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乐章 大师初启，音乐情缘

蒋英回忆，她之所以能走上音乐道路，和父亲蒋百里的支持密不可分。她说：“他喜欢音乐，当他留学德国的时候，住的那家的主人是业余音乐家，凡是有大音乐会、大歌剧，主人都带着我父亲去，我父亲很欣赏……父亲就给我买了一架钢琴。由此我就走入音乐之道了。”

1.多彩花季

蒋英的四妹蒋华在《忆我的爸爸蒋百里》一文中写道：

父亲是年纪大些后才生育子女，因此，对我们极为宠爱，在家中，父亲是慈父，母亲就扮演着“严母”的角色。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采中西合璧的方式。放假时，他让我们游泳、骑马；他注重我们的功课，却不看重我们的分数，每次我考了第一名，或是拿到高分，父亲从来没有夸赞过。不过，他宠我们，爱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发怒，或是责备过。

1924年，蒋英五岁时，蒋百里全家由北京迁至上海，蒋英便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学校。上海中西女子学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女子学校，蒋百里夫妇送孩子上这所名校，为的就是能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

蒋百里一家迁往上海后，住在上海市国府路、唐孟潇为老师购买的一处宅院。国府路紧挨着江苏路的中西女子学校（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蒋家五姐妹先后都进入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这所女子学校的学制实际上是从小学到高中，但世人习惯称其为“中西女中”。从1926年至1934年，蒋英就是在中西女中附小、附中学习，在中西女中度过了她快乐的青春岁月。

童年蒋英

中西女中的前身是中西女塾，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于1892年，旧址设在今黄浦区汉口路西藏中路口。英文名称“McTyeire School”得名于南方卫理公会的墨梯主教。中西女塾的创办人是美国卫理会驻沪传教士林乐知，首任校长是海淑德。1917年，中西女塾迁入沪西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占地八十九亩的经家花园。1929年，中西女塾向中国政府立案，聘请杨锡珍为首任华人校长。1930年，向国民政府立案，改名私立中西女子中学。中西女中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女子学校，专教中华女子中西书史与一切相关实用之学。前六任校长均为美国人，早期教材除了语文外均用英文教科书，学科中强调英文、算学、音乐、家政等，其中家政教育在上海最为出名。学制十年，主要招收当时的富家女子入学。

中西女塾时期，女校本着“以学辅教”的理念，希望通过启发民众的智慧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并且最终引导中国人民信仰基督教。而到了中西女中时期，女校在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上都做了大幅调整，开始华人治校。

曾担任校长的林乐知在《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的序中写到了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要把女性教养成才，这样才能真正振兴中华。他的观点在中西女中的办学过程中得到推崇，中西女中的创办符合了林乐知对于教养女性的要求。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西女中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包含科学家、医学专家、艺术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等。中国现代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都曾就读该校。教育家俞庆棠，外交家龚澎，曾任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的朱丽兰，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闻玉梅，文学家张爱玲，艺术家顾圣婴、黄蜀芹，著名企业家荣漱仁、吴舜文，美国俄勒冈州副议长邓稚风等，都毕业于此。建校伊始，中西女塾实行“通才教育”方针，其中西洋音乐教育成为其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著名女音乐家史凤珠、王瑞娴、李虞贞、邱贞蔼、周淑安、蒋英、姚锦新等都曾受教于此。学校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誉为“女子人才的摇篮”。

中西女中校歌

扬子江滨兮歇浦旁，有女校兮世界光。春风和蔼兮读书堂，教人处世立身方。幼而学长为众所望，邦之英俊国之祥。积中发外兮端且庄，凭将学识整纪纲。更愿身心健与康，驰誉中西翰墨场。智圆行方柔且刚，转移风俗兮趋纯良。精神永兮岁月长，勤勤恳恳名显扬。中西女校兮百世芳，吾校万寿永无疆。

中西女中在不停地探索最合适的学制方式，寻找最适合学生的学制制度，由刚开始的十年制，到划分小学与中学，改革后的十二年学制又从“四四四”到“六三三”，这样的划分是不断实践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实施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六年、中学三年、高中三年，一直沿用至今。因前身中西女塾为教会学校，所以英文课程的比重是最大的，进校直至毕业贯穿始终，这也是西方文化传播的最重要课程——语言。除此以外，学校中艺术类选修课，如音乐科、游艺科等课程全部采用西式教材和教学方法。每逢西方的文化节日，学校都会进行庆祝。无论开展什么活动，用英语交流是学校的一个重要特色，学校的音乐会节目单、期刊以及毕业证书，全部采用英文书写。

中西女塾

据校刊《墨梯》记录，学校特别重视对学生的音乐教育，音乐课程的安排非常精心。所有的学生必须要学习声乐，有专职音乐教师，并且教授不同的课程，有基础乐理、音乐史和视唱法等。器乐以钢琴和风琴为主，后又增设小提琴。琴科对于考试异常重视，认为这是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只有能够出色完成考试的学生，才可以获得琴科毕业证书。注重音乐教育后来也成为中西女中的一个办学特色，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同时中西女中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学校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数在各地的学校任教，这为传播新式的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近代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西女中的学生通过学习不断自立自强，解放思想，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拓宽了女性的眼界。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珑女士也毕业于中西女中。她在《中西女中教给我的……》一文中讲述，从入中西女中附小四年级开始，直到1947年高中毕业，没有经历过一次考试。没有受过“小升初”“初升高”的洗礼，甚至没有受过“期中考”“期末考”之类过五关斩六将的考验。成绩是平日分数的总和，包括小测验、做实验，写作文、周记、读书报告，上台演讲、演戏，品行、办事能力等，综合考量。

文中讲述：“一入学，就有高班的学姐告诉我，见了老师和同学都要礼貌地打招呼，上午说‘早’，下午说‘好’。于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见了人总是愉快地打招呼。‘谢谢’和‘对不起’则是待人接物的基本口头语。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最后的贵族》，影射的就是中西女中，把女学生们描述成娇滴滴的贵族小姐，穿着高跟鞋，挽着男友，翩翩起舞。殊不知学校不允许学生着装奢侈，更不准施脂粉。记得班上一个同学，星期一早上来上课时，涂着红指甲。被陈观裕老师发现，当堂令她回去把指甲油擦掉再来上课。

“学校教育之严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良好的习惯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例如，出门时必须礼让他人先行；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住嘴鼻，不可出声；在教室或图书馆走动要踮起脚跟，更不可大声喧哗干扰别人。总之，要处处为别人着想，不可仅想到自己的方便或好恶。中国的古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一日三餐中都得以贯彻。任何浪费食物的行为，如扔掉半个馒头或倒掉饭菜，都要受到批评。从家里带来的零食不准带入寝室，一律由老师锁在‘吃食间’里，每天下课后四点到四点半是一天中唯一可以吃家里带来的零食的时间。那时我们都是住校的。对卫生的要求更是严格：每天早起必须把屋子打扫干净，书籍衣物摆放整齐，纸屑杂物不准乱扔。我们去上课后，训育主任都会逐间检查。发现有不整洁的屋子，是要被叫到她的办公室批评的，学生们称之为‘吃大菜’。这些说来都是小事。但良好的生活习惯反映的却是学生是否有教养。

“学校向以它的英语教学著称。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年没有专为英语教学编制的教材，更没有英文语法书！我们读的是英文原版的古典文学小说。今天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如《简·爱》《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其原文著作都曾经是我们的课本。甚至莎士比亚的原著剧本也曾是我们高中的读本。老师挑重点的章节在堂上讲，其余部分留作课外阅读。语法、词法等都在讲授课文的过程中结合起来讲解。老师引导我们从文学角度来理解和欣赏课文，往往让我们听得出神。从这些经典作品中，我们不仅积累了对英语丰富的感性认识，更开阔了眼界，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历史和人文习俗也有了了解，从而学会如何用英语思考并用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写英文作文或读书报告。

“练习是多种多样的。模仿原著写自己的小故事，或将原著中的一段编成短剧便是练习之一种。老师往往让我们上台讲自己编写的故事。这种练习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上台讲话或演戏成了家常便饭，使所学到的词汇、语法，连同语音、语调都变成了活的知识，根本不需要死记硬背。学校里有非常好的开架图书馆，老师们都鼓励我们广泛阅读。

“回顾当年，母校从小培养我们有自信心，能独立思考，教导我们养成‘诚恳做人，踏实做事’的良好风范。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们有强烈的责任感，勇于面对挑战。这种办学方针远非今天一味追求高升学率和索要高额赞助费的功利主义所能及。”

1952年7月，上海市教育局接管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并把两校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1935年，蒋英十六岁，转入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学习。

2.在父亲引导下走向音乐王国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业余时间很喜欢音乐，1906年赴德国留学期间，曾住在德国的一位音乐家家中，备受音乐熏陶，非常喜欢贝多芬的曲子，一些著名的片段哼唱自如。

蒋英回忆，她之所以能走上音乐道路，和父亲蒋百里的支持密不可分。她说：“他喜欢音乐，当他留学德国的时候，住的那家的主人是业余音乐家，凡是有大音乐会、大歌剧，主人都带着我父亲去，我父亲很欣赏，很欣赏。我父亲最喜欢贝多芬，贝多芬曲子的主题他都能哼哼出来。他也教我，他看见我小时候喜欢蹦跳，也喜欢唱歌，就说，这个孩子将来学音乐吧！我学音乐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上海上的中学是教会学校，他们有一个音乐组，有四个老师教钢琴，而且学校里有很多钢琴，我就报名学钢琴了。八点钟上课以前半个小时一定要去练琴。我练得很有乐趣，回来就告诉父亲，跟父亲说我天天练琴，练得很好、很有乐趣，你给我买一架钢琴吧，所以父亲就给我买了一架钢琴。由此我就走入音乐之道了。”

2009年9月7日，九十岁的蒋英做客央视《音乐人生》。她说，是父亲蒋百里将她带进了音乐王国。蒋英在凤凰卫视《中国记忆》栏目中也回忆了这段往事：“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家里来了一架钢琴。当时我才高小，五六年级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架钢琴，那时候我就与音乐分不开了。”

蒋百里文才很好，只是文名被将名所掩，诗名又为文名所掩。在日本时，他就主编了革命刊物《浙江潮》，并撰写了创刊词。在德国期间，他曾拜德文老师阿司特夫人为干娘。三十年后重游柏林时，这位老大娘向蒋百里的两位女儿述说蒋百里往年的生活：“柏林多得是橡树，秋天到了，橡树的叶子落下来铺在地面上，黄澄澄的，就像天公织成的地毯一样，淡淡的阳光从繁密的树丫里透出来，恍如一幅灿美的画图。树林的两旁直挺挺地躺着两条人行道，在谡谡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德国诗人歌德的作品，依稀如神仙中人。此人就是你们的父亲。”

这位“神仙中人”所购文史方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书更多，性又好游，曾畅游德国各地名胜，跟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在佛罗伦萨浏览雕刻及古画，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悠然神往，回国后著译过《欧洲文艺复兴史》《近世我之自觉史》等书，曾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与胡适、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其在文史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蒋百里多才多艺，通晓多种外语。他主张对女儿们因材施教，适合哪个方面发展就去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

蒋英的儿子钱永刚评价外公蒋百里对他的女儿们如何因材施教时说：“他对女儿的热爱一点都不逊色于对儿子，这在那个时代是很难做到的。他一点也不冷落女儿，观察女儿的成长。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适合干什么。”

“外公观察到我妈喜欢艺术，就说，小三，你去学艺术。后来我妈说，‘我觉得念艺术很顺很通，书也念完了，也成才了’。其实是外公把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二姨有营养学方面的爱好，外公就让她学营养，后来干得挺好。四姨有经商方面的才能，就去经商。记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比利时，就住我四姨开的那饭店。”

“五姨从小语言才能很好。到四川去，三个星期就学会了四川话。外公一看，啊，你去学语言。后来我五姨英语、德语都精通。”

蒋百里对女儿也从不疾言厉色。钱永刚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妈初中那会儿做作业，数学题。外公说，你做你的题，我看看。一看，看出问题来了。外公呵呵一笑，你这儿改一改。我妈被提醒后，果然就改对了。”

“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那肯定得除了武好，文也得好。要有文的基础才能当。外公从私塾到求是书院，都是打好文的基础，后来留学学军事，没有文，也不行。他对子女都是讲究言传身教，我从母亲对我的教养就可以看出来。”

说起外公的家教，周瑾和钱永刚都是一个观点，就是因材施教。她也说：“外公从小就教育女儿们要自立，要发挥长处。我妈妈因为最小，所以外公很宠爱她，工作的时候也要把我妈抱在他膝盖上。我妈妈有很深的印象，去欧洲的时候，比如坐船到苏伊士运河，在罗马，在巴黎……外公用他渊博的人文地理知识，一路走一路给女儿讲解。妈妈一直觉得外公真是一个好父亲。”

蒋百里年轻时有“善骑者”之称，他也喜欢领着女儿们骑马。关于骑马，他有很多窍门，像“第一要练胆”“不能怕跌”“善于临机应变”等。有一年，一家人到青岛避暑，他每天天未亮就把女儿们叫起来，每人一匹马，在海滨浅滩上散步。有时乘马到了山顶，他一声口令“当心”，鞭打着女儿们所骑的马，那些马就腾云驾雾般跳下山去。有时候女儿喊救命，蒋百里便笑着说：“这是第一课，你们要学会自己救自己的办法。”

有一次，蒋英偷偷跑到马房外试骑父亲那匹白马。白马发觉背上的不是主人，一气之下，在院子空地绕了两个圈子后突然奋身冲入马房。此时，蒋英从马上跳下来是不可能的，不跳又有撞破脑袋的危险，说时迟那时快，她急中生智用手攀住了马房的屋檐。但两脚悬空，手又抓不牢，她一下子跌在地下。蒋英觉得又疼又丢脸，一句话也不说，这时的她只有十三岁。看见女儿不说话，蒋百里心里很慌，生怕她受了重伤。发现女儿无恙后，他拍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害臊，你今天才算毕业了。”

众所周知，蒋英出身名门，是一位大家闺秀。钱永刚说，母亲蒋英虽然有着十分优越的生活环境，但外祖父对这几个女儿却从来不惯养。他采取“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让她们接受比较严格但却非常丰富的教育。从“中学”方面来说，母亲从小就背诵唐诗宋词，聆听历史故事，对传统文化了解很深，也因为生在将门，所以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尤其耳熟能详。而在“西学”方面，受到外祖父的影响，母亲很早就开始学习钢琴，她在中西女中就读时走上音乐之路，按外祖父的话来说就是“择其性之所近而辅导之”。

蒋百里会定期邀请世界级的文坛巨匠，如约翰·杜威、伯纳德·罗素、泰戈尔等人访华演讲，蒋英因此得以时常目睹大师们的风采。耳濡目染本地名流和国际精英的举止风范，蒋英因此拥有了一种常人所难及的见识与气度。

3.中西女中的音乐启蒙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英在中西女中读书。十多岁的蒋英表现非常出色，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游泳健将。此外，她还学习声乐，弹奏钢琴，在琴科学习了五年。

中西女中开设了一系列音乐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且成立了专门的教育教学管理机构——音乐科。

中西女中的音乐科设有琴科、提琴科和歌唱科，琴科是校内最受欢迎的科目。这三个方面是音乐教育的重点，在教育教学的方式上各有特色。在所有的系科中，琴科是最早建立的科系之一，建校之初即有琴科，且选修学生人数也最多，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同时也是从教师到教学设施最完备的一个科系。琴科在学校的音乐类系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西女中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重视学生的音乐教育，认为良好的音乐修养有助于提升女性的各个方面。在音乐课程上，安排专人负责。中西女中的器乐教学主要是钢琴和风琴，后又增设小提琴。学生练习的作品多为西方名家名作，这些作品放在现代的音乐学习中都是十分专业与重要的。除练习外还要学习基本乐理、音乐史和视唱法等内容，学校在设置这些科目的时候更体现其音乐课程的规范性与专业性。琴科严格安排学习进度与学习进程，并举行专业的考试，想要获得毕业证书必须完成八年的学制且得到各级琴科教师的认同，越是往后课程与分级标准也越是严格详尽。在教会女子学校里开设琴科、教授西洋音乐是普遍的，但像中西女中这般规定详细的学习内容，设置学习目标，实施正规而严格的考核，并且授予专业的琴科毕业文凭，在当时还是颇为少见的。自中西女中设琴科直到1947年，总共有五十一人拿到琴科毕业文凭，这些人大多在各地公私立学校任教。中西女中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音乐教育人才。

琴科一直以严谨、科学的教学理念与方法著称，琴科的学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著名的女钢琴家顾圣婴就是中西女中的学生。虽然这位钢琴家最后的悲惨命运让我们觉得扼腕，但是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西女中的琴科教育，扎实的基础培育出更为稳健的钢琴人才。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获金奖，在日内瓦国际比赛中获女子钢琴演奏最高奖，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年纪轻轻便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女钢琴家。

中西女中的琴科教育并不仅仅体现在获得的荣誉或者培养的人才上，每个在琴科学习过的学生都对琴科有着深沉的感情，把弹琴作为一种乐趣时刻保持。毕业于中西女中的宋庆龄也很喜爱音乐，尤其喜爱弹钢琴，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的工作之余，也常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一面轻声歌唱。中西女中把音乐兴趣的根扎进每个学生的骨髓中，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也不会遗忘这些美丽的音符。

琴科有完善的教学计划和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琴科的教学内容包含钢琴演奏和音乐理论两部分。音乐理论课程是所有学生都必须要学习的科目，包括基本乐理、和声与西方音乐史等。虽然是中学的课程，可是却达到了如今许多音乐学校都未能达到的学习基础。基本乐理需一年的学习时间，包括基本乐理、和声、西方音乐史在内的所有音乐理论的学习一共是五年，学校对于学生乐理的学习情况都有记录。和声学习需持续两年，每周一次。和声学习在音乐学习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这是学习音乐的基础与重点。完成基础乐理与和声课程的学习后，学生要求具备一定的创作能力，可以为自己所做的旋律配和声的水平。此外，学生们要学习两年的西方音乐史课程，每周一节课。音乐史的学习是了解西方音乐的关键，从古代到近代介绍著名音乐家的生平与他们的作品，以加深对音乐的理解与感悟，更深层次地了解音乐的内涵。课余时间，教师会介绍或者带领学生去欣赏音乐会，在各大音乐会现场聆听与学习。这对学生素质的提高具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即便是专业音乐学校能做的也最多如此。

中西女中拥有单独的琴房楼和练琴室。1931年，学校将原有练琴室进一步扩大，将学生宿舍四楼改成音乐教室，包括二十个带隔音效果的教室和八个教师专用琴房，还有一个小型音乐厅。此外，校内还有一个大礼堂，供学生举办大型演出活动或大型音乐会。

诚然，中西女中并不是一所音乐专门学校，但在其第一任校长海淑德亲自拟定的办学宗旨之一“传授西洋音乐知识”的思想指导下，经过长期的办学实践，琴科逐步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教学体制和课程设置，拥有严格的教学制度与管理措施，具备较雄厚的师资力量，以高水准的人才培养模式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从而成为女校的特色学科之一。琴科不但是当时培养音乐人才的大本营，同时也成为培养师资的基地，它的教学结合了社会的需要，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音乐教育人才，这对当时西洋音乐教师队伍极其匮乏的中国来说，如同“微雨洒芳尘，酝造可人春色”。

中西女中的琴科涌现了大量人才，如著名钢琴家姚锦新，声乐演唱家周淑安，声乐教育家蒋英，音乐家史凤珠、王瑞娴、李虞贞诸女士，等等。琴科出色的教学离不开出色的教师，苏美德小姐就是琴科优秀的教师之一，她是琴科中教学资历最深的一位。还有霍妮小姐、洛本施泰因夫人等优秀的外籍老师。此外，中国籍教师也占有较高的比例，有史凤珠、邱贞蔼、方恩锡、夏静音等二十三人。

学生的音乐才能和审美能力都是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实现的。因此，中西女中重视艺术实践，把活动贯穿于音乐教育始终，将表演舞台与人生舞台融合一体。学校每年都会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综合性音乐会，如两周一次的向音乐类系科公开的小演奏会，一月一次向全校公开的中型演奏会，半年一次向家长公开的演奏会，另外还要举办一场向社会公开的大型毕业音乐会。此外，琴科学生还要在各学会的音乐会上独奏，在游艺科的表演会上担任伴奏。在各年级音乐会和每年春季学期结束时的年度音乐会上，尤以琴科学生音乐会最具影响力。

声乐选修课程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观摩交流课，多数是邀请一些当时著名的歌唱家、演奏家等进入校园与学生们互动，拓宽学生的视野，也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艺术家的身上寻求更长远的学习目标。在课外，教师要求每个学生保证每天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练习时间，巩固课堂学习内容。当学习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学生们会举办独唱音乐会，邀请老师和学生来观摩，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综合性音乐会，甚至自己排演歌剧和清唱剧，积极参加各项校内外的比赛等。这种课内外相互联系的教育模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参加众多的音乐表演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声乐素质。

通过学生自主参与各种体验活动，让学生学有所用，在实践中不断发挥所学之用，体会艺术活动带来的快乐，达到以艺培德、以艺健体、以艺促劳、以艺启智的教育效果。琴科音乐会上，从指导者到演出者概为女子，女校学生在登上表演舞台的同时，也登上了人生的舞台，在获得自我肯定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会的首肯。

4.青梅竹马燕双飞

说到蒋英与钱学森的结合，是世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这段佳话包含了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青梅竹马情、两小无猜、琴瑟和谐、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等诸多经典情节，也是艺术与科学的燕双飞。他们相携一生的故事，早已定格为传奇。

言及蒋英与钱学森的爱情故事，不能不从他们的父辈谈起。蒋英的父亲蒋百里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同庚，两人早年都就读于杭州的求是书院，同窗三载，经常漫步西子湖畔，无所不谈，以关心国事、研究学问为乐事，且志趣相投，遂成为莫逆之友。后来，蒋百里与钱均夫先后于1901年和1902年留学日本数年，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教育，一文一武。他们都立志回到祖国，共同报效国家。

几年后两人返国，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第二任校长，培养了大批将帅；钱均夫出任杭州一中校长，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的独生子钱学森更成为闻名中外的大科学家。

钱均夫曾在北京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作为有名的教育家，他对国学的探讨是很有成就的，对《士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以及《史记》《十二史略》等经典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写出了许多见解精辟的论著。钱均夫的文笔超凡逸俗，颇得鲁迅的赏识，彼此视为知己。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与钱均夫交往的多次记载。蒋百里与钱均夫虽然一文一武，但是共同的求学经历和相仿的家世背景让他们结成世交，两家关系甚密。

钱均夫的妻子章兰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他们只有一个儿子——钱学森。钱均夫夫妇希望有个女儿，很喜爱蒋百里的“五朵金花”，尤其喜爱蒋家三女儿蒋英，长得漂亮，聪明好学，天真活泼，能歌善舞又会弹钢琴，是家中的“小天使”。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便恳求蒋百里夫妇将此女过继给他们，要蒋英到钱家做闺女。

蒋英（右一）四岁的时候曾过继到钱家，并改名“钱学英”，当时钱学森（左一）正念中学

蒋百里是军人的性格，经不起钱均夫的苦苦乞求，只好答应。1923年，蒋英四岁那年，蒋英从蒋家非常正式地过继到钱家，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然后蒋英便和从小带她的奶妈一起住到了钱家，改名“钱学英”。

2009年，蒋英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回忆了与钱学森相识的过程，蒋英回忆说：“蒋家有五个女儿，钱家只有一个儿子，所以钱家的妈妈就跟蒋家的妈妈商量：你女儿太多了，你给我一个吧。我母亲很大方，说：我有五个，你挑一个吧。钱家的妈妈就挑了我，她说：我就要小三。所以就把我过继到他们家去，说：老三现在叫钱学英。”

自从蒋英来到钱家，钱均夫十分注意对两个孩子的培养和关怀。但四岁的蒋英来到钱家时，钱学森已经是一个十二岁的大男孩了。蒋英回忆说，他有很多玩意儿，口风琴、球什么的，但他不太会和小妹妹玩。蒋英觉得闷，只待了几个月，便闹着要回家。

在蒋英的童年记忆中，对钱学森的最深印象是他的小口琴：“我记得他会吹口琴，当时我也想吹，他不给我吹，我就闹。他爸爸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大哥哥欺负我。他爸就带我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个口琴给了我。”

钱学森手里的那只小口琴，可能就是小蒋英对音乐世界的最初认识。当时钱学森并没意识到被他“欺负”的小妹妹，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挚爱。

蒋英回忆道：“初到钱家时我只有四岁，当时的情形基本上已经忘记了，不过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钱学森不愿和我这个四岁的小妹妹玩。我不听话，他不跟我玩儿，他那时十二三岁吧。我在他们家也待不惯，老哭。我爸爸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就想把我要回去，钱妈妈同意了，但提出一个条件，退回去了还是要算她的干女儿。”

晚年的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更加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里有五个姐妹多热闹哇！有大院子，玩得多开心。学森的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后来，我管学森的父母叫干爹、干妈，管学森叫干哥。”

按照当时的传统，干女儿长大以后是要当媳妇的，蒋百里夫妇满口答应：“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后来，当钱学森要去美国留学、蒋英要到欧洲留学时，钱学森妈妈急了：“那我当年的‘合同’怎么办呢？”这个“合同”，指的就是要蒋英当媳妇的事。“这个‘合同’一直存在多少年呢，我们都长大了，也就忘记了。”蒋英说。

钱学森的父母非常喜爱蒋家这位漂亮而又有出息的女儿，一直很在意，因为当年他们有约定，如果蒋英做不了女儿，大了就嫁给钱学森。蒋英说：“钱家妈妈老惦记着这个约定。每年我生日，她必定给我送玩的、送吃的。但是她过世得很早，四十几岁就走了，这是很可惜的。钱老伯也没有忘这件事，老惦记着我这个干女儿。”

当时蒋百里也十分喜欢钱学森，他用赞许的口吻对老友钱均夫说：“咱的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而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也留话“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

蒋英与钱学森两个孩子都喜欢音乐。一天，在蒋、钱两家的一次聚会中，他俩当着两家父母的面，唱起了当时热播的电影《芸兰姑娘》的插曲《燕双飞》。两人唱得那样自然、和谐，一曲唱罢，逗得四位大人都高兴地笑了。谁也没想到两个孩子从此唱和，相伴一生。

《燕双飞》是一首不大为人知晓的古典歌曲，然而，它跟蒋英和钱学森两人的爱情故事连在了一起。幼时他们合唱的一曲《燕双飞》，成为两人相携一生的写照。

燕双飞，

话阑人静晚风微。

记得去年门巷风景依稀；

楼府庭院，

细雨湿苍苔。

雕栏曾冷春入梦；

且衔得磬泥，

重做新巢傍翠薇。

喜双栖，

晨出暮归同徘徊；

喋翅双剪、

穿云掠水去复回。

魂萦杨柳弱，

梦逗杏花肥。

天涯草色，

竞芳菲。

栖相稳，

软语呢喃话夕辉。

楼台静，帘幕垂；

烟似织，月如眉。

岂奈流光速，

莺花老，

雨风吹，

景物全非。

杜鹃声声唤道：

不如归！

一曲《燕双飞》，仿佛穿过百年的风雨，缥缈、回荡。如今，她也归去，在天国，仍与丈夫钱学森琴瑟相谐。旁边，父母蒋百里与蒋左梅、公婆钱均夫与章兰娟拊掌而笑，一如两小无猜、懵懂对唱时静好的流年。

后来，蒋百里夫妇还是把蒋英接回去了。因为童年时的这个小插曲，后来蒋英和钱学森结婚了，钱学森还经常笑称“蒋英是我家的童养媳”。

蒋英多次向人们讲述过：“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关系就断了。”这是蒋英出国前记忆里的钱学森。

5.青年音乐才子钱学森

蒋英从钱家回到蒋家以后，二人各自上学、读书，这段青梅竹马的经历也就暂时告一段落。1935年8月，时年二十四岁的钱学森考取了庚款留美公费生，即将远赴美国留学前夕，蒋英随父母到钱家去看望他。这时蒋英十六岁，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比她大八岁的钱学森已是成熟的男子汉，他很喜欢这个爱说爱笑的小妹妹，曾经亲昵地对蒋英说：“你的笑声特美，你能保持下来吗？即使若干年后，依然如故，可以做到吗？”蒋英调皮地反问道：“为什么？”钱学森坦诚地说：“因为，没有什么比快活和清纯更可贵的了。”这天，蒋英特别高兴，为钱学森弹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奏鸣曲》，钱学森喜欢音乐，听得如痴如醉。蒋英说，她记得钱学森冲她鼓掌，当时觉得哥哥的名字和别人有点不同了，彼此将对方美好的身影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她还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里面还夹着一片火红的枫叶，钱学森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放在藤条提箱里，带到了美国。

钱学森常常对人讲：“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父亲钱均夫首先为他开启了一扇艺术之窗，使他从小就喜欢绘画、摄影和音乐。那时候，父亲并不富裕，但为了让儿子与艺术结缘，他不惜重金让儿子参加暑期各类艺术学校。

钱学森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文化和艺术教育，从小就喜欢吹口琴，口琴吹得很漂亮。早在读小学时，他就显露出出众的才智，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对艺术颇多热爱。书法、绘画、写文章、写小品，他尽显才艺，进入北师大附中后又得到了良好的音乐艺术教育。钱学森常和周围人们谈起当年在北师大附中学习音乐的情形，他说：“我们的音乐老师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交通大学学业非常繁重，但在课外，体育、竞技、演讲以及各种学生艺术社团活动仍然搞得如火如荼，很多校际的竞赛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交大时，钱学森的业余爱好是音乐，他根据自己的特长，先后加入几个学校的音乐艺术社团，他是学生会雅歌社（合唱团）、口琴会、管弦乐队的成员，更是一名出色的圆号手。据现存的档案资料记载，1933年的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诗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钱学森的名字。1932年11月16日《交大三日刊》（第218期）报道：由袁炳南同学筹备组织，本校管弦乐队已正式成立，聘请德国人C.J.Van Heyst 为指导，每周二、四下午4时在音乐室练习，预定12月公演。乐队有十一名成员，在准备的曲目里，钱学森演奏的是Euphony（圆号）。

在交大沉重的学业负担重压之下，多数学生的课余时间被课业全部占去，而钱学森却忙中偷闲，参加了学校的乐队。他实在喜欢音乐，似乎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那时，学校乐队的练习和演出很频繁。他是乐队的主力圆号手，既要挤出一些课余时间参加乐队，还要比乐队其他人多挤出一些练习时间。钱学森在交大时的同学罗沛霖院士晚年向中央电视台记者讲述：当年在交通大学校园里，钱学森每天下午在房里抱一个EuPhonium（一种似萨克号的低音乐器）吹大约半个小时，毕业时拿到奖学金就去南京路买了格拉宗诺夫的《音乐圆舞曲》等各种唱片。

钱学森《音乐和音乐的内容》

在课余时间，钱学森还经常去上海市区欣赏交响音乐会，尤其是得到奖学金之后，就会暂时抛开紧张的学习，自己放松一下，欣赏一些高水平的音乐演出。他为了多学到一些东西，往往徒步很长的路程，去听音乐会。钱学森平时很节俭，穿着也十分朴素。一次，他到音乐厅的售票口去购票，卖票的小姐看他是个穷学生，便轻蔑地说：“这可是一场音乐会，你看好票价哟！”钱学森回答说：“我知道，我就是来听这个音乐会的！”

1930年的暑假，钱学森患了伤寒病，在杭州老家卧病一个多月。后来因为体弱，不胜学业，只好休学一年。假期在杭州，与学音乐的表弟李元庆兴趣相投。李元庆当时关心左翼文艺运动，并开始从事音乐工作，与李元庆的交往更加深了钱学森对音乐、文艺的兴趣。钱学森渐渐感到音乐、绘画、文学、艺术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崇高，思维变得活跃而宽广，它们所呈现的美丽梦境，往往是人们的追求和向往。

后来，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熟悉了各种中外名曲和世界乐坛的风格流派，他特别喜欢巴托克和贝多芬的音乐，尤其欣赏巴托克音乐中潜伏着的那种执着刚强。

和钱学森相似，许多科学家都有很深的艺术修养，如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优秀的小提琴手，数学家苏步青、物理学家杨叔子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左右大脑相互促进，成为他们不断创新的智慧之源、成功之奥秘。钱学森常说，美妙的音乐带给他科学思维的灵感。音乐是许多科学家的挚爱，因为“音乐能给人以直击心灵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情趣、思维更有创意、工作更有效率、领导更有艺术、人生更加丰厚”。这是李岚清2005年5月23日第五次来西安交大时所作演讲《音乐艺术人生》的总结语。

1934年7月，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毕业后，曾有一段时间住在杭州家中。当时的杭州，欣赏音乐已经蔚然成风，经常举办不同规模的音乐会和歌咏比赛。但是，大多数参与者对音乐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对乐曲演奏技巧的攀比和推崇上，钱学森有感于此，写下了《音乐与音乐的内容》一文，望引导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去发现和感悟音乐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钱学森的《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原载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1935年2月）出版的《浙江青年》（浙江省教育厅编印）第1卷第4期，共8页。这是迄今发现的钱学森最早正式发表的文字作品，表明早在青年时期，钱学森在音乐方面就已经具备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先后取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段日子里，音乐、摄影、绘画、文学一直伴随着他。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他经常驾驶着他那二手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都要演出一次，它那整齐的阵容、高超的技艺享誉世界，征服了千千万万音乐爱好者，钱学森就是其中的一个。没有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要到场的。

而音乐也把他与马利纳等几个年轻的“火箭迷”连在一起，结为知己。

一有空闲，他们就一起去听交响音乐会，或是自己开小型音乐会。常常是马利纳拉小提琴，化学家S.威因鲍姆弹奏钢琴，钱学森吹笛子、弹弹吉他，他们共同演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人的名曲。配合默契，和谐动听，仿佛进入一个神圣而崇高的艺术殿堂，徜徉在广阔的思维空间。

假日里，他们常常一起到洛杉矶音乐厅去听洛杉矶交响乐团的演奏，让思绪随着美妙的乐曲任意飞扬。有时大家坐上马利纳的破旧汽车到海滨去玩，欣赏那寥廓的海天世界，追逐那澎湃的波涛，拥抱整个大自然。

钱学森与马利纳的友情日益深厚。在马利纳的朋友中，还有一些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其中，不乏音乐爱好者，而且可以组成弦乐四重奏的乐队，经常在一起演奏。马利纳把钱学森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从此，钱学森开始接触室内音乐，而且，很快地喜欢上了朋友们演奏的曲子。他还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唱片。

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钱学森很快活。他们有时演奏弦乐，有时开动留声机欣赏贝多芬、莫扎特的古典乐曲，有时还表演喜剧。

演奏成员中的S.威因鲍姆是个很内行的音乐爱好者。一次，他们一起欣赏莫扎特的《施培德勒五重奏》的唱片，一支单簧管，在四把提琴的簇拥下，如泣如诉地吹奏出委婉迷人的旋律。乐曲结束后，人们都沉醉在乐曲创造的忧伤的氛围里。这时，只听S.威因鲍姆评论道：“这是莫扎特晚年的作品，这与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孩童对美妙世界的期待，而这首五重奏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艺术家发自心灵的叹息。两个作品同样优美、同样纯净，但反差却如此之大。这就是人生旅途的烙印，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磨难，似乎谁也无法超越。莫扎特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也不例外。”

钱学森疑惑地说：“当年莫扎特写的这部作品，是送给他的好友施培德勒的，是对他们之间友情的怀念和歌颂。可是，你却听到其中潜藏着深深的忧伤。难道人的友谊也蕴含着深深的忧伤吗？”后来的事实证明，钱学森与S.威因鲍姆的友谊确实潜藏着深深的忧伤。

S.威因鲍姆博士原是乌克兰人。1922年由乌克兰工学院和卡柯夫学院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27年加入美国国籍，192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药物学博士学位。威因鲍姆在化学领域很有成就，在应用物理学方面也很有名气。他曾将量子力学应用到分子上去，是电子结晶结构、固体物理和热传导专家。

钱学森时常到他家做客。这位俄国十月革命后离开祖国的乌克兰人，并不是反对十月革命的白俄分子，相反，他的思想很进步。在威因鲍姆家里，时常有小型集会。有时，著名物理学家罗勃·奥本海玛的兄弟佛兰克·奥本海玛也来凑热闹。他们在一起除了欣赏、演奏音乐外，还时常谈论世界大事，谈论马克思主义，自由发表意见，气氛非常活跃。威因鲍姆是个很爱发表音乐评论的人。一次，大家共同欣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那雄浑欢快的旋律，鼓舞着热血青年为人类团结友爱的美好世界而奋斗。

唱片放完了，只听威因鲍姆说：“音乐是人类一种精神食粮，一种情感和欲望的释放。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是有表现力的，但无论哪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有尽头，只有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意境和体验是无穷无尽的。”

大家对威因鲍姆的精彩评论报以热烈的掌声。威因鲍姆意犹未尽，接着说道：

“简简单单的七个音符，由于节拍和音阶的变化，演化出了多少节奏和旋律！倘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枯燥又多情、既普及又高深的模式，那么，我说就只有这‘1234567’了。”

伙伴们又是一阵笑声和掌声。

威因鲍姆的话，总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是同伴们都很佩服的。钱学森在音乐方面也有较强的悟性，他对威因鲍姆的话十分赞赏，因为，他也从音乐世界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哲理。

钱学森赞同地说道：

“是这样的。这‘1234567’蕴含的内容既丰富又深沉。我从贝多芬的乐曲中似乎领悟到了他的一生，就像是一支与命运抗争的交响曲；从莫扎特的乐曲中，感受到他的一生像是一支唤醒春光的魔笛；马克思的一生则是一首庄严雄浑的国际歌！”

钱学森的话，也同样赢得了同伴们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