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一生都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的长期的、杰出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曾任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兼北平市西郊区区委委员、中共北平学委书记。后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委委员、长江局青委委员、第二次全国学联党团书记、秘书长、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央青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东北局青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教育局局长、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东北局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团中央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等教育部党委第一书记、高等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

蒋南翔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中共中央第八届候补委员，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蒋南翔1913年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高塍镇。宜兴，山明水秀，地灵人杰，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自古至今，从宜兴这片土地上培育出来的众多闻臣名将、文人学者及专家为宜兴的历史平添异彩。

“河渠绕门前，拱桥垂岸边，倒影似望月，荡舟水潺潺。”鸟语花香，风景如画，这就是蒋南翔可爱的家乡。

宜兴地处江苏南端与浙皖二省交界，又是沪、宁、杭三角中心，当地乡亲历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稻米、茶叶是宜兴的传统产品，是全国茶叶生产基地县之一。宜兴工业最具地方特色的为陶瓷和建材，宜兴素有“陶都”的美称，其紫砂陶瓷产品行销全国，驰名中外。

蒋南翔的家庭情况

蒋南翔的父母原务农，于民国三年起又与人合股经商，开粮食行，直到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后，粮食行即倒闭歇业，家中产业亦因此受到相当的打击。家中有100多亩地，如年成不坏，每年可以收租200石左右。此外，还有自己的房屋一幢计两间平房，两间楼房，店面一间，可以出租。房屋在1939年被日军烧毁，家庭也随之破产。

父亲蒋焕坤，只念了两年私塾就辍学参加劳动。由于感到自己幼年失学的痛苦，所以主张蒋南翔弟兄几个读书，好好学习上进。其父1940年去世。母亲张氏，1885年生，是一位勤劳的家庭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全国解放后，从宜兴到北京由蒋南翔供养，后在宜兴去世。

蒋南翔共有兄弟姐妹六人，三男三女。大哥蒋南松，1933年毕业于上海公学法律系，1949年宜兴解放后，他考入苏南区党委主办的司法训练班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武进县和江阴县为司法审判员约半年。1950年10月后，在家劳动。弟弟蒋南群，毕业于四川大学农学院，解放前不参加政治活动，解放后思想有进步，在农业部任工程师，后转入辽宁省农业厅任高级农艺师。“文革”中因写信给中央，不满意“文革”中打倒蒋南翔，还涉及对江青的不满，因而被捕入狱十多年，“文革”后出狱，因病卧床十多年，已病逝。

大姐蒋瑞珩，家庭妇女，于1986年逝世；大姐夫余玉西，地主兼商人，已于1953年逝世。二姐蒋瑞璋，亦家庭妇女，已逝世；二姐夫吴耀春，系中农，在家务农。

小妹蒋寒梅，参加革命后改名江梅，1941年在延安入党，全国解放后，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已逝世。妹夫何纯渤，共产党员，曾任水电部电业总局局长。

家庭的影响和学校教育的概况

蒋南翔在6岁时进高塍镇滆南小学，七年毕业(1919—1926年，其中多念了一年私塾)。

13岁进宜兴县立中学，三年初中毕业(1926—1929年)。

16岁进江苏省立镇江高级中学，三年毕业(1929—1932年)。

19岁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2年9月—1937年7月)。

蒋南翔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喜爱古典文学，平时善思考，课堂常提问，颇受学校老师的喜爱。他有过目成诵的惊人记忆力。小时候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的同学，谁也比不过他。凡是他经历过的事情或过目的东西，时间很长，他都记得牢靠准确。

他脾气倔强，自信心强。课余尤爱体育活动，哪怕寒冬酷暑，从不放松锻炼身体，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不尚修饰。

在处理家庭关系上甚为得当。他的小妹寒梅因为不服农村男尊女卑的封建陋习，洗浴也要分个先男后女，于是瞒着长辈抢先洗了头汤。事后，寒梅怕受到父母的呵责，而蒋南翔却暗暗地为她撑腰，并赞扬她敢于反抗封建的斗争精神。还有一次寒梅对蒋南翔说：“爹娘有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男孩子可以上桌陪客人，女孩就不行，实在太不公平了。”蒋南翔说：“这是封建思想，家庭男女不平等，我们兄弟都是反对的。你上学的事，我已三番五次给爹娘讲了，已答应你进高塍小学读书了。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再不能像在家里那样随随便便小孩似的任性了。”寒梅回忆说：“那时大哥对我只是严厉训斥，三哥好玩不管我，只有二哥南翔很关心我。他那和蔼可亲，谆谆教诲，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们家里多次争论，反对封建，都是南翔二哥发起的。”

1926年秋，蒋南翔进县城上了宜兴中学。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宜兴县教育局局长潘梓年(共产党员)委派共产党员史乃康任宜兴中学校长，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都有所改革，课外活动一反过去单纯的体育锻炼，建立了各学科的兴趣小组，让学生自由选择开展活动。特别是语文、历史和党义课等，公开讲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去迁居宜兴的苏北棚户中调查社会生活，使学生们了解贫苦农民受压迫的实况和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是年10月10日在体育场举行的纪念会和晚会提灯游行时，宜兴中学学生喊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当时的县长)的口号。大家响亮地高唱着运动会的会歌：“趁此秋收的好时光，大家来啊！西城麓有广场，广场一片胜康庄。任尔歌，任尔舞，南山无复白额虎，世路崎岖多豺狼……”

时隔20天，11月1日上午11时左右，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宜兴农民暴动行动委员会总指挥万益(时任中学教师)在蛟桥北边县政府门口的中央台连发三枪，发出暴动信号，率领农军一举攻占了县署和警察局，控制了全城，立即召开民众大会，万益以工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废除旧政权，一切权利归工农委员会。并以工农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颁布政纲，宣读布告，打响了江南秋收起义第一枪。

宜兴农民暴动的胜利，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迅即调集重兵镇压。11月5日万益等人转移到江苏省长兴县境，不幸被反动武装逮捕。押解途中，万益教育同志们，对敌人不能抱丝毫幻想，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在庭讯时，万益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11月22日凌晨4时左右，在宜兴县城体育场英勇就义。革命虽遭挫折，而学校却变成了革命的摇篮。万益老师等人的壮烈牺牲，在蒋南翔的幼小心灵深处引起了对他们深深的同情和怀念，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以及对反动统治者的强烈不满。这是他第一次受到的最实际的政治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南翔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寒梅才进无锡市女子初中一年级。在放暑假的一个傍晚，她第一次听到二哥南翔讲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推翻满清的历史故事。她回忆说：全家纳凉聊天的时候，他讲到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情景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使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引起了寒梅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痛恨，激发了寒梅的爱国之心，她说：“二哥的这些宣传还影响到全家、亲友和村邻。”

高中时期的蒋南翔主要是希望能够考上著名的大学，将来能成为有名的学者。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他积极地参加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高举抗日大旗，赴南京请愿，希望蒋介石能出兵收复东北，这次活动虽然没有达到让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的目的，但是又一次使他的思想受到比较实际的政治教育。

在青少年时期，他在家庭的信用是最好的，因为从小学到大学，他的功课学得都比较好。生活上也能勤俭刻苦，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旧家庭的要求。大致说来，家庭给他思想上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他的父母叔伯等的文化程度都很低，当他在中学念书的时代，他的思想见解，他的人生抱负都已超过原来家中的水平。当他考入清华大学以后，一共回家两次，很少再同老家联系了。

第二章　蒋南翔与“一二·九”运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三省，日本的侵略矛头开始指向华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加速了民族危机的到来。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面对民族危亡的险恶形势，决定北上抗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的北平市大中学生伟大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是蒋南翔入党后经受的第一次比较重大的革命斗争锻炼。蒋南翔时年22岁，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区委委员。他不辞辛劳和危险，为运动的准备和开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他撰写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宣言，以及北平市学联的一些重要文件，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都发生过重要影响。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一二·九”运动的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明目张胆地宣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根据这个侵略计划，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继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执行它的“绝对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坚决反共、怯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妥协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日本的侵略矛头进而指向华北。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4日热河省陷落。5月下旬日军突破长城各口，长驱直入，玉田、通州陷落，北平、天津陷于日军包围之中。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划出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非战区”，这就给日军控制华北和北平、天津大开了方便之门。

另外，“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工人、农民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组织起数十万的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全国各地广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下，民族资本家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中国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民族危机激荡着各个阶层，华北成为国防的最前线。

1935年日军加紧侵占华北的步骤，提出了所谓使“华北特殊化”的《日本政府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目的是把国民党政府的势力赶出华北，然后操纵地方汉奸势力搞所谓的“华北自治”。7月6日根据蒋介石的意旨，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达成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据此协定，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同时禁令全国的反日活动等等。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平呈现一派即将沦陷的景象。

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的第四天就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面对民族危亡的险恶形势，毅然决定摆脱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北上开辟新根据地，打开抗日局面，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的正确领导。1935年10月19日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

伟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红军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推动了全民抗战的发动。

那个时候，广为流传于学生的《毕业歌》中的歌词激动人心：“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当时身处国防第一线的北平学生，正是怀着《毕业歌》所表达的那种感情，不怕牺牲，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压迫，冒着杀头、坐牢的威胁和大刀、水龙的袭击，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全国的沉闷空气，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发动起来的，在党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正确的策略指导下，克服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残余影响，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蒋南翔是在1932年暑期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蒋南翔进清华大学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他给人的印象是十分诚朴寡默，说话虽然不多，却言辞恳切，感锐思深，视角新颖。他是一个坚毅、热情的人，但不形于色，表情和辞令很质朴。他待人和蔼亲切，处世从容不迫，言谈稳重，好像还有点腼腆。他衣着朴素，长年穿一件灰布袍，喜好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

就在第一学期的阳历元旦，榆关失守，接着是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塘沽协定等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国难当头的形势，使他这样一个不爱参加政治活动、埋头读书的学生逐渐卷到政治漩涡中来了。1933年上半年，经高年级同学何凤元、万愈的介绍，他参加了半公开的小型进步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成员只有十来个人。当时秘密地阅读华岗编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后来又参加了比较公开的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理论著作，还曾请清华哲学系的进步教授张申府悄悄地给做辅导报告。那时正是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张申府教授直言不讳地要求三三读书会的参加者好好研读马列主义的书籍。蒋南翔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在以自由主义学术相标榜的清华大学，张申府先生敢于对学生发表这样的大胆言论，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很不容易的。”(见《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同时，在同乡好友外文系高年级同学何凤元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秘密社联小组。从此，他研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有机会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还积极地参加并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活动。1933年10月由历史系高年级同学万愈(在校名万金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参加过几次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区委组织的在西苑的飞行集会，散发过淞沪“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还到清华附近的大有庄调查贫困农民的生活情况等。

1934年上半年清华学生中要求进步的人逐渐增多，学生中爱国抗日的思潮明显上升。中共清华支部及时把原来规模较小的不公开的团体扩大发展，成立了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举办报告会，开展时事分析、读书活动等，以扩大进步思想的传播。蒋南翔参加现代座谈会的哲学组，组织会员学习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辩证唯物论教程》等著作。1934年10月，现代座谈会邀请冯友兰教授以《在苏联所得的印象》为题向同学演讲，介绍他出国考察苏联十月革命后情况的见闻，听众极为踊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开始了对学生活动的镇压。先以反动分子的罪名，逮捕了给学生介绍苏联情况的冯友兰教授，后经学生的抗议和校方的营救而释放。接着便衣特务持枪闯进清华大学，秘密跟踪校刊《清华周刊》总编辑牛佩琮，企图绑架他。特别是在中共北平市委遭到大破坏后，1935年1月，在清华大学接连发生了两次军警逮捕进步学生事件，先后有地下党员、社联成员、现代座谈会成员、思想进步同学等近30多人无故被逮捕，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何凤元也在被捕之列。

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爱国学生运动陷于低潮，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在这样形势严峻、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蒋南翔临危不惧，继续坚持战斗。他公开出面发起在同学中进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学，不避风险，和九级同学许留芬一同到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北平宪兵三团的清华同学、共产党员徐高阮和共青团员张宗植。

1988年5月，当南翔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南翔同志的好友、旅居日本的张宗植发来唁电：“今晨日本报载南翔兄噩耗，不胜悲痛，恨不能插翅前来，一度再见容光。南翔是学生时代以来最亲密亦最尊敬的战友，对国家对党的热诚终生不渝。抗日反帝运动中，我讲不响亮的话，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不论在国内的抗战期间和我以后在海外生活的时期，他始终是我的明灯。在很多朋友的心中，有南翔在，对中国的期望便更觉得增加了安心感。”　“中国的知识人，　今天能坐定下来，做一些研究工作，　南翔是有很大贡献的。只是我们更希望他能继续安排下更安定的书桌，使中国文化水平追上以至超过世界水平。我更愿在他的指导下，尽我一份微力。想不到巨星急逝。真是如何代也，诚愿人百其身。”

这封信写得深沉，真挚感人，表明了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同代人的深刻影响。

在地下工作方面，蒋南翔主动找了原社联小组成员陈落(陈国良)、牛荫冠三人重建秘密社联小组，这是当时清华仅有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不久，蒋南翔与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的周小舟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原是宋庆龄等发起的，后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已成为秘密组织)。清华大学小组参加者有姚依林(姚克广)、杨述(杨德基)、吴承明、黄诚、杨学诚等多为十级⁽¹⁾的同学。“社联”小组逐步扩大，以后又通过孙兰(韦毓梅)在女同学中建立了“社联”小组，参加者有孙兰、许留芬、韦君宜(魏蓁一)、王作民、鲁心贞、李立睿，后来又吸收了纪毓秀、高景芝、陈舜瑶、郭建(郭见恩)、黄葳(戴中扆)、吴瀚、张自清(张厚英)等女同学参加。

阿平是女生对韦毓梅的爱称。她还用姜平的名字写过文章，她在当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这个人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的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她把六个女同学组织起来，这个小组虽然小，但是起的作用却很大。小组开会始终是秘密的，会开得总是很认真，由大家轮流发言，进行时事分析和工作检讨。研究“突击对象”，就是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平时大家都注意女同学中的动向，发现谁在忧心国事，而不单单是埋头书本，就主动地接近她。然后提到小组会上去讨论，看能否发展她参加小组。学习时就是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这些书，在当时虽不怎么读得懂，大家也使劲地生吞活剥，那种认真虔诚的劲头是很动人的。

不久，阿平说有一位陌生的男同学要来参加这个组，大家都有些紧张，但很快地大家都很庆幸有蒋南翔在这个小组了。据韦君宜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我们一群女同学在进步女生韦毓梅鼓励下组织起来。我们六个女生是一组，由蒋南翔领导，在二院蒋南翔宿舍里每周开一次会。从此，他教我们阅读《中国大革命史》，教我们开会怎么开法，先是时事分析，接着工作讨论，再是工作布置。我头一回知道时事怎么分析法，你得把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就明白了。”另一位女同学王作民回忆说：“南翔同志在听了我们的只有消息拼凑的读报汇报之后，倒是真的给我们来个‘时事分析’。每当他从这些报纸消息中抓出时势的动向时，我总是由衷钦佩——我怎么就串不起来呢？这几乎是我每周必有的自问。”

从蒋南翔参加小组学习后，时事分析，就不再是读报时大标题的罗列，而是从字里行间去探索其意义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蒋南翔和韦毓梅都是共产党员。

在公开工作方面，随着学生会内“左”派影响的增长，蒋南翔继牛佩琮之后，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在《清华周刊》积极参加工作的有姚依林(副刊编辑)、杨述(文艺栏编辑)、蒋弗华(社会科学栏编辑)、吕风章(自然科学栏编辑)、孙兰(书报评介栏编辑)，吴承明任总发行。《清华周刊》是学生会的合法刊物，学生注册时将订阅费和学费一并缴交。总编辑和各栏主编都是由全体同学选举的。《清华周刊》在“一二·九”运动以前，就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宣传过革命道理和抗日的主张；“一二·九”运动以后，则完全掌握在“左”派学生手中。《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在团结同学和扩大进步思想影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清华的革命力量，在1935年初受到沉重打击，但经过半年的努力，学生中“左”派力量又逐渐恢复过来。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是不可抵抗的洪流，是任何反动力量压不垮的。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亲日派的卖国行径。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来在他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期间，除了组织稿件以外，他还以蒋南翔、南翔、翔、南风、穆文、燕亭、亭、江流、流、书安等笔名在《清华论坛》《书报评介》等专栏发表文章，他还从国外报刊上选辑时事漫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南翔写的《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国难中的青年应抱什么态度》等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中指出：“日本之要攫取华北，自是有其客观的原因。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解决矛盾唯一的方法，便只有向外发展。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的成了我们‘友邦’的‘俎上之肉’，由关东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了。我们的‘友邦’很迫切的要攫取关东和华北，除了经济的原因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便是正当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闹着恐慌，偏有全世界一向以‘怪物’视之的苏联，相反的一切社会事业都在蒸蒸日上，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国家，观之当然不免眼红，尤其是我们的‘友邦’，他非摩拳擦掌，从速来准备猎取这只‘北方大熊’不可了。”

1935年《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韦毓梅、吕若谦、杨德基(杨述)、蒋南翔、唐宝心、王馨迪、蒋弗华后排左起：吴承明、姚克广(姚依林)、章惠中、华道一、吕风章(当时蒋南翔是《清华周刊》的总编辑)

他还写道：“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明证。然则，被抛弃了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原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5期，1935年6月12日；《蒋南翔文集》上卷，73~7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蒋南翔这两段话，对国内外形势分析深刻，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对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击中要害，特别是提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这说明蒋南翔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

《清华周刊》还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发行网，校外有一百多个遍及各省市的订户。当时不便公开邮寄的抗日救亡材料，有时也用《清华周刊》的封套通过这个发行网发出。

1935年夏，随着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订，华北时局进一步恶化，蒋南翔与秘密组织商定，利用暑假动员一些同学留校开展群众性活动。他们把留校同学组织起来，成立暑期同学会，蒋南翔当选为同学会主席，其他成员有姚依林、吴承明、李秉忱、陈其援、何炳棣、朱景梓六人。蒋南翔、姚依林和吴承明三人，当时都是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成员。同学会通过选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宣传群众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清华暑期同学会不是干巴巴地搞政治运动，而是十分注意同学们的思想、生活和文体活动。如组织清寒食堂，解决一些经济困难同学的伙食问题。蒋南翔还让吴承明等二人“设法进入”清华的民众夜校，夜校办公室有两台油印机，以后许多宣传品都是在这里刻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但北平学生最早看到的《八一宣言》是从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法国人亨利·韦什办的法文图书馆出售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看到的。蒋南翔立即秘密地组织进步同学学习，并在深夜里把《八一宣言》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还写成标语，组织同学秘密地贴到清华园车站和附近的农村里。

同年秋，原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何凤元获释后回到清华，希望恢复党的关系，蒋南翔介绍他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周要何凤元设法恢复清华党的组织，并仍任党支部书记，何负责召集了恢复清华党支部的宣誓会，参加者有何凤元、蒋南翔、宫尚行(宫曰健)、陈国良、吴承明五人。何为书记，蒋为支部委员兼共青团书记。10月，何凤元调到北平市委工作。清华支部由蒋南翔继任书记并任北平西郊区区委委员，陈国良调到城内搞左联工作。此后增补了韦毓梅、方琦德二人为支部委员，韦毓梅兼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就是这一届的支部委员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的清华地下工作。

1935年7月黄河发生水灾，灾民达五百余万，北平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救灾活动，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清华派姚依林参加北平黄河水灾赈济会工作，并任秘书长。后来在救灾赈济会的基础上，由若干个有地下党、团和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郭明秋任北平学联执行主席，姚依林就作为清华的代表参加北平学联并任秘书长。为防止敌人破坏，学联总部开始就设在远离城区的清华园。姚与彭涛、黄敬、周小舟、郭明秋等是北平学联初建时的领导核心。姚依林是在城里由周小舟介绍入党，然后把组织关系转到清华党支部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曾回清华参加过几次党的会议。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的何凤元曾到西郊区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并决定城里由中国大学和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燕京率领。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北平只有清华和燕京这两所学校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地处城外，政治环境较好。本来清华是有合法的学生会组织，它却无意领导这一运动，因而，由学生大会另外产生一个清华学生救国会，由11人组成。救国会的成员名单颇费周折，救国会委员要包括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在内，而非左派单干，同时又要掌握领导权。主席一职，本由在中学时就参加过“九一八”学生运动的共青团员黄诚担任最合适，经反复考虑，还是选了当时最用功学习好的学生周嘉祺担任了，黄诚则任副主席，这一切都出于蒋南翔的谋划布置。清华在1935年11月27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蒋南翔主持，吴承明为提案人，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参加游行示威的建议。由于右派学生的极力阻挠，会议无果而终。于是蒋南翔等再接再厉，每夜分头走访同学，开小型座谈会，请名教授讲时事，紧张地活动了一个星期，又在下一周——12月3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末未能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上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当时在北平市工委工作的何凤元得悉这一胜利消息，非常高兴。他特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就独自躲进清华一院大楼(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当时他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北方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文章脱稿后，印成单页，在几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并在12月10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下面是《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的全文：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1935年12月9日)

亲爱的全国同胞：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

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回看一下十六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份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 “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 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 “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亲爱的全国同胞父老，急切的华北丧钟声响，惊醒了若干名流学者的迷梦，也更坚决地使我们认清了我们的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适之先生曾慨然说：“他过去为‘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为‘一·二八’的上海协定辩护，为热河失陷后的塘沽协定辩护，现在却再不能为华北的自治政府辩护了。”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因此胡先生是希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华北长官能尽力抵抗不要屈服妥洽。亲爱的同胞，我们却还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说：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尤其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统一步伐，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事实告诉我们：在目前反帝自卫的斗争中，民众的地位是更为重要，民众的力量是更为伟大，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实而可靠。看吧，曾煊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可化为“神龙”了；惟有山海关外，英勇的民众自己组成的义勇军，始终不屈不挠，在用鲜血写着中国民族的光荣斗争史。

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创痛的经验教训了我们；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我们决再不盲然地服下这剂毒药；为了民族，我们愿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我们已是被遗弃了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荣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中国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唇亡齿寒，亡国的惨痛，不久又要临头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清华大学救国会

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原载《怒吼吧》第一期，1935年12月10日)

清华学堂

《告全国民众书》发表于《怒吼吧》杂志

这篇宣言发表后，立即传到全国各地。“宣言”一千多字，却绝非口号堆积，而是以读书和救国的关系为主题，娓娓而谈，道出了当时学生界抑郁的心声，并呼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赶快联合起来，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另外，蒋南翔还代表清华大学救国会起草了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起来救国，打日本鬼子。当时在救国会宣读，随后印成单页向周边农村散发。

12月9日凌晨7时，清华同学在大操场集合出发，由黄诚、吴承明等人带队。清华学生姚依林和女一中学生郭明秋等在西单亚北咖啡馆坐镇指挥。清华的队伍上午到达西直门，城门被军警紧闭，不得入城。领队决定留大部人员在西直门城外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散发《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宣讲了这次上街游行的目的和意义，蒋南翔也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一部分同学则到阜成门，亦受阻，队伍转向了广安门，又受阻。再转向西便门，大门又是关着，城头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军警，如临大敌。同学们含着热泪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准中国人进了！”领队的和大家商议，今天我们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我们不能空手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示威行动来回答他们。傍晚回校，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更加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嘴脸。学生杨述写了一首表示愤怒心情的诗：“义旗高举在今朝，烈火冲天百丈高。甘冒风雪为救国，宁遭斧钺不降曹。汉奸卖国真无耻，学生争存恨未消。他日偿还流血债，工农烽起似钱潮。”

12月10日，学联决定实行总罢课，清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各种集会和讲演，讨论国内外形势，揭露蒋介石政府卖国投降真面目。当时北平各报对于“一二·九”那天的行动没有报道，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只有《华北民讯》、上海《大众生活》以及《密勒氏评论报》等外报作了报道。清华救国会和学生自治会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情报队、广播队，积极开展活动，每天有许多同学在寒风中奔跑，担任守卫、交通和巡逻的工作。有的参加《学联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采访全市学生的救亡活动之后，寄往全国各地。学生们自己安装了无线电发报机，用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向国外发送了“一二·九”运动的消息。12月14日，由清华大学救国会负责人黄诚出面邀请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爱国教授许德珩来校给全校学生做关于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的讲演，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一二·九”游行队伍被阻西直门

12月16日是反动当局原定正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出动大示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示威指挥部，由郭明秋、姚依林、黄敬、彭涛等人参加，计划各校到天桥集会，召开市民大会，使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而后入正阳门，经天安门，向东经过东单，再到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北平学联鉴于“一二·九”那天清华和燕京等校学生被阻于城外的教训，决定每校派30人组成先遣队提前一天进城，以便第二天接应大队入城。12月16日拂晓，由清华、燕京率领的城外学生大队，在西直门、阜成门受阻，无法通过，转到西便门仍受阻，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用血肉之躯冲开了已经有点腐朽的西便门的城门，一拥而入，几经周折，部分学生终于到达天桥，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师。在天桥有两万多市民和一万多学生举行了市民大会。大会负责人黄敬登上了一辆停驶的电车主持会议。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的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并按原计划，到外交大楼示威。游行队伍以清华学生为先导，队伍在正阳门受阻，转到了宣武门，又受阻于城门外，在相持中，同学们发现城门底下有一条缝隙，清华女同学陆璀即平贴着地面爬了进去，敏捷地把门栓抽下，高喊：“冲过来呀！”这时有十几名军警向她猛扑过来，拳打脚踢将她逮捕，当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正在现场拍照，他跟踪陆璀到警察所，并对她进行了采访，当即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第二天(12月17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把陆璀誉为15世纪法国的民族女英雄，这个报道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和同情。

“一二·九”示威游行后不久，孙夫人宋庆龄从上海送来100多元钱，请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转交给北平学联，以表示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一二·一六”示威宣言，是由市委何凤元找蒋南翔写的。蒋南翔抱着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感情和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只用了一个晚上便写出来了。蒋南翔说：“这篇宣言很简短，但表示了北平学生面对反动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在这次示威中，国民党反动派对示威的爱国同学们不仅使用了水龙和大刀，比“一二·九”那次镇压得更厉害，游行示威者被打成重伤的297人，打成轻伤的86人，被逮捕8人。

蒋南翔在《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一文中说：“《一二·九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和《一二·一六北平市大中学生示威宣言》反映了我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际的思想认识和救亡热情，或许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平爱国学生的共同感情。”由于清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几次大示威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清华地下党组织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蒋南翔的清华同学和战友熊向晖说：蒋南翔是一支笔，他的哲学基础好，文学基础也好，他的文章成为动员千百万青年和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斗争锐利的战斗号角。蒋南翔的清华同学吴承明在几十年后回忆说：“青年蒋南翔可说是思考型的，他九分沉思，一分表态，所以言语不多，言必有中。”在笔者访问当年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也多是说蒋南翔在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确实有很大贡献。

组织南下宣传团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学生们请了愿，示了威，下一步该怎么办？清华大学救国会在校内召开了多次时事座谈会进行讨论。清华党支部和西郊区区委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市委的何凤元和清华驻学联的代表姚依林也分别回校参加讨论。大家很自然地讨论到进一步下乡宣传的问题。1935年12月16日大示威以后，南京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并宣布平津各校提前放寒假，学生一律限期离校，以使学生分散，孤立进步学生，便于当局对各校个个击破。为了粉碎这个阴谋，北平党组织和学联干部黄敬、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高慧如等在西单彭涛的家里开会商定，要想办法把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抗日救亡宣传队，南下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抗日救亡。根据当时北平市委的指示，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按军事化的方式行动。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江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宣传团党团书记由彭涛担任，他和三个正副总指挥组成党团。宣传团共分四个团，第一团由北大、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由北大的韩天石担任团长；第二团由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法商学院等组成，以江明为团长；第三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西部和北城地区组成，团长由清华大学担任，由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燕京大学的黄华，辅仁大学的曹嵩龄组成指挥部；第四团由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河北法商学院等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计500人左右。

1935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会议充分肯定了“一二·九”运动。中央在决议中指出：“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愤在全中国的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经在普及各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赞扬青年学生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他指出：“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北平学联的青年们当时虽未看到这些文件，但他们的行动是基本符合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的。

宣传团制定了周密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各团队均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责人员。每团每日派出先遣队骑车先走，调查目的地、会合点、路线，解决沿途食宿，了解当地驻军的情况等。大队徒步出发，宣传的方式分口头、文字、图画及大会讲演，还计划要组织市民大会和抗日救国会等。总指挥部规定了各团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以及为躲开军警的注意，而采取化整为零、分散又集中的办法集合队伍。

1936年1月正是平津地区最冷的时候，天寒地冻。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团员们，都只穿一身棉衣裤，每人带一床薄军毯，分成四个团，整队出发了。出发之前，有的大队如清华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同学在体育馆前集合宣誓，由吴承明领读誓词：“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障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

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党支部委员吴承明和救国会主席黄诚首先报名参加，共青团员丁则良、社联的杨述、韦君宜、王作民、左联的魏东明、王永兴、赵德尊和李昌(雷骏随)、杨学诚、郭建、叶方(叶笃廉)、董凌云、于光远、黄绍湘、张师载等也都积极参加。

第三团于1月4日早由各自的学校出发，到颐和园南面的蓝靛厂集中，下午天将黑时到达卢沟桥，住在宛平简易师范学校。当晚召集该校学生开会，报告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意义，并帮助他们组织救国会。第二天经长辛店，下午到达良乡，各队分别出发宣传，帮助良乡一小和女子小学、初级小学及简易师范四校的教职员工，筹备成立各校教员联合救国会。

经过窦店到琉璃河，住在镇里良乡第二完全小学，帮助他们筹备成立各校教员救国会，同时还帮助该镇邮政局、商会等团体和个人筹备各界救国会，当晚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

次日，中午抵达河北省涿州的马头镇，镇上正在赶集，趁此机会开了镇南、镇北两个群众大会。有一个姓王的老大妈，也跑上台讲话，她说：“大家应当齐心打日本，不要当亡国奴！”宣传团还在乡村的戏台上演了话剧《打回老家去》。

1月9日，四个团到达河北固安，在城外一个大车店的院子里开全体大会，这次大会还讨论了一个口号：到底是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还是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围着大车店的院子，站成马蹄型，纷纷发表意见，各述理由，讨论得十分热烈。最后由宣传团总指挥、北平学联负责人董毓华发言，阐明为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是正确的。他所讲的是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着重谈了不要泛泛地提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要集中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要尽可能地利用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孤立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话有理有据，极富说服力，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最后他挥舞着帽子，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同学们都很受鼓舞并会心地笑了。

东北四省流亡北平民众慰劳队也赶来慰劳，并送来了300双毛袜，引起大家欢呼。一位团员激动地说：“我们在寒风里，两脚冻得麻木，看见这一大堆毛袜，一阵暖气从脚底热到心头，向前啊！我们要穿破那些毛袜，向前啊！我们要走遍全中国，唤起民众！”

这次下乡的同学们，出身于工农家庭的极少，而且他们当中多数人都没到过农村，更没有体会过什么是阶级压迫。是要求民族解放的热情，促使他们下决心到农村参加扩大宣传。他们在学校里住在温暖的洋楼里，吃着大米白面。这次下乡来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穿着简单的衣裤，吃的是冻硬的干粮和咸菜，晚上和衣睡在铺了一点点干麦秸的地上。每天清晨用刺骨的冷水洗脸，随后又冒着吼叫的寒风出发，拖着疲惫的双腿前去宣传，这对一个城市知识青年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最使他们惊愕不已的是亲眼看到了农民生活的痛苦，原来没有想到会苦到这种程度。他们走进贫苦农民住的阴暗冰冷的小土屋，看到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小女孩只披着一层单薄的布片。同学们下乡吃的是大饼咸菜，感到已经是够苦的了，而农民春节也不一定能吃上这些东西。他们辛辛苦苦地用血汗种出的大米和小麦，到年底百分之八十都要拿去交地租和还债。他们赖以活命的是那点少得可怜的棒子面、窝窝头，往往是糠菜半年粮。

在访问中，同学们知道了农民困苦生活的真相。有那么一家人已经两天没吃饭，孩子哭着叫着，妈妈说，专等她丈夫每天跑七十里路去趸柿子卖，换回几十枚铜钱来换饭吃。同学们看到了一些农民年纪轻轻的就被沉重的劳动压得驼背弯腰，三四十岁的女人像个老太婆。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还在拉着沉重的石磙子压场。农民的悲惨生活和血泪控诉，震撼着同学们的心。这次宣传最大的收获是宣传团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对农村真实情况的了解，使这支队伍受到了锻炼，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同学们深深地认识到，仅仅有爱国心是不够的，还应该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的解放而奋斗，抗日救国必须和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的任务相结合，切实地解决土地问题。从而认清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次下乡实践活动使爱国的同学们认真地思考，怎样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依靠谁才能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现实生活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实践活动使同学们真正认识到只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者——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这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认识到工农大众是真正的抗日主力军，学生运动必须同工农相结合，才能发动起广大的民众，取得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从南下宣传团出发的时候起，就不断的有国民党派的便衣侦探跟踪。随着宣传影响的不断扩大，反动派越加恐慌，破坏活动也越加频繁。南下宣传团的四路大军兴冲冲地在固安城会合时，县长却命令把城门关闭了，污蔑学生是土匪，还派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城墙上，架起了机关枪，如临大敌。大家义愤填膺，愤怒地质问国民党姓边的县长：“你是不是中国人？”

在固安住了四天，总结了工作，整顿了组织，由于第四团人少，便将第四团与第一团的第三、第四小队合并，第三团不变，这样就将原来的四个团改组为三个团。第三团经涿州沿平汉线南下，约定十日后三个团在保定会师。

1月10日上午9时，第三团离开固安，11时到达宫村。该地小学校墙上还贴了许多欢迎的标语。午饭后，燕京大学“一二九剧团”在小学外的戏台上演了救亡剧。后经涿县，13日抵达高碑店。在这里三团受阻了。高碑店的警察局局长已预先做了布置，用武力对付宣传团。三团只好暂时栖居小学校的空屋内，各小队则分别去附近的小村进行宣传。

下午4时，大多数外出宣传的同学还没回来，警察局局长突然带领便衣队和警察20多人，一下子拥进了三团的住所，他们腰间挂着手枪，手里拿着绳子，恶狠狠地逼迫学生出来。团员们愤怒地齐声回答：“不出来。”便衣警察问：“谁是负责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负责的。”大家齐声响亮地回答。这时站在前面的一个同学被他们捕去了，大家奋不顾身地一拥而上把他夺了回来。大家胳膊挽着胳膊紧紧地靠在一起，并且齐声高唱《开路先锋歌》。

当外出宣传的同学回来以后，他们就转移到一个小店里，便衣警察又把小店包围起来。两个彪形大汉和几个打手强令宣传团员们分散居住，遭到学生拒绝。于是他们就强拉硬拽并且大打出手了。同学们也捡起砖头、石块、桌腿、凳脚予以回击。接着警察竟然对学生的住所放起火来，幸未成灾。他们用水浇学生，学生的棉衣淋湿了，因为天寒顿时结了一层冰。但没有一个人往后退，而是用胸膛顶住门，没让一个警察和便衣进来。

面对第三团在高碑店遭遇警察和便衣欲以武力强行解散团体，宣传团员们为了保持这个战斗集体免受损失，大家手携着手齐声说：“为了斗争，为了救亡，我们的集体决不能分散，坚决要求全团一起返回北平。”团员们在小店里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热烈地讨论抗日救亡的工作是不是就此结束的问题，为了不让门外的警察听懂，大家都用英语发言。与会者无不慷慨激昂，共同的结论是：抗日救亡工作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要组织一个永久性的抗日团体，向日寇和卖国贼、汉奸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三团负责人蒋南翔等在会上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建议，立刻得到全团学生的一致热烈拥护。最后他们虽被强行押送回到北平，但是这个队伍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第一、第二团在到达保定后，为军警所迫，也不能再前进。为了继续奋斗，他们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南下宣传团第一、第二、第三团在北平会合后，党组织便着手研究如何将南下宣传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1936年1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到西郊区区委，召集清华、燕京两个支部的党员在燕京大学开了两天会，清华参加者有蒋南翔、牛荫冠、方琦德三人，燕京参加者为黄华、陈絜等人。这是蒋南翔第一次见到林枫同志。林枫在会上讲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如何配合，党的民主集中制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区别等问题，对蒋南翔的认识和工作都有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林枫与黄敬、姚依林同志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开会，商议筹建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会后决定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领》《组织系统》和《规约》，宣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当时有队员300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民先总队部第一任负责人是敖白枫(高锦明)、刘导生、王仁忱等。1937年2月4日至9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队员有6000多人，到会代表24人，代表18支地方队伍。大会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清华的李昌当选为总队长，与李哲人、刘导生等七人共同组成全国总队部，由北平学委领导。

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先进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在战斗中组织得更加严密，斗争得更加坚决英勇，成为华北和全国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开展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这是解放前的黑暗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采取的一种极其残忍的镇压手段。“一二·九”运动以前，在白区，由于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加之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曾使白区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几乎完全遭到破坏。“一二·九”运动以后新建立的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同样面临着白色恐怖。对此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党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时形势，确定了依靠群众粉碎敌人进攻的方针，同时指示各校党的组织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在学生中组织纠察队和情报组，开展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

1936年2月间，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逮捕爱国分子，并解散救亡团体，钳制救亡言论。接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先后宣布实施军事戒严，以武力钳制学生救亡运动。北平、天津两市市长秦德纯、萧振瀛密电南京行政院拟取缔平津两地学联，“若不取缔，势将燎原，拟请命令，严行取缔，以弥隐患”，南京行政院2月19日复电同意。北平学联于2月下旬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解散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它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领导着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从2月21日起，北平反动当局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首先被搜查的是中国大学，警方封锁校门，会同该校职员入校搜查，查出进步报刊多种，抓走学生50多人。当日下午，北平宪兵第一大队包围并搜查了东北中山中学，逮捕男女学生多人。在此前后，河北高中、师范大学、北大三院、平大法商学院等校也都遭到军警袭击，被捕学生近百人。

在这阴霾密布的二月里，仅北平一地，就有200多名爱国师生被投入狱中。但在有的学校和地方，由于学生骨干学到了一些依靠群众和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反动当局的镇压阴谋未能全部得逞。对清华大学学生的逮捕是这次大逮捕中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去了几千名军警，但黑名单上的人竟然一个也没被抓走。

2月29日，本是清华学期大考的一天。午夜一点多钟，先是400多名军警奉命潜伏在清华园的周围。拂晓五时，北平市警察局督察长钱宗超指挥着部队跳墙而入，分别包围了各学生宿舍和电话室，禁止学生行动，甚至不许他们洗漱、上厕所。军警手持特务学生提供的黑名单，冲进室内，进行搜捕。

这时，首先发现军警的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吹响了哨子，他本人立即被逮捕。各斋学生已听见哨声，看见楼前黑压压的军警早已将学生宿舍包围了，无法出来。大家催促当时救国会的负责人吴承明出面交涉，就说要吃饭。有一部分学生被允许进大食堂吃早饭，学生们纷纷涌到大食堂。他们对军警非法践踏神圣的高等学府的行为十分愤慨，争先要上前和军警论理。忽然有个工友跑来报告，说“二院学生宿舍有同学被捕，已经五花大绑地押到西校门校卫队去了”。

有人看到在搜捕名单上第一名要捕的是蒋南翔，而且在蒋南翔的名字旁边画了三个圆圈圈。他当时住在二院，那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听见外面有动静，就很机警地从后窗跳出去，发现窗外已经有人等着，他撒腿就跑，军警在后面追。他路熟，一拐弯就把军警甩掉了。跑到工字厅的时候，迎面又来了几个军警，他对他们说：“不要动，我自己走！”他被捕后先是关押在工字厅，俄顷，听到从大操场传来阵阵的口号声，看押者互相警告说“激起公愤了”，立即把蒋南翔押到西校门警卫室，绑到床头木框架上。不一会儿八级土木系的方左英被反绑着手推进来了。他是在大操场上吹哨子时被捕的。接着姚依林被推进来，他是赶回学校准备参加考试的，涉嫌而被拘捕的。当时有好几百名同学一面喊着口号，一面跑步冲到西校门，在经过静斋女生宿舍时，一声呼叫，被围在楼上的女学生也全都涌下楼来随大队跑到西校门。学生们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洪流，冲破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地向前涌去。在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吴承明、高宝琦、黄秋耘、董凌云等奋勇在前，用石头与木棍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先是吴承明一脚踢开了警卫室的门，几个看守的宪警起来端枪威胁，一眼看到大批学生蜂拥上前，势不可挡，就拖着枪出门溜走。这时杨学诚、丁则良等都冲了上来，陆璀急忙掏出身上的小刀帮助割断捆绑蒋南翔的绳索。经过一场恶战，学生们奋力夺回了被捕的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和刚刚回校参加考试的姚依林、纠察队长方左英。还有许多同学赶到西校门外，把停在那里等候装载被捕同学的几辆警车的玻璃全部砸碎。工学院的学生拆毁了警车的重要部件，使之无法开动。好几百名宪警、保安队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被驱出学校。他们造谣说：“数百名共产党员在清华园暴动。”晚上，当局派来两个团的兵力，包括二十九军大刀队、机枪连以及保安队等计5000余人，武装包围清华大学。由于当天下午，清华党支部事先做了部署，蒋南翔和有可能上黑名单的校内主要领导骨干在校比较容易引起注意，要求他们分别躲开。蒋南翔躲在二院食堂里，他和工友老刘换了衣服，脸上抹了把煤灰，军警搜查到二院时，蒋南翔装作若无其事，还给他们倒水喝。军警们一点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黑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看了看也就走了。

从2月29日晚7时到3月1日晨5时，军警在清华园整整搜了一夜。那天晚上，绝大多数同学离开寝室，集中在体育馆，全校熄灯，没有灯光，宪警人员摸黑进行搜捕，走遍各座宿舍，都是人去楼空，杳无人影。直到天亮时发现体育馆的房上有人，便到体育馆去抓人还打人，被打得最厉害的是抢救蒋南翔斗争最勇敢的民先队员冯宗麟。反动军警为了回去交差，就胡乱抓了二十几名学生五花大绑地捆上，扔上汽车走了。其中有一个国民党学生，极其颓丧地问警察：“我是提名单的人，为什么反而抓我？”5000名军警没能抓到一个学生骨干和党员，却当了一回反面教员，使教职员工更加认清了当局的反动面目。倾向进步的年轻教师如华罗庚等自不必说，连平时不过问政治的教师，像体育教师夏翔、国文系教授王力，这次无不乐意开门接纳学生骨干避难。记得黄诚和姚依林躲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家。朱自清教授一家就接纳了韦毓梅、韦君宜、王作民等六位女同学。他说：“如果进我的家来抓，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一会儿，图书馆员打来电话说：“搜到图书馆来了。”朱自清(朱兼任馆长)愤怒地向六位女生说：“堂堂国立大学，又没亡国，竟有这么多的军队带着机关枪跳墙进来搜剿，视学校管理如粪土，视大学学生为强盗，真是自古以来没听说过的事！”

清华大学体育馆

生物系学生薛容(薛公绰)是一个拼命念书、一头扎到书堆里的本分学生，2月29日全校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有打断他的念书规律。晚上他照常到实验室做他的实验，一直弄到11点多钟，他竟然不知有5000名军警闯入清华这件事，照常悠悠然吹着口哨，骑车回宿舍，在路上碰见那些正在到处找不到学生而在校园里昏头昏脑乱撞的警察。这些警察不由分说，就把他五花大绑地抓走了。他被捕后，囚禁了一个多月。当他蓬头垢面地被释放出来之后，一见了何礼(何维登)同学，第一句话就说：“老何，我要参加革命。”他说：“我这次无辜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给我的教训极深，‘一二·九’我虽然参加了，但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深，通过这次被捕才较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才能真正地抗日救国。”是那些反面教员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书的确是念不下去了。由何礼介绍他参加了民先队，后来又成为共产党员。何礼说，这个人别看他不太过问政治，但却是一个很用功的好学生，他支持革命，我们办《新文学》月刊，没有钱，用的就是他的钱。

这一次，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紧紧地和全体师生站在一起，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正如蒋南翔所说：“‘一·二九’的行动是群众的行动，不管赞成我们的，还是反对我们的都参加了，才打退了几千军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华北当局抓不到人就向清华校长梅贻琦提出要他交出8个人，其中有蒋南翔。梅校长说：“我保护不了你们了，你们自想办法吧。”事后，不仅清华救国会发出快邮代电陈述真相，连校长梅贻琦也打电报给南京行政院替学生说话，说明本校方将举行学期考试，突然，晨6时军警5000余人来校检查，逮捕学生，多数学生群起抗议，全校惊惶不安，要求政府采取缓和处置，不要再来镇压。

国民党反动派想用白色恐怖来压服抗日救国运动，压服革命者，但革命者是不会被压服的。“一·二九”大逮捕当天深夜，躲在冯友兰教授家的黄诚夜不能寐，他绕室徘徊，想念着正在斗争中的同志和思考着自己的责任，以坚毅的斗争决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挥笔作诗一首：

茫茫长夜欲何之？银汉低垂曙光迟；

搔首徘徊增愧感，抚心坚毅决迟疑。

安危非复今所计，血泪拼将此地糜

莫谓途艰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

诗言志，这首诗不仅抒发了他自己的心情，也反映了广大爱国青年献身革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

郑天翔(郑庭祥)写了一篇《清华园恐怖之夜》刊登在《清华副刊》上，记述了清华“一·二九”反逮捕的实况。“一·二九”清华学生反逮捕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抗日救亡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推动清华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一些被捕入狱的学生，在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在狱中自编歌来唱，互相鼓舞，互相教育。中国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鲁方明(余修)在被关押期间，曾按《满江红》曲调，填写了狱中词一首：

二月雪天，被捕在中大门前，

一个个绳捆索绑警镣军鞭，

若问犯了什么罪？

为爱国家锦江山，坐囚车，解到公安局，转军监。

军监中，军法严，戴脚镣，衣衾寒，

铁窗里从此作了囚犯。

一日两顿窝窝头，

清水菜汤没有盐。

看敌寇侵入我腹地，发冲冠！

这首歌，在当时各地学生中间传唱很广，激起了更多同学对反动派的愤怒，同时也倾吐出大家压抑在胸中的不平之气。

蒋南翔说：“我在‘一·二九’大逮捕中得以幸免，真应感谢广大爱国同学的正义声援，也要感谢二院食堂工友的同情支持，还要深深感谢临离北平以前给我热情帮助的同志和朋友。在‘一·二九’大逮捕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清华同学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精神，当时使我深受感动。就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仍然感到神往。”(《蒋南翔文集》下卷，《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1172页)

清华大学在反逮捕斗争中能取得成功，是由于同群众结合在一起，又争取到上层中间派人士的同情。有正义感的人，谁都不会赞成那种野蛮残暴行为的。

何凤元在“一·二九”事件后赶到清华要蒋南翔离开学校暂避，由宫曰健继任党支部书记。为了交接工作，蒋南翔还在清华逗留了数天，安排了清华党支部的工作。当时杨学诚曾把蒋南翔藏在他的房间，董凌云曾陪他躲到化学馆四层楼顶上和体育馆的地下室，以躲避可能的被捕。最后由张遵俭同志在黑夜里护送他离校，把他领到成府张师载家暂住，张家母子二人给予热情的接待。在蒋南翔出走上海时，组织上让王作民掩护，特别招呼她要打扮成富家小姐模样，她送蒋南翔到前门火车站。蒋于3月上旬乘车南下，与清华园暂时告别。

蒋南翔离开北平回到老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到上海和胡乔木、王翰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任上海抗日青年团(原共青团)江湾区委书记，负责领导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8月，他又由上海回北平。一方面是何凤元来信希望他仍回北方工作，另一方面当时他还要继续读完最后一年，以取得毕业文凭。他是从上海坐海轮到天津塘沽再转到北平的。　上船时遇到一个青年学生，交谈之中，得知他就是康世恩。他刚考入清华，也是要到清华报到，于是蒋南翔和他一路同行到清华。康世恩进清华就参加了民先队，并在清华入党。他和张承先、熊向晖(熊汇荃)三人曾在同一个党小组。

蒋南翔(左)与何凤元(中)、宗亮东合影(1936年)

中国共产党北平学生委员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北平学生委员会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

1936年8月，蒋南翔从上海回清华复学后，正遇到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党内有争论。北平党内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出现了以徐高阮(又名徐芸书，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他们不能正确理解在民族矛盾发展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党的策略的转变，过高地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因而鼓吹“无条件统一”，企图取消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出现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学生运动中的深刻反映。

当时参加北平市委工作的徐芸书到天津向北方局申述。1936年9月彭真同志代表北方局到北平来了解情况，研究如何改进学生运动的领导问题。他亲自到清华大学同新党员杨述住一间宿舍，住了十多天。他找蒋南翔和徐芸书谈话，征询他们对于当时学生运动的意见。彭真前后到清华来过好多次，在经过多方面的调查以后，遵照党中央书记处指示信的精神，指出：北平学联的活动，不仅在河北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而且影响全国学生，省委应当特别注意其领导，特别注意吸收学联中能干的、最先进最积极最忠实的同志，参加省市两级工作，以便正确地领导学联。还说：“据报告，学联由西郊区委领导……则区委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不能正确地解决学联最复杂的问题。应当设法改正。”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为了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彭真同志正式代表北方局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平学委)，指定蒋南翔为北平学委书记。

1936年10月10日徐芸书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论无条件统一》一文，提出了所谓“无条件统一”的口号。他说我们应该提出来的口号是要求无条件的统一。我们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地统一起来。他批评反对这一口号的人，说“他们是不了解统一为目前最高原则，欲谈统一则不容任何疑问”。这种无条件统一的活动，其实质在于完全取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不仅如此，为了求得所谓“无条件统一”，他甚至在学生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也不惜主张取消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取消党所领导的、经过各校民主选举产生的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而主张广大学生都参加由国民党御用的那几个右派学生所控制的新学联。

徐芸书还和民先队中的蒋弗华(蒋福华)等人一唱一和，先后在《联合》《学生与国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扬他们的主张。徐芸书、蒋弗华等人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刊物的竭力捧场，并加以转载，鼓吹“无条件统一”，公开叫嚷青年人应走第三条道路，也使少数自命清高，脱离政治的学生一时迷惑起来。很显然，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谓无条件的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共产党，而只能统一于国民党，无条件，实质上是有条件，主张取消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只能起到瓦解革命力量的作用。那样一来，“一二·九”运动以来用血泪换来的战果就将白白地送掉，其结果只能是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有利于日本侵略者。为了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刘少奇以莫文华的署名在《国防杂志》上发表《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的文章，凯丰、徐冰等都写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文章以肃清其流毒。刘少奇在党内明确指出“我们在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时就特别要注意这些问题，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并进一步阐明了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原因，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对革命转变问题不了解，对民族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不了解。蒋南翔这时跟党站在一起，坚决地反对徐芸书等人的谬论，并且马上自办刊物《北方青年》，组织一篇篇文章反驳他们。

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接见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并做了谈话。这个谈话后来被称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毛泽东文集》第一卷，5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同时，彭真同志对徐芸书本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告诉他在党内如有意见，尽可以去延安谈，但是他拒绝了。后来徐芸书因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脱离了党组织。

彭真同志还宣布：北平学委直接受北方局和北平市委的双重领导，由彭真同志负责联系。他在1937年4月去延安参加苏区党代会之前，每两周参加一次学委会议，研究情况，布置工作。此后，北平学生运动由学委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及实际情况做出决定后，就通过北平学联公开号召，而由民先队作为骨干来保证其贯彻执行。民先党团则由黄敬负责领导。这样党就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北方学生运动的领导。从此学生运动在党内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专门研究情况、决定对策的组织，所有的活动都在学委的领导下进行。因北方局在天津，当彭真不在北平时，由北平市委派黄敬同志联系，出席学委的会议。在西安事变后，改由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代表北平市委出席学委的会议，直到“七七”抗战爆发。蒋南翔在此期间一直担任北平学委书记。

北平学委委员三人，蒋南翔、高承志、于启明(于为华北大学学生，北平市共青团市委书记)，学委分工由蒋南翔主持学委会议，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党团，领导西郊清华、燕京两个大学的党支部；高承志分工领导北大和师大两个支部、北平民先队、大学干事会；于启明分工领导法商学院支部和中学部。后来高承志回乡，于启明被捕，由王德和张净斋接任。大学干事会负责人为李华，中学负责人为孙敬文。当时北平学联党团的成员为黄诚(党团书记)、王文彬、孙世实三人。这届学联党团从1936年暑假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一二·九”运动时期任期最长的一届学联党团。另外，蒋南翔还主编学委的秘密油印刊物《生活通讯》，主管学委的秘书处，参加学委秘书处工作的有赵德尊和郑天翔等同志。何礼(何维登)是清华的学联代表，并负责《北方青年》的出版工作。

1936年底清华学生华道一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这是蒋南翔为他题写的临别赠言(文中“穆文”“野华”分别是蒋南翔、华道一常用的笔名)

学委刚建立时，蒋南翔仍兼任清华支部书记。1936年11月杨学诚接任支部书记，吴继周为组委，方珂德为宣委。1937年5月，吸收杨学诚参加北平学委后，即由吴继周接任清华支部书记，直到“七七”抗战爆发。

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一·二九”反逮捕斗争胜利后，清华民先队经过整顿，力量很快壮大充实起来，不少民先队骨干陆续参加到党的队伍中去，但在队伍中一些人也产生了冒险急躁情绪。1936年3月31日北平各校民先队员约1　300余人，为惨死在狱中的河北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举行抬棺游行。清华、燕京民先队员打前锋，由杨学诚、李伟等同学抬着郭清的棺木，沿着北池子、南池子游行示威。一出长安街，队伍就被大批军警冲散，许多同学受了伤，50多人被捕，其中有清华学生16人。这次斗争表现出同学们英勇无畏的爱国热情和前仆后继的不屈不挠精神，但由于行动过激，使进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挫折。使一些敌人费尽心机抓不到的学联干部、民先队骨干暴露在敌人面前，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一般中间群众，使学生运动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1936年春，刘少奇到华北，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他根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对学生运动做了重要指示，并在《火线》等刊物上发表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等文章，强调指出，在当时，鼓励少数的先进分子向敌人冒险进攻，结果不但使许多积极分子受伤被捕，而且使广大群众离开我们，使自己陷于孤立，使统一战线的事业受到损害。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对纠正学生运动中的“左”倾影响，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5月间，北平学联召集各校代表讨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下，如何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和更广泛地团结群众的问题，会议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最后会议主持者黄诚向大家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必须深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把广大学生群众团结在学联周围，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5月17日，民先队总部也召开了一次北平各校民先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联合阵线的口号，有200多人参加，进行长达6小时的热烈讨论，取得了共识，一致认识到：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关键。

1936年6月13日，为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进占北宁铁路沿线，北平学联组织了各校学生队伍上街示威游行，他们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等口号外，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这个口号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促成了平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的新局面。这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民先队和各校学生会利用一切机会和二十九军接近，联欢、慰问、表扬他们抗日的爱国行动。

1936年10月，时任北平学委书记的蒋南翔，为北平学联撰写《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并以北平市学生救国会的名义刊载于《学生与国家》第一卷第一期，这实际上是新成立的北平学委的政策宣言。这篇宣言对过去学生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缺点做了自我批评，对政府当局和学校老师以及社会各界主动采取诚恳的谅解和合作的态度，体现了党中央的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该文指出：“时至今日，我们觉得除了敌人的侵略不能再容忍再忘记外，其余一切内部的嫌隙和旧日的恩怨，都应该忘记，应该一笔勾销。”“我们曾经受够二十九军的欺凌虐待(如本年2月29日二十九军出动三千兵士围捕清华学生)；但当我们见到最近丰台事件中二十九军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不屈不挠的英勇抗御，我们也就马上尽弃旧嫌，抱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亲赴慰问伤亡，对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示无限钦佩。”(《蒋南翔文集(上卷)》， 80~82页)

这篇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舆论界的很大反响。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都为此专门发表社论或时评表示赞许。《益世报》的时评指出：“学生运动的此种转变是正确的，是勇敢的，是可称赞的。”《大公报》以《中国青年心理》为题的社论中这样说：“吾人最近在一刊物上谈到北平学生团体一文件，……于今后之读书及救国有广大之觉悟，诚挚衷恳，读之滋感，兹节录一段如下：

……救亡所包括之部门很多，我们要吸收所有各种不同立场和不同兴趣的同学，让他们各自训练各种性之所近的救亡技能，各自从事各种不同部门的救亡工作，而最后汇成一支伟大的救亡巨流。我们已经深切领悟到许多师长和前辈的话是对的，我们不应轻易抛弃一切课业，很短视地勉强要求大家只做着奔走呼号很狭义的救亡工作才算满足。这并不是我们忘记了当前的危机，在中日形势日益紧张的现在，反又高唱埋头读书的老调，主张死读书。而是觉悟到救亡事业是一个长期的艰苦斗争，需要真实的力量，真实的准备。热血的奔腾不是救亡事业的全部，热情澎湃外更需要坚韧的意志和坚强的能耐。因此，我们需要沉着地及时好好学习生活和救亡的知识，好好的求学，以增强自己的战斗能力。中国青年此种沉着勇敢的态度及热烈悲愤的心情，乃数年来重大困难下的一种收获。此种青年心理，实际即是一般国民之心理。政府在此种心理的督促之下，对外当然不能再为过分之退让。政府果违国民之心理，对外做重大的丧权的行为，吾人敢断言其必自行失去其存在。此为目前中国之大势……”

天津《益世报》时评和《大公报》社论的态度，说明了体现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北平学联宣言，取得了广大中间阶层的同情与支持。当时个别同志对宣言中提出“需要沉着地及时好好学习生活和救亡的知识，好好的求学，以加强自己的战斗能力”的观点，认为有读书救国的味道，怕会引起副作用。实践证明，“抗日救国”与“读书救国”二者不是对立的。这篇宣言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扩大了北平学联的政治影响，对北平学运的进一步健康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在西安华清池兵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一正义要求的情况下，两位将军大义凛然，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国民党军政要员，迫使蒋同意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

这时清华大学的一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都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有些党内负责干部也是如此。而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这种提法群众是不会同意的。过了几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回转！蒋南翔提出的这个意见，实在非常高明。后来韦君宜问过他，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和教授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

1937年4月，蒋南翔为北平学联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题目是《北平学生运动的新精神》，其中谈道：我们热诚拥护国家的统一，拥护政府已定的对内外国策的实现，使中国能够走向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道路。目前中国民族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帝国主义。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是促成中国真正统一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我们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国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的最光明的途径。同时，在宣言中也表示了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促成北平学运的统一。

1937年3月，清华党支部书记杨学诚、全国民先总队长李昌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师大党支部书记林一山四人作为北平党的代表奔赴延安，参加5月2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会上听取了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报告之后，杨学诚、李昌都在会上发了言。杨学诚的发言反映了西安事变后，在校内国民党极右分子搜查民先队、救国会，焚烧救亡书报等的嚣张气焰，进步学生对此怒不可遏的思想情绪，因而提出要再来一个“一二·九”运动。毛主席对这些意见极其重视，在其所做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报告的开头谈道：“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同上，271页)并在“和平问题”“民主问题”等标题下，对他们的看法做了详尽的解答，使他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会后，他们又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报告强调了在新的形势下，活动要从非法转到合法，要把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强调了抗战即将到来，华北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朱德总司令还特意嘱咐王震同志带领他们到桥儿沟附近山沟里练习打枪。他们带着党中央的殷切希望离开延安，回到北平时已是“七七事变”的前夕。根据全民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北平学联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抓紧展开了对时局的宣传，组织各校学生在西山露营，学习军事，还发动学生积极参加二十九军主持的学生军事训练等活动。7月初在西山樱桃沟的军事训练夏令营中，清华学生地下党员赵德尊和北大地下党员陆平在一块大石头上雕刻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表达了同学们抗日救亡的决心。

据初步统计，抗战前，先后在清华的共产党员累计共有110人，民先队员130多人。

1937年的春假期间，为了发挥北平学联的作用，学委负责人蒋南翔提出关心学生生活，强调学运的团结，由学联发起了春游，包租了一些卡车，先后组织各校学生进行两次大规模的春假旅行并邀请“新学联”参加，当时的春游节目很多，很吸引人。春游以后，这种活动被称为“生活路线”。为了实践“生活路线”的口号，不仅要做好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而且要做好他们的文化福利工作，以团结广大同学。清华救国会还单独组织了上房山等地旅行。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等爱国教授参加了旅行，他们与同学并肩同行，和大家促膝交谈，促进了师生合作、共挽时艰的良好气氛。蒋南翔在北平学委主办的《北方青年》第一卷第二期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检讨》一文中主要提出生活路线问题。因为只谈救亡，忽视青年的生活问题，说这能振兴青运，是难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不能更广泛地团结更多的群众。在黄诚的主持下，北平学联继续坚持下去，切实地实践了“生活路线”的口号。

在此期间，清华救国会在校内还积极组织了民众学校、求知学会、清寒学生食堂，派杨学诚等任食堂管理员。原来招商承办，伙食费较高，贫穷学生吃不起，只好到校外小饭铺去吃八分钱一斤的炒饼。清贫食堂每月只交四元钱的伙食费，一天三顿，花钱少，吃得好，受到同学们的普遍赞扬。其他学校也办了类似的食堂，都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清华救国会还为周围村民和校工子弟开办了民众夜校和识字班，由单纯的识字学文化，发展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宣传阵地。张自清、黄葳、陈舜瑶等坚持教八家村的识字班。当年的清华园四周全是农民，还有平绥路清华园站的铁路工人。至于设在清华三院内清华学生会民众夜校，在高景芝的主持下，早已进行了抗日宣传活动，这里的师生不少人成为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北平学联曾向各校学生提出“好好的求学，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清华救国会很重视这个问题，他们通过“求知学会”等学生团体，宣传我们主张读书、但反对死读书，带领同学们去努力学习，争取教师们给予不断辅导，逐步扭转了部分同学中存在的“救国就不能读书”的误解，争取团结了更多的同学。

北平学联和清华救国会根据“生活路线”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吸引了广大爱国同学，孤立了“伪学联”，打击了他们瓦解抗日救亡运动的企图。

从1936年秋成立北平学委到次年卢沟桥事变，时间大约十个月，北平学生运动经历了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西安事变、北平学生运动的分裂、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严重的事件和斗争。在此期间，蒋南翔仍直接领导清华支部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放在领导北平学委和北平学联党团的工作上。

“一二·九”运动的意义和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月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刘少奇同志1944年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一二·九’是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转引自《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如江河的巨浪奔腾势不可挡，立即得到全国的学生和各界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民抗日救亡的大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鼓舞了广大爱国学生和民众的斗争精神。“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章，它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两个口号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人民最大多数群众的意志和要求，使“一二·九”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斗争目标。在这两个口号的号召下，不只是先进青年，而且多数中间分子都参加了进来。不只是广大青年学生，而且各阶层爱国人民也都热烈地响应，使“一二·九”运动扩大成为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之所以有其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就在于它使运动包括了全国各地广大学生和群众；就在于它唤起了全国的民众；就在于它帮助了国内团结的建立和抗战的发动。它不仅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而且在整个民族解放斗争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学生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学生的支持。国际学生联合会向全世界学生发出号召：“中国学生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苏联、英国、美国、西班牙、埃及、印度等各国青年学生的组织或个人都纷纷打电报到中国来，积极支援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一位外国老人称赞“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冠军”。

“一二·九”运动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其中一些骨干通过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长为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蒋南翔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战士——杨学诚同志》一文中写的，“自从参加救亡运动以后，学诚对工作就一贯是非常刻苦和认真负责。在寒风彻骨的冬夜，他冒着冷风守夜；在开大会的时候，他为会场巡逻放哨；一切比较艰苦而为一般学生所不大乐意做的事，都是他积极地来做。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个温良谦逊的青年人，怎样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面，如猛然惊醒的睡狮般怒吼起来”。

那么，“一二·九”运动对于中国青年究竟给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第一，“一二·九”运动使平津数十万青年学生获得了空前的政治觉悟与组织锻炼，从而把全国青年很快从沉睡的状态中唤醒起来，教育和锻炼了中国整个的年轻的一代。在“一二·九”运动之前的一些学生，对国家大事是不太过问的，或只是埋头读书、研究学问，或谈恋爱、看电影、溜冰等。是“一二·九”运动教育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识。当时的处境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大敌当前，爱不爱国摆在了重要的位置，是“一二·九”运动使他们受到了抗日救亡的教育。推动他们从事革命运动，从而建立起坚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二·九”运动首先体现了团结抗战这个新鲜活泼的革命战略和真理，对“八一宣言”的号召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一二·九”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走向全民族的对日抗战。

第二，“一二·九”运动告诉我们，单纯的学生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胜利的，而且也不可能在反动统治下长期坚持。因此，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毛泽东文集》第二卷，256页)

第三，必须建立青年的革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这是一支坚强的革命青年队伍。它推动了全国青年乃至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组织是1936年2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这个组织不断地发展壮大。

1936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学联)，领导了全国学生运动。1938年3月，在武汉市商会大礼堂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选出了以蒋南翔为党团书记、秘书长的第二届执委会。抗战爆发后，北平学生在平津一带组织了学生军和游击队，屡挫敌人。南方的青救团、青抗先，都是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方学生主持的。

第四，给青年提供了正确的斗争方法。“一二·一六”以后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的失败的教训，告诉青年先锋主义是要不得的，这次学生的游行大队被军警打散，伤者达百余人，有53名学生和一名记者被捕，其中有女性17名。被捕的爱国学生被抛入警车，解往陆军监狱，一进牢房就被扣上沉重的镣铐。

“一二·九”运动还告诉我们：青年运动不能只谈救亡，不及生活。关心青年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切身的困难问题，是青运的任务，也是发动青年最好的方法。

关于“生活路线”问题，这是在刘少奇同志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指导下才得以提出的。“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杨述在《一二·九漫语》中提道，“它的提出与实行应归功于蒋南翔”。他还说，在黄诚同志的主持下，北平学联继续坚持下去，才有了生活路线的口号。贯彻生活路线，就会团结更广大的同学，出现一种新的作风。

第五，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材。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多数青年在抗日战争，甚至在解放战争中都成为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地方行政负责人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党政领导骨干。

第三章　蒋南翔在抗日战争初期

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我卢沟桥，挑起卢沟桥事变。当时的驻军29军37师110旅219团团长吉星文，急电旅长何基灃。何基灃闻讯后立即下达了坚守阵地进行还击的命令，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

战火震动了整个北平城，清华爱国学生在北平学联的发动下，立即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开展了捐献慰劳等各种支援前线的工作，正在西山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们也当即跑步回清华园，投入了支前活动。

7月28日夜，宋哲元弃城逃走，北平古城沦陷了。沦陷后的北平，群情骚动，学运领导者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马上把“一二·九”运动培养出来的一批青年干部和广大爱国学生撤走。此时，主管学委和学联工作的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学委及学联党团的蒋南翔、杨学诚、黄诚、王文彬等开会，研究安排学生撤退。他们觉得除了要输送骨干留在华北抗战外，面临全国抗战的形势，对于今后全国学生运动也还要考虑和领导，对大量自行南下的一般学生也应当管。中共北平市委指定蒋南翔、杨学诚、黄诚三人负责接收各校学生中党员的组织关系，李昌等负责民先队员的组织关系，并共同负责组织北平各校学生的撤离。他们先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小会馆里讨论研究了各校学生的撤离问题。紧接着又在南长街老爷庙18号召集北平学委和学联部分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蒋南翔、黄敬、李昌、黄诚等人，对撤离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决定以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名义，组织同学们撤离北平。城内一些学校的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赶到了清华园。这时清华同学在杨学诚的率领下，正在整装待发，他们还把校警的枪支背在肩上，准备抗敌之用。各校学生汇齐后，从清华出发，计划由磨石口渡永定河去保定。途中发现永定河沿线日军已经布防，同学们只好折回等待时机。而于光远等少数同学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了保定。后来清华学生和各校同学在北平学联的发动和组织下，分别撤离了已为敌人侵占的北平城，他们分散来到了天津。先后来到天津的组织撤退的负责人蒋南翔、杨学诚、李昌、李哲人、王德、李华等人，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等对北平同学的撤离问题再次进行研究和部署，清华同学和天津各校同学一部分留下来，在平西、冀中、冀东等抗日前线，与当地工农大众结合，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大部分人则从天津乘船经烟台、青岛到了济南，然后又由济南分赴全国各地。蒋南翔、杨学诚、王文彬等则以平津学联的名义，找到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得到了他的承认，打出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旗号，解决大家免费食住行的问题。学委的蒋南翔和于启明还找到了党的山东省委负责人黎玉，对志愿留在山东参加抗战的骨干作了安排。这时的济南，在几天之内已经积聚了上千名的流亡学生。济南安排不下太多的人，加上日本的飞机不断轰炸，所以还得向前走。这时蒋南翔和李昌等商量，对于能够安排的骨干分子进行安排，或者留在山东。这样，几天之内在山东的二百多名平津同学进了山东省由梁漱溟主办的乡农学校去受训，后来这些人大部分留在山东工作了；或者经太原赴华北抗日前线；通知不到的人到了南方再寻找。

这时的保定已很危急，无法再去。可以去的地点是太原、南京、武汉。他们立即与山东省委的黎玉商量，刘导生、孙传文(孙陶林)、刘星(刘震)等留在山东，李昌赴太原，蒋南翔等去南京。在向南京流亡途中，为便于安排工作，还由原北平学委的蒋南翔、于启明、李华、杨学诚等人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工作委员会，准备到各地后，继续推动救亡活动。

学委和民先队的领导在天津再次讨论撤退路线时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北上，留在华北，同农民群众一起打游击(这和北方局的指示是一致的)；一是南下发动群众，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这是新提出来的)。讨论的结果，北上是重要的，南下也需要，这就进了一步。但这些仍然是对党员、民先队员、积极分子骨干讲的。面对流亡同学，接着在各地组织起平津流亡同学会。在济南，蒋南翔派赵石(赵儒洵)向国民党政府有关当局交涉，为所有流亡同学安排住处、伙食、开免费的乘车证明，想法为那些无力升学的同学找出路，解决生活困难……这些都是面对全体流亡同学的任务。蒋南翔要赵石去长沙，把临时大学的学生会组织起来。将“一二·九”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火种，在国统区继续燃烧下去。蒋南翔说：“只有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你可以用清华暑期同学会主席的身份去组织，比学联或其他的名义更好些。”因为当时即或在党员、民先和进步的骨干中希望继续学习的也不少，广大学生中就更多了，不应不管。如果这些都是面对当时的现实，经过同志们的共同研究，进一步做出的正确的决策的话，那么派赵石去长沙临时大学组织学生会，让党在“一二·九”运动中点燃起来的救亡烈火继续燃烧下去，则应归功于蒋南翔匠心独具的高瞻远瞩了。它为“一二·九”运动接近尾声时，全面而又善始善终地补上了一个空白。(见赵石：《洪波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