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 王廷相的诗歌意象论与嘉靖前期诗学演变

王廷相的诗歌意象论与嘉靖前期诗学演变

陈书录

明代中期“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1474—1554）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他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是明代文学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诗歌意象的专论，考察这篇诗歌意象专论的创作背景及其意义，有利于进一步探究嘉靖前期诗歌理论演变的轨迹，加深对中国传统诗歌意象理论的认识，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的诗歌意象理论的建设。

一、《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的创作时间考

关于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创作时间，包括葛荣晋的《王廷相年谱》、《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和高令印、乐爱国的《王廷相评传》等在内的专著及论文均未加以考定。其实，王廷相在《与郭价夫》一文中透露出有关《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创作的某些信息：

某启。自过江后，即不得奉闻起居，时惓惓耳。向示大作，如入终南之壑，万本森郁，材品具足，不可选也。

……

自有知以来，屡欲有所述作，绊于官守，时乘一暇，思虑徒致，首尾颠错。况尔历事未稔，遽难述真，以示久远，以故不能一言。今将入颓景也已，安所为以答此生邪？徒愧颜造化尔。仰公之清高，颂公之文词，固不能不感。诗论当再上。

此处透露的信息主要有二：一是“诗论当再上”，说明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是在他的《与郭价夫》之后写的；二是《与郭价夫》写于他“自过江后”。据明代高拱《浚川王公行状》记载：嘉靖二年（1523），年届五十的王廷相“升湖广按察使。”他在这时有“将入颓景”之感，这可证之以此时所作的《登黄鹤楼歌》，其中有云：“形容五十未枯槁，此生已荷皇天怜。白发自长酒自醉，不须倚剑惊流年。”他在武昌任湖广按察使时，有《思归行示旒》诗，其中有云：“我逐黄鹄泛江海，鄂城却驻云宵车。”这可与他的《与郭价夫》中“自过江后”相映照，说明《与郭价夫》写于他在武昌任湖广按察使时，而《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则写于此后。

要进一步弄清《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的写作时间，还有一个方面值得考察，这就是郭维藩（字价夫，号杏东）任学士的时间。人们注意到，王廷相于嘉靖七年（1528）所撰的《答何粹夫二首》中有“杏东来，蒙示慰疏赙仪”，“迩者，杏东以兄《造化论》九章见示”等语，称郭维藩的号（杏东）而不称“学士”。显然，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写于郭维藩任“学士”期间。那么，郭维藩在什么时候为“学士”呢？据明代吴国伦撰写的《明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价夫郭先生暨配胡宜人合葬墓志铭代作》中说：

嘉靖乙酉，擢侍讲学士，视南院事。……丁亥，奔中宪公丧，归。己丑，又丧太恭人，相继哀瘁，几不胜礼。辛卯，起复故官，寻改侍读学士典内制。壬辰春，命主会试。……未几，坐失颂白兔瑞，免官，归里中。乙未，上思旧臣，召还先生，官如故。……丁酉四月，擢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视院事。……先生生于成化乙未八月二十八，卒嘉靖丁酉八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

显然，郭维藩一生中先后三次为“学士”：一是嘉靖四年（乙酉，1525）五月升为侍讲学士，至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二月奔父丧，嘉靖七年（戊子，1528）七月又服母丧，见于《先妣恭人合葬圹志》；二是嘉靖十年（辛卯，1531年）起复故官，不久改为侍读学士，而据《国榷》卷五五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正月“服除，补翰林侍读学士”。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十二月，忤旨，免官，归乡；三是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官复原职，而据《国榷》卷五六记载嘉靖十五年（1536）正月“补翰林侍读学士”。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四月，升为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直至这年八月去世。应该说，在郭维藩三为学士期间，作为年龄不相上下、前后中进士而且同为河南仪封籍的王廷相与他多有文字往来，这部分存于《王氏家藏集》之中。《王氏家藏集》是王廷相于嘉靖十五年（1536）自己编定的，其中涉及到郭维藩的作品主要有《寄郭价夫》（卷九）、《寄价夫》（卷一四）、《新年和价夫韵二首》（同上）、《忧旱和价夫二首》（卷一五）、《早秋寄郭价夫》（卷一五）、《海上怀价夫》（同上）、《寄价夫》（卷一六）、《寄郭价夫》（同上）、《闻价夫被旨放归作此贻之》（卷一七）、《寄郭价夫学士》（卷一八）等诗，《与郭价夫》（卷二七）、《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卷二八）、《与郭价夫论寒暑地二书》（卷二九）等文，其中大多称“郭价夫”或“价夫”，只有一诗一文的题目中称“郭价夫学士”，一文是《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一诗是《寄郭价夫学士》，后者云：

玉堂清切紫宸朝，献纳从容髩雪销。君相明良新宝历，神仙行队旧丹霄。时平重有金钱会，海晏何烦铜柱标。苞凤文章今瑞世，莫从芸阁羡渔樵。

此诗由“玉堂”（翰林院）二字起头，首联与尾联均紧扣郭维藩翰林学士的身份，郭维藩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由“南京国子司业”升为“南京翰林侍读学士”。颔联与颈联则是歌颂朝庭新政和升平气象。其中关键词是“新宝历”。宝历：国祚，帝王之位，也指国家命运。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朱厚熜由藩王而入承皇位，但他要尊崇其生身父母，下令礼官集议崇祀其父兴献王的典礼，从而引起了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批反对“崇祀”的朝官，与明世宗朱厚熜及观政进士张璁等一些附和“崇祀”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二百多名反对“崇祀”的官员跪伏左顺门，撼门大哭，进而激怒明世宗朱厚熜，下令逮捕一百多人下狱，并棒杖翰林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由此为转折点，以前反对“崇祀”的朝官有的愤而辞职，如内阁首辅杨廷和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求辞，阁臣蒋冕、毛纪也先后离任；其他大多“依违顺旨”。同时，朱厚熜先后命吏部尚书石珤、吏部左侍郎贾咏入阁办事。因而，嘉靖三年（1524）七月，明世宗朱厚熜的生父获“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号。嘉靖四年闰十二月，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席书上《大礼集议》，“帝命颁赐藩府及中外群臣，仍令各省刊布以传”，又“推恩上议诸臣，升荫有差。”至此，“大礼议”之争告一段落，明世宗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就宣布将主要精力用到除旧布新上来，下诏说：“凡旧章未复，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边备未饬，军储未充，一切有裨于政理、利于军民者，其一一条具奏闻，朕将举而行之。”诗中所谓“君相明良新宝历”，便是指朱厚熜入承皇位和他的生父获“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号以及取得了以刊布《大礼集议》为标志的“崇祀”斗争的胜利。在此，有一个问题应该辨明，那就是王廷相对“大礼议”的态度，从而判断“君相明良新宝历”的意向是否与上述分析相符。王廷相在《答张元杰》书信中有“仆至湖省”等语，可见写于他任湖广按察使期间，书信中在回应张元杰问及“大礼议”一事时说：

又承集议大礼之教，仆不敢放言。但《礼》云：“适子不后，一子不后，大宗不得夺小宗。”今然乎？不然，是变礼矣。以礼之变者处天子，而以礼之常者处天子之父，而曰“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可乎？不可乎？利天子之尊，突然使亲绝祀，使今议礼诸君子与吾执事自处其父母，将且为之乎？仆意不但诸君子与吾执事不肯为，凡有仁爱之心者，决不肯为矣。此于治礼所伤不细，不但系一时文字得失而已也。盖既以变礼处天子，亦当以变礼处天子之父，此为适均。汉、宋两代事情与今迥然不同，岂可执一而论？此在当国者一转移之间，可以立万世之大防。执事今在议礼之次，漫以此议奉助，不罪幸幸！

王廷相从“仁爱之心”和“孝情”出发，在“大礼议”中倾向张璁等人“崇祀”明世宗朱厚熜父母的主张，认为“既以变礼处天子，亦当以变礼处天子之父，此为适均”。而且，郭维藩也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由南京国子司业升为南京翰林侍读学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大礼议”中“崇祀”派胜出的受益者，因而，王廷相在《寄郭价夫学士》诗中有“君相明良新宝历”等颂扬之语。由此可推断，《寄郭价夫学士》诗写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郭维藩为南京翰林侍读学士之后的一段时间。考察了“一诗”（《寄郭价夫学士》）的写作时间，也有利于我们考察“一文”——《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的写作时间。

在郭维藩三为“学士”期间，他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应作于何时呢？联系上文已引的作于“过江后”的《与郭价夫》中所说的“诗论当再上”云云，可知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大约作于他“过江后”（嘉靖二年在武昌任湖广按察使后）与郭维藩“擢侍讲学士”（嘉靖四年）后。在郭维藩三为“学士”期间，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不大可能作于郭维藩二为学士即嘉靖十一年正月至十二月期间，更不大可能作于郭维藩三为学士即嘉靖十五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期间，这与王廷相在《与郭价夫》中所说的“过江后”“诗论当再上”相距十多年之久，一封回信拖延的时间如此之久，不大合乎情理。因而，可以推断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大约作于郭维藩第一次为“学士”的一段时间，即嘉靖四年（1525）五月之后的一段时间，与他所写的《寄郭价夫学士》诗的时间相隔不远。

据王廷相在《与郭价夫》书信中说，他在武昌任湖广按察使已收到郭维藩的“文词”，并打算回以“诗论”，那么，此时的王廷相为什么没能给郭维藩发出“诗论”呢？有夫子自道见于《与郭价夫》：“况尔历事未稔，遽难述真，以示久远，以故不能一言。”将此对照明代高拱《浚川王公行状》便知道个中原委：“嘉靖癸未（二年，1523），（王廷相）升湖广按察使。楚俗悍诈健讼，公谳决如流，滞狱一空，湘民以‘青天’呼之。时有巨恶李见，招纳亡叛，拒杀官军，且善通关节，人莫敢按其事。公执法捕问，竟除其害。”地方上一系列棘手的事要身为湖广按察使的王廷相去处理，他很难定下心来并抽出时间撰写长篇诗论。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甲申（嘉靖三年，1524），（王廷相）升山东布政司右布政。未三月，丁母忧。”嘉靖三年夏至六年夏，王廷相在家守制，不仅少有任湖广按察使时“尔历事未稔”的状况，而且多有创作时间。由此可见，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长篇诗论最有可能写于他“丁母忧”的嘉靖三年（1524）夏至六年（1527）夏期间，或者说写于郭维藩第一次任翰林学士的嘉靖四年（1525）五月至嘉靖六年（1527）二月期间。

二、王廷相诗歌意象理论来自诗歌创作上的动因

以上考察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的创作时间，在此再看创作动因。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的开篇道出了创作这篇意象专论的直接动因：

廷相稽首杏东学士先生门下。比者蒙佳稿见教，捧读旬朔，若有得于言意之外者。见其变化自然，如秋云飏空，倏成物象，浑然天造，不烦雕刻。见其体质都雅，如贵豪公子翠苑春游，冠盖轩挥，金相玉润。其气韵清绝，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独爽。嗟乎！诗之旨义备矣哉！发我情志，示我龟式，不啻多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杏东集》提要中指出：“所著《经筵》、《南雍》二稿，俱不可见。此集已非完书，由维藩存日，无意传其词章，盖亦道其实也。”因而，郭维藩寄赠答王廷相的诗歌，具体是哪些作品，虽然现在难以都考察清楚，但也有迹可寻。在他的《杏东先生文集》中寄赠王廷相的诗有如《赠王子衡四首》（卷一）、《春日寄王子衡二首》（卷二）、《和浚川司马九日韵》（卷三）、《暂止良乡怀俊川司马》（卷三）、《王子衡自松江还感旧叙怀怅然有作》（卷五）。同时，王廷相所著的《王氏家藏集》中也有《新年和郭价夫韵二首》（卷一四）、《忧旱和价夫而二首》（卷一五）、《早秋寄郭价夫》（卷一五）等。其中郭维藩的《赠王子衡四首》诗云：

别友篇

季冬气惨慄，北风无时休。雪霰被中野，狐狸嗥路周。举头西北望，浮云正悠悠。感时气不舒，慨焉别我俦。孤兰无远芳，孤蓬无直抽。同心而远隔，踽踽吾焉求。君如千里马，□趐随云浮。我如失侣雁，延颈傍鸧鹙。鸧鹙不可随，失侣良可惜。明义苟相敦，于焉慰晨夕。

佳人篇

梁国有佳人，容华如秾李。淡妆谢铅朱，被服罗与绮。杂佩缀瑶琳，芬芳间蘅芷。长啸步重闺，香风正迤逦。良人慕高义，玉帛聘于此。合婚两相投，胶漆未足拟。中道成乖违，弃置空房里。朱颜常自泽，机杼常自理。中馈既不缺，锦缎亦充委。良人不见答，终岁勤曷已。

长松篇

亭亭千尺松，郁郁生高岗。岁暮霜雪厉，柯干益昂藏。群鸦不敢巢，飞飞集鸾凤。贞心甘不摧，终焉置明堂。

兰蕙篇

兰蕙产中泽，异体而同芳。枝叶发华滋，猗猗合瑶光。美人爱芳草，移植向中堂。移兰动蕙根，移蕙分兰香。香分不足伤，但伤道路长。

虽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杏东集》提要中说“是集诗文各五卷，皆乏深湛之思”，但郭维藩的《赠王子衡四首》等诗歌却别具一格。《别友篇》以风雪漫卷、寒气惨慄、狐狸怒号等意象，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以“孤兰”“孤蓬”等意象象征处于离别中的自我与友人；又以“千里马”的意象比喻友人，“失侣雁”比喻自我；以“鸧鹙”比喻奸恶小人，表现了作者守节明义的高尚品格。《佳人篇》着力塑造的与丈夫如胶似漆但又中途被迫分离的“梁国佳人”形象，《长松篇》中枝干挺拔、傲霜斗雪的长松意象，都是自我精神的象征。《兰蕙篇》中“异体而同芳”的兰与蕙的意象，与《佳人篇》一样，都是继承了《楚辞》中香草美人的传统，以兰与蕙的芬芳比喻君子的美德。这组诗意象冲淡，神韵清爽，“如秋云飏空，倏成物象，浑然天造，不烦雕刻。”显然，从一定的程度来说，郭维藩的诗歌创作是王廷相意象理论形成的动因之一。

当然，王廷相的乡人与友人的诗歌创作，主要指正德、嘉靖年间中州诗人群体，也是王廷相意象理论形成的动因之一。“彼时才杰游帝旁，信阳之何棠陵方。大梁翩翩李川甫，吏部薛生更擅长。”正德、嘉靖年间中州诗人群体主要包括：何景明、方豪、李濂、孟洋、樊鹏、戴冠、薛蕙等。王廷相的《王氏家藏集》中有多首寄赠何景明的诗歌，如《寄仲默》（卷九）、《寄何仲默》（卷一〇）、《酬何仲默》（卷一三）、《十八子诗·何中书景明》（卷一四）、《悼仲默仲修二首》（卷一五）、《酬仲默》（卷一五）、《寄何仲默》（卷一六）、《寄怀仲默二十韵》（卷一六）、《冬夜忆仲默》（卷一七）、《得仲默书》（卷一七）等。其中《酬何仲默》诗中有云：“顷来赠我关中词，白璧明珠满光彩。”又如《答何仲默》书信中说：“大复惠教，未有不奉复者，迟则有之矣。蒙讶，愧愧。新诗高古浑成，得教殊深。”何景明《大复集》也有《寄赠王子衡四章》（卷一〇）、《得王子衡赣榆书》（卷二〇）、《寄赠王子衡御史时按关中》（卷二三）、《子衡在狱感怀二十韵》（卷二三）等。何景明虽然与李梦阳同为明中叶复古派的领袖，但他作为中州诗人群体中的翘楚，其诗风与李梦阳同中有异，所谓“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何景明诗歌中既有俊语亮节、格调古雅的《莫罗燕》《明月篇》，又有挥洒自如、空灵飘逸的《吴伟江山图歌》《画马行》；既有沉郁顿挫如杜甫的《得献吉江西书》，又有遒丽健劲如高、岑的《侠客行》，但较多的是《津市打渔歌》《雨夜似清溪二首》《秋江词》之类秀逸而有远神的作品。何景明是明中叶意象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指出：“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他在诗歌创作中建构的意象也很有特色，如题画诗《吴伟江山图歌》开头的几句写道：“吴伟老死不可见，人间画史空嗟羡。吾观此卷江山图，飘然意象临虚无。想彼濡毫拂绢素，酒酣落笔神骨露。万里青天动海岳，空堂白日流云雾。”“酒酣落笔神骨露”是明代画坛上江夏派创始人吴伟风神的真实写照，那“神骨露”的锋芒，与那“海岳动”的震荡，“云雾流”的冲动等组成的意象系列，展示出神采飞扬、风骨峥嵘的个性色彩，呈现出“飘然意象临虚无”的意象特征。还有李濂“于七子之外，挺然自成一格。大抵笔锋踔厉，泉涌飙驰”。孟洋是何景明的妹婿，与“同里有戴仲鶡（戴冠）、樊少南（樊鹏）者，与仲默先后起家，望之辈行稍前，而戴、樊出于何门，要皆依附仲默以起名者也。三人之诗，格调亦略相似，大抵皆信阳之朋徒”，其诗歌创作多有何景明“俊逸”之风。显然，以何景明为代表的正德、嘉靖年间中州诗人群体崇尚意象和俊逸的诗风，是王廷相意象理论形成的又一个动因。

王廷相意象理论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的动因是他本人诗歌创作的实践。王廷相不仅以哲学思想而著名，也以善于谈论诗歌见称，《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便是最突出的例子。但是，他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是否一致，有人大为怀疑，甚至指责他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相背反，如钱谦益说：“子衡起于何、李之后，凌厉驰骋，欲与并驾齐驱。与郭价夫论诗，谓三百篇比兴杂出，言在意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而以《北征》《南山》诸篇为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其托寄亦高且远矣。其序李空同集则云：‘杜子美虽云大家，要自成己格尔，元稹称其薄风雅，吞曹、刘，固知其溢言矣。其视空同规尚古始，无所不极，当何以云？’信斯言也，秦汉以来，掩蔽前贤，牢笼百代，独空同一人乎？微之之推少陵为溢言，而子衡之推空同为笃论乎？子衡盛称何、李，以谓侵《谟》匹《雅》，欱《骚》俪《选》，遐追周汉，俯视六朝。近代词人，尊今卑古，大言不惭，未有甚于子衡者！嘉靖七子，此风弥煽，微吾长夜，鞭弭中原，令有识者掩口失笑，实子衡导其前路也。子衡五七言古诗，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诗论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苯浊，于以骖乘何、李，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其实，王廷相的诗歌理论（主要是意象理论）与诗歌创作既有异步之处，也有同步之处。具体而论，王廷相的七古多粗漫之篇，而五古时有沉郁之思、壮丽之色，给人以苍秀挺郁的美感；“五言绝句颇有摩诘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崔五员外。”如他的《宫怨二首》其一：“夜辇昭阳月，春筵上苑花。不成供奉日，枉自学琵琶。”又如《芳树》：“芳树不自惜，与藤相萦系。岁久藤枝繁，见藤不见树。”前一首抒写宫怨，如泣如诉；后一首拟南朝《子夜吴歌》，尚有新意，远神余味，颇有盛唐诗人王维的风致。而且都以眼前之景，道心中之情，使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在不期而遇之中自然融合，建构成透莹圆融的意象。

总之，被王廷相称赞为“如秋云飏空，倏成物象，浑然天造，不烦雕刻”的郭维藩的诗歌创作，和以何景明为代表的正德、嘉靖时期中州诗人群体，还有王廷相自己诗歌意象的创造，成为王廷相以《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为代表的诗歌意象理论形成中来自诗歌创作上的重要动因。

三、嘉靖前期诗风的转向与王廷相诗歌意象理论的意义

考察王廷相以《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为代表的诗歌意象理论的意义，应该放在嘉靖前期诗风转变的背景之下。随着弘治、正德年间文坛上占主流地位的“前七子”力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严重，李梦阳等人也“始悟昔年非”，自悔者与其他新变者相互推动，从而在嘉靖前期出现了一股诗风转变的浪潮。应该说，王廷相以《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为代表的诗歌意象理论形成，也顺应着嘉靖前期诗风转变的潮流。具体而论，嘉靖前期活跃着多个流派（群体）诗人，其中主要有：

一是嘉靖前期中州诗人群体，前文已提到这个群体中的何景明、方豪、李濂、孟洋、樊鹏、戴冠、薛蕙等，还有高叔嗣。高叔嗣，字子业，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有《苏门集》。陈束《苏门集序》中说：高叔嗣“因心师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会晋余润，契唐本宗……故其篇什，往往直举胸情，刮抉浮华，存之隐冥，独妙闲旷，合于风骚。有应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沉雅，体孟、王之清适，具岑、高之悲壮，词质而腴，兴近而远，洋洋乎斯可谓之诗也。”

二是明代特别是嘉靖前期古澹派诗人。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明诗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国（徐祯卿）、高苏门（高叔嗣）、杨梦山（杨巍）、华鸿山（华察）辈。自王、李专言格调，清音中绝。”徐祯卿卒于正德六年（1511），杨巍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活跃于嘉靖前期的是高叔嗣、华察，他们分别是嘉靖二年（1523）、五年（1526）进士。高叔嗣在前文已论及，再说华察。他有《岩居稿》，王慎中为之作序，称其诗“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独契溟滓，若木居草茹，服食导练，沦隐声迹者之所为言，非世人语也。”还有薛蕙，号西原，他王廷相谪居亳州判官期间的得意门生，也是明代古澹诗派的不可或缺的一员。他的诗歌“温雅丽密，有王孟之风”。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可见，薛蕙是清代王渔洋神韵诗论的先驱者之一。

三是嘉靖前期的六朝初唐诗派。“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学士辈出，力振古风，尽削凡调，一变而为杜，时则有李、何为之倡。嘉靖改元，后生英秀，稍稍厌弃，更为初唐之体，家相凌竞，斌斌盛矣。”六朝初唐派由杨慎等人率先倡导，他推崇六朝、初晚唐诗，独立于前七子之外，“挺然崛起，无复依傍，自是一时之杰”，“及北地哆言复古，力排茶陵，海内为之风靡。用修乃沈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尔后，有活跃于当时的“嘉靖八才子”，尤其是其中的陈束、唐顺之及王慎中、赵时春，王慎中、赵时春是嘉靖五年（1526）进士，陈束、唐顺之是嘉靖八年（1529）进士。他们不满李梦阳等“前七子”在推崇盛唐、宗法李杜中的模拟之风，诗宗初唐，诗风趋于清丽婉转。李开先《后冈陈提学传》中专论陈束：“大抵李、何振委靡之敝而尊杜甫，后冈则矫李、何之偏而尚初唐。”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将唐顺之与陈束并论：“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唐顺之）与陈约之（陈束）辈，一变为初唐，于是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

虽然这些诗派或诗人群体，有的是形成于嘉靖初期之前，有的成员是“前七子”及其追随者中的自赎与转向者，但经过弘治、正德年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喧闹而到嘉靖前期相对低沉之时，上述诗派或诗人群体显得比较活跃，其转向或新变的特点也比较明显。总之，嘉靖前期出现了扭转前七子模拟之风的倾向，由李梦阳等人的推崇盛唐而转向六朝、初唐和晚唐，创作风格由粗豪转向古澹、婉丽、清适、沉雄、悲壮等，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这其中突出的方面是由格调转向意象，其代表是王廷相的意象论。明中期王廷相的意象论，不仅是以其系统性在明代文学理论中如同晨星一现而弥加珍贵，而且我们将他的哲学思想与意象理论相互对照，更可见他将意象理论提高到新的层次：

其一，诗歌意象的本体论。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指出：

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东国困于赋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则天之不恤自见。齐俗婚礼毁坏，不曰婚不亲迎也，曰“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璚华乎而”，则“婿不亲迎”可测。不曰“己德之修”也，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则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以改措，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则“己之守道”，缘情以灼。斯皆包韫本根，标显色相，鸿才之妙拟，哲匠之冥造也。

王廷相在论证诗歌“意象透莹”等特色时，十分强调以“比兴杂出”或“引喻借论”等方法所创造的诗歌意象都“包韫本根”。他所说的“本根”，一是与“气本”或曰元气本体论相关联。王廷相在《慎言·道体篇》中指出：“气者造化之本，有浑浑者，有生生者，皆道之体也。”那么，王廷相是怎样将诗歌意象与“气本”论相联系的呢？应该说他受到了北宋气学家张载的影响。张载曾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又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王廷相不仅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这篇诗歌意象专论中多处强调“神气”“养气”“气充”等，而且他还另在相关的哲学论文中将元气、太虚、道体三者合而为一，称元气为太虚、道体：“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天地未判，元气混涵，清虚无间，造化之元机也。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无所始、无所终之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极；不可以为象，故曰太虚，非曰阴阳之外有极有虚也。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生也，非实体乎？是故即其象，可称曰有；及其化，可称为无，而造化之元机，实未尝泯。故曰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显然，从“象”与“气”之间的关系来看，当元气“不可以为象”（或说“元气之上不可意象求”）的“无形”之时称为“太虚”，这是气的本然状态；当阴阳“二气感化，群象显设”的“有形”之时，则是气的显然状态。无论是无形无象的本然状态，还是有形有象的显然状态，其造化之本都是气，这就在本体论中坚持了唯物的精神。在王廷相看来，以气为本的“象”或“群象”，既包括自然景象，也包括诗文意象，例如有一次他与门人讨论《华阳稿》（王廷相游于蜀的诗文集），其门人说：“云生于山，气机（太虚中包含气化万象的潜能）也；升于太空，其象为峰峦，为水波，为白衣，为彩锦，为人物，为花卉。其变也，云何尝一意为之？龙之乘乎云也，自适其性尔，感而为雨，泽彼下土，不几于神乎？使曰龙之致之，虽问之龙，龙亦不知。夫子之为文，以是求之，可乎？”听了门人的这番议论，王廷相辗然而笑曰：“有是哉！”显然，王廷相明确地将诗歌意象与“气”联系在一起，这在他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也可以找到例证：“不曰‘己德之修’也，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则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以改措，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则‘己之守道’，斯皆缘情以灼。”所论诗句见于屈原的《离骚》。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屈原的《离骚》等作品中蕴含着“精气说”，其中所说的“‘内美’‘内德’，就是指他自己所有的精气”。显然，《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所引《离骚》中的诗句，其“己德”“己美”，也是指屈原所有的精气，而又化为“兰”“蕙”等诗歌意象。

王廷相十分强调以“比兴杂出”或“引喻借论”等方法所创造的诗歌意象都“包韫本根”。他所说的“本根”，二是指诗歌意象“本乎性情之真”：“今观梅国之诗，厥才广博，岳藏海蓄；厥气逸荡，霆奔风掉；厥辞精润，金相玉质；又皆本乎性情之真，发乎伦义之正，无虚饰，无险索，无淫取，可以移风易俗，可以助流政教。所谓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义礼，以形诸四方之风者，不其在是乎？”王廷相在这里指出：诗人刘节的广博之才、逸荡之气、精润之辞和“霆奔风掉”的诗歌意象，都是以“性情之真”为本。同时，王廷相在为刘节《广文选》所作序中说：“大人硕儒，探元挈要，先之修性体道以敦其本，又能察于君臣之政，观夫天下之势，达乎民物之情，则文之质具矣。”显然，王廷相用两篇序中的“本乎性情之真”“先之修性体道以敦其本”等论述，将《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本情”（“引喻借论，不露本情”）二字诠释得十分清楚，也就是说将诗歌意象中的性情本体论说明得十分清楚，同时也表明了诗歌意象中的性情本体论与逸荡之气、“探元（元气）挈要”等之间的密切关系。

王廷相十分强调以“比兴杂出”或“引喻借论”等方法所创造的诗歌意象都“包韫本根”。

他说的“本根”，最为关键的是气为理本：“夫万物之生，气为理本，理乃气之载，所谓有元气则有动静，有天地则有化育。”这与以理为根本的朱熹相对立。由此可见，王廷相以“气者造化之本”为哲学基础的诗歌意象本体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反对明代定于一尊的朱熹理学的意义，是在与客观唯心的朱熹理学的对立中坚持唯物倾向的艺术哲学。

其二，诗歌意象的特征论。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概括了诗歌意象的特征：“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化实为虚、若有若无、透莹含蓄、远神余味等，视为诗歌意象的主要特征。这与他的“生有有无”等哲学上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是故即其象，可称曰有；及其化，可称曰无，而造化之元机，实未尝泯。故曰：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其“生有有无”中的“生”，指生气。王廷相将气分“元气”与“生气”，所谓“有形，生气也；无形，元气也”。也就是说，元气是无形之物，是气的本然状态；生气是有形之物，是气的显形状态，是处于有形之物生生不息的状态。因而，王廷相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清通而不可为象也；太和氤氲，万物化醇，生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之本原乎！”又说：“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王廷相将有形与无形、虚与实等都统一于气，并强调“生气”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这种观点用于他的诗歌理论之中，往往是化实为虚，化“事实粘著”为生气流动，化景物与性情为“透莹”的意象。

作为上述观点正面的例证，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列举了《诗经》与《离骚》中的诗句。《诗经·小雅·大东》写道：“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不能扬糠秕的箕星、不能舀酒浆的斗星等意象，比喻那些不能体恤人们痛苦的高高在上者。《诗经·齐风·著》共三章，第一章为：“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这是一位新娘视野中冠饰高贵的迎亲夫婿的形象，其中蕴含着新娘的喜悦之情。但是，王廷相以《毛诗序》中“《著》，刺时也。时不亲迎也”等传统说法来解读，其出发点是说这首诗化景物与性情为意象。屈原的《离骚》中有云：“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用兰、蕙、留夷、揭车、杜蘅、芳芷等一系列香草意象，比喻培育各种人才。以上例证，有的是比兴杂出的意象，有的是博喻性的系列意象，化实为虚，化“事实粘著”为生气流动，化景物与性情为意象，透莹含蓄、自然入妙，意在言外，远神余味。这是王廷相在将“生有有无”及“虚实皆气”等哲学思想与《诗经》、《离骚》等诗歌创作的实际作交叉思考、交叉研究的基础上，所把握的诗歌意象的特征。

作为上述观点反面的例证，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列举了杜甫的《北征》、韩愈的《南山》、卢仝的《月蚀》与元稹的《阳城》等诗篇。杜甫的《北征》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中既描写了人烟萧条、伤残满目的战乱景象，又抒写了心系时局、忧国恋主的情感，还表达了皇纲复振、国家中兴的希望，是杜甫诗集中纪事、抒情、议论的大手笔。这首诗善于用“赋”的手法，铺陈终始、夹叙夹议，波澜壮阔，但在议论化、散文化等方面为中唐韩愈、卢仝、元稹及其宋诗开其先声。应该说，杜甫的《北征》、韩愈的《南山》、卢仝的《月蚀》与元稹的《阳城》，虽然在散文化、议论化方面一脉相承，但所达到的思想程度与艺术水平则高低不同，王廷相为强调诗歌“意象透莹”的需要，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一律苛责上述作品：“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趁帖，情出附辏，此则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进而极力指责那些见识不广的浅薄的追随者“志乏尚友，性寡神识，心惊目骇，遂区畛不能辩矣”。值得寻味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对中唐以险怪著称的卢仝等人却从“混成”的角度加以肯定：“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语虽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显然，作为气学家的王廷相与朱熹理学有分歧，其中也表现在对诗歌气象（意象）的看法上，王廷相一反朱熹的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卢仝及其追随者诗歌创作的弊端：“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我们可以从这反对声中看到王廷相正面的观点，这就是强调诗歌意象的以情动人、味外之味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效果。进而将具有以情动人、味外之味等艺术特征的诗歌意象提升到作为诗性生命的本体的高度：“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如此将诗歌意象提升到作为诗性生命的本体的高度，强调诗歌创作中应该遵循艺术规律，这在有明一代乃至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是难能可贵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王廷相与“生有有无”“虚实皆气”等哲学思想相沟通的意象论也引出了神韵说：“气韵清绝，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独爽。”清绝的气韵、冲澹的滋味与独爽的精神，与“意象透莹”等特色相辅相成，也就是说王廷相的神韵说与意象论相辅相成。显然，王廷相与他谪居亳州判官期间的得意门生薛蕙（号西原）都是清代神韵诗论的先驱者之一。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应该说，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这篇意象专论中又引出神韵说，也是有先见之明。

其三，建构诗歌意象的方法论。关于建构诗歌意象的方法，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的“三会”“四务”之说。“何为‘三会’？博学以养才，广著以养气，经事以养道也。”“博学”是扩充建构诗歌意象者的学识之“流”，“经事”是开拓建构诗歌意象者的生活之“源”，而“广著以养气”是在二者基础上向“元气”本体上提升、融合。这与他“会于人事”及“会通冥契”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与王廷相建构诗歌意象方法论密切相关的是他“会于人事”说：“夫心固虚灵，而应者必藉视听聪明，会于人事，而后灵能长焉。”王廷相是明清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分强调“惟实学可以经世”。他针砭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弊端的同时大力提倡“会于人事”或曰“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近世学者之弊有二：一则徒为泛然讲说，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皆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其中“徒讲说”者是指程朱学派，“徒守心”者是指陆王学派。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认识上虽有不同之处，但这两派在实质上都是“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在一定的程度上脱离社会实际。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不同的是，气学家又是实学家的王廷相非常重视在实践中致知，在人事酬酢上锻炼。他将这种精神移之于诗歌意象的创造上，那就是他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强调“经事以养道”，开拓建构诗歌意象者的生活之源。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他的具体的文学批评上。例如《诗·小雅·小苑》中写道：“螟蛉之子，蜾蠃负之。”南宋朱熹在《诗集传》中注解：“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其子。”并说：“螟蛉有子，则蜾蠃负之，以兴不似者可教而似也。”但是，王廷相经过多年“取土蜂之窠验之”，证明这是一种“踵讹立论”的“无稽之言”。显然，他对“螟蛉之子，蜾蠃负之”等意象的创造与意象的批评，往往从实践中致知，有时与“徒讲说”的程朱学派的见解大相径庭。应该说，王廷相在中国艺术哲学史上第一次以最明确的语言将“实践”及“会于人事”等重要观点导入建构诗歌意象的方法论。

与王廷相建构诗歌意象方法论密切相关的是他“会通冥契”说：“广识未必皆当，而思之自得者真；泛讲未必吻合，而习之纯熟者妙。是故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讨诸理而尤贵达于事。心理贵涵蓄，久之可以会通冥契。”他强调知行兼顾，将“博于外”与“精于内”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在“会通冥契”中将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与这种“会通冥契”相关联的是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的“三会”“四务”之说。“三会”主要指诗歌意象开拓的方法，“四务”则主要指建构诗歌意象中审美调节的方法，后者被王廷相称为“艺匠之节度”。“何谓‘四务’？运意、定格、结篇、炼句也。意者诗之神气，贵圆融而忌暗滞。格者诗之志向，贵高古而忌芜乱。篇者诗之体质，贵贯通而忌支离。句者诗之肢骸，贵委曲而忌直率。”用圆融、高古、贯通、委曲来调节意、格、篇、句，为建构古雅型诗歌意象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作为王廷相建构诗歌意象方法论哲学基础的“会于人事”及“会通冥契”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截然不同，王廷相指出：“有为虚静以养心者，终日端坐，块然枯守其形而立，曰‘学之宁静致远在此矣’……斯人也，空寂寡实，门径偏颇，非禅定则支离，畔于仲尼之远矣。何以故？清心志，祛烦扰，学之造端固不可无者，然必有事焉而后可……夫心固虚灵，而应者必藉视听聪明，会于人事，而后灵能长焉。赤子生而幽闭之，不接习于人间，壮而出之，不辨牛马矣，而况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节度呼？而况万事万物，几微变化，不可以常理执乎？彼徒虚静其心者，何以异此？”充分揭示了包含禅定等在内的“致良知”说脱离视听、脱离人事、“空寂寡实”的修养路径。由此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深受王阳明“致良知”说影响的晚明李贽的“童心”（或曰赤子之心）说，虽然有某种思想解放（启蒙）的意义，但其主要缺陷也是脱离人事、“空寂寡实”。

作为王廷相建构诗歌意象方法论哲学基础的“会于人事”及“会通冥契”说，也有针砭复古模拟诗风的意义。对此，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强调，只有“会于人事”及“会通冥契”，才能“久焉纯熟，自尔悟入，神情昭于肺腑，灵境彻于视听，开阖起伏，出入变化，古诗妙拟，悉归我闼。由是搦翰以抽思，则远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属，生动之物，靡不综摄，为我材品；敷辞以命意，则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圣之灵，山川之精，靡不会协，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习化于我者也。故能摆脱形模，凌虚构结，春育天成，不犯旧迹矣。乃若诸家所谓雄浑、冲澹、典雅、沉著、绮丽、含蓄、飘逸、清俊、高古、旷逸等类，则由夫资性学力，好尚致然，所谓万流宗海，异调同工者也。”从熟精范本到自省自悟，从章法开合起伏到敷辞命意，从镕铸古今到凌虚构结乃至风格的多样性，都显示了诗歌意象的创造者“会通冥契”的能力对于“摆脱形模”（摆脱复古模拟之风）的重要性。又如，王廷相在为黄绾《石龙集》所写的《序》中指出：“夫今之人，刻意模古，修辞非不美也，文华而义劣，言繁而无实，道德政事，寡所涉载，将与世奚益？”作为明中叶力倡复古的“前七子”一员的王廷相，从“会于人事”、求实益世的角度抨击复古模拟之风，更具有针砭时弊、转换诗风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在明中叶的“前七子”中对在格调表层上复古模拟有所自省并倡导诗歌意象论者，不仅有王廷相，还有何景明等。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从离合的角度论意象：“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并以佛家舍筏比喻诗歌意象建构的方法：“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脱离人事、“空寂寡实”。时间再向前移，晚唐司空图的《廿四诗品·缜密》（其著作权有不同的看法）中论意象的生成：“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都受到庄子与禅学的影响，其主要缺陷也是脱离人事、“空寂寡实”。由此可见，王廷相的意象论特别是建构意象的方法论，是建立在“会于人事”及“会通冥契”等哲学基础上的别具一格的艺术方法论。

总之，王廷相有关诗歌意象的本体论、特征论、方法论，是他从气学思想向诗学思想转化的结果，是哲学上的唯物辩证法向美学上唯物辩证法转化的结果。由此可见，王廷相有关诗歌意象的本体论、特征论、方法论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到艺术哲学（美学）的高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而且，这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的诗歌意象的本体论、特征论、方法论，对于明代定于一尊的程朱理学，对于明中叶颇为流行的阳明心学，对于明中叶以李梦阳等为代表的“前七子”在格调层面上的复古模拟之风，都有一定的冲击力，颇有批判精神与历史意义。王廷相在中国艺术哲学史上率先将具有唯物倾向的气学思想引进较为完备的诗歌意象专论之中，从以气为本与性情之真的相结合上论诗歌意象的本体，突出其唯物的倾向；从“生有有无”及“虚实皆气”与意象透莹相结合上论诗歌意象的特征，强调诗歌创作中应该遵循的艺术规律；从“会于人事”及“会通冥契”与“三会”“四务”的结合上论诗歌意象的创作主体的修养与思维方式，旨在引道诗歌意象的创造者贴近社会现实，知行兼顾，将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并在会通中加强诗歌意象的创造能力。可见，其内涵之丰富、见解之深刻、理论之系统，不仅在明代弘治、嘉靖之际将逐渐转化中的诗歌主张提升到艺术哲学（美学）的高度，呈现出异峰突起之势，而且在有明一代的意象理论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同时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也闪烁着理论的光辉，颇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哲学的意义。众所周知，与王廷相诗歌意象理论密切相关的是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其主要批评对象是词，兼及诗歌与小说、戏曲）中的“境界”说，而“境界”一词较早见于佛经，王国维的“境界”说又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而早于王国维近四百年的王廷相论述诗歌意象的思路则有唯物辨证的倾向，并且注重将诗歌意象与气学思想交融在一起，提升到当时所能达到的艺术哲学的高度，因而，我们将王廷相以《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为代表的诗歌意象理论与“气学”思想作交叉思考、交叉研究，不仅是贴近历史真实，而且是转换研究视角，这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唯物辨证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意象理论的建设，颇有借鉴作用。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八，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502—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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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登黄鹤楼歌》，《王氏家藏集》卷一二，《王廷相集》，第174—175页。葛荣晋著《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第99、100页）将此诗系于“一五二三年（明嘉靖二年，癸未），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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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王氏家藏集》卷二八，《王廷相集》，第502页。
王廷相《少谷子歌》，《王氏家藏集》卷一二，《王廷相集》第178页。王孝鱼点校本中的“信阳之何、棠、陵、方”，误。此句中“信阳之何”指何景明，河南信阳人；“棠陵方”指方豪，著有《棠陵集》；李川甫，指李濂，字川父，河南祥符人；薛生，指薛蕙，亳州人，他是王廷相谪亳州判官时的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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