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诅咒的种族

传记作家一致认为，就外部而言，特拉克尔在童年受到很好的照管。他弟弟弗里茨也在一次采访中证实：“我们的境况不错；我们有一套宽敞的住宅，生活舒适自如，那种阔绰今天无法想象。”

童年对于特拉克尔本人意味着女性和母性的庇护：“……宁静的童年一度/栖居在蓝色的洞穴。”洞穴——栖居的洞穴是母亲的下腹和家庭的怀抱。（人类总是不自觉地把女人和洞穴联想在一起，因此母亲神通常被敬奉于洞穴或岩洞之中。）幼子弗里茨对母亲的评价如下：“我们当时非常依恋那位法国家庭女教师和我们的父亲。母亲关心她的古董收藏更甚于我们。她是一个矜持和内向的女人；她也尽力关怀我们，但是缺少温暖。她觉得自己既不被她的丈夫和孩子理解，也不被整个世界理解。只有当她独自与她的收藏在一起时，她才无比快乐，所以她成天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尽管家庭生活状况如此“阔绰”，可是敏感而警觉的小格奥尔格似乎很早就感觉到这种优裕的生活已经显露出危机的预兆，或者说值得怀疑，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后来的一些忆旧诗篇中看出。诚然，在布施贝克1939年编辑的早年诗集中还收有一首题为《忆童年》的诗，其中不乏明快沉思的印象，在成熟岁月的抒情诗中，童年也不时被感受为“柔和的歌声、幽暗的寂静、开端金色的眼睛”，被感受为“水晶一般”或“圣洁的蓝光”。与此同时，阴郁、压抑的童年印象却比比皆是，在这些印象中，诗人抚今追昔，他难堪的生存境遇恐怕难免给那些遥远的往事投下一层阴影：“哦，这傍晚正步入童年阴暗的村庄”，这是《玫瑰花环歌》中的吟唱，即使在《童年》这样一首深深眠息于自身之中、回荡着温柔的声音的诗中，虽然心灵想起“暗金色的春日”，也同样会突然浮现“阴暗的小村庄”。在另一首诗中（《西方》），特拉克尔谈到“我们悲伤的童年”的甜蜜；在《梦魇与癫狂》这篇幻景般的散文中，他回忆“他的童年，充满病痛、惊悸和阴暗”；在《人间地狱》一诗中甚至可以读到这样的诗行：“……以嶙峋的手掌/不详的童年在蓝光之中/摸索童话”；在1914年的剧本断片中，诗人让约翰娜（格蕾特尔）说道：“你们——被糟蹋的童年之梦在我眦裂的双目中玩什么把戏。”

但是，淹没这一切的却是这个男童阴郁的哀怨：“没有人爱过他。”

1887年2月3日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出生于萨尔茨堡，他是托比亚斯和玛丽亚·特拉克尔夫妇的第四个孩子。在他前面的是古斯塔夫、玛丽亚和米娜（米亚）。

接生是在瓦克广场2号的住宅里，这幢房子被称为“管家楼”。五天之后，婴儿受洗于萨尔察赫-克魏旁边的福音新教教堂，即现在的“福音新教基督教堂”。受洗者按照他教母的丈夫、萨尔茨堡的奥匈帝国宫廷珠宝商格奥尔格·贝克的名字——也可能是按照他祖父的名字——取了格奥尔格这个单名。

父亲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是奥格斯堡教派的新教徒，母亲则是天主教徒，娘家姓哈利克（Halik——正确的书写：Halick）。根据目前唯一活着的家庭成员、格奥尔格的大姐玛丽亚·盖佩尔的说法，母亲“很可能”直到临终都信罗马天主教；1925年10月，她按天主教仪式葬于萨尔茨堡。与此相反，弗里德里希·特拉克尔少校在前面提到的采访中声称：“……我母亲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天主教家庭，结婚之后改信新教。”转教一事想必进行得极为隐秘，玛丽亚·盖佩尔太太补充了一句。在1897年填发的格奥尔格的第二份洗礼证书上，母亲仍然被登记为信仰罗马天主教，证明书由格奥尔格的宗教老师海因里希·G.奥米勒牧师签署；没有注明她在此期间改变了她的宗教信仰。两个孩子对母亲的宗教派别做出了不大确定的相互矛盾的陈述，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特拉克尔—哈利克夫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正如格奥尔格的洗礼证书上的记载：“欧登堡的商人”，籍贯肖普朗（或欧登堡），该城是匈牙利西部同名行政区的首府，最初迁往维也纳新城，以后移居萨尔茨堡。欧登堡也是他的出生地，他生于1837年7月11日。他的先辈是乌尔姆地区的多瑙河施瓦本人，大概随施瓦本移民大军来到匈牙利，最初在巴纳特，这些移民是由玛丽亚·特雷西亚为了向王室的领地殖民而征集入境的。特拉克尔（Trakl）并非典型的施瓦本姓氏；托比亚斯的父亲（生于1795年）还用Georg Trackel这个名字，诗人在其唐璜剧本的扉页上采用了这个名字更早的写法“Trackl”。后来的写法“Trakl”简化了发音，也可能把原姓奥地利化了，估计它出自托比亚斯，但是无疑已经合法化。

托比亚斯·特拉克尔继承他父亲的职业做了商人。他在肖普朗就结了婚，但随即更换了居住地。关于他的第一个妻子我们别无所知，只知道她在维也纳新城（下奥地利王室的世袭领地）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威廉。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早年丧妻，他在维也纳新城再次娶亲，儿子威廉跟随着他，以后会对格奥尔格及整个家庭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妻子即玛丽亚·哈利克，捷克血统，1852年5月17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她父亲来自布拉格，以工厂公务员为职业。托比亚斯·特拉克尔和玛丽亚·哈利克的婚姻缔结于七十年代末期。

这对夫妇移居萨尔茨堡。是什么原因促使父亲特拉克尔告别了晴朗的匈牙利西部，先是迁往下奥地利，然后来到萨尔茨堡州，已无记载可查，但做出这些决定的主要原因大概是职业上的考虑。他在萨尔茨堡商界很快赢得受人尊重的名声，并且创立了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富裕生活。

夫妇俩先住在施瓦茨街，临近莫扎特音乐学院，古斯塔夫（1880—1944）就出生在那里。一年后，他们迁入一套更宽敞的住宅，面对城市大桥靠近普拉茨尔的一幢拐角旧楼，那里是玛丽亚的出生地（1882）。1883年秋天，全家迁至已经提到过的“管家楼”，地处瓦克广场2号，应该是米娜（1884—1950）和格奥尔格出生的地方。

1893年，托比亚斯·特拉克尔买下了“管家楼”对面瓦克广场3号那幢楼房，在那里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铁器店。随后几年，商号生意兴隆，其商业信誉众口皆碑，它在那里一直维持到1913年。商店正面靠近莫扎特广场；当时的铺面如今已被辟为“钟乐”咖啡馆。房子的正门开在靠瓦克广场侧面的拐角处，里面是货栈。

特拉克尔一家住进了舒适的新居。他们占据了宽大的二楼，一排十多间正房，正房还另有套间；窗户对着美丽的城市广场：莫扎特广场、市府广场和瓦克广场。虽然格奥尔格与弟弟弗里茨住在一起，但他后来上文科中学时就有了一间自己的（单窗）小房间，可以避开他人。特拉克尔在这幢房子里与六个兄弟姐妹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他后面还有弗里茨（1889—1957）和格蕾特尔（1892—1917），他的同父异母哥哥威廉也住在这里。

一般把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描述为性情平和，属于老好人，具有悠闲的生活情趣。“他本质忠厚善良”，这是一个熟人对他的评语，特奥多尔·施珀里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评价不无道理：父亲特拉克尔对生活的要求，“除了职业上的成功之外，不外乎在咖啡馆玩玩杜洛克或晚间饮上一杯葡萄酒”。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是一个小市民，他靠勤奋、能干和命运的垂青跨入了大资产者的圈子。他自己继续心满意足地过着小市民的生活，然而他的家人完全接受了大资产者的生活模式。一个商人和房产占有者有能力为后代招聘保姆、用人和家庭女教师，并且承担他们后来在国外上学的昂贵费用，他的夫人虽然管理家务，却对自己的收藏更为热心，这种人在世纪更替时的奥地利按照公众的观念应当属于大资产阶级。

家庭财政由父亲做主，似乎不曾发生明显的摩擦。几乎从未有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么是给掩盖了。弗里茨·特拉克尔说，虽然父母“德高望重，具有无限权威”，但是家庭的气氛并不十分严肃。“我父亲是一个和蔼的人，他的好脾气在奥地利人身上难得见到。”那位前皇家步兵少校自豪地说，“我们的父亲是奥匈帝国人。家里以黑黄二色居统治地位。”这个家庭家境富裕，享有名望，忠于皇帝，宗教观念温和（两种基督教信仰共处！），居住的城市是这个王朝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些就是诗人特拉克尔成长的背景。

埃尔温·马尔霍尔德在其特拉克尔研究中把格奥尔格的父亲描写为诚实的施瓦本人，种族意识强烈，“富有德意志人的诚挚品质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从他的面容上就可以看出某种平和、善良、淡泊的性情”。沃尔夫冈·施内迪茨表达了类似的印象，他在打量托比亚斯·特拉克尔的一张照片时写道：“在一张老人的照片上，父亲的面容、那细眯眯的眼睛和一缕缕下垂的长髯不由令人联想起一位中国的智者。”特拉克尔父系的祖先带有马札尔血统，这并非没有可能，于是我们可以猜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其实是施瓦本人和马札尔人的混血儿。这一直觉不仅通过他的相貌，而且更多地通过他的整个个性、他独特的诗歌天赋以及他一生中躁动不安的总体情绪获得证实。只要观察一下他父系的先辈，就似乎可以说在他身上糅合了尤斯蒂努斯·克尔讷和尼古劳斯·莱瑙的气质。特拉克尔的抒情诗与这两位感伤诗人——一位施瓦本人和一位德意志族匈牙利人——那种本性和创作在病态的层面上有某些共同之处。

格奥尔格的情绪不稳定，火山爆发般摆动于极端之间，如果能够从中得出一幅统一的图像，他大概对父亲怀有一种外人难以觉察的强烈的敬意。他感到父亲对他的吸引力比母亲更大，他与父亲本性相近。正如母亲、姐妹、家人一再浮现在他的幻觉的朦胧镜像中，变为无名的梦幻人物或引起梦幻的人物，父亲也总是插入这个神奇的幻象世界。在特拉克尔的概念中，“寂静”和“坚硬”与父亲的“蜡像”相联系。“寂静”意味着儿子在父亲的家中受到保佑，“坚硬”则暗示父亲的男性气质、优越感和在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完全不同于卡夫卡的概念，在他的地狱中父亲是一个审判和惩罚的机构，可是在特拉克尔的诗中，父亲在亲切友好的柔光里神采奕奕，他是一个善良的神，一个守护神。对后者，父亲意味着公正和尺度；对前者则意味着审判权和过度。《梦中的塞巴斯蒂安》里提到“父亲的寂静”；其中还写道：“或者当他［男童］牵着父亲坚硬的手/默默爬上幽暗的各各他。”在《梦魇与癫狂》的幻景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一个盲人，父亲严厉的声音铿然响起并召来恐惧……哦，当父亲隐入黑暗，家多么寂静呀。”

托比亚斯·特拉克尔的讣告上写着：商人，房产占有者和萨尔茨堡市民，短期患病后死于1910年7月18日。格奥尔格当时23岁。尸体两天后运往乌尔姆火化。父亲的死也许事前就被不安地预感到了，它使诗人心生震动；只要父亲活着，他就一直驱逐恐怖——如今，儿子发现在越来越孤立和可怕的生活中失去了最牢固的可尊敬的支柱。《启示与没落》中言道：“那一刻，我随父亲之死做了白色的儿子。”

前面讲过，特拉克尔的母亲玛丽亚·哈利克生于王室的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她的祖父和祖母还是“金色城市”布拉格的市民。玛丽亚的父亲由布拉格迁往下奥地利的维也纳新城，在那里接受了工厂公务员的职位；玛丽亚·哈利克在王朝的一个德语省的环境里长大，而且跟她将来的丈夫一样居住在首都附近。哈利克是一个捷克姓。玛丽亚·哈利克的母亲和祖母的娘家姓——肖特和奥特马尔表明哈利克家族曾经与德意志族波希米亚人通婚，这在布拉格的双民族传统中屡见不鲜。玛丽亚·哈利克的母亲安娜·哈利克，即那位娘家姓为肖特的女人长年住在萨尔茨堡特拉克尔家中，据说她因晚年中风变得迟钝。特拉克尔很少在诗中想起这位安静的老太太。“祖母点燃金色的蜡烛”（《途中》）和“两个月亮/僵硬的老妪目光如炬”（《诞生》）或许是老太太给他留下的记忆的痕迹。

考虑到格奥尔格的母亲的捷克—苏台德祖先和父亲的施瓦本—匈牙利祖先，诗人应该是一个混血儿，这种混血现象在多民族杂居的哈布斯堡帝国并不罕见。民族混杂带来了不和谐与普遍的紧张心理，二者确实在特拉克尔的精神和面目上有所反映，一旦政治时机来临，它们就会导致帝国的崩溃。此外还有环境的影响，即一个奢华的城市衰败时不堪回首的情绪。帝国的晚秋在环绕门希山那座美丽而又古老的城市的悲秋文化中找到了知音。

与她丈夫比较，玛丽亚·哈利克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人物，因为她更值得研究——自然是取否定的意义。可以理解，弗里茨·特拉克尔在回忆中出于孝敬而对母亲持保护态度，我们从中获悉，她很少关心她的六个孩子和继子，似乎她认为完成生育后自己已经尽到本分。她独自生活，很少与家人分享生活的乐趣，孩子们对此的感受远远深于专心经商、无暇旁顾的父亲。尤其是过度敏感的格奥尔格，他必定对家庭生活的阴影有着痛苦的体验。母亲丢弃了他和其他孩子，他在想象的母亲们身上，尤其在家庭女教师——一个阿尔萨斯女人身上，以及后来青春期时在女仆和妓女那里寻找母亲，家庭女教师对格奥尔格的影响不可低估。特拉克尔正是在那个时期与朋友结伙定期逛窑子，他挑选年纪最大的妓女（她和她在诗中的肖像我们还会谈到），按照施珀里的观点，这一举动同样“出于对母亲的渴慕，与此同时对母亲的贬低暴露无遗”。

玛丽亚·哈利克有着高雅的嗜好，前面已经提到，她收藏古董，干这一行颇有艺术鉴赏力，并培养了高度的悟性。她以自己的爱好消遣，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巴洛克家具、稀有的玻璃器皿和珍贵的瓷器。虽然她自己不会乐器，但她颇有音乐素养，非常严格地监督孩子们的音乐教育，除威廉之外，其他孩子都学习钢琴。她整天关在自己琳琅满目的小天地里，然后突然出现，以便维持与家人的正常交往。“我们大家对此有些不愉快，因为她的热情持续的时间越长久，不准我们进入的房间就越多。”（弗里茨·特拉克尔）

由此看来，哈利克太太是一位特殊的女性，一位有主见、有城府的女人，缺少母性的光彩，但是艺术修养极深。精神病学的研究者会把她归入冲动—反复无常的性格类型。特奥多尔·施珀里强调指出以下事实，除了格蕾特尔，她没有给她的任何孩子哺乳。据说没有给孩子哺乳对格奥尔格和格蕾特尔毒瘾的形成颇有影响。倘若这一理由成立，那么格蕾特尔作为唯一由母亲喂养的孩子应该经得住吸毒的诱惑，然而她却没有抵制住这一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