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的读书人

文人的贵族精神:熊召政生活随笔集 作者:熊召政 著


中国的读书人

今天到这里和同学们交流,看到这个报告厅里人都坐满了,很多同学站着听我的讲座,我很感动。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交流,因我这次到广州来是参加“南国书香节”的,因此准备的讲稿便与读书有关。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读书人》。

读书人全世界都有,但我今天只讲中国的读书人。大家会问,中国的读书人与外国的读书人有什么不同吗?我要告诉你们,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我认为一生只读专业书的人,不是真正的读书人。读书的真正快乐,在于读闲书、读杂书。专业书养志,闲杂书养心。西方的读书人,大多数专注于专业方面的书籍,所以好认死理、坚守原则。中国读书人要谦和一些、通融一些。这就是不同。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读书人,我认为当个读书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今天改革开放,提出了“科技就是生产力”的口号,学理科的知识分子地位大大提高。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技精英,都成了光环中的人物。相比之下,文科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却明显地衰落了许多。我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第一名,奖金是三万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是五百万。这就是差别。我这么说,不是忌妒人家科学家,他们造福人类、造福国家,应该得到足够的荣誉和财富。我只是想说明,时代风气改变了,读书人的差别也就显现出来。现在是科技时代,因此也就是科学家的时代,文学家们不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我这样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读书人,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一种福气。

读书不是一种职业,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从阅读中获得快感。我们讲读书人,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知识分子的代称,另一种是有读书爱好的人。这两种解释都行得通,只不过对应的问题不一样。我现在先说说第一种读书人。

在中国古代,尽管当官始终是最荣耀的事情,但人们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最好的职业,却不包括当官。尽管我个人认为,终生当一个读书人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古人并不这样认为。古人将贤人分为渔、樵、耕、读四种,第四种才是读书人。同学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要把渔翁放在最前面呢?打鱼的人出没于风波里,社会地位那么低,有什么好的?在这里,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渔翁的了不起。

第一个故事是在春秋时期,当时中国的长江流域有三个诸侯国,楚国、吴国和越国。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楚国最强大,但是楚国的国君楚平王很平庸。楚平王派使者到秦国为自己的儿子找媳妇。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互相通婚的现象很普遍,这叫政治联姻。楚平王之所以要到秦国找一个儿媳妇,是为了他“西结强秦”的政治目的。应该说,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等到秦女来到楚国都城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位秦女很漂亮,便舍不得给儿子了。于是他听信奸臣的话,把这位秦女纳为自己的老婆。这件事遭到朝中老臣伍奢的极力反对。楚平王于是杀了伍奢一家三百余人,只有他的第二个儿子伍子胥逃了出来。“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的故事,同学们应该知道。我今天就讲伍子胥是怎样过昭关的。伍子胥历尽磨难逃到昭关,这是吴楚分界的边城。此时,前有大江堵截,后有楚平王派的追兵,跑不掉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芦苇深处荡来了一只小船,一位老渔翁一边唱歌一边把船摇到伍子胥跟前,说:“你上船吧。”伍子胥刚刚上船,楚国的追兵就到了岸边,追兵高叫渔翁将船开回来。渔翁笑了笑,仍是一边唱歌一边将船摇到江中心。伍子胥脱离了危险,他非常感谢这位渔翁,把老人尊称为丈人,说:“丈人,我该怎么感谢你呢?”渔翁反问:“你说怎么感谢我呢?”伍子胥说:“我这里有一把祖传的宝剑,我把它送给你。”在春秋时期能够将自己最好的剑送给别人,这是最高的馈赠。伍子胥的这把宝剑上镶嵌了很多宝石,而且他带着这把宝剑参加了很多次战斗,因此伍子胥觉得将这把宝剑送给渔翁,最能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谁知,渔翁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是伍子胥,我知道楚王在追杀你,我也知道楚王悬赏的价值,如果我将你交出去,我不但可以得到爵位,还可以得到五千顷的土地,可以说是封侯拜相啊!我连那个都不要,我还要你这把剑吗?”伍子胥非常感动,渔翁仍然一边唱歌一边摇船将伍子胥送走。当伍子胥上岸,再回头一看,小船上已经没有人了。那位渔翁已经沉江自杀了,他知道自己回去就会被楚王的军队杀掉,于是干脆沉江。这是中国历史上渔翁的形象,渔翁是智慧的化身,是英雄的化身,也是有儒雅之气的侠客的化身。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帮助吴国强大起来,现在的苏州就是他建的。

第二个渔翁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晚期,与伟大的诗人屈原有关。屈原的不朽之作《离骚》可以和《荷马史诗》媲美,是中国文学发源期的高峰。屈原是楚国的高官,屡进忠言而遭到国君排斥。楚国灭亡之际,屈原已被放逐到郢都之南——就是今天湖南汨罗县,他悲愤交集,准备投汨罗江一死了之。屈原走到江边,正准备投江,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渔翁。渔翁问屈原要干什么,屈原回答说他要自杀,楚国被灭了,奸人当道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自杀算了。这时渔翁针对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句话,回答说你应该“淈其泥而扬其波”。渔翁的意思是:世人都醉了你一个人醒着干什么?就像世上的水都浑浊了,大家都喝不干净的水,你也喝啊,你应该随其流而逐其波。渔翁这是告诉屈原:你要接受这个时代,你要接受命运给你的安排。但屈原没有接受渔翁的劝告,还是倔强地沉江了。这位渔翁的形象也随着屈原的故事一同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中。这个渔翁是中国老庄哲学的代表,明哲保身,不与世界对抗,只讲求“独善其身”。

现在讲第三个渔翁的故事。大家还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词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明嘉靖年间状元出身的杨慎写的一首词。这个杨慎学问很好,但官运不佳,因为参与大礼案,与嘉靖皇帝结下不解之仇,被流放云南,终生不赦。他的这首词成了《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杨慎是在流放的路上写下这首词的。个人的坎坷遭遇,让他羡慕一辈子与世无争的江上渔翁。从古到今几千年,今天这个朝代垮掉了,明天那个朝代建立起来了,在渔翁的眼里,这只不过是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是自然的规律。人间的兴衰更替,不必看得太认真。渔翁在日夜流淌的江河上,长年累月看着秋风春雨,不会被小人构陷,不会被功名所累,多好呀!

通过以上这三个渔翁的形象分析,大家就知道“渔樵耕读”,为什么要把渔翁放在第一了。中国的四大贤人排座次,不是皇帝排的,也不是外国人排的,而是中国的读书人给自己排的位置。渔翁是独善其身的,他永远那么悠闲,这是读书人将他摆在第一位的原因。读书人羡慕渔翁的那一份平淡、那一份悠闲。渔翁充满智慧,但是他并不用这样丰富的智慧去博取功名。中国古代读书人从思想深处是认同这样一种思想态度的。大家不难看出,渔翁是读书人理想的化身,是老庄哲学的典型代表。渔翁在沉重的世俗生活中,显得那么飘逸、那么超然。正因为如此,渔翁经常担任历史仲裁者的角色。没有渔翁,我们的历史便缺乏第三者的眼光,即客观的眼光。历史有成功者的历史,也有失败者的历史,还有旁观者的历史,渔翁是作为旁观者来看待我们的历史的。

下面我要说一下读书人。读书人也有三种:一种是积极创造历史的,一种是积极塑造自己人品的,还有一种比较接近渔翁,即以一种豁达悠闲的心情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有一副对联,叫“看门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是最典型的第三种读书人。

我们先说第一种积极创造历史的人。屈原梦想破灭,因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班超将笔一丢,说大丈夫每日坐在书斋里有什么意思,应该到边疆厮杀,争取封侯。这都是为时代效命的一种方式。这一种人有很多,伍子胥是这种人,范蠡是这种人,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汉高祖的军师张良以及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翁同龢等等,都是这种人。这种人是立功的,他们心存社稷,铭记苍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一种读书人,是立德立言的。如司马迁、贾谊、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此类人中,还有诸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一批又一批文学家。这样一批立德立言的读书人,总代表还是孔夫子。孔夫子最早的志向不是当思想家,而是当政治家。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各处游说,希望能得到一个平台、一个治理国家的机会,但是国君们都不愿意用他,认为他是书呆子。这实际上是老天爷帮了他。他如果去当一个入世很深的政治家,就不可能有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变化,最后成为中国的万世师表。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建有孔子学院,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并吸收他的思想。如果他当了政治家,不会比伍子胥或者李斯干得更好。伍子胥与张居正一样,都是楚狂人,都是我的老乡。他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很有建树的。他这种读书人,是建功立业的代表。

建功立业的人,命运一般都不好,不是像伍子胥那样被赐死,就是像诸葛亮那样被累死。孔子想建功立业,想当政治家,没当成是他的福气。处理当下的政治,他便没有时间独立思考问题了,也没有可能当大思想家了。今天,也就没有那么多人研究他了。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第二种读书人的方阵里,其人性的光芒、智慧的魅力,甚至比第一种读书人更为灿烂。这里再讲两个唐代的故事。

现在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的人才出家当和尚,认为遁入空门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其实在唐宋两朝,当和尚也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有这么一个故事:唐代有一个皇帝非常喜欢佛教,也很喜欢当时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和尚马祖。有一天,他终于把马祖请进了皇宫。可是马祖见到皇帝不下跪,大臣们就问他为什么见到皇帝不下跪。马祖回答说:我见皇帝不能下跪,因为他是管理天下众生的,是人王;我呢,我是法王,是管法的。这个法不是法律,法王也不是政法委书记,而类似于西方所说的宗教领袖。在老百姓心中,法王就是神的化身,是佛的化身。马祖的法王之说,是对皇帝权威的一种挑战,但皇帝并没有迁怒于马祖,这表明唐朝皇权的宽容与宗教情感的培育状态。

第二个故事是说明读书人的无行。唐代有一个大诗人叫骆宾王。武则天时期他写了一篇《讨武瞾檄》,这篇文章收在《古文观止》里,是一篇最好的檄文。骆宾王这个人当过小官,怀才不遇,每天在长安街上喝酒,天天都是烂醉。他酒鬼的名声和他才子的名声都很大,皇帝都知道。有一次外国进贡美酒,皇上品过之后,说真是好酒啊。他想起骆宾王也很喜欢酒,就吩咐身边的太监也给他送一坛去。多不容易啊,皇帝并没有因为你骆宾王官职卑微,就高高在上,不跟你来往。那时候从皇帝到一般老百姓,都爱惜和尊重有才华的人。这一点跟今天有点不大一样,现在是谁有钱谁就是大哥大。且说两个太监抬着一坛子酒在长安酒家一家一家找,最后在一个小酒馆,类似于我们广州的大排档里找到骆宾王。当时骆宾王已经半醉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来圣旨了就要下跪接,太监说明来意,骆宾王就把送来的酒尝了一尝,连声称赞:“哎呀,真是好酒!”骆宾王于是找店小二要了一只木盆,把美酒倒进盆子里,然后脱了袜子洗脚。这一下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用皇帝御赐的美酒洗脚,这可是闯了大祸了。有人就问骆宾王:“你吃了豹子胆啊,怎么敢用皇帝送给你的美酒洗脚?”骆宾王说:“皇帝送酒时并没有说这酒只是送给我嘴的,没有说吧?要知道脚也是我骆宾王的,嘴也是我骆宾王的。我如果只管嘴不管脚,岂不是欺上瞒下?”你们听,骆宾王回答得多么巧妙。他是借着美酒来说事儿呢,讽刺皇上身边的大臣欺上瞒下。太监回到后宫中,把这件事说给皇帝听,皇帝只是笑笑,并没有责怪骆宾王。所以我说,唐代皇帝胸襟宽广,尊重文化人,而文化人也能够特立独行,保持自己的文化品格。

在历史上,骆宾王这样的读书人还不算是另类。按品性划分,读书人也可分为三类:狂生、狷生和乡愿。狂者不拘小节,但有担当天下事的勇气;狷者执着,有一往无前的决心;乡愿比较玲珑,会做人。一般来说,狂者有个性,比较遭人忌。李白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是以狂人自居的。敢以狂人自居的读书人,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不少。

继骆宾王之后,晚唐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牧,他不算狂人,但也有狂人那种与世俗抗争的勇气。杜牧非常有才,官也比骆宾王做得好很多。他最大的官职按照今天来说,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那也是副总理级别了。他当初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中当幕僚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风流才子。杜牧在扬州,最大的乐趣是下班之后去泡妞。扬州在唐代是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城里头到处都是青楼酒馆,最漂亮的女孩子都跑到扬州来了。有一句话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杜牧天天都跟这些女孩子泡在一起。他毕竟是政府官员,哪能这样胡闹呢?于是有人跑到牛僧孺跟前告他的状。牛僧孺听了只是笑了笑,每天偷偷派几个便衣警察跟着杜牧,不是伤害他而是保护他。

三年之后牛僧孺升官了,走之前,他把杜牧叫到办公室。只见他的书案上摆了老大的一只箱子,他让杜牧打开箱子,只见箱子里放着一扎一扎的纸条子,都是杜牧到妓院去平安归来的记录。杜牧这才知道牛僧孺一直派人暗中保护他,因此对牛僧孺非常感激。但他秉性难改。

多少年之后,杜牧回到长安当了监察御史。那时候长安城的达官贵人家里,每天晚上都有堂会。那时候的达官贵人家里都养着歌舞班子。有一个京兆尹,家里歌舞班子非常有名,其中有两个很有名的舞女,歌唱得相当好,像现在的超女这样,名气大得很。这个京兆尹经常请人到家里吃酒席看歌舞,但是从来没有请杜牧。杜牧就很奇怪,问朋友这个京兆尹为何不请他。朋友说不敢请你,你是管司法的官员,怎么敢请你呢?他一听,当天晚上跑去京兆尹的家,说你不敢请我,我自己来了。刚坐下就问:“谁叫紫云啊?”紫云就是那个红得发紫的舞女,当时长安城中的超女。他让紫云坐在他旁边,陪他喝酒,给他唱歌。这是唐代的读书人。“文人无行”这句话,在唐朝表现得比较充分。

现在,我再讲一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读书人承担社会功能的问题。每一个读书人都承担着社会责任,有的人当渔翁,有的人当李斯,有的人当李白,等等。每一个读书人都是不同的。为什么他们承担的功能不一样?换句话说,为什么他们的文化身份千差万别呢?这是因为他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汲取的知识和他们传承的关系不一样,后世对他们精神的领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有两种文化,一种文化是以毁灭为能事,另一种文化则致力于创造。这么说,大家可能不好理解。为什么说以毁灭为能事呢?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毁灭,不破不立嘛,破就是毁灭,将旧的东西打破,这个过程就是毁灭的过程。我们现在的改革,重点在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一种创造。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往往改朝换代,毁灭旧的王朝的时候,不读书的人起了重要作用,读书人却只是配角。唐人的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讽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但也道出了“英雄未必是书生”的道理。刘邦和项羽,两个人都胸无点墨,是大老粗,但两人推翻了秦王朝。他们是大英雄,善于毁灭,却不善于建设。在建设一个世界的时候,读书人的优势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读书人的分别在于,有的人愿意研究毁灭一个世界的学问,而更多的读书人,是为我们的社会承担建设的责任。

有着建设责任的读书人不见得要当官,但一定要有专门的知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今社会中,这些状元就是两院院士,就是各行各业的带头人,就是那些大公司的老板。我常和人讲,当一个时代的建设者,是有福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生活,虽然刺激,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而对于赚钱的差事,大部分人都有积极性。如今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没有专业,赚钱是很难的。但这些赚钱的、经邦济世的学问,不是说你泡吧、泡妞可以泡出来的,你必须下苦功夫去学习才能掌握。人间的学问很多很多,当今之世同古代不一样,学问分得很细,非常非常细。就说你们华南理工大学,设置了多少个专业?每个专业里,又容纳了多少学科?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过:知识是有方向性的。比如说科学技术所承担的任务是创造世界;人文科学,我们的哲学、文学、法律、经济等等这些文科的学问,是用来管理这个社会、管理这个世界的。这就是知识的方向性。美国建国以来的总统百分之九十是学历史、学哲学、学法律出身的,他们所学的知识在他们管理国家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是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你就应该在科技领域为国家进步做贡献。没有他们,“神六”上不了天啊!但是,管理国家、创新制度,就应该让更多的学习人文科学的读书人来承担责任。这就是知识的分工。

说了读书人承担社会功能的问题,我还想专门说一说读书人的领悟能力、智商和情商的问题。首先,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中的佼佼者,智慧可不见得比我们读书人低。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广东的一位前辈,一千多年前的惠能,也就是禅宗六祖。惠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有一天他到一户人家卖柴火,听到东家在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四个字时,他忽然就领悟了。惠能听完之后就问这是什么书,有人告诉他是《金刚经》。惠能又问现在最懂这个经的人在哪里,人家告诉他是禅宗五祖弘忍,住在黄梅东山五祖寺。惠能听了之后,千里迢迢从韶关穿过江西,从九江渡过长江来到湖北黄梅的五祖寺。惠能的广东口音很难懂,他到了五祖寺后,弘忍大师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惠能回答说是岭南。那时候中原人对广东人很蔑视,称呼广东人是“獦獠”。弘忍问,你一个獦獠怎么学佛?惠能立即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这使弘忍大师大吃一惊,于是把惠能留了下来,但还是不让他出家,而是让他随众劳动。和尚们每天的任务是听经讲经,而惠能的任务是种菜做饭。惠能入寺八个月之后,弘忍命各人呈上一首偈语。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他要选择继承人。但惠能没资格参加,因为他还不是和尚。弘忍的弟子上千人,最有学问的一个弟子叫神秀,和尚们称他为上座,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主席,其地位仅次于弘忍。神秀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写了一个偈,类似于今天的打油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有的人都说他写得好,夸他学佛十七年,了解了佛的真谛。惠能这位“獦獠”不识字,就请人念给他听。听了之后,他说我也有四句,但是他写不了字,便让人帮他写。他口授的四句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下子推翻了神秀对佛的理解。和尚们都耻笑惠能胡说八道。弘忍看了惠能的偈语后,当夜就把惠能叫去,把世代相传的袈裟交给他,正式传给他衣钵。他知道神秀势力大,没有当上继承人,肯定会对惠能不满。于是让惠能连夜离开五祖寺,回广东老家去。惠能这四句偈,道出了禅宗的真谛,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惠能功不可没。我们今天读到的《六祖坛经》,便是惠能讲授禅学的语录,是他的弟子们记录的。他同孔子一样述而不作,孔子述而不作,是摆老师的权威,惠能是因为不识字。神秀学富五车,但根器不如惠能,这根器就是领悟能力,也就是智慧。

孔子说有的人是“生而知之”,有的人是“学而知之”,这就是智商的差别。毛泽东一辈子掌握了这么多学问,可能有人学五百年都学不会。有人说毛泽东这样的天才五百年才出一个,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毛泽东既生而知之,又学而知之。惠能就是生而知之,这种人是天才。孔子和神秀这种人是学而知之,通过艰苦的学习参透知识,这叫人才。人才是可以培养的。我们所有的大学,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是为学而知之的人所创办的。我们的每一本书,都是为学而知之的人写作、出版、发行的。有的人读书读了一辈子,始终是一知半解,这就是领悟能力不够。大凡智商与情商比较高的人士,只要培养了读书的爱好,大都能够融会贯通,达到学而知之的效果。

最后我要告诉同学们:读书是快乐的,不要将快乐让给别人。这句话我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凤凰卫视每次为李敖的专栏节目做广告时说:“李敖读书,我们读李敖。”我就想,读书是多么快乐的事啊!我们为什么要读李敖呢?那多枯燥呀!

我从十一岁时起,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每天不读几页书,会感到不舒服,晚上不读几页书,就睡不着觉。四十余年来,我从未改变每天读书的习惯。我喜欢在下雨天读书,喜欢在冬天下雪时读书,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少走动。这个时候待在家里读书,感觉很快乐。我经常一到下雪的时候,心情就特别好,因为只有这样萧瑟的环境,才能给人非常充足的空间以及非常闲适的心情把书读下去。所以我说读书人的要求很低,只要天上有雨、有雪,只要有一盏清茶一杯淡酒,就可以读一本书,思考人生的大问题。这样的快乐你在读李敖时肯定找不到。所以我们不要读人,也不要去读周围世俗的风气,我们只要有一点点时间,就用茶用酒来相伴,度过一段愉快的读书时间。

附:回答听众提问

听众:熊老师,请问您写《张居正》用了多少时间?

熊召政:我读书读了五年,主要是研究明代的历史,然后写了五年,一共是十年。

听众:熊老师您好,我听您的演讲总是讲古代的,很少讲近代的。我想问一下您对鲁迅的看法。

熊召政:大约是因为我这个人线装书读得太多了,所以随手拿来的例子都是古代的。我非常喜欢30年代的一帮作家,包括巴金老人,我非常敬佩30年代这一批作家的成就。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处于巅峰的位置,他的确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文学家,非常了不起。

听众:熊老师您好,听说您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集、散文集以及长篇小说《张居正》,请您谈谈创作和读书之间的联系。

熊召政:我的《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最早是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一共有四卷,分四年出完,一年出一本。为什么这样出呢?当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是我的责任编辑,对我用了一个激将法,他说:“你可以一本一本地出,也可以一次出,这就要看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有的人作品第一卷出来反应很好,后来写得不怎么样,到最后没有人看了。还有人一卷比一卷写得好,读者越来越多,后一种人愿意一本一本出。”我一想,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前一种人,对写作没有信心,于是答应写一本出一本,这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压力。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我重新来看这本书,发现有一些可以订正的地方。比如说,里面说到了奏折,其实明代只有奏本没有奏折,这样小的事可能读者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作家,不能因为读者忽略,你就可以忽略。因此我就将它做了一个订正,这个校订本就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这套书出得非常考究,我很满意。这个校订本究竟订正了多少处,我自己也不知道,改得密密麻麻。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林文询先生告诉我,修订的地方有二千二百四十八处。

另外,我的散文集《青山自在红》,它是在写《张居正》过程中诞生的,是对历史的一些研究。我将这本书送给贾平凹,他说你这是将写《张居正》剩下的余料再回炉一次,变废为宝,很好。我说不是,我的这些文章体现了我的历史观,是我写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与《张居正》相得益彰。这位同学问到我还写不写诗,我最后的一首诗《千年虫》是1999年写的,那之后我就没有再写了。但是,《张居正》中,我仍替里面的人物写了大量的诗词。不过,今后我想我还是会写一点新诗的。

听众:我自己比较喜欢读书,最近我在网络上遇到一位像您一样的师长,通过QQ或者其他论坛针对我们大学生的思想发表看法。他说大家都在读书,但是真正能够用心去读书的人,却是很少。我现在处于比较茫然的状态,我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您进行交流呢?

熊召政:我这个人好像与生俱来就喜欢读书。客观地讲,我当年的读书条件比你们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没有收音机,全中国都没有电视机,更没有电脑与害人的网络游戏。我生活在一个偏僻山区的小县城里,漫漫的长夜,全靠读书来度过。所以我说我的读书条件比你们好,整个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诱惑让我放弃读书的快乐。如果让你们像我小时候那样去读书是很残忍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房子里的世界很无奈。对当年的我来说,读书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今天对你们来说,读书可能成为一种痛苦了。往电脑跟前一坐,进QQ聊天室,与网友们一聊一个通宵,那多快乐啊!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你说想和我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太上网,我只用电脑处理电子邮件,但从来不会网上聊天,也不开博客。

听众:熊老师,您既是作家也是诗人,我想知道诗歌在您的生命中是什么地位,还有您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怎么看。

熊召政: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了一套我的作品自选集,其中有一本诗选,叫《南歌》。我为这本诗选写了一个自序,标题是《诗在心灵中的位置》。从这个名字,你们可以看到我对诗歌多么钟情。在《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不少记者问我一个问题:“你还写诗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可是我却感到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跟你问的差不多,我回答一个记者说:“我之所以写历史小说,是因为我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史诗。作为一个诗人,能写出史诗性的作品,那该多么快乐啊!当然,我不见得写得出史诗性的作品,但这却是我的文学理想。这个时代可能不需要诗,但是我的生命一天也不能离开诗。一个没有诗的激情的作家,在我看来,他便缺乏一种人文的东西,他的作品不会产生感染力。如果我们整个的时代没有诗,那么这个时代就没有制约铜臭的力量。所以我认为时代的健康发展,既要有众星捧月的大商人、企业家,也要有孤独的但受人敬仰的诗人存在,这才是正常的。”

听众: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对您影响最深最大的是什么书、什么人?第二,您觉得您现在文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也就是您最得意的地方是什么?第三,您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或者可以说您给希望从事创作的人,给初学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熊召政:第一,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真不好说,但是如果说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我还可以说。《楚辞》、唐诗、宋词、《悲惨世界》等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大仲马编故事的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还有将文学推到极致的屠格涅夫,他的《猎人笔记》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第二,我最得意的地方,就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忧患意识,没有放弃我为这个民族思考的责任。

第三,我写作中最大的苦恼,就是故事的生动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不能有机地融合。

第四,如果给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提一点建议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我是经历了多少次退稿,多少次被人误解而走到今天的。现在我坐在这里跟同学们交流,你们觉得我成功,其实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以失败者的身份生活着的。

听众:前一阵子,文坛巨匠巴金先生去世了,作协提出要设巴金文学奖,您又是一个文人作家,对设不设巴金文学奖应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熊召政:巴金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以他的名义设奖,以他个人的影响力、威望,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他的家属提出来不同意设这个奖,我觉得也是应该充分尊重的。因为现在的确奖项太乱。即便是一些权威性的大奖,评出的作品质量也参差不齐。巴金的家属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出来凑热闹设奖,的确是明智之举。

听众:熊老师您好,您对余秋雨的散文怎么看?

熊召政:余秋雨的散文,在中国文学界应该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余秋雨对于文化散文做了很有贡献的探索,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有特色。

听众:熊老师,您好。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中国一些文学新人比如说韩寒,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您对以韩寒为代表的文学新锐有怎样的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熊召政:我认为作家是不分年龄大小的,有志不在年高嘛。韩寒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显然和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的理解隔得比较远。学生们很欢迎他们的作品,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我们不应该去反对这种现象。我们还应该观察一下,因为文学最终取决于生活的积累以及理解。“韩寒现象”究竟是快餐文化,还是文学的转变,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才气,以及他们进入文学的勇气和方式,表示敬佩。

你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未来文学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回避不了历史给我们生活打下的烙印,今天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历史小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有那么多人喜欢校园青春派的小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灿烂多彩。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文学,应该比现在更辉煌,传统文化的回归会比今天的步伐更快。

2005年12月16日

在华南理工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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