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迅速转入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中国当代诗歌的转折点，也是上海当代诗歌的转折点。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诗歌的重镇，刘延陵、朱自清等在此创办了中国诗歌界的《诗》刊物。郭沫若在此又卷起了《女神》的浪漫诗风，随后又有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和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又有以蒋光慈和殷夫为代表的太阳社诗人，以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为代表的创造社后期三诗人。两年以后，以蒲风、杨骚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又在上海成立。这些代表诗人和诗歌团体，都曾引领潮流，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

抗战爆发，全民抗战。中国的诗歌走向了民族救亡和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抗战胜利，内战继起，上海又出现了以辛笛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等名重一时，同时又出现了以袁水拍、臧克家为代表的政治讽刺诗，也都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与全国一样，写诗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诗基本上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在此情况下，辛笛、任钧等老诗人已很少写诗，活跃于上海诗坛的基本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涌现出来的一批新诗人，如石方禹、芦芒、冰夫、宁宇、宫玺、罗洛、于之、黎焕颐、谢其规、吴钧陶、肖岗等。与此同时，上海也涌现了一批工人诗人，如毛炳甫、居有松、仇学宝、谷亨利、陈宴、李根宝等。不久，闻捷、白桦等诗人从各地调至上海，增加了上海的诗歌力量。但与民国年间上海在全国的诗歌地位和影响来说，却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上海的诗坛。在解放思想的鼓点声中，上海的诗人也冲破了原有的思想禁锢，迈开步伐，放开喉咙纵情抒怀，有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深刻反思，也有对人性的热烈感召和强烈呼唤，有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也有对前进道路上的新的思考和探索。其中白桦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在诗中大胆提出的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是最有力量的，而且与北京的北岛、福建的舒婷等人几乎是同步的。他所写的《春潮在望》《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诗，可以说是上海诗人中吹响解放思想的最为嘹亮的号角，振聋发聩、振奋人心。与此同时，钱玉林、张烨、许德民等诗人也带着他们的困惑和惶恐，质疑世界，寻觅人性。他们几乎是随着“崛起的诗群”而共同崛起的。而辛笛、宁宇、宫玺、冰夫、黎焕颐、谢其规、吴钧陶、肖岗、姜金城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饮誉诗坛的著名诗人，此时也焕发青春，重新歌唱。

至此，上海诗歌翻开了新的一页，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而本书就是对这一时期的上海诗歌所进行的研究。

在前几年撰写完成的《中国诗歌三十年》一书中，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诗歌的论述，主要是从中国诗歌的区域性和群落性来加以考察的。而在此书的撰写中，我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诗歌发展的一些状况和特点，决定换取一个角度，主要从这一时期上海诗歌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来加以研究。也就是以时间性为主，突出阶段性的主线，设计基本框架，把各个不同时段出现的一些风格流派、代表诗人、社团活动和诗人群落等，串挂在这一主线上，有机结合，各有侧重，时而交叉，各成风景。

根据我个人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诗歌创作和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

1978年至1989年，为第一阶段；

1990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

2001年至2018年，为第三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诗歌现象和特性是各不相同的。

1978年至1989年，上海诗歌的觉醒和活跃阶段。

在“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岁月里，上海与全国一样，多为类似于标语口号般的革命诗或政治宣传诗，一些真正的诗和诗情则被压抑着、沉默着。而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的时候，上海也开始解冻，许多老诗人重新放开歌喉，咏怀抒情，其中辛笛、白桦、芦芒、宁宇、黎焕颐等人的声音，尤为高亢动人。一些从“文化大革命”风雨中走出的青年，随着崛起的诗群而登上诗坛，也显得异常活跃，其中赵丽宏、张烨、许德民等诗人，都是改革开放之初走上诗坛，引起全国诗歌界的关注的。

与此同时，上海的高校和民间诗社也相当活跃。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校园，大学生们都成立了自己的诗社。而在社会上，则有《海上》《大陆》《撒娇》《喂》《倾向》等一些民间诗刊的涌现。而在这些民刊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批青年诗人组成的民间诗歌团体。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诗歌力量和民间诗社，已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一度曾引领潮流。直至1989年“六四”以后，才走向低落沉寂。

1990年至2000年，上海诗歌的沉默与消沉阶段。

从1990年开始，上海的诗歌与全国一样，从热闹而转入冷清。尽管这一时段上海也有过一些全国性的大型诗歌活动，如李疑的《诗时代》和铁舞的城市诗人社，有时也举办一些诗歌比赛或诗歌研讨，但民间诗社、诗刊大多不再活跃，有的甚至销声匿迹，难觅踪影。更糟糕的是，许多上海诗人不再关注社会，关心民众，遁入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以诗自娱自乐，或写闲情逸致，或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诗，一时或为时髦。用当时诗圈最为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诗是写给自己看的，与别人无关。”在这种诗歌观念的影响下，诗歌堕入了表现自我的狭隘圈子。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少诗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为民请命而走上诗坛的，他们让诗歌锋芒不仅指向自身，反思自己，而且常常指向社会，反思社会，对社会的不良现象和弊端会加以批判。而现在则完全相反，他们的诗歌只表现自我，沉湎于个人，写诗只是自己的事，与社会无关；诗只要自己能懂就行，别人是否能懂并不重要。有的甚至陷入了极端自我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诗歌已失去了改革开放之初的轰动效应，诗人大多也都仅作为个体而存在。他们所写的诗愈显晦涩，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互相看不懂。上海的诗歌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走进了误区。

2001年至2018年，上海诗歌的多元化阶段。

新的世纪带来了新的气象。当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洒在了上海这座东方都市的屋檐和江面时，立刻给上海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希望。

经过了整整十年的痛苦挣扎、沉默和酝酿之后，上海诗人终于在新世纪来临的那一刻，做出了新的选择。那就是让诗从表现自我的狭隘圈子里挣脱出来，重新走向社会，走向民众；让人在表现自我的同时，也表现社会，表现民生，表现时代的各种风貌和各种情绪。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民间诗社和民刊，如海上诗社的《海上》诗刊、虹口诗社的《海上风》诗刊、东宫的《上海诗人报》、顾村的《诗乡报》、碧柯诗社的《新声诗页》诗刊，乃至《外滩》《活塞》《雅剑》《浦江诗荟》等民间诗刊，也都在新世纪的阳光中破土而出。上海的诗歌进入了多元化、多流派的创作阶段。近些年来，又在诗歌艺术的提升、新旧诗的交汇融合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讨。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诗歌的发展历程，亦即以上三个不同的阶段，可以发现，上海诗歌的起落变化，几个比较重大的转折和走向，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诗歌发展历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可以折射出近40年来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风貌，即使视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缩影，也不为过。

尽管如此，由于上海在中国地位的独特性，本身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诗歌发展，还是显示出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城市诗。

作家的创作与其生活的环境和氛围关系甚大，并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诗人也是如此。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早在民国年间就有“东方的巴黎”之称，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建设和进程相当迅猛，至今仍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之一。对于上海的诗人来说，他们就生活在这座城市之中，天天面对这座城市，即使主观上想完全回避或摆脱城市的影响，实际上也很难办到。天长日久，不少诗人在城市环境氛围的影响下，不得不感受城市，描写城市，融入城市。甚至有不少诗社诗刊的名称，都与城市有关，如“城市诗人社”“新城市诗社”“浦江诗会”“《外滩》”等，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城市诗，也出现了一些描写城市的代表诗人，除老一辈的诗人辛笛、公刘、宫玺、谢其规、姜金城等在诗中有着描写以外，从风雨中走出的一批诗人的笔下，似乎有着更多的描写，如张烨、赵丽宏、宋琳、徐芳、李天靖、桂兴华、韦泱、芜弦、古冈、曲铭、杨明、缪克构、程林、汗漫、陈佩君、张健桐等人的诗中，都有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刘希涛、钱国梁、朱珊珊、季渺海、路鸿、朱金晨、铁舞、谷亨利、陈柏森等诗人，都曾参与过这座城市的建设，他们不仅写出了曾在这座城市里的劳动生活和青春岁月，而且也写出了这座城市的侧影和内层，以及他们悲欣交集的复杂心情。尽管法国的波特莱尔、阿波里奈尔，比利时的凡尔哈伦，美国的庞德、桑德堡等著名诗人，都曾对城市有过出色的描写，在城市诗的发展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上海诗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描写和反映，却有着其特有的影响与色彩，有其不可取代的地方，这也是上海诗人对城市诗的一种特有贡献。

第二，包容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人口禁锢的格局重被打破，人口流动量增多，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上海本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高校林立，百业待兴，急需大量的各界人才，此时立刻以博大的胸怀吸纳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资源。从政府官员到外企高管，从科学技术到文化艺术，从工矿企业到服务行业，从大学生到打工族，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在这批“新上海人”中，也不乏诗人和热衷写诗的人。

于是，共同的生活与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很快融入上海的诗人队伍中，并成为上海诗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严力、汗漫、程林、徐俊国、韩高琦、冬青、孙思、小鱼儿、晓雾、谷风、林溪、语伞、秦华、胡桑等，在诗中都有很好的表现。为此，杨斌华和陈忠村还特意主编了一本《新海派诗选》，内收陈仓、聂广友、许云龙、肖水、茱萸等十位已融入上海诗坛的中青年诗人的诗作，证明这些人都已成为上海诗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诗歌的融入性现象，中国大陆似乎只有北京、广州、深圳等少数城市才更具代表性，上海无疑是其中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新诗逐渐发展壮大，至20世纪中叶，基本上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其霸主地位已成定论，不可摇撼。故此书论述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诗歌，仍以白话新诗为主。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旧体诗词也出现了复兴的现象，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上海也不例外，出现了许多名家名作，与新诗创作并行不悖。此书把其也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诗歌现象之一，纳入了研究视野，加以简要论述，其中包括了苏步青、王蘧常、朱东润、苏渊雷诸名家。凡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已去世者，如刘大杰、周瘦鹃、龙榆生诸名家，则只好忍痛割爱，暂付阙如，以俟来日。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文体众多，却无散文诗。此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从国外引入中国的舶来品。即使在西方，也只不过100多年的历史。其中以波特莱尔、屠格涅夫、惠特曼、泰戈尔、纪伯伦诸家的散文诗最为有名。自鲁迅《野草》诞生以来，在中国也有一些热心于此文体者，出现过一些散文诗作家，如石评梅、郭风等。其实像陆蠡、丽尼、缪崇群等人的一些散文作品中，也颇有散文诗的气息，有的甚至完全是散文诗写作模式了。改革开放以后，在散文诗的复苏过程中，上海也出现了一些散文诗作者，虽然相对于新诗来说，散文诗仍是一个难以产生广泛影响的小品种，但上海毕竟也有着肖岗、赵丽宏、张烨、桂兴华、秦华、古铜、王迎高、语伞、包建国等一批散文诗作家，故此书也加关注，作有简要论述。

另需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有不少诗人如辛笛、白桦、宁宇、宫玺、赵丽宏、张烨等，他们的诗歌创作早在1976年之前就已开始，而且在改革开放40年的各个时段都在写作，都产生了影响。他们甚至可以称之为跨世纪的诗人。即使更年轻一点的诗人如许德民、傅亮、陈东东等，也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段。为了便于和兼顾到一些新生代诗人的论述，所以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把上海的一些代表诗人，都分别归属于一定的历史时段加以论述，一般情况下不再重复论述。除辛笛等个别情况例外。其实，有些新生代的诗人也一直在诗园里辛勤耕耘，有着跨时段、跨世纪的现象，这里还侧重其崭露头角或产生影响的那一时段加以论述，不再重复。

此外，对于一些有影响、跨时段的民间诗社和校园诗社，也采取同样的叙述办法。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诗歌确实取得了十分可喜、甚为可观的成就，仅出版的各类个人诗集，就已大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总和。诗人的写作环境，虽然尚有待进一步的调整与改善，但较之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已宽松了许多，所以民间诗社和民间诗刊也比较活跃，自生自灭，此消彼长，从未间断。此外，诗歌的对外交流也日益频繁。辛笛、白桦、罗洛、谢其规、冰夫、宁宇等老诗人都曾走出国门，与外交流，张烨、赵丽宏、田永昌、郭在精、海岸、杨小滨等诗人后来也步其后尘，先后作为上海诗人的代表，出访国外，参加世界诗人大会或其他各项国际诗歌交流活动，有的甚至还获得了国外的诗歌大奖，为中国诗歌和上海诗歌获得了荣誉，也扩大了上海诗人在海外的影响。与此同时，许多国外诗人也走进上海，与上海诗人共同交流，切磋诗艺，增进友谊。至于上海与北京、浙江、江苏、港澳台的诗歌交流活动，那就更多了。凡此，也大大推进了上海诗歌发展的步伐。

不过，上海近40年来的诗歌发展尽管有成就，有影响，有特色，但与上海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比起来，显然还有很大差距，与北京、成都等一些大城市的诗歌力量比起来，似乎也有距离。能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并能为全国所认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诗人，也嫌太少。在全国的诗歌地位也并不耀眼。在诗歌创造上的创造力和冲击力，也有待大幅度的熔铸、提升与爆发。凡此，也都有待于上海诗人的共同努力。

上海在前进。上海的诗人也在前进。我们希望上海的诗人在前进的道路上能为上海这座城市增添更多的诗意，写出更多的好诗，使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能感觉到诗意的存在，并能诗意地栖居。

孙琴安

2018年5月18日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