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叙事 - 第二章刘师培与中国近代文学思想

第二章刘师培与中国近代文学思想

近代知识分子有理智上倾向西方而感情上留恋中国的倾向，所以卢梭对西方城市生活的批判对他们有着莫名的吸引力。知识分子的超脱与浪漫成为他们热捧卢梭的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其中的刘师培更是成为近代宣传卢梭的积极分子，他的传播卢梭的思想开始于他的《中国民约精义》。此篇文章在当时传诵一时，但我们通过研究会发现，卢梭对人类自然状态的赞美特别符合中国文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理想社会是以许行的“并耕”为特色的平均主义的无政府的社会。可见西方思想传播所受到的传统的制约。所以卢梭的学说成为刘师培式无政府主义的重要理论，在刘氏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起着关键作用。

第一节刘师培的卢梭情结——西方思想传播的传统制约

近代中国，租借地和租界的存在，一方面加重了中国人的隔离感，造成了“国中之国”的感觉；另一方面，因为双重的制度、法律和风俗习惯以及道德规范，反而使流离于正统社会之外的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归属，特别是上海租界，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书刊的集散地，也成为荟萃中国报人的中心。上海成为连接东京留学生的一条国内和日本的重要通道，这里成为各国国际信息和革命话语交流的枢纽。

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或者由各省出资，或者由清朝政府出资，或者由他们自己承担。他们到日本以后，分别组成了同乡会，出版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河南》、《江苏》等。学生们同乡观念非常强烈，他们认为这些同乡会组织是建设新中国未来的基础。他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正处于一个国际性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江苏的青年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乏举国一致的大联合，所以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号上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

1904年，林獬和刘师培在上海创办《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

后来，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想把知识分子和会党联合起来反清，也是力图打破一个省的界限的组织。光复会虽然由蔡元培等组织，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苏的会员。刘师培也加入这个组织，并以搞暗杀而闻名。

一

大约从1903年起，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化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已初露端倪。那年1月《湖北学生界》杂志的创刊，颇具象征意义。从该杂志的内容看，里面的“学生”显然已不是清代科举人士的谦称，而是一个开始独立的自觉意识的社会群体。

由于科举制的逐渐瓦解，留日学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居于社会的中间阶层，起着连接上层士大夫和下层民众的作用。他们指出上等社会已经崩溃决裂而不能救国，只能待后继者担负起救国之重任；下等社会只知道苟且生活，不知祖国历史而爱国心尚未养成。“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他们不但要肩负起救国之重任，而且要为“下等社会之指向针”。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专对湖南“中等社会”说法，也认为中等社会诸人是“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其责任正在“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及“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他暗示“中等社会”实指“湖南之青年”。物换星移，社会的变革促使了知识界的变化，原来作为王朝依托而靠科举为上等社会之阶梯的知识分子如今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唤起民众的爱国志气。林白水在1904年时指出：“但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以是否读书分上下流，本是传统的观念，但必须加以强调，则是社会已在变动的表征。大概都洞察到学生这一支独立的力量所在，是这一时期时人的见解。如留日学生张继也强调：“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

刘师培作为光复会的成员，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为了联合下层会党，急切地用新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对清政府把学生作为叛逆非常愤怒，他辩驳说：“同种者，吾汉族是也。祖国者何？吾中国是也。学生者，欲排异种而保同种者也，于此而谓之叛，则希腊之离土亦将以判目之乎？意人之排奥，亦将以叛目之乎？……吾观近今学生之所倡者，不过排法排俄二端耳。学生倡之，而政府禁之，是政府即为学生之公敌。抚我则活，虐我则仇。今政府甘为公敌而不辞，于学生乎何尤？吾今以一语告诸公曰：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苏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蔡元培、张继、刘申叔三人在对“排满”问题上的看法上各具特点。张继1903年6月10日在《苏报》上发表的笔名为自然生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中，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时，把满族排斥在中国人之外，把满洲视为“贼满人之古宅”，不应去保它，同时他批评了依赖清朝拒俄的幻想，激烈地提出了抵御外来的大敌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而刘氏的文章与张文相比则冷静得多，简洁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张继热血男儿的性格和刘师培的典型学者的风格。这是他们“仇满”革命的特色。与此相反，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认为，“排满”口号的出现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如此，蔡氏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太喜欢种族主义的“仇满”倾向。欲排满革命，必须有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否则，排满革命则无驱动力。而刘氏对卢梭思想的吸取则大大有助益于革命之功。

二

卢梭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1882年日本人中江笃介翻译卢梭的《民约论》，名为《民约译解》（卷一）。因为中江是用汉语翻译，此书受到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视，不久译本就被他们介绍到了中国。1898年春，上海同文译书局翻印了中江的译本，此书的《叙》写有“戊戌春东莞咽血咙胡子志”；其后此一译文于辛亥革命之前，在中国出版了至少三次。除此之外，清末民国之时卢梭《民约论》还有其他几个汉文译本。

当时，卢梭的民约论思想流传极广，署名旒其的《兴国精神之史曜》中说：“有卢梭，立论尤卓绝，辉感情之真值，阐纯朴自然之大美。著《群约论》以写神思所存之社会，以为人类本各各独立，社会者特人类随意互契而成之者耳；不苟同孟氏（指孟德斯鸠）分权之说，以为立法者权即国家之主权，而行政权隶之，不得与之并立也；吾人之所求于法者，自由与平等而已，人惟遵自作之法而行之者，斯为自由真诠。著《爱弥勒》以写教育之神思，以为人各有特性，当任其自然之启发，教育者特不害其启发，与夫有足为启发之障者则拔除之尔；张儿童之权利；教育界自然主义之先导也。伟力所被，天下皆春，学术文章为之大振。卢梭之影徂矣，而卢梭之心千载不朽。所谓共和政体者，所谓共产主义者，皆萌芽于是。即至无政府主义，亦有谓受其感引者。其在哲学，则感情价值赖以晶莹。其在诗辞，则罗曼之宗、玄情之派，实渊源焉。佛国自路易十四以还，君王幽、厉，宫阙奢华，贵族豪僧，骄逸日甚，民乏土地财产，而担荷独重，无以为活。乃有上哲挺生，福音普布。民之得此者，如饮甘露，如醉芳醪。灵府感通，现在自觉。人权既认，奋斗乃兴。夫当时社会不平之众者莫佛国若，而新思潮之澎湃狂流者亦莫佛国若。有如斯之不平，而有如斯之思潮，此惊天动地之革命事业之所由来也，岂偶然哉！”可见，当时卢梭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革命者自觉地把卢梭的思想与中国的革命联系起来。

不仅如此，这些书籍还流传到当时旧式的书院里。革命元老黄兴（1874—1916）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两湖书院读书，课余购买中江所译的《民约译解》等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然卒未敢向同学者道及一字”，后来留学日本，乃公开宣传革命。张继也曾受《民约论》的影响。

清末时不但革命党人宣传卢梭，当时属维新派的梁启超，在引介卢梭思想上，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899年梁氏在《清议报》上刊登的《破坏主义》一文，说：

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

后来梁启超撰有《卢梭学案》一文，刊载于1901年的《清议报》，又重录于1902年的《新民丛报》，详细介绍卢梭“契约立国”、“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等观念。一直到1903年初，梁启超在《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中还说卢梭民约思想在当时的西方未必适合，但中国则不然，“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民约论》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对卢梭的赞美可谓直截了当。

刘师培在1904年所撰的《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卢梭《民约论》以为言。”但是，《民约论》受到顽固者的攻击。为了驳斥守旧势力的攻击，传播“民约”思想，刘师培1904年与林獬合编《中国民约精义》一书，由上海镜今书局刊行，将中国古代圣贤所倡导民约的文集集结成篇，以呼应卢梭的主张。

《中国民约精义》是辑录中国先哲的书籍中言民约者，起自《易》、《书》、《诗》，迄于龚自珍、魏源、戴望的著述，凡三卷五万多字。所及范围非常广泛，但主要是儒家各派的著述。刘氏在每段后加了按语，以卢梭《民约论》中的观点相印证，加以阐释，评论其得失，既指出中国的圣哲与卢梭思想之间的相通和相歧异之处，也指出中国古人之间思想的先后继承和变化。如《易》“革卦”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与《民约论》所说的“君主背民约之旨，则君民之义已绝”、“人君之阻力，人民当合群以去之”契合，“所谓革命者，非汤武一人之私谋，乃全国人民之合意”，这就把一般的反对暴君暴政诠释为人民反对君权专制，鼓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

刘氏在此书中，一般都是摘取一个作者或一本书的某些观点，如王阳明的心学，他选择的是其“良知”说，认为他的观点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相同，“天赋人权”是说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秉”于天，而“良知亦秉于天”，所以可以说“良知即自由权”，并认为“阳明著书虽未发明民权之理，然即良知之说推之，可得自由平等之精理”。刘师培明确指出王阳明并未“发明民权之理”，排除“古已有之”的时行思想，是正确的。刘氏的推导在于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在此刘氏试图会通儒学和西学。

卢梭是西方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的反复无常，他的感情容易冲动，这一切都表明，他受不了任何束缚。他受到的压迫比其他一切人都重，当有人侵犯他的自由时，他便愤然出走，故而他的生活总是漂泊不定。他希望充分保持自己的个性。这种性格在刘师培身上同样明显。刘氏关于教育方面的见解源于卢梭对儿童的培养，卢梭对人类自然状态的看法也非常适合刘师培对理想的无政府社会的向往与追求，这是像中国这样不仅遭受西方侵略同时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最适合的避难所。

卢梭关于自由的观念在其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他对自由赋予的意义与新生资产阶级的其他思想家所赋予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只有卢梭清楚，在一切有富人和穷人存在的社会里，自由只是一个圈套。这一点对刘师培影响非常大，他也认为独立、民主、自由中间，前二者是最重要的，而自由不太重要，要维护前二者，可以限制个人自由，在这一点上，刘氏又坠入了传统中去。刘氏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追求的是绝对的平等，这一点与传统文人的看法并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刘氏是受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之后的刺激，不仅中国没有强大，而且新政导致传统的小农失去自由谋生的职业，如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完全是因为这些水手失去了工作机会被迫起来对抗政府。所以刘氏对西方工业化的攻击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中得到极端的体现。

三

卢梭的学说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爱弥尔》一书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对自然的崇拜，对野外生活的兴趣，对清新、自然、富有生机和天然而生的事物的探索。他开始了对腐败的城市生活的批判。而这一点，刘氏在其著作中心领神会，加以运用，他在《废兵废财论》中认为，“害天下人民者，其唯功利二字乎？图功之目的，在于自强；图利之目的，在于自富。强者恃兵，富者恃财。有兵然后有强弱之分，有财然后有贫富之分。强弱悬殊，贫富迥隔，遂与平等之公理，大相背驰。是则富强二字，非惟为人之大敌也，且为公理之大敌。”他公开批判严复追求富强的梦想。他持此论的原因很简单，“观老子言佳兵不祥，孟子言善战者服上刑，推之宋硁言罢兵，许行倡并耕，董仲舒限田，一以利民为主。而杂罢之谈，商贾之行，则为学士所羞称。故以德为本，以兵为末，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其制迥胜于今。……”此种倒退到古代的言行，在优胜劣汰的近代近于痴人说梦。但其倡导以农民革命为革命始则颇为超前。他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根源于远古之平等社会，“原人之初，人人肆意为生，无所谓邦国，无所谓法律，人人均独立，人人均不为人所制，故人人俱平等，此即原人平等之说也。当西历一千五六百年，欧西学者，有哥路志哈比布番，多谓人生之法，全溯源于天性，人之权利，全出于造化之赋与。卢梭天赋人权之说，即由是而生。卢氏作《民约论》，谓人之初生，皆趣舍由己，不仰人处分，是之谓自由之民；又谓古无阶级，亦无压制，故民无失德。近世持进化学者，虽痛排卢氏之说，然于原人无邦国、无法律，则固无一语相排。……”他主张废除政府，以实现人类大同之境。

卢梭的人权说对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是巨大的，使当时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必须辅之以个人权利的学说。“虽然民族建国主义，不得个人权利主义以辅翼之，其分子之亲和犹未密，其质点之结集犹未坚，其形式之组织犹未完，其势力犹未达于全盛也。”杨笃生根据卢梭的学说阐发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在民族主义未起之前，人们之所以没有国家意识，是因为误以天下为国家；由于没有个人权利意识，总是以政府为国家，认为国家与自己毫无关系。个人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人明白自由权人与我皆平等，既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也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为保护和增进自由权，人们订契约，成国家。国家以众人幸福为目标，不以个别人幸福为趋向。政府为国家之一部，国民才是国家的全体。这就进到了人民主权的思想。清末民初的大多数思想家采用卢梭式的西方乌托邦式的传统，与儒家传统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分不开的。从这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传统对接受西方思想的制约。

因为严复对西人边沁、弥尔思想的介绍，对卢梭的批判，导致了刘氏对他的批判。刘师培原本对戴震大加赞赏，反过来因为严复功利主义的倡导，而对戴震也大加挞伐。“戴氏自居为圣贤，敢为骇俗之论。然名为骇俗，实则败俗。盖中国人民富于自营之念，特囿于前修学术，故以利己为讳言。及戴氏之说昌，以为理寓欲中，不必讳言自利，而焦、阮诸氏又竟和其说，治汉学者咸便之。今则边沁、弥尔之言，渐由西方输入，均以乐利标其宗，而功利学派之书，复以非利物不能利己，且谓人类只有利己之心，利他则为变相。此说一昌，民竞趋利。蓄于心者为功利，对于外者为强权。又以戴氏之书，亦以营利为美德，足破前儒义利之辨，而民德之肆，乃可胜言矣！虽戴氏之说主于以己度人，使人己交利，然今之营利者，亦假俱利之名以自饰，托兼爱之名，行利己之实。杨、墨之学，集于一身，而竞利之方亦愈巧。其下也者，则又攘夺公行，丧耻鲜廉，相习不以为非，以退让为恶德，以机巧为豪贤。此虽侯官严复之罪，然亦戴氏之说有以坚其信也。”章太炎曾指出刘氏致命的弱点，就是贪图多掌握各种思想和书籍，但不求仔细揣摩其意，所以他多次劝刘氏不妨多看少著书。刘氏这种“拿来主义”的方法，使得他的文章前后矛盾、左右矛盾，极端西化又反过来极端复古。例如以刘氏为首的国粹学派力辨“君学”与“国学”，即在梳理出“真国学”的同时可以反对摒弃现存之学中并非“真国学”的“君学”。他们很可能受到康有为的启发，在其解释传统中的“君学”部分时，有意无意建立出一种“阴谋”说，即君主是有意识地运用“愚民之术”以巩固其政治专制。刘师培指责古代“一二雄鸷之君，利用人民之迷信，遂日以神鬼愚其民，使君权几与神权并重”。

既然相对清纯的道统方面之经典都可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造作，通常被认为更污浊的政统方面出现一些以政治为目的之“欺骗”似乎也顺理成章。其实国粹学派诸人多饱读经史，他们当然知道历代君主很少有正式的“愚民”表述，反多致力于“兴学”，但若先存人君不德的预设，后者同样可视为君主的“阴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反专制、反迷信思路的背后仍隐伏着君主之“雄才”远高于人臣的见解，其实不过是换一种方式表述“君王圣明”的传统观念。

刘师培在《人类均力说》一文里，赞扬许行为中国倡“并耕说”的第一人，同时批评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立者治于人”是违背人类平等之趣旨。他介绍许行的学说：“战国之时，有许行倡并耕之说，其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又以滕有仓廪府库，为厉民自养。其说甚精……即孟轲复生，又安能以遁辞相抵耶。若轲言而天下之人，因劳力劳心之分，生治人治于人之差别，则与人类平等之旨，大相背驰，其说更出许行下矣。盖许行之说，虽未圆满，然其倡并耕之说，则固中国第一人也。”在这里，我们通过刘师培对许行的评价，可以看出刘氏个人思想的变化。例如，排满革命论时期，刘师培批评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的这一观点，那时，刘师培指斥许行之言“不独背于孟子，亦且大背于卢梭者也”，而列举其“不知分工之义”、“欲去君主之有司”、“举国人民皆平等”的谬误。他说：“许行之自由，无限之自由；孟子之自由，有限之自由也。许行之说，可行于野蛮之时，不可行于文明进化之日。”这种观点与无政府主义者时期对许行的解释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更有趣味的是，后来刘师培投降端方后再次改变对许行的评价，攻击许行并耕说的非现实性。刘氏免不了“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谬误。阅读其著作，感觉他有强使学术服从自己解释的现象，这可能因为他太年轻气盛，因为青年意气，而见解多变、反复无常。

不仅如此，他年轻时期之所以会产生破除家庭的激烈主张，也与卢梭的倡导分不开。卢梭的观念在其身上有很深的烙印。卢梭对社会的产生和分析，社会从自然原始状态演化到复杂的城市，这时人类腐化了：他天生的自私转变成一种伤害性要大得多的本能，他称之为虚荣，其中包含自负和自尊，每个人都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自己，因而企图让别人对他的金钱、力量、智慧和优秀的品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天生的自私心变得好胜和贪婪，于是疏远别人，把别人视为对手而不是兄弟，从而使别人与自己疏远。疏远导致了人们的心灵病态，其特征是外表和真相之间悲剧性的分离。正如卢梭所看到的：竞争的罪恶摧毁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公有观念，并激发了人类所有最邪恶的品质，包括剥削他人的欲望。这使卢梭不信任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作为社会犯罪的根源。卢梭的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也影响了俄国民粹派的托尔斯泰,刘师培同样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管现实情况，只要符合他们超越的文人理想。这种思想特别适合刘氏处在列强环伺的不那么愉快的现状之下，卢梭的思想对刘氏有莫名的吸引力。

这可以刘师培的《利害平等论》为例。他强烈地批判西人的利己心。他说：“近世英人边沁以为兴利，当衡其轻重厚薄。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公利，不能背驰。惟人己互利，大利乃成。推其意旨，盖以非利物不能利己，则仍以利己为本位。既以利己为本位，由是倡利己之说者谓人类只有利己心，爱他心者特利己心之变相也。此说一昌，民兢趋利，由是蓄于心者为功利，行于世者为强权……”他在文中批判了严复的“正谊”“明道”的计功利的解释，“是则今之所谓善恶不过古代一二人之苦乐而已，且一二人之苦乐必与群众之苦乐相背而驰。即使与民间苦乐不相背驰，然苦乐由心而分则善恶亦由心而定，心以为善则加以善，心以为恶则加以恶名，不过以意见为善恶而已，奚足以定利害之准哉？要而论之，利害者造于人心者也。夫人心有造境之能，如文人学士遐想所寄，见闻而外别有会心，由是默运神思，独标远致。诗歌则流连景光，图画则白描山水，是皆新能构境之征。人心所构之境非宇宙固有之境，则目前之利害又安知其非吾心所构之相哉？若谓利害有境可凭则死于沙场，世人以为至苦而忠臣义士或甘之。如贻斗粟赢金，俗之视为至宝而通人远观则或避之如浼，则利害岂有定哉！”他最后说：“是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其理久具于民心，所以蓄而不发者，则以利害之心胶固于中，而一二倡邪说者复以利害相煽，利心日炽，遂至自丧其真心，使人人晓然于利害为幻象，舍趋利避害之妄念而用其固有之真心，成则为万国之导师，不成则墟中原为赤地，夫复何事不可行哉！”其论说惊心动魄，但细察其内容则为文人浪漫主义式的呼喊，缺乏实际的操作程序，因为革命是一种系统工程，不可能一夜之间通过暗杀或联络会党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一旦革命遇到挫折，刘氏便会走向浪漫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而刘氏从上海期间到日本初期的激烈排满、信奉卢梭的民权学说到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泥潭正是走了一条永不归去的道路。

1907年，《天义报》着重介绍了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此文先后两次在该报翻译发表，并加了按语。按语指出：“此书之意，在于使中国人民不复仿行西法，其言最为沉切。至其要归，则在中国实行无政府。彼以中国无政府，则外患自息，人人不为政府尽职，则政府不复存，此即所谓以消极政策而至无政府也。”刘师培等人高度肯定了托尔斯泰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指责，尤其欣赏他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赞美。另外，天义派为了批判白种崇拜、全盘西化思潮和欧洲工商业立国，接受了托尔斯泰对儒佛道高度评价而批判资本主义诸国道德为伪道德等的观点。在重视小农的地位以及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上，刘师培与光复会的成员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的提倡上，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曾经提倡过，但章氏后来又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张继也丢弃了这种幻想，惟有刘氏在日本期间坚持这种乌托邦的幻想。但由此可以看出，对托尔斯泰的赞美，又使得刘氏坠入了对传统农业和谐社会的礼赞，这与他对老庄思想的赞美是分不开的，文人式的田园生活的幻想使他在乱世中想找一片净土，这不能不说是刘师培致命的弱点。而这一切与他接受卢梭自然状态的社会理想又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刘师培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考察

作为国粹学派的主将之一，刘师培的国学思想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研究，但是关于刘师培的文学思想则较少研究。本书试在这一方面进行一次充分的总结。

刘师培在20世纪初叶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中指出，在上古文化系统中，“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发喉引声，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微、羽；商、角响高，宫、羽声下。高下既区，清浊旋别。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则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则析分南北为二种”。他指出中国古代南方之文与北方之文的区别：“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之文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按照刘师培的说法，“西汉之时，文人辈出。贾谊之文，刚健笃实，出于韩非；晁错之文，辨析疏通，出于《吕览》；而董仲舒、刘向之文，咸平敞通洞，章约句制，出于荀卿。盖西汉北方之文，实分三体：或镕式经诰，褒德显容，其源出于《雅》、《颂》，颂赞之体本之；或探事献说，重言申明，其源出于《尚书》，书疏之体本之；或文朴语饰，不断而节，其源出于《礼经》，古赋之体本之。”

刘氏指出周代之“《诗》篇三百，则区判北南。《雅》、《颂》之诗，起于岐、丰；而《国风》十五，太师所采，亦得之河、济之间。故讽咏遗篇，大抵治世之诗，从容揄扬；衰世之诗，悲哀刚劲；记事之什，雅近《典》、《谟》”。刘师培谈到周代美术的特点是“礼与文合，而美术以生，非礼文之外，别有所谓美术也”。

其论东周文学，云：“春秋以降，诸子并兴，然荀卿、吕不韦之书，最为平实，刚志决理，断以为纪，其原出于古《礼经》，则秦、赵之文也。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韩非之宕跌，起于其间”，而“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所思，茫乎其不可测矣”。他说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世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

刘氏评论魏晋代之际文体的变迁，“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曹植词赋，涂泽律切，忧远思深，其旨开于宋玉，及其弊也，则采择艳辞，纤冶伤雅。嵇、阮诗歌，飘忽峻佚，言无端涯，其旨开于庄周，及其弊也，则宅心虚阔，失所旨归。左思诗赋，广博沉雄，慨慷卓越，其旨开于苏、张，及其弊也，则浮嚣粗犷，昧厥修辞。”刘氏之评论南北文体在清代的变化时说，“清代中叶，北方之士，咸朴蹇冗，质略无文；南方文人，则区骈、散为二体：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治骈文者，一以摘句寻章为主，以蔓衍炫俗，或流为诙谐，以稚威、容甫为最精。”

第三节文学与妇女解放运动

晚清成效最为显著的是倡导妇女解放。传统社会的女子被禁锢于闺阁绣房之中，很少与社会政治结缘。而这时一批又一批的女子通过学校走向社会，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在1910年的天津失城十周年纪念会上，以女学生为主的女界与会者竟达数万之众，高等、普育等校女生争相登台演说。她们不仅单独会议，还常常与男子共同集会，决心“洗去我二万万女同胞四千年来奴颜之辱、分利之羞”。在清末的各种政治性社会性集会以及博览会、演说会、运动会中，都可以看到女学生的身影。

1905年《字林西报》记者参加了务本女校一次集会后评论道：“二百多名妇女参加了有男子参加的公共集会，仅仅这一点就表明：中国确已觉醒。”“当一个国家的妇女也开始对涉及公共福利的事情产生兴趣的时候，这个国家便处于向一个更高目标进军的顺利的阶段。”女学生们闪现于清末爱国民主和除旧布新活动中的飒爽英姿，成为中华民族觉醒与新生的重要标志。如果考虑到这是一个连姑娘们天足上街、乘有轨电车和在饭馆就餐也可视为十年间翻天覆地变化象征的国度，那么上述活动的确有石破天惊的意义。随着视野和活动范围的扩展，女学生们产生了强烈的自尊自豪感，对女性的权利声誉倍加珍惜爱护。1906年，《杭州白话报》刊出一篇题为《人道与妇女》的译文，污蔑女子只比猫狗略高一筹，不配讲人道。女学生深以为侮，再三去函辩驳。

妇女在晚清开始觉醒了。到了清末，大家都革命，男子革命，女子也革命。秋瑾的词《满江红》：“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她说你把我做蛾眉，我不屑于，不愿意做一个女子。据吕碧城的记载，秋瑾有一天来拜访她，吕碧城门前的佣人通报外面有一个梳头的爷们要见她，秋瑾穿着男装像是爷们，可是她还梳着女子的头，后来她们谈得很投机。秋瑾就留下来跟吕碧城同住。第二天早晨吕碧城朦胧地一睁眼，忽然间看到一个人穿着靴子，她大吃一惊，原来秋瑾还穿着男子的靴子。秋瑾这个时候就是女性的觉醒，她就把女性的觉醒写到词里边去了。“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我是女子，不得与男子并排并列，可是我的内心比男儿还要激烈。辛亥革命前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从中期以后论调中女子复仇的态度渐渐起了变化，作者们就男女问题与社会、经济方面等问题具体结合起来谈论妇女解放。其变化原因可能是感觉到复仇论的非现实性，或是通过幸徳秋水等人的帮助更理解了无政府女性解放论，其代表性文章是《女性解放问题》。在该文中，何震改变了初期主张的结婚和离婚自由、一夫一妻制、男女共同教育及共同社交场出入等的种种态度。她认为这些主张不过“肉体上之解放”，而为了实现真正自由和平等，惟无政府革命能解决男女之间的根本问题。

柳亚子撰《黎里不缠足会缘起》，开篇即引用“西哲”之言：“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这一新的时代体认，也使立身潮头的晚清激进的妇女论者，自觉以推进“女界革命”为己任，要求女子完整地拥有受教育直至参政等各项基本权利。

实际上，柳亚子等人也明白，现实社会中，女子的地位还在受专制政权奴役的男子之下。而依据其所崇信的“天赋人权”理论，社会革命应以实现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为目标。因此，诸人所热心鼓吹的“女权革命”，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权革命”的基础，列为当务之急。不必说，妇女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到拥有十足的女权，期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也是“女界革命”在20世纪初，还只是少数先觉者的呼唤的原因。意识到其间的艰难，为使女性尽快从“男尊女卑”的禁条中解放出来，使“女界革命”真正变为女性群体的自觉行动，利用历史资源，以增进女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也被晚清先进之士当作启蒙良方。在广东大多数地区，革命到来伴随着士绅和商人掌管了领导权。这一点与其他乡村的普遍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在乡村地区，商人的作用比几个广东的城市更为有力。但是该省的首府广州，在乡村地区的叛乱的压力帮助下爆发了共和革命。民军是由三合会秘密社会团体、匪帮、农民和革命者等联合而组成的，主要集中在黄河东部地带的城镇。他们攻占了惠州和同盟会领导的广东地区。其成员增加到超过了十万人。如果社会平等的远景曾经成为革命前所宣传的次要特点，既然清朝统治垮台，那么社会平等将会成为重要的目标，对于激烈的变革来说，社会平等应该成为其权力的组织基础。但事实不是这样，广东的领导者利用较早的机会孤立并破坏这种威胁社会的力量，从1912年2月开始，到了3月达到高潮，此后又持续了几个月。

触发同盟会革命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出路被葬送，科举制度的废除则成为直接诱因。一旦它们失败，就会努力从在情感上和智力上有联系的精英中解脱出来。他们的梦想并没有变成既存社会秩序的关键。重点是放在避免产生未来因工业发展而造成的社会混乱，但也有例外。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是有利的，即使人们愿意接受改革。尽管所有广东的革命领导人绝不会接受温和的观点，这一点从外观上来看与中国其他地方广泛的改革者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改革者与革命者是相似的，广东政府大都持这样一种判断。好像保持秩序比放弃新的秩序更可行。广东的士绅和富商也许会被新的广东政府的改革热情所困扰。在其他地方，共和革命掌权的组织成员经历大体上是一样的。

在1911年革命中，中国的社会精英，尤其是士绅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面临着来自上层的控制，还有来自下层民众的威胁。他们对这场新的危机的适应是非常成功的。

在从清朝专制统治解脱之后的新的自由气氛中，在精英中开展的政治活动非常热闹。一项研究认为在革命的潮流中一共形成了三百多个政党，但发现有十五个政党是值得讨论的。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十五个政党里面，一些政党也并不是为了赢得政治权力，许多其他的政党只是支持个人野心的俱乐部。但是政治组织和宗派活动的利益，在君主专制下是被严格禁止的。

报纸也如雨后春笋般萌芽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报纸和杂志总共有60种，到1913年有487种。到了1912年暮春，四川的首府成都有7种日刊报纸。这个省最主要的商业都市重庆，有6种日刊（与此相比，革命前只有2种）。广东据报道在1912年有24种，等等。至于大多数的政治活动，代理人由于教育成就而受到限制。报纸有许多，但是只占人口的一部分，阅读者是很少的。当时熟悉这一切的外国人估计汉语报纸在中国的中部进行大量发行的每天只有2万份。要点是，即使与最近的过去相比，士绅和商人中间的交流与政治组织的水平在1912年、1913年初显著地上升。当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并没有被组织起来，但是在省以及国家通讯和委员会中的精英前所未有地带动了起来。最后导致各个领域的参与各级参议院和新的政府行政主体的政治热情大为提高，甚至到乡下和更小的行政区划内都有参与的热情。

共和初年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社会的更加自由以及精英中的旧式传统更加松散。全国的共和规划都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因为清朝专制统治的被推翻，随着王朝的崩溃，男子的满洲式发型被割掉。例如，在山东，周自齐是督军，他是由袁世凯任命的，他剥夺了那些不割辫人的选举权（尽管他后来才得到北京的任命）。在几个城市，警察或者埋伏的共和的狂热者利用理发店的工具将过路人的辫子割掉。还有一些人坚持着。驻扎在天津到浦口铁路沿线的张勋的私人军队仍然留着辫子以表示对共和制的蔑视和不满，尽管张勋接受了整编，但是并不总是听从袁世凯的命令，他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代的旧式军队指挥官。总的来说，除了一些城市中心以外，普通的民众并不乏呼吁新的黎明时代来临的热情，他们希望明天过得更好一些。

冯玉祥，后来成为著名的军阀头子，当时在直隶只是一个中级军官，在他的传记中描述到一些士兵听从袁世凯的命令割下辫子后禁不住哭起来，所以他感觉到有必要给每一个士兵一枚大洋以克服对割辫的抵制。在四川，据报道说1912年春发生了前清的起义，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清朝统治，驱逐外国人，杀死没有辫子的汉人。国家为了争取新的发型的战役的结果是喜忧参半。但是对于那些采取这种措施的人来说，不管是自由的还是被迫的，都表明与过去的公开的决裂彻底完成了。这是自由的象征。

同时与男子发型变化的是过去的态度和风俗习惯的彻底衰落。西装成为城市精英的流行服装。旧式官员之间见面的叩头被废除了。北京新上任的总统称自己为先生。大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这些政府的代表都要先与选民见面。湖北革命政体所控制下的长官因为坐在帝国前辈们的轿子里而广受批评。关于教育的国家会议在1912年夏举行，围绕着孔子的诞辰是否应该被学校纪念而产生了分歧。中国的新年定在1913年，在2月6日这一天的旧历年，这一天的度过与元旦相比在北京没有传统的庆祝的迹象，当时北京装扮旗帜以庆祝共和国诞生一周年。北京发生的这些变化尽管相对保守，但是提示着在城市中心所发生的广泛变化。

西式学堂的学生继续并且也许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这样的学校在革命之前已经开始发展，在学校事务方面代表了他们的声音。中国的报纸抱怨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像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想“指示谁将任他们的校长和教师，并且说他们应该如何表现”。袁世凯鼓动说“学校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服从”，他揭露了学生们对教师的漠视以及忽视纪律的态度。他说：“学校的学生和员工们应该意识到要培养共和的礼仪，自由和平等只有在法律的范围内正常进行，人们的优秀才能才能提高。”对于旧的社会，态度上的分裂不足以威胁到整个秩序，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值得注意的。

当时新的社会发展对于未来有着重要意义的是妇女运动。19世纪80年代，在康有为的领导下一群男子倡导在其家乡地区开办禁止缠足的协会，但是后来由于害怕政府不支持政府以外的政治组织而紧张地解散了。即使这样的苍白无力的对于女性解放的一点光亮在1890年之前也不能幸存下来，而这时康有为希图重新尝试，而这种禁止缠足运动在全国其他地区发展起来。

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些女子采取她们自己的措施来反抗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和社会压迫。在新的世纪的最初的几十年内，虽然很少，但越来越多的妇女或者在中国或者在国外，通过西式的教育来追求个人的解放。在1911年革命中，长江下游地区、广东和福建的妇女组成了穿着军服的军队。浙江组成的女子公民军成员多达四十五人，1912年1月被黄兴遣散。

共和初年，一些参政权扩大论者提出了妇女投票权的问题。领导革命的同盟会组织主张妇女的平等权利（尽管不是普遍的成年妇女参政）。参与投票的热情以及在省议会中要求平等的席位还是被孙逸仙的南京政府所回绝了。妇女们则以投掷炸弹相威胁。妇女的投票权通过了，但是被宣布无法操作，直到不久以后在北京集会的国家协商议会才得以重新考虑。这一次，几十位妇女进入会场并砸毁了窗户。当时英国军队中的妇女参政论者的影响在这些政策中影响很大。之后关于妇女参政的议案在广东的省议会中被引进，这个省的行政是由同盟会分子所控制。但是省议会否决了这个法案，结果遭到了被任命的十个妇女议员的坚决反对。“无投票权不如死亡”成为广东妇女参政论者的呐喊，她们继续表达愤怒情绪。

尽管还发生了其他深刻骚扰社会的问题，但是革命领导人还是及时解决了当时的矛盾。孙逸仙尽管受到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谈判的压力，但是他还是觉得要推迟解决这个问题。1912年8月，他在北京宣布妇女的平等权利符合原则，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坚定的政府一定要建立起来。上海的一家政治上持左翼保守态度的报纸宣布妇女受教育不够不具有投票权。这种看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能够通过限制的教育和财产资格不允许妇女具有同男子一样的投票权。

明显的，比社会上一少部分有权利的妇女积极分子更有力量的人群已经聚集起来，要求获得更大的法律上的权利。虽然最初进行了一番较量，但是为以后的重新努力奠定了基础。回国的一些男性学生在上海于1912年春开始了新的一幕：“人们看到女孩子迈着天足在大街上走路，乘坐有轨电车，在餐馆里就餐不禁感到由衷的高兴。对于我来说当知道了十年前那些严酷的规矩，新的生活将全面开始。……”1912年秋季，上海的一个学生社团争论说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自由婚姻制度。妇女也参加了讨论。即使很有限，但是这些激烈的震动开始发生了。她们在革命出现自由的结果以后要求逐渐放开旧有的社会结构。

广东在1912年和1913年宣布，同自由主义的命运一样，处于革命民族主义和改革的省治主义的交叉口。在其他几个省面临着特殊的决定和方向，革命后的广东的行政首脑在权威上追求西方的激进主义而不是非革命化的改革。范围非常广泛。如制订了实现普遍基础教育的计划。在政府的学校里禁止教授经典课程或者进行传统的尊孔仪式。新成立的卫生委员会开始对流行病进行治理，使用接种措施，进行卫生教育，控制肉类的销售，开展灭鼠运动。鼓励开办地方工厂，建议人民购买“广东货”。外国在香港开办的水泥公司的广东原料进口被切断，以支持地方政府所属的公司，表达对外国人的抗议。在广东，省警察厅长禁止非法解除富裕家庭所雇佣的女佣。他为女佣、逃难的小妾、童养媳、雏妓提供学校教育和避难所。懂得西方医学的医生在社会上比传统中医得到更多的支持。警察禁止举行传统的宗教节日。嫖娼、赌博、鸦片销售和消费都是非法的，等等。像其他地方一样，政府部门中接受国外教育的人是很明显的。尤其不同的是那些接受外国教育经历（与接受日本教育相比）的比例和中国基督教的地位显著提高。

1912年8月，参议院制定参、众议员选举法，仍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提交大会讨论。当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宋教仁为赢得国会选举胜利，为了满足某些政团的要求，取得其他党派的支持，公然在政纲中删除了男女平权一条。唐群英等同盟会会员异常愤怒。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女会员涌入会场，再次提出了抗议，唐群英在愤怒之下甚至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正如《大公报》所言：“女子参政团唐群英君，大闹于南京参政院，警士为之踢翻，再闹于北京参政院，议员为之退避，何其壮也。参政权不可得，而适当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之际，又将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平白的删去。于是，怒不可遏，欲以激烈手段，对付男会员，前则大闹于国民党成立会，今又大闹于国民党之选举会，掌宋教仁之颊，啐张耀曾之面，大哭大骂，拍凳拍台。女权虽不得，而女权亦可从此大伸。”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话语”普泛于生活的各个场景。20年代周作人一篇随感录中，就谈及20年代上海报贩以“看女革命的跳戏”来吆喝招徕生意的情景。谢冰莹由衷地说：“革命是其‘婚姻问题’和‘未来的出路问题’都可得到解决的‘唯一出路’。”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的景象更鲜明地体现在年轻女性群体中。“在这块居住着”淳朴农民的土地上，为了糊口，父母仍要卖掉女儿，品行端正的妇女深居简出，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代宣称男女平等的“短发女郎”。革命化的女性更加引人注目，“她们身穿制服，跟在国民革命军后面当宣传员，她们唤醒了乡村，组织起妇女协会”。“在十多个省中，有近一百五十万妇女参加了”国民革命，而判断她们是否为革命女性的外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制服和短发。“在中国，短发已成为妇女们为之献身的旗帜。”这些姑娘身着男制服，不知疲倦地走家串户，极力宣传放足、剪发和年轻人有权自主婚姻。“这些事实表明，是强烈的革命感情使她们如此行事。”当然，这个极其生活化的革命象征，也成为她们厄运难逃的标志——“中国时有这样新闻报道，一二十个妇女被当作革命者杀害了，而宣布她们为革命者的唯一证据就是她们梳短发”。女子运动乃自立于中华之一项全民运动，经过一系列改革者和革命家的激荡，女子争权运动成为20世纪一场不可忽视的运动。松江女士莫虎飞的《女中华》陆续在当时刊出。在莫虎飞的论说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释。莫氏断言：“今日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华，女子之中华也。”原因在于：“盖二十世纪之中华，有一轰天裂地之怪物焉。斯物既出，而我中华之二万万同胞姊妹遂跃出苦海，共登灿烂华严之世界。”此即“女子之革命军”。女子革命军既“以女权为目的，以女学为义务”，造就众多女国民，“则他日以纤纤之手整顿中华者，舍放足读书之女子其谁与归”！至此，作者关于“二十世纪之中华，其女子雄飞之时代哉”的预言便具有了合理性。

第四节南社等革命党人的文人侠客梦与南方革命论

近代史上革命党人的发起最先起始于南方，这与满洲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因为清兵入关后，江南成为抗清基地，在长年的革命生涯中，革命党人对于晚明的历史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借助于对南明历史的凭吊来激起对抗清革命的豪情。如陈去病凭吊当年英勇抗击清军以致断头沥血的先民，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作：

北伐当年事大难，伊人曾此下寒滩。者番恰称招魂祀，灯火楼船夜未阑。（《九月初七日新安江上观水嬉，并为有明尚书苍水张公作周忌》）

策马高岗日色斜，昆明南望泪如麻。蛎滩鳌背今何在？只向秋原哭桂花。（《四月二十五日偕刘三谒苍水张公墓，并吊永历帝》）

张苍水，名煌言，曾任南明兵部尚书。他在浙东山地和沿海一带举旗抗清。曾与郑成功合兵，入长江，围南京，直进芜湖，共下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东南震动。诗人想象当年张煌言饮血提戈艰苦奋战的情形，回忆永历帝被吴三桂所俘，在昆明被绞死的往事，不禁泪下如麻。这类诗，对于熟悉晚明史事的传统知识分子，自然是有特殊的激励作用。

一

1903年夏季《苏报》案发生，章太炎和邹容，在爱国青年的眼中，成了为革命受难的英雄象征。陈去病来到上海海滨，登楼瞭望，有诗道：

惨淡风雨入九秋，海天廖廓独登楼。凄迷鸾凤同罹网，浩荡沧瀛阻远游。三十年华空梦幻，几行血泪付泉流。国仇私怨终难了，哭尽苍生白尽头！（《重九歇浦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

同治被囚，革命多艰。当时，陈去病虽已进入中年，而所事无成，白发早生，自然感慨系之。“哭尽苍生白尽头”，生动地写出了陈去病心系革命，与革命同忧患的感人形象。

章太炎和邹容的行为，怎样使得刘师培倾倒，由他在这一年发表的三部著作可证。《中国民族志》集中阐述“光复汉族”的见解，《中国民约精义》直接呼号民权自由。两部书都署名“光汉子”。而更直白呼吁清廷应作为夷狄攘除的《攘书》，索性更号为名，署姓名为“刘光汉”。总之，从见解到用名，处处表现以阐发《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思想为己任。这三部著作也使虚龄二十岁的刘师培名声大噪。尤其是他模拟卢梭，亟论中国需要“天赋权”的《中国民约精义》，更受同代知识青年的欢迎，有人甚至作诗恭维他是“东亚卢梭”。

1903年冬蔡元培、叶翰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出版《俄事警闻》。刘师培成为它的积极成员，撰文揭露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阴谋，借以抨击清帝国的内外政策。1904年1月日本和沙俄竟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俄事警闻》改组为《警钟日报》。刘师培又和林獬等共同担任主笔。同年又相继参加蔡元培等主持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成为光复会的会员。刘师培和林獬主办的《警钟日报》，鼓吹革命，警惕俄日侵略的危险，他们在报上每日刊登国外新闻以及国内新闻，探讨日本后起的君主立宪国何以能击败俄国的原因，探讨日本的军制和武士道精神。翻阅当时报纸上的言论，对不同的见解都能够兼容并包。如他们在东北战场上所见，“记者昨行于野，见道旁骷髅累累，枯骨纵横相交错。观此情形，悲从中来……然其为有脑筋有知觉之同胞也。无疑，念我祖国自黄帝以来，沿黄河而居，由游牧而经酋长，而成一大帝国，固俨然世界上之一壮士也，历何时而何以今日之现象？……”

《光汉室诗话》：“近日无量（案：谢无量，《苏报》案发，逃亡日本）、君武自日本西京归，郁仁来自扬州，佩忍亦留沪上，聚饮甚欢，而得诗最多，君武赠佩忍诗云：‘论诗昔慕美尔顿，观戏今逢莎士披。怀才抱奇不自得，献身敢作优伶诗。’”

1905年2月23日，《国粹学报》在沪创刊。该刊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宣传反清思想。邓实为主编、黄节发表《叙》、陈去病、蔡守、高旭、柳亚子、王无生、诸宗元、刘三、黄宾虹、陈蜕、庞树柏、胡朴安等人皆为撰稿人。

在叙述列强侵略中国之新政策时指出：“夫列强之于中国，欲灭则灭，而必用此阴险之秘术者，何也？灭国新法进化之公例也。昔之灭国也，灭一姓，常以国为一人一家所私有，故亡之者必占其地，虏其居，戮其臣而后已，是野蛮之手段也。今之灭国也，灭全国以国为通国之公物……故一变为暗灭之法，先占其要地，揽其财政，笼络其政府，柔服其人民，侵夺主权，一以柔道行之，使之力尽势疲，一蹶不振，以驯扰而同化于我，即据人之所有者还以制人。”他还认识到外国侵略之新形势，“故其实行帝国主义于老大中国也。一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为政略、铁道政略、银行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税关政略为眉目……以中国制中国，即以中国灭中国，欧人之妙技具于是矣。彼官吏与无赖者，昏愚无识，无国家之思想，无种族之感情，贪鄙嗜利，安受牢笼，以乐为之用，而盗卖土地，挥霍权利，生心外向，同室操戈，以自背其祖国，残其同类而不恤，国安得而不亡，民安得而不敝也。”

刘氏与林白水（名獬）所创办的《警钟日报》在上海开始发行，两人都鼓吹革命，实行暗杀主义。林署名白话道人发表《论刺客的教育》一文，鼓吹暗杀作为革命过渡的手段。1904年11月，上海发生万福华谋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刘申叔参与其中，林设法奔走营救。林和刘都热衷于暗杀。他们在《警钟日报》上刊登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文章，并和中国古代的荆轲相提并论。而后中国刺客之少主要由于君王的禁止私人拥有武器的政策。

1906年二三月间，秋瑾识徐自华，同结金兰之好。是年始，浙湖州南浔绅士张允群创浔溪女学，聘徐自华主持校务。时秋瑾二次从日本归国，经嘉兴光复会员褚辅成之荐，自华聘秋瑾执教。两人一见如故，日夕唏嘘，或剪烛谈心，纵论家国，或倚窗唱和，竟成莫逆交。瑾曰：“如何谢道韫，不配鲍参军”，戏旨其诣。遂订生死之盟，自华为长姊，秋瑾为盟妹。遂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自华兴奋之余，作《感怀用岳武穆韵》一阕，有“秋又去，壮心未歇”，“亡国恨，终当雪”和“愿吾侪炼石效娲皇、补天阙”等语。

徐锡麟、秋瑾在绍兴发动起义、刺杀巡抚恩铭失败后，徐自华应女友之约避暑西湖，即书约秋瑾，促即晤杭，书发而噩耗踵至，自华恸哭致疾，当即为文祭告，结尾数语，最为沉痛：“子固先逝，我定长存？何敢不达，涕泪纵横。惟其文字之契，相知之沉，感念平昔，不能忘情。子生明敏，死必英灵。魂兮归来，以慰余心。”全文曾刊于沪报。又作《明月生南浦》词一阕，小序云：“中元之夕，独坐望月，家妹既病，又闻侠耗，怅然感怀。回忆前游，恍如梦寝，书寄巢南。”词云：“莲衣初褪秋光早，云破长空，又见蟾光皎。别后益怜相聚好，西湖放棹烟波渺。黄昏庭院忧心悄，剩得而今，独自伤怀抱。回首前游如梦杳，画屏依看疏星晓。”陈去病作《江上哀》哭之。其序言云：为徐、秋、陈、马作也。初诸子创光复会于江户，以企图革命。徐先率陈、马二子入皖起事，秋于浙中应之。五月二十六日，徐以事泄，立刺杀皖抚恩铭于座，已与陈、马殉焉。又十日，秋亦在越被逮死。诗云：春秋不作小雅废，思夷交侵国凌替。女真遗孽主中华，满族沦亡至堪涕。东南义旅久销沈，川楚林清藐何济。太平天国略恢张，江左偏安终失计。稽山镜水挺人豪，读圣贤书意慷慨。一朝发奋誓亡秦，巾帼须眉并磨砺。越过三千君子多，居然拔戟俄成队。军名光复阵堂堂，越角吴根互投袂。多鱼师漏寺人披，机密翻疏转成害。皖酋虽毙身亦戕，越女含愁竟同系。秋雨秋风愁煞人，沈冤七字何年霁。人亡国瘁待何如，渺渺予怀独凝涕。城头悬布要须登。前仆何妨后来继。陈去病认为革命的摇篮就在吴越之地。

据《陈去病年谱》记载：徐自华为秋瑾事赴绍兴。秋瑾被难，遗骸由善堂草草收殓，槁葬于卧龙山麓（又名文种山）西北麓张神殿背后，今越城区环城西路九号，市外办东侧。凄凉野祭，鬼雄不天，毅魄难安。其长兄秋誉章初意稍稽时日，即卜穴祖茔之侧，永固佳城。徐自华认为秋瑾生前，尚不附丽人，若附葬祖茔，实违其生平之志，况又有西泠埋骨之约。于是亲赴西湖相地，得其中苏小墓左近一地，与郑节妇墓相连，即苏堤春晓处。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千古西湖，当为之生色，同人均以为可。于是，徐自华与义女濮亚华便于此日“冒着风雪，渡钱塘江，至越中，于昏夜秉烛入文种山，探得其柩”，以重金雇夫役将秋柩移厝于常喜门外严家潭丙舍，徐自华与秋誉章商定，决择日遂发。

二

1904年，刘师培首次上书端方，言：“光汉幼治《春秋》，即严夷夏之辨。垂髫以右，日读疆斋、亭林书，于中外大防，尤三致意。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春秋》大意，九世复仇。”“值此诸夏无君之时，仿言论自由之例，故近年以来，撰《黄帝纪年说》、撰《中国民族志》、撰《攘书》，垂攘狄之经，寓保种之义、排满之志，夫固非伊朝夕矣。”“今者俄日战争，宣布中立；瓜分惨祸，悬于眉睫，汉族光复，此其时矣。观于广西会党，蔓延西南，浦东盐匪，起义江浙；汉族之民，又孰不兴我义旗，以恢复神州之土哉？俟光复功成，固当援冉闵戮胡之例，歼尔残夷，俾五遗育。尔等当此之时，幸则为王保保之窜边陲，不幸则为台哈布哈之战毙，欲求一日之安宁，岂可得哉？”“故为尔辈计，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授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刘氏规劝时任两湖总督端方投降革命党。

宋教仁《呜呼！湖南与端方》说：“湖南巡抚端方初到任时，即调满员来湘，委办警察，近又从荆州驻防内挑选旗兵一百三十名，来湘教练新操。呜呼，彼端方者，诚可谓满人中之极力振作者矣！呜呼，彼端方之极力振作者，乃竟出于满人中矣！呜呼，彼端方辈之满人中，尚知极力振作之为要矣！”湖南自曾国藩办练湘军以来，镇压两广之太平军，始才著名。再者，湖南山川交错，形势利便，长江上游之堂奥。湖南民，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庚子唐采常自立军起义，总机关设在汉口，而主要军力则在湖南。所以宋氏认为，“端方而欲监察湖南也，则其方法自不得不周，其手段自不得不辣，举警察、练兵之权而悉归诸其同族……呜呼，今而后，湖南人其休矣乎！一言一笑，皆不出满人洞鉴之中，而游说暗杀无论矣，一举一动，皆难逃满人压制之列，而斩木揭竿无论矣。呜呼，湖南人其休矣！汉族人其休矣！”

盖当时的革命者以传统的种族主义观点排满实不出中国历来改朝换代的思想，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灾祸无不出于满洲之腐朽统治，所以认为端方对湖南的控制，实为革命之挫折。刘氏更是以劝端方投降为志。但当时问题相当复杂，日俄战争在中国满洲也就是清政府的发祥地展开，刘氏朦胧地认识到比满洲更加危害的是日本的崛起。所以《警钟日报》上竟然会刊登笔名长白世忠的文章《综论排满之实行家》，文曰：“自吾满洲入主中国以来二百余年，与汉族婚姻不通，谱牒不紊，是以种族思想一日不能消减。在汉族庸众间，驯顺奴隶固多，其枭杰者则时有非常之冲突，然当吾满洲全盛之时，虽小腆不靖，不足为患。历观前事若三藩、若川楚、若林青、若洪杨皆以汉人代表排满思想者，幸旋即就灭而吾满人子孙世官世禄犹得安享太平，甚盛事也。咸同以来，国运就衰，加一欧美风潮日益腾汹，防范稍疏而汉人之排满党，亦因而愈炽。其间有著书演说、运动青年，或漂泊异国，组织党会，大抵志行薄弱，可言而不可行，此汉族书生之旧习气耳。”

更有意思的是说今日革命排满气焰“如火燎原不可向耳，且将利用外人以肆其间。……夫今之弑君鸩母荼毒宗支、幽废共主者非广东人□□氏哉……而广东人遂为排满之主动力矣”。他观察满人不足以把持朝政，“孰意汉人之中，凭席外交，把持政务，倾覆吾满洲者正大有人，举其巨魁则前者安徽之李鸿章，后者有浙江之王文韶。李鸿章奉使俄国，立喀希尼密约，以吾满洲根据地贻赠外人，即宋人联金灭辽、联元灭金之固智，今其成效已睹。我祖宗陵寝之地遂为战场，祸水怀襄，且及北京。彼李鸿章功成身退，含笑于九原矣。浙江自昔梗化，如吕留良、齐周华、龚自珍之流，亦世相承，有如衣钵。至今尚有章炳麟其人，然皆逞快笔舌，吾所谓书生旧习气者耳。独王文韶亦禀受浙江之遗传性而行事大与相反，观其表面若甚与吾满人和睦，凡廷臣倡议维新如废科举、立宪政之类，此人必力争之，且为甘言以诱吾满人曰祖宗之法不可废。呜呼！吾祖宗有何良法，特汉人亡国之法耳。不愿世势之流极若何而但守成法以囿民智，彼其心未必悉昧，至此，度亦苏秦诱齐缗之故智，有意败坏之以为报燕地也，此则排满派之绝有力者也。”

他还认为清政府的失败之处还在于“彼汉人犹未足，乃借材于异国英人赫德者，李鸿章之所介绍也。彼挟其祖国之势力，举吾大清之财政权而总揽之，于庚子事变以后，尝倡议分割吾国，列强相持，其策不用。今者又恫吾满人削弱已甚，思得一扰动汉人之法。若谓尔汉人日言排满，而无以为倡导多数人心之起点，是为无谋也。若以吾加加赋之策行之，朝令一布，夕烽起矣。岂不胜于民族空言之万万哉。夫吾满人恃朝三暮四之术以笼络汉人者，只此永不加赋一言耳……”，但是，“汉人尝言官逼民反而从不怨及皇帝之者独赖此耳。今赫德乃欲吾昌言加赋，以挑动汉人之叛心而反阳为美名以欺吾人以为一切加赋则一切新政可实行，岂一加赋则一切民心皆已浮动哉……”，这位作者认为无论清廷以实行新政为名还是固守祖宗之法，都不足以挽救其衰亡的命运。而革命派只不过是以排满为赢得民心的志愿罢了，西方的侵略尤其是将来亚洲日本之威胁是不可动摇的事实。《警钟日报》刊登这样的文章，足见刘氏其实对清朝未尝没有一种同情，但限于当时革命的气势，他认为投入革命更为有利，对于自己的将来充满着许多向往。

但同时，敏感的刘师培已预感到将来亚洲近邻日本必将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但反观国内，扬州、镇江、广州、湖南等地，民不聊生，巨额的赔款沉重地压在昔日一老大帝国之国民身上，使得其不堪重负。虽然，他也曾豪迈地写出《醒后之中国》这样的对前景充满乐观的文章，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吾友作诗一章寄余，且问其可为中国之国歌否……其音雄壮，其意简括。虽然，其可为国歌与否，吾不敢言。吾所敢言者，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地球终无统一之日则已耳，有之，则尽此天职者，必中国人也。”但现实的中国，是在日俄战争的进行当中，竟然在中国满洲出现了所谓的“二十世纪之梁山泊”，即满洲之马贼。“马贼何起乎？盖自俄人闯入满洲以来，用其惨无人道之手段，洗刮其地域而虐待其人民，备极狠毒，惨无天日。满洲人民不堪其虐，乃相与团结屯聚，据寨堡，备器械，习技艺，以为卫身家保妻子之计。其后聚众日多，良莠不齐，习为掠财杀人之举者，往往有之。于是满洲官吏指之曰‘会党’，目之曰‘盗贼’，且以其善骑马也，遂以‘马贼’称之……马贼发达之历史，离合变迁，不可究极。自去岁日俄开战，各用其牢笼驾驭之法，以招致之，而马贼遂有二个之党派，即日本党与俄国党是也。……呜呼！我祖宗汉武、唐宗所经营的玄菟、乐浪郡之同胞，我先民袁崇焕、熊廷弼所经略的沈阳、宽甸间之遗族，公等有十倍于杜兰斯树独立旗时之土地，有五倍于玛志尼建共和国时之徒众，负此资格，遇此机会，而乃不知自由独立为何物，惟献媚于盗与招盗之人，且旁及他盗焉，呜呼，不亦大可羞也乎！”最先破坏中国的倒是那些汉民，为生计所迫，不惜出卖国家，与俄国和日本为伍。刘氏哀叹国民愚昧无知，不知爱国心，是为中国病弱之根源。他认为应该致力于对公民性的改造，使其知有羞耻心和爱国心。

这年夏，马君武等利用暑假教军国民暗杀团制造炸弹。马君武是同盟会成员，他主张暗杀以获取革命成功。1902年，马君武译《俄罗斯大风潮》，大赞“无政府党人者，各国政府之最大公敌也”。无政府主义者，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大都主张暗杀，这一点也不奇怪。

1903年，梁启超发表《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在列举了“革命万不可行”的理由后，提出“故夫暴动者，宗旨与手段，两不得秘密者也……虚无党于诸种手段之中，淘汰而独存此优胜者，可谓快事，可谓快人”，并明确宣称：“虚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则吾所不敢赞同也。”企图把人们的行动纳入一条鼓吹—暗杀—改良的轨道。1905年，梁启超又特著《中国武士道》一书，起槽沫，讫李广，并准备续至张汶祥，传列历代名将侠客，并宣扬其用意不仅“为学校教科书发扬武德之助”，同时隐含着为立宪派的暗杀活动寻找合理依据之意，以证明它与传统士风的契合。

从反对清朝专制统治这方面来说，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派也曾携手同行，互相呼应过。

刘师培在《论激烈的好处》中说：激烈的好处在于，“第一椿是无所顾忌……第二椿是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这平和党的人各事都要保全，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坏。我明晓得这破坏的人断断不能建设，但是中国到了现在，国里头的政府既坏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异族人占了去，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字，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第三椿是鼓动人民。由前两椿比起来，说空话的人是比不上做实事的，但这一种的人，于现在的中国也很有益。从前法国有两个文豪，一个叫作卢梭，一个叫作孟德斯鸠，他说的话都是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都是被他鼓动起来的。”刘氏的用意在于鼓吹激烈的暗杀来燃起革命的烈焰，不激烈就不能成其事，实行排满之破坏。

晚清内忧外患，自是“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志士得以实行破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朝廷鞭长莫及的日本，以及国内租界、香港的存在。激烈的行为多来自海外尤其是日本的留学生和流亡者，而孙中山等人也都将海外和香港作为输入革命的基地，这样就不难理解这个时代的知识者反叛心理的特殊性。不必要揭竿而起落草为寇，只要踏出国门，就可以放言高论，不把朝廷权威放在眼里。

1904年，刘师培参加光复会。光复会的龚宝铨也在上海组织暗杀团，与陶成章、敖嘉雄、黄兴暗中配合。暗杀团成立以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龚宝铨想扩大组织，是时陶成章来上海，龚、陶在东京时已成刎颈交，两人密商后，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组织一革命团体。因章炳麟在狱中，惟蔡元培系清朝翰林院编修，声望素高，欲推为领袖，以资号召。陶成章素知蔡元培书生气重，恐不能相容，反使工作造成不利，于是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请陶成章参加。

《警钟日报》被查封以后，刘师培曾流亡于嘉兴、安徽芜湖。在此期间，曾参与黄氏学校，专门从事暗杀工作，同时加入岳王会。由于遭受清廷的监视和迫害，1907年2月13日，刘师培听从马君武的建议，应章太炎等人的邀请，携其妻何震、姻弟汪公权并苏曼殊一起，东渡日本。

三

1905年之后，革命志士纷纷加入同盟会，占领文坛。陈去病、柳亚子亦先后加入同盟会，高天梅任江苏同盟会支部长，上海三大革命报纸《复报》创办人田桐、《兢业日报》创办人傅屯良、《中国女报》创办人都是盟友，许多著名盟友借三报纷纷发表革命檄文，引发清政府的严密监视。

甚者，景定成、景耀月等在日本成立“复古社”，高燮厌倦革命，倡“寒隐社”，自称“方结寒隐社而无意于世”，而高旭也开始消沉、退缩。更令人惊讶者，端方由两江改督直隶，他的随员名单内，竟有刘师培夫妇的名字。任过《国粹学报》主笔之一的蔡守等人，公开颂扬拟古派词人吴文英，贬低辛弃疾等。陈去病深感南社应迅速组成的必要。但杀机四伏，放在上海进行，不如苏州隐蔽。适苏州电报局之毗陵人张寀甄为其子侄几次恳聘，陈去病为利于联络同志又能隐而行之，便答应去苏州做了西席老夫子。并推荐叶楚伧代他赴汕头，主《中华新报》。于是1909年南社正式成立。《民吁报》1909年10月29日发表了宁调元在狱中写的《南社诗序》，分析诗歌的作用，阐明南社命名的意义在于“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明确表示继承复社传统，提倡写作怨、怒、思的作品。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宣告成立。南社首次雅集前四天，柳亚子从黎里乘“新记班”小火轮，半天后到苏州。次日，冯心侠和归国不久的俞剑华也从太仓赶来，集于金阊门外惠中旅馆。阊门一代，历为苏州繁华之区。晋陆机诗云：“吴趋自有始，请自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蔼蔼庆云被，泠泠鲜风过。”（《吴越行》）唐白居易《登阊门闲望》有“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之句。至明清，更是商贾云集，店肆林立。曹雪芹《红楼梦》中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惠中旅馆乃一幢两层走马堂楼，气派不凡。

陈去病尽地主之谊照拂一切。时适艺人冯春航在惠中旅馆附近的戏院里演戏，柳亚子素与冯友，除了协助陈去病做准备工作外，便天天做了顾曲周郎，喝酒看戏写诗，相互唱和。

冯心侠名平，字壮公。同盟会员，与俞剑华同籍太仓，9月遭追捕，传闻已被杀害，此时悄然来苏州，陈去病几乎目瞪口呆。柳亚子即诗：“相期作吊横塘去，岂意吹箫吴市来。”时时势甚紧，谣言四起，成立大会会址虽择于地僻之张公祠，但还有人认为有险。幸陈去病在浙江时就与诸宗元（贞壮）、胡颖之（栗长）友密，故消息灵通，大会得以安全进行。

自从南社成立以后，革命成为南方革命党人的专有名词，在当时执舆论之牛耳的梁启超关于“革命”的释义中就有着经典性的解说：“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梁启超说，“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对于当时革命话语的流行，梁启超有深切之感受，说：“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

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庚等编《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11页。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二），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7年版，卷一上，第452—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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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约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可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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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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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作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十三，时作者在扬州。手稿原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端方全宗档案”内。现据《历史档案》1998年第3期刊布抄录。
原载《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1905年5月24日），收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宋教仁先生文集》，1982年版，第281页。
《警钟日报》甲辰二月初十日（1904年3月），第六号《综论排满派之实行家》，署名长白世忠。
《醒狮》第1期，1905年9月29日，署名无畏。
宋教仁：《二十世纪之梁山泊》，载《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24日。
关于马贼的问题，刘师培曾于1908年6月14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齐民社举行的第六次集会上作演说，认为马贼之劫掠乃说明世界贫富不均。参见《衡报》1906年6月。
马君武：《〈俄罗斯大风潮〉序言》，《俄罗斯大风潮》，广智书局1902年版。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7年版，卷一上，第369—375页。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8—130页。
激烈派第一人（刘申叔）：《论激烈的好处》，载《中国白话报》第6期，1904年3月1日。
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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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释革》，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7年版，卷一上，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