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云飞渡

每到午后，那居室的窗户透光度增强，我跟石大妈对坐聊天，就觉得格外惬意。我们的话题，常常集中到一本书上。那是薄薄的一本书，1961年我曾拥有过，在否定一切“旧文化”的狂暴中，又失去了它，但到1981年，我不但重新拥有了它，而且，还买了一册那年新版的送给了石大妈。

我跟石大妈说起，1979年初，还没搬到我们住的这栋楼来的时候，曾见到一位法国来的汉学家，他给自己取的汉名叫于儒伯，交谈中，谈到了这本书，我说可惜现在自己没有了这本书，也买不到这本书，他就笑道，可以送我一本，不过，那可是法文的，如果我想利用书里的资料，提出来，他可以把相关片断从法文回译成中文，送给我。他当然是说着玩儿。试想，以下这些文字中译法后，再法译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异：

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各色灯彩多以纱绢玻璃及明角等为之，并绘画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市人之巧者，又复结冰为器，裁麦苗为人物，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殊可观也。花炮棚子制各色烟火，竞巧争奇，有盒子、花盆、焰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盘落月、葡萄架、旗火、二踢脚、飞天十响、五鬼闹判儿、八角子、炮打襄阳城、闸炮、天地灯等名目。富室豪门，争相购买，银花火树，光彩照人，市马喧阗，笙歌聒耳，自白昼以迄二鼓，烟尘渐稀，而人影在地，明月当天，士女儿童，始相率喧笑而散。市卖食物，干鲜具备，而以元宵为大宗，亦所以点缀节景耳。又有卖金鱼者，以玻璃瓶盛之，转侧其影，大小俄忽，实为他处所无也。

这本书，就是《燕京岁时记》，是一部文字简约而精美的，按季节嬗递记载北京民俗的随笔集。作者是清末的富察敦崇。它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906年）付梓，很快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日本也翻译出版过。我读了这本书，就有一种憬悟，那就是，社会生活除了政治层面，还有与芸芸众生更加密切相关的，包括诸多琐屑俗世乐趣在内的生活层面，帝王将相，大政治家，职业革命家……有的对这些俗世生态嗤之以鼻，若觉妨碍他们的伟大事业，禁绝、扫荡起来是决不留余地的，但是，毕竟这世界上还是渺小、卑微的芸芸众生居多，他们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顽强地寻求小乐趣的“劣根性”，却是万难斩尽杀绝，是一定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1966年夏天至1976年冬日的大风暴不可谓不猛烈，但到1981年我和石大妈对坐闲聊时，那十年里被批判、扫荡、禁毁、藏匿的一些文化与习俗，却又迅速地复苏、重生，舞台上又有传统剧目上演，电影院里以正面评价重映被批判过的影片，被打倒过的作家的作品结集为《重放的鲜花》一时洛阳纸贵，《燕京岁时记》这类的古旧“闲书”也重新出版，而我和石大妈聊起其中的内容，比如“五月下旬则甜瓜已熟，沿街吆卖。有旱金坠、青皮翠、羊角蜜、哈密稣、倭瓜瓤、老头儿乐各种”，也再没有“脱离政治低级趣味”的心理压力。石大妈能把以上六种甜瓜的形态及口味非常精准地给我细细道来。

石大妈，因为嫁给了石大爷，所以我管她叫石大妈，她自己姓傅，满族人，满族入关定鼎中原以后，逐渐汉化，比如富察氏，有的后来就将自己的姓氏简化为富或傅。石大妈的祖父，正是《燕京岁时记》的作者富察敦崇。尽管隶属正黄旗的富察氏传到敦崇时早已成为地道的北京人，但敦崇在书前还是这样署名：“长白　富察敦崇　礼臣氏编”。

我能跟石大妈结识，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段，我们出于同一个前提，在同一栋楼里分到了居室，那栋楼所在的地区，被定名为劲松。

什么前提呢？叫做“落实政策”。从1973年以后，就有落实政策一说，有的在大风暴中入狱的，被放出；关“牛棚”的，让回家；受管制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松口气……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落实政策的步履十分蹒跚，大打折扣，留有“尾巴”，直到1976年10月以后，“四人帮”垮了台，又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进入了新格局，这才加快了落实政策的步伐。记得1979年初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了诗歌朗诵会，其中有句“诗”是：“政策必须落实！”啊呀，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有的观众竟至于流出了热泪！如今长大成人的“80后”、“90后”见到我这样的回忆文字，或许会发愣：真有那么回事吗？作为过来人，我保证有那么回事。那几年里，“落实政策”绝对是热词、要事。

首先，是为被打击过的老革命、老干部恢复名誉。然后，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和包括名演员、名作家在内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平反。后来，更提出并实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的被落实政策的对象，已经去世，就开追悼会，重新安置骨灰。活着的，因为风暴中被扫地出门，给其落实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安排住房。于是从1975年起，北京就开始建造几批“落实政策房”，简称“政策房”。我见识过的，规格最高的，在南沙沟，那个楼区隔条马路就是钓鱼台国宾馆，风水自然很好，里面有独栋小洋楼，有连体小洋楼，也有比较高的公寓楼，能被安置到那个区域去住的，多半是副部级以上的老干部，或者是钱钟书那样被当局看重的文化人。再一片在木樨地，是临街的大板楼，外观平常，但里面每套单元的面积，都相当可观。那时候因为住房尚未商品化，还是由组织上分配，因此人们说起楼里的单元，一般不问是多大的面积，而是问：“几室几厅呀？”我那时眼皮浅，觉得三室一厅就很了不起了，有回见到冯牧，他那时还屈居在胡同杂院狭隘的东房里，他那时已经是重新恢复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我觉得官位已经不小，但落实政策，等分房，他也得排队候着，最后是迁往木樨地的楼里，我想象着他即将迁入的大单元，问：“三室一厅的吧？”他纠正我：“四室一厅。”可见我是个“土老帽”。那时冯牧已经是正局级。后来我懂得了分房的“游戏规则”：局级四室一厅，处级三室一厅，科级两室一厅……部级么，那就起码是五室二厅，又想起曾见到韦君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晚年著有《思痛录》），给她落实政策，要考虑她那在风暴中牺牲的夫君杨述（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她可能只是正局级，但杨述级别更高，因此，当我问她即将迁往的新居是否四室一厅时，她回答我：“有七间屋子。”令我“耳界大开”。后来我到木樨地冯牧新居拜访过，也去过旁边一栋楼里的陈荒煤家，他们所分到的，均非楼里最大的户型，冯牧说他那套是最小的一种，但我置身其中，却觉得已经相当地宽敞堂皇。胡风、丁玲落实政策后，也都入住在木樨地的楼里。

另一大片“政策楼”，则在“前三门”，即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原来是北京内外城分界的城墙所在，城墙拆了，崇文、宣武两个城门也拆了，盖起了一大排公寓楼，其中绝大多数，也是用来安置恢复名誉、重新安排职务的党内外人士，王蒙从新疆回来，改正了1957年对他的错划，很快任命为中国作协和北京市作协的领导成员，头一套住房，就分的是“前三门”某楼里的一套，那格局完全不能跟南沙沟的比，跟木樨地的差距也大，但王蒙那时很高兴，我去过，觉得挺好。

还有一片在朝阳门外数里远，叫团结湖。1981年，中国作协派出以杜宣（剧作家）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一行三人赴日本访问，我是团员，我们乘汽车往天竺机场时，路过了团结湖楼区，杜宣告诉我，他头一天刚去那边的“政策楼”里看望过老朋友罗烽、白朗夫妇，罗、白伉俪曾是著名作家，但后来也被打成“反党分子”，历经二十多年的坎坷，才得迁入团结湖某楼，过上正常的生活，但他们也就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我则告诉杜宣，从维熙现在也住在团结湖。那时从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影响很大，获得“大墙文学之父”的称谓。杜宣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在劲松，他虽没有去过，却是知道的，感慨系之地说：“是呀，是呀，木樨地，前三门，团结湖，劲松……都有‘政策楼’啊，欠账太多，有的人现在还在等候哩！”他从上海来，说上海就落实住房政策而言，还很滞后，比不上北京。

劲松的“政策楼”，盖得稍晚，但规模似乎最大。安置到里面的，似乎级别、身份要稍逊。那时落实政策，最后一项叫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十年风暴中知识分子被贬损为“臭老九”——我又忍不住要加注，因为我希望有“80后”、“90后”乃至更后的人士能读到这样的文章——为什么称“老九”，因为前面有八种更糟糕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都属于敌我矛盾，知识分子排第九位，实际上等于“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对待”了，等于说，知识分子随时随地会滋生出以上八种“牛鬼蛇神”，因此臭不可闻，需控制使用，而他们的住房，则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记得1980年左右，《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盼》，真实地描写了一群从事科技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居住条件的恶劣状态，以及他们盼望得以改善的强烈情绪，引出巨大反响。因为那篇小说篇幅比较长，一次刊登不完，而报社又没有在第一天刊出后及时在第二天续登，引出许多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往报社打电话询问，有的认为一定是小说的内容又遭到某些部门和官员的否定，实行了“腰斩”，情绪十分激动，其实，报社只不过是因为刊发小说的副刊并非天天必有，才隔了几日续刊完。同时期又有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收获》杂志刊发出来，并很快改编拍摄成彩色电影广泛放映，算是以文艺形式为知识分子强有力地“正名”，将“臭老九”变成了实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香饽饽”。这就是那时候社会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而劲松的“政策楼”，也就成为安置各界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重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