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吴中秀才

1846年秋，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即将在南京夫子庙边上的贡院举行。一位18岁的苏州秀才早早就来到了考场附近的钓鱼巷赁屋备考。他的爸爸和随行的老师原以为天资聪慧的他此次一定会金榜题名，不想他刚放下行李便被秦淮青楼的弦管之声勾去了魂魄，他在南京一个多月没为考试做过多少八股文，倒是为风月场中的“白下名妓”写下不少刻骨铭心的诗句。他就是本书的主角——才高八斗而又放浪形骸、思想超脱而又命运多舛的苏州才子王韬。

一 诗书之家

吴中之地，山清水秀。碧绿的田野、银带般的小河、千姿百态的青石桥、阳光下的谷仓构成了一幅恬静而又美丽的图画。古镇甫里就坐落在这一图画之中。吴中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文脉厚重。自唐以降，陆龟蒙、皮日休、赵孟頫、高启、归有光、顾炎武、吴梅村等著名文人词客都曾在甫里周围一带生活或隐居过。公元1828年11月10日（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王韬就在这里诞生。此时他的名字叫王利宾，字兰卿。当王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吴中大地上的画卷虽然还是那样恬美，甫里虽然依旧是人间天堂的升平景象，但是远方已经隐隐约约传来西方船舰的隆隆机声，英国侵略者的火炮即将打破吴中大地的安宁恬静。

甫里古镇

坐落在苏州甪直镇上的陆龟蒙墓

这一切，王韬的父辈们毫无察觉。当他的父母亲把他包在襁褓里，满心欢喜地注视着这个可爱的小生命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儿子金榜题名、高官厚禄和家族命运的复振。

甫里王家在明代原为“官宦之家”，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使这个世家大族急剧地瓦解衰落。清兵南下之后，王家惨遭兵焚之祸，几乎阖门遇难，始祖王必宪时在垂髫之年，得免于难，避居昆山。自此至晋侯、诒孙、载飏，居昆山凡四世，读书习儒业，有声庠序间，其中载飏尤为士林所推重，品行端正，学问渊博，曾开馆授徒。载飏去世过早，留下幼子科进，“戚串中有觊觎者，乃迁甫里”。

科进即王韬祖父，字敬斋。他是一个读书兼行商的子贡式人物，在他那一辈，王家确是风光阔气了一阵，他读书知礼且富有家财，因好行善举、热心赈贫而被乡里称为“善人”。王韬父亲王昌桂，字肯堂，“著籍学官，邃于经学，九岁尽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童之誉”。由于王韬祖父在世时的乐善好施，捐资散财，王家至王昌桂一辈家境复告衰落。为了养家活口，王昌桂不得不在家乡开设学塾，招徒授课。这分散了他的精力，使他终生在科举道路上一无所获。

自王韬始祖必宪至王韬大约经历了240余年，7代共得男子15人，其中有5代为一线单传，人丁极稀。王韬一辈虽为兄弟姐妹6人，但三个哥哥都在刚刚出生十天内“以痘疾早殇”。王韬的弟弟王利贞（字叔亨，号谘卿）也因从小受家庭溺爱，缺乏体魄锻炼，更因少不懂事，好逸恶劳，吸烟成瘾，27岁便早早谢世。王韬的姐姐王瑛长王韬三岁，嫁于吴淞江边吴村周氏人家，亦无男儿。王家的“衰宗”情形颇使成年以后的王韬感觉到“无后不孝”的心理压力。他一生怜香惜玉，呷妓成瘾，也与他一心渴望王氏传人大有关系。

在成年之前对王韬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朱氏和父亲王昌桂。朱氏为苏州城外陈墓镇人，也是读书人家出身，能诗会赋，知书识礼，尤善幼儿教育。王韬四五岁时，朱氏即启蒙教读，为之剖析字义，讲授诗词，“夏夜纳凉，率为述古人节烈事”。王韬与母亲朝夕相处，“八九岁即通说部”。王韬后来喜欢搜集和创作怪异讽世小说，即种因于此。王昌桂为旧式乡村饱学之士。他自己没中过科举功名，一心希望自己的儿子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以光宗耀祖，重振家道。因此，他除了设馆授徒外，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培养教育儿子上。他期望高，耐心也大，课子严厉，日夜不辍，从诸子百家到汉赋唐诗、历代史册，再到八股帖括，无所不教。无论王昌桂走到哪里设塾授课，他都把王韬带在身边随时教诲。加上王韬本人“少时好学，资赋颖敏”，“读书数行俱下，一展卷即终生不忘”，少年时代王韬就已经满腹诗书，“迥异凡儿”。王韬后来的诗词、小说、政论、函牍写得典雅而质朴，用典恰到好处，与他父亲此一时期对他的家教甚有关系。王韬在自传中回忆说：“少承庭训，自九岁以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一生学业悉基于此。”

从13岁开始，王韬来到长洲青萝山馆，就学于明经顾惺。顾惺，字涤庵，学问博杂，不宗一家。王韬从他那里读到传统学问中许多流派的著作，包括经学、小学音韵、二十二史、资治通鉴、诸子文集、唐宋诗词和野史稗抄等，学术视野大为拓展。顾惺尤善诗词，在乡里颇负诗名，他的诗集《涤庵诗钞》清新朴实，贴近生活，得到王韬推崇。在教学过程中，顾惺亦把研讨作诗技巧列为一大课目。遇有喜怒哀乐之事也总喜欢出题作诗要学生作和。蒙师对诗歌的偏好影响了学生的兴趣，少年时代的王韬写下了大量的诗篇。1880年，王韬将他所写的诗编辑成册，题名为《蘅华馆诗录》印刻问世。正是从这一诗集中，我们才得以知道不少王韬在青萝山馆的读书生活和精神状况。

顾惺是一位具有两重性格的旧式读书人。一方面，他看重德行，强调积极的入世精神，曾作“反游仙诗”以言志，认为与其追踪山人隐士，不如“积硕学为世用”。在他的严格督教下，王韬接受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模塑和修齐治平经世思想的灌输。这些正是日后王韬在主张学以致用和提倡变革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害怕伦理道德崩塌的历史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他洒脱不羁，笑骂儒林，从不为所谓师道和俗见所左右。他喜欢游览山水，喝酒成癖，时常召集生徒对酒唱和。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王韬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名士性格。王韬后来喜好谈古论今，臧否人物，酷爱饮酒斗诗和看花逐妓，刨根溯源都可追踪到这位顾老先生。

由于顾惺教学不拘形式和态度和蔼可亲，王韬非常喜欢青萝山馆的读书生活。他与顾惺虽为师生，相处却犹如学友。教学之余，两人常常把盏对酌，谈论道德，切磋学问。王韬诗文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小饮青萝山馆呈顾涤庵明经师》一诗，记叙了一次两人围着火炉放量饮酒尽情谈论的情景：

欲雪不雪天酿寒，啾啾冻雀愁檐端。

地炉活火聊取暖，一尊入口僵颜欢。

新坼瓮泥出饷客，香浮色淡味独完。

王郎本耻作小户，深杯不厌一吸干。

酒阑每易生感慨，敢抒愚论披心肝。

王韬终身都与他的这位蒙师维持着师生和朋友之谊。两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和唱答之作。顾惺的诗集托王韬校刊发排。王韬的文字中也多有经顾惺之手校订之作。在遇到困难和忧虑之时，他们还互相请教对方，寻求解决办法和精神安慰。如王韬后来在上海生活时深感苦闷抑郁，时常写信向顾惺请教应对之策。一封写于1858年的信这样恳求说：

迩来瞻企之劳，寸阴若岁，独居异地，触绪感怀。江上梅花，谁传别意，邻家爆竹，徒怆客衷。回忆细君，团聚者不过三载有奇，琴弦乍歇，墓草垂青，遗挂空悬，堕钗犹在，黄门述哀，无此奇痛；兰成叹逝，只益伤心，幽怨填膺，抑郁谁诉，夫子何以教我也……遁迹海滨，见闻日隘，词章之学，久已弃捐，况燕巢于幕，雉罹于罗，可为惴惴，吾夫子谊切友生，情深师弟，倘能为韬画一万全之策，使自拔于泥途，幸甚幸甚。

可以预见，像王韬这样内心矛盾重重的人，在同样是两重性格的老师那里是找不到什么满意答案的，但王韬对顾惺推重和信赖之情于字里行间殷然可见。王韬与顾惺的长久师友之谊和经常性的书信来往，是王韬离开青萝山馆而终究无法摆脱传统文化间接影响的又一注脚。

青萝山馆时期的王韬年龄虽小，雄心锐气却大得惊人。他“志锐气壮，自以为可奋讯云霄”。每天坚持读书、写诗、作八股文，期望有朝一日在科场大显身手，一举成名。然后修齐治平，成百世之功，留永久之名。家人亲友见王韬胸怀大志，才学俱佳，亦欣欣然以此相劝勉。甫里王氏家族中衰的局面就等着王韬出来重振雄风了。

江南水乡甫里

二 科举之路

科举是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一种政治与教育制度。隋唐以降，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被社会认同为人才而参与国家治理。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读书人若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才气，有出息，或有功国家，福被桑梓，光宗耀祖，凡此等等，他就得在科举考试中博得功名。明清时期，有无数的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梦想而终老于科场。

王韬出身诗礼之家，自幼就在封建文化氛围里生活，饱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父辈重振家业的希望，出人头地“参划庙堂”的抱负，都逼着王韬不得不沿着既有的科举道路向上攀爬。

1844年，王韬虽然只有16岁，可已经是一个熟读四书五经和其他传统典籍的少年有学之士了。家乡的人都称赞王韬的才气，羡慕王昌桂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们动不动就说“某家有子矣”。是年，王韬赴昆山县第一次参加童子试。此次考试虽然没捞到一个秀才，但王韬却也借此展露了头角。据王韬自己说，主试者见到他的文章后，击节叹赏，认为他虽然位在幼童之列，但“文颇不凡”。王韬对自己在科举道路上的第一次拼搏甚为满意。考试后，他兴致很好，与朋友大游马鞍山，登百里楼，“御风而行，衣袂飘举”。他在马鞍山之绝顶处，迎风披襟，大喊“快哉，此大王之雄风也”。

第一次考试归来后，在父亲的催督下，他更加夜以继日地用功读书，作八股文，帖括之术猛进。1845年，他再次应试昆山。一年的苦读功夫总算没有白下。进入号房后，一见到“见于孔子曰季氏非人所能也”的考题，便立马思如泉涌。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不到一个时辰，便走出考场。主考官张芾非常赏识王韬的文章，称赞“文有奇气”，提笔圈为第一等，“拔冠邑庠”。

王韬对考上秀才一事甚是得意，以为此是未来仕途步步青云的最好起点，举人、进士、翰林等等都是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一一可致的囊中之物。高兴之余，他把名字利宾改为瀚，以此作为这次首战告捷的纪念。而对于拔擢他的考官张芾，他更是从心里感激不已，表示知遇之恩，必当后报。可后来直到张芾被农民军杀死，王韬也没能发迹报恩。为此他甚觉愧疚。他在为张芾作传的时候不无自责地叹惜说：“知遇之感乌能忘也，记此不禁涕零。”

王韬考中秀才的消息使王家沉浸在极大的欢乐和希冀之中，家里张灯结彩，燃鞭放炮，贺客盈门。在大喜大庆的气氛中，王韬抑制喜悦，故作镇静，持卷吟诵，“置不如意”。这愈发引来亲朋好友一片赞叹。王韬族兄向客人们夸奖他是王家的“千里驹”，并征引诗句“见榜不知名士贵，登宴未识管弦欢”相调侃。王韬却释卷应对道：“区区一衿，何足为孺子重轻，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客人们对王韬不受区区一衿的限制，胸怀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愈发惊奇，称赞他出语不凡，必有后贵。

王韬考中秀才，对王韬父亲王昌桂来说，无疑是王氏家族起废振衰的开端。王昌桂未中过科举，从王韬的牛刀小试中他看到了希望。倘若王韬能够乘初胜之威，坚持不懈地在科举这条道路上拼搏一阵，就一定能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状元，到高官显爵，进而买田置产，扩大家业，重现祖上风光。他耳提面命，不断督促，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让王韬静心读书。王韬在父亲的严加管教下，强压住少年人活泼好动的天性，每天徜徉于四书五经之中。他准备在下一轮的乡试中大显身手，以不辜负父亲的教诲和期望。

然而，王家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如从前了。王韬已经无法再在他的书斋里安安心心地作他的八股文了。此时的王家，已经衰败不堪。祖上所传下的财产，几乎典当殆尽。王昌桂微薄而又不稳定的教书所得难以养活五口之家。出身读书人家的王韬母亲朱氏，此时已不得不从早到晚纺纱织线，以补不足。王韬此时又羸弱多病，常在药罐子边度日，这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为扩大家庭经济来源，王昌桂于1846年前往上海设馆授徒。年仅18岁的王韬也不得不走出甫里的书斋，来到离甫里20里左右的锦溪教书，挣些束修补贴家用。

锦溪原名陈墓，相传北宋南渡时，贵妃陈氏病死后葬于此，因而得名。王韬的母亲朱氏就出生在锦溪，王韬选择在这里设馆，或与朱氏娘家的推荐不无关系。王韬前往锦溪的时间大略是在这年的开春季节。当行舟渡越范迁湖的时候，王韬触景生情，自感自叹。他作诗自嘲说：

……

此湖旧以攀清名，水色澈底玻璃清。

或云范蠡迁家至，湖滨卜筑名遂传。

当年功就知机早，一舸载得西施好。

屡散千金溷俗贾，上士大笑未闻道。

晚年想已厌网罗，乃来此地娱烟波。

嗟予亦为名利缚，何时归钓隐邱壑。

范蠡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他帮助勾践灭吴后，改名陶朱公，悄然退出政治舞台，经商致富。后散尽千金，携美女西施隐居山水之间。王韬羡慕范蠡晚年美女在怀、消遣自在的隐士生活。但他也深知这种生活对他来讲只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陶朱公曾经成不世之功，积万贯之财，其退隐是功成名就、大财大富之后的闲情逸致，而他只是一个未曾释褐的默默无闻的穷秀才。“尚未能逃俗，谋生愧负薪”，为了衣食温饱不得不四处奔波，寄食他人檐下；为了挤入上层社会不得不低首吟哦于八股帖括之中。相比之下，王韬自惭形秽，嗟叹不已。

王韬是一个自尊心极强且情绪敏感之人，锦溪的设馆教徒生活并不能使他满意。他始终认为自己出来开馆授课是大材小用，形同乞食。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篇几乎全都含有一种淡淡的苦涩。例如，他在一次饮酒后写道：

主人筑室村之麓，门前新涨一江绿……

仲宣乞食来此邦，忝与主人群纪行。

主人为具酒一石，呼与邻翁相对酌。

嗟我结庐淞水东，年来飘转如飞蓬。

人生苦为微名累，不然种秫谋日醉。

但力耕田闲读书，安辞长作农家居。

王韬此时真正的用意并非想去做农人。他最焦虑的是如何结束这种有辱尊严和屈才的乞食生计。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结束这种乞食生活的道路有两条：一是遁入山林，出家为道；二是用功科举，出人头地。前者意味着安贫守拙，默默无闻。王韬对此不甘心，家人师友亦不同意；选择后者，意味着埋葬青春，扼杀天性，王韬对此不乐意，但这条道路指向修齐治平，光宗耀祖。这是王韬和他的家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掂量之后，王韬选择了后者。

1846年夏，为了准备举人考试，王韬暂回甫里，隐于迦陵精舍，闭门苦读。此次王韬发愤读书的决心和毅力很大，大有志在必得之心，但他对自己获取成功的信心也似乎颇有怀疑。他对好友杨醒逋说：“樗栎之材安可任栋梁之重乎？泉石之性安可处庙堂之尊乎？”他此时写成的“夏日读书迦陵精舍”组诗也写得十分灰暗消沉，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

复作归欤想，扁舟至里门。蹉跎惭未补，文字向谁论。

岸远疑无树，云深若有村。暮鸦斜照外，帆影总昏昏。

在落日黄昏中，乌鸦不吉利地飞来飞去，远处的一切都昏昏暗暗，似有似无。此情此景正是对前途未卜的形象揣测。

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份举行。1846年恰为丙午科举办之年，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边的贡院举行。王韬在老师顾惺等人的陪伴下，于是年农历七月登舟前往金陵应试。出发之前，顾惺设酒壮行，期望马到成功。王韬也信心倍增，志在必得。从苏州到南京，王韬与老师一路上联诗斗酒，兴致极高。船入长江后，王韬伫立船首，遥望大江上下的帆影，追思前朝兴废，“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感慨和“舍我其谁”的自许从心底油然而生。

金陵为六朝金粉之地。十里秦淮更是商女云集之所。王韬一行正巧投宿在秦淮河钓鱼巷龚家，“左右多青楼，弦管之声嗷嘈不绝，正所谓流莺比邻”。秦淮河中画舫临流，“衣香鬓影，粉腻脂柔，犹有六朝余习”。这种氛围使他们一点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不久，他们就一起走街串巷，寻找“佳趣”去了。龚氏水阁终于听不到读书声，空留下一堆翻开的书籍和没有作完的八股文。王韬所遗诗歌中有《秦淮纪事》一首，隐约透出他当时无心读书而有意风月的尴尬和无奈：

暮烟渐淡细波生，槛外岚光画不成。

双桨人来曾有约，六朝山好半无名。

销磨年鬓缘多病，萧瑟秋风未放晴。

才见湖边帘尽下，衫痕黛影自分明。

江南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第一场考《四书》，用八股文作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策问涉及经史、时务、政治等。如此考试科目和日程安排，要求考生在考试前后必须以百分之百的精力专注于四书五经和诗文写作。王韬一行的秦淮放纵显然与此背道而驰。考试的结果，王韬一行自然是名落孙山。考试的失败彻底消除了王韬一行心理上的顾忌。他们整个儿掉进山水和风月场中去了。

王韬一行在南京乐不思蜀，几乎忘了归期。直到中秋后两日，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秦淮风月之地，买棹归家。临别之际，又是一番师徒对妓女的“情诗酬唱”，连“贫士身边无别物，毛锥三寸当缠头”这样的“荤句”都咏出口了。所谓“文人之无形”，在赶考的王韬师徒一行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在40余年后写成的《漫游随录》中，王韬还列有专章忆及他早年的江南乡试和“白门访艳”的潇洒。他记述他结识的任素琴、缪爱香两位秦淮“校书”说：“素琴固是岁花中探花也，艳帜独标，香名夙著。青萝馆主、珊瑚渔父偕余历访数家，迄无当意，惟此姊妹花含睇宜笑，颇得人怜。两情既洽，小宴遂开。爱香酒量既豪，尤工拇战，钏动花飞，出奇制胜。邻舫中有相识者，笑谓余曰：‘阿兰坐拥两美，艳福真不浅哉！’盖余小字兰瀛也。”轻松的笔调中满含着作者少年时代的快活和得意。

三 乡间教读

一到吴中，白下短暂的快乐顷刻被无尽的愁闷所取代。像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落第秀才下了场子后呼天抢地的情形差不多，回到家乡的王韬一时觉得浑浑噩噩，百无聊赖。他视科举如蛇蝎，见到笔墨、书籍一类东西就心惊胆战，以至好多天精神恍惚，似醉似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悒悒不能自解者数日，迩来文字因缘忏除殆尽，旧时结习，弃若隔生。”

有朋友劝他不必灰心，来日再搏，他立即怒不可遏。他的最好朋友、未来的妻兄杨醒逋也为此遭他抢白了一顿。杨醒逋在一封信里劝王韬以孝道为重，争取再考一次，以博取功名，光耀门庭。王韬很不客气地连回了几封信，驳斥了杨醒逋不得功名就是不孝的看法，他写道：

足下何教我之深，知我之浅也……足下谓科名者，士子之进身，非得之不足为孝，以是为仆劝，其意不可为不厚，然仆闻有一时之孝，有百世之孝，吾人立天地间，纵不能造绝学，经纬当世，使天 下钦为有用之才，亦当陶冶性灵，扬榷古今，传其名以永世，若不问 其心之所安，博取功名富贵，以为父母光宠者，乌足道也……况士 各有志，仆不能强足下为古，犹足下不能强仆为今也。豪杰自命不 凡，岂可苟阿世俗？仆之不才，何足辱齿颊，足下之过虑甚矣…… 于时文中求经济，吾未见其可，足下勿挟尺寸之见，令人堕实而废 时，则幸甚。

调侃的背后藏有怨愤之情，既语气委婉，又义正词严，容不得杨氏再加反驳。

在另一封信中，王韬把科举功名视为身外之物，认为它与身内之物的“孝”风马牛不相及：“夫浮名仅文，学必根德，形弗胜心。此圣贤所以宅衷，豪杰所以自命也。”但客观地说，此时王韬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否定，主要还是一种科举考试失败后的愤激之语，是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情绪的自然宣泄。与他后来在接受西学的洗礼后，对八股取士制度理性批判和正面提倡近代务实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对传统社会中的中国读书人来说，科举失败后有几条生活道路可走。一是继续低首下心，钻研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一生中不断地考将下去，直到头发花白而后止。《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走的就是这条道。二是与科举决裂，也与当朝统治者决裂，以昔日攻八股文之精神，转而研究民生疾苦，从事农民起义的组织、宣传和发动工作，以彻底推倒旧王朝，改革考试制度。洪秀全、冯云山等太平天国农民领袖走的就是这条道。三是从此遁迹山林，对酒当歌，不再过问世俗事。道观佛寺中常有这样的失意读书人。四是教读乡间，诗酒自娱。王韬的父辈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完了一生。

王韬没有耐心走第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太清苦、太漫长、太消磨人性；也没有勇气走第二条道路，尽管他像洪秀全一样失败后回家大病了一场，也遍历幻境，但“落第”在他大脑皮层上所留下的阴影并没有把他的梦引申到否定现实“阎罗妖”的地步。他在梦幻中悟到的只是自我忏悔，他向友人吐露道：“一昨病中，遍历幻境，顿豁悟人世一切是非，从此当一意离垢，忏种种罪孽，修种种善果，依大比丘座，即登彼岸，不昧宿因，回忆前事，如沤如泡，如影如尘，杜门养疴，凝神淡虑，祛除诸薅恼，解脱无限缘，比奉天龙偈，偈曰：人无嗜欲念，自无争竞心，慧根欲不灭，含素而葆贞，弟子与众生，无忤亦无求。”然而他又决不甘心走第三条道路。他自幼就认为自己有经济长才，有强烈的修齐治平意识，甚至在科场失败后回来的路上，他还在作“反游仙诗”。在诗的序言里，他赞同顾涤庵师“餐霞饵玉，通人寓言，不如积硕学”的观点，表示“遁迹山林或可藏拙，亦心鄙之矣”。王韬的确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苦闷，他不知道怎样应对这突然的打击。刚刚回到甫里的头几个月，他“掩关却埽于里门，谢绝诸故欢”，闭门苦索，百无聊赖。在他这一时期的书信和诗词中，充斥着落魄文人那种无法排遣的抑郁彷徨和多愁善感，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朱颜已非故，元发倏变白，勋业不早建，零落随萝柏。

陈箧发残书，青编展日夕，俯仰天地中，皆为寓居客。

王韬的“掩关却埽益复无聊”精神状态大概引起了家人的紧张，他们催促王韬赶快成婚，希望以新婚的喜悦冲淡科场失意在心头留下的阴影。1847年农历正月，王韬与绅士杨隽（字采町，嘉庆丁卯科顺天举人）之女、好友杨醒逋之妹杨梦蘅结婚。然而，新婚的喜悦并不能完全驱散他心底的挫折感，蜜月里，他依然陷在愁城之中，以致他经常夜不能寐。《蘅华馆诗录》中有“不寐披衣夜深起，侧听空阶残露滴”之句，反映了他此时的精神状态。

王韬最后选择了第四条道路：教读乡间。1847年，他再次前往锦溪设塾课徒。此次锦溪之行显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若不是生活的负担，他是不会愿意在忧愁之上再加上新婚后的离愁的。他临别赠诗妻子道：

春来百感正茫然，又著离愁更断肠。

伴我寒灯昏似墨，照人残月冷于霜。

梦为离别都成泪，魂入温柔别有乡。

作茧红蚕多自缚，宵阑再拜炷心香。

在锦溪，王韬的生徒只有两三个幼童。教学之余，他得暇研读经史和作文写诗。他在致内兄杨醒逋的诗中描述了这种悠哉清闲而又凄凉抑郁的生活：

寂寞锦溪路，萧条淞浦滨。橐笔情无限，捻书愿未真。交游长契阔，世事剧艰辛。地僻客朋少，村深风俗醇。检点诗篇富，登临景物新……宵阑搜旧帙，酒醒忆前尘。飘零今已贯，书札寄来频。却病教丸药，谋生愧负薪。芳时怜肮脏，古道叹沉沦。

此时的王韬依然没有从科场失败的消沉情绪里解脱出来。他消极地自我解嘲，悲观地解释人生，触目皆愁。天之阴晴，花之开闭，均能引起他的一连串的叹唱。有一风雨之夜，他对着一枝凋零的芍药这样吟道：

前夜雨萧萧，春去苦不知。芍药开何晚，石阑红一枝。雨中色更媚，折供古军持。晓起忽相见，顿减昨日姿。因其已萎后，想其方开时。荣悴固不久，迟暮深足悲。物当保厥真，以全赋畀资。人生变若是，感慨以系之。

从王韬的物我相吊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负担何其沉重。

1847年秋天，王韬因妻子杨保艾已怀有身孕，且正在病中，家中无人照顾，急匆匆地辞却教职，由锦溪返回甫里。

从1847年秋到1849年9月，王韬除了中间去过上海“省亲”过一次以外，几乎是足不出甫里。他此时的主要活动是读书和写作。在这段时间里，王韬决意广泛阅览古代典籍，“上挟圣贤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变，期以读书十年，出而世用”。在读书中，他特别“留意古诗文词”。“日积月累”的结果，自然是“见闻稍扩”，进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对有清一代的正统学术汉学与宋学均提出了质疑。在《呈严驭涛中翰师》一信中他分析道：“夫考据祖孔郑，理学宗程朱，两家自分门户，而学汉者，伤胶固，师宋者，病空疏，则又失之一偏。”他认为汉学、宋学各持一端，均不足以为当代学者效法，正确的方法是博采众长，以冀经世致用。王韬“治学为用”的思想在这里已初露端倪。

基于“求博”的认识，王韬对所谓正史与稗史的关系问题予以重新解释。他指出，正史与稗史的关系是相对的。名称虽有高雅与粗俗之分，但包含和保存历史真实却是一致的，“稗史虽与正史背，而间有相合，足以扩人见闻记览，又何必名高哉？故野乘亦可怡情，艺谱亦为秘帙，山经典记，各专一家，唐宋文人，类以此自传，韬心窃慕之”。在以后的治学过程中，王韬的确不为所谓的正宗所限。他读书不拘守于经典之作，野史小说以至神仙怪异均不排斥，在他的书信中，《洞天清录》《格古要论》《考盘余事》《域外丛书》《搜神记》《关汉卿杂剧》等驳杂书名屡有出现；作文喜欢旁征博引，兼采众长，“取资于稗史，折衷于正史”。他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漫游随录》等有关中外史地的著作都有这种特点。

王韬在甫里乡居期间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写作。他向朋友说：“韬屏弃帖括，一志读书，阅先贤典籍，未得万中之一，迩年妄怀述作，而凤毛麟角，剖校非易，然或自此得稍益学问。”只读不作，乃为书虫之举，王韬自认为读书已经是“学富五车”，现在自然应该“出而著述”。此一时期他主要写了三个作品：一是《琐窗笔记》，二是《蒿目论》，三是《丁未诗集》。

《琐窗笔记》未曾公开印行，所写内容因而不为今人所详知。据王韬与朋友的书信推测，《琐窗笔记》可能是笔记小说一类，他说：“蒙著有《琐窗笔记》，蹊径未甚新异，惟意所托，覆瓿之物，无足当一笑。”这与他后来写作《淞滨琐话》《遁窟谰言》一类讽世小说的命意是一致的。

《蒿目论》也未公开发表，估计为时事议论。王韬曾在《与省补茂才》一信中这样提到它：“迩来留心当世，酒酣耳热，援古证今，著有《蒿目论》，中有十不可治、七必当去之说，倘为政者采而录之，或亦可作杜牧郇模之痛哭也。”显然，这是王韬有心“挟策以干当道”和针砭现实的作品。

《丁未诗集》则是王韬以诗的形式对自己青年时代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是他平时或以诗赠友，或以诗当信，或借诗言志等等日积月累的自然成果。王韬以后将它重新定名为《蘅华馆诗录》，并增收他以后各个时期的感时之作，于1880年正式刊印行世。《丁未诗集》中以王韬早年所写作品最有价值，真切反映了他青年时代的生活情形和感情世界。试举《问梦蘅病二首》为例，以见一斑：

无端薄病更添愁，肮脏情怀不自由。

帘外有声频侧耳，窗前小坐自梳头。

即看鬓影萧疏甚，还耐秋风料峭不？

劝汝装绵需极早，新寒昨夜袭妆楼。

已是愁中复病中，起还无力卧偏慵。

怕临镜槛眉痕淡，教下帘钩树影浓。

薄被初熏时有梦，长宵微倦忽闻钟。

请看罗袖寒如此，懊恼年来带更松。

显然，这是王韬设馆授徒在外思念病中新婚之妻，情不能抑而写下的问候爱人的诗歌。诗句情真意切，哀痛有加，反映了青年夫妇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分居两地而又苦恋不已的生活和情感状态。

王韬是一位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人。在乡居读书写作的日子里，他常把三国时代耕读田亩的诸葛孔明当作安慰自己的先贤大哲，希望也有那么一天，在朝的达官贵人会三顾甫里茅庐，请他出来指陈大计。然而，他又更清楚地知道诸葛孔明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幸运机会是永远不会落到他的头上的。他在作完《蒿目论》之后就曾说过：“然而庙堂之上，不乏皋夔，其谟硕画，必远轶儒生，如用草莽而见效，不几显朝廷之无人耶？以是知吾说之必遭诋斥也。”

一举得第早已如泡如影，挟策以进亦如镜花水月，才长志大的王韬未免对自己的境遇黯然神伤。生活的贫困更强化了他的这种悲凉的心境。他向一位与他一样“丰于才而啬于遇”的秀才徐仲宝说：“君既深秋士之悲，蒙亦为物情所感。叹萧梁之任昉，门户衰迟，愧唐李之孟郊，诗词寒瘦，贫剩长卿四壁，偷存子敬一毡，所以引杜甫之杯，时深慷慨，弹冯驩之铗，不尽低回也。”中国历史上怀才不遇者的悲哀似乎全集中在他身上了。

于是，雄心壮志的王韬又变得心灰意冷，觉得世界上万事皆空。仕途功名、道德文章、青史英名均如枯木秋草，既无价值，又增烦恼。“人生蹋地后，颠倒名利，曾无一刻闲，魂魄一去，皆如秋草浮云耳。复有著书立说，博身后之誉，亦思数百年后空名，岂泽枯骨哉，而况未必传也。”他甚至开始钻研佛经，忏悔自己不悟生活真谛。又在书斋前“艺菊数本”，学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神情，有事无事地品味吟咏。

然而，王韬真的像释迦牟尼那样看破红尘、像陶渊明那样超脱喜怒之界了吗？没有。王韬既无释氏的大彻大悟，也无陶氏的平常心态。王韬表面上的看破红尘是他内心愁绪郁结的表现形式，是强烈的功名欲遭到挫折后的愤世嫉俗。

愁城与酒国往往同处一个空间。王韬在这一时期深深陷入了刘伶之癖，王韬周围一大堆失意的乡村秀才们与王韬同病相怜，进而从旁推波助澜，或设会相邀，或索酒请诗，引得王韬愈发不可自拔。请看他在一封给妻子的信里所作的自画像：“朝来彤云如幕，山容不开，殆天工欲飞六出梅花矣。亟宜端整诗牌，涤除茗碗，以待滕六之至，余已折短简以招同志，约于桥南酒家，冲寒毕集，夜深薄醉归来，烦卿剪冰芹烹雪水，于清寒中作冷淡生活，亦嘉话也。”自己与一群朋友放量大饮不说，还把自己的“山妻”也卷进去，叫她半夜三更起来为自己“剪冰芹烹雪水”，王韬饮酒已到了“文人无状”的地步了。

王韬《蘅华馆诗录》扉页

从王韬此时的诗文看，“酒”字出现频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春风，冬雪，菊、梅、荷、牡丹诸花或开或闭，友朋相会，贺生吊死，他几乎无事不酒，无时不酒。而且想出花招来喝，他在《漫游随录》中回忆他在家乡“鸭沼清风亭”三五成群狂饮大嚼时的情形说：

陆天随在时喜斗鸭，有斗鸭栏，中央筑一亭，曰“清风亭”……里中诗人夏日设社于此亭，集裙屐之雅流，开壶觞之胜会，余亦获从诸君子后，每至独早。时余年少，嗜酒，量颇宏，辄仿“碧筒杯”佳制，择莲梗之鲜巨者，密刺针孔，反复贯注，自觉酒味香冽异常，一饮可尽数斗。又取鲜莲瓣糁以薄粉，灸以香膏，清脆可食，亦能疗饥。社友群顾余而笑曰：“子真可谓吞花卧酒者矣！”

纵饮给王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他经常“形疲神倦”“连日病酒”，可怜一个只有20岁左右的青年，三天两头地在药罐边讨生活。连他自己也觉得不是滋味，曾作诗自嘲说：“无计著书且闭户，药炉经卷度朝昏”，“闭户且倾卮，多病惟缘酒。”

不宁如此，放荡不羁的纵饮还使王韬遭到许多乡里物议。他的内兄杨醒逋就曾以娘家代言人的资格教训过他，要求他与那些酒食秀才绝交，认认真真在家读书作文。王韬对这些物议不以为然，他在给杨醒逋的回信中申辩说：“辱来书教以忏除绮语，杜绝面朋，意良厚也，然仆则有说。仆年二十，而于尘世周旋之故，已厌弃之矣，惟以二亲冀望之深，不敢自弃，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至于绮靡障碍，未能屏弃，亦是文人罪孽，然浓艳风华，乃其本色，儿女之情，古贤不免，此亦只与瓯茗炉香供消遣而已，不足为学业累也。若夫取友之道，仆闻君子弗遗其旧，苟可节取者，未尝概摈之门外。自问生平，何者优于人，何者绌于人，而素所交接之士，尽有一善可师，片字足录，可以匡我未逮者。如必尽范张嵇吕而友之，毋论盛气难亲，抑亦所见不广矣。子宁以他规我，勿徒屑屑于其末也。”

在王韬看来，这些物议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由于他才大遭忌和凡夫俗子根本不了解他的苦闷。他以比喻的手法写道：

空谷有幽兰，其品轶芳杜，非无高尚心，徒与众草伍。从未知媚人，亦非生当户，竟以见嫉锄，奇冤报千古。鸾凤翔天末，不与鸡鹜争，梓楠生山中，不共桃李荣。操守良独异，识见殊群情……惟以妒者众，谣诼始丛生，材大乃被弃，品高终见轻。

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王韬那种放荡不羁，他的父亲、他的内兄、他的妻子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王韬的放浪形骸并非是由于王韬天生喜欢如此，它是王韬怀才不遇之后内心苦闷和抑郁的发泄，是他积极入世精神遭到严重挫折之后的变态。只要社会环境没有变化，产生心灵苦闷的根源没有铲除，王韬以及千千万万个乡村落第秀才便不会停止在这条道路上沉沦。可以断言，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把中国强行推入世界万国相通的大潮，从而打破甫里乡村青山秀水的宁静，阻断旧日文人学士的生活惯性，王韬准会像甫里的前辈读书人一样，于放浪形骸和牢骚满腹之中潦倒一生而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