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校订本）编撰始末

姚 松

由周勋初先生任主编，我与武秀成教授任副主编，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学专业教师共同整理的《册府元龟》（校订本）于2006年12月出版，并于2007年11月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此项目从启动到完成，整整经过了十三个年头，动员了除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全部力量、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绝大多数力量外，还包括了南京及其他地区一批古典文献领域的专家学者。损耗了计算机十多台，打印机三台，变换了两家出版社、四家印刷排版商。十三年的经营，十三年的辛劳，其中甘苦，岂能尽道！今略叙编撰始末，以鉴来者。

一

1983年，国家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并在全国条件较好的19所高校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南京大学作为这19所高校之一，建立了古典文献研究所（简称古籍所），由程千帆先生任所长，周勋初先生任副所长。成员则主要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教师兼任。本人忝列其中，担任学术秘书。当时的古籍所，简陋至极，可称房无一间，书无一册。但在两位先生的规划、经营下，很快便粗具规模，并且陆续出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当时的成果分为专刊、丛书、集刊三类。专刊用来发表研究人员的学术专著，如《古诗考索》（程千帆）、《文史探微》（周勋初）、《唐代文史论丛》（卞孝萱）等；丛书用来发表对某一专题所作的系列性研究成果，如《明清文学理论丛书》《晚明史籍基本丛书》等；集刊《古典文献研究》用来发表研究人员的单篇论文。这一系列成果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很快得到全国同行的较高评价。

研究所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与我们采用了与众不同的科研管理机制分不开。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之初，在科研方面就采用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即研究项目基本上以个人负责和课题组合两种形式进行，不设固定的专业研究室。这样做，可以使成员灵活协作，集中力量，快出成果。研究课题的确定和承接，实行“研究项目议定书”制，以保证顺利开展和完成项目，并合理使用经费。即使今天来看，这仍然是一种很有前瞻性的、高效能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末，古委会下属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委会上马了一批大型项目，如全明诗、全宋诗、全宋文等，由有关院校的古籍整理机构承担。我们到底要不要也上一个类似的大型项目，是当时摆在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时已接替程千帆先生任所长的周勋初先生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以我们现有的实力也可以承担大型项目，但上这类大项目，会使我们的科研力量，尤其是年轻教师的主要精力陷入其中，对今后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让年轻教师出个人成果，使他们走上学术前沿。所以周先生要求每位研究人员确定一个主攻方向，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同时也设计了一个中等规模的项目，即编纂《唐人轶事汇编》。唐宋有丰富的笔记小说，其中包含了大量未及发掘的史料，对文史研究很有价值。宋代笔记已有民国间人丁传靖编撰了《宋人轶事汇编》，而唐代则仍阙如。我们编纂《唐人轶事汇编》，正可弥补这一缺憾。此项目由周先生领头，严杰、武秀成和我一起参加。历时四年，最终编成170余万字的著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此书在内容、体例、校订、条理、编排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发掘出大量史料，无异为唐代人物分别建立资料库。既可为学者治学提供很大方便，也可为一般读者提供生动的历史读物。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好评，1996年获得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由于此书受到学界欢迎和好评，市场销售情况良好，所以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一版。

通过这一项目，年轻教师得到了锻炼，并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特色。这对每一个人的成长以及古籍所整体力量的增强，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1994年，《唐人轶事汇编》杀青。恰在此时，某出版社闻名前来，约请我们整理宋初四大书中的一种。宋初编纂了四部大型图书，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这四部大书中，《御览》《元龟》为类书，各一千卷，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太平广记》五百卷，是古代笔记小说的渊薮；《文苑英华》一千卷，是陈至唐代的诗文总集，保存了大量已佚的诗文。由于诸书卷帙浩繁，整理难度很高，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整理。据编辑说，他们已经请人整理《太平御览》，但用的是简体横排，而且整理工作只是作了标点，其余的工作基本没做，对学术界用处不大，因此不是很满意。

周勋初先生带领我们分析了各种情况后，选定了其中的《册府元龟》一书。《册府元龟》是宋真宗集中了杨亿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编纂而成的类书。全书一千卷，近千万字（整理后的字数近1600万），分为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门”（实际是1115门，包括不同部目中的同名称门目）。书中收录了大量五代之前的文献，尤其是其中的唐五代部分，大量采录了当时的国史、实录。而这些今已几乎全部亡佚，所以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因此书采录的都是宋代之前的古本，故比之今传史料有很多优胜之处。但此书长期以来被治文史者所轻忽，直到近代，才有学者注意到它的价值。可是由于全书篇幅太大，传世的本子问题复杂，整理难度太大，所以一直没有人去系统整理它。我们认为，学术界亟需一个经过整理的《册府元龟》善本，《册府元龟》的整理对学术界来说更为急需。

接受了整理《册府元龟》的任务，我们经过讨论，定了几条原则。

首先它应该使用繁体字，以接近古籍面貌，但应横排，以便于学者使用。这样一部大书，要找到能够承担繁体排版的公司在当时非常困难，即使有公司能够输入排版，我们后期校对工作的繁重程度也将不亚于前期的点校工作。所以我们决定自己解决输入排版问题。我们古籍所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注意到计算机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意义，已经投入力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开发了数种用于辅助古籍整理的工具软件，如“简繁体转换打印软件”“索引编制辅助软件”“小型图书馆古籍书目著录系统”等。而且此前我们自己排版过《古典文献研究》等书籍，所以自己解决《册府元龟》的输入排版应该是可行的，这样既可锻炼提高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也可加快工作进度。

其次，应该同时编制一个详尽的人名索引，以便于学者快速检索。以前的古籍整理，往往缺乏索引一类的检索手段，即使有的已经考虑制作索引，也要等到出书以后才能着手。而我们由于是自己输入排版，所以可以同步进行。

第三，校勘不仅是纠正底本文字上的错讹，还应尽可能梳理、发掘其史料来源，以体现整理本的学术价值。

二

整理这样一部大书，需要数十人数年甚至十多年方能完成，这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事先作周密的谋划，进行过程中要科学组织、精心协调，并且要根据进展情况和整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及时调整。具体来说，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做法。

（一）定底本。《册府元龟》的传世刊本主要有两种，一是残宋本，存五百八十一卷，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了影印本；二是明末黄国琦的建阳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出版。此外还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海内外数种明清抄本（多为残本）。从版本角度说，宋本当然最好，但仅有残本，而且颇多漫漶不清之处，作为工作底本显然不合适。明刻本虽然讹错很多，但也纠正了不少宋本错简衍文、重出互见之类错误，“此皆明本胜于宋本处”。而且明刊本全书完整，中华书局影印本文字清晰，便于校勘操作。所以我们决定以明刊本作底本，以残宋本作通校本，同时参校《四库全书》本及部分明抄残本。历代史传则作为他校的主要文献。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这个选择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二）立体例。《册府元龟》校点工作的参加者虽然基本都是对古籍整理工作训练有素的学者，但分担点校工作的有二十多人，每人都会有一些长期形成的习惯。这样一个大工程，这么多人参加，如果不事先确立统一的体例，各人都按自己的习惯去做，最后结果必将混乱不堪。所以我们对点校体例问题非常重视，把它作为这个项目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周勋初先生带领我们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一个点校体例，在版本、校勘及文字、标点、版式等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这就是《册府元龟》（校订本）的《点校说明》。一项大工程，要在事先把工作的方方面面考虑周全是很困难的，工程进行中总会出现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册府元龟》整理过程中也同样如此。我们要求点校者在遇到体例中没有规定的特殊情况时，及时向主编、副主编反映，以便尽快作出决定，并将之补充到体例中去。即使是特殊案例，也把处理方法形成文字，向所有点校者通告，让大家在遇到类似问题时，统一照此办理。我们的这个体例，既遵循古籍整理规范，又充分照应《册府元龟》的具体情况，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大家都需遵循的体例，所以尽管出自众人之手，全书却仍能如出一辙。

（三）明分工。《册府元龟》校订本是一项集体工程，参加点校工作的有25人之多，除了点校之外，还有输入、排版、校对、录改、审阅、组织指挥协调等工作，前后参加的总人数约有百人之多，所以必须有明确分工。整个整理班子大约分为三个层次，即组织指挥、点校录入、校对录改。主编周勋初先生和两个副主编负责确定版本、体例、人员分工、工作流程，审阅成稿，协调各个环节，及时处理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等。本人还负责录入排版打印设施的准备及维护，文稿的排版，以及与出版社、印刷公司的联络（这项工作后期主要由武秀成教授负责），以及索引编制的自动化处理工作等。点校人员负责录入、标点、校勘及印刷稿的校对。第三个层次即校对录改的工作，主要是由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来完成。由于有了明确分工，大家各负其责，使得整个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四）严工序。由于《册府元龟》（校订本）的整理工作除了点校外，还包括了录入、排版、校对、同步编制索引等，所以事先必须确定严格的工序流程。我们将整个工作划分为四大步骤，即准备，标点录入，排版、输出、校改，最后定稿。其中第二、三阶段是一个重复多次的过程，第四阶段包括形成索引以及和出版社、印刷商之间的反复商讨。最后完成的是一个直接交给印刷商出胶片的大样电子文件。为了提高效率，第二、三阶段并不是等待前一个阶段整体完成后才进行，而是把每一个点校者的任务作为一个工作单位，大约为50卷左右，每个工作单位分别完成自己的流程。这样就避免了因为少数人不能按期完成自己的点校工作而影响其他人的情况。我们制作了流程表，交给每一位点校者，又制作了一本以卷为单位的进度表，分为初点、初排、初校、录改、二校、录改、三校、录改、终校、录改、抽人名、造字、终排等工序，详细记录每卷的流程进度情况。另外还制定了“排版工序流程表”“索引处理流程表”，以对照实施。由于这些工作，使得组织管理工作科学化，整个《册府元龟》整理的质量和进度得到了保证。

（五）新手段。《册府元龟》的整理出版和当时其他古籍整理出版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自己承担了点校之外的工作，如录入、排版、索引词的标引和抽取、同步编制索引等。我们承担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应出版社的要求，另外也是保证整理质量、提高学术水平的前提。以前整理出版古籍，由于点校工作和录入排版工作分别独立，一般的排版公司录入人员对古籍的用语、文字所知太少，所以往往错误很多，给点校人员带来很多校对上的麻烦。我们自己来做录入工作，不仅少了一次出错的机会，而且也减轻了对录入稿校对的工作量。更重要的，一是留下了电子资料数据，为我们的古籍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做了工作；二是方便了同步编制索引。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计算机的使用远不如现在普及，多数古籍整理学者对其尚持排斥态度。word等编辑软件也还没有出现。我们为了做好这项工程，明确要求所有的标点工作和录入工作同步。也就是说，每位点校者必须学会使用计算机录入繁体字。为此我们为没有计算机的点校者购置了计算机，并为他们安装了专业的文字编辑软件和便于输入繁体字的输入方法，教会他们如何使用。为了同步编制索引，又制定了索引词的标注方法，要求录入、点校、索引词标注三项工作同时进行。由于最终目标是出版，我们自己要打印出小样，所以不能使用一般办公软件来输入排版，为此我们购置了专业的印前处理系统。这样整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能随时反映到电子文本中去，有一些前期没有注意到或是前期注意到但后来需要纠正的问题，在全部文本中统一一次性解决，也非常方便。也正因为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自己处理所有过程，整个整理工作也才能形成不间断的流水线。应该说，此书之所以具备高质量，索引能够同步出版，与我们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是分不开的。

图书的出版，尤其是古籍整理类图书，质量是它的生命线。校点古籍，目的是要为学界提供一部可用的信得过的产品。如果质量不过关，使用者信不过，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而且可能贻害无穷。所以我们的整理始终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除了每一道工序都要严格把关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反复校对。一般图书要求作者不少于两校，编辑有一校，加上终校的对红，通常是四次。而本书整体上校对了七次，有部分卷甚至达到九次。

标点是整理的基础工作，所以要求点校者一定要认真对待，绝对不可马虎从事。遇到不能肯定的地方，不要轻易下笔，不能臆断，一定要查找其他文献资料作为依据。主编组也经常为一个标点而反复讨论、查核。

校勘记是本书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所以从主编、副主编到每一位校点者，都对此投注了相当多的注意力。我们不仅在体例中规定了出校、不出校的标准，并且对校记撰写的用语也做了统一。更重要的是，为了弥补《册府元龟》不注文献来源的缺陷，我们要求点校者在校勘记中尽量追溯史源。在整理此书的时候，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

等古籍电子版尚未问世，现在常用的电子检索手段，当时皆无。所以在用史传作他校文献时，全靠点校人员的刻苦读书、勤于翻检。这些校勘记既解决了《册府元龟》编纂和刊刻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错误，也让读者知道哪些内容出自何书，哪些内容为本书独有。学者更可以借助校勘记了解《册府元龟》所据史籍的北宋文本和现在通行文本的差别。成书中的校勘记所体现的学术价值，已有学者著文论述，兹不赘述。正因为校勘记如此重要，所以在统稿时，它被作为审阅、检查的主要内容。如果发现某一卷的校记太少，往往要对其再三审查。有一些前两稿中已经写好的校记，后来觉得可以不出校，因而在终校中被删去。最后出版的成品与初稿比较，变化最大的就是校勘记部分，多数卷有所变动，有些卷增加了数十条之多，也有一些卷则删去了若干条。

古籍整理工作中，如何处理文字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古人写字通常不讲究规范，异体很多;古籍在传写、刊刻时，也会因形近而讹写、误刻；再加上因为避讳而改字、缺笔等现象，使得今人整理时要花大气力去统一、纠正、回改。为此本书在点校体例中做了一系列规定，但由于成于众人之手，难免有错漏。所以一些易错、易忽略的文字，在出胶片前又对全部文本做了查找，纠正了一些错漏。

我们认为，这样一部大书，要做就应该是能够取代此前的版本，成为学界信任的，便于使用的，而且体现我们的学术水平的著作。出于对质量的高要求，书稿一再返工，一再校改，以至于原约请我们的出版社不能等待，只好与我们中止了合同。

三

2005年，我们终于认为可以付梓了。凰凰出版社（即原来的江苏古籍出版社）与我们一直有很好的合作关系，知道我们手上有这部书稿后，非常有兴趣，很快就与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并且为我们重新联系了印刷商。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又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对版式等重新做了一些调整，并且又做了两遍校对工作。在出版社、印刷商的大力支持下，于2006年年底正式出版，此时距这个项目上马已经13个年头了。

一部书出版后，质量到底如何，还需要经过读者的检验。《册府元龟》（校订本）甫出版，即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国内古籍整理方面的很多著名专家都对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本书的出版是“古籍整理领域的一大收获”，“古籍整理之精品”，是“近百年古籍整理图书史上的典范”。此书的问世“对拓展与深化古代文化尤其是唐五代历史领域的研究，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用“版本选择恰当，校勘严肃不苟”“体例确定合理，校记详略合宜”“追溯文献来源，梳理文本疑滞”“标点规范准确，适宜学者阅读”“索引编制精密，检索利用便捷”等五点来评价此书。安平秋先生认为此书的整理“在古籍整理学界，在古文献学界也树立了一个整理中国古典文献的优秀范例”。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对我们十三年辛苦的最大褒奖。

2007年9月，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工作启动。此奖项的目的是“要通过国家级权威评选，全面展示和体现时代文化成果，发挥评奖对出版繁荣发展的激励和带动作用，以文化的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指出，“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代表政府的庄严信誉，对行业、文化界和社会将产生重要影响，是涉及民族文化积累、知识创新、文明传承的一件大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要求“获奖图书都是优中选优的精品”，是“传承文明、开启民智的精品力作”。11月，获奖名单公示，在全国多年所出版的数万种图书中，共有4种古籍类图书获奖，《册府元龟》（校订本）名列榜首。

四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之所以能够在目前这种浮躁的世风之下，用十三年时间完成这部精品力作，我想应该是与这样几个因素分不开的。首先，这两个单位属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内的同一个学术团队。这个学术团队，新时期以来在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卞孝萱先生的带领下，作出了骄人的成就，振兴了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享誉海内外。事实证明，团队加大师的科研模式不仅适用于理科，对文科的大型项目也一样是有效的。其次，项目主持人的高水平学术是高水平成果产生的前提。本项目的主持人周勋初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和古典文献学领域的学术造诣有口皆碑，他的《唐语林校证》早就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工作的典范之作，他主持编撰的《唐人轶事汇编》《唐诗大辞典》都是古籍整理中的精品，获得过多种奖项。正如安平秋先生所说：“周勋初教授学养深厚，学风严谨，眼界及于海内外学术，长于将传统学术与当代治学融会贯通，已是当代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家。这种学养在《册府元龟》的新整理本中有很好的体现。”古籍所和古代文学专业的同仁在他的指导与帮助下，不论在学术水平或组织能力上，都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册府元龟》整理工作的磨炼，在不断探讨与深入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说，多数人都已经具备了从事大型古籍整理工作的能力。第三，南京大学文学院也即南京大学中文系秉承的传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南京大学从其前身中央大学、东南大学甚至两江师范学堂开始就一直有反对浮躁、不赶时尚的风气，以“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作为校训。时至今日，逐利为高，浮躁成习已成社会风气，南京大学中文系总体上仍然能够持守人文精神，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互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员基本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任务，没有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我想这个项目即使完成了，恐怕也成不了精品。

《册府元龟》校订本完成了，也获奖了，但《册府元龟》本身的研究和整理还有很大空间，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缺陷。我们一方面打算在这个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整理研究，另一方面也期待学界的批评指正。

1.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三“修纂”，《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景宋抄本。
2. 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册府元龟》（校订本）附录，凤凰出版社，2006年。
3. 《古典文献研究》2008年第十一辑集中刊出相关专家对《册府元龟》（校订本）的评论11篇，此段引文出于这些论文，兹不一一注明作者。如有需要，读者可以参阅原文。
4. 柳斌杰《在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评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9月23日），引自http://www.bkpcn.com/o/Article.aspx?Art068976＆CateP26。
5. 安平秋《整理中国古典文献的范例》，《光明日报》2007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