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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作者:马鹏波 著


自序

从2014年冬到2016年夏末,两年时间,我不务正业地写了三十几个故事。故事内容大多追忆曾经熟悉的人和事,有漆匠、泥水匠、画匠、风水先生、神棍神婆、盗墓贼,还有几位离世数载的亲朋故旧。故事发生的背景局限于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每写完一篇,我就拿给朋友,随着故事渐多,朋友告诉我,她从文章里便能够想象出那个村庄是何种样子了。我告诉她,这个村庄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

后来,受朋友抬爱,这些故事陆陆续续得以发表。朋友推荐的平台大,收获的评论很多。那些日子,每发表一篇,我就默默等在电脑前,一一浏览如潮水般涌来的意见。独自苦苦耕耘出来的文章能被更多人过目,自然是倍感欣慰的事情,若能从评论中读到些褒奖之词,内心喜悦,自是不言而喻。可后来我就不敢再去看了,无论溢美之词,还是针砭之论,都不想一睹究竟。因为我很诧异地发现,在潮水般的评论中,真正谈论文章内容者不占多数,往往都是抓住文章某一点,将其无限放大或深度解读,结论大多可以汇集成八个字:世风日下,乡村已死。

事实上,在动笔写作之初,我未曾产生多少关于“乡村之恶”的认识,即使如今的乡村故土,较之以往,某些方面明显已在堕落。我只是想写,单纯感念生养我的土地,感激忘不了的人和事。在我心里,乡村虽然快要丢掉魂灵,但还远远谈不上死。我无意把脉,也无意为它开出系列药方。扪心自问,健康的乡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我自己也难以解答。有读者评论,我文章里表现的“匠人精神”才是正常乡村该有的元素,可是如今的乡村,“匠人精神”并没有绝迹;还有读者认为,真正的乡村应该“屋舍俨然、鸡犬相闻”,然而,这些元素,今天的乡村或许比过去做得更好。所以,当我看到读者朋友把我的书写记录当作一面镜子,试图照见今日乡村的“丑态”时,我觉得很疑惑,很不解。

乡村现在是什么样?乡村该是什么样?乡村能成什么样?每个人似乎都有话可说。

最近几年,无论新闻媒体,还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给予乡村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尤其当传统节日来临,中国掀起大规模返乡大潮,城市与乡村这两条河流开始合龙,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短暂置换,“乡村问题”借助“返乡体”将一连数天登顶新闻头条。

2016年春节,一篇博士返乡手记引起关注。大概是讲这个博士回乡之后,以她的视角观察了许许多多乡村“弊病”,观察细腻,颇有理论深度,文章一出,四面哗然。之后,国内几大媒体纷纷推出以“讲述返乡经历”为主题的平台,许多人由此分享他们对“乡村”的看法,内容一言以蔽之:我的乡村越来越陌生了。铺天盖地的文章在叙述自己眼中的农村,给人的感觉,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批判,从前它那么美,如今它突然就变得这么坏了。

事实上,这种对乡村“特殊关照”的现象,并非近些年异军突起,大概十年前就有人在做,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首推《中国在梁庄》。有评论家指出此书解剖了中国乡村,折射出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之前不为人所共知的问题。梁鸿女士乘此书风靡,之后又陆续完成《出梁庄记》等同类作品,而最近两年与此相似的还有黄灯所著《大地上的亲人》,熊培云《追故乡的人》等。

这些作品似乎都在给“逝去的故土招魂、把脉”,作者的生长背景大致类似:在乡村生活成长多年,最后闯入都市工作定居,逢年过节偶尔回乡看看。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有一个从农民到居民的转变,伴随身份转变的,是“乡村”在生活中所处地位的转变,即由“生长于斯”的故土变为“偶尔回看”的旅栈。换而言之,他们潜意识里的乡村,还是多年前未曾进入都市前感受目睹过的乡村。

有理由相信,这些由乡村输出的精英,面对“偶尔落脚”的故土时,心中骤然涌出的“痛感”,归根结底,皆源于今日乡村和记忆中乡村的比照。今日乡村变化太大了,但这种变化的过程他们无缘参与,因而他们不解,认为乡村已经彻底堕落,他们要急于“招魂”,迫切诊脉,力图重现记忆中的故土家园。

相比由乡村出走的文化精英们的“招魂之举”,另外一种所谓的对“乡村”的追忆,则颇有“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味道。

谈起乡村,尤其手握文化传播权的读书人谈起乡村,大多首先想到的必是一幅“田园牧歌式”场景。这样的乡村的确存在,中国古典诗词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渲染,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读书人对乡村的浪漫想象。这种想象,基本体现在“村景”和“民风”两方面,即乡村拥有最为天然美丽的自然风光,“屋舍俨然、鸡犬相闻”,乡下人保留着最为淳朴的道德品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在读书人主要聚集的城市,这些恰是极为稀缺的内容。

乡村果真一如“田园牧歌式”的图景吗?

古往今来,作为中国农村主体人群的农民,以耕稼为主要手段维持基本生活运转。土地收成往往受多种不可控的因素影响,除了提供给一家人“口粮”,还要凭借它换取其他基本生活所需。可以说,农民一年四季辛勤耕耘,只有一个朴素目的:想尽办法提高庄稼产量。在“为维持生计而躬耕陇亩”的农民的价值体系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们所不理解也不齿的,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放在真实乡村,只会被视为“懒汉”做派,农民似乎并没有闲情逸致采集他们视为“野草”的菊花,也不会放缓脚步抬头对“南山”进行一番审美关照。

当然,传统自然经济下环境闭塞的特性,使大多目不识丁的农民身上的确保留了诸多人性中的美好品质:善良、朴实、淳厚。不过,即使在传统乡土,也不能保证这些人性中的美好人人具备。不可否认的一点,人性中的恶,在乡村同样展露得更为直接。然而,近代以来,受大环境冲击,传统农村原有的生活模式已被打破,农民的知识水平在提高,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市场经济有逐步替代自然经济之趋势,农民、农村都在发生深刻且急剧的变化,变化不仅局限在物质层面,还旁及精神领域。基于此,倘若仍然以传统中国的乡村图景来衡量现代农村,显然有失偏颇。

或许如今都市压力太大,钢筋水泥做成的“囚笼”已使众多生活其中的青年人不堪重负,于是,乡村便成为心中可以无限想象、诗意栖居的“乌托邦”。可惜,这样的乡村太过完美,那是一个干净、自然、原始的“田园”,有蓝天白云,有青菜河流,有牧童横笛,有蝉鸣草木。当真正进入乡村后突然发现,猪圈恶臭,厕所蚊虫飞舞,河流浑浊,农家饭菜苦涩非常,山林千疮百孔,农民斤斤计较,失望之余,不禁感慨:乡村已死。可是,真正的乡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乡村的确传承有一套只适用于乡村生活的传统法则。半个世纪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描述的诸如“长老统治”“差序格局”“礼俗社会”,等等,这些才是乡村之“魂”,即乡村固有的文化精神。

在都市人看来,乡村的“茅檐木房”“传统手艺”“阡陌交通”无限美好,是乡村本来的样子。然而,在乡村人眼中并非如此,“茅檐木房”不如“水泥楼房”坚固干净,“传统手艺制作的物件”不如车床加工生产的廉价耐用。都市人在用“审美”眼光看待农村,农村必须成为“美学”世界里的某种模样,乡村人更愿意从“实用”角度抉择,看哪些东西该保留,哪些需要改变。

不可否认,真实的生活更接近“实用”原则。

乡村的确在变,而且在剧变,地荒了、山秃了、河干了、小桥流水逐渐成为昨日之梦。可是,这些表象的变化不足以佐证“乡村已死”,一个人的“魂”没了,这个人便寿终正寝,乡村的“魂”散了,乡村也才算真正死亡。乡村真正的彻底崩塌发生在细微之处,比如:邻里之间不再互相帮衬,年长之人在后辈那里得不到尊重,又比如:传统手艺失传,乡村并没有死,但传统手艺人严谨、细致的态度失传,乡村便开始濒死。

我的书写实践自然不敢包藏“为中国乡村招魂”的野心,只秉持“为故乡招魂”的孝举。孝举的意思是,故乡于我而言是亲人,是需要反哺,我也有义务反哺的亲人。

“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晚年回到故乡江南,曾感慨“故国是母亲,反哺母亲,浪子不行,孝子也不行,浪子回头才行”。浪子心向远方,故土于他只是迫切逃离的樊笼,孝子常侍在侧,“身在此山”,太过亲近的距离反而将故乡的病变遮掩,只有回头的浪子,经过一番逃离与回顾,对故乡的肉身魂灵终将生成一番彻骨认识。

在故乡生活二十年后短暂离开,如今再度返回,既谙熟传统故乡的一切物事,也得以目睹现代化的一次次换代更新,于我而言,这正是一段浪子回头的征程。回忆斯人,记录故土,既为招魂,也是反哺。纵使乡村的死亡已成不可挽回的事实,那为她留下一段生前影像,也不枉生而为斯人。

当然,若以流行的、所谓进化论的发展眼光看,拙作书写的旧人旧事,其遭遇淘汰消亡的命运,恰恰反映了时代的某种进步。进步,自当要有所舍弃!但我要说,有些淘汰是刻意的丢弃,有些消亡是不知不觉中的流失,这些“留在过去”的东西未必死不足惜,我们连带丢弃遗忘的人和事,还存留有理解过去的某种可能性。

倘若拙作能在隔离“新”与“旧”的墙壁上凿开一个洞眼,今人由此得以窥视过去,过去的余光也能投射到今天的生活里来,我将不胜荣幸。

二〇一七年七月自序于故乡陕西宝鸡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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