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记忆

我对老家的记忆和婆紧紧联系在一起。婆，就是奶奶，是老家的称呼。

我的老家在陕西省耀县（现为铜川市耀州区）冯家桥村。由西安坐火车向北，经咸阳、富平、三原，就到了耀县，在耀县县城下车或在黄堡镇下车。从县城下车往前走15里，从黄堡镇下车往回走15里。因姑家在黄堡的吕家崖村，故我常常在黄堡下车，在黄堡住几天再回桥上。冯家桥在官路畔，老家人称公路为官路，官路西侧的黄土坡上就是冯家桥。

通向老家的小路是抵达记忆的通道。有两条小路可以进村，一条在村北，一条在村南。村北坡上的小路经过一个门洞，类似城门洞，但小得多。村子被一条沟隔开，由一条土梁连接，人们称这条土梁为桥，又因全村人都姓冯，所以叫冯家桥。桥不宽，能并排走三四人，也没有特别的打造，就是原先的土被人的双脚踩得瓷硬，凹凸不平。经过村门洞，再经过桥，就可到婆住的窑洞。南边还有一条小路从官路通到村里，不经过桥，路两边的地里种着麦子或苞谷。暑假回老家，小麦已经收割，麦茬又密又硬，苞谷身材伟岸、颗粒饱满，棉花枝高叶大、结满棉桃。耀县跨八百里秦川的边，还算富裕。老家流传着这样的老话：“五月初八滴一点，耀州城里买大碗。”滴一点，是说只要五月初下一场雨，就会丰收；买大碗，是说耀县出瓷器、陶器，而且很有名。老家人说谁笨，会说“耀州瓷壶”。

婆一个人住在土窑里，围着一个小院。为了安全，在邻居的围墙上开了个口，走邻居家的门。邻居当然姓冯，是本家，有一个男孩，和我同辈，小我一岁，叫解放。老家1948年解放，他是那年生的。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那时，我在西安上小学。记得一次从西安回到老家，婆的窑洞门上挂着锁。解放的姐告诉我，婆去庙上烧香，就住在庙里。解放的姐领着我去找婆，走了十里地，一座孤立的小庙出现在官路畔。庙小得像城里人家的小院，可打扫得极干净，一尘不染。婆和几位老太太坐在麦秸编的蒲团上，坐在背太阳的阴凉处，正说着话。看见我，婆满是皱纹的脸上堆起笑，拄着拐棍站起来。我们穿过田野，沿着小路回家。太阳当头，阡陌金黄。两边的庄稼地，充溢着庄稼和泥土特有的清香。路边草丛中，红色的山丹丹花、黄色的野菊花，还有不知名的各种颜色的小花，迎风摇摆，鲜艳诱人，让人对乡村生出一种特有的情感。婆的黑头发中闪烁着根根白发，顶着烈日，拄着拐棍，迈着小脚，一颠一颠和我们一路回家。

婆信佛。我记得，婆在西安住过一段时间，曾去都城隍庙烧香，磕头。据老家的人说，婆年轻时生疮，向佛许愿，好了，从此信佛。婆忌口，不吃荤，不吃葱花。婆活到84岁，又有父亲这样一个当过红军的儿子，人们说是她信佛的好报。

爷（yè，老家发音）时家里穷，因为没有地。那时，土地多为耀县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占有，仅香山寺的寺产就达十几万亩。地是农民的港湾，没有地就得出去扛活。父亲给地主放羊放牛，农忙时下地干活。活重，东家给吃得好，白面馍，四个小碟子，凉调萝卜、醋淹蒜薹之类，一定有一盘醋拌辣面。长工们蹲在地上，手拿着馍，围着四个小碟。老家是产粮区，农民很少吃菜。人们把当兵叫吃粮，把当兵的叫粮子。父亲一生不爱吃菜，孩子们给他碗里夹菜，他说“行了”。父亲很小就会抽烟，抽旱烟，农民自家种的，用烟锅。父亲用的是羊拐骨，羊拐骨不用花钱买。坐在地头吧嗒吧嗒抽烟，可以休息一会儿，不抽烟坐着有偷懒之嫌。那时许多人去当红军。耀县的照金，是陕甘红军最早的根据地，是桥山山脉南端的一个突出地带，丛林密布，重峦叠嶂，沟壑纵横。

我没有见过爷，爷去世早。据老人说，当年父亲跟着红军走了，婆不吃不喝在炕上躺着。爷去追父亲，死在路上了。听父亲说过，曾设法打听爷的消息，寻找爷的尸骨，可到哪里找呢？爷去世后，婆人生辛酸，一度改嫁。十多年后，父亲随解放大军回来。父亲是婆含辛茹苦拉扯大的，是婆的依靠和慰藉，婆因受歧视和虐待又回到冯家桥。父亲花钱为婆卷了土墼窑，一般人家的窑洞没有卷土墼。卷土墼不卷砖，原本是为了省钱，结果是婆的土墼窑比砖窑都贵。

父亲作为军队干部在西北局党校学习，接婆到西安住过一段时间。可是，婆因忌口和对城里生活的种种不习惯，又回到冯家桥，一个人住着土窑，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婆的姓名极少有人知道，村里人称婆为“窑里婆”。父亲从党校毕业后到甘肃工作，我一个人留在西安上学，直到五年级时才回到父母身边。我上的学校是部队子弟学校，名叫“八一完小”，后改名叫“南郊小学”，当时是寄宿学校。寄宿，当然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部队驻地分散的实际情况。学校放寒暑假，我有时在学校有时回到老家，住在婆的土窑里。

老家的窑洞有独特的天然魅力，一年四季，不潮不燥、冬暖夏凉。窑洞正面墙上开门、开窗，还在墙的最上方正中开一个口，长方形，约两尺高、一尺多宽。可以透风，可以见亮。每年都有“年年春天来这里”的燕子，从这个口飞进，回到窑洞隔墙上的老窝。夜幕降临，燕子回窝，吱吱细语，昏昏欲睡；天一大亮，叽叽喳喳，联翩飞翔，进进出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这样，一天过去了，又去迎接新的一天。

暑假回到老家，我曾为婆斫柴。老家冬天烧炕，烧炕可以用棉花秆、苞谷秆等，但用酸枣刺特别好。斫柴就是斫烧炕用的酸枣刺。我和解放及村里的几个孩子，带上镰刀、绳子和小木杈，兴冲冲大步快走，上到山上或下到沟里。割麦时一只手拿着镰刀，用另一只手把住麦子，斫酸枣刺得用木杈代替手。左手用木杈叉住约二三尺高的酸枣刺，右手挥动镰刀，像割麦但比割麦用力，将酸枣刺斫下。一把一把放在一边，再将几把堆成大堆，最后将几大堆放在一起，踩实打捆。打捆，还得到最近处的松树或柏树上斫下数枝松柏枝条，垫在酸枣刺堆上，用绳子拦腰捆紧，把镰刀刃插入柴堆，用刃根钝处勾住绳子，松枝贴背背起来。如附近没有松树或柏树，就斫些蒿草垫背。我们手握镰把背着柴，呼哧呼哧喘着气。累了，把柴靠放在小路旁的高处，人靠着柴站着或坐着休息一会儿。柴背回来，婆颠着小脚，用大木杈叉起，垛在靠墙的地方。冬天时，这些酸枣刺就干硬了，好烧了。我气喘吁吁一次一次背回的小堆柴，渐渐垛得有了一人多高。

老家的孩子相约斫柴，就像城里的孩子相约去玩一样。小伙伴们个个有结实的身体，活力四射。我们穿过村后的大片田地，田地开阔，远近立着几棵大柿树，非常醒目。天地四野之中，独见伟岸造型。不管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玩得多么痛快，一旦下到东拐西拧坑坑洼洼的沟里，紧握镰刀和木杈令手心汗津津的我们，都会飞快地举起镰刀和木杈。有时为了玩，大伙会舍近求远，穿过官路，越过田野，涉水过河，爬坡登山。身旁吹着丝丝暖风，头上飘着朵朵白云。渴得要命时，遇到柿子树，摘一个尚未成熟的柿子，咬一口，涩的。几个人还钻进刚收过苞谷的地里，折苞谷秆，像吃甘蔗一样，用嘴咂取秆里的水分，甜丝丝的。回到婆的土窑，等不及开水凉，抓起水瓢，舀一瓢缸里的井水咕嘟咕嘟喝个够。

麦收前后，田野里常常听到蚂蚱的歌声。我居住的城市把能歌唱的蚂蚱叫蝈蝈。在西安上小学时，麦收季节，学校会组织学生帮助农民拾麦穗。劳动间隙，我们常常会捉一两只蚂蚱，再用麦秸编个笼子装进去。回到老家，麦收已过，但能歌唱的蚂蚱还有。老家有一种用竹片做成的，能发出和蚂蚱叫声一样的东西。孩子拿在手中左右一摇，“吱吱吱……吱吱吱……”就会有蚂蚱高唱应和，再摇，再应。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蚂蚱的所在，捉住蚂蚱。我已记不得这东西叫什么，但记得是用八九个竹片、八九截细竹，一个竹片一截细竹从中间用线绳穿起来做成的。

农村的孩子没城里孩子见过那么多玩具，但农村孩子的玩具足让我这个城里娃羡慕。有孩子拉着小碌碡，用木头做的，十分精巧，十分利索。碌碡是轧谷物、平场地的石头滚子。我和村里的孩子玩麻钱，每人放一枚或两枚在枕头般大的石头上，拿另一枚从齐肩的高度对准石头上的麻钱吊打，打得掉到地上就算赢了。有一次，我和一个孩子玩，输掉了仅有的几枚。我跑回土窑，问婆要麻钱。婆迈动小脚，从仅有的平柜里取出一个蓝布包袱，从包着的类似帘子的上面剪下四五个明光锃亮的麻钱。我拿着跑出去，不到一会儿工夫又输了。直至今日，这都是我心中一个小小的痛。麻钱虽小，是婆用着的东西。

暮色苍茫，炊烟袅袅。淡淡的月光笼罩了小院，婆端出饭，摆在小院的炕桌上。婆熬的小米粥好喝，至今每当喝小米粥，都会想起婆熬的小米粥。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婆熬小米粥是用风箱。老家做饭拉风箱，婆的风箱是父亲在西安买的。婆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用麦秸引着火，塞进灶中，再将耐烧的柴火续上。婆拉风箱熬的小米粥，稠稠的、糊糊的，得用筷子拨着喝。拉风箱做饭，用煤要细碎，把要用的煤浇一点水，再用小煤铲放进由麦秸等引燃的灶中。煤耐烧，对植被也是个保护。

我曾用驴为婆驮煤。这样的活我一个人干不了，大人让一个比我大点的孩子领着我去。我俩一大早出发，一人骑一头驴，到十里外的煤场。驴背左右搭着相连的两个筐子，时慢时快，一路小跑，沿着官路往煤场去。官路通过河，那时还没有桥，去时骑驴过河，驮煤回来只能牵着驴。再过河时，伙伴抱着驴的脖子两腿翘起，我也照样抱着驴的脖子任由它蹚过河去。

老家的这条河，流经黄堡，流经冯家桥，流经耀县县城。河水清亮，河边清静，到处散发着某种香馨，纯纯的，是那种最原本的味道。河水不间断地奔流着，从古到今，阅尽地面上生物的生死、荣枯。一次，跟着姑父一家过河锄谷，遇上发大水，等洪水退后，我们在河边抓到一只被冲上岸的鳖。这条河和官路时而紧靠，时而远离。河水长年深过膝盖，在拐弯处会积成水潭，深可过胸。我和小伙伴们曾在水潭游泳，有一次淹着，在水里拼命挣扎，过来一个大人将我捞起。冯家桥离河较远，村里有井；姑家离河较近，人畜饮水就从河里挑。这条清波荡漾的家乡河，很多年了，现在几乎干涸，流着一股黑水。

我为婆斫过柴，牵驴驮过煤，我还锄过地。一次，住在姑家。清晨，姑递给我一把锄头说：“跟我锄地去。”地里已有和姑年龄相仿的几个妇女，大家从地头开始，向另一头锄去。除的是秋作物，记得是糜子。每人三四行，一边说着闲话，一边除着杂草。那时是集体干活，记工分。我锄了两三天地，为姑赢得了两三天自由时间。她和我一起去桥上看婆。

城里的夜不黑，无数灯火交织成彩色的图画；城里的夜不静，声音的波涛继白昼仍难得沉寂。老家的夜又黑又静，特别是在冬夜，彤云密布，漫天飞雪。躺在炕上，在煤油灯下看书，只有眼前一团亮，窑洞的每一个角落仍被黑暗笼罩着。窑洞里外出奇的静，即便是睁眼躺着，也像是睡着了似的。夏日，落日的余晖还在窑洞墙上流连。夜虫初醒，唧唧争鸣，蛐蛐更是浅吟低唱，使夜晚更显出静来。我早上起床，无论多晚，婆从不叫我。有时，我睡眼惺忪，看见婆坐在炕沿，身体前倾，静静地看着我。日上三竿，我起床，洗漱，婆拉风箱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窑门外侧灶膛里的火焰跳跃着。婆把饭端到炕桌上，小米粥或苞谷糁子、白面馍。婆没有让我吃过糜面馍或其他杂粮，婆蒸的馍特别白，婆说：“面揉千遍比雪白。”

我上初中后，父亲每年让我回一次老家，给婆向生产队交粮钱。婆年龄大了，又是小脚，不能参加劳动挣工分，吃粮得交钱买。我当兵几年后探亲，父亲让我抽时间回老家看婆，给生产队交粮钱。这次回到老家，婆躺在炕上，苍苍白发有点松散。姑在身边侍候，给婆翻身，喂饭，端屎端尿。我探亲时间有限，临走时，一位串门的老人对婆说：“孙子回去换你儿子回来。”婆躺着，仰面说：“你骗我哩！”婆心里想着父亲。父亲因为工作原因，除在西安时回过老家，再没有回去过，都是打发我和弟、妹回去看婆。“文化大革命”时，学生没有学上，父亲曾让大弟落户老家陪着婆。大弟在老家待了几年，又当兵走了。婆来日无多，父亲请假看婆。婆见到许多年没有见过的父亲，又精神起来。有父亲在身边，婆不愿离去。省军区打电话给耀县人民武装部，通知父亲参加党委会。父亲走后不久，婆去世，父亲又赶回为婆送葬。婆走完了农村老太太平凡的一生。婆去世后，父亲房内的桌上多了一张婆的放大照片。照片镶在相框内，立在桌上。这是婆一生唯一的一张照片，是新中国成立初在西安时照的。

婆埋在村后的黄土坡上。父亲安排姑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兄在婆的坟前立了块碑。立碑时，我跟父亲回到冯家桥。父亲在婆的坟前长跪不起，这时的父亲已年近九旬。婆坟侧不远处是岁月和风雨造就的山沟，我曾在沟里为婆斫柴；遥看坡前是官路，我曾从路上走来，再远处已是直通延安的高速公路。

随着年龄的渐长，我时常想逃避和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杂，向往儿时心灵深处的那份欢乐和宁静。回首在婆身边的日子，竟然已逝去几十年。如今，父亲走了，母亲还走在了父亲的前面。那无忧无虑的境况，已被岁月的风雨带走了。岁月无情，等闭白头，但思念之情，须臾未离，老而愈笃。那小路、那河水，庄稼地、柿子树、酸枣刺、蚂蚱和毛驴，依然历历如在，弥漫于心。我仿佛看见婆拄着拐棍，颠着小脚，迈出窑洞，迎面走来，满是皱纹的脸上堆着笑。

原载《飞天》2012年5月号

谁言寸草心

冬天的夜晚，街上寒气逼人。人们都窝在家里不愿出来，店铺也都关门，只剩点点路灯有气无力地闪烁着。我走进大院，院里寂静，淡淡的灯光下看到一个朦胧的身影，再仔细一看是母亲。母亲正转身往回走，我问：“妈，你怎么在这？”她带着疑问的口气说：“我以为你找不到回来的路了？”原来，母亲站在大门前等我，看我怎么还没有回来。在寒冷难耐的夜色中，母亲的背影使人温暖。我心中涌起一种感动，就像一枚落入水中的石子，激起一圈一圈涟漪。慈母之爱，安静深沉，却又直指人心。时隔几十年，母亲的身影历历在目，母亲的话语清晰在耳。

1977年底高考回复，我考上大学，便将刚会走路的女儿和为我看女儿的五奶送回西安。五奶是我妻子的五奶，70多岁了，小脚，我的女儿满月后由她带到1岁多，会走会跑了。我家在西安城外东南郊，五奶的女儿女婿在北门外。送五奶回家，五奶的女儿女婿留我吃晚饭，饭后天已大黑。回来坐公共汽车倒一次车，到家快11点了。可是，我怎么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呢？我小时在西安上学，高中毕业后当过兵，当过工人，又在机关工作几年，1977年高考恢复时已过而立之年，怎么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两句形象的比喻，悬绝的对比，寄托着赤子对慈母之爱发自肺腑的赞美。这是一支亲切诚挚的母爱颂歌，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母亲是陕北延川县人，家在延川的乡村，村名叫刘马家圪垯，母亲叫刘荣。我就出生在刘马家圪垯，我的简历写着：“原籍陕西耀县，生于陕北延川。”父亲是耀县人，母亲是延川人。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部队要打仗，家属要疏散。母亲怀着身孕，被疏散到延川乡村的家，几个月后生下了我。我的生日是阴历七月十九，阳历是8月底或9月初。我几岁时，父亲带我回过延川，依稀记得外爷外婆的家，走出窑洞，走出小院，走一段下坡路，就是一条河，河边土坡上有树。父亲坐在树下，用马莲编着一根长长的绳子，编好后递给了我，我欢喜地拖着跑。延川是革命老区，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爷曾是陕甘宁边区定边县银行行长。因为这，母亲小时曾在延安保育小学读书，读了四年，初小毕业。那时小学分初小高小，初小是一年级至四年级，高小是五年级至六年级。母亲读了四年书，曾在边区政府缝纫厂工作过几年，为部队做军装。听一位和母亲曾在一起的阿姨说：“部队打仗的间隙学习文化，你妈和你爸争论字怎么念，你妈算是有文化的。”“那时部队艰苦，你妈一手抱着你，一手拉一块木板，用木板支床。”说完接着说：“恓惶的！”

我们兄弟姊妹六人，衣裤和鞋袜全是母亲亲手做的。没有缝纫机，全凭手工，一针一线。母亲为部队做过军装，自然做得一手好针线。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人们都穿补丁衣服。“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穿烂，老四穿补。”母亲时常给我们缝补衣裤。1959年，母亲买回一台缝纫机，蜜蜂牌。看得出，她很高兴。她踩动缝纫机，发出“嗒嗒嗒，嗒嗒嗒……”的声响。记得小学时的一个夏天，我穿着母亲裁缝的制服短裤到学校。一位女老师问短裤是谁做的，还走到跟前仔细看看两侧的裤兜，又摸摸布料，说：“你妈的手真巧！”

母亲衣裤做得好，鞋也做得结实好看。母亲把平时裁剪衣服剩的布头都拾掇起来，做鞋时全拿出来。她先将一整块旧布铺在木板上，均匀抹上用面打成的糨糊，再将小块布头一块一块拼贴在上面，抹平粘牢，再抹一层糨糊，再铺一层布头，直到成为她说的“褙子”。褙子晾干以后，按鞋的大小，分别剪成鞋底和鞋面，再将做鞋底的几层 “褙子”叠在一起，最上的一层裹上崭新的白布，就开始纳鞋底了。她先用锥子用力锥出眼来，再用针牵着线绳从眼穿过，用手绕住线绳用力拉紧。如果针被夹住，就用顶针顶一下。母亲纳好鞋底，又在剪好的鞋面上粘一层条绒布，与鞋底纳在一起，一双鞋就做好了。我们兄弟的鞋用黑色条绒布做面，妹妹的则用红色条绒布。母亲为我们做衣服，做鞋，补衣补袜，大裁小剪，很费工夫。她还要为我们做饭、洗衣，长年操劳可想而知。无数夜晚，我早已睡在床上，母亲的大洗衣盆前放着一堆脏衣服，正在用搓板搓洗，“嚓嚓嚓，嚓嚓嚓……”一次，上体育课，踢足球。一场球踢下来，新布鞋的条绒鞋面撕裂开一条大口子。母亲看见，说：“你们穿鞋怎么这样费？”

母亲为我带孩子，两个女儿都带过。小女儿刚会走路就送回家，将大女儿接回来送去上幼儿园，小女儿由母亲一直带到上学。我领两个女儿回家，母亲买来布料，为她俩一人做了一条裤子。她俩不穿，我提醒说：“奶奶给你们做的裤子。”回答说：“难看。”挑剔的女儿看不上奶奶缝制的老款式。

小学四年级时，我得了肺结核。那时我在西安上寄宿学校，被隔离，除上课外一直住在学校卫生所，一个人睡一间病房。母亲觉得我太孤单，接我回家。西安离耀县老家不算远，我们顺便回了趟老家。记得母亲还带着小弟和简单的行李。下火车还有15里路，乡亲专程派来一辆毛驴车接我们。毛驴拉着架子车，在沙石公路上颠簸着前行，驴蹄嘚嘚，车轮唦唦。天空蓝悠悠地，又高又远。在老家住的时日里，母亲向乡亲买回鸡蛋，一块钱20个，每天给我和小弟做荷包蛋。她还会酿醪糟，给我们做鸡蛋醪糟。回到城里，母亲订了牛奶，每天早晨让我们喝牛奶，有时牛奶里还打上鸡蛋。半年后，母亲带我透视检查，医生说：“已经钙化了。”在母亲的呵护下，我的肺病彻底好了。弟、妹有得过哮喘的，有得过心肌炎的，有摔断胳膊腿的，无不得到母亲的精心呵护。

小时，我不爱吃面，每当看到面，食欲便减了一半。可是，感冒发烧躺在床上时，总想吃母亲做的酸汤揪面片。她先向碗里倒醋、放盐，再放点切好的葱，挖一勺猪油或熟一点清油放进去，用滚烫的开水冲成酸汤。面片煮熟，捞进酸汤，汤上漂着葱花和油花，看着香吃着也香。

街上有卖烤红薯的，烤炉上摆着一圈烤好的红薯，很是诱人。我给母亲说：“街上卖的烤红薯看着就想吃。”听我这么说，母亲专为我烤了几次红薯，比街上卖的还要好吃。

端午节，吃粽子。母亲包的粽子，在大钢精锅里闷闷地煮着，咕嘟咕嘟地响着。母亲提前把粽叶和糯米泡好，包时把几片粽叶顺序叠好，先折成一角放进一个大枣，抓糯米将角填满，再在糯米上塞进两个大枣，用粽叶裹住，用线扎好，放进大钢精锅，直到放满。一锅粽子，热气蒸腾像生了云雾。粽香溢出，弥漫开来，连客厅、小院都飘着粽子的香味。现在商店卖的粽子只有一个枣子，母亲的粽子有三个枣子。至今，常常想起母亲的粽子，想起我吃粽子的样儿，余香犹存。

我还爱吃母亲做的油糕。她先是把糯米蒸熟，用瓶子碾压，再用碾过的熟糯米做外壳，包上馅子。油糕下锅，先是嗞嗞的油跳声，再是嘶嘶啦啦的油炸声。端上桌来，糯米清晰可见，咬一口，馅子溢出，香甜可口。外面卖的油糕是用面做的，馅子只是一点糖。母亲做的油糕用糯米，馅子远在八宝之上。吃油糕，喝胡辣汤，是我抺不去的记忆。

夏日，阳光万丈，热烈地照着小院。小院里有父亲种的辣椒、茄子、西红柿等蔬菜，一小畦一小畦，整整齐齐；有父亲栽的三四棵花椒树、两三棵苹果树、一棵柿子树，还有一架葡萄。父亲是泥腿子出身，一生都不忘农民的本行。我们家不管搬到哪，只要房前屋后有点地，他都会种些蔬菜。小院最里的死角，有木头搭的鸡舍，鸡舍里有母亲喂的十几只鸡。葡萄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张小石桌。五六秧葡萄爬在架上，生机勃勃，绿意葱茏。葡萄一穗挨一穗，一串接一串，伸手可摘，张嘴可吃。我和小弟在葡萄架下的石桌下围棋。“不干正事！”母亲对我转述父亲的话，又说：“下围棋怎么不是正事？”母亲觉得，儿子在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下棋，怎么就不是正事？母亲无时无刻不在的慈爱温暖着我的心，消解着我人生路上的疲惫。不过，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品尝了人世的苦辣酸甜，“不干正事”更是常在耳边萦绕。我时常咀嚼着父亲的话，父亲一生都是“正事”的践行者。他是红军老战士，扛枪打仗，赶走“小鬼子”，打败“野心狼”，戎马一生，战功累累；新中国成立后，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含辛茹苦，廉洁奉公。我学父亲，像老黄牛那样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努力做事，不敢懈怠。

严父慈母，但母亲从不无原则地迁就我们。我们做了错事，常会挨打。我和小伙伴打架，母亲上来就是几巴掌。那是夏天，穿着背心，肩背留下青紫的手印。父亲也打，高举竹条，一声怒吼。吼声吓得人魂飞魄散，竹条落下却几乎没有挨在身上。

我们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怀胎十月到呱呱坠地，从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从读书识字到成家立业，我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动父母的心；我们的每一点成长都渗透着父母的心血和关爱。这份关爱、这份牵挂、这份亲情的滋养，使我们有世界上最幸福的感觉。

母亲比父亲小14岁，却因癌症一病不起，于1996年10月18日先父亲而去，享年68岁。母亲没有准确的生日，她是过继给外爷外婆的。我的亲外婆生下母亲后，大出血去世，母亲被送给了外爷外婆。母亲听说：“生她的时候，枣子熟了。”我们便把母亲的生日定在9月18日，准备在七十寿辰时为母亲祝寿，之后每年为母亲过生日。可是，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谈起母亲的逝去，父亲说：“你们几个都好了，她可走了。”母亲一生为儿女操劳，却没有享受儿女之福。“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让做儿女的我们心痛。

父亲九十寿辰时，我把为父亲整理的一些回忆录结集成册出书。我选了一张父亲的肖像照，用在书中。这张照片，父亲身穿绿军装，帽上红五星，领上红领章。这是1988年父亲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时，部队给拍的纪念照。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穿军装，从此，离退休人员脱下军装，不能再穿了。父亲战争年代唯一的一张照片，没有放在书中。照片中，父亲身穿八路军军服，头戴八路军军帽。军帽上不是帽徽，而是两枚扣子。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还很年轻。那样的时刻圣洁遥远，如隔河遥望，不可碰触。这张照片差一点丢失，父亲在沈阳的一位老部下，当年父亲的警卫员，来看望父亲时，要走了这张照片。这让我后悔莫及，后悔没有放在书中。不幸中的万幸，几年后，这张照片出现在扶眉战役纪念馆。照片下注着：“扶眉战役英雄团团长”。我想去把这张照片复制回来，却听说纪念馆重新布展时照片弄错了。换上的照片注着父亲的名字，人却成了另外一个人。幸亏家乡一位叫父亲舅爷的小伙子，在政府机关工作，参观纪念馆时将这幅照片翻拍了下来。他因有父亲这样的前辈而引以为光荣，引以为骄傲。他又将照片冲洗了几张，专程给我们送来。翻拍的照片没有原照清晰，帽子上的两枚扣子模糊了，但这张珍贵的照片总算又有了。

父亲年轻时背略显驼，我也有点，不少人说我像父亲。岁月渐行渐远，父亲垂垂老矣。父亲一生辛劳，两袖清风，背显得更驼了。我每次回家，父亲目光柔和，眉宇舒展，我如带外孙女时，他就更高兴了，嘴里眼里都是温暖。一次回家，父亲住院。临近春节，他颤抖着从医院回到家，取了1000块钱给重外孙女。父亲晚年几次回到老家，把沾亲带故的人都去看了，稍有困难的都给些钱。为他开车的司机小陈对父亲说：“你也给自己留点！”

我们离开家时，父亲拄着拐棍，站在门口台阶上，目送我们。以往，他总要将我们送到车上，看着我们乘车离去；如今，父亲走不动了。我回望父亲，父亲有点佝偻，拄着拐棍，衰老的目光直似秋暮夕阳，温润柔和，却带一点淡淡的哀伤……

父亲于2007年6月2日与世长辞，享年93岁。父亲参加红军时，曾是刘志丹的少年先锋队队员，他比刘志丹小10岁，生于1914年10月8日。按理，父亲的生日应该是农历，因为阳历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使用的。父亲离休后，兄弟姊妹决定每年给父亲过生日。父亲一下说不出自己的生日，他认真地翻出1955年授衔授勋时填写的表格，就以表格上填写的日子为准。父亲说过一句顺口溜：“八、十八、二十八，福圪垯。”表格上的10月8日似乎是根据这种说法填的。我们把母亲的生日定在9月18日，也是因此。父亲到西安的头一年，在小院亲手栽下一棵一米多高的核桃树苗，这棵苗一直长到八九米，高大宽阔，每年可结核桃一百斤。父亲去世的第二年，这棵核桃树死了，再也结不了核桃了。

父亲去世后，我几次在梦中见到他。一次，我们兄弟姊妹在我家中聚会，气氛融洽而热烈，而室外下着大雪，冰天雪地。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父亲，父亲很疲倦，像是从遥远的地方走来。父亲的脸色是去世时躺在床上的脸色，苍白而僵硬。我说：“爸，你来了，快进来。”父亲说累了，要躺下休息。我帮父亲脱掉外衣，扶他躺在床上。他躺下又起来，说想去外面转转。我又给他披上外衣，替他把门开开，他走了出去，颤颤悠悠。我多次回想这个梦，突然想到，父亲在世时极其严肃，但心中却始终关心着儿女，希望家家安好。看到家家都好，他放心了，走了，去那遥远的地方。

星移斗转，时光如梭。已经步入老年的我，似乎仍在望着母亲和父亲远去的背影，又望着暮色中渐渐隐没的家和父亲种的辣椒、茄子、西红柿等，耳朵里隐约还听见母亲养的鸡在叫：“呱呱呱蛋，呱呱呱蛋！”

原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2014年6月6日

带着文学梦走进大学门

我的文学梦源于停止高考，从此逐步成为我的寄托、我的向往、我的挥之不去的梦想。

1966年春夏交接之际。高考渐渐逼近，我所在的兰州大学附中高三年级教室所在的四楼走廊，已经挂出了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高考，命运所系、利益攸关，同学们人人感到迫在眉睫的紧张。新中国的教育从1949年到1966年，经过17年发展，达到一个高峰。那时的高考已经很紧张，竞争激烈，像兰大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当时的录取率为70％。

“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蒸腾于大中学校校园，终于传来停课“闹革命”、高考延期的消息。我的大学梦，在轰轰烈烈中远去了。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积极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经风雨，见世面”。

“文化大革命”之余，我也读书，读文学作品。上初中时，我就从邻居学长处借阅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我还买了不少书，《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这些书丰富了我的少年时代，为我的文学梦想埋下了种子。上高中后，因为升学压力，几乎不读课外书了。彼时读书，没有压力，不带功利，悠然自得，十分惬意。书，把我的思绪引得很远很远，使我纷乱的思想得到一丝清理，使我空旷的心灵得到几分充实。

鼎沸的1966年、1967年过去了，学生都必须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仍然是“革命”，丝毫看不到高考的迹象，今后的出路在哪里？

1968年3月，我当兵走进军营。一直到这年年底，高中老三届和初中老三届才开始分配。我的同学有些进了工厂，大部分则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

部队是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集体。从到连队代训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军号声中起床、出操、训练，毫无闲暇。自己部队更是值班不分白天黑夜，出勤不管假日节日。我上了12年学又经历了高考备战，养成了啃书本的习惯，也因此有点“书呆子”气。我不适应紧张且不规律的生活。

在终日忙碌中，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离开部队能干什么？文学梦的种子开始萌动，终于顶破了坚硬的土层发出芽来。我想方设法借书来看，借战友的书，借驻地图书馆的书。部队驻地换了好几个地方，但只要有出差或探亲回兰州的机会，我都要从母校图书馆借二三十本书带回部队。《唐璜》摄人心魄、感人肺腑，《女神》气势磅礴、气吞山河，以及普希金、艾青，让人感受到诗歌的魅力、诗歌的力量。我把握短暂时光，心无旁骛，沉湎于书中不可自拔。有时因为忙，几天不能摸书，我便在心中念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那日何日，我们蹲在地上，围在一起吃饭。一位陌生的战友指着黑板报上我写的一首助民夏收的诗问：“冯亚光是谁？”

“诗写得怎样？”我的朋友一边示意我不要吭声，一边问。

“诗写得挺好，特别是最后一句‘一片麦浪至天上’！”

站在旁边的我，心中一阵轻松和快慰……

1974年，我离开部队回到兰州，在第一毛纺厂当了一名保全工，即维修钳工。每天正常上班下班，节假日完全属于自己。上班，我勤恳工作，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下班，我发愤苦读，终于小有成绩。

1975年，我发表了第一首诗，不久又发表了一篇评论。诗发表在《战鼓集》上，标题《布浪汹涌掀怒涛》明显地带有“文化大革命”特征。评论文章《新的人物的赞歌》，评独幕话剧《毕业新歌》，赞扬这个戏通过一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农民，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教育战线带来的深刻变化。不论是我的诗还是评论，都打着当时的烙印。那时的写作不能成为自我与心灵探索的统一，而把注意力放在外界的需要，发表成为目的。

我起步较晚，更不是天纵奇才，而且只把文学与写作当作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抚慰。我与文学巨匠就像金字塔下的沙粒和尖顶一样，遥不可及。但文学占据了我的业余时间，读书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一种丰富多彩的人生享受，它常常给我以陶冶和激励。我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当时只找到第二册。冉阿让从高耸桅杆上掉入大海，携珂赛特逃脱围捕，遁入修道院。人居然有如此潜能，挣脱重重黑影，克服艰难困顿，从危难中突围而出。世界上究竟还有什么慰藉能像文学的慰藉？文学如闪电撕破浓雾的重围，以耀眼的辉光照亮人的心，沟通着人与人、人与世界，给人以莫大安慰。

甘肃省文化厅为全国文艺调演与兰州大学中文系合办了工农兵评论员学习班，我被点名抽调到学习班，学习班结业又被抽调到工农兵评论组。每天的工作就是观摩全省各个地区的话剧、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会演，提出意见，进行评论。在那个文化活动很少、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件大开眼界、大饱眼福的事。1976年，我被调入省文化厅，在新成立的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

大地复苏，百废待兴。1977年深秋的一天，《甘肃日报》一篇关于高考恢复的文章吸引了我。我当时不敢相信还有机会考大学，那时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年龄规定是26岁，我已经30岁了，还能考吗？看着报纸，看到括号里的一句话，“注意录取高中66届、67届毕业生”。这行醒目的字，让我心中掀起一阵狂波巨澜，我不就是高中66届毕业生吗？我急不可耐，立刻到母校兰大附中和十八中凑了一套数学课本。

高考已经迫近，只有三周。我平时读书学习，学的就是语文，语文不用复习。历史、地理用了三四天，政治用了三四天。我集中精力抓数学，过去在中学最爱学的就是数理化，报考大学目标也是理科。此时的中学课本，内容比我们当年所学简单得多。初中课本，我一天翻两本。高中课本，我两天翻一本。看课本，梳理要点，回归基础。我要让数学帮助我圆文学梦。

那是一个可爱的冬日清晨。微光里，黄河河水拍打着岸边沙石。河面上，冷风飘送过来，似乎只是为了让我沸腾的心绪平静下来。我手拿一组数学公式，让背诵的声音送入嗖嗖风中。我把常用公式最后记了一遍，便回家装好钢笔，气定神闲地骑上自行车，踏向考场。高考成绩公布，我的数学94分，是当年兰大中文系数学成绩的最高分。

“七七级”正式跨入大学校门，已经是寒冬过去，阳春三月。我怀揣录取通知书，怀揣文学梦，走进了兰州大学。春和景明，阳光轻揉漫卷，灿烂无所不在。校园里，阳光下，草木葳蕤，生机盎然。迎春花一簇簇、一片片，充满诗情画意，洋溢蓬勃生机。对于兰大，附中的学生并不陌生。我们曾坐在兰大礼堂外的林荫下，通过有线喇叭，听介绍彭加木事迹的报告，听穆青介绍焦裕禄。同学们经常出入校园，从林荫道中走过，疏影横斜、绿树掩映的宿舍楼里传出一串串的歌声、笛声、二胡声，飘飘荡荡，不绝如缕。我们在操场上看大学生打篮球、踢足球，周末在礼堂看5分钱一张票的电影。面对这个曾经无数次来过的大学校园，“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兰州大学已经成为我的母校，成为我人生路上的新起点。我从这个起点出发，把读书和练习写作设计成自己的生活理想；我从这个起点出发，从未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要去哪儿。我继续着我的文学梦，走进一段厚重的历史，走进我的《西路军·河西浴血》《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天山风云》。

原载《我的七七年我的七七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美文》2012年5月转载）

“料得年年肠断处”

大学毕业前夕，沙明查出肝癌，打开腹腔，癌细胞已经广泛转移，不能做手术了。毕业不久，他便再次躺进医院。我去医院看他，已瘦得皮包骨头，羸弱不堪，眼窝深陷，眼圈发青，任何宽慰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年迈的母亲，顶着一头白发，坐在床边用两手摩挲着他的小腿和膝盖。他吃力地看看我说：“我完蛋了！”便又闭上眼睛。病房顿觉凄凉，让人一阵心酸。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几天之后，他便去了。我们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同学们将步入社会，在各个领域意气风发，而他却一脚踏进了另一个世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同学们到华林山为沙明送最后一程，我没有去，受到指责。我毕业分配到《甘肃日报》社，报社规定，分配来的大学生先到校对科三个月，再到夜班部三个月。此时，我正在夜班部上夜班，任务是编稿、画版，一般工作到午夜两三点，有时竟至凌晨。下班后回到夜班室休息，一墙之隔的外单位正在施工，每天8点，机器砸地基的声音便震天动地传来，根本无法片刻入睡。我整日昏昏，竟然忘记参加沙明的追悼会。同学们指责我，我没有话说，我和沙明不仅是大学同学，而且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上高中，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明，记忆至今甚是鲜活。初中毕业，考上高中，我去兰州大学附中报到，院中并排摆着一些桌子，有学生坐在桌后给大家填写花名册。我报到后，一位同学告诉我，教室在主楼几楼几号，宿舍在侧楼几楼几号。我说：“我不认识同学！”填写花名册的同学说：“我们也不认识，很快就会认识！”说话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像个小学究，我觉得他干练和成熟。不久，我便知道这位和我说第一句话的同学叫沙明，由八治子弟中学考进兰大附中。

沙明学习好，作文尤其突出。他下笔词绣、扬手文飞，和一些同学的作文常被老师拿到全班同学面前诵读，而次数最多者，他首屈一指，我的作文却从未被老师读过。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她还把沙明的作文推荐给报纸副刊。我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时读了四部古典名著及不少当代小说，诸如《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等。沙明读长篇不多，但他读了不少散文，诸如秦牧、袁鹰、杨朔、碧野、巴金、陈荒煤、朱自清、曹靖华、刘白羽等。那时提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因而学校每年都安排学生到郊区农村下乡劳动半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劳动间隙，同学们三三五五围坐在一起休息、闲聊、嬉笑打闹。沙明常躺在地头树荫下的草地上，手捧一本散文翻看。我时常和他并排躺着，听他念一段描写，说什么拟人拟物等。

沙明字写得好，是行草。我们班有位同学的父亲是甘肃颇有名气的画家，班主任通过这位同学，让其父为班上写了几幅毛主席语录，挂在教室墙上。老师和同学们看着墙上的语录，认为沙明的字更好一些，就让沙明重写。我们班教室四周墙上挂的毛主席语录是沙明的字。班上办板报、墙报，少不了沙明写字。他还会画画，给板报、墙报画边框、画插图。兰州什么地方有书画展，他便兴致勃勃地去参观，还能对书画做一番品评。这种能耐，高中学生并不多见。

“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俩不是一派，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他和我的另一位同学两人组成一个战斗队。他俩从不参加什么“文攻武卫”，只是在一起写写大字报。另一位同学字写得可以，也是班上的作文好手，也是我的朋友。他俩的大字报在贴满墙的众多的大字报中，不仅字迹漂亮，文采也很出众。他俩的大字报不见任何刀光剑影，仅见一片拳拳善意。在我看来，两人是在练习书法和作文。

1977年高考恢复，我的高中同学有6人考上兰州大学，4人在理科系，我和沙明在中文系。大学教室的座位自由选择，我和沙明便坐在一起，一坐4年。

沙明学习用功，成绩自然优秀，但上大学后，他的作文和书法在班上不再显得那么鹤立鸡群、独树一帜，中文系同学在这方面都不差。他的作文不以语言文字激扬时代潮流，他的书法不以线条笔墨抒发生命激情，这似乎与他随和的性格有关。沙明随和，人缘极好，无论高中还是大学；我则急躁，出语伤人，总有人怨恨我。

沙明不擅体育，从中学到大学。无论兰大附中还是兰大，每年都会组织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及田径等比赛，我是积极参加者，而沙明不仅不参加，甚至极少跟随同学们到场观阵、呐喊助威。这时他往往在阅览室、图书馆，平时他谈论的话题从不涉及体育。因其皮肤比我们白，高中时有同学称他白面书生。他的沙，也有同学谐音为“傻”，叫他傻小子。他听了不高兴，但并不计较。大学时我还偶然这样叫他，只是为了唤起对中学的回忆。一次课间，他说他掰手腕可以，我想他中学不行，现在也好不到哪去，便和他一试。果然他臂上、手上很有力气，我败下阵来。他说他在工厂当过翻砂工，翻砂需要体力，尤其是臂力、腕力。翻砂的活又重又脏，工厂流行着这样的谚语：“紧车工、软钳工，不紧不慢是电工，叫翻砂、就回家。”虽然他有当翻砂工的经历，但他的体育依然不行。一次，体育课测验1500米长跑，他和我分在一组。哨声一响，他像箭一样冲出，以百米的速度跑去，但不到200米便退出了比赛。我则以匀速跑完全程，一次通过测验。

一天，他对我说，他开始每早锻炼，跑跑长跑，但感觉不好。我进入大学一直坚持长跑，每天由黄河铁桥附近的家连跑带走到学校，距离超过5公里，感觉没有什么不好。我看着他，只是觉得有点消瘦，再无异样。谁能知道，他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开始作怪。

沙明在病痛的折磨中走了，他的儿子才刚刚会走。我最后一次见他爱人，提起沙明她自然流泪。他们的儿子白白净净，十分可爱，摇着妈妈的腿说：“妈妈别哭，妈妈别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因父亲的去世而最终成为问题少年，让人凄楚，让人悲凉。沙明走了，社会少了一个有用之才，却多了一个问题少年。沙明走了，他的点点滴滴，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融入远方的苍穹。

原载《我的七七年我的七七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黄河之滨的缅怀

作为兰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一员，隔三岔五会看看同学们共同的博客。我在博客上看了李岩的《徐清辉老师，请接受学生永远的怀念》，还看了她在博文后附上的徐老师的儿子胡河清的朋友对胡的追思。我这才知道徐老师年轻的儿子已是大学教师，是很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不少人称其为有先锋色彩的天才，却已撒手人寰。我在黄河岸边漫步，黄河滚滚，如泣如诉、如诗如歌，似在吟咏我心中的缅怀。

我和徐清辉老师以及她的丈夫有一段特殊缘分，也见过少年时的河清。记得是1975年，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至今萦回心中，挥之难去。

那时，我还是兰州第一毛纺厂的工人，在车间干保全工，维修和保养纺纱机。我业余时间学习写作，也有小不起眼的诗文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一天，厂里宣传科通知我去兰大参加省文化厅和兰大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工农兵评论员学习班，时间是一个月。我这个六六级高中毕业生，在当时没有大学可上没有多少书可读的年代，有机会参加在大学举办的学习班感到十分幸运，便兴冲冲到兰大中文系报到。我填完花名册，即被指定代表全体学员在开班仪式上发言，可能因为我是个党员。指定我发言的正是徐清辉老师的丈夫，文化厅文艺处副处长胡复旦。胡是这次学习班的具体组织者，他还指定我为小组长。学习班一共四十多人，分为四个小组。胡原也是兰大中文系的教师，调到文化厅文艺处，入了党，提为副处长。诗人李老乡对我说，胡老师不是一般的教师，很有学术造诣。

学习班由中文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给我们上课，集中学习文艺评论。有在大学学习的机会，足以让人开阔视野得到启迪，我全身心投入学习班的学习和活动。徐清辉老师没有上课，但全程参加了学习班的活动，分组讨论时就在我们小组。她说的不多，主要是听工农兵学员发言。我们学习文艺评论，学习样板戏，还结合上课的内容观摩样板戏及电影并讨论。我正是这时见到河清的。我们在校园里等着乘大轿子车外出观摩演出，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找父母，十五六岁，稚气未退，因是冬天戴着口罩。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是，他的口罩不白，歪在脸上，斜向一边。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连口罩都洗不净戴不正的少年，后来能出息成一位有很多追随者的文学评论家。

我参加的工农兵评论员学习班，是在为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全国五项文艺调演做准备。五项调演是话剧、戏曲、歌舞、杂技、曲艺。学习班结业后，留下十二人进入省调演办公室的评论组。评论组有两个，一个是专业评论组，一个是工农兵评论组。胡老师指定我为工农兵评论组的组长，还常让我参加专业组的讨论，说“可以向人家学习”。

为了迎接全国五项调演，文化厅集中力量促省上各剧团的剧本和演出。我们参加剧本的讨论，观看演出，演出结束评论组开会讨论，常常到深夜，再由一人根据大家的讨论写出简报。观摩、讨论、写简报，观摩、讨论、写简报，常常熬夜，挺忙挺累。省级文艺团体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向调演办公室领导请假，回到工厂，上班、下班，业余时间看书并学习写作。

全国五项调演正式开始，胡老师又把我借调到调演办公室，同时也借调了十几位工农兵评论员。工农兵评论员总在换人，只有我自始至终。全省各地州市文艺团体及省级各厅局业余团体都在省会演出，我们又是观摩、讨论、写简报。五项调演持续时间差不多一年，这期间胡老师给了我一份工作调动表让我填。我并不愿到文化厅，觉得文化厅常常工作到深夜，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写作，还是在工厂好，贴近生活，做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有一点精神寄托就行了。我对胡老师说了我的想法，并推荐了一位工人诗人。这位诗人写得多，发表得多，胡老师也知道。胡老师仍坚持让我填表，显得有点激动，说你们两人都把表填上。最终，我一人调到了文化厅，进了文艺创作研究室。创研室是新建单位，由胡老师一手筹建，他是最初的负责人。我是一名工人，能进文化厅，当时叫“掺沙子”。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教育等领域是“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四人帮”垮台后，有一段时间是“说清楚”，胡老师成为说清楚的对象。我心想，我们按照上面的精神努力干事，现在又要说清楚，做过的那点事重复说，让人烦。厅里派人去农场收麦，我立即报名下农场劳动。我从农场回来，听说胡老师病了，去家里看他，徐老师也在。徐老师还拿出她在大型刊物《收获》上发表的一篇小说让我看。胡老师住在厅里新建的住宅楼，两室带厨房和卫生间，搬家时我曾去帮忙。他原住兰大的筒子楼，因是“大跃进”时盖的又叫跃进楼，只有一间，做饭得在走廊垒起锅灶，走廊很暗很乱，家里只有床和简陋桌椅，搬过来宽展多了，却显得家徒四壁。胡老师是严重神经衰弱，他半躺在床上，带着常有的微笑说：“医生的治疗方案十分吓人，安眠药由两片起逐步增加到24片，再减下来。”这确实吓人，24片可以让一个普通人永远睡着醒不来。有人说胡老师是吓病的，这纯属流言蜚语。在调演办公室，有一夜胡老师曾和我在一个房间住过，睡时已经很晚，他仍久久不能入睡。胡老师想到上海看病，我去向领导请假，重新复职的领导也相信流言。我说了一句“你不相信有这种病吗”，话说得似乎有点冷硬。厅里最终同意胡老师去上海，胡老师想让我陪着，但厅里不让我去。幸亏没有让我去，高考即将开始。

我于1977年底考上兰州大学，于第二年3月入校。我在校园见到徐清辉老师，她说：“听说你来了。”还说“你的数学是中文系进校的最高分，你应该上数学系”。我当时不明白徐老师为什么说数学系，后来明白了，她有压抑着的痛楚。

1978年春天，窒息了十年之久的大学校园缓过气来，老师们讲得倾情，学生们听得入神。中文系同学们概括了三位女老师的特点：林家英的情感，刘庆章的严谨，徐清辉的幽默。这当然与她们讲课的内容有关，林讲的是唐代诗歌，刘讲的是文学理论，徐讲的是欧洲文学。

徐清辉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林昭是同学。林昭当年因同学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忍无可忍，以柔弱之身跳上桌子，严辞反驳无限上纲搞人身攻击者。她的超常行动，使她成为北大著名的女右派，惨烈冤死，像流星辉耀夜空。北大熟悉徐老师的人说，徐清辉绝对才华过人，可惜出身不好，又在反右关头，如果提前一年她肯定是留校读研究生了。徐老师小时候在上海教会学校上学，练就了英语的童子功。徐老师上完我们的课后即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她是兰大的首批访问学者。在普林斯顿做高级访问学者时曾经有过40分钟的国际会议发言，她的英语十分娴熟和流畅，这在20世纪70年代不多见。一个从小耳濡目染西学的人，在美国访问期间碰到一些学者对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的质疑和困惑后，回国立志研究这两种文化文脉和传承。徐老师走进藏传佛教，将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共享的部分做了令人信服的对照式解读。徐老师成为一位“会心”藏传佛教博大精深与中华文化母体相连的学者，她所著《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对汉藏文化研究是有贡献的。

大学四年过得飞快，毕业分配的时候到了，我最想搞的就是专业、是写作。总支部书记告诉我，胡复旦老师给他写信谈我的去向。此时胡老师已经调到苏州师范学院，还在替我操心。我如愿从事写作，分配到甘肃日报社。经过多年的采访和写作锻炼，我又调到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有了充足的时间研究和写作。

黄河两岸又是绿意盎然，阡陌温柔，轻拂着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可是，胡复旦老师因癌症，徐清辉老师因心脏病先后去世，河清也飞身随父母去了。

我专程到省图书馆借了一本胡河清著的《灵地的缅想》，认真翻阅。这是河清在结束年轻的生命之前留给世人的自编论文集。河清的当代文学评论有鲜明的、独特的批评个性，显示了有别于一般的思维方式和路线，以及深含文化累叠的丰厚。他以34岁的年龄取得这样的成就，让我感叹，让我称赞。我34岁时大学本科还没有毕业，只是怀有一腔矢志要搞文学的激情。《灵地的缅想》自序长达20页，飘逸清越，荡气回肠，是河清的一部简明阅读史、写作史，或者说是心灵史。不过，从书名到序文，在深秋里像谶语一样泛着寒意：“这本集子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梦游录”，“沉浸到充满亡灵传说的遐想之中”，“被残酷人生揉碎了的心”。也许是父母的早亡，也许是情感上的挫折，也许还有别的心理上的问题，他生前的最后一段时光，为失眠所困，夜夜辗转，沉浸在难以忍受的清醒之中，体能和神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胡河清从他居住的那幢据说已有一百年历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坠地身亡。”他甚至没有等到《灵地的缅想》出版面世。他的《胡河清文存》作为遗稿集子出版，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从学校到社会为其书出版的募捐活动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这本文存的后几页录有捐款人的276个名字。河清的存在和离去已经超越了一个文人的定义，而成为某种向死而生的力量。不过，我觉得河清完全可以选择活着，即便困苦。充实的人生，固然伴有深切的满足之感，但也伴有深切的苦痛之感。人对于痛苦经验的深切，乃表示他生命力充实的程度。坚强的本能、意志，是人的理想的人格，这是毅然决然独步人生的道德。

河清1960年6月出生于兰州，祖籍江苏无锡。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读书到教书，生活几乎完全是在学校中度过的。1988年始，他师从钱谷融教授，因为才气极高，破格由本科直接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短短五年间使许多相熟的朋友大吃一惊。他接二连三写出漂亮的文章，赢得了读者的注意，使学术界同行发出连声的赞叹。河清才华卓越，是否有父母的基因？他在《灵地的缅想》自序中多次提到母亲，我们的徐清辉老师。他说：“我母亲是一位很有诗人气质的哲学研究者，当时看到报纸上出现了‘河清有日’的豪言壮语，以为从此黄河变清有望，于是就有了我现在的名字。”“我母亲出身于江南有名的‘状元及第’之家，然而明清以来家族几度遭到文字狱的扫荡，也许在血缘深处就潜伏下了对于文字生涯的恐惧的种子。她在哲学和文学方面的高深造诣，我迄今仍保持着充分的尊重。然而她对于自己选择人文科学，也是有追悔的。几度国变，到了七十年代初，她已经打算改教英文为生了。”

我放下书卷，漫步黄河边，满心悲伤和无限缅怀如奔腾的河水向我涌来。

原载《诤友》2016年第1期

我们走过30年

1977年10月，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在那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

回首中国教育，30年来，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一代代学子通过高考，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恢复高考，迅速填补了十年动乱给中国带来的人才断层，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最具拼搏奋斗精神的人才，意义深远。高考在改变部分人命运的同时，有力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改变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进而改变和影响了整个世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稳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高考制度的恢复与实施厥功至伟。

我们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恢复高考的最早受益者。我们中有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有1977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大和最小的同学相差14岁。我们于1977年12月从不同的地方走进考场，最终在兰州大学相聚。兰大是我们深怀敬意的母校，是我们浴火重生的殿堂，是孕育我们成才的摇篮，是我们人生的新起点。我们从高考到进校，到走向社会走到今天，走过了30年。如今同学们已是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正背负着“振兴中华”四个大字而衔命前行。正如我们毕业时唱的那首著名的歌一样：“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歌未竟，我们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力拼搏。

高考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轨迹，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1977年，我们走进高考考场时，许多人已在坎坷苦难中浮沉了多年，早死了上大学的心。许多人认过命，认生活给的命、认社会给的命、认父辈给的命；但更多的人用梦想支撑着这个世界，更多的人把希望扛在自己的肩上，用奋斗激活自己的愿望。随着时代的变革，中国的大学招生制度也改革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机会。以考试方式招录人才，这是恢复社会对科学、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的尊重，也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和流动通道。当我们怀揣着准考证走进高考考场时，喜悦多于辛酸，眼泪止于希望，兴奋增加信心，豪气溢于言表。每个人考试经历都可圈可点，从钢铁和机器声中走来的带着坚强的信念与浑身使不完的劲，从深山老林和无边原野中走来的带着泥土的芳香与大自然的秀色，从国家机关和中小学校中走来的带着谦谦的君子之风与一身的书卷气，从军队营房和哨卡中走来的带着刺刀的风寒与大炮的威严。我们为改变命运而拼搏，为振兴中华而答卷。

从七七级开始，中国的大学改变了。任何改变开始的时候总是艰难的，我们进校时学校正百废待兴，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的很多课没有教材，也没有多少可以参考的书。我们把老师课堂讲授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记下来，把帮助理解老师讲授重点的书从图书馆编排有序的书架上找出来。博览群书是我们开阔视野的有效途径，认真研读是我们对付记忆力下降的唯一办法。课上，我们曾为一篇《伤痕》争得脸红脖子粗；课外，也曾为潘晓人生问题的讨论冷静思考。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让我们热血沸腾，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枪声让我们倍觉和平读书环境的珍贵。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我们认识自己、把握自己、依靠自己，争分夺秒地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们很多人都有晚上熄灯后点蜡烛苦读的经历，也有每天从牙缝中挤出钱来买书买纸买笔的辛酸。所幸兰大中文系有一群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他们在教学中指导我们把别人的书变薄，把自己的书变厚，把我们领出一个个古渡迷津，让我们领略学问高峰的无限风光……他们值得我们的尊敬和怀念。

197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拐点，“七七级”是我们共有的名片，我们曾被人们称为“时代骄子”。说我们是“时代骄子”有些名不副实，因为我们当年衣着陈旧、装束简朴，缺少与国际服装潮流接轨的现代气息，外观上就“骄”不起来。然而正是这些清贫寒素的“时代骄子”，成为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汗水和脚印诠释着祖国的复兴、母校的辉煌。我们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我们的足迹是我们努力的证明。《兰大为何状元多？》——我们创造的和从我们开始的“兰大奇迹”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我们走过30年。30年中同学们与时俱进，不少人成就斐然，在“立德、立功、立言”中有自己的创造和建树。高考是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发展的“助推器”，试想，如果没有1977年高考制度的改革，同学们现今会在哪里，在干什么？现在，我们中有的人担任了领导职务，有的人成了专家学者，有的人正经营着自己艰苦创下的产业、事业……30年过去了，我们已是青丝掠去，白发飞来。罗曼·罗兰说：“黄昏礼赞白昼，暮年礼赞人生。”人们对于自己一生经历过的往事总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更何况历史是一页页写成的，中间不应有任何缺环，重大事件更应该用工笔重彩去描绘。对“1977”这个特别的年份，史家不能忽略，我们“身在其中”的受益人更不能忽略。

我们走过30年。我们的经历，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为了铭记“1977”，我们邀众同学写文章，结集成册。这些文章十分具有个性特色，耐人咀嚼，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转成的琐细而温馨的私人记忆。同学们大多从小处落墨，透视一点以窥测全体，描述得委婉亲切、娓娓动人，别有一种清新的格调和感情的魅力。这些文字与同学们血液的跳动和生命的存在相应，所携带的文化意味和感觉，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质朴而悠远。

原载《我的七七年我的七七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恓惶：陕西方言，形容可怜兮兮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