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浮肿

石峻教授，我们称他为石公。石公胸怀坦荡，热情好友。从三年困难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常约我和方立天去书店，有时进城，中午他便请我们吃饭。那时花5元钱3人就可以吃得不错，还可以喝点酒，1～2元钱3人也可吃一顿。当时，北京市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为56元，我为调干生，月工资为62元（这个62元一直维持到1978年），石公为教师6级（副教授的最高级，教授的最低级），月工资210元，所以每次吃饭都不让我们付钱。在一起散步时，石公会给我们讲老北大、武大、西南联大的种种奇闻逸事（都是事实），而且谈前辈哲学家和学者的学术特点、生活故事等，他讲起来生动有趣，使我们知道了很多在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也使我们的认识更加贴近前辈学者的本真，我们受益匪浅。有时我为了请教问题和商量事情，便陪他散步。他的生活习惯是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出来散步1小时，我便会在这两个时间向他请教，他很乐意有人陪他散步，兴致比独自散步高，解释问题条理特清楚。

石公虽当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但他不是党员，我的具体工作由哲学史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尹明同志安排，于是我找了尹明同志。她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尹明是她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革命工作的，她性格开朗、态度和蔼、关心同志，是有工作魄力的基层女领导。她征求我的意见，是做中国哲学史还是外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我说我对中国古书较熟，念过私塾，在党史系学习时对中国通史感兴趣，做中国哲学史的教研工作比较合适，这样就定下来了。教研室开了一个欢迎会，欢迎我与龚兴同志（王俊义、裴德义还未分来），使我认识了苗力田、李武林、李志逵、李质明、钟宇人（以上是做外国哲学史教研工作的），杨宪邦、孙长江、李燄（以上是做中国哲学史教研工作的）及资料员江涛。尹明同志在会上布置了工作，根据校党委和哲学系主任吴江同志的意见，要集中哲学史教研室的力量，鼓足干劲，在一年内编出《中国现代哲学史讲义》。当时在人民大学附中借了一间大教室，摆了12张桌子，集中办公。我当时住在东风一楼东头，早上8点上班不觉得怎么，但下午2点上班就觉得紧张，当时我没有手表（买不起），怕迟到，匆匆地赶到附中，觉得路挺长的。当时教研室分配我写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批判”，杨宪邦写冯友兰“新理学批判”等，每人写一章，个别人写两章。我全面、仔细地阅读了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的书及其他著作，写出了初稿，交同志们传阅提意见。

从学生到助教，粮食定量从每月36斤一下子降为28斤，我明显觉得不够吃，吃不饱，所以要计划好每天、每餐吃多少。我们单身汉在集体食堂吃饭，食堂打饭缺斤少两，所以连28斤也吃不到。留校学生大部分单身，绝大多数是男同学，饭量大，不够吃了借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省着吃，不计划着吃，到了月底就没有吃的了。

1960年初冬，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搞教学检查运动，学生们揭发、批判教师在讲课中有错误的、修正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教研室也检查每个教师讲课的讲稿，如发现有上述观点便摘出来批判，说是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不传播修正主义观点。哲学史教研室重点检查石峻和苗力田的讲稿，石峻讲课的讲稿很简要，苗力田讲课拿几张卡片。分我们检查石峻的一部分讲稿，我看后觉得没有问题，我想讲中国古代哲学史与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我看过的那部分讲稿，别人又看，反复检查，搞得很紧张。在检查讲稿的同时，也检查文章，凡发表过的文章都要拿出来检查，查是否有上述观点。在检查杨宪邦讲师的文章时，一些人觉得其观点有问题，杨宪邦觉得没问题，于是便产生了意见分歧。后来郭影秋同志到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时，解决了意见的分歧。后来教学检查运动便限于党内，党外的教员就去中国人民大学在密云县的农场劳动，挖鱼塘。这样我和李质明、李燄、江涛就到农场挖鱼塘了。

北方冬天冷，劳动强度大，粮食定量少，吃不饱，半个多月下来我觉得有点吃不消，有一天睡前洗脚，无意中按摩腿，结果一按一个印，问其他同志才知道是浮肿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而得浮肿病的人很多。我在泰顺土改时虽吃番薯丝、南瓜当饭，但没有得浮肿病。这次得浮肿病，显然是半年多来粮食不够吃而导致的营养不良的结果。当时我没有跟领导去说，挖完鱼塘回到学校，浮肿病加重了，脸上都显现出来了，领导照顾我，寒假就让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北戴河疗养所疗养半个月，冬天的北戴河比北京还冷，就没有出去玩，待在屋里看书养病。北戴河疗养所是吴玉章校长向中央要来的，当时其他高等学校都没有这样的疗养所。疗养所伙食因有特殊照顾，所以吃得较好，半个月休息下来，我的浮肿有点好转，以后虽每年寒暑假都组织教职工轮流到北戴河疗养所休养，但我舍不得时间和工作，都没有去，直到现在。

1960年以后，全国经济形势愈来愈困难，农村大量出现饿、病、死人的现象，我也经历了生命的考验。我除28斤定量粮食外，每月只有半斤肉、半斤油，形势很严峻。有家的教师自己做饭吃，可与老婆孩子相互调剂，且有家的教师多为讲师，每月工资为89元，每月补助半斤黄豆及其他东西。我们这些单身汉年轻教师都是集体户口，只能吃食堂，且年轻教师大多是助教，没有一点儿补助，又是能吃饭的年龄，更觉得不够吃。食堂早上稀饭做得更稀，米饭采取二蒸，米粒的体积大了，而给我们的仍是二两一碗，且刮了又刮。有个助教对此不满，还受到批评。我把2月份28天的粮票省下来一点儿，以补3月份31天不够吃的粮票。我3月份一开始去食堂买饭，就用2月份省下的粮票去买饭，可是炊事员态度很坏，不仅不打饭给我，而且骂人。我说：“这是我2月份省下来的，又不是偷来的，为什么不可以吃自己省下来的粮食。”炊事员却说：“粮食是一个月一个月定量，只能吃当月的。”我问：“食堂粮食上月结余是否放到下月吃？上月粮食结余是否上缴国家？”炊事员说：“没有。”我说：“食堂既然没有把上月粮食结余上缴国家而延到下月用，为什么我上月结余的粮票不能在下月吃。”炊事员骂我诡辩，说我投机取巧，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等。后来他把此事告到哲学系工会主席那里，工会主席不听我的说明，仅根据片面反映就严厉地批评我投机取巧、思想有问题等，对此我心里觉得很冤枉。后来我与他说起这事，他直抱歉。“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被“四人帮”解散时，食堂剩余粮食几十万斤，食堂只得不要粮票而发卡给教职工去食堂用餐，却在三年困难时期没饭吃、饿肚子的时候克扣教职工的粮食，缺斤少两，如果那时把这些粮食补给缺粮教职工，很多教职工就不会得浮肿病了。

三年困难时期，政治运动相对减少，劳动也减少，学校领导为了保证教职工身体健康，要求大家劳逸结合，注意休息。由于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教学就比较正常。1961年张腾霄获得平反后到哲学系当主任。他对我们说：“你们年轻，身体好，下乡劳动容易，一学就会，读书、写文章就难得多了。”又说：“教员会讲课，这是铁饭碗；会写文章，这是银饭碗；既会讲课又会写文章，这是金饭碗。”这是实话，也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本来哲学系的教研室就包含教学和科研两种基本任务及功能，每个教师都应该具备既会讲课又会科研写文章的基本功，张腾霄的话本没有错。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饭碗论”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受到了批判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