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自序

论语英译及评注:汉、英 作者:金安平 著


自序

《论语》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最重要的一部书。但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实在很难理解,因为书中的主角孔子,经常是在应答,在作评论,或是仅仅在独白。《论语》说,孔子“述而不作”,不自以为是(“毋我”)。他的方式很个人化,因此即使一个普通人(“鄙夫”)问他问题,他也要“叩其两端而竭焉”。

在蒙田(Montaigne)散文英译的导言中,唐纳德·弗雷姆(Donald Frame)告诉我们:“蒙田不易界定……然而这一难题正好指向了答案:书即是人。”或许孔子与《论语》也是如此。但《论语》不是孔子自己写下的著作,只是他说的话。以后世的角度来看,这是孔子将自己呈现给世界的面貌,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因为这本书是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辑录而成的。那么这本书怎么会成为过去两千五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学者、思想家、统治者、参与决策者,乃至几乎任何人援引的焦点呢?孔子的声音怎么就变成了中国人权威的依据?人们或许会说,是因为努力和机遇的结合。

就在公元前479 年他故去之后几年间,关于孔子学说的各种诠释,有助于他的声名与思想留存世间。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两位追随者,孟子和荀子,以不同取向发展他的学说,从自身到社会乃至自然,涵盖面颇广。他们探讨人的天性、公私职责,公正与误导的判断,还有许多人生中难解的道德疑惑,像是远远超出孔子提出的问题,但在他们的时代世界已经改变。人们要求才学之士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人际关系与个人和政府的关系出现了更多变数。更多学派竞相登场,孟子和荀子对不同学说绝非袖手而观。他们自然得做好准备,与当时思想最敏锐的人论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断满足自身对知识的渴求。经过他们的努力,孔子的名声与地位提高了。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统一之后,得到汉代皇家的赞助,孔子在政治制度中有了长远的地位。官僚体制、法律、教育、社会机构以及礼仪实践所依据的原则,全都受到孔子思想和信念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学说未经过低谷时期。最长的一段,历时近七百年,从六朝(220—589)初期到唐朝(618—907)末年,中国人着迷于外来的佛教,之后又将佛教塑造得犹如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宋朝(960—1279)初年开始,中国人应对丧失文化特色的威胁,感到必须恢复儒家思想。这场运动渐渐展开,到宋朝末年几乎一切都笼罩在新儒学之中:从深奥的理论到实际事物,从形而上学到修身养性,从学术研究到学习和教育,从官员遴选到施政原则。

到了元朝(1279—1368),儒学顾问们说服蒙古裔的统治者,收紧科举考试的重点,集中在四书及朝廷认可的注疏。《论语》是四书之一。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以科考成功,取得官职为提高社会地位之道。这就意味着,《论语》,连同其他三本相关文本,成了莘莘学子必读之书。这些满怀希望的考生自小就要将书背熟,而且几乎每日都要复习。假以时日,这本书就会帮他们形成世界观,甚至帮他们找到道德支撑。但是有关《论语》的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如果说宋朝儒学复兴缘自外来宗教的竞争,那么传统内部关于如何解读《论语》的分歧,使得这部书历久弥新,也使得儒家的创始者直到今日仍然生机勃发,与我们息息相关。

不过,大多数的英文翻译却不能反映出解读《论语》的丰富传统,反而独钟一种解释,就是十二世纪朱熹的注释。经过五百年朝廷支持的朱注已经标准化了,也是科举考试唯一接受的诠释。我的译本采取不同方式。我仰仗过去三百年的学者——他们把研究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向我展示了争鸣性的诠释,以及如何理解一字、一句、一段的各种可能。我的翻译是考虑了摆在面前的纷纭众说之后才做的选择。我当然希望能够恢复孔子话语中的模棱与精微之处,而这在相信一种声音、一种观点的情形下通常是要失去的。

本书导言简略地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以及该如何读《论语》这本书。我也解释了为什么需要传统注疏来读懂这本书,并说明我如何尝试处理过去两千年经学的大量知识信息。在本书的英译本中我还列有中国历代年表。

译文中极少的篇章中有前言概要,因为书中任何特定部分,通常并没有总纲来贯穿。因此,除非有很好的理由,我都不提供概要,避免造成阅读障碍与限制或引人误入歧途。人名与术语的汇释恐怕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我的方法是,专名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注疏中做详细的描述,再次出现时就加注。我在表述的同时设想像子贡或子路这样一个弟子的性格,设想孔子说的“仁”或“命”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读者读到书尾,可以自己对某人或某个思想概念得到结论。不过我在附录1中仍然把《论语》内出现的孔门弟子和历史人物做了索引;附录2中做了术语与议题的索引;附录3 也将评注中引用的中国学者和思想家做了索引。此外,英译本中还附上了《论语》原文,因为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对此表示兴趣。同时一部由注释(作为专项学科,也通过翻译呈现)主导的著作更是理当如此。

像《论语》这么古老的书,自然有很多问题留存下来,关于它的起源与发展,关于这部著作在成书之前的早期编撰情况等。考古界发现了一部公元前一世纪上半叶的版本——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汉朝贵族墓中发现的竹简,但状况极差。多年前盗墓者失手的残迹显示,墓中失火,烧毁了一半以上的竹简,剩下的也损坏严重。学者们花了二十年时间的录写,出版了定州本《论语》。将此版本与传世本比较,我们注意到一些语助词、用字、分段的差异,但基本无大分别,不会改变我们对标准本的看法。

自从定州本发现之后,更多出土的文献重见天日。有些是汉代头一百年的,还有公元前300 年或更早,属于战国时代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四十五种战国简中,有八种里面出现了孔子,大部分都是他跟弟子和政治人物的对话。这些发现增加了我们对孔子及其世界的了解,也丰富了我对《论语》的思考。但对于《论语》成书的问题,还有待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后才能解答。然而研究方法已经有所修正。过去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像《论语》或《老子》这样历史久远的著作,在固定成书之前,一定是从单一的母本线性发展而来。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弃这个理论,因为出土材料,尤其是《老子》的相关资料表明,在一开始就有多条线头交互影响。这对于《论语》而言,意味着追本溯源比我们原先想的更加困难,只不过有相当机会找到更多的早期样本。同时,我们从眼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需要吸取的。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