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进城

这几天断断续续看了电视剧《闯关东》，传武和患病的鲜儿在木排上的那一段，不知怎的想到了流行已久的“大树进城”。可能放木排这一种是“死进”——砍倒了运进城，而各地急功近利搞绿化的那种是“活进”——囫囵移进城，关联就在于此吧。

古代也有大树进城，也是这两种进法，“活进”跟今天差不多，“死进”则大抵是营建宫室的需要。比如王士性的《广志绎》羡慕“长安宫殿惟秦汉最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秦陇大木多取用不尽”，有的是大树。到他所处的明朝就不同了，嘉靖时午门、三殿，万历时慈宁、乾清两宫火灾之后重修，“动费四五百万金，府库不足，取之事例（按成例的付给），不足，又取之捐俸，不足，又取之开矿”。而这些钱，主要都花在大树（木）进城上了，不仅“一木之费辄至千金”，而且“川、贵山中存者亦罕”，都给前人砍得差不多了；加上“千溪万壑，出水为难”，即使宫殿“欲效秦汉，百一未能也”。

该书的另一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大树（木）进城的艰辛。王士性说，比较起来，“木非难而采难，伐非难而出难，木值百金，采之亦费百金，值千金，采之亦费千金”；而他接着所说的“上下山阪，大涧深坑，根株既长，转动不易，遇坑坎处，必假他木抓搭鹰架（施工时用以撑托的临时支架），使与山平，然后可出”，就可窥见了这种运输法不仅运木头，还可能就是运大树，活的树才会“根株既长”。无论是运木头，还是运大树，都实在劳民伤财，因为“一木下山，常损数命，直至水滨，方了山中之事”。承办的官员也辛苦异常，“风餐露宿，日夕山中，或至一岁半年”。当然，有的也可以从中找到巴结的门道。和珅当国时，“福建布政某承办木材，得一香樟，大十余围，高矗霄汉，乃伐而献于珅”，自福建运到北京，光运费就“至银三千余两”。这么大的树被和珅雕成了一只独木舟，“舟成，长四丈余，广一丈六尺，不加髹漆，香气馥郁”。这可不是印第安人划的那种原始货色，而是讲究得很，“舱舷宽敞，可容百人，中有镜台、书室，红轩碧厨，上筑台榭，后植花木”。不过，和珅还没来得及享受就出事了，乾隆对这个独木舟感慨万千：“是奴所享受，朕亦不得望其项背也。国之精华，尽于是矣。”吩咐把它放在后海，自己也不坐，“目为妖物”。

宋代陈师道《后山谈丛》明确记载了“晁无咎移树法”，虽然非常简略，但不知后世移树者如果祭祀，是否要晁无咎他视为鼻祖，当做行业神来崇拜。其法曰：“其大根不可断，虽旁出远引，亦当尽取，如其横出，远近掘地而埋之，切须带土，虽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今天的，与之如出一辙。晁无咎就是晁补之，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无咎是他的字。《宋史·晁补之传》记载，他“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稡（汇集）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本来东坡也想写这么一篇，看了晁无咎的文章后感叹地说：“吾可以搁笔矣！”还赞赏他文章“博辩俊伟，绝人远甚”，评价非常之高。不过，《宋史》里并没有提及他的“移树法”，可能在他而言纯粹属于小儿科吧。

“大树进城”的历史有多悠久？要待学者们去考证了。就笔者的浏览，至少三国时候就开始了，依据是曹冏曹元首的名篇《六代论》。《文选》李善注曰，六代，指的是夏、殷、周、秦、汉、魏。李善又转引《魏氏春秋》的话说：“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就是这么一篇政论文字，结尾处间接谈到了“大树进城”，这么说的：“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营养充分意），暖之以春日，犹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接下来是他的引申：“夫树犹亲戚，土犹士民，建置不久，则轻下慢上，平居犹惧其离叛，危急将如之何？”从逻辑上推断，倘若当时没有“大树进城”之举，则曹元首不会产生这一联想；再从不能造次移植来推断，那时可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移树技术。

《清稗类钞》里有一则“京城多古树”，说京城“每一坊巷，必有古而且大之树，约每距离不十丈，必有一株，外人常赞赏之，以其适合都市卫生之法也。且观其种植痕迹，似经古人有心为之者”，因为不同的地方栽种了不同的树种，“皆极参差蜿蜒之致”。现在的人没有“栽”的这种耐心了，他们要急于“见绿”而不想“建绿”，哪里需要干脆就往哪里“移”，金钱开道，移来人家的生态。不仅不“建绿”，而且城市要拓宽道路，还对已经长成了的大树毫不留情，如当年打进南京的“曾剃头”（曾国藩）一样，砍个精光……但晁补之所说的“虽大木亦可活”，恐怕只是理论上的结论。2006年，仅仅经过一个冬天，南京市绿博园内移植进来的1000多棵大树就因“水土不服”纷纷死亡，死亡率高达50％以上。在有些地方，这个数字更高达70％！那么对许多大树来说，“进城”基本上意味着灾难。

（200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