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志传》非罗贯中所作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除创作了《三国演义》之外，还完成了《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小说（如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近年来马积高、黄钧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均如此记载）。我在以往的著述中亦沿袭这一说法。然而，自1996年以来，由于先后校点《隋唐两朝志传》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巴蜀书社出版），通过反复细读，我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二书皆非罗贯中所作。这里仅就前者加以考辨。

一

首先谈谈书名。今见此书的最早刻本为万历己未（四十七年，1619）金阊（今苏州）龚绍山刊本，卷首有署名“西蜀杨慎”的《隋唐史传序》，次为署名“三山林瀚”的《隋唐志传叙》，正文各卷卷端及大多数卷末题《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史传》，唯第一卷卷末题《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版心则题《隋唐志传》。按照传统著录方法，书名当作《隋唐两朝史传》；而据林瀚序及版心题名，则宜称《隋唐志传》。相比而言，《隋唐志传》这一书名更为通用。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似不应再称之为《隋唐两朝志传》。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之所以普遍认为《隋唐志传》乃罗贯中所作，主要根据是：此书卷端题署为“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署名“林瀚”的序又称此书“实亦罗氏原本”。由于材料的难得和对罗贯中的尊崇，人们宁可相信其真，而不愿怀疑其伪，至多认为今存之本系林瀚据罗贯中原本改编而成，但仍大体保留了原本的面貌。加之过去受条件限制，相当多的研究者并未目睹此书，往往只是彼此相沿，人云亦云，遂使这一看法似乎牢不可破了。但是，科学研究毕竟不能被好恶感情左右，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无论我们对罗贯中多么热爱，只要认真研究作品的实际，便不得不承认，此书确非罗贯中所作。

二

通观《隋唐志传》（简称《隋唐》），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书中许多情节、语句与《三国演义》雷同。例如：《隋唐》第四回写“大业八年……六月朔，黑气千余丈，飞入太极殿。秋七月，有虹光于玉堂，原函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与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嘉靖本”）第一回写光和元年“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几乎一模一样；《隋唐》第五回写李密逃难，往父执游太和家投宿，游太和因家无美味，杀其妻以食李密，与嘉靖本第三十七回刘安杀其妻以食刘备相似；《隋唐》第七回写李密火烧裴仁基一节，与嘉靖本第七十八回诸葛亮火烧博望相似；《隋唐》第八回写郑颋说裴仁基归降李密，与嘉靖本第六回李肃说吕布相似；同回写李密求贤，与嘉靖本第二十回曹操求贤相似；《隋唐》第十三回写李世民攻武关，与嘉靖本第二百三十一回钟会攻南郑相似；同回写李世民攻中渭关，与嘉靖本钟会攻阳安关相似；《隋唐》第十四回写唐军逼近长乐宫，隋朝长乐宫留守吕广与其妻赵氏对语，与嘉靖本第二百三十四回马邈与其妻李氏对语相似；《隋唐》第十五回写高显道劝屈突通降唐，与嘉靖本第一百九十三回鄞祥（按：当作“靳详”）劝郝昭降蜀相似；《隋唐》第十六回写王世充斩项钊，与嘉靖本第一百三十八回曹洪斩任夔相似；同回写丘瑞向王世充请战，与嘉靖本同回张郃向曹洪请战相似；《隋唐》第二十回写宇文化及命部将董康弑少帝杨浩，与嘉靖本第七回董卓命李儒弑少帝相似（董康、李儒均“带武士十人，来杀少帝”）；《隋唐》第二十三至二十四回写窦建德至深泽攻魏刀儿，关寿杀魏刀儿，献城与窦建德，窦建德反命斩之，与嘉靖本第一百五回至一百六回写魏延杀韩玄，献长沙，孔明反欲斩之相似；《隋唐》第二十六回写宇文化及与李神通交战，与嘉靖本第一百六回写孙权与张辽交战相似；《隋唐》第三十二回写冯仲行向徐云请兵迎战李密，大败而回，谋士王良请斩之，“徐云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与嘉靖本第十四回写蔡瑁迎战孙策大败，蒯良请斩之，“刘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几乎没有区别；《隋唐》第三十五回写秦琼杀王玄恕先锋周武，与嘉靖本第一百八十三回赵云杀夏侯楙先锋韩德相似……这类情况，简直不胜枚举。

如此多的雷同之处，是否由于《隋唐》与《三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作者为图省事而重复搬用类似情节？是由于《隋唐》写作在前，《三国》袭用其情节，还是由于《三国》写作在前，《隋唐》加以抄袭？应当说，对于两书均为虚构的情节，确实难以径直判断谁先谁后。不过，既然二书均为历史演义小说，我们可以在其相似情节中，考查那些有史实依据的情节，即可判断谁为首创，谁为抄袭。例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回写光和元年“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见于玉堂。”来源于《后汉书·灵帝纪》及注引《东观记》；而《隋唐》第四回的类似情节，在《隋书·炀帝纪》中却找不到踪迹，显系抄袭《三国》，其中“黑气千余丈”“千”系“十”之抄误，“有虹光于玉堂”“光”系“见”之抄误。又如，嘉靖本第二百三十一回写钟会伐蜀，命许仪率军在前开道治路，攻南郑时，钟会马蹄被陷，几乎被蜀将所杀，于是怒而斩许仪，来源于《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而《隋唐》第十三回写李世民攻武关的类似情节，在新旧《唐书》的《太宗纪》中均无踪影，显系抄袭《三国》。再如，嘉靖本第一百九十三回写鄞详劝郝昭降蜀，来源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而《隋唐》第十五回写高显道劝屈突通降唐的类似情节，在新旧《唐书》的《屈突通传》中却并无记载，显系抄袭《三国》。再如，嘉靖本第一百八十三回写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魏延献由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计，来源于《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而《隋唐》第三十四回写李密由金墉城攻王世充，王伯当献由罗汉岭奇袭洛阳的类似情节，在《隋书》、新旧《唐书》的《李密传》中均无其事，亦系抄袭《三国》。反之，《隋唐》中来源于史实的情节被《三国》袭用的情况，我们却找不到一例。像这种来源于史实的情节，必须受基本史实的制约，史实不可重复，这类情节也就只宜用于特定题材的作品，而不能简单搬用于其他作品；即使其他作品想要借用这类情节，也应当改造化用，否则便是生硬的抄袭，便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这不像某些虚构的情节，特别是那些程式化的描写、咏赞，并不具备特别的规定性，不同的作品可以互相模仿，甚至反复搬用。由此可见，是《隋唐》抄袭了《三国》。那么，能否把这解释为同一作者写作在后的作品因袭了写作在前的作品呢？不能。作者自我因袭的情况确实存在，但那主要是因袭自己用熟了的或比较得意的写作手法、技巧、细节、语句，或人人可用的“套子”，而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照抄取自特定史籍，用于特定作品的情节。只有那些拙劣的模仿者，才会不顾来自史实的情节的特殊性和情节的彼此关联，不顾抄袭造成的漏洞，一抄了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隋唐志传》成书至少是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之后，可能晚至隆庆、万历年间，绝非罗贯中所作。

早在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先生在其名作《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就指出：“《隋唐志传》在故事情节关目及用语方面，俱于《三国》倚赖甚深。”并举出《隋唐志传》与《三国》雷同的若干情节，说明：“《隋唐志传》所言，其为纯从模拟《三国》而来，益可知矣。”但柳先生却认为，这种抄袭只是证明“《隋唐两朝志传》之撰写，当在《三国》之后”，却不能据此断定《三国》与《隋唐》并非出于同一作家之手。他的理由是：其一，两书之间有若干血缘性关系，《隋唐志传》的作者“异常熟悉于《三国》情节，而能取精用弘，源源不绝，不啻自其口出。”其二，今见之《隋唐志传》“当有一仿佛《三国志传》性质之旧本为之先驱”，不能仅据今本来判断是否罗贯中所作。因此，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柳先生认为《隋唐志传》仍可能为罗贯中的著作，“然现存本已经他人窜改”。柳先生的发现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但其结论则有未当之处。首先，《隋唐志传》的作者确实“异常熟悉于《三国》情节”，但他远远谈不上“取精用弘”，而是将《三国》情节当作“预制件”，东拉西扯，生硬搬用。这种“熟悉”，恰恰证明《隋唐志传》成书于《三国》已经广泛传播，搬用其情节已经不费力气的明代中后期。其次，今见之《隋唐志传》确有可能是由某一“旧本”“窜改”而来。比如，在第八十九回之后来个“又第八十九回”，不合写作通例，显然不会是原作者所为。又如，书末的长方木记云：“是集自隋公杨坚于陈高宗大建十三年（按：当作“陈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岁受周主禅即帝位起”；而实际上，正文并无杨坚受禅的情节，一开始便写杨广阴谋篡夺太子之位，很可能“旧本”原有杨坚受禅，被今本首卷的刻工删削（全书刻工当有数人），书坊主人不察，仍据原本写成木记，留下改动的痕迹。但是，无论这种“窜改”有多少删削，多少增补或改动，都无法改变此书的基本面貌，也无法改变其大量抄袭《三国》的事实。因此，即使是《隋唐志传》的“旧本”，也不可能出于罗贯中之手，而只能是后人模仿之作。

由于《隋唐志传》大量地、机械地抄袭《三国演义》，因而常常露出破绽，造成某些窒碍不通、自相矛盾和荒唐可笑之处。例一：第五回写李密逃难，往其父结拜兄弟游太和家投宿，有“太和拜谢，谓密曰”一句，此处“拜谢”无所指，使全句难以理解。究其原因，这应是由于《隋唐》抄袭《三国》所致。嘉靖本第八回写到陈宫义释曹操，随操出走，同到吕伯奢家投宿，伯奢问：“贤侄如何到此？”曹操告知经过，并说：“今番不是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谢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隋唐》的编写者照搬此节，仅小作改动，却忘了其中并无一个类似陈宫的角色，因而出现上述不通之句。例二：第七回写李密火烧裴仁基之后，“丽泉有诗为证”，其中颈联“不智仁基夸勇力，故教李密有威风”“不智”“故教”二语不对，第七句“真涌惊破隋臣胆”不通。这也是抄袭《三国》而又粗枝大叶造成的问题。查嘉靖本第七十八回，写诸葛亮火烧博望后，“史官有诗曰”云云，其颈联是：“不致夏侯夸勇力，故教诸葛显威风”“不致”与“故教”正好相对；第七句为“直须惊碎曹瞒胆”，亦文从字顺。《隋唐》的编写者照抄此诗，因“智”与“致”音同而抄错，又因“真涌”与“直须”形近而抄错，造成不通。例三：第八回写李密求贤，裴仁基推荐秦琼，秦琼到后，对裴仁基说：“公之乡中，有一贤士，何不请来相助？”所荐乃程咬金。然而，裴仁基系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人，程咬金则系济州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称他们为同乡，岂非笑话？问题又出在《隋唐》抄袭《三国》上。嘉靖本第二十回写曹操求贤，荀彧推荐程昱，程昱到后，对荀彧说：“公之乡中，有一大贤，何不请来以助明公乎？”所荐乃郭嘉。按荀彧系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郭嘉系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二人同郡，可称同乡。《隋唐》不加思索地抄袭此节，却不查一查裴仁基、程咬金的籍贯，造成明显漏洞。例四：第十六回写秦琼与隋将丘瑞交战，丘瑞败退天渠寨，坚守不出，秦琼挑战不成，便每日饮酒，醉后便“坐于山前辱骂丘瑞”。李密派来打听的使者回报李密，“说叔宝饮酒，恐失军机”。李密却笑称这是秦琼赚丘瑞之计，并命程知节送酒到秦琼寨中助之。秦琼惹怒丘瑞，诱其下山劫寨，大败之，夺其天渠寨，派人报捷。“李密大喜，方知秦琼饮酒是计，只要赚丘瑞下山。”这与上文李密明知秦琼用计的叙述自相矛盾。这仍是抄袭《三国》出现的漏洞。嘉靖本第一百三十九回《瓦口张飞战张郃》写张郃败退宕渠寨，坚守不出，张飞挑战不成，便每日饮酒，醉后便“坐于山前辱骂张郃”。刘备使者回报，“说张飞饮酒，恐失军机”。刘备大惊，孔明却笑称这是张飞赚张郃之计，并命魏延送酒到张飞寨中助之。张飞激怒张郃，诱其下山劫寨，大败之，夺其寨栅，派人报捷。“玄德大喜，方知益德饮酒是计，只要诱张郃下山。”《隋唐》亦步亦趋地照抄此节，却没有给李密身边安排一个孔明式的人物，让李密一人同时发挥刘备、孔明两个角色的作用，导致自相矛盾。例五：仍是第十六回，写丘瑞连败，退守巩北关，设伏挑战，秦琼部将夏琦出战，丘瑞略战便退，夏琦追之，“丘瑞后面，刺杀夏琦于马下。”此句显然有毛病，而毛病来自《隋唐》对《三国》的抄袭。嘉靖本第一百三十九回写张郃败退瓦口关，设伏挑战，张飞部将雷铜出战，张郃略战便退，雷铜追之，张郃伏兵杀出，截断退路，“张郃复回，刺雷铜于马下。”《隋唐》抄袭此节，却因“后面”与“复回”形近而抄错，露出破绽。例六：上文已经谈到，《隋唐》第二十三至二十四回写关寿杀魏刀儿后，窦建德反欲斩之一节，系抄袭嘉靖本第一百五至一百六回魏延杀韩玄后，孔明反欲斩之一节。然而，《三国》虚构这一情节，是为了给后面的孔明“遗计斩魏延”埋下伏笔；而《隋唐》在抄袭这一节之前，明明已经叙述窦建德在深泽城外当众宣布：“有能将刀儿绑下城者，官封极品，镇守其城。”这就造成了前后矛盾。这样一来，窦建德便成了一个出尔反尔，滥杀有功之臣的小人。例七：第三十五回写桓素向王玄恕献计，设伏包围秦琼，两军对阵时，桓素出战秦琼，“战不三合，遂便走入阵。”此处“遂”字显得拗口，与全句颇不协调，这又是《隋唐》抄袭《三国》所致。嘉靖本第一百八十三回写程武向夏侯楙献计，设伏包围赵云，次日，两军对阵，魏将潘遂出战赵云，“战不三合，遂拨马便走。”《隋唐》搬用这一情节，却未将此句中的“（潘）遂”相应改为“（桓）素”，露出了抄袭的马脚。例八：第三十五回写王世充设计诱敌，命令部将徐成、林士浩：若李密军分前后赶来，“汝可分军两头：士浩引一半军去当后队，徐成引一半军去当前面。回军须要鏖战。”句中“回军”二字不通，这仍然来源于《隋唐》对《三国》的抄袭。嘉靖本第一百九十七回写诸葛亮设计诱敌，命令王平、张翼：若司马懿军分前后赶来，“却分兵两头：张翼引一军挡住后队，王平引一军截其前队。两军须要死战。”《隋唐》袭用此节，却将“两军”抄成“回军”，留下了抄袭的痕迹。类似例证，还可举出许多。这表明，《隋唐志传》不仅不是罗贯中的作品，而且成书相当草率。

由于《隋唐志传》不加分析地抄袭《三国演义》，有时还导致作品在是非褒贬立场上的混乱。例如：裴仁基本非作品贬斥的人物，但第八回写郑颋向李密表示愿去说其归降时，竟照抄《三国》中李肃对吕布的评价，说裴仁基“勇而无谋，见利忘义”，这就歪曲了裴仁基的形象。又如：第三十五至三十六回写王世充智败李密，完全模仿《三国》中《孔明智败司马懿》一节（嘉靖本第一百九十七回，《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九十九回）；但此处将为人阴狠狡诈的王世充比作诸葛亮，显然与作品其他地方对王世充的贬抑相矛盾。对诸葛亮极为尊崇，思想倾向鲜明的罗贯中无论如何是不会这样作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将《隋唐志传》与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对照分析，只是因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知最早的《三国》刊本，而且容易看到。实际上，《隋唐志传》究竟抄袭的是哪一种《三国》版本，还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上面举到的《隋唐》抄袭《三国》的第一例中，“原函山岸，尽皆崩裂”一语，“原函”二字，嘉靖元年本《三国》作“五原”（来自《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六年），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刊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简称“叶逢春本”）则作“原函”。由此可见，《隋唐》抄袭的不是嘉靖元年本，而是叶逢春本或由它派生的版本。这就是说，《隋唐志传》最早也只能出现在嘉靖二十七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另外，《隋唐志传》附录的《君臣姓氏》中，有关大臣籍贯、职官的错误极多。特别是《附录各部将官姓氏》，其中一些隶属关系错误简直莫名其妙。如将与瓦岗军毫无关系的杨玄感、张金称列为翟让部下，将唐文宗、唐武宗时的大宦官仇士良列为宇文化及部下，将唐玄宗时手握大权的杨国忠、高力士、唐肃宗时权倾天下的宦官李辅国列为唐玄宗即位以前便已被杀的武三思部下；尤为可笑者，将独孤盛列为赵行枢部下，实则独孤盛官任右屯卫将军，位在赵行枢之上（赵乃虎牙郎将），赵行枢与司马德戡等谋诛隋炀帝，独孤盛拒战而死，岂可算作赵行枢部下？这又告诉我们，《隋唐志传》的作者水平颇低，编纂时相当马虎。

孙楷第先生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认为，《隋唐志传》“似与熊书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按：“熊书”指熊大木所著《唐书志传》；《小秦王词话》当作《大唐秦王词话》，今存晚明诸圣邻改编本）……且即此书九十一回以前观之，其规模间架，亦犹是罗贯中词话之旧。……其增唐季事，当即万历间书贾所为。”孙先生称《隋唐志传》出自《大唐秦王词话》，根据不足；但认为全书成于万历年间，则是很有可能的。

三

既然《隋唐志传》成书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后乃至隆庆、万历年间，那么，署名林瀚的《隋唐志传叙》便可判断其真伪了。林瀚卒于正德十四年（1519），当然不可能在嘉靖二十七年以后参与《隋唐志传》的编写或改编，此序也就只能是后人托名之作了。孙楷第先生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也早已指出：“此杨慎评本《隋唐志传》号为林瀚编次者……所载瀚序，盖依托耳。”

至于署名杨慎的《隋唐史传序》，内容浮泛，见识平庸，不似出自升庵之手。我为此特地请教过杨慎研究专家王文才先生，他在所著《杨慎学谱》一书中指出，从杨慎的思想观点、语言风格以至字体等方面来看，此文决非其所作。而所谓“杨慎批评”，更是观点陈腐，文字粗疏。两相对照，可见序和批评皆非杨慎所作，而是万历年间刊刻时书商或其雇佣的浅薄文人的手笔。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

1.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柳存仁著《和风堂读书记》下册（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亦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 我同意王文才先生的判断，唯刻本“杨序”手书字体与杨慎本人字体不同，倒不一定作为判定此序为伪托的理由（若序文为真，刻本字体也可能出自他人之手，而与原作者字体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