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感动并不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觉醒和启迪，而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永远滞留着一个鹰一般矫健的运动生命，他犹如宇宙中的一股白色旋风，岁岁月月在我心灵的长廊回旋。

关于父亲

白色旋风

我很恋我的父亲。

某一天，当我发现，体育已成为民族精神的凝聚，成为民族强弱兴衰的象征时，我流泪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体育人多么光荣！

我的感动并不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觉醒和启迪，而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永远滞留着一个鹰一般矫健的运动生命，他犹如宇宙中的一股白色旋风，岁岁月月在我心灵的长廊回旋。当我每每感悟那只鹰时，它就穿越时空向我展翅而来。于是我就看到他剪着颀长的双腿、交替着健美的双臂，在单杠、双杠、木马上紫燕般翻飞旋转；看到他静若一只神鹰，展翅俯冲在两条绳子系着的吊环中间；看到他旋转着白色躯体，把标枪、铁饼连同呼呼的风声掷在了60米开外；看到他“嗖”地一跃，白鱼般钻入江底，然后在30米、50米以外露出江面……

这便是我的父亲，我的犹如白色精灵般的父亲！我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获得了“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称号的父亲！

我的父亲本该有他一生的骄傲，一生的光荣，但他却一生都在承受风雨磨难。当他最终告别这个世界时，他居然痛苦万般地说：“我一生的苦难，归其究竟是我当初不该选学体育……”

我的父亲最终未能破译他人生苦难的密码，他携带着极大的心灵迷惘和苦痛，化作了一缕白烟，在宇宙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他的女儿知道，他曾经是怎样一只魅力非凡的“神鹰”，一阵玄妙无极的白色旋风！

瞬间

1947年冬天，湖北郧阳解放，已大学毕业4年的父亲终于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1947年以后的十年，我从一个咿呀学语的小女婴长成为一个开始懂事的小姑娘。这十年，是我和父亲最亲密的十年，也是我了解父亲最多的十年。

行政专署所在地的湖北郧阳府，由于三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影响而充满了一种古朴向上的民风。这座古城里有一个偌大的体育运动场。在这个体育场里，每年都要举行包括田径、球类比赛所有项目在内的大中型运动会。在所有的运动会上，身着白色运动服的父亲，总是像一只矫健的鹰出现在各种场合。从亲自参与组织各类运动会到担任田径或球类竞赛裁判；从参加标枪、铁饼和体操全能的比赛到月光下拎着灰桶画400米跑道线和篮球场地；有时，父亲背起突发伤病的运动员飞跑着上医院，有时又为扭伤脚骨的运动员按摩接骨……在鄂西北那所偌大的运动场里，洒下了父亲无数的汗水，也闪烁着父亲为理想而奋斗的生命之光。

也就是在这岁月的瞬间，父亲以体操、标枪、铁饼、万米长跑等方面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的称号。

我常常从梦中醒来，发现父亲在雷电交加声中翻身下床，然后箭一般冲进风里雨里。我从母亲那里得知，原来每当这种时刻，父亲不是想起有一块运动垫子或一只跳箱没收进屋子，就是想起教研室的窗子没有关好，他怕大风大雨毁坏了这些东西。

父亲一年四季都爱穿一身白色运动服。而父亲的运动裤、运动鞋居然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20世纪50年代，父亲一月只有49元工资，负担着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我们兄妹四人都在上学，家里的生活紧紧巴巴。每月父亲一发工资，母亲首先去把全家一月的粮食买回来，其余的精打细算，有钱就买菜，没钱就少吃菜或不吃菜。那时候，到缝纫社做条裤子加工费只要5角钱，但母亲仍是亲手为父亲缝制。母亲的针线极好，3角、5角钱一尺的白斜纹布或白华达呢经母亲精心裁剪，裤侧线用钩针细细密密地缝，一条像样的白西裤或松紧带运动裤、一双布底白力士鞋就完成了。母亲总是把父亲打扮得英俊挺拔。

母亲常常欣赏着父亲对我们说：“你爸爸身材好，受打扮，穿什么都精神。”而父亲却笑着说：“是你妈手巧，针线好……”

记得每每在夜晚睡下后，父亲总爱为我们兄妹量身高或上身与下身的比例，然后笑着对母亲说谁长大了适合做运动员，谁不适合。父亲说我下身比上身长，断定我长大后能成为一名运动员……

小学四年级时，我写了一篇命题作文《我的家庭》，内容大约就是这些。后来这篇作文被拿到郧阳师范学校去展览，当作范文，因为我所在的学校是这所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

彼时和此时，我记下的无非是一个平凡的生命艰辛的奋斗和一个清贫的运动员之家的“天伦之乐”，然而这一切，对于父亲和我们，都仅仅是一个瞬间……

血脉相传

1957年夏日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拿了一本《新体育》杂志，封面是我国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剪式越杆的彩色照片——郑凤荣以1.77米的成绩打破了那一年的世界女子跳高纪录。午饭间，父亲非常激动地向我们讲述着郑凤荣。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难忘父亲那一日的亢奋，难忘杂志封面上那个身着红色半截袖运动衫、短发飘飞、双腿紫燕般剪着飞越跳杆的大姐姐。

自此，那美与力的瞬间在我少女的心灵里哔哔剥剥燃起了熊熊的理想之火，我居然发疯似的想长大后也当个跳高运动员，去打破世界纪录。我自觉地开始强化训练——每天午饭后或放晚学后，我就在小学校操场边的一个沙坑里，独自一人几十次、上百次地跳跃、翻滚、越杆……打着赤脚，疯了一般。在此之前的这个时间里，我总是草草吃完饭撒着丫子跑到新华书店或钻进教室抢着看长篇小说《高玉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青年近卫军》《青春之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后来的年代里我没有长高，1.60米是我现在的身高，我不知小学四年级的我那时有多高，但我清楚地记得，在半学期内我居然越过了1.10米的跳杆，我的跳远成绩达3.98米，超过了班上所有同学！

父亲知道我迷上了体育很高兴，他开始有步骤地训练我的短跑速度和弹跳力，从如何起跑、如何摆臂、如何越杆一一教起，纠正过去所有的不规范动作……父亲总是50次、100次地让我高抬腿原地跑，春夏秋冬，父亲一有闲暇便带我在跑道上练，在沙坑里滚。

后来，我在全专区小学生运动会上获得60米短跑第一名；中学时代我能以14.1秒和13.9秒的百米速度，5次参加襄樊市和湖北省的青少年运动会并取得100米、200米比赛中的好成绩；在女子400米接力、800米接力赛中教练总是安排我跑第一棒；高二时，在全市中学生女子乒乓球淘汰赛中，我过关斩将，36场激战后取得了冠军，最终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乒乓球等级运动员三级证书；高中三年我一直担任校学生会文体部长，直到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后依然担任体育班长……

我想，这一切都是另一个运动生命的真诚赐予和父亲生命信息的必然传递。在我为理想奋斗的真情中，我生生觉着，我的血管里汩汩流淌着父亲殷红的血液！

雪天的祭奠

1958年春节刚刚过去，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妹妹在院门外马路上踢毽子，只见平日去过我们家的一位父亲的同事站在路边一堵很高的石坎上喊我弟弟：“梅四，回去让你妈给你爸爸拿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来！”我和弟弟妹妹飞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后一愣，随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娃子呀，你爸爸‘出事’了……”母亲搂着我们，一家人哭成一团，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们都有大祸临头的恐惧感。

父亲工作的学校离我们很近，第二天我即看见校门口的墙壁上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凡是写有父亲名字的地方，全用红笔打上了“×”，父亲被画成了“头脑很小，四肢发达，身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毛尾巴”的畸形人。从此，“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便成为父亲和我们一家人长达20年的政治苦难！

父亲被隔离了，后来又被送到很远的山里喂猪、放羊，这是我们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母亲让我去父亲的学校代领工资，当母亲发现父亲的工资只剩下24元时，又搂着我们哭了起来，母亲从父亲工资的大量减少中预感到父亲的“问题很严重”，我也隐隐感到我们家的灾难真的来了，心里非常恐惧。为了生活，母亲开始到一处基建工地挖土方，挖一方土挣8角钱；大我五岁的哥哥课余和假期到文化馆画画，为我们挣学费；我和十一岁的弟弟星期天都去挑砖，我们每人挑六块，往返五里地，挑一块砖只挣1分钱脚钱，我们一天挑四趟或五趟。我们什么苦什么累都能忍受，万分悲苦的是我们一直不知父亲在哪儿，不知父亲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母亲常常独自流泪，看着母亲哭，我们就像一只只受伤的小雏鸡，幼小的心灵里充满着难以言说的酸楚、孤独和无望。

那一年的冬天，一个黄昏，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蓬头垢面，我们和母亲大哭着一起扑了过去。父亲告诉我们，他已被开除公职，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父亲青黄而消瘦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原来父亲被划成右派不久，就被秘密送到一个坐落在深山里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父亲喂的一窝小猪崽不幸患瘟病死了，监督父亲改造的一位曹姓教员诬陷是父亲害死的——这位先生我们平时都认识，他是父亲的同事——这便罪上加罪了。其实有谁知道，父亲是夜夜将自己的破棉袄、破棉被给患病的小猪崽们盖上，而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不得不靠着母猪取暖，就像他童年在牛圈里依偎着母牛度过寒冬一样。可人心叵测啊！我虽然还不明白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却分明感受着一种万箭穿心般的疼痛。

不久，父亲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被遣送到鄂西北的山区，他们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到山里当农民去了。在完全失去尊严和自由的年代里，父亲仍以不泯的真诚和坚毅面对苦难的生活，他依然每天早上5点起床，沿着坎坷不平的山路，跑五里、六里，甚至十里！父亲还在幻想什么呢？

1979年7月，父亲长达20年的冤案改正了，一辆黄色吉普车把父亲和母亲从山里接了回来。许多和父亲同命运的人都又重新走向了讲坛，而父亲却永远不能！他老了！他教不了体育了！他被分在了校基建工地，除每天负责领发保管基建材料外，父亲总是在基建工地上捡拾丢弃的东西：半袋水泥、一根铁丝、几枚螺丝钉、一节绳头儿，以及废弃的水泥包装袋等。父亲常常一板车一板车地把这些废纸袋、破绳头儿、锈铁钉拉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卖的钱全部交给学校。谁也没有让他这样做，他却默默地做着这一切。

做着这一切的父亲给远在塞外工作的我写了信，他在信中说，他做梦都想再给学生们上一节课，他说教语文、化学、数学的老师都已重新走向讲坛，他却不能；他说在几十年的改造中他都没有停止锻炼，原因就是担心有朝一日回到学校不能工作，而现在却真的不能了……

我知道，父亲忍受着事业、人格、尊严全部失去后的巨大苦痛和迷惘。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一生的苦难，究其根本是我当初不该选学体育，现在我已明白，从1958年伊始，我体育运动的生命就结束了……”

1979年12月30日凌晨，父亲带着他一生的苦难和迷惘，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天亮，鄂西北的天空飘飞起漫天的大雪，雪下了两天，静静地覆盖了整个秦岭巴山，世界一片苍茫洁白……

我将这场大雪视为对一个苦难知识分子的祭奠。

关于父亲的一首诗

父亲去世后，我带着孤苦悲怆的母亲，千里迢迢回到了塞外。从那时起，我便无法遏止地想写东西，我的眼泪每日不断，我的创作欲每日不止。几十年的酸甜苦辣犹如决堤的洪水，每日冲刷着我悲苦的心。170行的长诗《弯弯的石径》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完成的——

……

父亲，我没有忘记

你说木槿花盛开的时候

女儿就会唱第一支“太阳”的歌了

你说酸咪咪变甜的时候

女儿就会写第一首“太阳”的诗了

你说木香树长高的时候

女儿就能念大书了

于是，哭声跌在石径上

笑声跌在石径上

“长大了”的梦跌在你的背上

希望像苦苦菜的小花

映在你的心上

金黄金黄

……

母亲告诉我，在鄂西北深山里，父亲进行着“脱胎换骨”的劳动：当他挖完一天的塘泥之后，当他收拾完月下的谷场之后，当他拾完一天两筐的野粪之后，当他砍回够烧几天的山柴之后，当他救起溺水的儿童之后，当他截断电源、救出生产队队长之后……他便拖着疲惫的双腿和同样疲惫的心灵，夜夜去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老实交代他一天的“言行”。母亲说，每天看着父亲卑微可怜的样子，她的心都在流血。于是，在《弯弯的石径》里流淌着我悲怆的哭声——

我的当“农民”的父亲啊

你学会使牛扶犁了

你说你愿意做一头牛

于是我想

你的双犄能挑起日月

还能挑起逝去的希望吗

我的当“农民”的父亲啊

你常常望着我们哭

说对不起我们

说我们不该和你一起背负十字架

然而，我们却沉重地背上了

我的当“农民”的父亲啊

你曾一千次地想到过死

你却又一千次地“活”了下来

……

1984年，著名的《星星》诗刊将这首170行的长诗发在了第9期上，自此，我把忆念永远摆在了祭坛上。从那时起，我便觉着，亲爱的父亲依然拉着我的手，永远地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