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以气为主”与中医学“气”的理论

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曹丕在他的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文气”的概念，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从此，“气”成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自从《黄帝内经》以来，“气”也一直是中医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气”和中医学上所讲的“气”，从本源上来说，都源自古代哲学，二者有联系，而前者又受到了后者的某些影响和启示。

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出现了“气”的概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阴阳等哲学流派，都曾对“气”的本质和特性进行过探讨论述，可以说“气”的观念和思想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概括起来，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气”是一种无形无象、又无所不在，充盈宇宙，具有生命力的细微物质。世间万物都是由连续不断运动着的“气”构成的。《易·系辞》说“精气为物”，又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因此“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气”除了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以外，还是生命的基始，万物生机活力的本源，《淮南子·原道训》说：“气者，生之元也。”气是生命的本源，因此“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管子·枢言》)。这一点很重要，它对于文学理论的“文气”说和中医的“气”的理论影响很大。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也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与万物一样，也是由“气”构成的，人体内充满了“气”。《管子·心术下》谓“气者，身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说“气，体之充也”，都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人体的生命机能，也是靠“气”来维持和推动的。《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人的生死就是“气”运动变化的结果。东汉王充总结了古代哲学中有关人的“气”自然论观点，他说：“人禀气于天，各受寿天之命，以立长短之形。”又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论衡·论死篇》)对人体及其生命机能与“气”的关系及人体“气”的来源做了较科学全面的论述。

中医理论的许多概念直接来自于古代哲学，“气”的概念就是其中之一。早在春秋时期，中医学已经有了关于“气”的论述，《左传·昭公元年》有两段记载，都从医学角度谈到了“气”。晋平公大病不起，子产针对晋平公的病况，提出了人必须“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秦国著名医生医和分析晋平公的病因时，则提出了天之六气太过会致病的观点。在《黄帝内经》中，更广泛涉及了“气”，用“气”的理论来解释人体的一系列生理病理现象。《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及其生命机能与“气”的关系的论述，与先秦哲学中的有关论述基本一致。但由于这部书着重在探讨人的生理病理，因此它对“气”与人体生命机能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例如《素问·六节藏象论》就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生，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是说人的生命机能，一方面要靠天然的“五气”，另一方面要依赖饮食之气的营养。后代医家进一步发挥，提出人体之气是由先天的精气、呼吸自然之气和摄取水谷精微之气共同构成的。“气”在人体内有多种功能。人体有了充足的“气”，各个器官组织才能正常运动，发挥其功能，人才能健康长寿。否则，就会得病，甚至死亡。

“气”既是人体及其生命机能的物质源泉，而人的生命活动又不仅仅是生理的活动，还有精神活动的一面。这种精神活动靠什么来维持和推动呢？合理的解释当然也只能是“气”。因此王充说：“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论衡·论死篇》)中医学上也是这样来解释人的精神活动的，《素问·生气通天论》就说：“阳气者，精则养神。”意思是说阳气能化生精微物质，来养护人的精神。《灵枢·小针解》也说：“神者，正气也。”后代还有人进一步提出“气主神明”之说，由此可见，古人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与身体器官组织的活动一样，也是“气”的作用，“气”是决定人的精神思维、意识情感的物质基础。这种解释不仅符合唯物论的观点，同时也为“气”由物质命题进入精神命题提供了依据。运用维持、推动精神活动的“气”的概念，可以解释许多看起来深奥神秘的现象和道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文学创作是一项精神活动，它的动力源泉当然与其他精神活动一样只能是“气”；而作为这种精神活动的产物——文学作品，当然也包含着“气”。因此文论家们很自然地就把“气”由古代哲学、医学领域引入了文学领域。可以说，魏晋时期形成的“文气”说，主要来源是古代哲学，但也受到了中医有关“气”的学说的某些影响和启示。

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可以看出“气”的作用。作家从捕捉灵感，产生创作激情，到进入艺术构思，选择适当的语言和手法来塑造形象，表达思想感情，这一系列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精神活动过程。正如《文心雕龙·养气》所说的“心虑言辞，神之用也”。从中医的观点看，一个人必须“气”充盛健旺，才能有强健的身体，也才有充沛旺盛的精力，所谓“气旺神明”，就是这个道理。有了这个物质性的基础，才有丰沛的创作激情，才能运用丰富的想象力，驾驭多彩的语言，构思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不能设想一个脑髓枯竭、神疲气怠的人，能够写出想象奇妙，激动人心的作品来。明代彭时说：“天地以精英之气赋于人，而人钟是气也，养之全，充之盛，至于彪炳闳肆而不可通，往往因感而发，以宣造化之机，述人情物理之宜……而文章兴焉。”(《文章辨体·序》)。彭树的这番话把创作动因完全归于“气”的作用，当然不够全面；但是他说明了人体之气与文学创作这项精神活动有密切联系。由此可见，用“气”来解释文学创作中的一些现象，是有医学科学依据的。

中医学用“气”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存在变化，古代文学理论则是用“气”来解释文学创作中的一些现象，两者所论述的对象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其道理是相通的。

古代文学理论中有关“气”的论述很多，各家对“气”这一概念的解释和运用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则是比较一致的，即都强调“气”在诗文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大多数文论家都赞同他的这个看法，并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发挥，例如清代钱泳在《履园谭诗》一书中说“诗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气足也……气足则生动。理与意皆辅气而行，故尤必以气为主，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把“气”看作是作品的生命。唐代韩愈和刘禹锡则对“气”与文学语言、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韩愈把“气”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比作水与浮物，“气”可以浮载文学语言；刘禹锡指出，“气为干，文为支”(《答柳子厚书》)，把“气”比为树的主干，而文则是附生于其上的枝叶。他们都认为“气”在文学作品中占主导地位，起着关键作用。中医学也认为“气”既构成人体，又主宰着人的生命。“人以气得生”，气存则人存，气绝则人亡。从病理上说，“气”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百病皆生于气”(《素问·举痛论》)，“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调经论》)，因此中医有“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的说法，可见中医学也十分强调“气”在人体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气”既然在文学作品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有没有“气”，以及“气”的状况如何，就成为古代文论家衡量作品优劣成败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例如清代归庄《玉山诗集·序》就说：“余尝论诗，气、格、声、华，四者缺一不可。譬之于人，气犹人之气，人所赖以生者也。一肢不贯，则成死肌；全体不贯，形神离矣……近世作诗者日多，诗之为途益杂……视其气，有尪羸欲绝，有结臃肿，不仁如行尸者。使人而如此，尚得谓之人乎哉！”他把“气”的通贯与否作为诗作好坏的标准，形象地指出有的人作诗“气”不足或“气”不畅达，就像气衰气弱，或气凝气滞的病人一样，不成模样。这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具体落实到评论某个作家或某篇作品，古代文论家也常以“气”为标准尺度，例如说“杜子美(杜甫)诗专以气胜”(张戒《岁寒堂诗话》)，“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严羽《沧浪诗话》)等。

至于古代文学理论中所讲的“气”究竟是何所指，从本质上来说是指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一种艺术的生命力。明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诗文者，生气也。若满纸如剪彩雕刻无生气，乃应试馆阁体耳，于作家无分。”方东树在这里用了“生气”一语，将“气”与“生”联系在一起，说明“文气”之“气”即指作品的生命力。在古代文学理论中，还经常用到“神气”“气势”“气脉”“气韵”这些术语。由这些术语也可以看出，“文气”的本质就是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机和活力。中医学认为“气”是人的生命机能的源泉，“气”表现为人的生命及其生机活力，气盛则体壮，功能健旺，精力充沛，生机勃勃；文论家则认为“气”表现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两者的道理是一致的。

文学作品是文学家精神劳动的产物，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气”即其生命力，是与文学家本人的“气”分不开的，所以古人讲到“气’，又常把诗文之“气”与人体之“气”联系起来，例如《文心雕龙·才略》说：“阮籍使气以命诗。”钟嵘《诗品》评论刘桢时说他“仗气爱奇，动多绝振。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摩润恨少”。至于文学家之“气”指的是什么，又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多数是指文学家的个性、气质及精神风貌等。文学家在创作时把这种活生生的个性、气质和精神风貌注入作品中，才使作品有了生命。每个作家由于天赋和后天努力的不同，以及所处时代、环境的差异，个性、气质和精神风貌也不一样。反映在创作中，就形成了作品艺术风格和艺术特征的千差万别，丰富多彩，有的雄浑，有的俊逸，有的柔美，有的超拔，有的含蓄，有的沉郁等。甚至同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其艺术风格也有差别。古代文学理论家评论某个作家或其作品时，常说他有某气，例如说“公干有逸气”(曹丕《与吴质书》)，“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宋·邵博《邵氏闻见录》)等，就是指文学家不同的个性、气质和精神面貌及在其作品中的体现。而中医学在论述人体体形体质的差异时，也常用“气”作为依据。每个人的体形体质不同，有人修长健硕，有人矮小羸弱；有人抗病力强些，有人则比较虚衰，甚至“一时遇风，同时得病”；也会“其病各异”。人体的这种差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气”的不同。《灵枢·通天》就把人按其所秉受的阴阳之气的多寡分为五大类型，即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和阴阳平和之人。“气”在人体表现为不同的体形体质，在作家及作品中表现为个性、气质和精神面貌的不同及风格的差异，其道理也是相通的。

古代文学理论讲到文学家之“气”时，很重视先天“禀气”的作用。第一个提出“文气”说的曹丕就指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以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作诗文取决于作家之“气”，而每一个作家之“气”不同，各人“巧拙有素”，是学不来的，这说明先天“禀气”对文学创作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所指的先天“禀气”，主要包括作家的才情、气质、个性等决定作家创作能力的物质力量。当然，单靠先天的“禀气”，还不能完全概括作家之“气”，因此后代的文论家又进一步提出“气”也有后天蓄养的问题，宋代真德秀就说：“盖圣人之文，元气……皆自然而然，非用力而至也。自是以降，则视其资之薄厚与所蓄之浅深，不得而遁焉。”(《日湖文集·序》)他指出了一般作家之“气”必须是先天之禀与后天积累相结合。这后天之“气”，就要靠“养”来获得，因此古代文学理论中又有“养气”之说，例如明代宋濂《文原》说：“为文必在养气……气得所养，无所不周，无所不极也，揽而为文，无所不参，无所不包也。”强调了“养气”的重要性和作用。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体之气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之气禀受于父母，各人不同，它决定了人的体形面貌体质的差异，这也是“不可力强而致”的。至于后天之气，也有养的问题，《素问·八正神明论》早就指出：“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中医养生学上也把“气”列为最主要的内容。

谈到“养气”，古代文学理论与中医学也有相通之处。中医学谈养气，主张静心守神，志闲少欲，形劳不倦，“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素问·上古天真论》)。而文论家讲“养气”，除了强调多读书，增加阅历，加强品格修养外，也提到必须安神定志，专气致静。《文心雕龙·养气》指出：“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文学创作是强度很大的脑力劳动，伤神耗气，因此容易导致神疲气乏，神思不敏，甚至头昏脑涨，精神恍惚，刘勰因此主张“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无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文心雕龙·养气》)。他这段话所说的“养气”法，就是主张通过静心调养，清思静虑，来消除精神上的疲劳，恢复精力，这与中医养生学上所讲的调气摄神的静养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