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辨体

此处所称之文体，一指体制，如诗之五言、七言、古体、律体之类;一指体貌，包括不同时段声律兴象文词理致所构成之共同趋向与不同之个人艺术风貌。从诗文的创作实践与总集的编篡中，我人可以感知洪武一朝之文体观念。

对于体裁的探讨，先有徐一夔的若干零碎论述。一夔在《倡酬禅偈序》中对“偈”这种文体给出解释:

偈者，诗之类也。佛说诸经，必有重偈以申其义。观于吾书，《春秋》列国大夫交聘中国，既修词令以达事情，末复举诗明之，盖亦此类。偈或五言七言，惟便于读诵而不协以音韵;诗多四言而以音韵协之，盖被之弦歌故也。诗自汉变为五言，唐变为七言，颇严声律。为释氏者，出言成偈，大略亦近于诗。

刘勰《文心雕龙》论文体，未及偈。一夔提出偈为诗之类，并指出其与诗之同与异。一夔还论及哀颂、尺牍和乘。《哀颂序》称:

哀颂之作，其始于秦人所赋《黄鸟》者乎!魏晋而降，《七哀》《八哀》之赋，盖皆权舆于此。然不徒作也，必其人节谊之高，文学之懿，政治之美，有足以起人知慕之心而后作也。

刘勰论文体，颂与哀是不同的两种文体。他认为，“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而且，他认为颂之为体，始于帝喾之世，“自商颂已下，文理允备。”他释“哀”:“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伤痛，而辞穷夫爱惜。”自刘勰看来，颂与哀这两种文体之写作目的是不同的，一为颂美，一为哀悼。一夔把二者结合为一体，从他此文之写作目的看，他指的其实是哀之一体，是指哀悼已死之人而称颂其功业。所以他将此种之体，追溯至《黄鸟》与《七哀》《八哀》。一夔还论及尺牍一体。事实上他已接触到文体发展过程中的变体问题。《名人尺牍题辞》称:“尺牍之设，古者以通音问之具。其制用版三尺，髹其肤而书之以代纸。后世以纸易牍，而犹云尺牍者，仍旧也。”此处之尺牍，也就是刘勰所论“书”之一体。刘勰释“书”:“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详总书体，本在尽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刘勰论及“书”之称名由来与书之写作要点。他论“书”，亦及此一体之发展过程，言及它与后来的“奏”的关系。而一夔则只是解释尺牍称名之由来而已。他忽略了与尺牍有关之“表奏”、“奏书”、“奏笺”。这也反映了文体发展过程中称名的规范化。一夔还论及“乘”。“乘”此种称名，刘勰未曾论及。一夔为“乘”释名，称:

乘之云者，其意以晋之史曰乘，以载田赋为名，故后世亦以郡所藏故物为郡乘，家所藏故物为家乘。

他是由《陈氏文乘》一书之书名而引发，对“乘”做出解释的。而《陈氏文乘》所编，包括碑、记、序、诗等不同文体。因此，“乘”做为一种文体，也就难以成立。他虽然将“乘”与史联系起来，但亦终非史之一体。这也说明，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体之间边界之不确定性，因之产生观念的混乱。

洪武朝文体论的代表作，是高棅的《唐诗品汇》。《唐诗品汇》九十卷，始撰于洪武十七年，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编入唐诗人620人，诗作5769首。洪武三十一年又编成《唐诗拾遗》十卷，收诗人61，诗954首。

编《唐诗品汇》之目的，与其时之复古思潮有关。高棅在是书之《总叙》中说之所以编此书，是“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洪武一朝，诗歌复古思潮之主要倾向是宗唐，但是宗唐宗谁?宗何时段何人?在创作实践中其实并未解决。有人宗李、杜，有人宗韩愈、李贺，有人宗王维、孟浩然，有人宗白居易，有人宗晚唐的贾岛、姚合、韩翃，有人甚至由唐而上宗南朝，如何逊、阴铿等等。高棅承继他的福建先辈林鸿的思想，明确提出宗尚盛唐的主张。但是如何宗的问题，其实也没有解决，如上一节所言，其时之复古者，对于自己所宗尚的对象的艺术体貌，并没有确切的理解，他们模拟，但宗什么不像什么，他们的宗唐之作，如吴乔所说，是“瞎盛唐诗”。所谓“瞎盛唐诗”，是指外形像而神情意态不像。问题就在于首先必须对所宗对象之艺术体貌有真切之感悟，是对体貌的理解能力问题。

《唐诗品汇总叙》就此一点，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观者苟非穷精阐微，超神入化，玲珑透彻之悟，则莫能得其门而臻其壸奥矣。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又何者为王、杨、卢、骆，又何者为沈、宋，又何者为陈拾遗，又何为李、杜，又何为孟，为储，为二王，为高、岑，为常、刘、韦、柳，为韩、李、张、王、元、白、郊、岛之制。辩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

他用自己的经验说明，要解决此一问题，就要悟:

余夙耽于诗，恒欲窥唐人之藩篱。首踵其域，如堕终南万叠间，茫然不知其所往，然后左攀右涉，晨跻夕览，下上陟顿，进退周旋历十数年，厥中僻蹊通庄，高门邃室，历历可指数。

悟，就是经过一个长久体味的过程。就此一点言，《唐诗品汇》之编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辨体，提出宗唐的正确门径。

《唐诗品汇》之编写体例，据此一目的而设计。全书九十卷，分体式编次，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长短句附)，五言绝句八卷(六言附)，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排律附)。每一体式之内分立品目，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诸品。分品既反映各体之发展过程，也反映品第之高下。他说分品的目的，“不过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别诸卷，使学者知所趋向，庶不惑乱也。”

自发展过程言，他把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段:

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

不同之品目归入此四时段之中:

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

他说这种分法只是大略，也有个别例外:“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分辨不同时段诗作之不同体貌，一是分辨同一时段内不同诗人诗作之体貌。

此初、盛、中、晚四时段，实际是分成六段。他在《总叙》中说:

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开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叙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初唐分为始制与渐盛，可以理解为初唐与盛唐之间，有一个过渡期(所谓“渐盛”)。而晚唐分为变与变之极，也可以理解为中唐与晚唐之间，也有一个过渡期(此处“变”可理解为始变，相对于“变之极”而言)。应该说，高棅对唐诗发展过程的认识，比他之前的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元末杨士宏在《唐音》中，明初王行在《唐律诗选序》中对唐诗的分期，都更为精密且亦更切合唐诗发展之实际。

至于四唐之不同体貌特点是什么，他未加以明确之说明。他说各体“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划分不同段落之标准，是“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但是何种之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属于初、盛、中、晚，他并没有说。从他论各体的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的特点中，似乎各体之初盛中晚的特点并不完全相同。兹例举以明此种之差异:

五言古诗

正始:他说五言兴于汉，混浊于齐梁，至唐重新振兴起来，“神龙以还，品格渐高，颇通远调。前论沈、宋比肩，后称燕、许手笔;又如薛少保之《郊陕篇》，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这是说，正始是五古重新振兴之后的发展阶段，具有向着盛唐发展的特点，这特点便是品格渐高，颇通远调，雅正冲淡、体合风骚，渐近盛唐。

正宗:以陈子昂、李白为代表。陈“始变雅正……观其音响冲和，词旨幽邃，浑浑然有正大之意”。李代表的是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的风貌。在此书的《凡例》中，陈子昂是归入初唐的，七言古诗，陈子昂也归入正始，此处则归入盛唐，理由大概是子昂五古之雅正风貌。

大家:以杜甫为代表，特点是集大成。

名家:孟浩然、王维、王昌龄、储光羲、李颀、常建、高适、岑参、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论各人之特点，未言此一群体之总特点，只称“各鸣其所长”。

羽翼:崔颢、陶翰、刘昚虚、薛据、崔曙、李嶷、綦毋潜、王湾、崔国辅、张谓、卢象、祖咏、王季友、贺兰进明、阎防、萧华、崔宗之、魏万、张潮、裴迪、丘为、张子容、万楚、包融、蔡希寂、沈颂、韦镒、贾至、萧颖士、李华、颜真卿、王缙、奚贾、赵微明、沈徽、沈千运、于逖、张彪、孟云卿、元结、独孤及、丁仙芝、沈如筠、吴象之、杨谏、林琨、谈戬、刘复、杨俊、戴休珽、宋昱。对此一群落，他有一段话:“余于是编正宗既定，名家载列，根本立矣，奈何羽翼未成。”于是据朱熹所言“择其诗之近于古者以为羽翼”，取殷璠“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以为准则，采摘诸家。

自正宗至羽翼属盛唐。这些人的艺术风貌差别很大，他把他们归入盛唐，并未说出他们共同趋向之所在。而且，在凡例中，大历贞元以下如韦应物、刘长卿、钱起、郎士元诸人，是列入中唐的，此处归入盛唐。在《凡例》中，元和以后的柳宗元列入晚唐之变，此处亦列入盛唐。他也没有说明理由。

接武:德宗皇帝、郎士元、皇甫冉、李端、卢纶、司空曙、令狐峘、朱长文、余延寿、顾况、刘太真、朱倣、窦参、姚係、刘湾、李希仲、苏涣、戎昱、李益、于鹄、戴叙伦、长孙佐辅、杨凌、崔元翰、刘商、杨衡、武元衡、羊士谔、权德舆、刘禹锡、李观、杨巨元、孟简。对此一群体，他说:“其篇章讽咏，不减盛时。然而近体颇繁，古声渐远，不过略见一二与时唱和而已。虽然，继述前列，提挟风骚，尚有望于斯人之徒欤!”接武是中唐，特点是古声渐远，但尚能继述前列，提挟风骚。

正变:韩愈、孟郊。韩愈“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孟郊“其诗穷而有理，苦调凄凉，一发于胸中而无吝色……此变中之正也”。

余响:王建、张籍、陈羽、杨贲、陆长源、李涉、白居易、欧阳詹、鲍溶、吕温、李贺、贾岛、姚合、杜牧、许浑、李商隐、马戴、陈陶、温庭筠、刘驾、储嗣宗、李群玉、司马礼、于、邵谒、陆龟蒙、朱景云、张乔、曹邺、罗隐、韩偓、王贞白、李建勋。关于余响，他说:“元和再盛之后，体制始散，正派不传，人趋下学，古声愈微。”“虽然，时有废兴，道有隆替，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向之君子，岂可泯然其不称乎!”

五古在初、盛、中、晚四个时段的体貌特点是什么，他并没有概括的表述。我们根据上述言论，似可作如下之归纳:初唐品格渐高，颇通远调。盛唐雅正冲和、神秀声律大备，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中唐古声渐远，但还能继述前列，提挟风霜。晚唐则新声不类，古声愈微，然唐音之盛，沨沨不绝，虽非阳春白雪，引商泛徵，而属和者不多，殆与下里巴人淫哇之声，则有间矣。

我们再来看他对五言律诗各个时段体貌之论述。

正始:“律体之兴，虽自唐始……唐初工之者众，王、杨、卢、骆四君子以俪句相尚，美丽相矜，终未脱陈、隋之气习。神龙以后……此体始盛。”这是初唐五律的风貌特点。

正宗:“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气象雄逸，孟襄阳兴致清远，王右丞词意雅秀，岑嘉州造语奇峻，高常侍骨格浑厚。”

大家:“杜公律法变化犹高，难以句摘……余于欲离欲近而取之矣。”

羽翼:“其神秀声律与前数公实相羽翼。”

以上是盛唐五律的风貌特点。神秀声律与盛唐五古同，而此处特别提到“欲离欲近”，强调了似实非实的风神韵味。

接武:“大历诸贤，声律犹近。”贞元以后，“遗韵尚在，犹可继述盛时。”这是中唐五律。

正变:“元和以还，律体多变。贾岛……数子者，意义格律，犹有取焉。”“开成后作者愈多，而声律愈微。”这是晚唐五律。

从各个时段之总体特点看，与五古没有大的差别，只是提出了“渐近渐远”的问题。但是诗人品目之归属，五律与五古却出现了巨大之差别。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在五律中他们与李白并列正宗，而在五古中他们均列入名家。储光羲、李颀、王昌龄、常建在五律中列入羽翼，而在五古中，他们均列入名家。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在五律中他们被列入属于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他们却列入属于盛唐的名家。韩愈在五律中列入属于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则列入属于晚唐的正变。张籍、王建、白居易在五律中列入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他们列入晚唐的余响。在五古中列入余响的贾岛、姚合、许浑、李商隐，在五律中列入正变。七言古诗与七言律诗的品目归类，同样存在此一类问题。

高棅将同一诗人之不同体式诗作列入不同品目，甚至归入不同之时段。此一种之归类，似可作出不同之解释。一是同一诗人不同体裁诗作之艺术体貌并不相同，因之可以归入不同之品目，甚至归入不同之时段。一是高棅的个人的审美趣味决定取舍以定品目之高下，因之将同一诗人不同诗体之作归入不同品目甚至不同时段。以所处时段言，柳宗元是高棅认为属于晚唐的元和以后人物，他却将柳的五古列入盛唐的名家;韩愈活动的时段是高棅定为晚唐的元和以后，而他的五律高棅却列入属于中唐的接武，等等。此一种之现象，说明高棅在辨体中注意到不同体裁对于诗人个人艺术体貌之制约，也注意到诗人不同之擅长，有的长于古体，有的长于律体，等等。

从《唐诗品汇》入选诗作之数量看，高棅重视盛唐诗。下列一组数字可以说明。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这七种体式入选诗共5285首，初唐684首，盛唐2121首，中唐1411首，晚唐969首。

从体式看，古体1976首，绝句1210首，五、七律、五排2099首。古体中五古多于七古，律体中五律多于七律。他似更看重五言诗。

从入选诗人看，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绝、五排七种体式入选最多的十人是李白385首，以下依次是杜甫213首，刘长卿167首，王维151首，钱起147首，韦应物142首，岑参130首，高适102首，孟浩然87首，韩愈77首。从入选数量看，他重盛唐，李、杜、王、孟、高、岑在十人中占六人。从体貌的审美情趣看，他重视淡远闲适的体貌，刘长卿、韦应物、钱起、王维、孟浩然入选数量之多说明这一点。

《唐诗品汇》别体制之终始，审音律之正变。通过选诗辨体提倡宗尚盛唐，通过选诗，在辨体中处理不同体式的时代体貌与个人体貌的关系，个人不同体式的诗作可以归入不同时段之中。他的审音辨体思想，原于声音之道与政通、与时高下的传统观念，并以此一基本思想区别正、变。同时，他的审音辨体思想又吸收诗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艺术经验，提出以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区别品格之高下。在评论过程中，他还使用神秀声律、声调格律、兴象声律等词，虽未做具体之阐释，但其用意，似亦在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之辨析。所谓审音，其实就是审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就是体貌之审察。

《唐诗品汇》之选诗辨体，对后来的复古思潮与格调说有深刻之影响。

1. 徐一夔《始丰稿》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始丰稿》卷五。
3. 刘勰撰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颂赞》，页156—1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 《文心雕龙·哀吊》。
5. 他在此文中说，仁和县吴姓县令卒于官，因其有功于民，“故其殁也，人皆思慕之，而哀颂之所由作欤!”
6. 《始丰稿》卷八。
7. 《文心雕龙·书记》。
8. 《文心雕龙·书记》:“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
9. 《陈氏文乘序》，《始丰稿》卷十一。
10. 《唐诗品汇凡例》。
11. 《唐诗品汇叙目》五言古诗·正变
12. 《唐诗品汇凡例》。
13.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诗体，称:“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在盛唐与晚唐之间，介有大历体与元和体，大历体指大历十才子;元和体指元、白诸人。此两群体，显然不能代表中唐诗歌之全貌。《诗体》以时论诗，体例并不统一，如论唐前诗，既称有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又称有南北朝体，时段重叠，概念并不明晰。成书于元至正四年的《唐音》，则分为初盛唐诗，中唐诗，晚唐诗三段，对各体唐诗又分始音、正音、遗响。此三部分与三时段并不吻合。始音只收初唐四杰。主要部分是正音。正音所收，五古起自陈子昂，终于柳宗元;七古起自王维，终于柳宗元;五律起自陈子昂，止于张籍;五排起于沈云卿，止于李贺;七律起于苏颋，止于李商隐;五绝起于宋之问，止于张籍;七绝起于贺知章，止于李商隐。遗响则起自王绩，至终唐之世。从中可看出，他对于时段的划分并无真确之断限。王行《唐律诗选序》仅就律诗言，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明确提出四唐说。而且提出“有盛唐人而语偶近乎晚唐者，晚唐人而语有似乎盛唐者”。认识到诗歌时段之体貌与个人之体貌存在复杂之交叉现象。但由于此一选本我们今日无法见到，他的四唐说之具体划分及其划分之理由已不得而知。
14. 这几句仿自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高棅把标格渐高从贞观末推迟五十余年至神龙以还，而把颇通远调自景云中提前五年至神龙。高、殷二人把此一时段看作渐近盛唐，则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