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我就是一颗螺丝钉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24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王善老师家中

记者：肖龙凤

采访对象及简介：

王善，1929年7月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掖县（现莱州市）。1947年8月考入华北文法学院，1949年转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年8月毕业分配到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工作。1954年8月调来北大法律系任教，编写了《财政法》和《民主国家宪法》等教材。1979年调到北大中文系，开设了公共日语、公共汉语和翻译课等课程。1992年离休。当年应邀赴日本枥木县足利市大学预备专科学校（足利コミユニテイカレッジ）任教6年。在此期间同日本汉学教授长谷川良一、相原茂以及北大中文系教授曹先擢等先生共同编写《中日大辞典》，该书于1999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编委中任顾问职务。

记者采访手记：

两次拜访王善老师，每次都长谈近4个小时，他始终坐得板板正正，神情专注。“行得正，坐得端”，交谈中笔者深感王老师是一位刚正爽直的人，在有些问题上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认定是真理，就坚韧地追求下去。王老师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父母相识于一所当时的俄语学校，他们一生用俄语交谈。于是，王老师生就具有汉语和日语两种“母语”，并能听懂俄语。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他从小更多地跟母亲和舅舅家一起生活，讲日语。但他在社会影响下逐渐认同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天性中的正义感越来越强烈，现实不断唤醒他的良知。他虽然自幼生长在日本人的环境里，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就追求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骨气。他虽生于富贵之家，却从小同情穷苦人。此外，王老师还很重情重义，比如他虽没在山东生活过，但因祖籍是山东，就对山东和山东人一直怀有很深的情感。

记者：王老师好！您上的大学是华北文法学院，为什么报考这所学校？

王善：那是1947年，正值北京解放前夕，当时的大学生都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批热血青年站出来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黑暗与腐败，纷纷投身到“反饥饿，反内战”的学潮中去，也有不少同学投奔延安，找共产党、毛主席去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当然要报考一所进步势力占上风的大学。北大的进步势力很强，只是无奈没考上。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北京成立了一所“华北文法学院”，是由国民党的嫡系特派员当校长，学生们恨之入骨。当时大家认为，到这所学校去就是站到了跟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第一线。我就和几名同学一起考进了这所学校，并很快加入到进步学生行列之中。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家庭环境里，看到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旧社会的种种矛盾，非常苦闷，找不到出路。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步思考一些问题，开始朦胧地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解放战争不断胜利，大学生们欢欣鼓舞。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了垂死的挣扎，当局越来越疯狂地镇压进步学生的各种活动。原本公开的合法集会也被取缔，许多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我和一些同学联合起来保护那些进步同学免受迫害。很多进步学生在白色恐怖之下纷纷投奔延安或其他解放区，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即将到来。我已无心继续留在大学啃书本了，就迫不及待地投考了华北军校，随后转入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厅工作。在法院工作期间，我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贯彻婚姻法以及审理被俘日本战犯等工作。

记者：您后来又怎么来到北大的？

王善：1953年，中央为了总结“镇反”经验，把全国县法院院长以上干部集中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轮训，我就在其中。学习期间，正值北大恢复成立法律系，到干校来物色年轻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在职干部到北大任教。干校的教务长陈守一（也是北大法律系恢复成立后的系主任）指名让我去。1954年8月干校结业，我就欣然来到北大。

我长期对我父亲作为商人所奉行的为富不仁的人生理念非常不满，并进而决心要走一条与其相反的人生道路——不是把别人兜里的东西掏出来归自己，而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在我看来，教师是具有高尚灵魂的人从事的职业，因为教师是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还生怕学生学不好。当教师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的工作，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大，一干就是50多年。为此我非常庆幸，一点都不后悔。

记者：法律系刚恢复成立，教材怎么办？

王善：成立之初，可供参考的资料几乎没有。从教材到讲义，全都得靠老师自己编写。我在法院搞的是婚姻法和军事审判，来北大法律系后，系里安排我教财政法，开始我真是一窍不通。不过作为一颗螺丝钉，我服从安排，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尽量完成。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较早，从办系经验、教材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还到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等部门要一些材料。编好教材教了三四届，又转而研究东欧民主主义国家宪法。后者更加困难，材料更少，但还是尽量从法律理论上让学生知道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记者：调到中文系后，对您来说等于是改行，又开始了一门新专业的教学，想必也遇到不少困难吧？

王善：还是这句话，我是一颗螺丝钉，组织让干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干好了，是多亏党的领导和支持；没干好，总结经验想办法，领导也谅解。这就是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也就心安理得了。

1979年“文化大革命”后，我从法律系调到中文系从事语言教学，开了公共日语、翻译课、汉语课等三门课。这些我都有点生疏，只好边学边教，很有些辛苦。

我这一辈子过得很平淡，也没有想过要做出惊天动地的重大贡献。我唯一满意的地方就是，事无巨细勤勤恳恳，做人堂堂正正问心无愧——这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学生，对得起我的老婆，对得起我的子女。

记者：作为老北大人，您对北大是怎么看的？

王善：北大的学术水平是毋庸置疑的，绝对是国际先进。北大有着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北大现在整体上在前进，只要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便指日可待。这一点我很乐观。

记者：您对北大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王善：北大的学生总体来看素质很高。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想法，这一点很可贵，必须爱护。我以前教的学生也是这样，一下课就跑图书馆去翻书，除复习上一节课内容外，还要琢磨下一节课的内容。下一节课时，他就比较他自己在图书馆形成的想法和老师讲的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经过思考修正自己的想法或者向老师提问。这实际上是一个研究工作的雏形。这些学生不唯唯诺诺，很会学习，我非常喜欢这种孩子。

我希望北大的学生对学习都能这样，要有自己的主见。希望他们能利用好北大得天独厚的师资和科研条件、浓厚的学术气氛，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心、有开创精神的优秀人才，担负起建设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