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山小学

生命的诞生，就是学习的开始。吃乳、会爬、走路、拿筷、说话，样样都要学，不学就不会，任何人都不例外，例外的人就会成傻瓜。我家人不想使我成为傻瓜，在我虚岁6岁时便送我到“罗山小学”读书。罗山是明嘉靖初年首辅张璁（1475—1539）的号，张璁又号罗峰。嘉靖十年（1531），以璁与朱厚熜音同，请改，世宗改其名为孚敬，字茂恭。^[1]“罗山小学”就以张璁宗祠为校址。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云忱的父亲眉山翁乘清废科举兴学校之机，会同生员张书授、张荣恩、张松齐等创立“就正学堂”，为普门张姓子弟就学，学生有限。1920年，改为“罗山小学”。1924年，张云忱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便秉承父志，与张之潮、张执中、张肇环、张铁民、张季莘、张幼玉组成校董事会，他任董事长，张肇环任校长，遵照孙中山先生“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泉源也”的教导，开门办学，招收各地各姓学生，并亲自兼授课。^[2]明清以来，普门文风兴盛，人杰地灵。小学以罗山命名，既有纪念张璁的意义，亦靠张璁宗祠的田产来维持学校的一部分财政开支。张云忱董事长为人正直，爱国，爱教育。我1940年入学，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温州屡遭敌机轰炸，三度沦陷，经济困难，张云忱先生四处奔波，筹募资金，维持罗山小学的正常教学。当时，教我们语文、算术、常识、劳作等课的老师都是有名望的，如朱志豪、郑笃志、王铣、张育青、杨宗昌、郑逊华^[3]，其中多数教师思想进步，知识丰富，学生们很崇拜、敬仰他们。

从家里到罗山小学有较长的一段路，有时候怕迟到，就要小跑，可是我从家里出来要经过4条较高的门阶，往往被门阶绊倒，特别是穿了家里做的长衫，更容易被绊倒，膝盖和手心经常跌破出血。倒霉的是，愈着急赶着上学，被绊倒的次数就愈多，跌得就愈厉害。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由于要帮助家里晒早稻和晚稻，特别是晚稻，晒谷、扬谷时身上沾满谷的毫毛（晚稻的糯谷，毫毛特多），一出汗就会痒，痒了就挠，后来就生了疥疮，起泡、化脓、流脓水，全身到处都有，当时乡下不讲卫生，又没有医院看，只得休学，后来把我折腾得不能坐、不能睡，身体很弱，才去找中医看，拿来一些草药，又敷又洗，才慢慢痊愈。现在讲卫生，很少有人生疥疮。

这期间，日本侵略军占领温州^[4]，到了永强，杀人放火，把怀孕妇女强奸后破肚子，惨绝人寰，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当时，我们全家人跟着大家仓皇逃难，祖父给我一点钱，以便逃散了能买点东西吃，还当路费用，当时放在正间房桌子的抽屉里，走时匆忙忘了拿。我们逃难的目标是松台山，我当时还能自己走，大人拿着东西，我姐姐张秋香抱着不到3岁的妹妹张桂兰，爬山时不慎摔倒，妹妹也摔在地上，脊柱骨摔伤，啼哭不止，当时不觉，在逃难中不可能到温州看病，最后成驼背，终身痛苦。在逃难中，晚上睡在岩洞里，吃点干粮。日本人退去后，回到家里，家里乱七八糟，最可愤可恨的是在我们家灶台上和镬里拉了屎。后据邻居说，这样的事情不止在一家发生。祖父母非常生气，他们说，灶上供着灶王爷（即灶神），是保佑我们家年年有饭吃的，在做饭的锅里拉屎，得罪了灶王爷，这叫我们如何做饭、吃饭！想起这事就气愤，日本军人的无德、无人性真令人发指！这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我知道这不是我一家的苦难，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

小时经常干活，农忙时插秧，秋收时把割好的稻谷抱到打谷场，或拾谷穗，早晒谷，晚收谷，还要与人家争晒谷的场地等。有时与邻居家男孩到稻田里捉蚱蜢（温州一带把蝗虫叫蚱蜢），为了捉蚱蜢，我自己就用菜刀削竹签，找一根竹子，留下最后一个竹节，再削成薄薄的、细细的竹签，把捉到蚱蜢串起来，拿回家喂鸡，据说鸡吃了蚱蜢长得快，蛋生得多，但为了削竹签往往割破手，血流得多，便往灶膛里抓一把草灰敷在伤口上，据说可以止血。一般手割破不告诉大人，免得挨大人骂，以后不让小孩动刀。有时上山筢柴（不能砍树），即把落在地上的树叶、松针等筢拢来背或挑回家烧饭。2003年2月6日为母亲送葬，经过我过去筢柴的地方，竟然柴草满地，积成厚厚一层，都没有人收拾。想当年，几个孩子为了抢一点柴就要吵嘴，甚至打架。我总是给他们调解，一般都做均分处理，或给先发现的人多一点。尽管打架，但只要大家都有一些柴，回家不会给大人骂，回家路上大家就都高高兴兴的，好像没有吵过嘴、打过架似的。有时在大人犁田（水田）的时候，大家跟在后头捡泥鳅、挖黄鳝。

由于身上长疥疮，在小学休学近两年，心里只想复学读书，三年级开始我就用功学习，一方面赶上同学，把落下的课补上，另一方面也想把休学的时间补回来，于是便跳过四年级，直上五年级。五年级我的作文、算术、书法均受表扬，父亲把我送到温州市“三希小学”读六年级。据说是三兄弟的名字中都有希字，故名“三希”。恰巧当时住在我们家大屋前进房屋的张体宁在三希小学任教，我父亲拿着我五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单去跟他商量，他同意我插班六年级。开学时，父亲送我到温州市入学，竟顺利插班。当时永嘉寺前街到温州交通不便，从寺前街坐船，划到白楼下村，约半天时间，船里能坐10～20人，街头艺人在船上就唱“道情”（温州道情），别有情趣。从白楼下村上岸，爬过茅竹岭到状元茅竹桥，再坐船到温州大南门。茅竹岭是古时官道，据说古道长493米，宽2.2米，上岭原有石阶197级，这是后来听人说的。当时年少，爬这样的山岭并不觉得累。我们从白楼下太阴宫门前的张老祠经宫丁仙岭上山，路经平山寺、性空亭、缘起亭。古道中段有一座三间单层名为“茅川转舍”的房子，是供过岭人休息用的。茅竹岭岭背的平山寺建于清嘉庆六年（1801），寺不大，却古朴、静幽，是过岭人可参观的地方，香火较盛。一般过岭人不会太停留，因为要赶到状元茅竹桥坐船，在白天到温州办事、住店。白楼下也名牌楼下，相传明弘治年间榜眼王瓒为未婚亡妻立牌坊于此，故名牌楼下。王瓒在《茅竹岭西庄》诗曰：“乘闲聊赴野云期，水荇牵风荡桨起。求友黄鹂声缓转，伺鱼白鹭步轻移。江清似此谁同渡，山好吾今更有诗。茅竹岭西千树竹，繁阴如盖坐多时。”赞美茅竹岭山水之秀。因是第一次到温州，也是第一次由乡下到城里，我心里既高兴又害怕，一切都觉得新奇。沿河岸两边既有店铺也有农田，一片田园式的自然风光。到温州后，天色已晚，父亲领我去住旅店，这是一间由民居改成的旅店，店主人与我父亲有点熟悉。第二天，我和父亲拿着被褥、衣服及祖父母、母亲给我带的一些吃的东西到三希小学报到。三希小学是当时温州最有名的私立小学，师资力量很强，管理方法比较严格。当时，三希小学有20多名从各县、各乡来的住校寄宿生。宿舍挨着厨房，用薄木板隔开，但木板缝很大，教师、寄宿生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做，由于烧柴烟很大，其烟都飘到宿舍里来，特别是早上，我们寄宿生还在睡，厨房便开始做饭，烟刺得我们眼睛流泪，很难受，并且烟尘亦飞进来，被子搞得很脏，清晨都睡不好觉。虽提过意见，但校方以无房子住为由而没有解决。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亲人，开始生活有点不习惯，衣服脏得快，有钱的学生请人洗，我零用钱少，只得自己洗，这是我第一次学会自己洗衣服，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

从五年级到三希小学念六年级，开始有点吃力，但老师要求严，慢慢跟上来，到学期结束考试时我已经名列前茅了。于是，我不想在三希小学那受烟熏的地方住下去了，想考中学。当时，考中学必须有小学毕业文凭，报考时要验一下文凭，并在文凭背面盖一个章。假期中由我的朋友张岩芳借到了张立文罗山小学毕业的文凭。我原名张宪江，本想最好借到“宪”字辈的，按照张氏宗祠的谱系，我这一辈除“宪”字外，还有“立”“思”两字，都算同辈的字，因此，用张立文的文凭亦不违辈分。我就拿这个文凭去考温州瓯海中学。当时，瓯海中学有春、秋两次报考机会。结果竟考上了。考上后，我把文凭还给张立文家，并给他家一担谷子（合200斤）。此后，我就用张立文这个名字至今。其实，名字仅是一个符号而已，譬如我的乳名叫“打娒”，祖父讲有两重意思：一是不怕人欺负，二是不怕鬼怪欺侮。祖父怕我这个长孙遇到不测，希望我平安顺利地成长，为此还在“娘娘宫”许了愿，求娘娘保佑。这种迷信思想在当时乡下很流行。

注释

[1]参见张宪文、张卫中：《张璁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张之潮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张执中、张肇环二人旧制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张铁民、张季莘、张幼玉三人私立上海大厦大学毕业。

[3]朱志豪温师毕业，郑笃志温十中毕业，王铣、张育青、杨宗昌、郑逊华四人为温州简师毕业。

[4]1941年—1945年6月，日本侵略者3次侵略温州：第一次是1941年4月19日—5月3日，第二次是1942年7月10日—8月15日，第三次是1944年9月9日—1945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