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大改造

调研员经常被县委县政府抽去做中心工作，所谓中心工作即根据中央、省委布置的当时的农村主要工作，如我被抽去从事农业互助组、合作化及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等。农民分到土地后，有的没有耕牛，农具短缺，还有寡、孤、独、残疾者，生产存在很大困难，于是就需要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取长补短，以增加生产。在组织互助组的过程中，虽讲自愿原则，但谁心里都不愿意与寡、孤、独、残疾者在一起，以免自己吃亏，这就需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打破光想单干的思想，发扬互助精神。我们需要考虑土地的远近、劳动力的搭配、农具的配备，还要考虑寡、孤、独、残疾者的分配，只有合理安排，农民群众才会满意，互助组才能真正发挥互助的作用。我负责的村在大安区三魁乡，经过深入摸底调查，搞清了劳动力、土地、农具、寡、孤、独等具体情况，各互助组配制比较合理，真正发挥了互助组的作用。我住在村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做到“三同”，育秧、插秧、除草、施肥到最后秋收，所有的农活我样样都干过。与贫下中农一起干活，虽然艰苦，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但体会到我们吃的粮食真是“粒粒皆辛苦”，所以要珍惜粮食。

1955年掀起三大改造运动，即农业改造运动、工商业改造运动、手工业改造运动。我主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商业公私合营运动。1955 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省委、市委、县委就赶紧布置，立即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大办农业合作社，不久也掀起了工商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这样，我就被抽去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泰顺是农业县，工业几乎等于零，商业也很少。原农业互助组搞得好的村在互助组基础上扩充成合作社就可以了，工作比较容易一些。我被派到一个基础比较差的村，互助组名存实亡，所以工作要从头做起。我们分析了互助组名存实亡的原因：一是没有一个好的、坚强的领导；二是互助组各方面因素搭配不合理；三是互助精神有待发扬。我们找到了原因所在，就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一个合理方案，请农民群众来讨论、商量，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做了修改，之后又去征求农民群众的意见，特别在个别征求意见中，农民群众反映了在会上不敢讲的真实情况，又做了一些修改，农民群众相当满意了，就把几个互助组联合起来，并进行一些调整，组成了上村与下村两个自然村的农业合作社，每个社20～30户不等。农业合作社是使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一个步骤。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保留了自留地和菜园子，但我发现有的农民对自己的自留地、菜园子比较关心，对入合作社以后自己以前的土地就不关心了，未入合作社前即使没有活也要到自己地头转一转、看一看，现在不去转了，这就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隐蔽下的农民积极性不高的表现。我曾向工作组汇报了这种情况，组里批评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识个别不知全体。这样，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我当时想，如果不急于搞农业合作社，也许农业生产情况会好一些，农业发展会快一些。

1955年下半年年初，进行全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由县计划科科长冯子亚负责。由于他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系，所以一些具体工作由我来做。我对200多名参加统购统销工作的工作人员（包括县里的干部以及招聘来的工作人员、乡村干部、会计等）讲了统购统销的意义、政策界限、工作方法及步骤等，这些工作人员集中在县里学习3天后就分赴各区、乡、村进行工作。工作包括进行每户产量摸底，记录收入稻谷数、杂粮数、每人所需口粮数、养牲畜（猪）所需饲料数，然后计算出每户是缺粮户还是余粮户，余粮多少等。这本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它关系着每户农民的口粮够不够、能否吃饱、会不会饿肚子等问题。但由于一些干部工作简单化，有的没有很好地核实每户实际产量，甚至为了表明自己领导的成绩而多报产量，致使农民多卖余粮而不够吃，缺粮户也得不到应有返销的粮食。尽管我们复查了一些乡村，但我们不可能复查全县所有的乡村，所以只得布置乡村干部去复查，但仍有虚报不实的情况。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上面有指标压着，下面又要加码，他们是两头为难，苦就苦了农民。总的来说，泰顺还算好的。

1953—1957年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对此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充满信心。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我想自己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没有很好学文化、学技术的机会，如果有机会去学文化、学技术，就一定要争取，因此我在工作之余就抓紧时间学习，特别是1955年泰顺县县政府原计划科科长冯子亚和泰顺县原共青团团委书记童宛书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我也萌发了考大学的念头。当时，我们粮食局计划股股长是吴杰，我和他是瓯海中学同学，一起到泰顺参加土改的，另一个股员是1953年省里分配来的青年学生，我们三人都想考大学，于是都偷偷地复习考大学的功课，办公桌上摆着要办理的文件等，把要复习的课本和书放在抽屉里，其他同志来时肚子一顶，抽屉就闭上了。因为领导知道了工作时间复习功课，就会批评你工作不安心，给你扣上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怕工作艰苦等一大堆帽子，所以复习都是保密的。泰顺粮食局的办公室是一个宗祠改造的，是一间大房间，每股的办公桌拼在一起，办公桌挨着办公桌。保密是保不住的，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1955年9月间，我被调去负责洪口粮食转运站的工作。泰顺作为一个穷山区的县，当时连一米的公路都没有，物资运输完全靠肩挑，其唯一的水路运输就是从洪口到百丈口，由百丈口到瑞安再到温州。洪口到百丈口只能走竹排，因为水少滩浅，蚱蜢船走不了。泰顺县粮食局根据温州专署粮食局下达的粮食外调任务，将粮食分配到各区粮库，各区粮库再根据情况（如库容、秋后公粮入库盈余等）将粮食分配到各粮仓，各粮仓按外调任务组织农民将粮食肩挑到洪口，远的地方要挑上2～3天。我们对农民工挑来的每担谷进行验收，看看是否调换，以次充好或渗水（渗水的谷要放1～2天后挑来，水被谷吸收，但手一摸就能感觉出来），验收后过秤，装麻袋，结算挑谷工钱。这个工作非常紧张，从天蒙蒙亮到半夜，都得不到休息。因为天黑前挑到的粮食较多，验收都验收不过来。晚上必须把粮食装入麻袋，按100斤秤好，并缝口，会计、出纳要统计每天收入粮食数与运出粮食数是否平衡等，我要检查每一项工作。每天天刚亮，我们每个男同志肩扛一麻袋粮食到码头的竹排边，我是站长，要带头扛100斤重的麻袋，排工接过去放在竹排上，保持竹排的平稳。这样，我们每天都要上下码头几十趟，扛得腰酸背痛的。排工在发货单上签字后，直接运到百丈，百丈粮库接收后马上装蚱蜢船运到瑞安、温州。其间处理过几起麻袋粮食掉到水里的事件。这往往是在竹排转弯时发生的。

粮食转运站在农忙季节、春节前后比较闲，当时报刊上在讨论《红楼梦》问题，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并撰写了一篇《贾宝玉、林黛玉婚姻悲剧原因的探讨》的文章，寄给泰顺县作品评奖委员会，竟然获奖了。

1956年2月，我从泰顺县洪口粮食转运站调到浙江省粮食干部学校学习，校址在杭州湖墅区，这是我第一次到省会美丽的杭州，心情特别舒畅。3月1日游西湖，我写过一篇《西湖记》。这期省粮食干校是粮食管理所所长轮训班，与我一起从泰顺县来学习的有周士潘所长。这个时候杭州挺冷，在简易的礼堂里听报告，记录用的自来水笔的笔头都冻起来了，要不断放在嘴里温热，使其不冻，觉得比温州要冷。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粮食政策、创“四无”粮库以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机构建设等。结合学习，我们到杭嘉湖参观先进模范粮库。有的粮库确实管理得很好，与泰顺粮库相比，粮仓建设和管理水平都高一层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时，认为麻雀是啄粮食的害鸟，所以各粮库都打麻雀，而没有认识到麻雀啄害虫的一面。结果发生了一位学员爬上省粮食干校附近高压电线杆上打麻雀触电而死的悲剧，据说他刚结婚不久，学校领导很重视，要大家接受教训，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