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她是中国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女词人。不仅在词的创作上以白描见长，表现得甚为出色，而且倡导“词别是一家”说，以本色论词，注重词体观念，在词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李清照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李格非是著名的学者兼散文家，母亲王氏系出名门，亦善属文。丈夫赵明诚是金石学家，历任青州、莱州太守。早年夫妇俩在一起诗词唱和，共同从事金石书画的鉴赏收藏，度过了二十余年闲适甜美的生活。靖康乱起，北方半壁河山沦陷，她与明诚被迫逃难到南方。不久，明诚病死在流亡途中。其后清照辗转漂泊于临安、越州、金华一带，饱尝人世艰辛，在动荡不安的孤苦生活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

李清照生性要强，嗜好博戏。作诗填词，每出惊人之句；凡所谓博者，亦无往而不胜。《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必欲胜之，忘食忘寝者三日夜，仍败其手下。此事或以为出自捏造。①然归来堂翻书赌茗之得意情景，②以及“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③之输赢记录，皆夫子自道，当毋庸置疑。说明李清照其人，无论文史之学，或者博弈之事，都十分出色，绝对是一位大行家。

于博弈之事，李清照有《打马图经》一卷传世。此书前有序，序后有《打马赋》，其下为铺盆、本采、下马、行马、采色、打马、倒行、入夹、落堑、倒盆诸例。清照以为此事与圣教相合，“实小道之上流，乃闺房之雅戏”（《打马赋》）。于是乎大讲特讲，希望“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④。时绍兴四年（1134），李清照五十一岁，正避难金华。

至于为何逢赌必赢，李清照曰：“精而已。”这应是体会有得之言。依照其经验，此所谓“精”者，实际上就是“专”。须专精，又须专心。如云“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这是专精；又云“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⑤，这是专心。可见，清照于博，非常进入状态。

博弈，所谓“上流”“雅戏”，应是相当高级的一种玩意儿，既“必有可观者焉”，又可与志道、据德、依仁相提并论。怪不得李清照竟那么坦然地自认为博家之祖。

博弈之事如此，对于文史，李清照一样充满自信。今传各种读本，在文史方面，尽管未见犹如打马那般，“动以千万世自期”⑥一类篇章，但其《词论》，历评诸公歌词以及“别是一家”之标举，却一样具有震撼力量。

论者说李清照，以为：“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⑦如有机会应举，相信亦当不让须眉。

一

李清照的成就，功名既勿论，那就只有博弈与文史。博弈之事，有待诸好事者推究；这里只说文史，而且侧重于其中之词与词论。

李清照词的存世数量，学界看法不一，本书采四十五首之说。就题材要素看，情思、事理、物景，三种类别，似皆具备。

情思类，以伤春悲秋、离情别思为主。诸如：“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着意过今春”（《小重山》），“春又去。忍把归期负。此情此恨，此际拟托行云。问东君”（《怨王孙》），“草绿阶前，暮天雁断。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怨王孙》），以及“急雨惊秋晓。今岁较、秋风早。一觞一咏，更须莫负、晚风残照”（《品令》），等等。说内在心理及其意愿，明明白白，无所掩饰。

事理类，以萧条庭院、心事难寄为主。诸如：“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点绛唇》），“酒阑歌罢玉尊空，青釭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好事近》），“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凤凰台上忆吹箫》），以及“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等等。说外部行为及其体验，铺排陈列，无所顾忌。

物景类，以难禁雨藉、不耐风揉为主。诸如：“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道人憔悴春窗底。闲拍阑干愁不倚。要来小看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玉楼春》），“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以及“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多丽》），等等。说自然物象及其感受，亦我亦物，难以分辨。

前人论词，以为：“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⑧谓当行本色，或者本色当行，意即“词之正也”⑨。而对于此所谓正者，未见具体说明，似当各自领会。

就词论词，此所谓正者，据上列三类作品，似可看作是一种白描，这是凭借其造语技巧及铺叙手段所达致的一种艺术效果。勿须假借，只是直说。乃方法，也是目的。关键在于，“语语都在目前”⑩。例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之说欲泪离情，这是一种难以名状之情，看不见，亦摸不着，但作者以“一种”“两处”，将其分割开来，又以“才下”“却上”，令其走动，即仿佛感觉得到。又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之记郊游经历，一瞬间的呈现，即勾画出一幅活泼生动的图像，令人犹亲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当时气氛。再如《添字采桑子·窗前种得芭蕉树》之咏雨中芭蕉，不说芭蕉，而说雨，说不惯起来听之愁损离人，亦令人犹亲临其境，真切地为当时环境所触动。这一切，皆神来之笔，亦白描之极妙例证。易安之外，恐不易做到。词之正者，当体现于此。

那么，达致这种效果的技巧与手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前人说此，大体上可归纳为二：（一）工造语，（二）善铺叙。所谓易安体，亦可于此探知门径。

关于工造语。除了炼字、炼意，主要是以文字声律应合乐曲音律的一种技巧。论者对此，颇为赞赏，曾为之总结出两条经验。曰：“以寻常语度入音律”及“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前者以易为险，变故为新；后者因难见巧，出奇制胜，皆极具功力。例如《永遇乐·落日熔金》，其中“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皆日常用语，即寻常语，但以之入律，就显得不寻常。又如《声声慢·寻寻觅觅》，连叠十四个字，所谓“其遒逸之气，如生龙活虎，非描塑可拟”，则更加卓绝千古。

关于善铺叙。主要是文学材料的分配与组合。简单地说，就是铺排与陈列。这是将景物呈现于目前的一种手段。因为不重假借，少比兴，对于赋，即须特别讲究。论者对此，亦颇为赞赏。有关种种，我曾将其概括为三条：

第一，平叙中注重浑成，既得柳词铺叙所谓“细密而妥溜”之佳处，又具周词勾勒所谓浑化无迹之妙境。这是对于柳、周艺术创造经验的融会与贯通。

第二，平叙中注重含蓄，讲求言外之意与弦外之音。这是小令作法在铺叙中的运用。

第三，平叙中注重变化。不仅在“回环往复”中增加层次，增添波澜，而且在各种对比中创造气氛，烘托主题。这是李清照铺叙手段中最为高明的一招。

工造语与善铺叙，达致白描效果，构成易安体。拙作《李清照〈词论〉及其“易安体”》以及《李清照“易安体”的构造方法》，已曾论列，此不赘。二文收入《施议对词学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可供参考。这里，借《永遇乐》一词，以为示范。

这是一首节序词。说节日气象及性灵，敷写、综述，颇能极其能事。其特别之处，主要于分配、组合中对比，以对比展现内心世界。

首先是布景。四组物景，依正—正—反程序，进行铺排、陈列：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

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这是上片。肯定，再肯定，将节日气象，敷写得无比美好。但肯定之后，即刻加以否定，以不美好将美好推翻。美好与不美好，两相对照，其心境就显得更加不美好。

其次是叙事。将昔与今两种情事，依正与反两种面目，进行铺排、陈列：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这是下片的前六句，说昔日乐事。极其热闹，极其快乐。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是下片的后五句，说今日恨事。极其寂寞，极其悲哀。

两相对比，其于今日之处境，就显得更加寂寞、更加悲哀。

布景、叙事，平叙中注重变化，除了于分配、组合中进行对比，还从不同角度———正面或反面，加以烘托。如说孤独，偏从不孤独入手。谓其谢绝相召，并不孤独，而不孤独的场面，反而令其显得更加孤独。这也是一种对比。因此，歌词之铺排与陈列，就更加富有姿态。

这是平中的奇。所谓易安体，于此最显本色。后来者，有如辛词之奇变，皆得力于此。

示范作品如此，其余篇什，尽管不便一言以蔽之，谓其“无一首不工”，但其所工者，大都在铺叙上，有着出色的表现。无论是叙事过程中，自说自话，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进行肯定与否定，还是布景、说情时，借助正与反之排列、组合，设计人物对话，其肯定与否定，一般也都安排得停停当当，自然天成。有关篇什，“骚情诗意”，“格律绝高”（借用陈廷焯语），无不令人叹服。谓之“本色当行第一人”，应当之无愧。

以上是歌词创作，以下说《词论》。这是李清照对于中国填词的特殊贡献。中国填词，由唐入宋，正开其鼎盛局面。李清照在词坛独树一帜，甚是引人注目。《词论》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提出词为乐府，它是以音乐文学的身份出现于乐坛、诗坛的；

二、指出词为歌词，在协音律方面，比一般诗文要有进一步的要求；

三、提出词“别是一家”，必须有别于诗，不仅要求协音律、可以歌唱，而且在艺术特质、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应有自己的特色。

李清照著《词论》，主要在于为倚声填词确定标准，为倚声家指示门径。这是十分要紧的。因为在此之前，词家论词，虽已以本色或非本色相标榜，亦道及似与不似，但所论仍较为笼统，无有定准，不易把握。例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这应是较早出现以本色论词的一段话。以为如（似）雷大使之舞，所以非本色。这是非似的一面，谓之以诗为词。而似，即以词为词的另一面，包括非如（似）雷大使之舞之另一面，则未说明。一切须自家领悟。

这是此前情况。此后，倡“别是一家”说，似与非似，方才有较为一定的标准。诸如协音律以及高雅典重、尚故实、主情致、铺叙浑成几个方面，当可谓之似。而不协音律、浅俗轻巧、少故实、无铺叙，当可谓之不似。两相对照，界限已甚分明。当然，并非把话说死。如柳永，既谓其“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究竟似与非似，仍须自家领悟。如秦观，既以为知之者，又以为“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似与不似，亦须自家领悟。但是，依据其标准，对于唐宋以来合乐歌词创作以及有关作家所进行评判，包括指摘，却为以本色论词树立典型。这就是说，以本色论词，所谓似与不似，至此有了定准；李清照为词的发展，建造了一座里程碑。其特殊贡献，即体现于此。

二

词与《词论》，已如上述，而评价问题，即对于其人其词之历史定位，则须谨慎从事。

二十世纪末，大陆学界出现一种定量统计方法。有人从两宋一千三百多名词人中，提取三百人进行统计，在这三百人中，单就现存词作数量而言，李清照排在第七十六名。而有关研究论著，截至一九九五年，已有九百多种，名次仅在辛弃疾之后，为三百人中的第二名。因此，论者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从第七十六名上升到第二名，雄辩地说明了《漱玉词》的影响之大和受青睐的程度之高。”并且将其推上“词坛大家”的地位。

这般判断，好像并无不可。但就历史定位而言，似不宜如此草率。既须将其置于两宋一千多名词人之中进行比评，亦当将其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将其后近千年历史包括在内。在此基础上来作评价，也许较为确切。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李清照研究成为大热门，引起学界前辈的关注。

一九八四年间，唐圭璋先生曾与我说李清照。唐先生指出：“王国维论词，好以偏概全，评李煜只看其‘粗服乱发’之一面，无视其不掩国色之另一面。李清照也是如此，只说缺点，不说优点。”唐先生谓：“李清照的《声声慢》，开头十四个叠字是弄巧，不是大家手笔。全篇铺叙，从早说到晚，没有顿挫，不像柳词那样，中间有许多曲折。”并谓：“在两宋词人中，李清照可称为‘名家’，称不上‘大家’，不能与柳、周、秦相比。前人的评论，有一定见解，当细加揣摩。前一段对李清照评价偏低，反过来说，也不能扬得太高，必须恰如其分。”

罗忼烈先生亦有同样看法，并为学界之重李（清照）轻周（邦彦），深感不平。九十年代中，曾撰文指出：“易安居士李清照，在词史上是古今公认的最杰出女词人，但在两宋词坛的地位，不仅远远落在‘宋词四大家’之后，也比不上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秦观、贺铸、吴文英、张炎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近三十几年来却被捧到红得发紫，山东济南市为她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李清照集》不知出版过多少次，‘李清照学术研讨会’不知召开过多少回，见于报刊和所谓‘鉴赏’书籍的有关论文不知有多少篇。使上面说的十几位词人黯然失色，‘十年风水轮流转’这句话不错吧！”其中不无感慨。

我以为，李清照研究热潮的兴起，除了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有关外，也与词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颇有关联。这就是本文将特别论及三座里程碑的原因之所在。

第一座里程碑，如上所述，就是李清照之著《词论》，倡“别是一家”说。

这是传统批评模式———本色论之正式确立。谓“别是一家”，乃声诗以外之另一家。“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说明一开始就已是不同之两家。

着重为歌词正名。为乐府，亦即为声学。

陈师道这么理解，李清照这么理解，宋代以及其后之本色词人，也都这么理解。这是本色论的根本，或立论基础。李清照以后，有所发展，有所变化，只是在言传上，其根本或基础，未曾有变。

这是千余年本色论通行的保证。

第二座里程碑，即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倡导境界说。

作为现代批评模式，“境界”二字，并非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把尺子。一把可以当作法则、法律运用的尺子，犹如金科玉律一般。

就理论依据看，这是承载与被承载的关系问题。一种疆界，一种载体，加上一定承载物，表示“言有尽而意无穷”。因而，所谓“思无疆”，或者“意无穷”，其用作批评的标准以及方法，也就有了具体而确实的指引。

王氏之倡导，目标十分明确。可惜王氏之后，某些情况之发展、变化，有点出乎意料。这就是境界说的异化。

例如，由主境界、重意境，忽略声学，进而转变为讲艳科，不讲声学；或者说，由“词以境界为最上”，变成词以豪放为最上，因而，“风格”二字，就像“境界”二字一样，即时变成一把尺子，一把可用以定高下的尺子。这就是一种异化。而上述热潮兴起所出现诸问题，即根源于此。

由于讲艳科，不讲声学，并且将责任推卸到宋人身上，谓“宋人以词为艳科”，这么一来，关注点就集中于“无邪”与“邪”之上，或者力证其无，或者力证其有，只是于词外讨生活。

力证其无者，将李清照当作一位爱国词人，所有演绎，都朝着这一方向进行。不仅若干篇章之说愁，被上纲上线，直指为家国之愁；而且若干篇章之纪梦，亦被指为家国之梦。

其演绎方法，大致有二：

（一）“知人论世”之现代化操作

李清照既生当乱离之世，遭逢不幸，其所谓愁与梦者，与家国相连，应可理解。其诗文作品，亦有相当明显的表现。例如《浯溪中兴颂碑和张文潜》二首之说废兴，《咏史》之斥王莽，以及《夏日绝句》之思项羽，都是有为之作。而作为小歌词，是否亦当如此看待，似未必。论者利用一般与个别之关系，进行归纳、推演，理所当然李清照就成为一名爱国者。如曰：

这首词写了由于“物是人非”，也就是国破、家亡、丧夫、颠沛流离等种种苦难给她带来无法排遣的浓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云“至情发而为辞章”，李清照的《武陵春》词，正是因为金人的残酷侵略，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给作者造成种种的不幸，哀愁痛苦填胸臆，不得不抒发自己的情怀时，才写下这首词的。这就是《武陵春》所表现的“愁”的典型意义，带有普遍的社会性，绝不是李清照的无病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