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经济

瓦尔登湖 作者:(美)梭罗 著,李暮 译


经济

下面的这些文字,这些篇幅,是我在享受孤独的生活时写出来的。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湖岸上,在我亲手建造的木屋里,我只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在那里,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任何居民。我这样住了两年又两个月。可是目前,我又像一个过客一样匆匆回到文明社会里。

要不是市民们千方百计地打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会拿私事来占有读者们的时间,总感觉有些唐突。有些人说我生活方式怪僻,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我的生活,我觉得非常自然,合情合理。有些人问我吃什么,是否感到寂寞和害怕,等等;另有些人还好奇得很,想知道我的哪一部分收入捐给了慈善事业;还有一些人,家里吃饭的人多,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穷孩子。所以在我答复这一类问题时,对我并无特别要求的读者请给以谅解。许多书,避而不用所谓第一人称的“我”字,本书是用的。这本书的特点便是“我”字用得特别多。其实,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却常把这点忘掉了。如果我的知人之深比得上自知之明的话,我就不会畅谈自我了。不幸我阅历浅陋,只得局限于这一主题。不过,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他一定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下面的这些文字,对清寒的学生或许特别适宜。至于其余的读者,我想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的。因为,没有人会削足适履,只有合乎尺寸的衣履,才能对一个人有用。

我在这里想说的并不是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的传奇故事,我要说的是我的读者的事情,也就是你们。我要说你们在新英格兰生活的遭遇,特别是关于生逢此世的本地居民的身外之物或环境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我在康科德曾到过许多地区,无论在店铺、办公室,还是在田野,到处都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惊人的苦役。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在烈火的上面倒悬着身体;或侧转了头望青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更因为脖子是扭转的,所以除了液体,别的食品都不能流入胃囊中”;或者用一条铁链,把自己终生锁在一株树下;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他们独脚站立在柱子顶上——然而啊,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更使人心惊肉跳。赫拉克勒斯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因为他一共只有十二个,做完就完了,可是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的邻人杀死或捕获过任何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那样的勇猛的手下赫拉克勒斯,他用火红的烙铁来灼杀那个九头怪——要知道,这个怪物的脑袋被割去一个就会立刻长出两个来。

我看见年轻的人,我的邻居,不幸的是他们生下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要摆脱它们的束缚却困难得多。他们不如诞生在空荡荡的牧场上,只有狼来给他们喂奶,这样他们也许会洞悉自己的命运是如此地贫瘠。在这样的环境中,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里注定只能在尘土中啄食?为什么他们刚生下来,就得自掘坟墓?他们想像一个人一样活下去就必须承担这里所有的艰难,一个劲儿地做工,尽可能地把光景过得好些。我曾遇见过许许多多永远也不得解脱的可怜的灵魂,在生命的重负下,几乎要窒息了。他们在命运里爬动,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还有那些上百英亩土地,不仅要锄地、除草,还要放牧和护林!另一些并没有继承产业的人,固然没有这种祖上传下来的好家业得以坐享其成,却也不得不为了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卑微地挣扎着活下去,拼命干活儿。

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又名海格力斯。他神勇无比,完成了十二项英雄伟绩,被升为武仙座。

人正是在这个错误中盲目地生存。时间这个铁犁刨开土地,健美的肉体很快会被覆盖在泥土里,化为泥土中的肥料。像一本经书里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命运支配了人,我们称这是“必然”。人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吞噬和锈霉腐蚀,甚至还会招来龌龊的盗贼。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愚顽不灵,等自己临死的时候他们终究会明白过来这是个错误。据说,杜卡利盎和彼尔在创造人类时,不过是随便拿石头扔到背后去。依据是下面的诗句:

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

历尽千辛万苦,

我们源自何处得以求证。

后来,罗利也吟咏了两句很有影响的诗歌:

人心经石之变,一起陷入生存艰辛的沉默,

怎样证明,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

劳动〔英〕福特·马道克斯·布朗

这错误的神示被盲目地信任,而他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看看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

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是因为无知和错误,大多数人满载着虚构的忧虑,没完没了地干自己的粗活儿,却采集不到生命的美果。操劳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颤抖得厉害,还谈什么享受生活美果。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甚至无法维持自身与周遭人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做个机器,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洞察自己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自己的无知活下来的——他不经常绞尽脑汁吗?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理应让他先穿暖、吃饱,用我们的良心激情使他恢复健康,而不是去剥削他们。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必须小心谨慎、时时警惕才能保存下来。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如此温暖地相处过。

我们都知道,读者之中,有人是穷困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有时候,甚至可以说连气也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中,有人不能吃饱,上顿不接下顿,更没钱添置一件像样的衣服,好容易忙里偷了闲,读这几页文字,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你们这许多人过的是何等卑微、躲来躲去的生活啊!我知道,我早就从世俗中看穿了这种尴尬。你们时常进退维谷,想要做成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的所谓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中,就是这些铜臭味的金属铸造的泥沼。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被埋掉了。你们答应明天还清债务,又一个明天偿清,明天……可是今天到了,你却死了,而债务还未了结。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眼花缭乱的慷慨大度的样子,就是为了让你们的邻人信任你,让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帽子、上衣、车辆,甚至让你们给他们代买食品。就这样,你们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在肮脏的墙洞里用一只袜子藏钱,或者塞在银行的砖屋里,觉得踏实了。只是不知道,不管塞在哪里,塞多少,更不管那数目多么微少,害怕生病没钱而拼命攒钱,反而把你们自己弄得病倒了。

我很惊讶,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轻率,竟然从外国贩卖黑奴,实行罪恶昭彰的奴役制度。有那么多暴虐奴隶主,娴熟地奴役着南方和北方的奴隶。南方的监守人刻毒势利,北方的监守人更坏,但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狠辣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不停地向市场上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残存着什么神圣的思想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吗?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呢?请看他们匍匐前行,一整天里战战兢兢,神圣和不朽离他们十万八千里!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业,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正是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也指向了他的归宿。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为什么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来促进这件事情呢?再请想一想,这个大陆上的女人们,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说是为了临死的时候用,她们不懂什么才是自己的命运!仿佛这时间永远也消磨不掉。

奴隶船〔英〕威廉·透纳

许许多多人过着平静而又绝望的生活。所谓的听天由命,便是根深蒂固的绝望。从绝望的城市到绝望的国家,你得靠水貂和麝鼠般的勇气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的运动与娱乐之下,也隐藏着一成不变的、无意识的绝望。其实,那不是娱乐,而是劳作的结果。它只是一种明智的、不铤而走险的特征。

用回答教学法的话来说,当我们考虑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生活的真正需要,什么是生活的手段的时候,看来人们似乎故意选择了同一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对它偏爱超过其他的生活方式。可是,他们又坦白地认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不过,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亘古常新。抛弃偏见,无论何时都不会太迟。不论多么古老的想法或做法,只要缺乏佐证,都不足信。今天人们随声附和或默认为真理的,明天就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是如同烟云般的想法而已,而有些人却曾将这烟云奉做能够为田园普降甘露的雨云。古人说你做不到的,你试过之后却发现能够做到。古法施于古人,新法施于新人。古人也许由于知识贫乏,不懂得添加新燃料来促使火焰燃烧不熄;新人在罐子下放一小块木柴,便能让它像飞鸟一样掠过天空,正如俗话说的那样,“气死老头子”。作为导师,年迈的并不一定会比年轻的更称职,甚至还未必能比得上年轻的,因为他们虽有不少收获,却也损失过更多东西。人人几乎都怀疑,最聪明的人是否能单凭活着就可以获得任何有绝对价值的知识。实际上,老年人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劝告可以给年轻人,正如他们必然会承认的那样,他们的个人经验是那么片面,他们的生活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又是那么令人沮丧的失败。也许是由于他们还残留着某些信仰的缘故,他们的经验具有某种假像,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不那么年轻罢了。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大约三十年了,我还未从长辈那儿听到过一句真正有价值的忠告,甚至连句真诚的劝告都没有。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也许他们也无法中肯地告诉我任何事情。生活就在这儿。它是一项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未尝试过的试验。他人的尝试对我并无裨益。如果我有什么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经验的话,我肯定会想到,我的导师根本就没跟我说过这些。

一个农民对我说:“光吃蔬菜是不行的,蔬菜不能全面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营养。”于是,他每天虔诚地贡献出他的一部分时间来获得那些养料以供给他骨骼的需要。他一边说一边在耕牛后面走。这耕牛,用蔬菜培养了它的骨骼来拖动他和他的木犁前进,什么也阻挡不了。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比如在最无告的病人们中间,是生命的必需资料,然而在另一些场合,却成了奢侈品,如再换了另外的场合,可能这些就是根本闻所未闻的东西。

人类生命的全部境地在一些人看来,无论在高山之巅还是低陷之谷,都已被先驱者走遍,所有东西都关注到了。按照伊夫林的话:“智慧的所罗门曾下令制定树木中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过多长时间可以到邻居的田地里收集橡实而不算偷盗,并曾规定必须多少份额理当归属于邻居。”希波克拉底对我们如何剪指甲都留下了秘方,剪得不要太短或太长,应与指头等齐。毫无疑问,那种把生命的变易和欢乐全都消耗殆尽的乏味和郁闷,就像亚当一样古老。然而,人的力量还从未被彻底估量呢。我们不能根据先例判断人还能干什么,人做得实在是太少了。不论你以前经历过怎样的失败,“别因此一蹶不振,我的孩子,谁能指派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实验来测定我们的生命。比如说,同一颗太阳晒熟了我的豆子,同时也照亮了如同我们的星球一样的星系。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就能预防若干的错误。众多星星拥有奇妙无比的、三角形的尖顶!宇宙各个角落,有多少远远隔开的不同物种却会在同一时刻注视着同一个东西!正如我们的各种机体一样,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千变万化的。谁能说清楚生命会给另一个人提供什么前景呢?难道还有比一瞬之间通过彼此的眼睛来观察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该在一定的时光里经历所有的时代。是的,甚至经历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知道阅读别人的经验总不会比阅读历史、诗歌和神话更能令人惊诧、详尽。

凡我的邻人说是好的,有很大一部分我相信我内心恰恰认为不好。至于我,如果要有所忏悔,那很可能会是我的良好行为。是什么魔鬼附身,使我的品行这样善良?老年人啊,你也许说了你觉得最智慧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八十年了,赢得了一种名誉,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远离这一套。新的时代抛弃前一代的业绩,如同遗弃搁浅的破船。

所罗门

(前1000—前930),古代以色列王国第三任国王,大卫王朝第二任国王、大卫王朝创始人大卫王的爱子。所罗门具有极大的智慧,他在位四十年,使以色列王国进入了黄金时代。相传《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箴言》、《雅歌》、《传道书》为其所作。“所罗门的智慧”被人们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我想,我们可以相信很多东西,哪怕我们实际上不相信也无大碍。我们对自己的关怀能放弃多少,而在别的地方诚实地给予一些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迁就我们的弱点。一些人没完没了的焦虑几乎成了难以医治的疾病形式。我们生性就爱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有多少工作我们根本没有去做!要是我们病倒了,怎么办呢?我们多么谨慎!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我们尽可能避免它,白天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到夜晚违心地祈祷着,然后把自己托付给各种摇摆不定的命数。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周到和真诚,崇敬我们的生命,而拒绝各种变革的可能。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方式。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切变革都是一种思考的奇迹,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变成奇迹。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只要有一个人将想象的事实归纳为理解的事实,我敢说,他最后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营造起他自己的生活来。

孔子讲学图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又是些什么,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什么,有多少需要我们费心对付,或者至少小心对待。虽然生活在表面文明的社会中,我们若能过一种原始的或者开荒的生活,还是有益处的。这样我们就能知道生活所需的大概必需品是什么,如何才能得到这些必需品。甚至翻一翻商人的旧流水账,看看商店里经常出售些什么,储存什么,也就是说,最粗糙的杂货是什么。时代虽然在演进,却未对人之生存的基本法则产生多少影响,好比我们的骨骼与我们祖先的骨骼放在一起,大概是不容易区别出来的。

所谓生活必需品,从字眼上讲,是指一切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获得的一切,或是它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者长期使用成为必需,因此对于人生具有了这样举足轻重的意义。即使有人尝试着不要它,不管是出于野蛮还是贫穷,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都很难做到。对许多人来说,从这种意义上讲,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对大草原上的野牛来说,只需要几英寸长的可咀嚼的青草和一些冷水,另外就是在森林或者山阴处寻找栖身之处。野兽的生存,只需要食物和栖身。但人类,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其生活之必需品可分为: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除非确保这几种东西,否则我们是无法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更别说享有自由与奢望成功了。人不仅发明了屋子,还发明了衣服,发现了熟食;偶然发现了火焰的热度,后来渐渐知道使用火,起先以为它是奢侈品,渐渐习惯之后,烤火取暖最终也成了必需品。我们看到,猫狗也同样地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居住得当,穿着得当,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度,若我们住得过暖,穿得过厚或烤火烤得太热,外部的热量比我们体内的热量更多,岂不是说在烹制人体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及火地岛的居民说,他和一同随行的人穿得严严实实围火而坐,尚且不觉得热,而那些赤身露体的土著人在老远的地方待着,却使人感到惊诧不已,他们“距离这样远竟然被火焰烘烤得汗流浃背了”。同样,据说新荷兰人光着身体走来走去安然无恙,欧洲人穿了衣服还在发抖呢。这些野蛮人的结实和文明人的睿智,难道不能媲美吗?按照李比希的说法,人体是一只炉子,食物即燃料,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冷天我们吃得多,天热时我们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一旦内燃过快,疾病和死亡便会不期而至;或者因为燃料没有了,或者因为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就会熄灭。当然,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混为一谈,但是作为比喻却是再恰当不过的。所以,从上面的陈述来看,动物生命这一说法和动物体温这一说法几近相同。食物,被视为内燃的燃料——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体内,也是为增加我们体内热量的——住处和衣服也只是留住由燃料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对人体而言,最大的必需品是取暖,保持我们的体温,保持我们体内的性命攸关的热量。我们是何等地辛苦,不仅要设法获得我们的食物、衣服和住所,还要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夜晚的衣服而辛苦着,不惜掠夺鸟巢和羽毛来营造这种居所之中的栖身之地,就像鼹鼠住在地窟尽头草叶的床中一样!可怜人常常叫苦,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身体上也好,社会上也罢,我直截了当地把我们的大部分病症归结于饱受风寒。在若干地区,夏天给人以天堂般的生活。燃料,在那里除了烹制食物,不做其他的用途。太阳是它的火焰,许多果实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变熟了。大体说来,食物总是多种多样,而且又容易到手,衣服和住所却几乎全部或者部分成为不需之物,或者说有一半是用不到的。当今之日,在我们国内,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生活的必需品也不过寥寥几种: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对于好学的人,一盏灯和一些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无需费大力气便可获得。然而有些人就不大明智,跑到地球的另一半,跑到蛮荒的、不卫生的区域里,做了十年、二十年买卖,为了可以生活下去——就是说,为了使他们能舒适而温暖——最后还是死在了新英格兰。奢侈的人不单保持舒服的温暖,而且热得不自然,一如我前边说过的,他们是在烹制肉体,自然是很时髦地被烘烤的。

1833年,南美火地岛土著送别以达尔文为代表的英国考察船“贝格尔”号,此处因此命名为贝格尔海峡。

水粉画

康拉德·马斯顿

大部分的奢侈品以及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就奢侈和舒适来说,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物,外部生活比谁都贫穷,内心生活却比谁都富有。我们都不够理解他们。然而很显然,我们居然对他们知道得还不少呢。近代那些改革者,各民族的救星,生活状况也都是这样。只有站在我们所谓的甘贫乐苦这有利的地位上,才能对人类的生活公允对待,明智观察。无论是在农业或商业中,还是在文学或艺术中,享受奢侈的生活到头来必然结出奢侈的果。当今之日,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却一个没有。然而教授头衔令人羡慕,因为有教授头衔可以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不过,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深邃的思想,甚至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对智慧情有独钟,从而对其内涵心领神会,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哲学家要解决生命的一些问题,不但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中解决。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豪式的,反而是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对付生活靠的只是循规蹈矩,像他们的父辈一般,所以不能成为高尚人类的典范。不过,为什么人类一直在退化呢?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没落的?奢侈的实质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否确定自己并未这样?哲学家即使在其外部生活形式里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不像他同时代人那样地吃喝、居住、穿着、取暖。一个人既然是哲学家,怎么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维持他的生命的热量呢?

鼹鼠 F.彭蓬

梭罗

一个人在我所描写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接下来他还想做什么呢?当然不会是同样的生活必需品。他会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房子,更多、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灼热的火炉,无非如此而已。他在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之后,不是贪得无厌地再获取,而是另有选择。那就是说,他开始在生活上大胆进取了,现在他要向生命挑战了。泥土有利于种子生长,因为泥土使它的胚根向下延伸,同时要把它的根茎信心十足地向上扎去。人为什么在泥土里扎了根之后,不能用同样的劲头向上升向天空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需要远离地面的,最后靠在空气和阳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而不像对待比较低等的蔬菜,哪怕是两年生的植物,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好根以后,而且常被摘去顶枝,这样一来,多数人在其花朵怒放的季节反倒不认识它们了。

我可不想给一些性格坚强、体格勇猛的人定什么条条框框,他们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或许大兴土木修建豪宅,挥霍得更厉害,却不至于因此而穷困潦倒,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人们梦想着的,有这样的刚勇之人。我也不愿给另一种人定出规则,他们是从事物的现状中寻找勇气和灵感的人,像情人一样热烈地珍爱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还有那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如鱼得水,不管他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的现状,我是不会向他们说什么的。我针对的只是那些为数不少的满腹牢骚之人,他们在应该可以改善生活的时候,却偏偏只是无精打采地抱怨自己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没完没了地诉苦抱怨,正如他们所说,他们尽了应尽的职责。我心目之中还有一种人,他们看样子阔气,而实际上是所有阶层中最贫穷的人,尽管他们已积蓄了一些钱财,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黄金的枷锁。

如果我有心讲一讲我曾希望如何度过往昔岁月中的生命,说出来的情况也许会让那些多少知道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意外,更会使对我不熟悉的人大为惊讶。我只提及我心头的几件事情就可以了。

茶梅斑鸠(民国)于非闇

无论阴晴圆缺、白昼黑夜,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在我的手杖上刻下记痕。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请原谅我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达,我的职业比大多数人的有更多的秘密。不是我有意要吊人胃口,而是我这种职业的特点就是这样。我非常愿把所知的全都说出来,永远不会在我的门上写上“不准入内”的告示。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仍在找寻。我对许多路人描述它们的情况、踪迹以及它们会有怎样的叫唤。我曾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说听见了那条猎犬的叫声和奔马的蹄声,甚至还看到斑鸠没入白云中。他们也非常急切追寻它们回来,好像是他们自己丢失了它们。

不仅要观看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还要目睹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冬夏黎明,还没有一家邻居起来忙自家的事情时,我就外出做我的事情了。许多居民肯定曾见到我办完事情回来,有晨曦中赶往波士顿的农夫,也有干活儿的樵夫,都遇到过我。诚然,我没有具体地助日出以一臂之力,但是,毫无疑问,我是太阳升起的见证者。

多少个寒来暑往,我在城外度过,试图捕捉风中的动静,倾听并把它传布开来。我在倾听中几乎投下全部资本,不顾一切地迎着寒风,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如果风声中有两党政治的信息,一定是抢到要闻的各大报纸已经发表的内容。那时候,守望在高岗或树梢的观察台上,把捕捉到的点滴新闻用电文发送出去,或守候在山巅黄昏中,等待夜幕降落。我也许会趁机逮住什么东西,尽管我抓到的从来没多少,可这仅有的天赐之物,也将会在太阳底下渐渐消融。

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报纸的记者,刊物发行量不是很大,而编辑从来不觉得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适合发表的。所以,作家们都有同感,我辛勤写作得到的只是我付出的辛苦。不过在这件事上,辛勤写作就是它自身的报酬。

很多年来,我自封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督察员,并且忠于职守。我也是测量员,虽不测量公路,却测量森林小径和捷径,并保持它们畅通无阻。另外我又是架了桥的一年四季可以通行的峡谷的巡查员,自有大众在上面穿行,证明了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守护过城区的野兽群,因为它们跳过围栏让一个守信用的牧人吃了不少苦头。对于人迹罕至的田庄的角隅,我也格外注意,却不大知道约那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上工作。因为这可不是我该管的事情。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和荨麻,红松、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都浇过水,要不它们在干旱的季节里会干死的。

总而言之,我这样干了很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兢兢业业地管理这些事情,直到后来才越来越明白,市民们根本不会把我算入镇上的公职人员之列,也不愿意给我一笔小小的薪水,让我挂个职务头衔。我的账单,我可以发誓是很仔细的,只是从未被查对过,更别说核准、付款、结清账目了,不过我的心思也不放在这上面。

不久以前,一个漫游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舍——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售篮子。“你需要篮子吗?”他问道。“不,我们不需要。”“什么?”印第安人出门叫道,“你们这是想要饿死我们吗?”看到他的勤奋的白人邻居们丰衣足食——因为律师只要把闲言碎语编织起来,就像变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都跟着来了——这个印第安人于是寻思起来:我也要做点生意,我也要编织篮子,这事我也能做出来。他以为编织好篮子就完成了他的任务,接下来这个白人律师就理当掏钱买篮子了。然而他却忽略了,他必须使他的篮子让别人一看到就有购买的欲望,至少也得使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子是值得的,或者他应该制造别的一些值得叫人购买的东西。我也曾编织过篮子,样子非常精巧,但我并没有编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购买它。可在我看来,我一点不觉得我是白耽误工夫编织它们,虽然我没有去琢磨如何编织得使人们觉得购买得更加值得,但是琢磨了如何可以避免把篮子编成后卖掉这种买卖行为。人们赞美的所谓的成功生活,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形式而已。为什么我们要赞许这一种而贬低另一种生活呢?

鸢尾花〔荷兰〕凡·高

看得出来市民们大概是不会在市政大楼或教堂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份差事了,我只得自谋生路。于是我必须调整自己,索性更加专注地把注意力转向森林,那里的一切于我都很熟悉。我决定立即开业,不必等候通常的所谓资本了,就利用我手上已有的一点儿微薄积蓄吧。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并不是要便宜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自己的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阻碍;也免得我因为缺乏小小的常识,没有什么干事业和做生意的才能,反倒落得凄惨的境况,让别人说是傻乎乎的。

我一直渴望获得严格的商业习惯,这是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你的生意如果是和某个天朝帝国往来的,那么在某个塞勒姆之类的港口海岸置办一间会计室,就足以应付了。你可以把本国产品出口,纯粹的土产品输出,许多冰、松木和一点儿花岗石,都是本土材料生产的地道产品。这一定是个好路子。亲自照顾一切大小事务,领航员、船长、货主和包销者集于一身。买进卖出,管理账目,阅读收到的每封信件,并且亲自撰写或审阅发出的每封信件。日夜监督进口货的装卸,同时在海岸各处几乎都有你的身影——那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泽西海岸上卸货。自己还兼做电报员,不知疲倦地把讯息传到远方去,联络在海岸附近停泊的过往船只。有条不紊地售出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你既要熟悉行情,还要看看哪里会发生战争,哪里会有长久的和平,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一切探险活动的成果,走最新的航道,利用一切航海的先进技术,再仔细研究海图,弄准珊瑚礁和新的灯塔、浮标的位置。要不断地更新航海图表,因为无论哪个计算上有了一点儿错误,船就会误撞在岩石上而粉碎沉没,无法顺利到达一个友好的码头了——此外,还有拉·贝鲁斯的未知的命运。要跟上宇宙科学的步伐,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的传记,从古代汉诺和腓尼基人到现在所有这些人的一生。最后,要时刻记录库房中的货物,要知道如何权衡得失,找准位置。这真是一个辛苦的差事,调动了一个人的全部官能。这些赢利或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扣除皮重的计算问题,一切都严格记录,需要广博的知识才能应付裕如。

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早期印第安人

斯陶尔河上的小船〔英〕康斯太布尔

我已经想到,瓦尔登湖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那里不仅有四通的铁路线和兴隆的贮冰行业,还有许多的便利,尽管说出来也许不是明智之举。它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和基地,没有涅瓦河那样的沼泽需要填埋,不过你必须到处张罗着打桩。据说,涅瓦河要是涨了水,刮了西风,加上冰块,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冲刷得无影无踪。

由于我这行业没有通常的运营经费,因此从哪里可以弄到物质支持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也不容易揣测。让我们立刻说到实际问题上来吧。比如衣服,也许我们置办衣服更多的时候是受标新立异的驱使,同时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忽略了这些衣服的真正用处。要让那些有工作的人记着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是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中把赤裸的身体遮盖起来。而后他便可以权衡一下有多少必须或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而用不着往衣柜里添置衣服。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御用裁缝专司其事,他们却并不懂得穿上合身衣服有多么舒服。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木架。我们的衣服却每天与我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于是我们舍不得把它们扔掉,要丢掉它们,会像抛弃我们的躯体那样,恋恋不舍,一拖再拖,就像要看病吃药做些补救,而且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没有人会因为穿了带补丁的衣服而让我觉得他低人一等。但我很明白,一般情况,衣服也会带给人诸多烦恼,既想穿得入时,但至少也要清洁,且不能有补丁,这种心情远远超出对拥有一颗健全良心的重视。其实,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有时候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测定我的朋友们——谁有勇气把膝盖以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缝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数人好像都认为,如果他们穿了补丁衣服,他们生活的前程就会因此毁掉。于是他们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远比穿着一条破裤子更容易做得出来。一位绅士有腿伤是很平常的事,也是有办法治疗的;但如果他的裤子破了,就无法补救了——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只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寥寥无几,而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数不胜数。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后一件衣服,你自己不穿衣服站在一旁,哪个路人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在一根穿衣戴帽的桩子旁边,我认出了那块田地的主人。他比我上一回看见他,显得更有点风雨摧折的样子。我听说过,一条狗会向所有穿着衣服走到它主人地方来的人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裸体的小偷驯服,一声也不叫。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衣服的装扮,人们还能多大程度地保留他们的身份?如果大家身上一丝不挂,你如何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一口指出谁是最尊贵的?法伊佛夫人在她周游世界时,从东向西一路走来。当她即将到达亚洲的俄罗斯,准备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不能再穿旅行时的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而文明国家里的人是根据穿戴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这信奉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一个人只要有了钱,穿着考究,住行阔绰,具有了那种因素,就会赢得几乎每个人的尊敬。然而,这些敬仰者中间,大多都是一些根本没有开化的异教徒,所以需要派去一个传教士。话说回来,衣服是需要缝纫的,这可是一件无休止的辛苦工作,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不是一天能完工的。

一个人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其实用不着穿着新衣服去上班,旧衣服就很好,尽管它们在阁楼中已经放有一段时间,积了很多灰尘。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似乎要比他的随从穿旧鞋子的时间要长——假如英雄也有随从的话——光脚比穿鞋子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而光脚行动的英雄有的是。只有那些出席夜宴和出入立法院的人才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换了一件又一件,正如这些场合换了一批又一批人。然而,如果把我的短上衣和裤子穿上,帽子戴上,鞋子穿上,便可以礼拜上帝的话,它们便足够了,难道不是吗?有谁会注意他的破衣服——真的已经穿得破旧不堪了,好像变成做衣服的原材料了,把它送给一个乞丐也算不上行善,说不定那乞丐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苦的人,这下我们应该说这穷小子更富有,因为他生活所需要更少。我认为,你要提防那些需要穿新衣服的职业,而不是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人,怎么会有新衣服来适合他的身形?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还是穿上旧衣服去试试。人所需要的,并不仅是要做一些事情,而是要有所为。不论旧衣服已经如何破旧和肮脏,也许我们永远也不需要添置新的衣服,除非我们已经在生活中出人头地了,或经营成功了,或已经向着某个目标航行了,这时,我们的身体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如同旧瓶装新酒的感觉。我们脱旧换新,好比鸟禽更换羽毛,是生命中必然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潜水鸟退隐到僻静的池塘边去替换羽毛。蛇蜕皮的情形也是如此,还有蛹虫的破茧,都是内心苦苦挣扎的结果。衣服只是我们最表面的一层薄薄的角质,或者说是尘世的烦恼而已。否则,我们怎么能够戴着假面具生活呢?我们终将被自己以及他人的愚蠢见解所抛弃。

翡翠面具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生活,很少有透明的人。

衣服,我们穿了一件又一件,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要靠外加物才能生长。我们穿在外面的,常常是单薄而又奇异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因而脱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造成致命伤害。经常穿在我们身上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是皮层;我们的衬衣却算得上我们的韧皮或者真正的内皮,如果剥下来,就会连皮带肉,伤人性命的。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会穿上某种与衬衫等同的东西。若能穿得这样简单,人们甚至在黑暗中也能触摸到自己,方方面面都可以生活得有条不紊,有备无恐。这样一来,即使有敌人入侵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赤手空拳,不急不慌,信步走出城门。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上抵三件薄衣服的作用,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承受力的价格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只需消费五元,却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不过两毛五分钱,冬天顶多六毛两分半,或者用很少的成本在家做一顶更好的帽子。如果穿上这样的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就算他还是穷得叮当作响,难保不会有聪明人向他表示尊敬。

我订做一件样式特别的衣服时,女裁缝会严肃认真地告诉我:“现在他们都已经不穿这种样式。”说话中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仿佛她引用了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说过的话,或是引自命运女神的口。于是我便很难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样式了,因为她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她觉得我信口雌黄。而我要是听到这种神谕般的言语,就会沉思一会儿,仔细琢磨话里的每一个字,以便自己能明白它的意思,并且找出他们和我有怎么样的必然联系,别人有什么权威竟可以左右一件与我如此息息相关的事情。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口气来答复她,所以也轻描淡写地说出“他们”两字:“是的,他们近来确实不时兴这个样式了,可是现在他们又时兴了。”她量了一下我的身材,却没有在意我的性格,又量了一下我的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的量法真的有用吗?我们不崇拜美慧的三女神,也不崇拜帕尔茜,但我们崇拜时髦。时尚纺线,时尚织布,时尚剪裁,时尚主宰一切。巴黎的猴子戴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也都学着戴上了旅行帽。有时候我很失望,这个世界上,通过人的努力去完成任何一件简单而又实在的事,该是多么地艰难。人们不得不首先通过一架强大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直立。那时,有些人的大脑里就会产生某个怪异的念头,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放在那里卵孵出来的,即便来一场大火也烧不尽这些东西。所以,什么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我们不要忘记,埃及有一种麦子是由一个木乃伊传下来,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

整体而言,我不认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服装达到了艺术那样至尊的地位。现在的人们,还是有什么就穿什么。像搁浅船只上的水手,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还相隔一点儿距离,越过空间或时间而嘲笑着彼此化装舞会般的服装。每一代人都会看不起老式样的东西,总是狂热地追求新的时尚。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扮会感到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王和后一样。所有服装脱离了具体的人就会显得可怜和怪异。只有那些用严肃的双眼观察人生并用一颗真诚的心享受人生的人,才能抑制住这种狂笑,从而让所有人的服装变得神圣起来。丑角穿着褴褛的衣衫,如果突然痉挛起来,他的衣服就能展现这种痛苦的情绪。士兵被炮弹击中,炸烂的军服也胜过高贵的紫袍。

人们都喜欢追求新式的东西,这种像孩子一样稚气的、野蛮的趣味,使多少人对着万花筒摇了又摇,看了又看,为的是发现今天这代人要求什么特别的样式。制造商们对他们趣味的反复无常很是了解。两种式样,一件与另一件的不同之处只是几条线在颜色上多少有所区别,于是这件衣服立刻卖掉了,另一件却被冷落在货架上,但到了下一个季节,后者反而又成了最流行的式样。比较起来,文身倒算不得什么恶习,似乎不是那么耸人听闻。只是因为文身是深入皮肤的,不能轻易改变罢了。

对于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使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我表示怀疑。技术工们的情形正在逐步像英国工厂的情况一样,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他们恪守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人们穿得舒服和熨帖,只是为了公司更好地盈利。长远看去,人类终会达到他们的目标,因此,尽管事情一时之间不免失败,那么目标还是定得崇高些好。

威廉·蒙哥马利爵士的女儿们扮演三美神〔英〕雷诺兹

至于住的地方,我承认这是现在生活的必需品,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在比这个国家更寒冷的国家,人们已经居无定所生活了很长时间。塞缪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上、肩上套着皮囊,可以夜复一夜地睡在雪地上——然而那寒冷的程度足使穿羊毛衣服的人冻死。”他亲眼见过他们这样睡去。不过莱恩还说:“他们的身体并不比旁人更结实。”大概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没有多久之后,便懂得了房屋的好处,以及家庭生活的舒适,这话原来的意思可能是对房子的种种满意超过了对家庭其乐融融的感受。然而有的地带,一说到房子就不禁想到了严冬和雨季。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需要房子,只要一柄遮阳伞就够了,在这些地方,对于房子的好处就显得极其片面,只能说是偶尔用用罢了。在我们的气候里,到了夏季,过去夜里差不多盖上点东西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文字记录中,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就是一座木房子,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小木房子,代表他们已经安营扎寨了多少次。人类的肢体并不庞大,身材也并不魁梧,因此他不得不想方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垣构建起一个更适宜于自己生存的空间。最初他是裸体的,生活于户外。尽管气候有时温和宁静,白昼令人愉快,可是另外还有雨季和冬季,且不说那炎炎的烈日,人类如果不赶快修建房屋来荫蔽他的身体,人种也许早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了。传说中,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也是以枝叶来遮蔽身体的。人类需要家——一个温暖或舒服的地方,只有有了肉体的温暖,才能谈及感情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那样一个时代,人类还处在婴儿期,某些有超强胆识的人爬进一个岩石洞里去躲避风寒。一定程度上讲,每个孩子都在不断重复这部世界演进的历史,他喜爱待在户外,哪怕是雨天和冷天。他们用积木搭建房子,骑竹马,都是本能使然。谁不记得小时候窥探凹岩或者接近岩洞时产生的那种惊奇感受?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性,深深埋藏在我们的体内。从洞穴走出来,我们进步到了会使用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编织拉挺的亚麻屋顶,又学会用茅草和稻草、木板和木瓦、石头和砖瓦修房造屋。最后我们彻底告别了露天的生活,甚至对其一无所知,我们的生活更具有居家的性质,其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炉火再到田地,竟然隔着那么大的距离。我们度过白昼和黑夜时,倘若没有任何屋顶遮挡在我们和天体之间,倘若诗人并不是在屋脊下面思若泉涌说得很多,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事情也许就好了。鸟雀不在洞穴内唱歌,白鸽也不会在棚子里抚爱它们的挚爱。

然而,倘若一个人设计样式建造一所住房,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变得精明一点才行,免得将来他把自己置身在一座工场之中,或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一所博物院、一所救贫院、一座监狱、一座华丽的陵墓中。首先要考虑到一个栖身之处并非绝对必要。我看见过潘诺勃斯各特河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生活在薄棉布的营帐中,四周的积雪厚约一英尺,于是我想他们也许高兴看到积雪更厚一些,这样可以把风挡住。如何诚实地维持我的生计,又让我自由进行种种合适的追求,这个问题从前比现在更使我烦恼,幸亏我变得相当麻木了。我经常发现,在铁路旁边,一只大木箱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们把自己连同工具锁在其中过夜。我于是想到每个生活困难之人都可以花一块钱买这样一个箱子,钻几个孔,可以使空气流通,下雨和夜晚就可以待在里面,合上箱盖,他的灵魂里便有了自由。看来这并不很坏,也决不是个令人鄙视的选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时间,可以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外出时,也没有什么房东或者店主拦住你要房租。多少人都在承担着一只更大而更宏丽的箱子的租金,直到他们烦恼地死去,而他是不会冻死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的。我是很认真地在谈论这个问题。经济学这一学科,一直被人轻视,但它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一个几乎在室外生活的粗鲁而结实的种族,曾经在这里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子,取用的全是大自然现成的天然材料。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管戈金,曾在1674年这样写道:“他们最好的小木房子,是用树皮盖顶,干净清爽,紧密而温暖,而那些树皮是在树液活跃的季节从树桩上脱下来的,他们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相当重的木材压制成板片……稍微差些的小木房子,也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精美……我见过的一些房子,有的是六十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经常住在他们的小木房子中,发现它跟最好的英国式屋子一样温暖。”他还说,嵌花的席子通常被铺在室内的地上或挂在墙壁上,什么样的器皿都有,而且印第安人已经先进到在屋顶上开洞,放上一张席子,用绳子来掌控空气流通。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小木房子最多一两天就可以盖好,而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并且重新搭好,每户人家都有这样一座房子,或是拥有其中的一个小间。

亚当与夏娃

〔德〕阿尔布雷特·丢勒

文森特在阿尔的房子〔荷兰〕凡·高

野蛮的时代中,每一家都有一座最好的房子,以满足他们的粗陋而简单的需要。不过我认为我说这话是很有分寸的。我说,天空中的飞鸟需要窝巢,狐狸需要洞穴,文明之外的人需要小木房子,而在摩登的文明社会中却有一半的家庭没有房子。大城市中,尤其是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更是极少的一部分人。绝大多数人在为这件外面穿的大衣服支付一年一度的房租,不管夏天或是冬天,遮风挡雨是少不了的,可是房租一分都不能少,而这笔钱本可以买下一个村子的印第安人棚屋,现在却害得他在世上一直背负贫困,无法摆脱。这里,我并不是把租房与拥有自己的房子的优劣做一番比较,而只是说野蛮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是因为那种房子造价很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的财力达不到拥有的程度。有人就会辩解,文明人仅仅付这样一份租金就可以有房子居住,这在野蛮人看来跟住宫殿没什么两样。每年只要付二十五元至一百元的租金(这是乡村的价格),他就得到了经过多少世纪改良才进步的宽敞房间,有清洁的油漆和墙纸、鲁姆福壁炉、内涂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然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是贫穷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生活得富足。如果说文明只是人类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善——我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惜只是聪明人改善了他们的有利条件——那么这种文明必须能证明,它无需更高的费用就能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来。所谓一件东西的价值,我称之为生命的支出部分,需要立即付出,或者长期付出。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也许要八百元一幢,即便省吃俭用,偿付这笔钱也需要劳动者十到十五年的生命,还必须是没有家累的才行——这是以每个人的劳动价值为一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别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因此一般说来他必须花费大半生的生命才挣得到他的“小木房子”。如果他是租房居住的,那也还是在两件坏事中做了一次可疑的选择。野蛮人会明智地以这些条件为前提用他的木屋换取文明人所谓的宫殿吗?

瓦尔登湖畔的房子

也许有人认为,拥有这样的房子是为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但仅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不过是准备下了丧葬费用而已。然而,人也许用不着安葬自己。无论怎样,这里面就显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中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有人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无疑是为了我们得到好处,为了保存文明种族,使种族的生活更臻完美,却在很大程度上耗尽了个人的生命。但是我还是想说明白,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我还想说,不作出任何牺牲,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你说可怜的贫穷和你如影随形,你说父亲吃了酸葡萄,你说孩子馋得直淌口水,不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这使我想起我的邻居,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起码和其他阶级的人一样境遇不错。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辛勤工作了二三十年或四十年,为的只是可以成为自己农场的真正主人,而通常他们继承的这些农场是附带了抵押权的遗产,或者是借钱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劳力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代价——但是他们一般没有把这笔欠款还上。是的,那抵押权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的原价,结果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大负担,然而到最后总是有承继人,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这个承继人和农场融为一体了。我跟评估员交谈过,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够一口气背出十二个拥有农场、自由自在而又没有债务的农场主。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家宅的实况,只需到银行去打听一下抵押的情况。真正能够用劳力来偿付农场债务的人是如此之少,即便有的话,每一位邻居就能清楚地知道他是谁。我怀疑康科德这一带是否能找出三个这样的人。至于商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甚至一百个中间大约有九十六个是注定要失败的,农民也是如此。然而,说到商人的具体情况,他们中间有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亏本,而只是因为没有及时偿付款项而导致的赔本。也就是说,是因为信用的毁损。这样一来,问题就要糟糕得多,不禁使人想到前述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不能够被拯救,也许他们会比那些老老实实失败的人,在一种更加糟糕的意义上破产。破产和拒付债务都是跳板,我们文明中的一大部分就是从那里纵跃上升,翻起跟斗的,而困顿的人却站在饥饿这条没有弹性的跳板上。不过,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总是热闹非凡,仿佛农业的状况非常之好。

吃马铃薯的人〔荷兰〕凡·高

农夫们总是想通过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取得一条鞋带的好处,在畜牧业中搞投机。他们仰仗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性,然而在他转身之际却让自己的腿伸进了陷阱。他贫穷的原因就在这里。并且由于相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贫穷的,尽管我们并不缺乏奢侈品,但我们却身陷其中,还不及困顿的人有着一千种安逸。查普曼歌唱道:

人类陷入虚伪和烟雾,崇高被曲解,至上的欢乐稀薄得像空气。

虽然农夫得到了房屋,但并没有因此而更富,反倒是更穷了,连累他的恰恰是他的房子。依照我所能理解的,莫摩斯曾经说过一句理由充分的话来反对密涅瓦建筑的一座房屋,他说密涅瓦“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要不然就可以从一个恶邻居那里搬走了”。还可以再添一句话,我们的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我们通常被它幽禁在里面,而不是居住在里面。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邻居,也许正是我们可以鄙视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城里,至少有一两户人家,差不多一辈子都希望卖掉郊区的房子,搬到乡村去住,但是始终不能如愿,只能等到将来寿终正寝了,才能重新获得自由。

就算大多数人最后能够拥有或租赁到那些有了种种改善的现代房屋,但当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时候,却没有同时改善居住在房屋中的人。文明造出了一座座宫殿,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简单。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更显高贵,如果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只是浪费在获取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上,那么他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房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贫穷的少数人怎样呢?也许可以看到一点,一些人的表面境遇确实高于野蛮人,而另一些的表面境遇却成正比例地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持久奢侈完全建立在另一个阶级的贫苦之上。一面是皇宫,另一面是济贫院和“默默无言的贫穷人”。筑造那些法老王陵墓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只能吃些大蒜头,到头来连一块说得过去的葬身之地都没有。完成了皇宫上的飞檐,入夜回家的石匠,也许还是回到一所比小木房子还差的草棚里。如若有人以为一个国家随处可见文明的存在,那么国民的大多数的居住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和野蛮人的生活条件同日而语,这就大错特错了。我所指的还是一些生活在底层的穷人,还没有说到那些生活堕落的富人呢。要了解这一点,不必看得太远,只消看看铁路旁边,到处都有棚屋,这些是文明迟迟不肯降临的角落。我每天散步,都会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的棚子里面,整个冬天,门都是开着的,为的是让阳光照进来,也看不到什么火堆,那只是他们想象中的东西。无论老人还是小孩,由于长久地怕冷或受苦而蜷缩着躯体,因此身躯永久地变了形,他们的四肢和官能的发展也就停止了。关注这个阶级当然是公正的,所有这个时代里的卓越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场中,这样的情况在每个主要领域的技工们身上,或多或少都看得出来。或许我可以讲一下爱尔兰的情形,那地方,在地图上是作为一个白种人或文明人的地区的。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或任何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因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比一比吧。我丝毫都不怀疑,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是一样充满智慧的。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含有何等的污浊秽臭!我现在都懒得说我们南方各州的劳工,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都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也成了南方诸州的一种主要产品。不过不讲远处的东西,我只说说那些境遇还算不差的人吧。

埃及开罗吉萨金字塔(刘远拍摄)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一座房屋算什么,本不该穷困却实际上一辈子潦倒,因为他们总想有一座跟他们邻人一样的房屋。就像你只能穿上裁缝给你制成的衣服,你一步步放弃棕榈叶的帽子或土拨鼠皮的软帽,你就只有抱怨时代艰辛的份儿,因为你买不起一顶皇冠!要发明一座比我们已有的更舒适、更华美的房屋是可能的,但大家却说已有的房屋我们都还买不起。难道我们老要研究怎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吗?难道要那些可尊敬的公民们,一本正经地用他们的言行和举止来教育年轻人在老死以前就置备好若干双多余的皮鞋和若干把雨伞,以及空闲的房间去招待不存在的客人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那样简洁呢?我想到那些民族的救星,我们一贯把他们尊为天上派来的天使,给人类带来神灵的礼物,却怎么也想不出他们身后是否会有仆役随从,会有什么满载着时髦家具的车辆。如果我同意下面这种说法,那会怎么样呢?那不是一种奇怪的纵容吗?——有人认为我们在道德和智慧上如果比阿拉伯人更为优越,那么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他们的更复杂!现在,我们的房屋正堆满了家具,被家具弄得一团糟,一位好的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扫入垃圾坑,也不愿让早上的活儿放着不干。早上的活儿呵!在微红色的曙光中,在曼依的音乐里,这个世界上的人早上的活儿应该是什么呢?我桌上,有三块石灰石,非得天天拂拭它们不可,真叫我震惊,而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没时间按时拂拭呢,于是嫌恶地把它们迅速扔出窗子去。这样说来,我怎么配有一个有家具的房屋呢?我宁可坐在空旷的地方,因为灰尘不会落在草叶之上,除非是人类已经玷污过的地方。

衣橱

骄奢淫逸的人制造了时髦的风气,人很容易陶醉于奢侈的装饰以及豪华的家具上。

骄奢淫逸的人制造了时髦的风气,于是成群的人亦步亦趋地跟风乱跑。一个旅行者,投宿在一间所谓最漂亮的房间里,他很快发现一点,旅店的主人把他当做萨达拿泼勒斯来招待了,如果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很快他就会完全失去自身的特质。我想到铁路车厢,我们宁愿花更多的钱在奢侈的装饰上,而不愿花在行车的安全和便捷上,结果安全和便捷无从谈起。车厢成了一个摩登客厅,有软褥的睡椅,土耳其式的厚榻,遮阳的帘子,还有一百种各异的东方花样,统统照搬到我们西方来享用。那些花样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粉黛,天子的后妃而发明的,这是乔纳森听到这些名称都要难为情的东西。我宁可坐在一只大南瓜上,厮守着它,也不愿挤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可坐一辆牛车,自由自在地来去,也不愿意坐什么花哨的游览列车飞向天堂,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蛮荒时代,原始人类活得简单,赤身露体,至少有这样的好处,他始终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够,恢复元气,便可以再考虑新的行程。是啊,他居住在苍穹的篷帐下面,不是穿过山谷,就是踱过平原,或是攀登高山。可是,看啊!人类已经成为自己工具的工具了。那个肚子饿了便独自摘下果子的人成了一个农人,而在树荫下休息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夜间露营,我们安居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只是把它当做改善农业的一种方法。我们已经在尘世造好府邸家宅,随后就要修造坟墓。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但是我们的艺术效果却是把这种低级的境遇营造得舒舒服服,而那比较高级的境界却被遗忘了。在这个世界里,艺术作品没有插足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流传下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或街道也不能为其提供恰当的陈列处。没有挂画的钉子,也没有接受英雄或圣者胸像的架子。一想起我们的房屋是如何建造的,是如何付款或付而未清账的,它们家庭的内部经济又是怎样一回事,我不禁会惴惴不安,担心在宾客赞赏壁炉架上那些小玩意儿的时候,地板会一下子坍下去,让他掉到地窖中去,一直落到坚固的、忠实的地上。我不能不接受,世人是在追求着所谓富有而优雅的生活。我与那些粉饰生活的艺术品素来无缘,于是全神贯注于人们的奋斗拼搏之上。想起人类肌肉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据说他们能从平地上跳到二十五英尺高。如果没有东西支撑,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也还是要跌到地上来的。因此,我想问那些不恰当的产业所有者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在支持你?你是在九十七个失败的人当中呢,还是在三个成功的人当中?请回答我这些问题,然后我也许可以看一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鉴赏鉴赏它们的装饰风味。车子套在马前面,既不美观,也无用处。我们在用美丽的饰物装饰房屋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去一层,我们以往的生活也一起被刮去,还要有美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础。美的品味大部分是在户外熏陶出来的,在户外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现代体育比赛中的跳高项目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说起了第一批移居到这个城市来的人,他和他们是同时代的。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上,挖掘窑洞,作为最早的栖身之所,又把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在最高的一侧生了火,冒浓烟,烘烤泥土。”他说他们并不“给自己造房子”,直到“上帝赐福,土地上生产了足够的面包喂饱他们”,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偏偏不好,“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漫长季节里节衣缩食”。1650年,新尼特兰州州秘书长用荷兰文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诉预备往那里移居的人说,“在新尼特兰的人,特别在新英格兰的人,一开始是无法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建造房屋的,只好在地上挖一个四方坑,像地窖的样子,六七英尺深,长短随便他们自己;然后在墙壁上装上木板,又用树皮或者别的代用品把木头接缝挡上,不让泥土从缝隙进来;还用木板铺了地板,做了天花板,架起了一个斜桁的屋顶,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可以很温暖地在里面住上两三年或四年。不难想象,这些地窖中还隔出了一些小房间,房间的多少自然依据家里的人口数目而定。新英格兰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在殖民地创始之初,也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节省筑造房屋所需的时间,不耽误种庄稼以免弄得下一季粮食不够吃;第二,不希望他们从祖国招来的大批苦工感觉到灰心丧气。三四年之后,当田野适于耕种时,他们再花费几千元钱给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的祖先采取这个做法,起码表明他们是谨慎从事的,他们的原则似乎是从满足最紧迫的急需出发的。那么现在,我们最紧迫的急需得到满足了没有呢?一想到为我自己弄一套奢侈的房子,我就垂头丧气了,因为这一片土地上还没有相应的人类文化与之协调,我们至今还不得不以牺牲我们精神口粮为代价,甚至比我们的祖先的精神食粮都差得很远。这并不是说一切建筑的装饰,在最初的阶段里可以完全忽略,而是说可以把我们房内的装饰和我们生活关系密切的部分搞得搭配一点,如同贝壳的内壁,但千万不能搞得过分的花哨。可是,唉!我曾经去过一两座房屋,见识了它们的内部是如何装修的。

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退化到住窑洞、住屋棚或穿兽皮的地步,那付出了高价换来的便利,人类的发明与工业的贡献也还是应该接受的。在我现在这样的居住区里,木板、屋面板、石灰、砖头,比起可以居住的窑洞,整根原木,大量的树皮,黏土或平坦的石片,要更容易得到,也便宜得多。我说得还算专业吧,因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我都很熟悉这些事情。只要再聪明一点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今天最富有的人还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之人,就是更有经验、更有智慧的野蛮人而已。还是让我尽快来叙述我自己的实验吧。

风景(局部)龙约翰·乔治·冯·迪里斯

1845年3月下旬后期,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向瓦尔登湖边的森林,到达我预期造房的地点附近,着手砍伐一些高大的箭形白松树,这些树很年轻,是上好的木材。开始总是很难的,要不时地东借西借,但这也许是唯一的有效方法,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发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在伸手递给我斧子的时候,说它是他的掌上明珠。然而我归还它时,斧头变得更加锋利。我工作的地点是一个秀丽的山坡,长满了松树,透过松林可以窥见湖水,还可以望见林中一块小小空地,那里长着小松树和山核桃树。湖水凝结成冰,没有完全融化,只有几处化开了冰窟窿,黝黑一片,并渗透着水。我在那儿工作的几天里,还飘过几阵稀稀疏疏的雪花。但在我回家途中,走到铁道上的时候,路过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是此起彼伏的黄沙堆,闪烁在蒙蒙的雾气中,而铁轨也在春日的阳光下光亮夺目。我看见云雀、小鹅和别的鸟雀全都赶来了,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不大喜爱的冬日正在与冻土一起消融,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展了,透出欣欣向荣的气息。一天,斧头的斧柄掉了,我便砍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做成一个楔子,用石头把它敲进去,再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涨大一些。这时我发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感到很自然,它潜伏在湖底,竟跟我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足足有一刻多钟。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我于是想到,人类依然残留在目前的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也是同样的原因。但是如果人类在春的感召之下苏醒过来,他们一定会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去。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看到路上有一些蛇,它们的身子一部分还很麻木,不灵活,在等待阳光来唤醒它们。4月1日下了一场雨,冰融了,在浓雾笼罩的大半个早晨,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徘徊在湖上,迷途似的哀鸣,如同雾中的精灵。

透过松林窥视瓦尔登湖

我这样一连干了几天,用那狭小的斧头,伐木,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下面这首诗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究式的思维,只是兴之所至,信口吟成。

人们津津乐道;

飘飘然四处招摇——

繁华的艺术,科学的奇妙,

越来越沉迷的奇技淫巧;

只有这风来了又去了。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多数门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只砍一边,其余几边留下树皮,这样一来它们和锯过的木料一样平直,却更为结实。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把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林中的白昼往往不长,然而,我常带着我的牛油面包当午餐,中午时坐在我砍下的绿色松树枝上,阅读包裹面包和黄油的报纸。由于我手上粘有一层厚厚的树脂,于是松香的香气染到面包上。在我完工以前,我和松树成了密友,尽管我砍伐了几棵,却依然没有引起它们的怨恨,反而拉近了和它们的距离。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被斧声吸引了过来,我们就愉快地面对着碎木片闲聊。

转眼已经进入4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直立起来了,但我依旧不紧不慢地工作,只是尽力做好而已。我已经买下了詹姆斯·柯令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的棚屋,打算利用它的木板。他的棚屋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好建筑。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四处走动了一下,起先对里面没有十分注意,只见它的窗户又深又高。屋子不大,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没有什么别的特点。四周堆积着五英尺高的垃圾,像一堆肥料。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尽管被太阳晒得有些边翘,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条终年群鸡乱飞的通道。柯令斯夫人来到门口,邀请我到屋内去验货。我一走近,母鸡们吓得往里跑去。屋里光线有些暗,大部分地板很脏,潮湿、发黏、晃动,这里一条、那里一条地乱放,可是不能动它,一动就会裂掉。她点亮一盏灯,让我仔细察看屋顶的边角和墙壁,以及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却劝告我不要踏入地窖中去,那只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说,“头顶、四周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其实只是两个方框,近来只有猫在那里出进。屋里有一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这里的婴儿,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的镜子,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磨,钉牢在一块幼橡木上,这就是全部的家当了。我们的交易很快就谈妥了,因为那时詹姆斯也回来了。当天晚上,我需要交付四元两角五分,他需要在明天凌晨五点搬家,其间不得卖给任何人,六点钟,我便可以拥有那座棚屋。他说,赶早来最好,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含糊其辞、毫无道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的麻烦。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家人。一个大包裹,全部家产都在内——床、咖啡磨、镜子、母鸡——除了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得知,它触碰了一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终于成了一只死猫。

同一天的早晨,我就开始拆卸这棚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拆下的木板搬运到湖边,散放在草地上,好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恢复原来的模样。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一只早起的画眉送来了一两支小曲。年轻人派屈里克诡秘地告诉我,一个叫西莱的爱尔兰邻居,在装车的间隙把还能用的、直的、能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回去打发一天的时光,心无旁骛,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这时他就站在一旁,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事可做啊。他在那里代表着一大群人看景,使这琐屑、微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更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向南倾斜的山坡上挖掘我的地窖,一只土拨鼠也曾经在这里挖过它的洞穴。我顺着洞向下挖漆树和黑莓的根,一直挖到植物最下面的残留根须。在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处,有一层良好的沙地,无论冬天再怎么冷,也决不会冻坏埋在里面的土豆。它的周围是渐次倾斜的,没有砌上石块;太阳照不到地窖壁,沙土没有松散下来。这些工作只花费了不过两小时。我对于挖土掘洞这种活儿特别感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需要挖掘到地下去,都能得到同样的温度。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仍可以找到地窖,他们在里面埋藏块根植物,像古人那样,并且将来即使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后代人还能发现地窖的入口。所谓房屋,只是一条过道,通向一个地洞而已。

读书或者歌唱〔法〕弗拉戈纳尔

5月初,在一些熟识人的帮助下,我的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请他们帮忙,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跟邻舍联络一下感情。屋架的树立,我是倍感荣耀的。我相信,有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树立一个更高的建筑。7月4日,我开始入住我的小屋,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层层紧叠,近乎完美,遮风挡雨不在话下。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地基,所用石块约有两车之多,都是我用双臂从湖边搬上山的。但直到秋天锄过庄稼后,我才把烟囱完成,恰好赶在必须生火取暖之前。我总是一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我认为这种方式要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我的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就这样度过一些惬意的时光。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较多,读书的时间自然就少了。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台布,都带给我无限的欢乐,这和阅读《伊利亚特》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我修房造屋已经够用心了,不过更加用心一些也许是合算的。比方说,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什么样子要先考虑好,除了目前需要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是没有必要修建什么上层建筑了。一个人建造自己的房屋,跟一只飞鸟筑巢一样是合乎情理的。但谁知道呢,倘若人们都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他们自己的住处,又简单地、老实地用食物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么,诗的才能一定会在全球发扬光大,如同鸟儿该唱歌时百鸟齐鸣一样。可是,唉!我们不喜欢燕八哥和杜鹃,它们把自己的蛋下在别的鸟禽所筑造的巢中,叽叽喳喳,好不刺耳,这声音使行路经过的人都感到不舒服。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舍弃给木匠师傅?在众多的人生经历中建筑占有什么地位呢?在我所有的散步中,还绝对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建造自己住的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社会性的。不单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民也一样可以做的。这种分工要到什么程度才停止呢?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那就是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然而假如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想,那就不太好了。

不错,这个国家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这样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实的核心,一种必要性,由此产生一种美,仿佛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说,这是很不错的,可实际上,他只比普通爱好美术的外行人高明了一点儿。一个在建筑上多愁善感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却从飞檐入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实的核心,好比每块糖里实际上有一颗杏仁或者一颗葛缕子——但是我总觉得吃杏仁,似乎更有益于健康——他没有考虑到居民,也就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他本可以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实用,而不去在乎什么装饰。但凡有些理性的人都会把装饰当做表面的东西,仅属于皮肤上的东西——就像乌龟具有斑纹的甲壳,贝类具有珍珠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一样自然,还需要签订什么合同?但是,一个人跟他自己房屋的建筑风格无关,就跟乌龟与它的甲壳无关一样。一个士兵闲得无聊也用不着把武夫之勇的确切颜色涂抹在他的服装上,因为敌人会知道的。冲锋陷阵的紧要关头,他或许就会面如土色。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在飞檐上俯瞰,小心地向那粗鲁的居住者嘀咕着他那似是而非的真理,实际上居住者懂得比他更多。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我知道是从内部逐渐向外部生长出来的,是从居住在里面的人的实际需要和他的性格中滋生出来的,唯一的建筑师就是住在里面的人——美来自他无意识的真实感受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考虑过。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已在无意识中有了生命之美。画家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有趣味的住宅一般是普通穷人的木屋和农舍,没有一点虚饰,只是一种谦卑本色。仅仅在外表上有的那种特性不能使房屋显得别致,相反,那些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才真正具有特色。同样有趣味的,还有市民们那些郊外的箱形木屋,他们的生活简单,跟想象的一样,其住宅也没有一点令人烦恼的风格。大多数建筑上的装饰确实是空洞的,一阵9月的风便可将它们轻轻吹掉,如同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不会对实质性的东西有什么损害。不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不懂建筑学也可以过得去。如果在文学里也同样不遗余力地追求装饰风格,如果《圣经》的作者们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很多时间在粉饰上,会是怎样的情形?纯文学、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便是如此矫揉造作的。诚然,人类很关心这几根木棍子是斜放在他上面,还是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如果正经地说,这里头是很有意思的,他把它们斜放了,箱子涂上颜色了。精神一旦离开肉体,它也就是为自己打造棺材了——这就是坟墓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别称罢了。有人曾说,在你失望的时候,或是对人生漠视的时候,请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想到他那临终的狭长的房子了吗?抛一个铜币来做一下抉择吧。他一定有很多的闲暇时间!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来呢?不如就把你的房屋粉刷成你自己的肤色,这样会好得多,让它苍白的颜色为你脸红好了。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造!等你把我的装饰弄好了,我会让它们派上用场的。

建筑师之梦〔美〕汤姆斯·科尔

三一教堂

位于美国华尔街,教堂的路对面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曾经的办公地,而教堂的北侧是墓地,汉密尔顿就长眠在那里。

入冬之前,我砌好了烟囱,并在屋侧钉上一些薄片,因为那里已经不能挡雨。那些薄片是从木头上砍下来的,并不规则,而且已经变形,我不得不用刨子把它们的两旁刨平。

于是我拥有了一个木板严实、抹以泥灰的木屋,宽十英尺,长十五英尺,木柱高八英尺,此外还有一个阁楼,一个隔间,一边各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尾端有一个大门,正对大门有一个砖砌的火炉。我房子的支出,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不算我自己所干的全部活儿的成本,总数我列在下面的清单里。我列举得如此详细,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精确说出他们的房子究竟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这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和个别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假如真的有的话,也是极少了:

木板……8.035美元——大部分是旧板子

屋顶及墙板用的旧木片……4.00美元

板条……1.25美元

两扇旧窗及玻璃……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美元

两箱石灰……2.40美元——买贵了

头发……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用铁片……0.15美元

钉……3.90美元

铰链及螺丝钉……0.14美元

闩子……0.10美元

粉笔……0.01美元

搬运费……1.40美元——大多自己背

共计……28.125美元

以上便是所有的材料,除了木料、石头、沙子,后面这些材料是我按照政府公地上定居者的权利弄到的。我另外还搭了一间连墙的屋子,大都是用造房之后剩下来的材料盖的。

我想给自己造一所房子,论宏伟与华丽,它要超过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只要它像现在这间屋子一样令我高兴,而且花费也不比我这所房子更多的话。

我发现,只想有一个住处的大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而这样一所房子的造价并不比他现在每年支付的住宿费高。如果我的话像在夸大其词,不切实际,那么我的理由是,我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人类夸大。而且我的缺点和自相矛盾并不会影响我的结论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这就好像是很难把糠秕从麦子上打掉一样,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深表遗憾——但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在这件事上说得理直气壮,这对于品德和身体都是一个极大的快乐。并且我发誓,决不屈辱地做魔鬼的代言人,我要竭力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比我那房子稍大一点儿的学生宿舍,单是住宿费每年就三十元。那家公司却占尽了便宜,在一个屋顶下建造毗连的三十二个房间。房客会因邻居众多感到嘈杂,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多有不便。于是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的需要,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受教育的开支也会大幅度减少。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为了得到种种好处,付出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合理地处置这一类事情,那只消花十分之一就够了。最费钱的东西从来就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举个例子,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支出,但是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这根本不需要花钱。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捐款的人,募捐来大钱和小钱,然后盲目地按照分工的原则,分工分得走入了极端,其实这个原则是很难把握的,需要倍加小心。根据这些原则,弄来一个把这种事情当做投机生意做的承包商,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让他们来打地基,然后,学生们就得乖乖适应这里的一切。为了这些愚蠢的决策,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得不掏钱受教育。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动手打下基础,学会教育自己,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得到了他一心一意追求的清闲,他们根据流行于社会的各种制度,逃避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这种清闲却被他们白白地浪费掉了,让这种清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全没有学到。“可是,”有人说,“你总不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而是应该用手去学习吧?”这实在是个误解,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主张的那些东西人们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以生活为游戏,或仅仅以研究的态度对待生活,还要社会花很多钱去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青年人只有随时努力尝试生活,才能更好地学习生活,我想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用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白这一点。倘若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和艺术,我就不愿意遵循常规,把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就是不教生活的艺术,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下看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察;研究了化学,却不去学习他的面包是怎么做成的,需要什么技艺,也不学如何挣来面包;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更没有发现自己也是一颗流浪的卫星;或者在一滴酸醋里观察各种怪物时,却被周围的怪物吞噬了。

波士顿瓦尔登湖畔——梭罗小屋及梭罗塑像

一个孩子自己挖出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出来,然后做成了一把他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方面收到他父亲给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又是哪一个孩子会被折刀割破了手呢?……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离开大学的时候,他们说我已经学过航海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转一圈儿,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即使贫困的学生也学了政治经济学,不过那只是大学教授教的政治经济学,其实生活的经济学是哲学的同义语,在我们的学院中基本上没有认真地教过。结果弄成了这个局面,因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经济学说,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雅典学院〔意大利〕拉斐尔

画中描绘了雅典学院里的哲学家、科学家以及艺术家们进行学术探讨的热烈场面。

正如我们的学院,搞了一百种“现代化的先进措施”,人们对它们很容易产生幻想,实际并不总是有积极的进展。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追加股份,瞪大双眼盯着最后的收益。我们的发明宛如一些漂亮的玩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忽视了许多正经的事情。它们只是一些改进的工具,为了一个没有改进的终极,一个已经达到而且容易达到的终极,恰如通向波士顿或者纽约的铁路。我们急急忙忙要从缅因州架设一条磁力电报线直达得克萨斯州,其实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需要拍发。正像一个人,满腔热情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的听筒也放在她手里,他却发现原来没有话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把问题说得清楚。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打通隧道,让旧世界向新世界之间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黛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说来说去一句话,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怀疑小飞侠有没有带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缅因州风光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存点钱。你喜欢旅行,你今天就可以坐上汽车去菲茨堡见见世面嘛。”不过我有比这更聪明些的想法。我明白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们可以试一试,看谁先到那里。行程是三十英里,车票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这里的筑路工人一天只拿六角钱。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不到晚上我就到达了。一星期来,我的旅行都是这样的速度。那时候,你还在挣那必需的车费,然后明天某个时间到达,或者今天晚上也可能到达,如果你运气上佳,及时找到工作的话。然而,你不是上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由此可见,铁路线尽管绕满全世界,我想我依然还是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点阅历之类的说法,我实在难以苟同。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从没有人能胜过它。说到铁路,我们可以说它有多宽就有多长。要修建一条绕全世界一周的铁路,全人类都可以乘坐,那就要把这个星球表面全都铺遍了。人们糊里糊涂相信了他们的话,只要他们继续用股份合资经营的办法,只要他们把木石和铲子交替使用,火车最后总会到达任何地方的,几乎不用花什么时间,也不要花什么钱。于是成群的人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大家都上车”。当烟在空中散去,一团一团浓密的蒸气喷出来,人们才看清楚寥寥数人坐上了火车,其余的人被火车呼啸碾过,这就被称做“让人沮丧的事情”。毫无疑问,挣到了车费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如果他们活得岁数足够大的话。可是话说回来,他们到时候也许早就没有了爽朗的心情和旅行的欲望。花了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去挣钱,为的只是在生命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种消耗让我想起一个英国人,为了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他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所有的棚屋里惊呼,“我们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比较起来,是好的,也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坏,是干了一件更糟糕的事。不过,你们作为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把时间更好地打发掉,别干这种挖脏土的活儿。”

在我的房子建成之前,我就想用诚实又愉快的方式来赚它十块到十二块钱,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我在两英亩半的屋边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一点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共占了十一英亩地,大多数种植了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一英亩卖出了八块零八分钱。有一个农民说这地“毫无用处,只好养一些唧唧叫唤的松鼠”。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我不是它的主人,不过是一个居住在无主之地上的人。我不希望种那么多的地,就没有一下子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许多树根来,供我燃火用了好长时间。在有些树桩周围我留下几圈未耕作过的土地,到了夏天,那里就会长出茂盛的蚕豆,格外引人注目。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和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也补足了我不够用的燃料。我不得不花钱租了一组犁地的马,雇一个人帮忙,不过我自己亲自扶犁。在第一个季度,我的农场开支,比如农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是十四块七毛二分钱。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种子实在不值多少钱,除非你用种子过多。我收获蚕豆十二蒲式耳,土豆十八蒲式耳,此外还有若干豌豆和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美元

减去支出14.725美元

结余8.715美元

除了消费掉的农产品,当时我手头的这份估计约值四元五角——这笔钱用来购买我没有种植的一点龙须菜绰绰有余。从全面考虑,这就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这个实验占去了我很短的一点儿时间,不,正是因为时间短暂,我相信,比起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场主,当年这笔收入还是不错的。

尼维尔的田间劳作〔法〕博纳尔

第二年,我就干得更好了,因为我把需要的所有土地全部翻了一遍,约有三分之一英亩。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一点也没有被那些有关耕作的著名书籍吓住,包括亚瑟·扬的著作在内。如果一个人简朴地生活,只吃他自己收获的粮食,而且吃多少种多少,不用粮食去交换没完没了的奢侈品和昂贵的东西,那么他只需要耕种几十平方码的土地就足够了。用铲子比用牛耕便宜得多,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以免给旧地不断地施肥。而一切农场上的必要劳动,只要他夏天有空闲的时候抽空就可以做好。这样一来,他也不会被一头公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者一只猪拴住,像现在的农人那样。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讲话不带偏见,我对目前经济和社会的各种措施不感兴趣。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民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抛锚固定在一座房屋或一个农场上,我能随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一刹那都变化多端的。况且我的光景已经比他们的好了许多,如果我的房子烧掉了,或者我的庄稼歉收了,我还能跟以前一样过得很好。

我常常想,与其说人在放牛,不如说牛在牧人,不过农人享有更多自由。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必须劳动的话,那么牛看来要占便宜得多,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担任的一部分交换劳动便是割上六个星期的干草,这可不是儿戏呢。自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生活都很简朴的国家(或者说,没有哪个哲学家组成的国家)会犯如此大的错误,利用动物的劳动。确实世上从未有过,将来也未必见得会有哪个哲学家的国家,就是有了,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美满的。然而我绝对不愿意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束缚了它,叫它替我做任何它能做的工作,因为我怕自己变成了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样做了,社会就受益匪浅,那么难道能够肯定一个人的盈利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难道能够肯定马房里的马夫跟他的主人是同样地满足吗?有些公共的工作没有牛马的帮助是建立不起来的,就让人类和牛马一起分享这种光荣。是否能推理说,那样的话,他就不可能用更加对得起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工作了呢?人们利用了牛马帮助,做了许多不仅是不需要的和艺术的,而且还是奢侈的和无用的工作,这时,少数人与牛马交换活儿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换句话说,这些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给他内心的畜生干活儿,而且为了一种象征,他还得为满足其他的畜生干活儿。尽管我们拥有了许多砖砌石垒的房子,但是农人的兴旺发达仍然是看牲口圈有多么大,比他住的房子多出多少。据说城市里有最大的房屋,供给这儿的耕牛、奶牛和马匹居住,公共建筑在这一方面毫不逊色,可是在这个县里,可供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用的大厅反倒很少。国家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给它们自己树立起纪念碑,为什么不用抽象思维的力量树碑立传?东方的全部遗址,也决不比一卷《对话录》更让人心动!高塔与寺院是帝王的奢侈品。一个单纯而独立的心智决不会听从帝王的吩咐去做苦工。天才不会成为任何皇帝的侍从,即使是上品的大理石或者金银珠宝,也无法让他们为之动容。上帝啊,请告诉我,锤打这么多石头,到底为了什么?当我在阿卡狄亚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人雕琢大理石。许多国家沉迷在疯狂的野心中,一心想靠留下多少雕琢过的石头来使它们自己万世流芳。如果他们用同样的劳力来琢凿自己的风度,那会怎么样呢?一件理性的事情,要比矗立一个高得碰到月球的纪念碑更加值得留传。我更喜欢让石头放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像底比斯那样的宏伟是庸俗的。即使拥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也难以企及,因为它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还没有围绕着诚实人的田园的一平方杆的石墙那么合理呢。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化倒建造了华丽的寺院,而可以称之为基督教的,就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都用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自己。说到金字塔,本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为某个狂妄自大的笨蛋建造坟墓,可这种笨蛋还不如在尼罗河里淹死,随后把他的尸首喂狗,倒显得更为理智,更有几分人样。我可以为他们和他寻找某种借口,可是我没有这闲工夫。至于那些建筑家信仰的宗教和他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全世界是一样的,不管他们造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银行,总是代价大于实际。原动力就是虚荣,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热爱则推波助澜。一个年轻的、有希望的建筑师叫巴尔康先生,他向罗马建筑师维特罗微乌斯学习,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交到道勃苏父子采石公司手上。被历史鄙视了三十个世纪的东西,现在却受到人类的万分敬仰。城里有过一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到中国去的隧道,掘得这样深,据说他已经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响声了。可是,我想我决不会越出我的常轨而去赞美他的那个窟窿。许多人关心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想知道是谁造的,我更愿意知道,是谁当时不肯造这些东西——谁能够超乎这许多烦琐玩意儿之上。让我继续统计下去吧。

田园风光

当时,我在村里进行测量,做木工活儿,以及各种各样别的杂活儿,我能干的行业可用我的手指数量来计算。从7月4日到来年3月1日,我挣到了十三元三毛四分钱,相当于八个月的伙食费用,这些是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估算出来的。尽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不算土豆和为数很少的绿玉米和豌豆,也没有考虑结账这天留在手上的存货价值——以下是我种植的具体账目:

土拨鼠

也叫旱獭,主要分布于北美大草原至加拿大等地区。样子虽然看上去笨笨的,但却非常机警。为了安全起见,它们的洞穴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出口。

是的,我的确总共吃掉了八元七角四分。不过我不应该这样厚着脸皮公布我的罪过,倘若我不知道我的多数读者与我自己一样有罪,他们的行为写出来比我的好不到哪里去。第二年,有时我捕鱼吃,有一次我还杀了一只蹂躏我蚕豆田的土拨鼠——它颇像鞑靼人所说的在执行它的灵魂转世——我吃了它,一半也是试验性质,虽然有股近乎麝香的香味,它还是暂时给了我一番享受。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口福是没有好处的,即使你请村中名厨给你烹调土拨鼠也不行。

衣物及其他零星开支……8.4075美元

油及一些家庭用品……2.00美元

除洗衣和补衣,大多时候是拿到外面去的,账单还没有出来——这些是必须花的全部的钱,或者超出了必须花的范围——所有的支出是:

房子……28.125美元

农场的一年开支……14.725美元

八个月的食物……8.74美元

八个月的衣服等……8.4075美元

八个月的油等……2.00美元

共计……61.9975美元

现在我是向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说话的。为了支付这一笔开销,我卖出了农场的产品从开销上减去此数,差额是二十五元二角一分又四分之三——恰恰是我开始时所有的资金,原先就预备负担支出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除了我得到的闲暇、独立和健康,我还有一个安乐的窝,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计 23.44美元

日工挣到的……13.34美元

共计……36.78美元

这些统计资料,虽然很琐碎,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因相当完备,也就有了某种价值。凡是我得到的东西,都归纳到账上了。从上面列的表来看,仅仅是食物一项,每星期要花掉我两角七分钱。在后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食物总是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米、少量的腌肉、糖浆和盐;我的饮料只是水。对我这样爱好印度哲学的人,用米作为主要的食粮是合适的。为了应付一些专爱吹毛求疵的人的各种反对,我还要同时声明,倘若我偶尔在外面用餐,一如我过去总在外面用餐那样,我已经说了,到外面吃饭是经常的事。对于这样的比较的说法,是一点不发生影响的。

两年的经验告诉我,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要得到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粮也不费什么麻烦,方便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一个人像动物一样吃简单的食物,仍然可以保持健康和力量。我曾经从玉米田里采了一些马齿苋(拉丁文为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吃了一餐,这一顿饭在各方面都使我心满意足。我把它拉丁文的学名写下是因为它的俗名不好。你知道,在和平年代,在日常的中午时分,除了吃一些甜的嫩玉米,加上盐煮,一个理性的人还能希望什么更多的食物呢?即使我稍稍变换花样,也只是为了换换口味,并不是为了健康的缘故。然而人们常常挨饿,往往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奢侈品。我认识一个善良的女人,她以为她的儿子送了命是因为他只喝清水的缘故。

马齿苋

读者会看出来,我对待这个问题是出于经济的观点,而非美食的观点。读者不会冒险拿我的节食法做试验,除非他是一个一身赘肉的人。

一开始,我用纯粹的印第安玉米粉和盐来焙制面包,那是真正的耨糕。我在露天的火上边放一片木瓦或者一根修建我的房子时锯下来的木棍,在上边烘烤,时常熏得黑乎乎的,但却会有一股松木的清香味道。我也试过面粉,不过最后发现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的合制最方便、最可口。天冷的时候,这样连续地烘这些小面包是很有趣的事,过细地翻身,像埃及人孵小鸡一样。我烤熟的,正是我真正的谷类食品,有一种芳香,闻起来决不亚于那些高贵水果的香味。我用布把它们包起,尽量保持这种芳香,越长久越好。我研读了不可缺少的制造面包的古代艺术,向那些权威人物讨教,一直回溯到原始时代和最初发明的不发酵面包。那时从吃野果子,啖生肉,人类第一次进步到了吃这种食物的文雅优美的程度。

我慢慢地又在我的读物中探索到面团突然间发酸。据说就这样,发酵的技术被学到了,然后经过各种的发酵作用,直到我看到“良好的,甘美的,有益健康的面包”,这生命的支持者。发酵,有人把它尊为面包的灵魂,填充细胞组织的精神,像女灶神维斯太的火一样被虔诚地保存下来。我猜测一些装满酵母的珍贵瓶子是“五月花”号首先带来的,让美国人烤上了面包。它的影响还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膨胀、伸展,如食粮的波涛——这酵母我也从村中正规地、忠诚地拿到了手,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却忘记了使用说明,用沸水烫了我的酵母。出了这个事故,我倒发现连酵母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发现这个不是用综合法,而是用了分析的方式——从此我轻松愉快地取消了它,虽然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曾经热忱地、诚心诚意地告诉我,没有酵母便不会做出安全而有益健康的面包;年老的人还说我的体力很快就会衰退。然而,我发现这并不是必需的原料,没有发酵我也过了一年,我还是生活在活人的土地上。我高兴的是总算用不着在袋子里带一小瓶酵母,有时砰的一声瓶子破碎,里面的东西都散掉了,弄得我狼狈不堪,不用这东西更省心、更自在了。人也是动物,比起别的动物,更能适应所有的气候和环境。我也没有往面包里放盐、放苏打或者其他酸性的和碱性的东西。看来我是依照了基督诞生前两个世纪的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卡托的方子做面包的。“Panem depstie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llgito,coquitoquesub testu.”我理解这段拉丁文的意思是:“这样来做手揉的面包。洗净你的手和盆子。把粗粉放进木盆,慢慢加水,揉均匀。等你揉好了,使成形,而后盖上盖子烘烤。”其实就是一只面包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发酵。但是我并非经常受用这些东西维持生命。有一段时期,囊空如洗,我足足一个月没有吃上面包。

罗马神话中的女灶神

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块土地上种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生产出他自己所需要的面包原料,而不用依靠于路途遥远且价格变动不定的市场。然而目前我们生活得既不简朴,又没有独立性,在康科德,店里已经很难买到新鲜甜美的玉米粉了,玉米片和更粗糙的玉米更是无人问津。农民们把自己生产的一大部分谷物喂了牛和猪,另外花了更大的代价到铺子里去买了未必更有益健康的面粉回来。我看到我可以很容易地生产我的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前者在最贫瘠的地上也能生长,后者也用不着最好的土地,可以用手磨把它们磨碎,有了它们,没有大米和猪肉也一样生活。倘若我必须使用一些糖,我发现从南瓜或甜菜根里还可以做出一种很好的糖浆来,而且我知道栽种几棵槭树也可以更加容易地熬出糖来。如果当时这一些还没成熟,我也可以用许多代用品,代替已经提到过的几种东西。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曾歌唱——

南瓜,防风,胡桃,

榨汁,熬糖,润唇。

最后,说到盐,那是杂货中最普通的用品,你本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到海边去转转,看看怎么弄盐,或者,如果完全不用它,那也许还可以少喝一点开水。我就没有听说过印第安人不胜其烦地去寻找食盐。

就食物而言,这样我避免了一切的经营与买卖,避免与人讨价还价,而且房子已经有了,剩下只是弄到衣服和燃料的问题。我现在所穿的一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织成的——谢天谢地,人还有这么多的美德啊!我认为一个农民落到技工的地步,其落差值得纪念,正如一个人最后不得不做农民一样——身置一个陌生的乡间,弄燃料是一件累人的事情。至于栖息之地,如果不让我居住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我可以用我耕耘过的土地价格——就是说,八块八毛钱,来买下一英亩地。可是,我倒认为我住在这块土地上使它的身价提高了。

社会上总有一部分心存疑惑的人有时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不是认为仅仅靠吃蔬菜就可以活下去。为了立刻说出事物的本质——因为本质就是信念——我常常这样作答,说我吃木板上的钉子都可以生活下去。如果他们连这都无法领悟,那么我说再多也是对牛弹琴。在我这方面,我很愿意听说有人在做这样的实验:好像有一个青年曾尝试过半个月,只靠坚硬的、连皮带壳的玉米来生活,而且只用他的牙齿来做石臼。松鼠曾试过,很成功。人类对这样的试验是有兴趣的,虽然有少数几个老妇人,被剥夺了这种权利,那些在磨坊拥有三分之一资产的人会感到惊慌了。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其余的没花多少钱,我也没有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只桌子、三只凳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一个壁炉柴架、一把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杯子、一把勺、一个油罐、一个糖罐、一盏日本漆灯。没有人穷得只能坐在南瓜上。那是偷懒的办法。在村中的阁楼上,有好些是我最喜欢的椅子,喜欢就去拿。家具!谢天谢地。我可以想坐就坐,我可以想站就站,根本用不着另一间屋子来作家具仓库。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具装在车上,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而且只是一些穷酸的空箱子,除了哲学家之外,谁会不害羞呢?这是传教士斯波尔亭的家具。看了这些家具,我还无法知道是属于一个所谓有钱人的,还是属于穷光蛋的。它主人的模样似乎总是一副穷酸相。真的,这东西越多,你越穷。每一车,都好像是十几座棚屋里的东西。如果说拥有一座棚屋是贫困的象征,那么拥有这样一车家具就意味着十二倍的穷困。你说说看,为什么我们时常搬家?不就是为了摆脱我们的家具,来一次脱胎换骨。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有新家具的世界去,把这陈旧的一切付之一炬会如何呢?这正如一个人把所有机关的拉绳缠在他的皮带上,当他搬家路经荒野之地时,却一步都不敢往前移,因为那些拉绳放得满地都是,一旦拉动它们,他就会弹进他自设的陷阱里去。他是一只幸运的狐狸,只把尾巴夹断在机关里。麝鼠为了逃命,会咬断自己的第三条腿。难怪人已失去了灵活性,经常走进绝境!“先生,请您恕我唐突,你所谓的绝境是什么意思呢?”

梭罗小屋内景

如果你善于观察,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遇见一个人,你很快就能知道他有一些什么东西。啊,还有他隐藏起来的东西,你甚至能知道他的厨房中的家什以及一切外观华美而毫不实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却都要留着,不愿意烧掉,他仿佛被拴在了上面,吃力地向前挣扎。一个人钻过了一个绳结的口,或过了一道门,而他背后的一车子家具却过不去。这时,我说,这个人走上一条绝路了。我听到一个衣冠楚楚、外表结实的人,似乎很自由,似乎他一切都安排得很得当,谈及他的“家具”,不管是不是保了险,我不能不怜悯他。“我的家具怎么办呢?”我这只扑棱棱飞动的蝴蝶这时缠在了蜘蛛网上。甚至有这样的人,好像多年来并没有家具牵累他似的,不过,你若盘问他一下,你就能发现他也有几件家具,现在储藏在某某人家的棚子底下。

我看今天的英国,就好像一个老年绅士,带着他的许多行李在旅行,所有的无非都是些居家的劳什子,没什么用处,但是又不舍得丢掉: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包裹,真是一样也不少。至少把前面的三种抛掉吧。现在,就是一个健壮的人也不会背着床铺上路的,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因此我当然要奉劝身体有病的人放下他的床铺,轻装上路。当我碰到一个行者,带着一个装有他全部家产的大包裹,步履沉缓——那包裹好像他脖子后头长出来的一个大瘤子——我真可怜他,并不因为他只有那么一丁点儿,而是因为他竟然还背负这么个大包袱。如果我必须带着我的拖累上路,我宁可选择简单的行囊。重要的是这样不至于让我焦头烂额。可是,最聪明的办法还是敞开心胸,别被这些得失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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