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伦敦成长记

总督威廉·基斯爵士似乎很喜欢和我来往，常常叫我去他家，每次提到帮我开业的事情总是言之凿凿。他说我出发去英国时要带上他的信用证，使我能取得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的钱款；另外他还会写几封推荐信，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我好几次在约定时间去取信，却被告知还要推迟。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去伦敦的“安妮丝号”航船(同样延期了好几次)出发的日子就要到来。我去向总督辞行，顺便取我的信。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见我，说总督正忙得不可开交，信还没写完。但是他会在开船前到纽卡斯尔，在那里把信交给我。

拉尔夫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一个孩子，可他却决定与我同行。我以为他是去建立一些商务关系，获得可以代销的商品，后来才发现他由于对妻子的亲戚不满，打算把她丢给他们，自己一去不返。

我辞别了朋友们，又与里德小姐许下海誓山盟，就坐船离开了费城。船在纽卡斯尔停泊，总督也确实在那里。可当我去他住处拜访时，却只有那位秘书奉命出来见我，向我传达了全世界最谦恭有礼的口信。他说总督正在处理重要公务，所以无法脱身见我，不过他会把信送到船上，衷心祝我一路平安，早日归来云云。我回到船上，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但是依然没有起疑。

费城著名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也乘坐这艘船，此外还有贵格会的商人德纳姆先生，以及马里兰一家钢铁厂的老板奥尼恩和拉塞尔两位先生，他们占了大舱，所以拉尔夫和我只好在三等舱找了个铺位。船上没人认识我们，都把我们看成普通白丁。但是汉密尔顿先生突然临时受到重金委托，被邀请为一艘被扣押的船做辩护，就和他的儿子(即后来的詹姆斯总督)下船从纽卡斯尔赶回费城了。弗兰奇上校在起航前上了船，对我表现得很客气，于是那几位绅士也注意到了我和我的朋友拉尔夫，邀请我们入住大舱。由于大舱现在腾出了两个铺位，我们就搬了过去。

我听说弗兰奇上校把总督的文件带上了船，就请求船长把那些应该由我保管的信件交给我。他说所有信件都一起装进袋子里了，现在找不出来，但是在到达英国之前，他会给我机会让我找。于是我暂且放下心，继续航程。大舱里的同伴们很随和，我们坐拥汉密尔顿先生留下的大量物资，过得十分惬意。在这段旅程中，我和德纳姆先生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不过旅程也有令人不快之处——我们遇到了很多坏天气。

驶入海峡后，船长履行了对我的承诺，给我机会在袋子里翻寻总督的信件。我没有找到一封写着我名字、表示由我保管的信，只凭字迹找出了六七封可能是总督给我的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商巴斯克特的，还有一封是写给某位文具商的——这使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

我们于1724年12月24日到达伦敦。因为离得比较近，我先去拜访了那位文具商，递上了基斯总督的信件。“我不认识这个人，”文具商说，不过还是拆开了信，“噢！这是里德斯登写来的。我最近发现这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我不想和他扯上任何关系，也不想收到他的信。”说完他把那封信塞回我手里，转身离开，招待他的顾客去了。我发现信不是总督写的，感到十分惊讶，在回忆并对比了种种情形后，开始怀疑总督的诚意。我找到我的朋友德纳姆，向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他告诉我基斯的为人和性格，说他根本不可能给我写推荐信。任何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一点也靠不住的。他还说总督说要给我银行信用证，也十分可笑，此人根本没有信用可言，又哪来什么信用证呢？我表示不知该如何是好，德纳姆建议我先努力找一份本行工作。他说：“先在伦敦的印刷所工作，你的能力将有所提高，回美洲后就会更有优势。”

正如这位文具商一样，我和德纳姆也知道里德斯登律师是个十足的无赖。里德小姐的父亲曾经受骗替他承担法律责任，差点破了产。从这封信来看，似乎有人正在密谋陷害汉密尔顿先生(按照原计划，他应该和我们乘一艘船来)，基斯和里德斯登都参与其中。德纳姆和汉密尔顿先生是朋友，觉得有义务告诉他。于是当汉密尔顿不久后抵达英国时，我上门拜访，把这封信交给了他。我这样做部分是出于对基斯和里德斯登律师的怨恨和敌意，部分是出于对汉密尔顿的善意。汉密尔顿对我表示衷心感谢，因为这个消息对他十分重要。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日后他在很多事上对我助益良多。

堂堂一位总督，竟然玩弄这么卑劣的伎俩，还无耻地用在一个无辜的穷小子身上！这件事该怎么看呢？我想这是他的一个坏毛病，他想取悦所有人，但又没什么可以给予，只能开空头支票。抛开这一点不谈，他是个聪明通达的人，文章写得漂亮，也是百姓的好总督(不过对他的选民，也就是领主们来说，他就没那么好了，因为他有时会置他们的指示于不顾)。本省一些最好的法令是他起草的，也是在他任职期间通过的。

拉尔夫和我是好哥们儿。我们在小不列颠街找了个地方同住，一星期的租金是三先令六便士——这是我们当时能出的最高的租金了。他找到了几位亲戚救济，可他们都是穷人，无力资助他。这时候他对我坦白了留在伦敦再也不回费城的想法。他身无分文，能凑到的所有钱都花在了路费上。我有十五块西班牙金币，于是他一边不断向我借钱维持生计，一边出去找事情做。一开始他相信自己能当演员，努力想进剧院工作。可是当他向威尔克斯求职时，对方坦白地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他干这行不可能成功。接着他又跑到佩特诺斯特街的一位出版商罗伯茨那里，说要为他办一份《旁观者》那样的周报，还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罗伯茨没有同意。接着，他又想找一份打杂的文字工作，替圣殿区附近的文具商和律师抄写文件，可也没找到空缺。而我很快在位于巴塞洛缪广场的帕尔默印刷所找到了工作。这是当时一家有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干了将近一年。尽管我兢兢业业，但是和拉尔夫一起看戏等消遣花掉了许多收入。我们已经花光了那些西班牙金币，现在只能勉强维生。他似乎已把妻儿完全抛诸脑后，而我也渐渐淡忘了与里德小姐的约定，只给她写过一封信，内容也只是说我可能无法很快回去。这是我人生中犯下的又一个错误，如果能够重活一遍，我希望能够改正。不过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花销，我连回家的路费都付不出。

我在帕尔默印刷所做的是给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字。我觉得作者的一些论证不够严密，就写了一篇关于形而上学的小文章加以评论，题目是《论自由与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文章献给我的朋友拉尔夫，少量地出版了一些。这篇文章使帕尔默先生把我看成一个有些才华的年轻人。不过他认为我这本小册子里的一些观点很不可取，正言规劝了我一番。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住在小不列颠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威尔科克斯先生，他是个书商，店面就在隔壁，旧书数量十分可观。那时候还没有流动图书馆，不过我们之间有个约定，我付一笔合理的费用——具体是多少现在已经忘了——就可以借阅任何想看的书籍，看完归还。我把这看作一种极大的便利，尽量多加利用。

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我的小册子流传到一位外科医生莱昂斯手中，他曾写过《论人类判断的正确性》一书，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很看重我，常来找我探讨问题，还带我去齐普赛小巷中一家叫“号角”的啤酒馆。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曼德维尔博士，他是《蜜蜂的寓言》这篇文章的作者，还在啤酒馆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他十分诙谐风趣，是俱乐部的灵魂人物。在巴特森咖啡馆，莱昂斯介绍我认识了彭博顿博士，他答应早晚找个机会带我见见牛顿，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惜从未实现。

我从美洲带来了几件稀罕物品中，最特别的是一个火浣的石棉钱包。汉斯·斯隆爵士听说我有此物，特地登门来见，还邀请我前往他在布卢姆茨伯里广场的府邸，向我展示了他收藏的各种珍玩，并劝我割爱，成全他的收藏。我同意了，他慷慨地付了我一大笔钱。

我们寄宿的房子里还住着一个年轻妇女T夫人，她是个女帽商人，在修道院附近有一间店铺。她教养良好，通情达理，活泼风趣，和她聊天令人十分愉快。拉尔夫有时在晚上给她读剧本，两人渐渐亲密起来。后来她另寻了一个住处，拉尔夫也跟了过去。他们同居了一段时间，可是拉尔夫此时依然没有工作，她的收入又不够养活他俩和她的孩子。于是拉尔夫决心离开伦敦，去一所乡下学校教书。他写得一手好字，又擅长算术和记账，觉得自己完全能够胜任。不过他认为这是大材小用，深信自己日后必能飞黄腾达，不愿人家知道他从事过如此卑微的工作，就使用了化名，而且竟赏光用了我的姓氏。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不久就收到一封他的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在一个小村子安顿下来(我记得是在伯克郡，他在那里教十一二个男孩读写，每个孩子每星期的学费是六便士)。他请我照顾T夫人，还说希望我给他写信，就写某某学校的教师富兰克林先生收。他不断地给我写信，寄来他正在创作的一首史诗的片段，请我批评指正。我时不时给他反馈，主要是劝他放弃。当时恰逢杨的一首讽刺诗发表，诗作嘲笑了盲目追求诗神眷顾的愚蠢行为，我将一大部分内容抄下来寄给了他。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一张张诗稿依然随着信件纷至沓来。另一方面，T夫人为了拉尔夫失去了朋友和生意，生活困窘，常常向我借一些富余的钱来摆脱困境。我开始渐渐喜欢和她来往，那时我没有宗教信仰的约束，利用她对我的依赖，竟企图对她做些轻薄之举(又一个错误)，她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我，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拉尔夫。这使我和拉尔夫之间出现了裂痕。他回到伦敦后，宣布与我一刀两断，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旧日恩情一笔勾销。我知道自己再无指望收回以前借给他和帮他垫付的钱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他本来也无力偿还，而且我发现失去他的友谊对我反而是种解脱。此时我开始考虑攒钱，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就离开帕尔默，去了沃茨的印刷所。这家印刷所在林肯因河广场附近，规模更大，我在这里一直干到离开伦敦。

刚进入这家印刷所时，我干的是印刷工，那是重体力活。在美洲，印刷和排字的工作是不分家的，这就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里有大约五十个工人，全都嗜酒如命，而我只喝白开水。有时候我两手各拿一大盘铅字上楼下楼，而其他人两手并用才能搬动一盘。通过这件事和其他几件事，他们惊讶地发现我这个被他们称为“喝水的美洲人”的家伙，竟然比他们这些喝浓啤酒的人更有力气！有个啤酒馆的男孩经常来印刷所给工人们送啤酒。和我搭档的那个印刷工，每天早饭前喝一品脱啤酒，早饭是一品脱啤酒配面包和奶酪，早饭和午饭之间喝一品脱，傍晚六点左右喝一品脱，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再来一品脱。我觉得这是一个要不得的习惯，可他却认为喝有劲的啤酒才能有劲地干活。我试图让他明白，啤酒能提供多少体力，要看做啤酒时在水里溶解了多少谷物和麦粉，价值一便士的面包比一夸脱啤酒含有更多面粉，所以如果他喝一品脱水吃一便士面包，获得的力量要大于喝一夸脱啤酒。可他不听，没到星期六晚上，就要从工资里拿出四五个先令来买醉，我则可以省下这笔开销。这些可怜的家伙总是因为啤酒而把自己搞得很拮据。

过了几个星期，沃茨把我调到排字室，我就告别了印刷工。排字工们要求我付一笔五先令的欢迎费，其实就是给他们做酒钱。我在楼下已经付过，所以觉得这是敲诈，师傅也同意我的想法，让我不要付。我坚持了两三个星期，于是他们把我看成一个不合群的家伙，只要我稍稍离开房间就会动手脚，比如把我的铅字搞混、纸张换位、排版弄乱等等。他们说这些都是“礼拜堂的鬼魂”干的，还说鬼魂专门缠着不按规矩交入会费的人。就这样，虽然师傅护着我，我还是顺着他们交钱了事，因为我相信，跟自己必须朝夕相处的人交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我和他们友好相处，很快赢得了相当的威望。我提议对他们的“礼拜堂法令”做出一些合理的改变，并顶住一切反对，坚持推行。他们中很多人以我为榜样，改掉了早餐喝啤酒、吃面包和奶酪的习惯，像我一样用一品脱啤酒的价格，也就是一个半便士，从附近的饭馆买一大碗热粥，上面撒着胡椒、碎面包和一点黄油。这样吃早餐更可口、更省钱，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那些依然整日滥饮的人因为总是拖欠酒钱，在酒馆赊不到酒，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的光熄灭了。于是就让我去弄酒。我守着周六晚上发薪的时候收回替他们垫付的钱，有时候一周有将近三十先令那么多。而且，他们觉得我风趣诙谐、会开玩笑。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使我在他们中间建立了威信。我总是按时出勤(我从不过什么“圣礼拜一”)，所以师傅很器重我，加上我排字速度非常快，所有急件都被交到我手上，这些活往往酬劳更高，所以我这段时间过得十分惬意。

我的住处在小不列颠，离印刷所太远，于是在杜克街天主堂对面另找了一个住处，在一间意大利货栈背后的三层楼上。房主是一个寡妇，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佣和一个看守货栈的工人，不过工人住在别处。她派人到我之前住的地方打听了我的人品，然后才同意我搬进来，租金与上一家相同，每星期三先令六便士。她说之所以租金不高，是因为她也希望有个男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可以给她提供一些保护。

她是个上年纪的寡妇，从小受的是新教徒教育，父亲是牧师，后来随着丈夫改变信仰，皈依了天主教。她对亡夫非常尊敬。过去她曾与不少贵人来往，知道这些人的很多趣闻轶事，最早可以追溯到查理二世时期。因为膝部痛风，她走路一瘸一拐，所以很少踏出房门，有时候需要人陪伴解闷。我觉得和她聊天很有意思，只要她叫我，一定会来陪她聊一个晚上。我们吃的很简单，每人半条凤尾鱼、一小条面包和黄油，两个人一起喝半品脱啤酒，乐趣在于她的谈吐本身。我作息规律，不惹麻烦，所以她不希望我搬走。我听说有个房子离印刷所更近，每星期租金才两先令。我当时很想攒钱，所以挺在乎租金的多少。当我向她提起这个房子时，她说以后每星期少收我两先令，让我不要搬走，于是我以一先令六便士的租金继续住在她这里，直到我离开伦敦。

这栋房子的阁楼里住着一个老处女，已经七十岁了，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房东太太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她信奉罗马天主教，年轻时曾被送到国外，住在女修道院中，立志成为一名修女。但是她在那个国家水土不服，只好返回英国。英国没有女修道院，她便发誓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过一种修女式的生活。她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事业，每年只留十二镑作为生活费，就连这笔钱也大多被她捐了出去，自己只喝薄粥度日，而且除了煮粥从不生火。她已经在这个阁楼里住了很多年，楼下这栋房子的历代房东都信仰天主教，觉得有她住在这里是一种福分，所以一直许她免费居住。有一位神父每天都上门听她忏悔。房东太太说：“我曾经问过她，照您这样生活，哪来这么多需要忏悔的事情？” 她说：“人不可能完全断绝俗念。”

有一次我征得允许去拜访她，发现她很开朗，待人彬彬有礼。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她的房间一尘不染，没什么家具，只有一块垫子，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十字架和一本书，还有一把圆凳，她让我坐在上面。壁炉上方有一幅画，画着圣维罗妮卡展示她的头巾，头巾上奇迹般地显示出耶稣流血的面庞，她非常认真地向我解释了这幅画的内容。她面色苍白，但从不生病，我认为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多么微薄的收入就可以维持生命和健康。

在沃茨的印刷所，我结识了一位聪明的年轻人，他叫怀各特，因为有几位有钱的亲戚，所以比大部分印刷工受过更多教育。他的拉丁文还可以，会说法语，热爱读书。我教他和另一个朋友游泳，下了两次河，他们很快就游得不错了。他们介绍我认识了几位乡下来的绅士，我们一行人乘船前往切尔西参观了学院和堂·萨尔特罗收藏的珍玩。返回途中，几位同伴被怀各特激起了好奇心，要我一展泳技，于是我脱掉衣服跳进河里，从切尔西附近一直游到黑衣修士桥，一路表演了很多水上水下的技巧，都是他们未曾见过的新鲜花样，让他们惊喜不已。

我从童年起就喜欢这项运动，曾经钻研练习过泰弗诺介绍的所有动作和知识，还加上了一些我自己的创造。我追求的不仅是实用，还有优雅和自如。借这个机会，我向几位同伴大大显摆了一番，他们的赞美和钦佩使我飘飘然。怀各特渴望成为一名游泳高手，而且我们学习的东西很相似，因为这两个原因，他与我日益亲近起来。他提议我们一起游历欧洲，每到一个地方就靠当印刷工维持生计，我听了觉得很动心。我只要有空，就会和好朋友德纳姆先生待上一小时。我向他提起此事，他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还是回宾夕法尼亚为好，而他也正打算这么做。

我要在此讲述这位好人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他曾在布里斯托经商，但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他与债主达成和解，归还了一部分债务，然后去了美洲。在那里他一心经商，没过几年就发了财。他和我一起坐船来到英国后，招待了昔日的债主们，对他们当初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债主们本以为只是请他们吃一顿饭而已，没想到第一道菜撤下，每个人的盘子下面都放着一张银行支票，将当初剩下的钱连本带息全部还清。

他此时告诉我，他打算返回费城，并把大量货物带到那边开一间店铺。他提出请我当店员，说他会教我怎么记账，我还可以帮他抄写信件，照料店铺。他补充说，一旦我熟悉了商品买卖的业务，他就会提拔我，让我送一船面粉或面包等货物去西印度，还会帮我从其他人那里赚取佣金，数额将会十分可观。如果我干得好就能牢牢站稳脚跟。我很喜欢这个提议，因为我已经在伦敦待腻了，每当回想起在宾夕法尼亚度过的快乐日子，就愉快地想回到那里，于是我立刻接受了这份工作，每年的薪水是五十镑宾夕法尼亚币，其实比我现在做印刷工挣得还少一点，但是更有前途。

我认为自己永远离开了印刷行业，每天都投入到新工作之中，跟着德纳姆先生四处会见商人，采买商品、监督包装、跑腿办事、招呼工人送货等等。当一切都装好船后，我有了几天空闲时间。有一天，一位我只闻其名的大人物威廉·温德姆爵士出乎意料地派人来找我。我便登门拜访了他。原来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听说了我从切尔西游到黑衣修士桥，还在几小时内教会了怀各特和另一个年轻人游泳。他说他的两个儿子正准备外出旅行，他想让他们先学会游泳，如果我肯教，他愿意以重金酬谢。因为他的儿子们还没到伦敦，我又不知何时动身，所以无法接受这份请求。不过从这件事来看，如果我当时留在英国开一所游泳学校，或许能赚到大钱。我因此受到了很大触动，如果我早点得到这个邀请，或许就不会这么快回美洲了。很多年后，咱们俩曾与威廉·温德姆爵士这两位儿子中的一位打过交道，当时他已经是艾格蒙特伯爵，这件事我后面还会提到。

我在伦敦一共待了十八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勤勤恳恳地从事印刷行业，除了看戏和读书没有什么花销。我的朋友拉尔夫把我搞穷了，他欠了我大约二十七镑，这笔钱我永远也别想要回来了。以我微薄的收入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尽管如此，我还是爱他，因为他有很多可亲可爱之处。虽然我没有挣到钱，却结交了一些非常聪明的朋友，与他们谈话使我受益匪浅，而且我也读了不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