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缘旧梦】

一片阴霾渐渐笼罩了香港这座繁华的城市，像鬼怪要出现的征兆，山雨欲来，风声鹤唳，连那港口与海岸都仿佛感知了摆脱不了的劫难，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与喧嚣。大街小巷的人们脸上挂着无奈与忧愁，他们不知道那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失掉性命还是妻离子散？然而，在灾难还没有到来之前，仍然要活着，为衣食住行而操劳着。生存要永远摆在第一位，哪怕战争的炮火已近在眼前。

当太平洋战争将要爆发的消息传到港大校园的时候，学生们并没有觉得如临大敌。他们只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日本兵跋山涉水地占据本不属于他们的领土，这在他们单纯的头脑中觉得不可思议。而一个女同学却急着说：“怎么办呢？没有合适的衣服穿。”一些学生甚至因为战争免于考试而乐得欢蹦乱跳。

张爱玲不似他们这般没心没肺，却也不惊慌，她有一股子天生的冷静，即使天翻地覆，她亦沉着面对。她知这是时代的不幸，亦是命运中忽然从天而降的劫难。过去了，人生依然是人生；过不去，生命化为尘埃，重新被苍茫的天地孕育。或许，上天怜悯，香港终究会重见日光，重新恢复往日的生机。

只是周围的同学表现出来的漠然令张爱玲有些不安。她觉得他们对于战争，就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

战火到底还是开到了港大校园内，黑漆漆的宿舍底层，被机关枪“噼里啪啦”一阵扫射，像荷叶上的雨。躲在地下室的学生们面如土色。他们终于体验到战争的可怕。张爱玲亦是怕的，那是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生命似乎游离在她单薄瘦弱的肉体之外，随时会被带走，而不再属于她。

几天之后，港大停课，张爱玲无处可去，不能回家，即使回去，家也许已经不复存在了。她跟着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参加守城，刚从那个地方出来就遇到空袭。一片混乱中，张爱玲跟着大家慌乱地跳下电车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里。她心里突然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她没有明白。仗已经打完了，她仍是不明白。

香港被围困的那段日子，城里一片狼藉。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也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没有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张爱玲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地去上工。

这座城仿佛是一个被废弃的世界，存在与毁灭只是刹那间的事。生命的虚无感难挨、难解，漫无边际地滋生。的确，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一切的一切孱弱如同一张薄纸。

现实这样严峻，张爱玲依然找得到自己的乐趣。隆隆的炮声中，她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她想，一枚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索性把这本书完完整整地看了一遍。她不喜欢虚度，哪怕是命悬一线的战争岁月。

战火终于停了下来，从防空洞里走出来的人们，为重新开始的生活而雀跃，人们可以暂时活下去了。张爱玲也欢喜着，为可以仰脸看清天上的飞机；为自来水管子里流出的清水；为电灯的光；为街头的热闹；为凡夫俗子点点滴滴的平庸而快乐。她并不愿意将战争的残酷与自己的悲悯情怀联系起来。她觉得那种对生的强烈追求比冠冕堂皇的情感真实得多。

所以，她和她的同学仅仅为可以吃到美味食物而惊喜。她们会闯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是否有冰淇淋，为咬着嘎吱嘎吱的冰屑子而满足。街边摊的生意开始兴隆，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她们便天天上街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满足眼睛贪婪的欲望。

不仅是张爱玲，整个香港似乎都陷入狂欢中，早已把战争的苦楚丢在模糊的昨日。人们摆脱了生死的威胁，很快发现了味觉的神圣，汽车行都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和药店不兼卖糕饼。街上，隔五十步左右就会有一些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蹲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学校里的教员、店里的伙计、律师都改行做了饼师。

张爱玲也曾在穷人青紫的尸首旁边，立在摊头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她为这种冷漠有些许歉疚，然而她不是一个喜欢粉饰的人，她在自省这种真实人性的同时，也给自己做了一个真实的记载，哪怕那真得看起来粗鄙与无情，也坦诚面对。

休战后，张爱玲和港大的同学被安排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那是一种并不愉快的体验。到处是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没有思考习惯的病人；到处是被肢体残缺和疾病折磨着的烦躁气氛。生的磨难和对活的企盼矛盾地交织着。医院的值班室有一架旧的红木山水屏风，张爱玲常躲在屏风后面吃白天吃不到的牛奶面包。她不是故意要躲藏，只是一张张床铺上渗出的绝望和痛苦令她招架不住，她只好转身，退缩，蜷曲在可以视而不见的角落。

偶尔，张爱玲也会被感动，因为病人会对自己的伤有了感情。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只是，这种感动非常短暂。当那个蚀烂症的病人发出“姑娘啊！姑娘啊”悠长、颤抖、有腔有调的痛苦叫唤时，引起的并不是张爱玲的同情，而是恨，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她对拖着长声的召唤听而不闻，直到一屋子的病人都醒了，看不过去，跟着叫：“姑娘。”她才悠悠地走出来应付，冷冷地说：“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