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朱熹研究

我到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后，就被分配重点研究宋元明清理学，当时教研室教员研究先秦、近代的较多，宋元明清没有专人研究，特别是当时中国哲学史界把冯友兰的“新理学”作为批判的重点，又认为蒋介石信奉阳明哲学，因此，宋明理学成为禁区，误以为研究宋明理学是跟着他们跑。我当时认为，中国哲学史作为哲学系的一门重要必修课，不讲宋明理学是不行的，否则，就不成为哲学史。既然要开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不研究它是不行的。我在辅导原著、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发现，要研究宋明理学必须精通宋以前的各家哲学和原著，包括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我特别发现，宋明理学家没有一个不研究《周易》的，不懂《周易》就很难搞清楚理学家文本的意义及其哲学思辨结构，所以我研究《周易》、注译《周易》、撰写《周易思想研究》，也是基于更好地研究宋明理学的考虑。

在研究《周易》的同时，我也关注宋明理学的研究。我当时确定自己的研究进路是：教学上求通，通讲中国哲学史，熟悉每个时期和每个哲学家在整个哲学演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地位、作用和影响，避免不知整体而片面拔高某一哲学家哲学思想之弊，力求做到定位准确和诠释符合实际；科研上求点，“点”即重视个案研究，通过个案的深入钻研和文本的诠释贴近哲学家本真，以避免凭想象的不实之弊。我试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由点到面，由面到通。点、面、通相结合，而达到与中国哲学史的本真相契合。譬如《周易》是一本书，是一个点，搞懂这个点，就可以体认中国哲学思维的起源、思维的框架及其独特的魅力、巨大的影响。宋明理学研究我也要选择一个点，开始我想选择一个较有影响、资料较少的哲学家作为研究下手处，于是便看中了陆九渊。但当我看完了陆九渊的著作及相关的资料，着手写作时，却时时僵住，下不了笔。不仅处处碰到与朱熹哲学的关系问题，而且亦有“觉其空洞无物，然亦总觉此似若不能尽其实者”之叹。我体认到朱熹才是宋明理学的关键人物，研究两宋哲学绝避不开朱熹哲学，只有抓住这个点，才能疏通、带动整个宋明哲学这个面，于是我毅然暂且放下陆九渊，便找了朱熹这个硬果给自己啃。前沙涧的半农半读，读的主要是与朱熹相关的资料。我搜集从1949年到1965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朱熹的文章，总共只有6篇，而主要是关于他的教育思想和读书方法的，哲学思想写得较详细的还是冯友兰的书及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读原典上，一本一本研读，先读从图书馆借来的《四部丛刊初编》本的《朱文公文集》（后自己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买来此书），分概念、分范畴做卡片，后采取不全抄，只记要点和中心思想及页码，以便写作时重读和研究，这就大大节省了时间。当时人大图书馆没有《朱子语类》，恰好我们教研室的乔长路同志有线装本《朱子语类》，我便向他借来看，由于这书自己没有，所以做的卡片较多。这就是没有电脑前做学问的艰苦之处，不像现在鼠标一点所有资料都出来了。不过，我现在仍然习惯于老一套，这大概是不与时偕行的表现吧。

《朱熹思想研究》是想超越现有的、普遍采用的模式，我在该书1981年出版的“前言”中说：“近三十年来，对哲学家的思想，曾习惯地按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论、历史观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研究，这虽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但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是不够的。因为哲学家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基本范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分门别类’的研究，往往于整个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注意不够，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或联系，才能如实地反映该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该书打破以往四大块或五大块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逻辑结构新方法，并以120页的篇幅撰写了“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依据朱熹哲学提出范畴或概念，探索其间的联系，分析各个范畴或概念的内涵、地位、作用，从而呈现其哲学逻辑结构，这样做是因为每个哲学思潮、哲学体系都是由诸多范畴或概念构成的。

我在“前言”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凭现成的原则、公式或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对每一哲学思潮、人物的特殊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作为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螺旋式前进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圆圈，都有其历史的积极作用。对于这种历史必然性，切忌采取简单化、公式化和直线性的方法。”以此否定以往二元对立的、两个阵营和两条路线对战的观点与方法，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回到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来。

“前言”还提出：“对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集大成的朱熹哲学，必须区别其精华和糟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就是批判继承。《朱熹思想研究》努力避免把朱熹思想当作死狗一样扔掉，一笔勾销就算完事……而是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和合理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还有很大影响力的情况下，提出这些观点和方法不免触犯了一些人的思维定势，因此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遭到一些人的批判和误读，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