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

你打听王永淮吗？你算打听对了，我可跟他忒熟。你到七区去，咱俩正好同道儿，我就跟你说说他的事儿吧。

说起他来，一句话：是个好人。这如今他被人们选为邢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可还是那么好。

你看这沿路的山，这不算山。那西边，你瞅，雾蒙蒙遮住半边天，那才叫山呢!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乍一到咱这地方，看见这走不到头儿的荒山野岭，真要发愁呢。就是咱们生在山里的人，有时候也要发愁。你不知道，前几年，好多人都想往山外搬家，想到山西去安家。就连我也是这样，老觉着一辈子钻在穷山沟里头没出息。可是，王永淮这人欢喜这山，他就在西边那大山里边，年年月月，爬山过岭，为老百姓办事，弄得人人都欢喜这山，人人都越过越有劲，你说怪不？

他是一九五○年进山的。

那时，是个春天。我正在村头上地里耪麦苗儿，猛抬头，看见东边山梁上下来个人，用棍子挑着行李卷儿，走得挺快。我心想：“这不是咱村的王永淮吗？”走近了一看，果然。你不知道，俺们小时候在一块儿放过羊，后来又一块儿在地里干过活儿，抗战后他参加了工作，有时候回家，我们也常见面。我就跟他打招呼：

“是永淮哥吗？”

“是呀，你耪地？”

“嗯，你这是回家来看看啦？”

“不哩。我调了工作啦，回山里来啦。”

“哦——”我这么“哦”了一声，下边的话没说出来。

你不知道，那时刚解放不久，在山里老根据地工作的人们都讲究往平原上调，往大地方(大城市)调，都觉着钻了十几年山沟，解放啦，还钻在穷山沟里，是没出息。可是，王永淮刚出去一年多，听说在县里当了科长，怎么又回山里来了呢？

天也不早了，我一边扛着锄跟着他往村里走，一边在心里纳闷儿，可又不好直出直入地问他，就拐着弯儿说：

“永淮哥，你出去在大地方待了一年多，这乍一回来，怕有些待不惯吧？”

“怎么待不惯？你看我，不是跟那几年在山里的时候一样吗？”

我一看，可真是：他浑身上下还是旧灰粗布制服，因为走热了，制服帽子往脑袋后边扣着，露出半边光头，一张黄油油冒汗的脸，说话笑眯眯的；脚上，也还是早些年穿的那山岗子鞋；他那铺盖卷儿，我还认得，还是两三年以前的那条旧被，薄薄的，连个褥子单子的都没有。

我心里就更纳闷儿，就又试着问他：

“听说你在县里当了科长哩……”

“嗯，是。”他还是笑眯眯的，跟往日一样，说话声音不高。

我又问他：“你这会儿还是科长吗？”

“这回进山，当了七区的区长啦。”他还是笑眯眯的，不慌不忙的样儿。

我心里就更纳闷儿了：“怎么当了科长又反转来当区长哩？……”当时我以为科长比区长高一级哩。

进了村，街上碰见人他就打招呼，我就故意大声告诉人：

“永淮哥又进了山啦，当了七区的区长啦!”

可你猜怎么着？他反倒更高兴，也大声对人说：

“是又进了山啦，又跟乡亲们在一块儿啦!”

我一直跟着他进了他家院子。他媳妇正在炕上纳鞋底子，一看见他进来了，喜得连忙下了炕，接过他挑被子的枣木棍儿。

我又故意大声说：“嫂子，这可好啦，永淮哥调到山里来啦!”

她脸上本来是挂着笑的，这时猛地一愣，眼珠子一转，可也没说什么。

一会儿，屋子里挤满了人，有他叔，他岳母，还有别的几个老婆老头，都是邻壁左右的人们，都瞅着他不说话，像是瞅一个在外边混倒了霉的人一样。

他叔是个翻身农民，五十多岁，跟我一样，那时也有点认识不清。他朝永淮浑身上下瞅了半天，又摸了摸他搁在炕上的铺盖卷儿，说：

“永淮，你别说我说。你记得咱村的赵瑞启吧？听说还没有当到科长哩，可人家，前几天回来了一趟，浑身上下新衣裳，一天一盒烟卷儿，出进骑自行车。可你这些年是怎么干的，你怎么……”

他的话还没说完，他老婆子——永淮的婶子又接了腔：

“孩子，咱这里闺女寻人家，山里边的想寻山外边的，山上边的想寻山下边的，可你，就像嫁给山里边的闺女似的，一辈子也下不了山啦!”

她这话原是好意，她是可怜她女婿哩。

你猜咱永淮怎么着？他还是没事人似的，笑眯眯，一边捧着碗喝水，一边说：

“嘿嘿，干革命哪儿都一样，山里边也得有人干啦。”

“山里边也得有人干，你在山里干了十来年还不行？你能在山里干一辈子吗？”他老叔也是在替他叫屈呢。

永淮还是笑眯眯的，说：“在山里干一辈子我也愿意。”

“你真的像你岳母说的，爱上这荒山野岭啦？”

“嘿嘿，老叔，”永淮把碗往桌子上一搁，还是笑眯眯的，“老叔，你别看不起这穷山野岭。你还记得吧？日本鬼子用了多少办法想占咱这地方!后来蒋介石又多么眼馋!他们杀过咱们多少人!咱们就是凭着这样地方打败了鬼子，打败了老蒋。你记得吧？那时咱这儿是游击区，鬼子在咱村东十几里路的地方修了道墙，封锁墙，想把咱困死在山里？”

他老叔说：“记得，咋不记得呢？那时的日月可困难多啦!”

“那时困难多啦，现在可怎么样呢？现在是咱们的世界啦，上级早计划好了，要修一条汽车路，经过咱这门口，直通山西，让咱这里的山货能往外运……”

“真的吗？”好几个娘儿们都叫起来了。

“怎么不是真的？上级要加强山区建设。”

“咋个加强法？”

“咋加强吗？要叫咱这穷山变富山，山里出黄金。”

他媳妇正在灶门口烧火做饭，这时站起身来，笑着说：

“你咋能叫咱这山里出黄金？”

“大伙儿努力往前奔，就能叫这荒山变成金山!”

“哈!”他媳妇笑了，“你想在咱这个窄山沟里建设社会主义吧？凭你这个庄稼老粗，还能在这大山顶上走出一条道儿来？”

“怎么不能？哪儿有人，哪儿有共产党，哪儿就有道儿，就能往社会主义走。”

他岳母又插嘴了，她说：

“你那亲娘就是在这穷山沟儿里饿死的，你还夸这山呢，我看你是有些傻!”

她是本村的人，永淮的娘饿死的事，她是亲眼看见了的，说的完全是实话。

这时候，坐在那边角儿上的一个老头站起来了，是永淮的一个远房大伯，七十多岁，身子挺壮，说话声音嗡嗡的，像敲钟一样：

“依我看，永淮侄子说得对，这山上怎么不能出黄金？倒过去四十年，这满山遍野都是树，就不知道什么叫干旱水涝。你们年岁大点的人不记得吗？那时候，人们有句俗话：‘七里滩，八里湾，六十里路不见天。’怎么不见天呢？是树遮住啦!咳，后来，人们乱砍滥伐，乱开荒，从民国初年以来，连年发山水，这山就光啦!”

这时有好几个人都叫起来啦：“还是呀，还是光了呀，你能叫那些树再长起来吗？”

老头子泄了气，又坐下了。

王永淮掏出小本儿来，在上边写着什么，一边笑眯眯地自言自语：

“……六十里路不见天……能……能……”

等他写完了，正好饭也熟了。永淮收起了小本儿，对满屋子人客气了半天，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你知道，那时候咱这里人们的生活是多么苦!糠饼子，树叶粥，里边还净是沙子。他媳妇是个庄稼女人，也跟别人家的男人女人一样，因为生活苦，没价爱干净的习惯……可是，你瞅，他大口大口地吃，就像没有到过大地方的人一样。

我想起来了：咱村有个叫黄文俊的小伙子，前两年随着部队南下，现在在河南省一个什么卫生院里工作，今年年初回了一趟家，没住满两天就走了，为什么？就为的嫌家里生活苦，吃的睡的都不卫生。

我心想：永淮这人真是个老实人。

这时天不早了，我也回家吃了晚饭。我撂下碗走出门来，嗬!天空上那月亮真圆……对面小山岗上有个人，是谁？怎么一动也不动？我一弯腰，他的黑影儿透在天空上(这是黑夜里远处看人的好办法)，正好是个侧面，那帽檐儿，那鼻子嘴，那身形，我一下子认出来了，原来是他。

是怎么回事呢？莫非他媳妇不高兴他当了科长又当区长，两口子吵了架？按说，也不至于，他媳妇也是挺进步的哩。就是两口子吵了架，上这山头上立着也不是个办法呀，他老实也不能老实到这样呀!

我就装作闲着没事瞎蹓跶，嘴里哼着小曲儿，从西边村头上绕过去，上了山，走到他跟前，问他：

“你今日走了七八十里，不累？怎么还不歇着？”

他说：“不累。你也还没歇着？”

我又问他：“你瞅啥？”

他说：“瞅这山哩。”

我说：“你这人，你真的欢喜这山啦？”

“嘿嘿嘿，”他笑了笑，“一年多没回家，想看看咱村这样儿变了没有，大月亮夜，出来走走……”又用手一指：“你看村北边那几棵树，是栗子树吧？一年能出多少栗子？”

我说：“是傻老正家的树，头年秋天，听说出了三千来斤。”

“嗬!真不少!你记得吧？事变以前还没价这几棵树哩，准是事变以后栽的吧？才十几年，就有这么大收成；这如今，傻老正家的日子不作难了吧？”

“他家倒是过得挺暖和……”

我口里这么说着，心里可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又问我村里谁家还有果木树，是柿子树的出产大还是栗子树的出产大，苹果树和梨树好不好栽种……我们足足谈了一顿饭的工夫，才一块儿往山下走。

他媳妇正靠在院子门口等着他哩，问他累不累，又说他：山头上风挺凉，也不披着件衣裳。……他呵呵地笑着，随口说了几句什么，就走进屋里去，把窗台上的灯亮儿挪到桌子上，又掏出小本儿写起来。

他媳妇靠在桌子一边不声不响地瞅着他，嘴角上挂着笑，眼里放着光，半天才说：

“调到山里了，也好……”

又说：“看你写的这字，像是比早先顺眼点了……”

我心里猛地想起来了：“人家两口子挺亲热的，我在这儿待着干吗？”就赶紧溜出来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扛着锄下地，刚走出大门，就看见王永淮用棍子挑着行李卷儿，大步大步地走下河沟来；他媳妇立在院子门口，瞅着他。

我说：“永淮哥，怎么这么早就走，不在家里多歇一天？”

他说：“还早吗？不早……”

他媳妇说：“你才不知道哩，刚一鸡叫他就起来了，催着我给他做饭，他自个就着灯亮儿捧着本书，像学校里的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我知道，她也是个共产党员，她是在夸她男人呢。

我说：“他是干工作干入了迷啦!”

“可不？就是……”

她这几个字说得声音发颤，又那么柔和。我一直瞅着他翻过了村西边的山梁儿，才转过身来。

同志，真没想到呀，从他一回到山里，人们就一天一天地变啦，我也一天一天地变啦，连咱山地的出产也变啦……你瞅这汽车路，不是真的修了吗？那边那山坳坳里一溜子梯田，是去年冬天才有的，是新垒起来的；那边那地里耩麦子的人们，不是互助组的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道边上的流水沟，早些年也没有，是这两年新开的小渠道；你再瞅这两边山上，那秋后刚刚发黄的枯草里边，不是有一些星星点点儿的黑绿色儿吗？那是前年春天俺们一条川的村子联合起来植的树，光俺们农业生产合作社两年当中就植了六千亩。这如今我也爱上了这大山大岭啦，不信，要是有放羊打柴的走上这“育林山”，我准得扯着他的领口上乡政府去……

我不光爱这山，对工作也入了迷。我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了会计，黑间白日睡不着觉，早晨天不亮就醒。今日，我是代表咱社到邢台银行里去取牧畜贷款的。咱社里的羊，一九五一年是一百只，去年就有四五百只啦，今年呢，一千多!咱还要扩大，这款子早取到手一天，咱社里的羊群就早发展一天。今日我鸡叫出发，紧跑紧赶，来回一百四十里，你看，离咱村不远了，天还没黑哩!……

人们谁也是知道好歹的。谁也看出王永淮是个什么样的人来了。

去年十月，咱全县发动选举，选新县长。俺们这一带，你走到哪村，哪村在酝酿王永淮。俺们找永淮的媳妇打赌，对她说：

“你家那人这回要不当选县长，俺们输给你点什么!”

她说：“哼，他？不臊死他!”

“咋的臊死他，他不是个好人吗？”俺们是有意这么逗她的。

她可就把假话说成真话了：

“说学习，他可是当过模范。自个的生活费一点也不花，都捎到家来了，生活上可真不腐化。对工作，也真是尽心……”

“哈!”人们都笑了，“那你说他还有啥缺点呢？”

她也笑了。当时她高兴，俺们也高兴。

后来，你知道，俺这村是七区最东边的一个村，又正在汽车路上，到县里开会的代表们走这儿路过，俺们有认得的，说起话来。他们说：这可坏啦，王区长要是当选了县长，还不留在县里工作？还回山吗？不选他吧，这么好的人，心里又过不去——可就是，他还回山吗？咱七区刚搞得不错了，好干部又要调走了!——俺们刚刚还在高兴呢，这一下又败兴起来啦。

俺们想等他路过的时候对他说说，留留他。可他是连夜赶到县里去的，俺们没等着他。

过了几天，开会的代表们回来了，俺们都到村口上迎着他们，一见了面就问：

“咋哩？他选上了吗？”

“好啦!”代表们一片笑声，“他不走啦!”

“咋哩，没选上吗？”人们又有些不高兴了。

“选上啦，当了副县长啦。”

“当了副县长还不是要走？”

“俺们全七区的代表找上级要求，上级就决定了：叫他还兼七区区长，负责山区……”

人们这一下才算又高兴又放心了。……

你看，咱说着说着就到家啦，前面那树影子就是俺们西黄村，王永淮的家在西头。不信你在咱村打听打听(其实你到哪村里打听也一样)，保险人人都说：“王永淮那人可没错儿，是个好区长。”要不，人们干嘛选他当副县长？

(刊发于195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