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爱因斯坦全集》的负责人兼总编戴安娜·科默斯·布克沃尔德（Diana Kormos Buchwald）认真阅读了本书，并就初稿做了大量评论，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此外，她使我有机会能够查阅2006年才披露的所有新的爱因斯坦文献资料，并给予我具体指导。在我造访加州理工学院“爱因斯坦文稿计划”（Einstein Papers Project）期间，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提供了许多方便。她工作相当投入，满怀奉献精神，为人风趣幽默，所有这些都使与她交往的人备感亲切和愉悦。

在指导我查阅尚未发表的材料方面，她的两位同事也助益甚多。蒂尔曼·绍尔（Tilman Sauer）不仅审阅了本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就爱因斯坦寻找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及探索统一场论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专业意见。《爱因斯坦全集》的历史编辑泽埃夫·罗森克朗茨（Ze’ev Rosenkranz），就爱因斯坦对德国的态度及其犹太遗产方面的内容发表了深刻见解。他曾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馆长。

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的馆员芭芭拉·沃尔夫（Barbara Wolff）详细审阅了每一页书稿，核对了其中涉及的种种事实，做了多处或大或小的修改。她说自己有吹毛求疵的毛病，但对她所指出的每一处瑕疵，我都心怀感激。此外，还要感谢档案馆馆长罗尼·格罗希（Roni Grosz）的鼓励。

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是我的挚友，也是本书稿出色的审校者。他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著有《宇宙的结构》（Fabric of the Cosmos）等书。他阅读了本书的终稿，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并审订了科学方面的内容。无论是对科学的了解，还是对语言的掌握，他都是一把好手。除了做弦理论的工作之外，他还和妻子特蕾西·戴（Tracy Day）在纽约组织年度科学节，以传播其著作中洋溢的那种对物理学的热情。

凯斯西储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隐于镜中》（Hiding in the Mirror）的作者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同样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对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核对，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改进意见。他对物理学的热情亦极富感染力。

克劳斯还向我引荐了他的门生克雷格·J.科皮（Craig J.Copi），他目前正在西储大学讲授相对论。他帮我从头到尾审读了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内容。我非常感谢他兢兢业业的编辑工作。

耶鲁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斯通（Douglas Stone）也审读了书中科学方面的内容。他是一位凝聚态物理学家，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关于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贡献的重要著作。除审阅科学内容之外，他还帮助我撰写了关于1905年光量子论文、量子理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以及运动论等方面的章节。

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自始至终都给予我热情的指导。他帮我修订了草稿，对涉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章节进行了编辑和改进，并且帮忙起草了关于解释爱因斯坦对量子不确定性的反驳的样稿。他学富五车，幽默风趣，对人性有深邃的洞察，所有这些都使同他的合作成为一件乐事。

阿瑟·I.米勒（Arthur I. Miller），伦敦大学学院著名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著有《爱因斯坦，毕加索》（Einstein，Picasso）和《星辰帝国》（Empire of the Stars）。他多次审读了书中的科学内容，提出了大量改进意见，特别是在狭义相对论（在这方面他曾写过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部分。

马里兰大学物理教授、弦理论家小西尔维斯特·詹姆斯·盖茨（Sylvester James Gates Jr.），在阿斯彭出席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会议时，提出要阅读我的书稿。令我高兴的是，他做了详细修改，其中包括关于某些科学章节的种种精妙评论和改述。

匹兹堡大学教授约翰·D.诺顿（John D. Norton）尤其擅长追索爱因斯坦提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时的思想过程。他阅读和修改了这些方面的内容，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还要感谢他的两位同事——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米歇尔·扬森（Michel Janssen）的指导，他们都是研究爱因斯坦理论发展过程的专家。

阿斯彭物理学中心的创建者之一乔治·斯特拉纳汉（George Stranahan）也审阅了本书稿。他的帮助尤其体现在关于光量子论文、布朗运动以及狭义相对论部分的修改上。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哲学家罗伯特·莱纳西维奇（Robert Rynasiewicz）阅读了大部分科学章节，并就广义相对论的探索方面提出了各种有益建议。

N.戴维·默敏（N. David Mermin）曾对本书的导论章节以及讨论爱因斯坦1905年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做了修订。他是康奈尔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著有《关于时间：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It’s About Time:Understanding Einstein’s Relativity）一书。

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是爱因斯坦研究领域的先驱人物。他愿意读我的书，并且对之赞赏有加，这使我受宠若惊。其哈佛的同事，在科学教育方面贡献良多的达德利·赫施巴赫（Dudley Herschbach），同样给予了支持。霍尔顿和赫施巴赫都对我的草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们在霍尔顿的办公室里用了一个下午讨论这些建议，以改进我对历史人物的描述。

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艾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不辞辛劳地审阅了本书的初稿。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Einstein’s German World）[2]一书的作者，从一开始就给予我鼓励和建议。“爱因斯坦文稿计划”的前任主编之一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很早就给过我建议和鼓励。写过多部关于爱因斯坦著作的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曾经提醒我，这其中涉及的科学十分困难。他的话没错，对他的这番告诫，我心怀感激。

我还请两位中学物理教师认真阅读了本书，以确保在科学内容准确无误的情形下，只受过高中物理教育的人就可以理解它们。南希·斯特拉文斯基·艾萨克森（Nancy Stravinsky Isaacson）曾在新奥尔良教物理，现在“卡特里娜”飓风让她清闲了不少。戴维·德比斯（David Derbes）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教物理。他们的意见考虑到了普通读者可能有的反应，非常中肯。

不确定性原理有一个推论，那就是一本书无论检查过多少遍，也仍然会有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无疑应由我负责。一些没有科学背景的读者也从普通人的角度提出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建议，这些读者包括威廉·迈尔（William Mayer）、奥维尔·赖特（Orville Wright）、丹尼尔·奥克兰特（Daniel Okrent）、史蒂夫·韦斯曼（Steve Weisman）及斯特罗伯·塔尔波特（Strobe Talbott）等。

25年来，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艾丽丝·梅休（Alice Mayhew）一直是我的编辑，国际创作管理公司（ICM）的阿曼达·乌尔班（Amanda Urban）是我的代理人。很难想象还有比她们更好的工作伙伴了，她们对本书也都热情地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应该感谢的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员工还有：卡罗琳·里迪（Carolyn Reidy）、戴维·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罗吉尔·莱布里（Roger Labrie）、维多利亚·迈耶（Victoria Meyer）、伊丽莎白·海斯（Elizabeth Hayes）、塞丽娜·琼斯（Serena Jones）、玛拉·卢里（Mara Lurie）、朱迪思·胡佛（Judith Hoover）、杰姬·塞欧（Jackie Seow）和戴娜·斯隆（Dana Sloan）。此外，还要感谢艾利奥特·雷维茨（Elliot Ravetz）和帕特丽夏·津杜尔卡（Patricia Zindulka）多年来给予我的大力协助。

娜塔莎·霍夫迈耶（Natasha Hoffmeyer）和詹姆斯·霍佩斯（James Hoppes）为我翻译了爱因斯坦的德文通信和著述，特别是那些此前未有译本的新材料，非常感谢他们的努力。

我还有另外两个半非常重要的读者。一位是我父亲欧文·艾萨克森（Irwin Isaacson），他是一位工程师，曾向我慢慢灌输了对科学的热爱。他是我所见过的思维最敏捷的老师。感谢他和我已故的母亲为我营造的世界，也要感谢我才华横溢、智慧出众的继母朱兰娜（Julanne）。另一位重要的读者是我的妻子凯茜（Cathy），她以其一贯的聪慧、质朴和好奇心，仔细推敲了全书的每一句话。最后那半个重要读者是我的女儿贝特西（Betsy），像往常一样，她也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尽管她阅读的内容很随意，但在发表评论时却是信心十足。我深深地爱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