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

日常生活颂歌 作者:周作人


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

喝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Tea,一九一九)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几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

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值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惟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豆腐的确也是极东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关于苦茶

去年春天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不意在上海引起了一点风波,大约可以与今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相比,不过有这差别,前者大家以为是亡国之音,后者则是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罢了。此外也有人把打油诗拿来当作历史传记读,如字的加以检讨,或者说玩骨董那必然有些钟鼎书画吧,或者又相信我专喜谈鬼,差不多是蒲留仙一流人。这些看法都并无什么用意,也于名誉无损,用不着声明更正,不过与事实相远这一节总是可以奉告的。其次有一件相像的事,但是却颇愉快的,一位友人因为记起吃苦茶的那句话,顺便买了一包特种的茶叶拿来送我。这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是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多吃。

据朋友说这叫作苦丁茶。我去查书,只在日本书上查到一点,云系山茶科的常绿灌木,干粗,叶亦大,长至三四寸,晚秋叶腋开白花,自生山地间,日本名曰唐茶(Tocha),一名龟甲茶,汉名皋芦,亦云苦丁。赵学敏《本草拾遗》卷六云:

角刺茶,出徽州。土人二三月采茶时兼采十大功劳叶,俗名老鼠刺,叶曰苦丁,和匀同炒,焙成茶,货与尼庵,转售富家妇女,云妇人服之终身不孕,为断产第一妙药也。每斤银八钱。

案十大功劳与老鼠刺均系五加皮树的别名,属于五加科,又是落叶灌木,虽亦有苦丁之名,可以制茶,似与上文所说不是一物,况且友人也不说这茶喝了可以节育的。再查类书关于皋芦却有几条,《广州记》云:

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

又《茶经》有类似的话云:

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

《南越志》则云:

茗苦涩,亦谓之过罗。

此木盖出于南方,不见经传,皋卢云云本系土俗名,各书记录其音耳。但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呢,书上都未说及,我只好从茶壶里去拿出一片叶子来,仿佛制腊叶似的弄得干燥平直了,仔细看时,我认得这乃是故乡常种的一种坟头树,方言称作枸朴树的就是,叶长二寸,宽一寸二分,边有细锯齿,其形状的确有点像龟壳。原来这可以泡茶吃的,虽然味大苦涩,不但我不能多吃,便是且将就斋主人也只喝了两口,要求泡别的茶吃了。但是我很觉得有兴趣,不知道在白菊花以外还有些什么叶子可以当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有栲”一条下云:

山樗生山中,与下田樗大略无异,叶似差狭耳,吴人以其叶为茗。

《五杂俎》卷十一云:

以绿豆微炒,投沸汤中倾之,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宿村中觅茗不得者可以此代。

此与现今炒黑豆作咖啡正是一样。又云: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汤,云其味胜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闽中佛手柑橄榄为汤,饮之清香,色味亦旗枪之亚也。

卷十“记孔林楷木”条下云:

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干而茹之,即俗云黄连头。

孔林吾未得瞻仰,不知楷木为何如树,唯黄连头则少时尝茹之,且颇喜欢吃,以为有福建橄榄豉之风味也。关于以木芽代茶,《湖雅》卷二亦有二则云:

桑芽茶,案山中有木俗名新桑荑,采嫩芽可代茗,非蚕所食之桑也。

柳芽茶,案柳芽亦采以代茗,嫩碧可爱,有色而无香味。

汪谢城此处所说与谢在杭不同,但不佞却有点左袒汪君,因为其味胜茶的说法觉得不大靠得住也。

许多东西都可以代茶,咖啡等洋货还在其外,可是我只感到好玩,有这些花样,至于我自己还只觉得茶好,而且茶也以绿的为限,红茶以至香片嫌其近于咖啡,这也别无多大道理,单因为从小在家里吃惯本山茶叶耳。口渴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对于茶有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么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作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必要说明,还是去小学上找罢。吾友沈兼士先生有诗为证,题曰《又和一首自调》,此系后半首也:

端透于今变澄彻,鱼模自古读歌麻。

眼前一例君须记,茶苦原来即苦茶。

谈酒

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因为儿歌里说,“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有一个远房亲戚,我们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时也听见她叫“老七斤”,是这样的酒头工,每年去帮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说玩话,打麻将,但是不大喝酒(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的酒),所以生意很好,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蟹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早一点酒还未成,迟一点就变酸了。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别人仍不能知道,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

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以表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的。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浅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槟杯。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荡”(置水于器内,摇荡而洗涤之谓)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能饮者多索竹叶青,通称曰“本色”,“元红”系状元红之略,则着色者,唯外行人喜饮之。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唯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相传昔时人家生女,则酿酒贮花雕(一种有花纹的酒坛)中,至女儿出嫁时用以饷客,但此风今已不存,嫁女时偶用花雕,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饮者不以为珍品。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却有极好的,每年做醇酒若干坛,按次第埋园中,二十年后掘取,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此种陈酒例不发售,故无处可买,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好酒,至今还不曾忘记。

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又这样的喜欢谈酒,好像一定是个与“三酉”结不解缘的酒徒了。其实却大不然。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但我却是不肖,不,或者可以说有志未逮,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自从辛酉患病后,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定量是勃阑地每回二十格阑姆,葡萄酒与老酒等倍之,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到现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以前大家笑谈称作“赤化”,此刻自然应当谨慎,虽然是说笑话。)有些有不醉之量的,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羡,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也总觉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模样,味道不很静定。蒲桃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阑地。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至于酒则很有工夫,决不下于中国。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正如吸烟卷一般,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咬定牙根要抽净丝,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至少是我个人这样的想。

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醉了,困倦了,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昏迷,梦魇,呓语,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其实这也是有限的,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我喝着酒,一面也怀着“杞天之虑”,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结果是借醇酒妇人以避礼教的迫害,沙宁(Sanin)时代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那么杞天终于只是杞天,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罢?

苦雨

伏园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渠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渠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渠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的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从前同小孩们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蛤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蛤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此外别无意思。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罢。

雨的感想

今年夏秋之间北京的雨下的不太多,虽然在田地里并不旱干,城市中也不怎么苦雨,这是很好的事。北京一年间的雨量本来颇少,可是下得很有点特别,他把全年份的三分之二强在六七八月中间落了,而七月的雨又几乎要占这三个月份总数的一半。照这个情形说来,夏秋的苦雨是很难免的。在民国十三年和二十七年,院子里的雨水上了阶沿,进到西书房里去,证实了我的苦雨斋的名称,这都是在七月中下旬,那种雨势与雨声想起来也还是很讨嫌,因此对于北京的雨我没有什么好感,像今年的雨量不多,虽是小事,但在我看来自然是很可感谢的了。

不过讲到雨,也不是可以一口抹杀,以为一定是可嫌恶的。这须得分别言之,与其说时令,还不如说要看地方而定。在有些地方,雨并不可嫌恶,即使不必说是可喜。囫囵的说一句南方,恐怕不能得要领,我想不如具体的说明,在到处有河流,满街是石板路的地方,雨是不觉得讨厌的,那里即使会涨大水,成水灾,也总不至于使人有苦雨之感。我的故乡在浙东的绍兴,便是这样的一个好例。在城里,每条路差不多有一条小河平行着,其结果是街道上桥很多,交通利用大小船只,民间饮食洗濯依赖河水,大家才有自用井,蓄雨水为饮料。河岸大抵高四五尺,下雨虽多尽可容纳,只有上游水发,而闸门淤塞,下流不通,成为水灾,但也是田野乡村多受其害,城里河水是不至于上岸的。因此住在城里的人遇见长雨,也总不必担心水会灌进屋子里来,因为雨水都流入河里,河固然不会得满,而水能一直流去,不至停住在院子或街上者,则又全是石板路的关系。我们不曾听说有下水沟渠的名称,但是石板路的构造仿佛是包含有下水计划在内的,大概石板底下都用石条架着,无论多少雨水全由石缝流下,一总到河里去。人家里边的通路以及院子即所谓明堂也无不是石板,室内才用大方砖砌地,俗名曰地平。在老家里有一个长方的院子,承受南北两面楼房的雨水,即使下到四十八小时以上,也不见他停留一寸半寸的水,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是特别。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上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可以说是一种萧寂,或者感觉好玩也无不可,总之不会得使人忧虑的。吾家濂溪先生有一首《夜雨书窗》的诗云:

秋风扫暑尽,半夜雨淋漓。

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

恰似钓鱼船,篷底睡觉时。

这诗里所写的不是浙东的事,但是情景大抵近似,总之说是南方的夜雨是可以的吧。在这里便很有一种情趣,觉得在书室听雨如睡钓鱼船中,倒是很好玩似的。下雨无论久暂,道路不会泥泞,院落不会积水,用不着什么忧虑,所有的唯一的忧虑只是怕漏。大雨急雨从瓦缝中倒灌而入,长雨则瓦都湿透了,可以浸润缘入,若屋顶破损,更不必说,所以雨中搬动面盆水桶,罗列满地,承接屋漏,是常见的事。民间故事说不怕老虎只怕漏,生出偷儿和老虎猴子的纠纷来,日本也有虎狼古屋漏的传说,可见此怕漏的心理分布得很是广远也。

下雨与交通不便本是很相关的,但在上边所说的地方也并不一定如此。一般交通既然多用船只,下雨时照样的可以行驶,不过篷窗不能推开,坐船的人看不到山水村庄的景色,或者未免气闷,但是闭窗坐听急雨打篷,如周濂溪所说,也未始不是有趣味的事。再说舟子,他无论遇见如何的雨和雪,总只是一蓑一笠,站在后艄摇他的橹,这不要说什么诗味画趣,却是看去总毫不难看,只觉得辛劳质朴,没有车夫的那种拖泥带水之感。还有一层,雨中水行同平常一样的平稳,不会像陆行的多危险,因为河水固然一时不能骤增,即使增涨了,如俗语所云,水涨船高,别无什么害处,其唯一可能的影响乃是桥门低了,大船难以通行,若是一人两桨的小船,还是往来自如。水行的危险盖在于遇风,春夏间往往于晴明的午后陡起风暴,中小船只在河港阔大处,又值舟子缺少经验,易于失事,若是雨则一点都不要紧也。坐船以外的交通方法还有步行。雨中步行,在一般人想来总是很困难的吧,至少也不大愉快。在铺着石板路的地方,这情形略有不同。因为是石板路的缘故,既不积水,亦不泥泞,行路困难已经几乎没有,余下的事只须防湿便好,这有雨具就可济事了。从前的人出门必带钉鞋雨伞,即是为此,只要有了雨具,又有脚力,在雨中要走多少里都可随意,反正地面都是石板,城坊无须说了,就是乡村间其通行大道至少有一块石板宽的路可走,除非走入小路岔道,并没有泥泞难行的地方。本来防湿的方法最好是不怕湿,赤脚穿草鞋,无往不便利平安,可是上策总难实行,常人还只好穿上钉鞋,撑了雨伞,然后安心的走到雨中去。我有过好多回这样的在大雨中间行走,到大街里去买吃食的东西,往返就要花两小时的工夫,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最讨厌的还是夏天的阵雨,出去时大雨如注,石板上一片流水,很高的钉鞋齿踏在上边,有如低板桥一般,倒也颇有意思,可是不久云收雨散,石板上的水经太阳一晒,随即干涸,我们走回来时把钉鞋踹在石板路上嘎啷嘎啷的响,自己也觉得怪寒伧的,街头的野孩子见了又要起哄,说是旱地乌龟来了。这是夏日雨中出门的人常有的经验,或者可以说是关于钉鞋雨伞的一件顶不愉快的事情吧。

以上是我对于雨的感想,因了今年北京夏天不大下雨而引起来的。但是我所说的地方的情形也还是民国初年的事,现今一定很有变更,至少路上石板未必保存得住,大抵已改成蹩脚的马路了吧。那么雨中步行的事便有点不行了,假如河中还可以行船,屋下水沟没有闭塞,在篷底窗下可以平安的听雨,那就已经是很可喜幸的了。

北平的春天

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大觉得。立春已过了十天,现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头了,布衲摊在两肩,穷人该有欣欣向荣之意。光绪甲辰即一九〇四年小除那时我在江南水师学堂曾作一诗云:

一年倏就除,风物何凄紧。百岁良悠悠,白日催人尽。既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处问灵蠢。

但是第二天除夕我又做了这样一首云:

东风三月烟花好,凉意千山云树幽,冬最无情今归去,明朝又得及春游。

这诗是一样的不成东西,不过可以表示我总是很爱春天的。春天有什么好呢,要讲他的力量及其道德的意义,最好去查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抒情诗的演说,那篇世界语原稿是由我笔录,译本也是我写的,所以约略都还记得,但是这里誊录自然也更可不必了。春天的是官能的美,是要去直接领略的,关门歌颂一无是处,所以这里抽象的话暂且割爱。

且说我自己的关于春的经验,都是与游有相关的。古人虽说以鸟鸣春,但我觉得还是在别方面更感到春的印象,即是水与花木。迂阔的说一句,或者这正是活物的根本的缘故罢。小时候,在春天总有些出游的机会,扫墓与香市是主要的两件事,而通行只有水路,所在又多是山上野外,那么这水与花木自然就不会缺少的。香市是公众的行事,禹庙南镇香炉峰为其代表,扫墓是私家的,会稽的乌石头调马场等地方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是一种代表的春景。庚子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云:

晨坐船出东郭门,挽纤行十里,至绕门山,今称东湖,为陶心云先生所创修,堤计长二百丈,皆植千叶桃垂柳及女贞子各树,游人颇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轿过市行三里许,越岭,约千余级。山上映山红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数株,着花蔚蓝色,状如豆花,结实即刀豆也,可入药。路旁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于碗口而长仅二三寸,颇为可观。忽闻有声如鸡鸣,阁阁然,山谷皆响,问之轿夫,云系雉鸡叫也。又二里许过一溪,阔数丈,水没及骭,舁者乱流而渡,水中圆石颗颗,大如鹅卵,整洁可喜。行一二里至墓所,松柏夹道,颇称闳壮。方祭时,小雨簌簌落衣袂间,幸即晴霁。下山午餐,下午开船。将进城门,忽天色如墨,雷电并作,大雨倾注,至家不息。

旧事重提,本来没有多大意思,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说明我春游的观念而已。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平常对于水不觉得怎么新奇,要去临流赏玩一番,可是生平与水太相习了,自有一种情分,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虫又次之。我非不喜禽虫,但他总离不了草木,不但是吃食,也实是必要的寄托,盖即使以鸟鸣春,这鸣也得在枝头或草原上才好,若是雕笼金锁,无论怎样的鸣得起劲,总使人听了索然兴尽也。

话休烦絮。到底北平的春天怎么样了呢。老实说,我住在北京和北平已将二十年,不可谓不久矣,对于春游却并无什么经验。妙峰山虽热闹,尚无暇瞻仰,清明郊游只有野哭可听耳。北平缺少水气,使春光减了成色,而气候变化稍剧,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袷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不过这春的季候自然还是有的。第一,冬之后明明是春,且不说节气上的立春也已过了。第二,生物的发生当然是春的证据,牛山和尚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是也。人在春天却只是懒散,雅人称曰“春困”,这似乎是别一种表示。所以北平到底还是有他的春天,不过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叫人有时来不及尝他的味儿,有时尝了觉得稍枯燥了,虽然名字还叫作春天,但是实在就把他当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头,反正这两者在表面上虽差得远,实际上对于不大承认他是春天原是一样的。

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虽然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至于冬天,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故乡的冬天我也不喜欢:那些手脚生冻瘃,半夜里醒过来像是悬空挂着似的上下四旁都是冷气的感觉,很不好受,在北平的纸糊过的屋子里就不会有的。在屋里不苦寒,冬天便有一种好处,可以让人家做事,手不僵冻,不必炙砚呵笔,于我们写文章的人大有利益。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

乌篷船

子荣君: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啰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马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罢?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罢。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偁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不尽。

石板路

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希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案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云:

越为会府,衢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守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巷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坦夷如砥,井里嘉叹。

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然而生齿日繁,阛阓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廛,初联接飞檐,后竟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每遇雨霁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遝,到城贸易百物,肩摩趾蹑,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为界,使行人足以往来。

查志载汪纲以宋嘉定十四年权知绍兴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颇好,又过二百年直至清末还是差不多。我们习惯了也很觉得平常,原来却有天下绍兴街之谣,这是在现今方才知道。小时候听唱山歌,有一首云:

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旰觉。

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路上石板都热得像木板晒干,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我们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旧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街市之杂遝仍如旧志所说,但店家侵占并不多见,只是在大街两边,就店外摆摊者极多,大抵自轩亭口至江桥,几乎沿路接联不断,中间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从前越中无车马,水行用船,陆行用轿,所以如改正旧文,当云仅容肩舆而已。这些摆摊的当然有好些花样,不晓得如今为何记不清楚,这不知究竟是为了年老健忘,还是嘴馋眼馋的缘故,记得最明白的却是那些水果摊子,满台摆满了秋白梨和苹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张着嘴在那里嚷着叫卖。这种呼声也很值得记录,可惜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题目是《老虎诗》,其文曰:

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傍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傍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句其实忘了,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

市声本来也是一种歌谣,失其词句,只存意思,便与这老虎诗无异。叫卖的说东西贱,意思原是寻常,不必多来记述,只记得有一个特殊的例:卖秋白梨的大汉叫卖一两声,频高呼曰,来驮哉,来驮哉,其声甚急迫。这三个字本来也可以解为请来拿吧,但从急迫的声调上推测过去,则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词,所以显得他很是特别。他的推销法亦甚积极,如有长衫而不似寒酸或啬刻的客近前,便云,拿几堆去吧。不待客人说出数目,已将台上两个一堆或三个一堆的梨头用右手搅乱归并,左手即抓起竹丝所编三文一只的苗篮来,否则亦必取大荷叶卷成漏斗状,一堆两堆的尽往里装下去。客人连忙阻止,并说出需要的堆数,早已来不及,普通的顾客大抵不好固执,一定要他从荷叶包里拿出来再摆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两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两个角子算了。俗语云,挜卖情销,上边所说可以算作一个实例。路边除水果外一定还有些别的摊子,大概因为所卖货色小时候不大亲近,商人又不是那么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记不起来了。

与石板路有关联的还有那石桥。这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这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级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灯亦较高的缘故吧。这乃是一支木竿高约丈许,横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龛,点油灯,每夕以绳上下悬挂。翟晴江《无不宜斋稿》卷一《甘棠村杂咏》之十七咏天灯云: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

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鸟声

古人有言,“以鸟鸣春”。现在已过了春分,正是鸟声的时节了,但我觉得不大能够听到,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鸣自在的东西,不必说鸡鸣咿咿鸭鸣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鸽子之类也算不得数,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四时八节的了。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

英国诗人那许(Nashe)有一首诗,被录在所谓《名诗选》(Golden Treasury)的卷首。他说,春天来了,百花开放,姑娘们跳舞着,天气温和,好鸟都歌唱起来,他列举四样鸟声:

Cuckoo,jug-jug,pu-we,to-witta-woo!

这九行的诗实在有趣,我却总不敢译,因为怕一则译不好,二则要译错。现在只抄出一行来,看那四样是什么鸟。第一种是勃姑,书名鸤鸠,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无疑了。第二种是夜莺,就是那林间的“发痴的鸟”,古希腊女诗人称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莺”,他的名贵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乡间的黄莺也会“翻叫”,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与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吃小鸟,而且又不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第四种虽似异怪乃是猫头鹰。第三种则不大明了,有人说是蚊母鸟,或云是田凫,但据斯密士的《鸟的生活与故事》第一章所说系小猫头鹰。倘若是真的,那么四种好鸟之中猫头鹰一家已占其二了。斯密士说这二者都是褐色猫头鹰,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他的书中虽有图像,我也认不得这是鸱是鸮还是流离之子,不过总是猫头鹰之类罢了。儿时曾听见他们的呼声,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有的恍若连呼“掘洼”(Dzhuehuoang),俗云不祥主有死丧,所以闻者多极懊恼,大约此风古已有之,查检观颒道人的《小演雅》,所录古今禽言中不见有猫头鹰的话。然而仔细回想,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比任何风声箫声鸟声更为有趣,如诗人谢勒(Shelley)所说。

现在,就北京来说,这几样鸣声都没有,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老鸹,乡间称云乌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啾唽,啾唽!”

“嘎嘎!”

谈娱乐

我不是清教徒,并不反对有娱乐。明末谢在杭著《五杂俎》卷二有云:

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羡镪以度贫民之糊口,非徒无益有损比也。

清初刘继庄著《广阳杂记》卷二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塞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爱以图治,不亦难乎。

又清末徐仲可著《大受堂札记》卷五云:

儿童叟妪皆有历史观念。于何征之,征之于吾家。光绪丙申居萧山,吾子新六方七龄,自塾归,老佣赵余庆于灯下告以戏剧所演古事如《三国志》《水浒传》等,新六闻之手舞足蹈。乙丑居上海,孙大春八龄,女孙大庆九龄大庚六龄,皆喜就杨媪王媪听谈话,所语亦戏剧中事,杨京兆人谓之曰讲古今,王绍兴人谓之曰说故事,三孩端坐倾听,乐以忘寝。珂于是知戏剧有启牖社会之力,未可以淫盗之事导人入于歧途,且又知力足以延保姆者之尤有益于儿童也。

三人所说都有道理,徐君的话自然要算最浅,不过社会教育的普通话,刘君能看出六经的本相来,却是绝大见识,这一方面使人知道民俗之重要性,别一方面可以少开儒者一流的茅塞,是很有意义的事。谢君谈民间习俗而注意经济问题,也很可佩服,这与我不赞成禁止社戏的意思相似,虽然我并不着重消费的方面,只是觉得生活应该有张弛,高攀一点也可以说不过是柳子厚题《毛颖传》里的有些话而已。

我所谓娱乐的范围颇广,自竞渡游春以至讲古今,或坐茶店,站门口,嗑瓜子,抽旱烟之类,凡是生活上的转换,非负担而是一种享受者,都可算在里边,为得要使生活与工作不疲敝而有效率,这种休养是必要的,不过这里似乎也不可不有个限制,正如在一切事上一样,即是这必须是自由的,不,自己要自由,还要以他人的自由为界。娱乐也有自由,似乎有点可笑,其实却并不然。娱乐原来也是嗜好,本应各有所偏爱,不会统一,所以正当的娱乐须是各人所最心爱的事,我们不能干涉人家,但人家亦不该来强迫我们非附和不可。我是不反对人家听戏的,虽然这在我自己是素所厌恶的东西之一,这个态度至少在最近二十年中一点没有改变。其实就是说好唱歌看戏是性天中之《诗》与《乐》的刘继庄,他的态度也未尝不如此,如《广阳杂记》卷二有云:

饭后益冷,沽酒群饮,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饮讫,某某者忽然不见,询之则知往东塔街观剧矣。噫,优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儿之破絮,科诨如泼妇之骂街,犹有人焉,冲寒久立以观之,则声色之移人,固有不关美好者矣。

又卷三云:

亦舟以优觞款予,剧演《玉连环》,楚人强作吴歈,丑拙至不可忍。予向极苦观剧,今值此酷暑如焚,村优如鬼,兼之恶酿如药,而主人之意则极诚且敬,必不能不终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刘君所厌弃者初看似是如鬼之优人,或者有上等声色亦所不弃,但又云向极苦观剧,则是性所不喜欢也。有人冲寒久立以观泼妇之骂街,亦有人以优觞相款为生平一劫,于此可见物性不齐,不可勉强,务在处分得宜,趋避有道,皆能自得,斯为善耳。不佞对于广阳子甚有同情,故多引用其语,差不多也就可以替我说话。不过他的运气还比较的要好一点,因为那时只有人请他吃酒看戏,这也不会是常有的事,为敷衍主人计忍耐一下,或者还不很难,几年里碰见一两件不如意事岂不是人生所不能免的么。优觞我不曾遇着过,被邀往戏园里去看当然是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谢谢不去,这就是上文所说还有避的自由也。譬如古今书籍浩如烟海,任人取读,有些不中意的,如卑鄙的应制宣传文,荒谬的果报录,看不懂的诗文等,便可干脆抛开不看,并没人送到眼前来,逼着非读不可。戏文是在戏园里边,正如鸦片是在某种国货店里,白面在某种洋行里一样,喜欢的人可以跑去买,若是闭门家里坐,这些货色是不会从顶棚上自己掉下来的。现在的世界进了步了,我们的运气便要比刘继庄坏得多,盖无线电盛行,几乎随时随地把戏文及其他擅自放进人家里来,吵闹得着实难过,有时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绝望。去年五月间我写过一篇《北平的好坏》,曾讲到这件事,有云:

我反对旧剧的意见不始于今日,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自己避开戏园就是了,本不必大声疾呼,想去警世传道,因为如上文所说,趣味感觉各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固不特鸦片小脚为然也。但是现在情形有点不同了,自从无线电广播发达以来,出门一望但见四面多是歪斜碎裂的竹竿,街头巷尾充满着非人世的怪声,而其中以戏文为最多,简直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硬听京戏不可,此种压迫实在比苛捐杂税还要难受。

我这里只举戏剧为例,事实上还有大鼓书,也为我所同样的深恶痛绝的东西。本来我只在友人处听过一回大鼓书,留声机片也有两张刘宝全的,并不觉得怎么可厌,这一两个月里比邻整夜的点电灯并开无线电,白天则全是大鼓书,我的耳朵里充满了野卑的声音与单调的歌词,犹如在头皮上不断的滴水,使我对于这有名的清口大鼓感觉十分的厌恶,只要听到那崩崩的鼓声,就觉得满身不愉快。我真佩服这种强迫的力量,能够使一个人这样确实的从中立转到反对的方面去。这里我得到两个教训的结论。宋季雅曰,百万买宅,千万买邻。这的确是一句有经验的话。孔仲尼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虽好,却还只有一半,己之所欲勿妄加诸人,也是同样的重要,我愿世人于此等处稍为吝啬点,不要随意以钟鼓享爱居,庶几亦是一种忠恕之道也。

骨董小记

从前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云,“老去无端玩骨董”,有些朋友便真以为我有些好古董,或者还说有古玩一架之多。我自己也有点不大相信了,在苦雨斋里仔细一查,果然西南角上有一个书厨,架上放着好些——玩意儿。这书厨的格子窄而且深,全厨宽只一公尺三五,却分作三份,每份六格,每格深二三公分,放了“四六判”的书本以外大抵还可空余八公分,这点地方我就利用了来陈列小小的玩具。这总计起来有二十四件,现在列记于下。

一,竹制黑猫一,高七公分,宽三公分。竹制龙舟一,高八公分,长七公分,是一个友人从长崎买来送我的。竹木制香炉各一,大的高十公分,小者六公分,都从东安市场南门内摊上买来。

二,土木制偶人共九,均日本新制,有雏人形,博多人形,仿御所人形各种,有“暂”“鸟边山”“道成寺”各景,高自三至十六公分。松竹梅土制白公鸡一,高三公分。

三,面人三,隆福寺街某氏所制,魁星高六公分,孟浩然连所跨毛驴共高四公分,长眉大仙高四公分,孟浩然后有小童杖头挑壶卢随行,后有石壁,外加玻璃盒,价共四角。搁在斋头已将一年,面人幸各无恙,即大仙细如蛛丝的白眉亦尚如故,真可谓难得也。

四,陶制舟一,高六公分,长十二公分,底有印曰一休庵。篷作草苫,可以除去,其中可装柳木小剔牙签,船头列珊瑚一把,盖系“宝船”也。又贝壳舟一,象舟人着蓑笠持篙立筏上,以八棱牙贝九个,三贝相套为一列,三列成筏,以瓦楞子作蓑,梅花贝作笠,黄核贝作舟人的身子,篙乃竹枝。今年八月游江之岛,以十五钱买得之,虽不及在小凑所买贝人形“挑水”之佳,却也别有风致,盖挑水似艳丽的人物画,而此船则是水墨山水中景物也。

五,古明器四,碓灶猪人各一也。碓高二公分,宽四公分,长十三公分。灶高八公分半,宽九公分。猪高五公分,长十一公分。人高十二公分。大抵都是唐代制品,在洛阳出土的。又自制陶器花瓶一,高八公分,中径八公分,上下均稍小,题字曰:忍过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在江之岛书杜牧之句制此,知堂。底长方格内文曰,苦茶庵自用品。其实这是在江之岛对岸的片濑所制,在素坯上以破笔蘸蓝写字,当场现烧,价二十钱也。

六,方铜镜一,高广各十一公分,背有正书铭十六字,文曰: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其下一长方印,篆文曰薛晋侯造。

总算起来,只有明器和这镜可以说是古董。薛晋侯镜之外还有一面,虽然没有放在这一起,也是我所喜欢的。镜作葵花八瓣形,直径宽处十一公分半,中央有长方格,铭两行曰:湖州石十五郎炼铜照子。明器自罗振玉的图录后已著于录,薛石的镜子更是文献足征了。汪曰桢《湖雅》卷九云:

《乌程刘志》:湖之薛镜驰名,薛杭人而业于湖,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案薛名晋侯,字惠公,明人,向时称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

又云:

《西吴枝乘》:镜以吴兴为良,其水清冽能发光也。予在婺源购得一镜,水银血斑满面,开之止半面,光如上弦之月。背铸字两行云,湖州石十三郎自照青铜监子,十二字,乃唐宋殉葬之物也。镜以监子名,甚奇。案宋人避敬字嫌名,改镜曰照子,亦曰鉴子,监即鉴之省文,何足为异。此必宋制,与唐无涉,且明云自照,乃生时所用,亦非殉葬物也。

梁廷枏《藤花亭镜谱》卷四亦已录有石氏制镜,文曰:

南唐石十姐镜:葵花六瓣,全体平素,右作方格而中分之,识分两行,凡十有二字,正书,曰,湖州石十姐摹练铜作此照子。予尝见姚雪逸司马衡藏一器,有柄,识曰,湖州石念二叔照子。又见两拓本,一云,湖州石十五郎炼铜照子,一云,湖州石十四郎作照子,并与此大同小异,此云十姐,则石氏兄弟姊妹咸擅此技矣。云照子者亦唯石氏有之,古不过称鉴称镜而已。石氏南唐人,据姚司马考之如此。

南唐人本无避宋讳之理,且湖州在宋前也属于吴越,不属南唐,梁氏自己亦以为疑,但深信姚司马考据必有所本,定为南唐,未免是千虑一失了。

但是我总还不很明白骨董究竟应该具什么条件。据说骨董原来只是说古器物,那么凡是古时的器物便都是的,虽然这时间的问题也还有点麻烦。例如巨鹿出土的宋大观年代的器物当然可以算作骨董了,那些陶器大家都知宝藏,然而午门楼上的板桌和板椅真是历史上的很好材料,却总没法去放在书房里做装饰,固然难找得第二副,就是想放也是枉然。由此看来,古器物中显然可以分两部分,一是古物,二仍是古物,但较小而可玩者,因此就常被称为古玩者是也。镜与明器大抵可以列入古玩之部罢,其余那些玩物,可玩而不古,那么当然难以冒扳华宗了。古玩的趣味,在普通玩物之上又加上几种分子。其一是古。古的好处何在,各人说法不同,要看他是那一类的人。假如这是宗教家派的复古家,古之所以可贵者便因其与理想的天国相近。假如这是科学家派的考古家,他便觉得高兴,能够在这些遗物上窥见古时生活的一瞥。不佞并不敢自附于那一派,如所愿则还在那别无高古的理想与热烈的情感的第二种人。我们看了宋明的镜子未必推测古美人的梳头匀面,“颇涉遐想”,但藉此知道那时照影用的是有这一种式样,就得满足,于形色花样之外又增加一点兴味罢了。再说古玩的价值其二是稀。物以稀为贵,现存的店铺还要标明只此一家以见其名贵,何况古物,书夸孤本,正是应该。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不甚赞同,因为我所有的都是常有多有的货色,大抵到每一个古董摊头去一张望即可发见有类似品的。此外或者还可添加一条,其三是贵。稀则必贵,此一理也。贵则必好,大官富贾买古物如金刚宝石然,此又一理也。若不佞则无从措辞矣,赞成乎?无钱;反对乎?殆若酸蒲桃。总而言之,我所有的虽也难说贱却也决不贵。明器在国初几乎满街皆是,一个一只洋耳,镜则都在绍兴从大坊口至三埭街一带地方得来,在铜店柜头杂置旧锁钥匙小件铜器的匣中检出,价约四角至六角之谱,其为我买来而不至被烊改作铜火炉者,盖偶然也。然亦有较贵者,小偷阿桂携来一镜,背作月宫图,以一元买得,此镜《藤花亭镜谱》亦著录,定为唐制,但今已失去。

玩骨董者应具何种条件?此亦一问题也。或曰,其人应极旧。如是则表里统一,可以养性。或曰,其人须极新。如是则世间谅解,可以免骂。此二说恐怕都有道理,不佞不能速断。但是,如果二说成立其一,于不佞皆大不利,无此资格而玩骨董,不佞亦自知其不可矣。

买墨小记

我的买墨是压根儿不足道的。不但不曾见过邵格之,连吴天章也都没有,怎么够得上说墨,我只是买一点儿来用用罢了。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的就很不合适了。买一锭半两的旧墨,磨来磨去也可以用上一个年头,古人有言,非人磨墨墨磨人,似乎感慨系之,我只引来表明墨也很禁用,并不怎么不上算而已。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情之常。据闲人先生在《谈用墨》中说:“油烟墨自光绪五年以前皆可用。”凌宴池先生的《清墨说略》曰:“墨至光绪二十年,或曰十五年,可谓遭亘古未有之浩劫,盖其时矿质之洋烟输入,……

墨法遂不可复问。”所以从实用上说,“光绪中叶”以前的制品大抵就够我们常人之用了,实在我买的也不过光绪至道光的,去年买到几块道光乙未年的墨,整整是一百年,磨了也很细黑,觉得颇喜欢,至于乾嘉诸老还未敢请教也。这样说来,墨又有什么可玩的呢?道光以后的墨,其字画雕刻去古益远,殆无可观也已,我这里说玩玩者乃是别一方面,大概不在物而在人,亦不在工人而在主人,去墨本身已甚远而近于收藏名人之著书矣。

我的墨里最可记念的是两块“曲园先生著书之墨”,这是民廿三春间我做那首“且到寒斋吃苦茶”的打油诗的时候平伯送给我的。墨的又一面是春在堂三字,印文曰程氏掬庄,边款曰,光绪丁酉仲春鞠庄精选清烟。

其次是一块圆顶碑式的松烟墨,边款曰,鉴莹斋珍藏。正面篆文一行云,同治九年正月初吉,背文云,绩溪胡甘伯会稽赵撝叔校经之墨,分两行写,为赵手笔。赵君在《谪麟堂遗集》叙目中云,“岁在辛未,余方入都居同岁生胡甘伯寓屋”,即同治十年,至次年壬申而甘伯死矣。赵君有从弟为余表兄,乡俗亦称亲戚,余生也晚,乃不及见。小时候听祖父常骂赵益甫,与李莼客在日记所骂相似,盖诸公性情有相似处故反相克也。

近日得一半两墨,形状凡近,两面花边作木器纹,题曰,会稽扁舟子著书之墨,背曰,徽州胡开文选烟,边款云,光绪七年。扁舟子即范寅,著有《越谚》共五卷,今行于世。其《事言日记》第三册中“光绪四年戊寅纪事”云:

元旦,辛亥。巳初书红,试新模扁舟子著书之墨,甚坚细而佳,惟新而腻,须俟三年后用之。

盖即与此同型,唯此乃后年所制者耳。日记中又有“丁丑十二月初八日”条曰:

陈槐亭曰,前月朔日营务处朱懋勋方伯明亮回省言,禹庙有联系范某撰书并跋者,梅中丞见而赞之,朱方伯保举范某能造轮船,中丞嘱起稿云云,子有禹庙联乎,果能造轮船乎?应曰,皆是也。

范君用水车法以轮进舟,而需多人脚踏,其后仍改用篙橹,甲午前后曾在范君宅后河中见之,盖已与普通的“四明瓦”无异矣。

前所云一百年墨共有八锭,篆文曰,墨缘堂书画墨,背曰,蔡友石珍藏,边款云,道光乙未年汪近圣造。又一枚稍小,篆文相同,背文两行曰,一点如漆,百年如石,下云,友石清赏,边款云,道光乙未年三月。甘实庵《白下琐言》卷三云:

蔡友石太仆世松精鉴别,收藏尤富,归养家居,以书画自娱,与人评论娓娓不倦。所藏名人墨迹,钩摹上石,为墨缘堂帖,真信而好古矣。

此外在《金陵词钞》中见有词几首。关于蔡友石所知有限,今看见此墨却便觉得非陌生人,仿佛有一种缘分也。货布墨五枚,形与文均如之,背文二行曰,斋谷山人属胡开文仿古,边款云,光绪癸巳年春日。此墨甚寻常,只因是刻《习苦斋画絮》的惠年所造,故记之。又有墨二枚,无文字,唯上方横行五字曰云龙旧衲制,据云亦是惠菱舫也。

又墨四锭,一面双鱼纹,中央篆书曰,大吉昌宜侯王,背作桥上望月图,题曰湖桥乡思。两侧隶书曰,故乡亲友劳相忆,丸作隃麋当尺鳞。仲仪所贻,苍珮室制。疑是谭复堂所作,案谭君曾宦游安徽,事或可能,但体制凡近,亦未敢定也。

墨缘堂墨有好几块,所以磨了来用,别的虽然较新,却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从前有人说买不起古董,得货布及龟鹤齐寿钱,制作精好,可以当作小铜器看,我也曾这样做,又搜集过三五古砖,算是小石刻。这些墨原非佳品,总也可以当墨玩了,何况多是先哲乡贤的手泽,岂非很好的小古董乎。我前作《骨董小记》,今更写此,作为补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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