字中求证的。

但是,文献毕竟有够不到的方面,不仅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即使是名人,生活中也存在很多个人化的角落,对口述中涉及的这些内容是否有必要去求证、又是否有办法像做传统史学那样去求证,是口述史学面临的一个值得认真对待并深入探讨的问题。本书在这个方面,也尽其可能做了一些尝试。具体地说,就是除了查找必要的文献材料之外(与黄宗汉相关的各种报道多年来一直不乏其例),在黄宗汉本人的积极协助下,我们又走访了若干位曾与他一同在宣武区工作过的同事。具体做法,是先请他们阅读黄宗汉口述的文字稿,然后再与他们进行个别访谈或集体座谈。对于其中的一些访谈,我们在经过本人允许之后还反馈给了黄宗汉,并倾听了他对这些访谈的意见。

对这些老干部的访谈,收获大致有三,第一,我们的初衷,是了解他们自己(有可能与黄宗汉完全无关)在宣武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过去的一些思考。我们期待的是通过这样的访谈,了解黄宗汉曾工作和生活的宣武区区干部群体。既然这些人都与黄宗汉一样,从1949年就进入宣武区,见证了这个地区几十年变迁,所以我们还进而希望能够做成一个宣武区干部群体的访谈录,也就是说,除了黄宗汉的口述之外,还能有另外一个或几个人的独立口述与他的口述并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他一人为中心。但是尽管我们努力了,却没能成功,原因当然是各种各样的,结果是访谈最终仍然围绕黄宗汉个人口述展开。尽管这样,这个过程还是使我们对这个干部群体有了远比以往更具体深入的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收获。即使没能做成更多的个人口述来与黄宗汉的口述相参照,但这些老干部大多不顾年事已高且交通不便等各种困难,倾其全力给予我们帮助,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的。

第二,老干部们围绕黄宗汉口述展开的各种议论和评价,不仅仅是对黄宗汉口述中某些事件的纠正和补充,他们所表达的与黄宗汉不同的态度和意见,以及黄宗汉对他们的答复,都使同一问题的呈现变得更多元、更立体,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至少,也是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第三,老干部们对黄宗汉个人的印象和看法,在一部以个人传记为主的作品中,也是很有意义的。

凡此种种,构成了这部访谈中最有意义也最生动可读的部分,是这部口述史不同于一般个人传记的最鲜明的特征。这种做法究竟利多弊多,还有待于方家与读者指正。

本书是几位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大致分工如下:

本书系由定宜庄、阮丹青共同主持和策划。

2008年为黄宗汉所做首批的几十小时访谈,由定宜庄完成。阮丹青参与了多次讨论和协调安排事宜。

2011年以后对黄宗汉以及其他诸位先生的访谈,均由杨原安排协调,具体访谈由定宜庄、杨原两人完成,阮丹青也直接参与了部分访谈和寻访照片的工作。

2014年对黄宗汉访谈的最后修订,由苏柏玉协助完成。柏玉对本书的第三部分尤有贡献,她不仅提出了很多好的修改建议,还为黄宗汉先生做了部分回访。我们也感谢北京社会科学院的袁熹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牛润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邱源媛副研究员以及张笑颜女士对我们这个项目提供的各种支持和帮助。

定宜庄

2014年3月

[1].黄宗汉的兄姊合著的、写他们自己人生故事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卖艺人家》,是黄宗江、黄宗英和黄宗洛三人各自撰写的自传,由中信出版社2005年出版。另一部是《卖艺黄家》,三联出版社2000年出版,收有他们各自写自己的文章,也有写别人或别人写他们的。黄宗汉这里提到的是前者,即《卖艺人家》,黄宗汉的确未入其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