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自信的少年

如果一个人成为他母亲无可否认的宝贝儿子，那么他一生都会拥有胜利的感觉。对于成功的自信心也一定很强，很少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

——弗洛伊德

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6日诞生于奥地利（现属捷克）弗赖贝格市摩拉维亚镇夫来堡。他在一间位于休洛塞格斯街117号二楼的小房间里呱呱坠地。那是当时他家的唯一住所，直到三年后他们才搬走。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他的父亲柯拉蒙·雅各伯、母亲亚玛莉和他。

西格蒙德诞生时，他的父亲雅各伯已经四十岁了。雅各伯和前妻曾生有两个男孩：伊马钮，生于1832年；菲力普，生于1836年。西格蒙德的母亲当时才二十岁，和她的继子一样大，甚至比她继子看起来更年轻。

休洛塞格斯街117号，弗洛伊德诞生的地方

夫来堡的居民中，大约有四千多人是天主教徒，一百人是新教徒，犹太人也有一百人，主要是德国国籍。由于在19世纪40年代，当地兴起了民族主义思想，因而他们遭到地方上反德国人的仇视。他们虽生活在气氛自由的小小的商业城镇里，大多数人和邻居也处得相当好，但是他们却生活得战战兢兢，唯恐随时会遭到不测。

1859年摩拉维亚的夫来堡

弗洛伊德的家族迁到摩拉维亚镇夫来堡四年以后，雅各伯的祖父埃弗莱姆和他的孙子一样，都登记为加利肯的流浪犹太人，同时申请允许雅各伯做他的生意合伙人。就这样，祖孙一块儿经营布匹、羊毛、蜂蜜和兽脂的生意。

合伙的生意显然兴旺了几年。1852年底，雅各伯的两个儿子伊马钮和菲力普，也到夫来堡和他们会合。

年幼的弗洛伊德

夫来堡的自然景观和犹太人的意识形态都对弗洛伊德以后的生活有很明显的影响。从喀尔巴阡山一直延伸到他家附近的茂密森林，是他孩提时和父亲常去的地方，因而喜爱大自然风景的强烈感情不断在他内心滋长着。他在成年时回顾道：“这些都使我满足了智慧上和美学上的需要。”

他三岁时，全家迁离了夫来堡，环境的改变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他后来这样写道：“我在都市里从未真正感到很舒服，我相信现在以至永远，我都不能释怀于对我们家附近美丽树林的渴望……”

和弗洛伊德生长过程中的自然环境一样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是他那犹太人的血缘心理，像日出日落一样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父亲雅各伯本性达观乐天，对他同胞们的宗教抱着怀疑的态度，这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不若母亲亚玛莉笃信宗教的态度来得深。年轻的弗洛伊德渐渐对犹太人的宗教很执著，长大以后，他把民族的重要性看得仅次于他的“精神分析”。他经常强调“我的父母亲是犹太人，我自己也一直保存有犹太人的传统”。

弗洛伊德的全家照

雅各伯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到夫来堡四年以后，也是他最小的儿子出生三年以后，弗洛伊德的全家人——雅各伯及他的妻子、小孩以及两个前妻生的儿子，加上伊马钮的家人离开了夫来堡。

雅各伯和妻子亚玛莉及儿子西格蒙德和女儿安娜，在1859年离开了夫来堡。他们次年到达了维也纳，在维也纳的一所简陋公寓定居下来。不久就生下了另一个女儿罗莎。

接下去的几年，亚玛莉又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1861年生玛丽，次年生亚多芬，再一年生宝莲，1866年又生了小弟弟亚历山大，现在他们家有七个子女了，一家人首先搬到彼勒卑夫街，然后又搬到菲佛尔街。

西格蒙德先在家里接受父母的教育，然后在私立学校就读了一段时间，最后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六岁时的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合照于维也纳

弗洛伊德九岁时，通过考试进入了李波史达德社区学校。他一直都成绩优异，并在十七岁时毕业。

他受的完全是严格的古典文化教育。对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扎实学习使他开阔了眼界，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古代的世界，因而他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他还具有以简单的句子来表达复杂观念的能力，同学大都难以望其项背。

他也学会了法文和英文，在空暇时还自修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能是由《动物的生命史》这本书所引发的，那是他在十一岁时从学校得来的奖品。他在城郊树林里独自散步时，往往会搜集许多植物和花卉的标本带回家中。

在妹妹安娜的回忆里，她哥哥带回家的男孩子，都是喜欢切磋功课的朋友而非玩伴。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少年弗洛伊德是一个用功、执著、决心想要成功的孩子。

弗洛伊德也和他的同龄男孩一样，被军事冒险所吸引。男孩子们不论学习好坏都喜欢玩军人的游戏，弗洛伊德也不例外。他最早读的书中有一本是法国作家狄亚尔的《帝国和执行官的历史》。许多年以后，他还记得他如何在木头步兵背上贴上标签，然后在上面写着拿破仑手下大将们的名字。拿破仑是他早年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马塞那（拿破仑的大将）和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他将他们的英勇事迹背得滚瓜烂熟。

弗洛伊德对军事的兴趣持久不衰，四年以后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在桌子上放了一张战场地图，在两军对垒处画上有颜色的旗子。他的妹妹安娜曾说：“我哥哥这么做时，还向我和妹妹罗莎讲述战事的一般情况以及军队一举一动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经常对他的妹妹们高谈阔论。他是母亲的长子，也处于最受宠爱的地位，所以他在家里享有很多的权利，而他也毫不犹豫地去使用。他的母亲把他看成“似黄金般的西格”，是她心目中的好儿子，而且家里的人也都这样承认。家里很多事情都以他的想法为标准，尤其是他以最高的荣誉从中学毕业以后更是如此。作为母亲最钟爱的儿子，他在家里的好处相当多。弗洛伊德后来回忆时谈到：“如果一个人成为他母亲无可否认的宝贝儿子，那么他一生都会拥有胜利的感觉。对于成功的自信心也一定坚强，很少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

他的弟弟妹妹越来越多，全家又搬到一幢较大的公寓去，别的孩子睡房里只能点蜡烛，而他却有煤油灯。在妹妹安娜开始学钢琴以后，他埋怨钢琴声太吵，结果也完全顺从了他的意愿。安娜这样写道：“他向妈妈提出抗议，说若不把钢琴搬开，他就要离家出走。结果钢琴果然不见了！”此外，妹妹说哥哥对她的阅读实行绝对管制，“如果他认为我看的书不适合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子阅读，他便会说：‘安娜，你现在看那本书为时太早!’”

弗洛伊德对他的家庭，尤其是对妹妹的态度，是他相信命运操纵在自我手里的早期征兆。他后来这样写道：“我似乎记得在整个的这段时期中，我已预感到我的前面有着很多的责任。我在离开中学前写的临别作文中曾明白地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对于人类的知识有所贡献。”

立志于自然科学研究

弗洛伊德十六岁时，已经是一个风度翩翩、神采飞扬的美少年了。除了浓黑的头发和晶莹剔透的黑眼珠外，他还有充满自信的表情。他那“蛀书虫”的名声以及与人交往时的认真态度、端庄自持，很容易赢得异性的好感。但是他在自传中几乎绝口不谈女人。这不禁使我们相信，这位标榜“性”在精神疾病上具有无比重要性的人，本身对性却没有多大的兴趣。

1872年9月，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花了一年的时间苦读，准备升大学的考试。他选择的科系是法律，主要是因为它能开启通往政界的大门，那是一个犹太人可能发挥影响力的少数场所之一。中产阶级“布格”政府的掌权，使它的前途更为看好。弗洛伊德的父亲曾经将一些显然他很尊敬的布格党人带回家，他们之中包括许多犹太人。对于年轻的弗洛伊德来说，现在似乎每一个犹太学生都有机会得到一个部长的职务。

另外有一个影响使他想读法律系，这就是他与漠里克·布伦的同窗之谊（布伦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他们两个人早已经成为莫逆之交，在布伦的影响下，弗洛伊德打算进入大学后选读法律。

但是，1873年初弗洛伊德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他听了一次演讲，演讲人朗诵了一小段歌德写的《谈大自然》的诗，这使他下定决心在医学院注册学习。

1873年3月17日，弗洛伊德向还没有搬离夫来堡的依弥儿·佛鲁斯透露道：“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仅仅六个星期以后，他便下定决心放弃法律。他写信给佛鲁斯道：“我已经决定了，要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因此我在这里撤销以前答应为你进行诉讼的承诺。我将要深入研究古老大自然的奥秘，也许甚至可能窥探她永恒的过程，而且把我研究的成果分享给任何愿意学习的人。”

从法律转移到自然科学，被后人解释为从管辖人类转移到控制大自然。此外，或许还有别的考虑，比如弗洛伊德家的经济情况足以将“似黄金的西格”引导到需要许多金钱支持的法律界吗?那些一板一眼的法律辩论真的那么吸引人吗?而且即使仕途的滋味吸引了他，法庭真是他最能施展领导才能的地方吗?

当弗洛伊德做最后决定时，一定是认为科学毕竟是帮助他赢得名声的一条路。也许他甚至于能像达尔文一样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理论。事实上，有朝一日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某一领域有如此的成就，这是他时时刻刻没有放弃过的信念。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些不重视他的人的无知。他所希望的，不只是表面的认可，而是毫无保留的认可。在他一生中他最怕的是他的工作被人忽视，他的名字被人遗忘；他喜欢跟随他的人，常常给他们奖赏，但是有时候他的抱怨却几乎近于虚假。弗洛伊德从不怀疑天将降大任给他，他那做领袖的外衣似乎是定做的。现在他虽然放弃了经由法庭引至政府机关的路途，还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但是他却知道：那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然而，弗洛伊德所决定的只不过是放弃法律选择自然科学，而不是医学。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写道：“我在那个时候，或者在我往后的日子里，都不曾特别钟情于医生这种工作。”但这位少年后来却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医生，这与他最初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上维也纳大学

在进入大学之前必须先通过入学考试。弗洛伊德以极高的分数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以后，在1873年秋天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这一步使他有许多选择的余地，因为这个学院不仅培养希望成为医生的人，也同样致力培养从事研究工作的人。

弗洛伊德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让自己太固定走哪一条路。他经过了三年不很艰难但动荡不定的选课。常人通常只花五年时间就可以毕业，而他却花了八年的时间。当前途看来已很黯淡时，他才集中精神把精力投入到医学上面。他有一次承认道：“我在幼年之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受苦的人类。”

他的笔记透露出他不停地探索，全神贯注于一些学科，以及研究一些他可以很有收获以至获得成功的学识，这是他和别的同学大不相同的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他显然对女人没有兴趣。除此以外，正如他写给西伯史坦的信中所透露的：他是一个反对崇拜偶像的典型少年人，他对于皇帝及其虚饰排场大为不满，藐视既有的宗教。他说，我也许和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憎恨教皇、祭司和安息日。他是一个典型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他偏激的热心经常融于保守主义里。

任何以为他放弃法律和政治的不智之举的想法，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高中时首度开始了解，一个寄人篱下的民族是怎么样的滋味。现在，在大学里，他发现反对闪族的浪潮更高涨了，但是这情况却给他有用的教训。先前，他叙述道：“我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反对以及被置于‘团结的大多数’限制情况下，我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判断能力。”

维也纳大学

我们不能低估这种一直存在着的种族歧视对弗洛伊德的长期影响。这强化了他对成功的希望，也强化了他的犹太人特质。但是他在学生时代，很少觉得自己被抑制。

弗洛伊德花了很多笔墨，告诉西伯史坦他在大学的生活和工作。他经常提到哲学，这门课不是医科学生必修的。因为弗洛伊德偏好科学的研究。1874年夏天，他写信给西伯史坦说道：“我已经决定了，我父亲也同意，如果环境许可，冬季学期我要去柏林上柏伊斯·雷蒙、海姆豪兹和威尔乔教授的课。我高兴得好像一个小孩子，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计划。”弗洛伊德选择两位生理学家和一位病理学家的课，足以显示他思想的转移方向，但是这个计划仍然有缺点。最后，弗洛伊德终于放弃了赴柏林的计划，大概因为环境的关系，也可能是经济上不许可。所以他在第三学期——1874年冬季，选了一门布兰他诺博士的哲学课。

布兰他诺的课的重要性不能一笔带过。这位哲学家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以经验主义的观点看心理学”，这包括两篇冗长的讨论潜意识并反对它存在的论文。弗洛伊德首次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一门课，以后一连四个学期，他上哲学课都特别注重这个问题。当他和同伴约瑟·帕尼斯深入研究这个主题时，他对布兰他诺教授的尊敬日益增加。

弗洛伊德认真研究哲学，但他研究医学的倾向不但未受影响，反而由于英国之行而加速。他的父母在两年前就提过这趟行程，大概子女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当家长的总会特别安排鼓励一下，这也是一种传统。但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直到1875年，弗洛伊德才到了英国的曼彻斯特。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六年以前已移居该地。

维也纳

我们不知道，他在英国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否来自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或是曼彻斯特的生活，还是他从未记载的一些特别的事情。总之，他回来以后就决心致力于医学研究。这是他的妹妹安娜后来透露的。她在老年时回忆道：“在英国，西格蒙德想清楚了，他立志回到维也纳后要攻读医学。父亲不满意这个决定，父亲说：‘西格蒙德的心太软，将来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哥哥已经下定决心，他当时打算做研究工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要帮助受苦的人们!’”

1875年，弗洛伊德很高兴地回到了维也纳，迅速开始修改他的秋季学期计划。虽然他继续上布兰他诺教授的哲学课，但却花更多的时间在生理学、解剖学和实用动物学上，他开始在卡尔·克劳斯的比较解剖学研究室上课。克劳斯两年以前刚从哥廷根来到维也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计划使研究室赶上时代；他在1876年3月把他想要解决的第一个原始实验交给了弗洛伊德。

两年以前，波兰的科学家西蒙·塞尔斯基博士已经宣布了生物学上最古老和最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弗洛伊德后来写道：“没有人发现过一条成熟的公鳗鱼，尽管许多世纪以来有无数的人在努力，但依然没有人看到过鳗鱼的睾丸。”现在，塞尔斯基博士已经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瓣状突起器官，似乎就是那令人难以捉摸的睾丸。而克劳斯要弗洛伊德做的，就是察看那位波兰人的观察结果是否正确。

大部分实验工作，克劳斯则在屈史特成立的动物实验室进行弗洛伊德进行了两个学期的实验。克劳斯获得基金后，每学期选派优秀学生到他的实验室去。弗洛伊德一连两学期被选派的事实，说明了克劳斯对他的能力极为赏识。

弗洛伊德于9月间回到了维也纳，带回了他第一篇科学报告的材料，克劳斯于1877年3月向科学学术会提出这份报告。弗洛伊德做得非常好。那份报告被人形容为“一直是很自信的，有些地方甚至于自负”，由此证实了塞尔斯基的论点。但是几个月以后，弗洛伊德就离开了克劳斯，以一个研究生身份投入恩斯特·布鲁克的生理学研究室。这个行动不仅对弗洛伊德个人的运气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他从布鲁克的教导中吸取的基本概念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恩斯特·布鲁克对于他的年轻学生有着无比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赢得了弗洛伊德的“敬”和“爱”。他身材矮小，有一头红发，长着清澈的蓝眼睛和带着不可思议的微笑。弗洛伊德认为他是自己所遇见的最伟大的权威学者。在布鲁克的实验室里，弗洛伊德度过了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

弗洛伊德从师克劳斯转到布鲁克最可能的理由是：受了海姆豪兹学派的影响，而布鲁克就是其中极热心的一员。也可能是因为他对研究动物学时不可避免的脏乱起了反感。

不论弗洛伊德转到布鲁克研究室的复杂理由是什么，他绝对不曾后悔过。他后来回忆道：“在恩斯特·布鲁克的生理学研究室里，我终于找到了归宿和全然的满足。我也遇见了值得尊敬和引为典范的人们。”

在布鲁克的研究室里，弗洛伊德见到了约瑟·布劳尔，他被誉为“创造精神分析”的医生。布劳尔比弗洛伊德大十四岁，1871年就在维也纳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两人见面时布劳尔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弗洛伊德加入时，布鲁克的研究室仍然极为简陋。研究机构设在原制造枪械的建筑物的地下室和一楼，里面有一间演讲大厅、两个邻接的小办公室和几间小房间，有些房间甚至没有灯。加热化学药品必须用一个酒精灯，唯一的水源是一口井，每天早晨有专人汲取。布鲁克在环境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研究，对维也纳成为医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弗洛伊德开始由研究神经细胞入手，再由对神经性疾病的研究而进入对神经性官能病的探讨，最后他致力于分析人的思想和意志的工作。

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工作，是研究八目鳗幼鱼的脊髓中的大神经细胞，这是当时由里斯纳发现的。这个研究对生物学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和被人争论不已的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假设有关联。达尔文的进化论说：“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如果达尔文的学说不错，那么神经系统上就可能显示出人类的神经系统虽然有一个比低等生物更为复杂的构造，但却有相似的基因。

到1880年，他将研究的范围伸展到对淡水蟹的神经系统的研究。这项工作使他窥见神经系统解剖上和功能上的单位是单一的细胞加上它的延伸，但是这个发现直到1884年才被威汉·华德耶发扬光大。

每个身体健康的奥地利男人都要入军营两次，1880年弗洛伊德也必须接受一年的义务兵役征招。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一年真是索然无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军医院中值班，下班以后仍可待在家里。可是，由于弗洛伊德连续八次没有请假便外出，在1880年5月6日，也就是他二十四岁生日时，他被宪兵逮捕了。

但在他服役的这一年中，也有一些很得意的事情——他前几年热心地跟随布兰他诺做研究，现在开花结果了。他被委托将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翻译成德文。

事情是这样的：

维也纳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西奥德·冈柏正在编辑一套德文外国名著专集。准备开始第十二卷翻译工作的伊多德·威沙尔突然去世了，冈柏向布兰他诺提起他正在物色一个替代的人。弗洛伊德后来写道：“布兰他诺……提到我的名字。”在1880年秋冬季节，在弗洛伊德厌烦的服役中，至少因为担任一桩学问上的工作，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了舒缓。他翻译的方法是：读一个段落把书合上，然后考虑一个德国作家应如何表达同一个思想，最后才用德文写下。

弗洛伊德服役期满回到大学后，终于决定要得到医学的学位。虽然他从英国旅行回来后就立志要帮助人类减轻痛苦，但却不见得对当医生有特别的兴趣。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他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去研究医学，曾经做各方面的医学研究，但却没有认真地定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朝哪一方面发展。他从不怀疑身负重大的使命，但是，他仍然不能确定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

他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去鼓励自己争取医生的资格。他崇拜的许多科学家，大多数都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而却不一定都开业行医。此外，他还考虑到他个人的名誉——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而且怀疑他是否能通过大学毕业考试。

但弗洛伊德通过了考试。1881年春天，他在感人的毕业典礼中接受了学士学位。他的家人都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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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大学

维也纳大学坐落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始建于公元1365年，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德语区国家最老的大学之一，是二十七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母校。也是奥地利最大的大学，欧洲最大的大学之一。大学有八十多处校舍，分散在维也纳各区。维也纳市立医院——这一世界著名的现代化医院也隶属于维也纳大学。 大学的雏形最初在1365年3月12日由公爵鲁道夫四世和他的兄弟阿尔伯莱希特三世及利奥波德三世创建。它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二所大学，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所德语大学（第一所是布拉格大学），最初开办时是仿照巴黎大学的模式。1383年维也纳大学经营不佳，由鲁道夫四世的弟弟和阿尔伯莱希特三世捐款，改革校内行政，成为东部德语地区一流的大学。维也纳大学目前拥有八个系，共设一百一十多个专业：动脉学、非洲学、古代史和古代文化学、古犹太哲学和中东考古学、英国语言和文学、美洲学、阿拉伯学、天文学、企业管理、植物学、遗传学、人类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生物学和地球学、生物学和商品学、古希腊学、生物化学、化学、食品化学、德国哲学、地质学、矿物学和结晶学、石油学、营养学、匈牙利语、法语、地理学、经济学、地图学、宇宙研究和宇宙规则、历史、历史和社会学、营养学、信息学、国际企业管理、意大利语、艺术史、数学、医学、地球物理学、气象学、音乐学、教育学、音乐教育、药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物理、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和传播学、大众传媒、传媒艺术、人文学、统计学、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戏剧学、翻译教育、比较文学、国民经济等。

维也纳大学有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多个国家的约八万七千名国内外的莘莘学子，这里约有一万名专职教授、客座教授、助理教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之高，使其成为奥地利最大的高等教育学府，也是世界上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多元化巨型学府和科学殿堂之一。

维也纳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严谨和积极进取的学风，曾为世界输送了大量的政界风云人物、科学巨匠和艺术大师。如：

奥地利政治家、前总理和总统伦纳；

前联合国秘书长、奥地利共和国前任总统瓦尔德海姆；

历史学家、奥地利前总理西诺瓦茨；

物理学家多普勒；

遗传学家孟德尔；

精神分析创立人弗洛伊德；

病理、免疫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兰茨泰纳；

德国生物学家贝尔；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丁格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也纳大学是中欧和多瑙河地区繁荣的学术研究中心、欧洲的科学“麦加”，是培养精英和巨匠的摇篮之一。达尔文

达尔文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主要奠基人。1809年 2月12 日生于英国什鲁斯伯里，1882年4月19日卒于英国肯特郡。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同年12月27日参加英国海军贝格尔军舰环绕世界的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

老年时期的达尔文

回国后，他在多病的情况下坚持整理了考察中收集的大量资料，陆续发表了有关生物学及地质学的考察报告。这五年的旅行考察促使他思索物种起源的问题。他研究了各方面的大量证据，逐渐认识到，形形色色的物种实际都是由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他通过植物栽培和家畜驯养的事例，感到进化的原因可能是大自然对生物采取了类似的选择方式——去劣存优。他还注意到，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着个体差异；适应环境的物种可以孳生繁衍，不适应的则可能灭绝。他又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得到启示：每一物种均有巨大的繁殖力，但存活者只占极少数，这说明自然界中存在着剧烈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造成大量死亡，从而维持了种群数目的相对稳定。经过多年的探索，他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进化思想：生物界本来就存在着个体差异，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所保留的有利性状在世代传递过程中逐渐积累，经过性状分异和中间类型消失便形成新物种。

1859年11月24日他的《物种起源》出版了，书中详细介绍了他二十年来收集到的丰富证据，充分论证了生物的进化，并明确提出自然选择学说来说明进化机理。书出版后迅即售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进化论的出现使生物界的种种现象都得到一个统一的解释：生物的一致性可以用共同祖先来说明；物种的多样性则完全是进化适应的结果。进化论的出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它猛烈冲击了当时支配思想领域的神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