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子产这其实是颇危险的一句话，证诸我们只太多不会太少的历史经验——如果语调是偏向抒情的，如果说话时忍不住多点悲愤，让内心热度陡然冲高，多生出那种孤注一掷的神圣感，这反倒很容易让说此话的人变得太自由太放纵，让暴力合理，如荣格说的，成为暴力的上层结构。

英语世界有这么句话：“这家伙冷得跟一条黄瓜似的。”——整个春秋热腾腾的、时时召唤人本能冲动的这两百年，我们不敢说子产是最冷静的一个人，但至少整部《左传》看下来，我们再找不出有谁比子产更平静不波，也看不到子产在哪一刻、哪件事上曾激亢过快意过。我们可以这么说，对子产而言，郑国的生存与否，并不是一次危机、一个赌注，而是一种根本处境，所以只能是一个连续的、日复一日的极精密工作，子产曾以农耕来比喻：“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其中最有趣的是“行无越思”这句，行为行动谨慎地跟从思维，所做的事一定先想过，意思是无比的耐心，不可超前也无法超前，心再急都一样，而最要紧是不犯错，乃至于别进入到一种容易犯错的心思状态。

子产崛起于鲁襄公十年郑国的那一次大型内乱，他的父亲子国（时为郑国司马）被杀，盗贼还攻入公宫，在这样深仇大恨又间不容发的大考验时刻，我们来看，彼时还很年轻的子产做了什么？——他有条不紊地一样一样来，精密地拆解开汹汹成一团而又稍纵即逝的时间，如同《庄子》书里解牛的庖丁，看起来很从容，完全不像个父亲刚刚被杀的年轻人：“为门者”（布置守门卫士），“庀群司”（分配好职务并找出负责的人），“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做完这一切才稳稳地发兵攻贼；乱事平靖之后，取得执政大权的子孔要追杀所有附贼的共犯，斩草除根，被子产一番说理挡了下来（“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这里，最见子产本色的是他毫不客气指出子孔正是最大获利者，够了吧。事实上，子孔确实事先知情，默许内乱发生，本来就打算趁乱取利），子产还说服子孔公开烧掉所有犯罪证据的相关文书资料让人心安定，一刀切下，到此为止，包括他父亲的死和仇恨。

这仿佛预演了日后子产的执政一生，理性，心思安定澄明，提前想事情，任何细节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对他而言，似乎没有突如其来的事，再暴烈袭来的事都可以“抽出那一条线”，如卡尔维诺说的，建立起因果逻辑和工作顺序；这是随时专注、随时先想事情、随时盯着现实变化微调自己想法做法的人才拥有的一张时间表，包括对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的先一步穿透和掌握，这让他耐心而且坚持。据此，子产可以不放事情发展到险境需要一赌，可以把是非对错弄得清清楚楚但知道何时该止于何处、暂时实现到哪儿。子产也不真的靠权力工作（靠权力工作是一种快速、粗糙、不用多想的工作方式），倒是在各式权力的交错缝隙中找出来人可以认真讲道理、具说服力的空间，这非常非常重要，否则你如何能对外应付权力更具毁灭性、总是挟着兵车而来的晋国和楚国呢？

所以，如果真要选一个单词来说，我不会讲子产“冷静”，而是“准确”——郑国的生存纵深不大，不是一个太失误得起的国家，甚至还不是一个太能穷究是非善恶到底的国家。子产动人的冷静，只是他事事寻求准确无误的需要，也是他生于这样一种国家对自己的苛厉要求。

准确、精密、把事物分解到某种微粒状态，很自然会让人感觉严格、感觉无情，子产的执政因此很容易招来误解，不止叔向一人。我相信这也包含于他自己的考量之中，人们的误解也是可预期的，还是该纳入计算的，只要误解不大到排山倒海让事情不成，那就无妨或说应该承受。子产一生，被后世引述最多的可能是这件事，记在鲁襄公三十年，当时孔子应该才九岁大——相传子产执政第一年，郑国民间歌谣唱的是，谁来帮我把子产这家伙给宰了，我所有的田地衣裳全送给他；三年后，歌词改了，我有小孩子产帮我教养，我有田地子产让它增产，万一万一子产死掉了，有谁能继承他呢？

如果我们以为这是Happy Ending，大家从此误会冰释和乐融融那就错了，《左传》是现实历史不是通俗小说；而且多工匠、多商贾并早已形成某种有力量团体的郑国人民，也远比周公的鲁国这边桀骜不驯。又五年后，子产作丘赋，也就是改制增税，这回郑国人民话更难听了，说他父亲已不得好死，如今他又像根毒蝎子尾巴一样四下刺人害人，郑国大夫浑罕劝谏不成，撂下这句优雅的狠话：“国氏其先亡乎？”意思是子产这一脉会先郑国诸家一步灭亡，或直接白话翻译为绝子绝孙，这是睿智的预言还是诅咒？

真正从头到尾没怀疑过子产的可能就只孔子一人，孔子自己也是个准确而时时显得严厉的人，他不附带指出缺点的人并不多。孔子称子产“爱”和“仁”，都是柔软的、宽阔的、有温度的，而且恰恰好和冷静严酷云云背反的用词，也是孔子心中最美丽的、最舍不得用于人的珍贵之词——子产死时，孔子（三十岁了）流着泪说他是“古之遗爱也”；之前则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后面这一句是辩护的语气，接在郑国的乡校问题后头。郑国乡校，就像我们今天的大学，很自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热血之人聚集批判时政的火药中心，大夫然明建议干脆关闭掉乡校，如往后两千年不少执政者做的那样，但子产不许，他以为舆论是健康的，也是必要的，尽管当时被骂最惨的一定就是他。教学和时政批判，这几乎就是孔子一生最主要做着的事，这段往事，一开始可能是孔子当时辩护解释子产时举用的例证，而这两句赞词正是结论。

仔细一点读《左传》，我们应该会同意孔子看到了更完整的事实，诸如此类的子产事迹在《左传》里一件又一件，总是始于严正止于宽容，一个一个放过连我们都觉得该惩罚的人。宽容不是讨好，不是手段，深刻来说，宽容才是目标，因为宽容是人的空间、是人认真找出来的最大可能。根本的事实是，子产的执政超过二十年，但他自始至终不是郑国真正的第一号权力人物（最多只死前那几年），这二十几年，郑国的正卿是子展、子皮父子两代，从实际位阶到家族实力。子产的好运气，是子展子皮如此（逐渐地）信任他或说愈来愈听得懂他的话，有人愿意听而且听懂话当然是运气，人年纪愈大愈知道这是天大的运气没错；但这其实也意味着，子产执政并没有取用不竭的权力，事实上他有几次还险些出奔流亡，他的力量来自于，并累积于正确而且可验证的道理，以及正确可执行可化为事实的作为（所以子皮比他父亲子展更服气、累积更多次信任他的理由）。更多时候，子产是抗衡、周旋、制服权力而不是只使用权力；不只这样，这样的道理和作为还得出门面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和一般人民往往比掌权者更不讲理更不好说服，在进入现实世界时还得再减损打折一次。也就是，光是道理上、逻辑上正确无误仍远远不够，更困难的正确是时间抉选的正确，你还得更精确找到（以及等到）时间不驻留的、但不能早也不能晚的准准那一个点出手才行，这是人最容易感觉孤单并沮丧的部分，让人知道自己一生能做的事其实更少。

子产始终知道自己是严厉的，人自觉严厉意味着这里头有超过自己心性、硬生生做出来的部分。子产临终前，对接任他执政的子大叔说，只有真正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服人，我们不得不严厉一些，像火一样让人因此避开危险，而不是像水一样仿佛狎昵可亲，溺死的人远多于烧死的人不是吗？

子产大约猜到了子大叔不真的就相信他的嘱咐，郑国果然也因此在他死后乱了好一阵子。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来自对历史走向和郑国未来命运的判断，或是对自己能耐和他人不敢心存侥幸的理解，子产是很苦涩的，他得勤勉地、时时用足全身力气才堪堪拉得住这个理应不断下坠的国家、这个时代，但也只能做到这样；也是说，他的历史判断和他的作为是逆向的。而他终究得松手，郑国加上你再减去你，你留存于这个国家的这一力量不会延续太久，不会及于子孙，他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