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世界记忆遗产

《四库全书》与世界记忆遗产^[1]

陈晓华^[2]

摘要：《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文化集大成者，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它大体涵括了中国18世纪及其以前的要籍，并使之系统化，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最大规模汇结，保存传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它虽有不足但依旧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记忆遗产，而且《四库全书》也正符合世界记忆遗产标准。本文择其符合世界记忆遗产标准的一二特质，并就如何正确对待《四库全书》，以及如何展开申遗工作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四库全书》；世界记忆遗产

Si Ku Quan Shu and Memory of the World

Chen Xiaohua

Abstract：Si Ku Quan Shu epitomized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with extremely valuable value.It generally covers China 18^th century and its previous membership，and make it systematic.It is the largest number of documents since the existence of written literatures in China，preserving and inheriting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Although Si Ku Quan Shu is not perfect，it's still a unique mem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heritage，simultaneously，also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world's memory heritage.The article chooses one ore two character according with the standard of the world's memory heritage and talks about them，and how to treat correctly Si Ku Quan Shu，and how to work on the application for Memory of the World.

Key words：Si Ku Quan Shu；Memory of the World

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因按照经史子集四部顺序编纂，所以名“四库”；因基本囊括当时存世典籍，所以名“全书”。当时共抄写七部正本一部副本，大体涵括了中国18世纪及其以前要籍，并使之系统化，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最大规模汇结，保存传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中国古代文化集大成者，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与世界性地位，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记忆遗产。现存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四阁《四库全书》，迫待保护弘扬。

世界记忆文献遗产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项目。要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主要应具备真实性、世界性、时代性、地域性、人文性、社会价值、珍稀性、完整性等特性。《四库全书》正符合“世界记忆遗产”的要求。本文择其中的世界性、社会价值特性，对如何正确对待《四库全书》，以及申遗工作如何展开等进行了论述。

一《四库全书》真实且独一无二

《四库全书》是中国清代官方修纂的一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独一无二性，则是其他记忆遗产不可复制的。

（一）规模方面

在规模方面，迄今无有能与之相比者。《四库全书》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一是征书规模。四库修书，举全国之力征书，有各省采进、内廷藏书（内府本）、清初到乾隆时奉皇帝命令编撰的书（敕撰本）、私人进献书籍、《永乐大典》辑佚出的书籍（《永乐大典》本）等征收途径，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完备的征书体系，运行秩然的机构保证了书籍的有序征收与进呈。

二是修书规模。四库修书，参与的人数众多。参加编修的名儒大家合计有360位，参与抄写任务的3800多人。当时的学界名流无不参与其事或受其影响，书成于众手但不缺乏统一的体例，并且历时较长。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皇帝下诏征求遗书，到五十二年（1787）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写完毕，历时十余载才最终告成。而其后的一些增补修订工作，直到嘉庆九年（1804）才全部结束，是倾全国之力铸就的文化工程。

三是收书规模。《四库全书》囊括了当时中国存世的主要典籍。共收录了3503种古文献，79337卷36277册6144函103架2291100页（以上6个数字为陈垣统计），总数约99700万字（民国学者杨家骆所统计字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古今中外大型书籍，与之相比，在规模上都不能望其项背。四库馆总裁永瑢等所号称的“前千古而后万年，无斯巨帙”^[3]，并非虚言。

（二）辑佚、保存古籍方面

1.辑佚方面

《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几百种已失传的书籍，像《东观汉记》、薛居正《旧五代史》、王益之《西汉年纪》、王祯《农书》《九章算术》、秦九韶《数学九章》等。如果没有《四库全书》的辑佚保存，这些珍贵文献完全有可能随着日后《永乐大典》继续散佚而不复存在。更难能可贵的是，某些辑佚而成的书籍，是具有独一无二的版本价值的。

2.保存珍本秘籍孤本方面

（1）《四库全书》收录了不少宋元本、抄本、名家手稿本等珍本秘籍。如《四库全书》著录有宋孔传《东家杂记》宋刊本、宋林至《易裨传》的元至正间陈泰刊本、宋龙衮《江南野史》抄本，以及清冯甦《滇考》的抄本、清俞汝言《春秋四传纠正》的手抄本。

（2）著录了一些本以为失传但赖四库修书查知，或原不全而因四库修书补齐的书籍。如宋郭雍《郭氏传家易说》，朱彝尊《经义考》认为散佚，四库修书征集到澹生堂写本入著《四库全书》。汉赵煜《吴越春秋》，所著录的纪昀家藏元大德十年（1307）丙午刊本，补了其《汉魏丛书》本佚注者徐天祜姓名的不足。晋常璩《华阳国志》也靠四库馆臣以影宋本补足并入著《四库全书》。宋李明复《春秋集义》，旧本佚《纲领》三卷，四库馆臣补成完书并入著《四库全书》。明马明衡《尚书疑义》，《四库全书》著录了天一阁抄本。不过，天一阁目记载为四卷，而《四库全书》所收为六卷。第六卷承接第五卷，从《尚书》的《无逸》篇开始，到《尚书》的末篇《秦誓》，主要是介绍各篇旨意，加自己议论。显然，《四库全书》所收本补了天一阁所藏版本的缺失。

（3）著录了原未刊行由于《四库全书》著录得以广流传的。如清沈名荪、朱昆田编《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没有刊本，借《四库全书》入著得以广流传。

（4）著录了仅《四库全书》所收外间无传本者。如明康万民《璇玑图诗读法》一书，除收入《四库全书》之外，未见他处著录。这些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三）出版印刷方面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成果《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对外开放，为再编新书创造了条件，使新的丛书频频出现，促进了中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并且反映《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刻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序》一书发展了自宋沈括《梦溪笔谈》、元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以来的活字印刷术，推动了清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较二者在中国活字史上的地位更重要，价值更大，为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里程碑著作，被翻译成德、英、日等国文字，广为流传，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

（四）装帧典藏方面

以代表春夏秋冬的绿红蓝灰四色装帧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仿天一阁样式并有所创新的藏书楼的建制，开中国公共图书馆先河的所主张的仿照佛道二家藏书提倡儒藏说及其具体实践——翰林院副本与南三阁《四库全书》对世人开放，以及抄写七份分贮七地的典藏方式，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五）治学方面

因修书而提炼的治学方法，达到的治学高度，以及奠定的乾嘉学术及其学派，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二 世界性意义

《四库全书》成书之日起，便以代表东方文化的身份获得了世界性地位。四库修书之时，就有传教士把它纂修的事传回欧洲，并寄回这些版本。这些版本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4]1878年，迈耶斯（W.F.Mayers）发表了一篇《中华帝国文汇》（Bibliography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s of Literature）的文章，介绍了《四库全书》及其修纂等事宜。它以著作提要的形式，通过对著作的评述，对中国之外的东西方世界展开了认知，对明末以来的中外互动做了全面总结。它著录有不少具有世界性地位的典籍。对中国之外国家书籍的著录，共著录欧洲人著作27部，朝鲜人著作5部，越南人著作2部，日本人著作2部，印度人著作1部。虽然并没有包罗所有中国之外的东西方著述，但这些著作是当时世界信息沟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中国所能知晓的外部世界的代表，合以中国人自己著作中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可见中国之外世界概貌的。

世界各国人士迫切希望印行《四库全书》抄本，而中国1920年至1935年15年期间因受世界学术界的敦促，5次掀起影印《四库全书》的运动，也为《四库全书》拥有世界性地位的明证。1920年，法国总理班乐卫受北京当局徐世昌邀请曾参与中国计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举。因徐世昌与班乐卫共谋影印《四库全书》，法国巴黎大学赠徐世昌名誉博士，徐世昌委托朱桂辛代表他赴法接受，朱桂辛曾携带影印的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文渊阁藏书内影彩图12幅便道至欧美各国及日本赠送各国元首及各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大学创办中国学院，曾计划拨款180万法郎建“四库图书馆”，因希冀借抄一部分以及影印计划落空，建馆之举才作罢。1935年民国政府以文渊阁《四库全书》1960册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抗战期间，日本、苏联都曾觊觎文溯阁《四库全书》。

学者们则把《四库全书》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既视之为陈迹的知识金字塔，还把它与狄德罗《百科全书》相比，认为《四库全书》代表了18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知识世界，狄德罗《百科全书》代表了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方知识世界，认为《四库全书》在某些方面还超过狄德罗《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是原料，狄德罗《百科全书》是成品。狄德罗《百科全书》曾以“火光四射”的威力创导了一个新时代，但《四库全书》也曾有它适当的贡献。在体例上，《四库全书》虽多可议，然狄德罗《百科全书》，也并非止于至善，反之，它的缺点，《四库全书》体例是可予以补救并启示的。至于从人类的文化工程上说，印刷的狄德罗《百科全书》，法国版二十八大册或瑞士版三十六册，又图三册，已够伟大了，但如加上抄本的《四库全书》连底本共八部，又《四库全书荟要》（选择较重要的书）二部，总计约312000册4000万页（中国书前后两面合称一页，但此处系照西书前后两面分作两页计）来相比，那《四库全书》更形伟大了。一部狄德罗《百科全书》，可以放在我们的书桌旁的一只书架上；而一部《四库全书》，则非专有一座大建筑物放不下去。固然它的字未免写得太大，浪费了许多体积，但我们纵使把它缩成报纸上通用字大小，也非有一间大屋不能储藏。假设我们把它那长一尺四寸半的原抄本逐页相接铺起来，它的长度可通过地球直径最长处还要延出2500多里（延出部分，约等于地球直径最长处的1/3）。^[5]通过与狄德罗《百科全书》比较，肯定了《四库全书》的世界性地位，并且可以媲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乃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和金字塔。

此外，晚于《四库全书》的容括世界知识体系的大型书籍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有专门的条目介绍《四库全书》，无疑《四库全书》被纳入了世界文化体系。且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所奠定的自己最大一宗纸质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所占的比重，以《四库全书》所著录的如《水经注》《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诸多具有世界性地位的著作，以及它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也实可见《四库全书》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地位。时至今日，它获有了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等美誉。

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续古开今的内在动力，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哲理与智慧，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是足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的丰碑。

不过，七部《四库全书》现只存四部，这仅存的四部一旦消失会对全人类造成重大损失并产生巨大影响，迫切需要高度重视。

《四库全书》代表了18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知识世界，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纂修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大意义。它是能提供完整清晰认知中国文明18世纪及其以前的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轨迹的屈指可数的平台。可以说《四库全书》解读了18世纪及其以前中国文明的进程，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延续了中国文脉。因此，如果《四库全书》消失，将会损失一个能提供梳理中国18世纪及其以前文明发展脉络，以及18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知识世界状貌的至关重要的平台。一旦它消失，这些文化遗产中某些没有单行本的遗产也将会随之消失，某些仅存于其中的文明信息会随之消失，会影响对中国18世纪及其以前文明发展脉络的追寻，影响18世纪以前中国文明的完整性，进而会影响对世界文明足迹的追寻，对世界文化将是重大损失。它是一个时代及其文化的代表，它的消失，会使其所代表的时代及其文化信息受到重创，形成断层。当然，从其他管道溯源寻流，也或多或少能对断层有所弥合。不过，这个工作量会相当大，极可能会事倍功半，况且还难以达到完整系统清晰的效果。而且要获知18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知识世界的完整状貌，自然远没有从《四库全书》入手求寻便利，系统明晰全面。

《四库全书》的部分消失，就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一是毁灭了世界文化瑰宝，摧残了中国文明，是中国及其文明的巨大损失与耻辱，也是世界文明的巨大损失。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三阁《四库全书》被毁，中国各界人士无不扼腕叹息痛失文明之星。以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对世界文明而言，无疑也是巨大的损失。二是学界痛失读书治学的良友佳朋。在出版印刷技术尚不发达、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建立的中国，对士林开放《四库全书》副本及江南三阁《四库全书》，才使士林获得了广阅读的良机，为他们治学提供了方便。如当时许多学者读书治学就曾得益于文澜阁中的藏书。如陈奂《毛诗传疏》、胡培翚《仪礼正义》、谢启昆《小学考》都曾借助文澜阁本而成书，而钱熙祚刊刻《守山阁丛书》就曾传抄文澜阁中善本。因此，文澜阁《四库全书》不仅为各类丛书刊刻提供了珍贵善本，而且为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故而，《四库全书》副本及江南三阁《四库全书》的被毁，对中国文化及其学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无法弥补。三是激发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各界人士勠力抢救修缮缺书，重振文化。因战火大部分散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引起有识之士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当地士绅丁丙、丁申以家资自觉抢救书籍并补抄整理书籍，到清政府、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参与补抄整理工作，历经几十年，方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再成完书，珍藏至今。文化不灭，国家才会永存，中国人在保护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过程中体现出的高度自觉的爱国精神，影响深远，愈久弥浓。

三 社会价值

《四库全书》的世界性地位，本于它自身丰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价值。

《四库全书》汇聚了18世纪及其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中国的重要典籍，集中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清中期荟萃群籍，总汇古代知识，确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以及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的重要丛书。它“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它以官方力量确立的汉学一尊学术导向，奠定了乾嘉学术及其学派的基础，并促使中国学术文化进一步展开全面整理总结。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足可担当起促使当今社会再认识传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重任。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培育根基，才能茁壮成长，才能夯实中国人的国民性与历史性。而中华传统文化有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航，才更加璀璨，更富“时代性”。而《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载体之一，当年修纂它，意在倡导读书，普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延续文脉。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它，也不得不承认它光大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肯定它在世界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此外，《四库全书》无疑对它所属时代之前的古籍全面认真鉴别筛选过一次，且它的共生品《四库全书总目》等正是指导读书治学的良径。可见，《四库全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

自《四库全书》成书以来，整个有清一代，关注仰慕它的人不少，并掀起了搜集古籍及编纂丛书浪潮。至民国年间，它的珍贵价值仍令时人对它颇多关注，并有所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则出现了以选辑、影印为主的四库系列丛书。这些都是《四库全书》社会文化价值、精神内涵再次发挥作用的体现，是当今中国重视民族之根、倡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四库全书》的当世价值正在不断被发掘。人们从《四库全书》中寻找古人的思想智慧，寻找读书治学的门径、文化传承脉络、药世济人良方。此外，面对日益发展的书籍数字化浪潮，《四库全书》与某些大型电子书相比，可能所涵括的内容不再是第一，但它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并且它的历史记忆与储存会与时俱新，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都会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过时或落伍是与之绝缘的。

因此，宣传保护《四库全书》是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应有之义，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是发展利用《四库全书》的必然要求。

四 正视《四库全书》的不足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既有显著的历史成就，也有一定的缺陷和谬误，在学界也有一定的争议。这需要我们正视之。其不足之处主要来自对书籍的删毁改篡、版本选择及编纂质量等三方面。

（一）书籍删毁或改篡

四库修书禁毁书籍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质量低下的书籍，一部分是不利于清政府统治、有违碍的书籍。禁毁质量低下的书籍或淫秽书籍，自然无可厚非。禁毁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违碍书籍，其中或包含重要的思想、文化或学术信息，应可说是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多数禁毁书籍有档案详细记载，依类各自入册，产生了《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等禁毁书目。这些禁毁书目，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状况，也是四库遗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版本问题

乾隆帝为鼓励臣民进献书籍，在《四库全书》收录书籍时，并没有重视书籍版本问题，各书籍的版本以献书者或采进方来代替。同时，《四库全书》编纂时曾增删补改了一些书籍。因此，《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版本的可靠性，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笔者认为，这种怀疑倒可不必，《四库全书》编纂时，明文规定所收录的书籍必须是善本、足本。^[6]以帝王之命及国家之力征集书籍，料不至于征集质量较差的版本，且书籍经过层层拣选及完备的机制方能进入四库馆。四库馆臣及编修人员中不乏硕学大儒，且形成重考据的朴学之风，应能对版本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当然，《四库全书》编纂规模庞大，有漏查现象也属必然，但这应是少数。

（三）质量问题

《四库全书》还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四库全书》编纂这项工程规模极大、范围极广，工作人员的水平也不一致，加以中国官修书籍的痼疾，以及时风学风、学者好恶、管理疏漏、馆臣舞弊等因素，因此，《四库全书》也存在很多问题，反映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谬误、失当之处也不少。如搜访遗书，虽然不遗余力，但仍有许多书籍并未搜寻到，因此，《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大部分传世典籍，但只是一定意义上的“全书”。

编纂中因管理疏漏、馆臣舞弊带来的书籍漏载，是古代官方修书之通病。《四库全书》编纂自也难以例外。乾隆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办理《四库全书》一事，卷帙浩繁，人员冗杂，瞻顾私情，在所难免。然以国家办此大事，岂能彻底澄清，毫无瞻徇”^[7]。当然，在严格的修撰制度与规范下，这样的现象并不占多数。

亦有学者提到，四库修书因重视经史之作，轻视术数、技艺、释道、野史等书，导致书籍漏载。笔者认为术数、技艺方面书籍，历代都未成为主流，所产本就不多。至于释道、野史等方面的著述，良莠不齐，确实难以大规模收录。《四库全书》编纂中，曾明确申明不会因“全书”之名，而遵循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8]的求全收书体例。“全书”之“全”在于精品之“全”，当然，若非质量问题，而因统治的需要销毁一些有价值的书籍，确是《四库全书》编纂之不足。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在对历代典籍尤其是明代典籍进行评论时，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此一现象也为不少学者诟病。于此，我们也要辩证看待。有学者曾言：“《四库提要》存在阙误，事有固然。万余种典籍作出千古定评，本属不可能之事；时间所限，时代所限，史实考订不周，议论判断失误，在所难免。”^[9]在某种程度上，《四库全书总目》也可视为一种“文本”，是一种被建构的物件，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及文化状况，除其所述内容之外，其背后的思想及文化内涵也值得后人重视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