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那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此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的大学预科。这样，我就离别了那些乡村的伙伴，真正进入了“大世界”。那里有许多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势比我父亲的大得多，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住宅里，乘坐豪华的马车，讲一口文雅的德语和法语。他们的子弟，衣着阔绰，风度翩翩，口袋里塞满钞票。这些公子哥儿们现在成了我的同学。我听他们高谈阔论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心头交织着惊异和妒忌的情绪，这种隐蔽的情绪甚至让我自己感到恐惧。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还去过大海，后一事简直叫我目瞪口呆。我凝视着他们，好像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无法到达的、白雪覆盖的光辉灿烂的山峰，来自那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大海。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家是多么穷！我的父亲不过是个穷乡村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的更穷的儿子，他穿着打了洞的鞋子，在学校得一坐六小时，袜子湿了没有换的。我开始以异样的目光来看待父母，开始懂得他们的甘苦。特别是对父亲，我十分同情，有趣的是，对母亲的同情就不那么多。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强悍。可一旦父亲朝她发火，我就总是站在她的一边。这种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的情形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超脱出来，我不得不充当一个超级仲裁人的角色，无可奈何地判断父母的是非。这使我产生了某种妄自尊大的情绪；我的自信本来就不稳定，现在更不稳定了，忽而膨胀，忽而收敛。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既激动又高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小妹妹。”他对我说。而我则大吃一惊，因为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的时候多，可我根本没有当回事，我认为，无论如何，她卧床不起实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父亲把我领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看起来叫人失望的小东西：一张红红的、满是皱纹的脸，和老年人的脸一样，眼睛闭着，就像一只瞎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些根根分明的、长长的红毛，它是不是要长成猴子呢？我当时很迷惘，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难道刚生下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含含糊糊地谈论着鹳，据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不过小狗和小猫的崽儿们又怎么样呢？在那一窝崽儿生完之前，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呢？母牛又怎么样呢？我无法想象鹳鸟能设法用嘴叼着一整头牛犊。不仅如此，农夫们还说母牛产仔，而并非由鹳鸟叼来牛犊。显然，这个故事是强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谎言中的又一个谎言。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使我产生了一种朦胧的不信任感，使得我的好奇和观察变得敏锐了。母亲随后作出的一些古怪的反应证实了我的猜疑，说明有种令人抱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的话这个事件就不会太令我伤脑筋，虽说它很可能对强化我十二岁时的一段经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母亲有种讨厌的习惯，当我应邀外出的时候她老是追在屁股后面喊出种种金玉良言。在这些场合，我不仅穿着最好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而且还感觉到我的目的和我在公开场合里形象的尊严，因而让人们在大街上听见我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当我出自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却又这样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确实不公平，因为这些场合对我来说事关重大。在去做客的路上我觉得很是了不起，很是高贵，平日穿上节假日才穿的衣着时我就有这种感觉。然而，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幢房子，画面就急剧变化了，然后一种对那家人的豪华和权势的感觉就压倒了我。我害怕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巴不得能钻进地下几丈的深处。我按门铃时就是这种感觉。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丧钟一般。我胆怯畏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母亲事先为我作了周到准备，反而使事情更糟。然后铃声就会在我耳际响着：“我的鞋肮脏，手也肮脏，我没有带手帕，脖子黑的。”出于一种挑战心理，我就会不把父母的问候转达出来，或者举动带有不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变得太糟，我就会想到我藏在顶楼上的秘宝，然后我就会再次平静下来。在我处于孤独无助的境地时，我记起我是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拥有那不可侵犯的秘密、黑石头和穿长袍戴高帽的小人。

我无法回想起在童年时曾想到过，在耶稣——或那个穿黑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着斗篷戴着高帽子站在坟墓边的人们、草地上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有着一种联系的可能性。有关酒神祭典游行时抬的阴茎像神祇的梦是我的第一个大秘密，矮人是第二大秘密。然而，我并不认为我朦胧感觉到，在那块“灵魂之石”和也是我本人的那块石头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

直到今天，在八十三岁写下我的回忆录之时，我也从未将缠结在我最早回忆上的结解开。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生发出的芽，就像在一条潜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的车站。虽说我愈来愈不可能对耶稣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我却记得，打我十一岁时起，有关上帝的观念就开始令我感兴趣了。我喜欢向上帝祷告，这多少令我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矛盾的祈祷。上帝并没有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起来。而且，他不是个穿黑袍的人，不是画上的耶稣，画上的耶稣服饰华丽，人们对他的举止司空见惯。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我听说，不可能对他形成任何正确的概念。固然他近似于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老人，但令我极其满意的是，有着一种戒律，大意是说，“你将不会把你造成任何雕像或与任何事相类似”。因而人们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耶稣那样熟悉放肆，耶稣绝非“秘密”。与我在顶楼上的秘密的某种类推开始使我有了悟性。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与我宁可花费在绘出战役和玩火的时间相比，学校占据的时间是太多了。神学课是难以言传地枯燥，而我对数学课的感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一桩完全自然的事情，应该把它看作天经地义之事，而我甚至不知道数字实际上为何物。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它们不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只是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着，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而可以说有可能听见它们。说也奇怪，我的同学能够驾驭它们，发现它们不言自明。谁也不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又甚至不能将这个问题陈述出来。糟糕的是，我发现谁也不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不厌其烦地向我说明，这种将可理解的量化为声音的奇特运算的目的何在。我终于领悟到，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约分的体系，在这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被置于一个简短公式之中。但这一点也没有使我产生兴趣。我以为那整件事完全是强词夺理。为什么数字应该由声音来表示？人们也满可以用苹果树表示a，用盒子表示b，用个问号表示x。a, b，c, x，y, z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并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一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虽然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既然不同，a因而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每当是一个等式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就说a=a, b=b，等等好了。这一点我能够接受，而a=b在我看来却完全是个谎言或者骗局。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我也同样恼怒了。在我看来，与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而且我既不能与它有关也不愿与它有关。我的智力上的道义与这些反复无常的自相矛盾之处斗争着，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固执的感觉，即如果像我的同学那样，我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会无穷无尽地愚弄了我——我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意识到愚弄到什么程度。我的一生中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正常进行运算，可不知何故我永远也不能设法在数学中辨清方向。我尤其不能理解有关数学和我本人所具有的道义上的怀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随着数学课的学习，通过抄录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我多少能够取得一些进展。我再也不能够通过替换数字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不时说道，“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这些字母，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运算带到他觉得是满意的结论。我的不理解吓倒了我，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完全成了恐怖和折磨。其他的课程我发现是容易的，而且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而长期能把数学课蒙混下来，我还每每得高分。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周围的世界产生的渺小感，在我身上不仅生成一种厌恶而且还生成一种无言的绝望，这完全替我把学校毁掉了。此外，我还以完全无能为由免修绘画课。这在某种意义上令我高兴，因为它给予我更多的自由时间；但另一方面又是个新的失败，因为我还有点绘画天才，尽管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本质上讲那完全是我的感觉。我只能够画激发起我的想象的东西，但我却被迫临摹瞎着眼睛的希腊神话的复制品，而当临摹不好的时候，老师显然认为我需要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于是把一只山羊的头的画放在我的面前。这个作业我完全失败了，这就是我的绘画课的结束。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还有第三个失败：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体操。我不能容忍让人家告诉我怎样做动作。我上学是为了学习，而不是去练习无用且无意义的杂技。不仅如此，由于我幼年的事故，我有某种身体上的胆怯，那胆怯我直到以后很晚才克服掉。这种胆怯又相应地与对世界及其潜力的一种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在我看来世界是美丽而理想的，但它也充满着含糊而高深莫测的危险。因而从一开始我总是想知道，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什么和何人。难道这也许与我母亲有关，因为她曾抛弃我几个月？如我将在下文述说的，当我的神经性昏厥开始发作时，医生不允许我练体操，这令我十分满意。我摆脱掉那个负担——吞下了又一个失败。

这样获得的时间并没有完全用于玩耍。它允许我多少更自由地沉溺于我已产生的那种绝对的渴望，阅读恰好落在手中的每一片印刷品。

对我来说，十二岁那年确实是决定命运的。1887年初夏的一天，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着一位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时间是十二点，上午的课已经结束了。突然另外一个男孩猛地推了我一下，将我击倒。我倒了下来，头重重地撞在路旁的石头上，几乎失去知觉。接下的半个小时里我有点头晕目眩。在我感觉到打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头脑：“现在你再也不用上学了。”我仅是半失去知觉，但比确实必要多躺倒了片刻，主要是为了对我的袭击者进行报复。然后有人把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儿住着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阿姨。

从那时起，每当我不得不返回学校，或者父母让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开始发作。我有六个多月没有上学，对我来说那是种郊游。我自由自在，能够几个小时地做着梦，乐意去何处就去何处，到林中、水边或者画画。我又开始画战斗的图画，或者战争的狂暴场面，古老的城堡遭到攻击和焚烧，或者一页页地画着漫画。直到今天，在入睡之前类似的漫画有时还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龇牙咧嘴的面具不断地移动着，变幻着，它们当中有一些不久之后就死去了的熟人的面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能够埋头于神秘的世界之中。那个王国有树木、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还有父亲的图书室。但我离开世人越来越远了，一直朦朦胧胧地有着良心的苦痛。我游荡，收藏东西，阅读，玩耍，虚度着光阴，但这并未使我愉快一些，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我是从自我中逃脱开来。

我完全忘了这一切是怎样产生的，但我同情父母的忧虑。他们找了许多医生来诊治，医生们抓耳挠腮，打发我与在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结果对我成了无穷尽乐趣的一个来源，但返回家后，一切又照旧了。有个医生认为我有癫痫病，我知道癫痫病发作是怎么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这种胡扯，父母愈加忧虑了。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父亲，他们坐在花园里，我躲在灌木丛后面，因为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缠住了我。我听见客人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答道，“医生怎么也搞不清他得的是什么病。他们认为可能是癫痫病。他要是医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所有的那点东西已经丧失了，可这孩子要是不能自谋其生又会有什么下场呢？”

我如遭到雷劈一般。这是与现实的冲突。“哎呀，我必须用功了！”我突然想道。

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个严肃的孩子。我爬到一边，来到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文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死记硬背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昏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去，可是过了几分钟后觉得好了一些，又继续用功。“该死，我才不要晕倒呢。”我对自己说道，又坚持下去。这一次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以后才又发作。这第二次发作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真的用功。”我坚持了下去，一个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三次发作，但我仍未放弃，又学了一个小时，最后我觉得我已战胜了它。突然我觉得我的状况比以前几个月都好，而且事实上发作也并未再发生。从那一天起，每天我都学拉丁文法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以后我返回学校，此病从此不发作了，甚至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鬼把戏结束了，被对付了！我就是在这时明白了，什么是神经病。

我逐渐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不光彩的局面是我本人一手安排的。我之所以从未真正生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的气，其原因也就在于此。我知道，可以说他是被唆使的，整个事件是我的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对自己感到愤怒，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损害了自己，在自己的心目中愚弄了自己。怪不得别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对我讲话。

这神经病成了我的又一个秘密，但却是个可耻的秘密，是个失败。然而，它却在我身上诱发出一种有意的死板和一种非同寻常的勤奋。这些日子成了我认真负责的开端，那种认真负责并不是为了做做样子，以便能够成才，可又是为了自己而成才。我每天按时五点钟起床学习，有时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导致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热情，我对寂寞的嗜好。在我看来，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浸渍进自然的奇迹之中。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件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妙不可言。我浸入到自然之中，好像爬入自然的精髓之中，脱离开整个人类世界。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从我们居住的克莱恩-亨宁金那儿上学的路出发，前往巴塞尔，途中刹那间我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印象，觉得自己刚从浓密的云层中探出头来。我立即明白了一切：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有一堵雾墙在我的身后，而在那堵墙后尚无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碰见了我自己。在此以前我也存在着，但只是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而现在则是我发生在我身上了。现在我知道，我现在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做。在我看来，这个经历极其重要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说来也怪，在这一期间以及我的昏厥的神经官能症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顶楼上的珍宝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我甚至那时就有可能会意识到，在我的权威感和那珍宝在我身上激起的价值感之间有着一种类似。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已消失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应邀与我家的朋友一起度假，朋友在卢塞恩湖边有一栋房子。令我欣喜的是，那房子就在湖畔，还有一个船库和一只划艇。主人允许我和他儿子使用这条船，不过严厉警告我们不可鲁莽冒失。不幸的是，我不知道怎样驾驶威德令船(平底船一类的船)——也就是说站着划。在家里我们有这么一条方头平底船，我们在上面玩弄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花招。因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的尾座上，用一只桨划进湖水中。对焦虑的房主人来说，这太过分了。他吹口哨让我们回来，给了我一顿第一流水准的责骂。我完全垂头丧气，但又不得不承认，我所做的恰恰是他不让我们做的，承认他的教训完全有道理。同时我又怒不可遏，这个肥胖、无知的乡下佬居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重要，是一种权威，是一个有职位有尊严的人，是一位老人，是一个须尊重和敬畏的对象。然而与现实的对照是这样的古怪，结果在狂怒之中我突然有些踌躇，因为有个问题升到唇边：“不管怎样，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好像说明，只有鬼才知道你是多么重要！可是你又知道他完全是正确的。你还不到十二岁，是个学生，而他却是位父亲，一个有钱有势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两栋房和几匹骏马。”

这时，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我想到我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人。其中一人是个学生，他领会不了代数学，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另一人则重要，是种高级权威，一个不可小觑的人，就像这个制造商一样有势力有影响。这“另一个”是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人，他穿着扣形装饰鞋，戴着白假发，驾着一辆带有凹面后轮的轻便旅行马车，那个盒子就是用弹簧和皮带悬挂在这两个后轮之间。

这个念头产生自我以前有过的一个奇特体验。当我们住在克莱恩-亨宁金时，有一天一辆绿色古马车从黑树林驶过我们家。它是个真正的古董，那样子完全就像是直接从18世纪开来似的。我见到它时激动异常：“是它！一点儿不假，它来自我的时代。”就好像我把它认出了一般，因为它与我在我的自我中驾驶的那一辆是同一型号。然后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使人恶心的感觉，就好像有人偷了我什么东西似的，或者说好像我被欺骗了——欺骗了我那可爱的过去。这马车就是往昔的一件文物！我无法描述是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的是什么：一种渴望，一种怀旧，或者是一种承认，它不住地说道：“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有一个又回到18世纪的体验。在我的一个姨妈的家里，我曾见到一个18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件旧赤土陶制品，由两个彩色人物构成。其中一位是老斯塔克伯格医生，他是18世纪末巴塞尔市的一位名人。另一个人形是他的一个病人：她被刻画成闭着眼睛，伸着舌头。据说有一天老斯塔克伯格正在过莱茵桥，这时这位令人讨厌的病人突然从不知何处出现在他的面前，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老斯塔克伯格烦躁地说：“是的，是的，你一定哪儿不舒服。伸出舌头来，闭上眼睛。”女人遵命，斯塔克伯格立即跑开，而她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惹得人们大笑不止。小雕像上的老医生穿着扣形装饰鞋，奇怪的是我把那鞋认作是我自己的了。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得发狂。“哎呀，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能够感到这鞋是穿在我脚上，但却说不出这怪诞的感觉从何而来。我所感到的这种与18世纪的同一性我无法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把1886年写成1786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就压倒了我。

在船上做的恶作剧以及受了惩罚之后，我开始掂量这些互不相连的印象，它们结合成一幅首尾一贯的画面：我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觉得困惑，充溢着沉重的感想，最后我失望地意识到，无论如何，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小学生，他该受到惩罚，行为须和他的年龄相吻合。那另外一个人一定纯系胡扯，我觉得他多少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的有关我祖父的许多故事有关。然而这也不完全对，因为他生于1795年因而生活在19世纪；另外，早在我诞生之前他就已死去了。有可能我与他是同一的。我应该说，当时这些考虑大多是从朦胧的模糊感觉和梦幻的形式出现的。我再也记不清当时我是否知道传说中的我与歌德的亲戚关系。然而我以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我是从陌生人那儿头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我应该补充一句，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传言，说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1]。

同年一个美好的夏日，我于中午走出了学校，来到大教堂广场。天空湛蓝璀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房顶金光闪闪，阳光从新铺的光彩夺目的瓷砖上迸发着光彩。美景把我征服了，我想：“世界是美丽的，教堂是美丽的，是上帝造成了这一切，他坐在上方，在遥远的蓝天上的一个金御座上……”我的思绪在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孔洞，我产生了一种郁悒的感觉。我觉得麻木了，只是知道：“不要再想下去了！有种可怕的东西正在到来，某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会犯下最为可怖的罪孽。什么是最可怕的罪呢？是谋杀吗？不，决不可能是这种事。最可怕的罪孽是反对圣灵的罪愆，这种罪愆是不可饶恕的。谁犯了这种罪谁就要遭天谴，就得永生永世下地狱。要是我父母视若掌上之珠的这个独生子，命中注定要受永生的惩罚，那他们肯定是会很伤心的。为了父母之故，我可不能干这种事。我必须做的是千万不要再去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来容易做时难啊。我从学校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一边走一边尽力思考着各种各样别的事情，但我的思想总是再三再四地转回到我甚为喜欢的美丽的大教堂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方面——然后，我仿佛受了猛烈的电击似的，思想便又再次飞到了别处。我不断地自言自语道：“别想它了，一定不要再想它了！”回到家时，我显得疲劳极了。妈妈看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便问道：“出了什么差错了吗？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让她放心，实话实说道，在学校没出什么事。我心里确实在想，要是我把我的胡思乱想的真正原因向母亲袒露，那可能对我会有好处。但要是这样做，那我就得干那看来是做不到的事了，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说出来。我这位可怜的亲人完全不起疑心，也不可能知道我已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犯了不可宽恕的罪并一头扎进了地狱。我放弃了袒露此事的念头，并设法尽可能把自己的形迹掩盖起来。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那个我目前仍不懂得的禁止去想的思想，一再想要冲出来。我于是奋力拼命把它挡住不让其出来。后来的两天简直就是一场折磨，于是我母亲认为，我一定是病了。但我还是抗住了想袒露心事的诱惑，因为我想，这会使我父母极为伤心的。

然而，到了第三天晚上，这种折磨变得实在无法忍受了，我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睡着了，但不多工夫便又醒了过来，于是便又忙着去想那大教堂和上帝了。我差点一直想了下去！我感到我的反抗越来越弱了。我害怕得周身冒汗，于是便在床上坐了起来，把睡意完全驱走。“这可是新鲜事，这可是严肃的事啊！我一定得想，一定得事先把它想出个答案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所不懂得的事呢？说实在的，我自己并不想去想，那是肯定的。但是谁要我去想呢？是谁想强迫我去想那我既感觉不到且又不想知道的事呢？这一可怕的愿望是从何处来的呢？还有，我为什么应该是为此而受折磨的那个人呢？我那时正想着的是赞美这个美丽的世界的造物主，我为有此无法估量的天赋而对他感恩戴德，因此，我为什么就得去想那难以想象的恶毒的事呢？我不懂得这恶毒的事是什么，我确实不懂，因为我不能也决不该随便向这一想法迈进一步，因为这便意味着得冒立刻去思考它的危险。我没有干这件事或者想干这件事，它是像噩梦一样落到我头上的。这样的事是怎么来的呢？我虽然没有去干，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为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按上帝创造我的方式而来的——就是说，我是按我父母的样子这一方式而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很有可能，我父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吗？但是，我那善良的父母是决不可能有过任何那样的想法的。这样恶毒的想法是决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我发觉这一想法极为荒唐。然后，我便想到了我的祖父祖母，而我只是从他们的画像而认识他们的。他们显得和蔼仁慈又认真严肃，这便足以驱除掉有可能归咎于他们的任何想法。我在心里把一长串所有不认识的祖先想了一遍，终于想到了亚当和夏娃^[2]，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没有父母，而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上帝有意使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他们无法选择，而只能确切地像上帝创造他们的那个样子。因此，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何以可能各不相同。他们是上帝完美的造物，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可是他们仍然犯了原罪，干了上帝不希望他们去干的事^[3]。这怎么可能呢？要是上帝不使他们有可能干这件事，他们本来不会干出这种事的。这件事也是很清楚的，是由于受了蛇的诱惑，而蛇是上帝在创造他俩前便已创造出了的，显然是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先已安排好了一切，为的是使人类的始祖无法不犯罪。因此，他们犯了原罪，那原是上帝的本意。

这一想法立刻使我从最大的痛苦折磨中解脱了出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是上帝本人把我放进了这种情境之中。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是否是他有意要我犯这罪愆或是相反。我不再去想那进行祈祷去求得启示的事了，因为上帝不顾我是否乐意而把我安置在了这个固定的位置上并扔下我不管不问了。我确实认为，我得亲自弄清楚他的意图并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可是到了这时，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上帝要的是什么？是行动呢还是不行动？我必须找出上帝要我干的是什么，而且还得马上找出来。”当然喽，我知道，按照通常的道德来看，避免那样的罪孽，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这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干着的事，不过我知道，我可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我夜不安枕，精神颓丧，憔悴得十分厉害，要不去这样想便无疑于把自己束缚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与此同时，除非我懂得了上帝的意志和他的意图，否则我可不想罢休。因为我现在确信，他是这个终极性问题的提出者。十分奇怪的是，我一刻也没有考虑过，魔鬼可能正在捉弄我呢。那时候，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我觉得，与上帝相比，他是无能为力的。但自从我从迷雾里钻出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刻开始，上帝的整一性、伟大性和超人的威严便开始萦绕于我的想象里。从此之后，在我心中，别的疑问一扫而光，只剩下上帝本人正安排对我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及一切均取决于我对他的正确理解了。毫无疑问，我知道，最终我将被迫得坚持不下去，被迫得让步，但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而自己却不明不白，因为我永生的灵魂的拯救全押在这上面了。

“上帝知道，尽管我就要被迫犯下这不可饶恕的罪，我也无法支持下去了，可他就是不来帮助我。他全知全能，他本可轻而易举地去掉我这一难以抗拒的冲动，可他显而易见并不准备这样干。是否是他希望通过让我干某种违背我个人的道德判断的事，干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教导的事，甚至还干违背他订下的戒律的事，来考验我对他的忠顺呢？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一件是我正用全身之力加以抵制的事，因为我害怕永生被打入地狱。是否上帝希望，甚至在我的信念和理性使死亡和地狱的幽灵出现在我面前时，看看我能否服从他的意志呢？这确实很有可能就是答案了！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对于这种事情我是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的。我一定得再次从头到尾把它细想一下。”

我再次彻底地想了一遍，可得到的却是同样的结论。“很显然，上帝也要求我拿出勇气来，”我想道，“如果是这样，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天恩和启示赐给我了。”

我鼓起全身之勇，仿佛准备去蹈地狱之火似的，于是便让这想法冒了出来。在我眼前，我看到了那大教堂，那蔚蓝的天空。上帝坐在他那金色的宝座上，高高在上，远离尘世——而从那宝座的下面，一块硕大无朋的粪块掉了下来，落到了那闪闪发光的新屋顶上，把它击得粉碎，把那大教堂的四壁也砸了个粉碎。

啊，原来如此！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难以言传的如释重负感。落到我头上的不是那预料中的天谴，而是天恩，而随这天恩而来的，则是从未体味过的说不出的极乐感。因为幸福和感激不尽，我哭了。我既已服从了他那不可抗拒的命令，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便对我进行了显示。我仿佛体验到了一种洞彻感。以前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现在变得清楚了。这就是我父亲所不明白的事，我想道；他体验不到上帝的意志，他还以最好的理由并出于最深的信念而反对它。而这便是他从未能体验到那治疗一切并使一切变得可以理解的天恩的奇迹的缘故，他一直把《圣经》的“十诫”做他的行动指南；他信仰上帝，但只是以《圣经》所指示的方式和他的先人所教导他的方式来信仰。可是他并不知道，在上帝的《圣经》和上帝的教堂之上，站着一位全知全能而自由的、正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上帝，他召唤人们分享他的自由，并能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坚信的事，好毫无保留地执行上帝的命令。在他对人的勇气进行考验时，上帝反对恪守种种传统，而不论其是何等神圣。他全知全能，所以他便会考虑到，在对勇气进行的这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造成确实是邪恶的结果来。一个人要是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他便可以放心：自己走的是正确之途。

上帝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好使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所确实不愿去想的事。他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他俩是否恭顺服从。而他同样也可以要我干某种事情，干某种出于传统的宗教方面的理由而不得不加以拒绝的事。正是恭顺服从，才使我获得了天恩，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便知道上帝的恩惠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上帝，除了执行他的意志之外，别的事都是次要的。不然的话，一切事情均是愚行蠢事和没有意义的。从那个时刻起，每当我体验到了天恩，我便真正地开始负起责任来。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呢？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但随后，我便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上帝是可以成为某种可怕的东西的。我体验到了一种阴暗而可怖的秘密的味道。这一秘密使我整个的一生罩上了乌云，使我变得十分郁郁寡欢。

这一体验也产生了使我更感自卑的影响。我觉得，我是个魔鬼，或者是个蠢猪，我是极为堕落的。但是随后，我便又开始翻阅《圣经·新约》，以某种满意的心情读着描写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段落，还有就是堕落的人是上帝的选民的段落。这些描写使我获得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不公正的管家受到了称赞，而信心发生动摇的彼得^[4]，却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我的自卑感越强，上帝的天恩在我看来就变得愈益不可理解。说到底，我从来就没有自信过。母亲有一次对我说，“你向来是个乖孩子”。可我就是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乖孩子？这使我感到很新鲜。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而又远不如他人的人。

有了对上帝和大教堂的那种体验，我终于有了某种属于我那了不起的秘密的一部分的有形且可触摸得到的具体物了——就像我一直在说天上下石子，而现在终于有一块落到了我的口袋那样。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使人觉得可耻的体验。我落进了某种不好的、邪恶的、恶毒的东西的手里，但同时，这却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想要一吐为快的冲动，但不是讲这种体验，而只是想暗示说，我身上有某些古怪的东西，某些没人听说过的东西。我很想弄清楚，是否他人也经历过相似的体验，可是在别人身上，却从未发现有丝毫这种情形。结果，我便感到，我既是得不到恩宠者，又是上帝的选民，既是被诅咒者，又是受到祝福者。

公开提到我的体验，提到我梦见的地下庙宇里的男性生殖器，提到我所雕刻的小木人，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上，直到我六十五岁之时，我才说到有关梦见生殖器的事。我可能跟我妻子谈到过一些别的体验，但这只是晚年的事。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这是我从小便继承了的。我也决不会跟友人们谈起它们。

我整个的青春期，便可根据这一秘密来加以理解。它造成我产生了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在这些年中我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我抵制住了想要把它与别人谈一谈的诱惑。这样，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格局便已经是预先就定好了的：今天仍跟以往那样，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原因就是我懂得一些事情，而且还一定会把别人所不懂得的且往往甚至不想知道的事情加以暗示。

在我母亲的那一方，有六个牧师，在我父亲这一方，不但我父亲是牧师，而且有两个叔父也是。这样，我便有机会听到许多宗教方面的谈话、神学方面的讨论和布道演说。每当我听着他们谈论时，我便有这样的感觉：“对，对，这一切太好了。但我内心的那秘密怎么样呢？这个秘密也是天赐的秘密。你们之中对此毫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要逼着我做错事，逼着我去想令人憎恶的事，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惠。”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完全言不及义，不得要领。我想道：“看在老天的份上，一定得有某个对此多少懂点的人啊；在某处一定会有真理。”我在父亲的图书室里翻箱倒柜地查找，只要一找到有关上帝、三位一体^[5]、灵魂、意识的书便急不可待地读起来。我饥不择食地读呀读，可是读过后却收获甚微。我总是在想：“他们也不懂。”我甚至还在我父亲的路德派《圣经》里查找。可是很不幸的是，对约伯^[6]所作的传统性的“训导式”解说却使我倒了胃口，很快便对此书失去了兴趣。但我在它里面还是找到了慰藉，特别是在第九章的“诗篇”30-31里：“尽管我用雪水清洗了自己……但您却将把我投进烂泥坑里。”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显得垂头丧气。事情并非确实如此，相反，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一事不干，内心是奇异地心安理得和平静。它总会这样或那样地使我从我所有的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矛盾与冲突便停止了。“石头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千百年过去了依然一成不变，”我会想道，“而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就跟火焰一样，很快地亮了起来，然后便熄灭了。”我不过是我的各种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却是那不受时限的、永不毁灭的石头。

那时候，我父亲所说的一切还激起了我深切的怀疑。我一听到他做有关上帝恩惠的布道，便总是想到了我自己的体验。他所讲的一切听来显得陈腐而空洞，就像讲一个道听途说而来的可自己又不很相信的故事一样。我很想帮他的忙，可是却又找不到办法。此外，我很怕羞，不敢告诉他我的体验，也不想插手他个人的事务。我觉得我自己一方面年纪太小，另一方面又害怕使用“第二人格”给了我以启示的这种权力。

后来，当我长到十八岁时，我与父亲进行过许多讨论，总是偷偷地希望能够让他懂得有关天恩的奇迹，从而帮助他减轻良心上的各种痛苦。我深信，要是他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一切便会变得最好不过了。但我们的讨论总是不变地以不愉快结束。这些讨论刺激了他并伤了他的心。“哎，胡说八道，”他总是习惯地说道，“你总是要去想。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要信仰。”我便会想道：“不对，一个人必须体验了才能懂得。”但我嘴里却说道：“那请把这种信仰给我吧。”于是，他便会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开。

我开始交起朋友来，他们大多是些出身淳朴的、腼腆的男孩子。我的学习成绩好起来了。在尔后几年，我甚至成绩名列全班榜首。然而，我观察到，成绩低于我的同学妒忌我并抓住每一次机会，尽力想赶上我。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我讨厌一切竞争，而要是有人玩起太富竞争性的游戏，我便会拒绝参加。此后，我的成绩名列班里第二，并发现这远更使人觉得愉快。学校的功课，由于我不想通过竞争而使之变得更为困难，因而变得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有不多几位老师对我表示了特殊的信赖，这些人我至今满怀感激地记在心里。我怀着极大的愉快回想起的一位老师是拉丁语教师。他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碰巧，我六岁就学了拉丁文，是我父亲给我上的课。于是，这老师便不让我坐在班里听课，而是经常让我上大学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于是我便高兴地一头扎进书去读了起来，并在回去的路上尽可能地把时间拖长。

大多数老师认为我既愚蠢又狡猾。学校一有什么事出了差错，我便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要是什么地方吵起架来，我便被认为是挑动者。但实际上，我只有一次才卷入到吵架里去，而正是在那一次，我才发现我的一些同学对我抱敌对态度。其中有七个埋伏起来等着我并突然对我发动攻击。那时候我已长得又高又壮了——我那时已经十五岁——并很容易火冒三丈。我突然发起怒来，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两臂，把他甩得团团转，用他的两条腿把其余几个打倒在地。老师们查清了此事，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惩罚。从那时候起，我便无人理睬了，也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招来敌人并被人不公平地指责实出我意料之外，但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并不难理解。我因之而受到了指责的每一件事刺激了我，不过我却无法否认对我的这些指责。我对自己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我所知道的这一点儿又是如此矛盾重重；扪心自问，我实在无法否认任何的指责。说实在的，我良心上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有实质性的和潜而未发的种种过失。由于这种原因，我对别人的责备就特别敏感，因为所有这些责备都或多或少地击中了要害，点到了痛处。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干被指责说干了的事，但我还是感到，我是有可能会干这种事的。我甚至还开列了一张表格，上写种种托词，以备万一我被指责干了什么事。要是我确实干了什么错事，我便确实感到如释重负。这时候，我至少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心有愧。

很自然地，我便会通过表现出外表的稳重感来补偿我那内心的不安——或换句更好的话来说就是，不用我的意志去干涉，缺陷便自会弥补好自身。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有罪过，但同时却又希望自己清白无辜。在背景后深深的某处，我向来知道自己是个两重性格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这个人上学读书，不怎么聪明，专心致志，学习用功，比许多别的男孩穿得整齐干净。另一个是个大人——实际上是个老人——多疑，不轻信，远离人世，但却接近大自然，接近地球、太阳、月亮、天气、一切生物，但最主要的是接近夜晚，接近睡梦，接近“上帝”直接地作用于其身上的各种事情。这里，我把“上帝”放在了引号之内。因为就像我一样，大自然虽然是上帝所创造并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看来却被他作为非神圣的东西而搁到了一边。谁也说服不了我，说“按照上帝的形象”^[7]所创造的只用到了人的方面。实际上，在我看来，高山河湖、花草树木及各种动物远比人更能体现出了上帝的本质，而人却身穿各种古怪可笑的衣服，心地卑鄙，爱好虚荣，假话连篇，自私自利得可憎——所有这些特色据我本人，就是说据第一个人格，据1890年的一个学生看来，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除了他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就像一个神殿，每个进入到里面去的人都得到了改造并由于在幻觉中见到了整个宇宙而突然深受感动，因而只能惊叹赞美不已，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在这里居住的是“另一个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隐了身的、具有人格的但同时又是超乎人格的秘密。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使人与上帝分隔开来，的确，这就仿佛人的心灵同时与上帝一起向下瞧着天地万物似的。

我在这里一句一句地展示的，是我那时在任何某一方面所从未意识到的某种东西，但我却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预感及强烈的感情而感觉到了它。在这种时候，我知道我配得上我自己，我就是我那真正的自我。只要我独自一人，我便会慢慢进入到这种状态。因此，我追求这“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安宁与孤独。

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贯穿了我整个的一生，但却与“分裂的人格”或与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毫无关系。相反，在每个个人中，这却是没有用的。在我的一生里，第二种人格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我总是尽力为想从内心深处向我走来的一切腾出地方。他是一个典型性的人物，但只有极少的人才能洞见。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理解力是不足以认识到他也是他们那样的人的。

逐渐，教堂变成了一个折磨我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人竟敢大声——我不禁要说，是无耻地——进行有关上帝、他的意旨和行为的布道。在那里，会众被劝诫说，他们应有那些感情并相信这样一种秘密：我知道，这种秘密就是最深奥的、在内心最深处的肯定性，一种不可以用一个词来加以泄漏的肯定性。最后我只能得出结论说，显然，没有人会懂得这一秘密，甚至牧师也一样，因为反过来说，没有人会敢于在公众面前泄漏上帝的神秘性，敢于用陈腐和多愁善感的话去亵渎这些无法言传的感情。此外，我确信，以这种方式去接近上帝是错误的，因为我知道，是从经验里知道的，这种恩惠只赐予毫无保留地执行上帝意志的人。这一点也是从布道坛上说出来的，但向来总是假定，启示的做法能使上帝的意志变得明白易懂。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这反而成了一切事情中最含糊和最不可知的东西。对我来说，它似乎成了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每天去探讨上帝的意志了。我没有这样做，但我感到肯定的是，一俟这样做的急切理由出现时，我便会去做的。第一人格占用去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它经常使我觉得，宗教戒律正被用来代替上帝的意志——这实在十分使人出乎意料，十分使人吃惊——其唯一目的，就是免去人们理解上帝的意志的必要性。我的怀疑变得日甚一日了，而我父亲的布道词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对我来说则变得极为令人难堪了。我周围的人们似乎把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认为理所当然，从它里面散发出来的浓厚的含糊其词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动一下脑筋便囫囵吞下所有这些矛盾百出的说法，如上帝是万能的因而预见到了所有的人类历史啦，他确实创造了人类，并尽管他禁止他们犯罪且甚至要以地狱之火而永世惩罚他们，但人类还是不得不犯罪啦等等。

好长一段时间，十分奇怪的是，魔鬼在我的思考中却没有起过什么作用。在我看来，魔鬼不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的一条用铁链锁了起来的看门恶狗。对于这个世界，除了上帝之外谁也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上帝是会很可怕的。每当我听到父亲在其富有感情的布道词中提到“仁慈的”上帝，赞扬上帝爱人类并劝导人们对上帝报之以爱时，我的怀疑和不安便增强起来。“他确实懂得他正谈论着的事情吗？”我怀疑道，“他会把我，他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用刀杀死以作人的献祭^[8]吗，或者，他会把他送交一个不公正的法庭，让它把他像耶稣那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不，他做不到。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是执行不了上帝的意志的。这种意志，正如《圣经》本身所表明的，会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对我变得很清楚，当人们受到劝诫，要他们首先服从上帝而不是人时，这种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和无心地说出来的就是了。很显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上帝的意志，因为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便会敬畏地对待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了，便会只是出于对威力无穷的上帝的单纯害怕而这样做了，因为上帝是能够把其令人可怕的意志强加在孤立无援的人类的身上的，就像他已经强加在了我身上一样。假装知道上帝意志的人中有谁能预见到他已驱使我干了什么呢？在《圣经·新约》里，不管怎样，却没有什么类似的事。《圣经·旧约》，其中特别是《约伯记》^[9]，在这方面本可能使我大开眼界，但可惜那时候我对之却不够熟悉。当时我正在接受坚信礼，但我在其中也没有听到过什么这类的教导。其时，当然提到过敬畏上帝，但这却被认为是过了时的，是“犹太人的”，而且很久以前就为上帝之爱与仁慈的基督福音所取代了。我年幼时种种体验的象征性及那种形象的狂暴使我极为沮丧。我自问道：“谁是那样说话的呢？是谁这样不要脸，这样赤裸裸地展示其阳具，而且还是在神龛里？是谁使我认为，上帝就是以这种令人讨厌的方式摧毁了其教堂的呢？”最后，我自问道，这是否就是魔鬼所干的呢。一定是上帝或魔鬼才会这样说和这样干的，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感到绝对地肯定的是，发明这种思想和形象的决不会是我。

这些，便是我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体验。它使我恍然大悟正是在那时：我必须负起责任，我的命运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碰到了一个问题，我必须亲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是谁把这问题强加到我头上的呢？对此谁也无法给我以解答。我知道，我必须从我最深处的自我那里找到这个答案，知道在上帝面前的就只有我一人，并且知道上帝独自就这些可怕的事情问了我。

从一开始，我便有一种命中注定感，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赋予我的并必须加以接受。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我从来无法对自己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没有拥有这种肯定性，它却拥有了我。谁也夺不走我的这种信念：我被责成去干上帝要我去干的事而不是去干我想干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我往往有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上，我便不再是杂处于众人之中，而是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了。而当我处身“彼处”，不再是孤独一人时，我便处身在时间之外了，我属于好几个世纪，而彼时作出回答的他便是那向来就存在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儿。与“另一个人”的这些谈话是我最为意味深长的体验，一方面是流血的争斗，另一方面则是至高无上的欣喜若狂。

自然喽，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大概除我母亲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与之进行交流了。她似乎也像我自己那样，沿着有点相似的思路去思考的。但我很快注意到，在交谈中，她不是我的对手。她对我的态度最主要的是一种仰慕，而这对我却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便把这些思想独自放到了自己的心里。总的说来，我更喜欢这样，我独自一人游戏，做白日梦或独自在树林里漫步，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秘密世界。

对我来说，我母亲是个十分仁慈的人。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动物性的温暖，饭菜做得美味极了，对人十分友好且生性愉快。她个子长得很高大壮实，热心听别人说话。她也喜欢说话，话匣子一打开，话便像泉水一样快活地泼溅而流。她有一种显然的文艺天赋，情趣高尚并有一定深度。但是这种天赋却从未能适当发挥，而一直深藏于一个仁慈、肥硕的老妇人的外表之内。她极为好客并十分富有幽默感。她保有一个人所必须具有的所有传统性观点，但在无意之中，她的个性有时便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个性是出人意料般地有力：一个城府深沉、脸相威严的人物，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犹豫。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其一是不抱恶意并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诡谲。这另一种人格只是不时有所显现，但每次显现都是出人意外，使人害怕。此时，她便会像自言自语似的说起话来，但她说的话却是针对着我并往往击中要害，于是我便吃惊得闭嘴不语，一声不响。

这种情形发生的第一次，我记得大约是我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十分富有。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另外两个则是他妹妹。他们是城市人，衣着打扮的方式往往使我觉得古怪可笑，特别是在星期天时——脚穿专利皮鞋，衣服上有白色褶边，手戴白手套。甚至在周日时，这几个小孩也涂脂抹粉，头发梳得油光水亮。他们喜欢摆出他们所喜欢的架子，并急于与我这个穿着皱巴巴的裤子，脚上的鞋子破了几个洞，双手肮脏的粗鲁倔强的男孩子隔得远远的。我母亲进行比较后对我所作的训诫使我极为恼怒：“嘿，你瞧那些漂亮的孩子，多么有教养和彬彬有礼啊。看看你的举动啊，真像个小傻瓜。”这种训诫使我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便决定给那个男孩一顿痛打。我确实这样干了。他的妈妈气坏了，便急忙赶到我家，就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场。我母亲可吓坏了，教训了我一场，而且声泪俱下，说话时间之长和感情的激动是我以前所没见过和没听过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犯了什么过错，相反我对自己却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我到底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村子里这位陌生人所造成的不协调的情形作了补救。我对母亲的激动深为慑服，于是便带着负罪感退回到我家那架古旧的古钢琴后面我那桌子旁，开始玩起我的那些砖头瓦块来。好一阵子，房间里一片寂静。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到了她那靠窗的座位上打起毛线来。然后我便听到她低声自言自语起来，从偶尔听到的一些话里，我听出她是在想着这件事，只不过现在却是另一种观点了。突然间，她大声说起话来：“当然了，一个人决不应该生那么一大堆狗崽子啊！”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说那几个“沐猴而冠”的人。她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他养了好些狗，并且总是口不离养狗啊、杂种狗啊、纯种狗啊及狗崽子之类的话。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我意识到了，她也认为这几个令人作呕的小孩是些劣种的小狗，因此，对她给我的责骂实在不必按表面的意思来看待。但是甚至在那种年纪，我也知道必须完全保持冷静而不应洋洋自得地表露出来：“您明白，您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她会愤慨地批驳这种想法说：“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孩子啊，你怎么敢自称知道有关你母亲的这种事呢！”从这件事里，我得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一定有过更早的、性质相似的体验，只不过我现在记不起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