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 族

一个人，是家族结出的一颗小小果实。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独立地生存于世界上。人首先是社会的人，被植根于一个世代，之后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然后是一个家庭，最后，才是自己。

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次序，却是相反的。婴幼儿觉得自己无限大，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因我而存在。功在我，过亦在我。父母幸福因我，不幸亦因我。一点点长大，才发现不是如此，世界不围着自己转，自己做不到的事太多。

不能飞。梦里飞来飞去，醒后身体却滞重无比，慢慢也就接受了。

不能变。不能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不能呼来风唤来雨，亦不能无中生有，幻外生真。

不能为这个小小的家庭负责。父母的幸福，不完全由自己决定。相反，自己才是这小小家庭的一颗小果实。或者说，是家族之河上的一条小小支流，顺着上游的态势蜿蜒而下。

细细探究此生的来处，最根本处竟然是奇点的一次爆炸。宇宙诞生，地球出现，有机物出现，生命出现，人类出现，家族的第一个祖先出现。他们觅食，织布，做官，避难，逃荒，富有，败落……人类史上那么多次天灾人祸，他们居然都神奇地熬了过去，然后，才有了你。

想明白了这层，突然就放过了自己，对命运释怀：你穿越无穷岁月来到人间，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奇迹，而非那些为了活着而必须去攫取的东西——财富、地位、名声……把时间的尺度拉长来看，一切都是云烟，一切都是过客，唯有生命本身，值得敬畏，值得珍惜。

普通生活

每次想到父亲，鼻端先浮起一阵属于他的气味：常年与木材打交道，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木料气息，夹杂着浓烈的烟草味，还有一股特有的脑油气——可能因为木料与烟草的味道足以中和这种男人味儿，这混合的气息并不难闻，反而带来一种难言的安心。

自我七岁起，父亲就盘下了街上的一处房子，做木材来料加工的生意。这工作依旧是木匠行中的一种，只是常年与电锯打交道，乡下人都说这叫“玩锯”。像把田地叫作“地里”一样，他的工作场地被我们叫作“锯上”。锯上有电锯、推车、各种工具，以及一些客户寄存的木料，晚上需要看铺，于是备了床、柜和一些生活用品。童年的很多时刻，我就枕着父亲的气息，在他的床上滚来滚去看小说。而父亲自顾做他的事：发锯条、看书、下棋，或者在树木和电锯共同产生的巨大嘶鸣声中，将一根根木料分解为大大小小的板材。

那时的父亲，正在走向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家里的新房刚盖好没几年，妻子生了一女一儿，凑齐了一个“好”字。因为女儿和儿子晚上总跑去邻居家看电视，他索性买了一台日本原装进口彩电——那是村里第二台彩电。另外一台是更有钱的胡姓人家买的。于是，每到下午四五点，邻居们就带着席子、凳子来家里占位，晚饭时院子里塞满了人，宛如一个小型电影院。其时，乡里正轰轰烈烈地鼓励村里上报“万元户”去领奖，村支书找到他，他想了一夜，婉拒了。

婉拒的原因说起来简单，无非是中国人都懂的处世箴言“财不露白”——我们这个家族，扎扎实实为这四个字付出过代价。

几十年前，太爷爷靠卖粉汤、烧饼起家，置买了八十多亩良田。可惜当时正是乱世，华中平原上多股土匪横行。只因为不慎被人知晓了真正的家底，在我父亲满一周岁的晚上，我爷爷被村人勾结土匪绑票而去，家产花光也没赎回人来。四年后，我奶奶病逝，父亲和姑姑只能跟着太爷爷生活。之后，比父亲大七八岁的姑姑嫁了人，太爷爷也去世了，十二岁的父亲便退了学，跟着村里大人一起去西乡拉煤过活。这么算来，传说中太爷爷挎着竹篮进城去看二儿子，在集市上被熟人开玩笑地拉开盖篮子的手巾，发现里面装满了钱的那天，正是父亲一生坎坷的开端。

三十多年过去了，无父无母的父亲并未变成一个野孩子，反而成了十里八乡备受尊敬的手艺人，也是我们整个家族事实上的管事人。他熟稔红白喜事的流程与规矩，亦因行事方正，说话做事都有人愿意听，非但自己家族的婚丧嫁娶要他出面，其他人家也有找他主持大事的。高而瘦削的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宴席和酒友们的夜晚聚会上。过了晚上十点还不回家，母亲便出门去找他，这让爱面子的他脸上挂不住，颇闹过一些不愉快。很多年后父亲谈起这件事，脸上挂着一点惊奇和好笑：“真是神了！不管在哪儿喝酒，你妈总是能找到！也不知道她是咋知道的！”

然而母亲对于父亲喝酒的事，没有一点约束力。那是“场面人”的战场，男人们为之所苦却又甘之如饴。于是每年总有那么几次，父亲会喝得大醉，醉后亦无他事，只是指天画地，提着自己的名字剖白：“我这一生，无愧于天地！”犹记得有一次，他醉得走不了路，被母亲用架子车拉回家后，在客厅吐了一地血红色的呕吐物。我一边听他喃喃“我无愧于天，无愧于地”，一边暗暗担心他会不会死。

我十二岁上了初中。开学前父亲就主动跟我说，他每周会给我五块钱的生活费——一笔巨款，毕竟，当时一碗胡辣汤才两三角钱。他其实并未严格照这个标准执行，只是隔一段时间问问我是不是没钱了，如果我回答没有，他就给我十五到二十块钱。可是我宁愿为了一块钱去跟母亲磨一天，也不愿意告诉他我没钱了。如果一定要追究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八九岁之后，他越来越严肃，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让我觉得紧张吧。

我记忆中父亲的形象至少变化了三次：在我八岁之前，他是会跟母亲、我和弟弟打牌，给我和弟弟讲“神农尝百草”故事的慈父；八岁到二十岁，他是在家中沉默如冰、我考了年级第三却说我“不考年级第一就不要给我看”、母亲絮叨太多时会突然暴怒摔了饭碗的暴君；二十岁之后，他逐渐成为与我互相支撑、互相理解的盟友。

我的初中时代，正是父亲的暴君时代，也是我们家经济的鼎盛时代。他筹划着盖一所新房子，地址选在位置最好的乡道旁。虽然盖的是平房，打的却是足以承载三层楼的地基。这样将来一楼可以做生意，接上二楼三楼来住。房顶选了说是冬暖夏凉的昂贵的珍珠岩，外墙全部贴上了淡黄色的瓷砖。这房子在当时十分惹眼，村里人人都知道，父亲好本事。

可是，房子还没盖好，母亲先疯了。是真正意义上的疯了——她得了精神分裂症。

在父母的婚姻中，我真切地看到了两个不能互相理解的人是如何互相摧毁对方的。婚姻中没有输赢，因为它本就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太极鱼，在旋转变化中实现着微妙的平衡与和谐。一旦失去了平衡，阳刚的强者固然可以令弱者活得逼仄，弱者亦可用自毁将强者置于死地。

父亲像是婚姻中的绝对强者，他掌握着家里的经济来源和绝对话语权——母亲确实不具备管理财务的能力，但又多心敏感，常将小事发酵成大事。久而久之，父亲便尽量不再让她参与大事。然而家里的事没有能瞒得住的，母亲最终还是会发现，“原来我是外人，你跟我并不是一条心”的感觉油然而生，伤心欲绝，再找父亲大闹一场，渐渐形成恶性循环。母亲性格敏感倔强，亦是个强硬之人，她的意志与情感反复被压制，最后终于崩盘。

母亲的病症主要表现为幻视幻听，总看见妖魔鬼怪，嚷嚷有人要害她。同时疑心所有女人都对我父亲有意，不停唾骂眼前出现的每一个女性。不时又冲出家门，坐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两三天后再回家来。

这病说是难以根治，但按期打针，也能控制住。过不了多长时间，却又复发。半年好，半年坏，反反复复，折腾了十六年。

后院失火，起初影响的不过是家务。七八年后，终于一举摧毁了父亲的事业。

当时我已上了高三，在城里寄宿，三周回家一次，意外地发现父亲竟然不再去锯上了。这才知道，母亲去把房东骂了一顿，说她勾引我父亲，房东当时就气晕在地。第二天，父亲就把电锯转给了一直跟着自己干活的弟弟和师弟，不干了。

转手不干，一了百了——这确实是我父亲会干出来的事儿。他决绝，坚定，充满“我对得起任何人”的傲气，还有一种隐隐的自信：我为妻子做的事付出代价，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同时，我也相信即使不在这里做，我依然能赚到钱。靠着这种傲气和自信，父亲戴着“富农后代”的帽子，以二十五岁的“高龄”开始跟着村里的木匠师傅学艺，一年多后就可以给屋子上大梁，成了“首徒”；也是靠着这种傲气和自信，第一次跟人合伙做生意被拆伙后，他不信邪，偏要自己单干，又是一年多时间，成为方圆一二十里生意最好的“玩锯的”；还是因为这种傲气和自信，他相信自己要做的事必然都能做成，包括这次。

他只是忘记了，这次做出这个决定的自己，已经五十四岁了。五十四岁的他，已经不能独自扛起一根木头。离开他雇佣的伙计，他已经很难单独完成工作。

我是父亲的女儿，从生物学意义到精神意义上，都是。我拥有跟他一样的傲气与自信。在我们成为朋友后，我向他检讨自身的骄傲，他却为之欣慰——说，这才是我的女儿。做人，应该有这种傲气和傲骨。

如今活到了人生的中段，我才渐渐明白，我和父亲的傲气，来自人生的俭薄。人到世间一遭，践行自身的命运，同时与命运交手。而父亲与我拥有的东西太少，不可依恃，于是一味将希望放在自身的力量上，随时准备迎接命运的致命一击。却不知道，命运出招有虚有实，有时不需硬碰硬，只需闪开一下，让它过去。

傲气的人，不是不懂“过刚易折”的道理，只是坚硬的质地注定拗不出柔软的身段。非要是百炼钢，才能做绕指柔。

所以，熬炼来了。即使在看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阶段，父亲也未能为家庭攒下多少积蓄——盖了两次房子，供两个孩子上学，妻子经年生病吃药……维持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需要很多钱。为了哥们儿义气也为了资金储蓄，他借出了一些钱给朋友，电锯停业后，我家财务状况一落千丈，这些钱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完全要回来，只是以各种物品抵扣的方式，一点点地抵消了。

父亲开始过上“一年收入抵不上过去两个月”的生活，慢慢又开始半年半年地失业。他辗转去邻乡一些电锯点打工，每月收入几百一千，也不能保证月月都有活儿干。而我已经上了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多半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这时候的母亲，也还在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的病中。照顾母亲与外出上班不能兼顾。钱，远远不够用。

贫穷与疾病，单独一样都可以令人发疯。贫穷阻断选择，令你短视；疾病耗空一切，从物质到精神。它们结伴而行，则足以令人绝望。而这一次，命运微笑着伸出了这两只宽大的灰色之翼，罩住父亲很多年。

毕业四年后，我终于鼓足勇气到了北京，进入了心心念念的出版业，在这个自己热爱的行业里，渐渐找到了位置，收入逐渐增加，终于还清了家里的债务。二〇〇九年，徘徊于绝境中多年的父亲，做了最后一次搏击——再一次为母亲注射了针剂。他说，没有效果的话，他就带上母亲一起去寻求最后的解脱。

而这次，母亲霍然而愈。这简直是个奇迹，却又像是命运开的一个恶劣玩笑。它似乎正在撤回那两只翅膀，却还要留下一丝阴影——二〇一一年，父亲因高烧休克，确诊得了肺气肿。重体力劳动，粉尘工作环境，重度烟草爱好者，这些叠加在一起，造就一个肺病患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村里的同行就没有这个问题。疾病选择一个人，也并没有必然的道理好讲。不过是，摊上了。

二〇一六年秋天，我在旅途中得了支气管炎。从广州到贵阳，再到昆明、大理、丽江、泸沽湖，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只要稍微接触一点凉气，就开始咳嗽不止。自此才体会到肺是一种多么娇嫩的器官，它对气温又是多么敏感——皮肤还并不觉得多凉的时候，它已经咳得声嘶力竭了。就在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父亲的痛苦的百分之一。

年底回家过春节，我睡在跟父母卧室只有一门之隔的小屋里。深夜十一二点，父亲可能睡着了。人入睡了的呼吸和醒着时完全不同。他沉重的、撕扯着的，似乎随时都会窒息的呼吸声，透过门上的小窗，传进我心里来。

父亲确诊得了肺气肿之后，我和弟弟断断续续开始劝他戒烟。他一开始其实是考虑过的，也允许我给他买电子烟，想要试着替代一下。但长久的时间慢慢过去，他逐渐开始转到另外一个立场上：抽烟已是余生唯一的乐趣，如果放弃，不如去死。

此言一出，子女束手。我和弟弟自此不再跟他提起此事，只有见他抽得太多时，偶尔说一句：稍微少抽两根吧。

父亲说，抽烟是习惯。人无事可做，手会不由自主摸到烟上去。父亲又说，抽烟是现在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如果连烟都不能再抽，活着也没啥意思。

可我觉得，也许他没意识到，抽烟也是他的武器，是他对命运的又一次反抗。他一生不服气，不信邪，不愿轻易低头。偏偏肺病来了，就要他放弃嗜好，低头顺从？他办不到。余生他可能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不再能有更多成就，那就不要向脆弱的肺投降好了。我猜，是有这样的成分在的。

海明威写《老人与海》，在我看来像是某些人一生的隐喻。他们来了，他们做过一些事了，他们曾将大鱼捆在船头上，却又被鲨鱼一口一口撕下肉去，最后他们抵达海岸，船上只剩大鱼的骨架。

我们能不能说他们双手空空，一无所有？海明威的老人其实还算是幸运的。他到底曾捕上过大鱼。而那些不幸运的人呢？如果他们一网一网落下去，拉上来的都是小鱼甚或海草，当他们回到人生的岸边，是否应该承认自己的失败？

我们很可能不是那位带着大鱼骨架回到岸边的老人，而是那些仅仅捞上了小鱼或海草的人。

我的父亲，在这个世界的极小范围内，卑微过、成功过、失意过。命运一再向他出手，支持他摇摇晃晃永不倒下的，无非是那点傲气和不甘心——我自己的人生，到底还是要有点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与命运开战也好，不尽力治病也好，我总要去实现一点属于自己的欲望，哪怕要赔上性命。

在晚年，父亲也过上了普通的老年人生活：不再劳作，靠子女供养，与疾病共存。

他心平气和。

母亲：爱你，是我唯一的道路

近十年来，我有两个时刻觉得最幸福，一次是从二〇一五年至今，我终于彻底爱上自己，于是获得了深层次的自由和平静；另外一次，是二〇〇九年，母亲从极远的远方归来，重新回到我们身边，这个家终于再度回归完整。

所谓极远的远方，并不是说母亲的肉体曾经去过天涯海角，而是说她的精神，在长达十六年的时光中，都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徘徊、流浪、奔突、颤抖。那个世界里到处都是神迹，到处都是恶魔，到处都是居心叵测的歹徒，到处都是觊觎她丈夫的女人。她看得见屋檐下有古魔巨蛇爬行，听得到上帝对她说话，感觉到有人击打她的头部，跟随直觉离开家去几十公里外的野地徘徊，叱骂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除了她的子女、丈夫之外的任何人。

也因此，她逐渐失去了他人的耐心和同情，亲戚们渐渐避开她，朋友原来就不多，后来就更谈不上了。不只是她，我们整个家庭，也渐渐从原来庙会时要准备三四桌宴席接待几十位客人，变得门庭冷落。

外婆生了七个孩子，母亲排行老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她肯定不是最受宠的那个。我从未见过外公，对他的了解全部来自母亲的叙述。母亲说，外公年轻时卖过牛肉，那时候家里条件不错，有时候跟外婆吵了架，他会发狠把刚煮好的牛肉抛到河里；母亲说，外公后来得了肺结核，全家就他自己吃小灶，孩子偷吃，他会打掉他们的筷子；母亲说，大舅有一次惹到了外公，外公把他吊在房梁上抽打；母亲说，四姨机灵，每次挨打都会跑掉，自己笨而倔，挨打时偏要站直了一声不吭，外公气她“一脖子犟筋”，就打得更狠了。

母亲对外公最温情的回忆，是有一次外公已经拿起了棍子要抽她，而她突然福至心灵撒腿就跑，外公反而扔掉棍子哈哈大笑：“这闺女，这次不傻了！”

母亲说自己不是个聪明人，只是记性还不错。她读到小学三年级，一二年级考试常是双百分。四十岁她还记得自己二年级考试时写错的一个字，还写得出当时认下的字，甚至因为要抄写基督教的灵歌，又多认识了几百个字。读完三年级，家里没钱再供她，她就退了学。十七岁，外公在赌桌上把她输给了一个男人。嫁过去几年，母亲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男人总是打她，“有一次用铁锨砍到背上，流的血把棉袄都浸湿了”。母亲最后狠了心，费尽周折离了婚，嫁给了我父亲。

从七岁起，我就想不通，父亲和母亲都是好人，为什么过得不开心？

热气蒸腾的秋日傍晚，全家人坐在新收回来的玉米棒子堆边剥玉米粒。记不得为什么，父亲和母亲就吵起来，甚而动了手。

当年还没有空调的夏夜，吊扇在客厅呼呼转动，水泥地上是一层塑料膜、一层被子、一层竹席铺出来的地铺。那夜我们都睡在床上，父亲深夜应酬完回来倒在地铺上，因为醉酒难受而发出阵阵呻吟。母亲问他是不是不舒服，需不需要喝点水。他答了两声便嫌母亲聒噪，勃然大怒。

村中央有一条村级公路，父亲就在公路旁赁下了人家的一间房子，装了一盘电锯，做木材来料加工生意，晚上也住在那里。早晨时母亲给他送荷包蛋，一碗窝着四五个，因为嫌浪费，父亲大怒拒吃。母亲把冷掉的荷包蛋原样端回，只说父亲性情古怪，我在旁边，心里堵到发寒。

也就是七岁那年，母亲差点诱使我杀了她。

她跟父亲吵了架，中午带我午睡。没一会儿说睡不着，给我五角钱让我替她买安眠药。那时候安眠药一分钱一粒，五角钱可买五十粒。她要我全部买了给她。路上我遇见堂妹，她跟我一起回家，说安眠药吃一粒就够了。母亲一仰脖把药片吃完，打发妹妹回了家，又抱我午睡。不过十分钟，她说还是睡不着，让我再去买五十粒。这次我攥着钱在路边犹豫，遇见了父亲的师弟。于是，当天晚上母亲在乡卫生所洗胃，我坐在婶婶伯母之间，垂着头被她们戳着额角说“傻”。

七岁的我，不懂安眠药可以吃死人，也不懂母亲的绝望。

据说母亲年轻时是个苗条的美人。但我记事时，她已经发福，身体也不是很好。她常年痛经，例假时无论寒暑都要抱上一个热水袋。我十岁之前她一直偏头痛，又不好好看医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偏方，熬石膏水喝，吃枸杞子。我十岁那年，她突然开始流鼻血。不是那种常见的秋冬干燥季节意思意思的流法，是一旦滴下第一滴血就流个不息的那种流法。为了治疗，那一年，她跑遍了周边县市。最后，是用激光烧灼封闭了毛细血管治愈的。

就是在这一年治病的过程中，母亲开始接触基督教，并最终受洗成为信徒。

母亲说，她从小就相信世界上是有真神的。幼年时代，她还不知道祷告是何物的时候，在后院里仰望星空，她就想：“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神就好了。”信基督教之前，她相信的是中国传统的那些神道。弟弟十二岁前，身体一直有点弱，为了保证他健康长大，母亲曾让他认下碾场上的石磙做“干大（干爹）”，为此还专门在石磙边放了一串鞭炮。而一旦信了基督教，耶和华和耶稣基督便成为她唯一的信仰，过去的那些事儿再也不用提起了。

母亲信基督教，信得虔诚。她原本最爱吃猪血，因基督教不许，她便戒了，至今再未尝过；原先家里奉行的风俗也基本全部废除，祖父母忌辰的黄表纸和刀头肉都免了，外公外婆收到的祭礼也都是一通祷告。星期天的一大早，她还会提溜着我和弟弟的耳朵把我们叫醒跟她一起去教堂，走聚会。于是年少时代，我经常会下意识地哼唱起一首灵歌来，至今也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主祷文。

我初二那年，母亲的精神崩溃了。

一开始的症状并不十分明显，她只是不再做饭了。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只有冷锅冷灶，我和弟弟就随便抓点冷食啃着去学校。而母亲坐在床上，抓着父亲的手絮絮说话，不让他去上工。直到后来，她说的话越来越离谱，家人才发现不对。

当时的措施，是给她打针。具体用的什么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打完针的母亲在一周到十天内表情木讷，反应迟钝，之后慢慢好起来，可以正常生活。但过上半年一年，就再复发一次。中间有相当一段时间，她都很稳定，我们以为她好了，直到一九九六年元旦那天，我骑车从狼冲岗上下来摔伤了腿骨，被父亲送到姑姑村里的骨科医生那儿打石膏，她守了我一夜，第二天回家就犯了病。

她的病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我不相信《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那样的神话。精神病患者如果都是书里那样的人物，精神病院就不再是医院，可以成为民间科学研究院了。不是那样的。多数精神病患者游荡在无边的孤独和恐惧之中，而我们只看见他们的疯狂，看不到他们的勇敢——他们在疯狂中抵抗的，是可怕的魔鬼，是巨大的蟒蛇，是不可抵挡的恐惧——也是直到今天写这篇文章，我才想到母亲的勇敢。那孤独游荡、露宿田野的夜晚，我竟没有陪在她身边，而陪在她身边的时候，我竟也不能进入她的世界，去为她屠龙！

这十六年中，我和弟弟相继离家，一开始是求学，后来是工作。父亲留在家里，断断续续工作过几年，却再也没有赚到钱。他少年和青年时吃的是大苦，挖水渠、盖房子、做木匠、开电锯，全是重体力活。他又习惯透支身体，不按时吃饭，吃得也不多。失去工作后，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下去。重粉尘污染加常年烟瘾向他讨债，慢阻肺、肺气肿相继而来，二〇〇七年左右，父亲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

二〇〇八年初，我离开待了四年却一无所获的郑州，到了北京，进入心仪已久的出版业。刚入行薪资不高，住在公司附近的平房里，每天加班，却因为得偿所愿而欢喜非常。只是在念及家里的债务和父母的身体时，依然有着挥之不去的绝望：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让他们依靠？

二〇〇九年，父亲跟我讲，他撑不下去了。他说，他想了想，活着毫无乐趣，不如找个地方投河算了。我只能听着痛哭，甚至无法劝他。何止是他，连我都有过几次“干脆全家一起喝毒药死了吧”的念头。我甚至明白，支撑父亲和我的，就是那份骄傲和不甘。凭什么我们要被命运击败？如果我自认有才华，有风骨，凭什么我不是在命运的对面微笑，而是丢下性命落荒而逃？我相信父亲也是如此。在内心深处，他既不承认他的失败，更不愿承认我也会失败。

最后他说，这样吧，我再去医院给你母亲配一次药打一针。如果这次她好了，我们就接着活下去。如果好不了，我可真要去找一条河了。

于是，我们东关医院一剂五块钱的针剂，救回了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

二〇〇九年，我又一次听见母亲逻辑清晰地跟我讲话。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好到不能更好了。

没有生病之前的母亲非常能干，天性快活。她一晚上能做好一件棉袄。我小学三年级之前的裙子都是妈妈亲手做的，上面还要绣上花。我还穿过妈妈做的绣花鞋。她会跟家禽家畜说话，喂猪时还要笑骂我家的猪猡一番。夏日晚上在屋顶乘凉睡觉，她会唱小时候学过的歌给我们听。“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歌喉算不上特别甜美，但是绝不走调。白天下地和妯娌们一起干活，她会开各种玩笑：“喂，孙焕芝（我小婶），咱俩比赛看谁先锄完这垄菜。谁要是锄得晚，谁就得改姓十八子。”“好呀，”我婶婶三下两下锄完了菜，站在地头开心地对我妈喊，“哈哈，你可姓个十八子吧！”妈妈比她笑得还欢：“我本来就姓十八子（李）啊！”她做的饭好吃，胡辣汤也好喝，我十二三岁时还谋划过让她去我们学校门口摆摊的事。

病愈之后的母亲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她的活泼里添了自责和哀愁，时常说若非自己生病，便不会耽误家里这么多。有那么两三年，她做饭的水准也大幅下降，有时候甚至做不熟。而这几年，突然又恢复了当年三分之二的水准。

母亲一生没有完全长大。她一直都是一个渴望爱的孩子。她从未理解过自己，也从未了解过别人，包括她的丈夫和儿女。她只是用属于她的那种方式，执拗地爱着我们，却从未有力量反思，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可惜，父亲和她一样，一生都没有被好好地爱过，于是对待爱的方式也是一样生硬执拗。他那种近似冷酷的抵制和拒绝，最终以他无法承受的方式反弹。后院崩溃之时，前院也就一片荒芜了。

好在，他从来没有真的放弃过母亲。好在，母亲近乎奇迹般地回来了。

人之为人，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完美，恰恰是因为太不完美，才只能是人。接受别人和自己的不完美，是给予真正的爱的第一步。我曾怨过母亲，因为她拖着整个家庭走向深渊，但后来我明白了，让整个家庭走向深渊的，并不只是母亲，而是我们四个人弱点的总和。她的问题，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家庭所有问题的聚合。她经受的磨炼，不是她一个人的劫难，也是对整个家庭的试炼。幸运的是，她回来了，虽然已不再年轻，但是，她还是回来了。

痛苦的时光太漫长了，但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父母都健在，虽然还会吵架，却给我留下了爱他们的时间。从高中起，我开始阅读心理类的图书，后来，又接触了佛学，试着用它们来解释我的生活。我爱过一些人，却几乎无法走近他们。最后我知道，隔开我们的不只是所谓世俗眼光，还有我自己的心魔。我眼看过母亲渴爱而不得，眼看过父亲仅为责任而生活。在我内心深处，埋藏着“不被爱”的悲哀，不只有我自己的，还有他们的。那种渴望爱又不相信自己会被爱的绝望，直到我真的爱上了自己，才全部化为自由和爱，无边无际的，自由，爱。

我们无法不爱自己的父母，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这一生中，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童年交付给了他们。他们的爱，他们曾犯的错误，他们的伟大与愚昧，都已经深刻入我们的基因。我们无从选择，甚至不能奢谈爱或不爱。但是，我们真的懂得如何爱上他们吗？

想要真正爱上自己的父母，就要把他们当成一对普通人，拉开视角，至少再去看看他们的童年，他们的父母。如果你看了，就知道这对男女不是凭空而来。有过去的经历，才有曾经和现在的他们，才有现在的我们。他们经受过的，可能会在我们的来路上重演，他们渴求的，可能化为我们心底不易察觉的渴望。他们很难超越命运的局限，我们或许也不能。然而，如果我们曾爱上影视剧的主角，就能真正爱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未来的日子，让我们好好牵起手往下走。这一次，我永远不会放开。因为这一次，我已经认识了爱，学会了如何好好去爱你。

深夜谈话

一

“爸爸，说点你小时候的事儿吧。”

“说点啥呢？差不多都忘完了。”

“随便说点什么吧，你能想得起来的。你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唉，真是想不起来了，具体的事儿记得不多，光记得那时候心里总是很高兴。……嗯，要不，说个我印象比较深的事儿吧。

“你爷爷奶奶不是都没了吗？我就跟着俺爷和俺叔过。那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上了小学二年级。应该是夏天，放学了我往家走——小孩儿嘛，走路总是蹦蹦跳跳的——没注意路上有一堆石子，脚一跐，就摔倒了。当时膝盖就破了，流了很多血。我站起来，也没哭，从地上挖了一捧黄土面捂在伤口上就回家了。回家我也没跟俺叔俺婶说，每天还是正常去上学，在家也正常干家务活。

“到了星期天，我跟俺爷在街上玩。他们那群老头儿坐在一起喷空儿（聊天），不知谁说起来贴膏药治病的事儿。我在旁边听着，突然插了一句嘴：‘爷，你给我也买张膏药吧！’俺爷笑了：‘你小小孩儿家，要膏药干啥？’‘我正经得要一张膏药啊。你看我的腿！’我把裤子卷上去，俺爷一看可心疼坏了：‘你这孩儿，咋弄的！也不说一声！’赶紧带我去看医生。

“自从俺爷知道了，我好像一下子松了劲儿，腿肿得老高，路都不会走了。那几天都是俺叔背着我去上学。

“到现在，我记起这件事时偶尔也会想，要是我亲爹亲妈都在，我也不至于连着好几天都不敢吭一声吧。”

二

“爸爸，说说你年轻时候谈恋爱的事儿吧。跟我妈结婚以前，你能没谈过女朋友吗？”

“咦！这闺女！咋啥事儿都问！那有啥好说的？”

“说说嘛，就说说嘛！有啥不好意思的。你活了一辈子，总该有人了解你过去的事。”

“你这闺女……说说就说说吧。唉，我从来没说过这些事呀。说起来，那时候也确实有一些闺女撵我撵得挺紧的。咱生产队就有两三个。就像谁谁她二姑，每隔两三天，总得去我小屋里跟我聊半天。但是要说最典型的，还是我在城里修大礼堂认识的一个闺女。

“当时，县政府要修一个大礼堂，从各个村里都抽调了一些人。一天发一块钱工钱，吃饭是工人自己从家带一斤粮票，工程上再补一斤粮票。一天三顿饭，早上五两粮票，中午六两，晚上再五两，加班到夜里十二点的话，还有一顿夜饭——不能叫夜宵，因为吃得多，随便吃吃也得四五个蒸馍。那时候我已经学木匠一年多了，基本功不错了，所以村里也调我去了。

“工程上不只有木匠、泥瓦匠，还得有小工，帮着推砖瓦、递泥兜。刘慧琴就是这样的小工。这个姑娘性格特别活泼，好说好笑，老跟别人开玩笑。我到工地的第一天，她一看见我，马上就说：‘你咋长得跟我三哥一模一样啊！以后我就叫你三哥吧！’我听了脸红了，也没搭腔。

“从那开始，她就天天撵着我，非要跟我分一个组里干活。她跟工地上的人都混得熟，抢物料下手也快。小车一趟一趟地把水泥啥的都抢过来。我觉得这样不好，就跟她说别这么干。她还生气了，说：‘我这不是给咱抢好东西吗？’我说：‘你把东西都抢过来了，那我就别休息了，只能一直干活了。其他人还可以歇歇。’——那时候还是吃大锅饭，一天干多干少都是那么多工分。我这么一说，她拍拍脑袋：‘对对，就是啊！’才不抢了。

“刘慧琴每天对我这么热乎，整个工地都知道她对我有意思，咱村九队的建民逗她：‘我知道，你就是看上俺叔了，他要是不答应，你不能算完。’她就笑着骂他一顿。她妈其实也在那里做小工，那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话也不多。闺女跟别人开玩笑，她也不说话，也不会过去干涉。

“后来我回家的时候，也跟你姑姑说过这事儿。我的意思，成的可能性不大。咱家条件不好，还是个富农成分，最关键人家是个回族姑娘。那年代回族姑娘是很少嫁给汉族人的，人家家里也不能愿意。

“干到阳历新年前后，工地上准备减员。当时我就想好了，如果把我减掉，以后求我我也不回来。结果真把我减掉了。我就在家歇了一段时间。建民回家的时候看见我，跟我说刘慧琴天天撵着问他：‘俺三哥咋不来了？’他说：‘咋不来了，还不是生你气了？叫你跟他结婚，你不愿意。’刘慧琴捶他一拳：‘你叫俺三哥来，我跟他有话说。’

“又过了几天，我让建民带了话，跟人家约好在工地旁边见面。我带了一口袋咱家出的粉条，跟她一起去了趟她家。也就是在人家家里吃了顿饭，也没说什么。她妈、她家人都在旁边，待承得也可好。临走她妈又送给我一些他们回族炸的油香。

“这次见面以后，她又约过我。我想了想，没有再去过。”

三

“爸爸，我问你个问题吧？”

“你说。”

“你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事儿是啥？”

“最高兴的事儿啊……我想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特别想买一辆自行车。后来存了很长很长时间的钱买了一辆。喏，就是那辆凤凰牌的加重自行车，你小时候老坐的。我攒了可长时候钱，总算凑齐了。取好车在路上骑着，心里是真美啊，感觉路都是宽展的。”

“啊？那，生我都不是你最高兴的事儿？我可是你的头生闺女啊！当爸了，你不高兴吗？”

“嘿，生你当然也高兴啦……这咋说呢，生你，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比较起来，还是买车这件事更高兴。”

因为略感尴尬，父亲伸手去抹自己的脸，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是的啊，父亲，买自行车确实是比生了女儿更让人高兴，我懂的。

击败西西弗斯的葱花面

夏天来了，于是妈妈经常做葱花面。

地里自己种的小葱水灵灵的，拔回来三五棵，细细切成葱花，放进碗里，倒上酱油、醋，撒一点盐、味精，再滴上几滴香油，然后就把这个碗丢在一边腌着，先不管了。

那边火膛里，锯末填的火烧得嘶嘶叫，火苗舔着锅底，水也渐渐兴奋起来。

也许是自己擀的面条，也许是买回来的鲜面条——买回来的居多。村里有个孤寡老人买了个面条机，每天上午十点半开始给大家压面条，去的人都从自己家里带面粉，有人带了杂面去，压完面条一屋子都是豆子的青苦味儿。我小时候极不喜欢黄豆杂面，我妈却极爱。

总之，面条是绝不能少的。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快要开了，再添一把火，水立刻激越地跳起芭蕾舞来——可以掀开锅盖了。

手里一边抖散面条，一边把它们撒进水里去，任它们欢喜地跟水交缠在一起，翻来滚去，银丝伸展舞动，如丝绸舞。

加两次凉水，滚开两次，面就熟了。这时候把腌好的葱花倒进去，用筷子搅一下，立刻出锅。葱花的香味、香油的香味、醋的酸香味，一时把屋子塞得满满的，把肚子里的“饿”生生地勾引出来。

夏天我就爱吃这样的葱花面，做起来快，酸香开胃，而且我不喜欢在这样的面条里再冲入面糊做成糊汤面，嫌它没有清爽相。可是每次妈妈做葱花面，我爸都不高兴——他干体力活，这样清汤寡水的面，吃不饱。

上个月我在北京的住处试做葱花面。买的小葱，一切如法炮制，出来却酸酸苦苦，自己都难以下咽，大概是放葱花太早了些。这周我又用大葱切细丝做，居然好了一点，但怎么吃都没有妈妈当年做的味道。

也许是现在的作物普遍不如以前好吃了吧；也许是我那时太小，吃什么都香吧；也许不是妈妈做的吧……总之，那种味道已经没有了。

当年做葱花面的妈妈，经过漫长的跟疾病共生的岁月，回到人间后，许多技能已经生疏，做的饭大不如前，一度甚至不能把面煮熟，至今也不过恢复了当年的五成功力。当年炒土豆丝举世无双，随便煮一碗鸡蛋面就让我想要追问菜谱的爸爸，现在只能每天坐在屋子里看书了。当年经常吵架的爸妈，如今依然用不断吵架的方式陪伴着对方；当年总是没事就叫“妈”，把她烦得不行的我，现在在北京做巨大的时代机器上一枚微小的螺丝钉；当年总是过段时间就被狠狠揍一顿的调皮弟弟，如今和我一样，是巨大时代机器上不被注意的一个微小零件——我们甚至不是那种丢失了会影响到运转的部件。

如果没有我们，这时代不会有任何不同。

我们这微小的一家，除了彼此相爱，再无任何道路可走。我们已经彼此深深相爱。

可是，那一触即发的危险，还是让我们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我只想做西西弗斯最痛恨的人，将那巨石缓缓推到平原地带，安全降落。

即使不够完满，但是，一切诸神啊，请让我们不完美地相聚在一起，不完美地继续生活吧。

哪怕，让我像少女时代那样，经常因为顶嘴被妈妈拍打。

姥娘

我是没有资格纪念姥娘的，我自己知道。我和她之间的交集，贫瘠到只用几个画面就可以说完，而且那画面是静默的，没有一句值得被记起的话。

儿时自然是每年要去姥娘家的，但一年也不过两三次而已。先是父母各自骑一辆加重自行车，把我和弟弟安置在后座上，蹬三十多里地过去；后来是弟弟开着农用三轮车“嗵嗵嗵”一路颠过去；直到近年，才开了电动汽车过去。有电动汽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姥娘很久了。

姥娘跟姥爷生了七个孩子，三男四女。姥爷不喜欢女儿，当年生完我二姨后，十分厌烦地给二姨取名“隔妮”（“隔”是家乡土话，意思是“讨厌”），禁止姥娘给她喂奶，甚至还把她装进摇篮放在床底下，一心想把她饿死。于是姥娘狠了狠心，把二姨送人了。多年后大姨寻回了二姨，二姨也始终未曾回家见过她父亲，没有认祖归宗。

大姨是孩子中的老大，嫁去了邻村。我记事起，她就已白发满头。大姨身材高大，面目端庄，声音响亮，使人见了便生亲近之心。因为嫁得早，她六十来岁已经四世同堂，做了曾祖母好几年了。我去大姨家的次数更是有限，长到十八岁才去了第一次，到现在总共也不过两次。

母亲说她跟二姨长得像，都丑。我只见过一次二姨。应该是我八九岁时，她带了几十个小螃蟹来看我母亲。饭后，母亲一边跟二姨闲话家常，一边在鏊子上把小螃蟹焙熟了。因为实在太小，并没有什么肉好吃。我和弟弟每人抓了几只胡乱啃了一气，只图一点壳子的奇香。之后就把啃不出肉的腿子掰下来，丢到门前的大水坑里打水漂。之后很多年，二姨没有再来过，我也从未有机会去她家。

生下母亲以后，姥娘因为二姨的事，偏要跟姥爷赌气，给母亲取名“爱枝”。母亲天性倔强不讨喜，也不太有眼色，经常挨打。跟姥娘学擀烙馍，姥爷在一旁闲看，面片擀得越来越大，母亲不知道该翻上去卷起来接着擀，手足无措。姥爷说：“用膝盖接住！”母亲当真用膝盖接着，姥爷气得给她后脑勺来了一巴掌。姥娘不乐意了，说：“女大自巧，狗大自咬！不用学了，长大自己就会了！”把母亲支开了。

四姨是个机灵的孩子，自小便懂得察言观色。姥爷每次要揍她，她都一口气跑出很远，最远的一次跑了三十多里地到自己的姥娘家。我见四姨的次数也不多，更没有去过她家。

大舅年轻时非常英俊，老来发了胖，身材滚圆，都还能依稀看到青年时代的风采。他十六岁时正逢特殊的十年，因瞎写了一句标语，入狱待了几年。后来娶了我第一位妗子，那妗子不会生育，抱养了一个女孩。过了几年，两人离了婚，妗子带着女孩离开。大舅又娶了我现在的妗子，生了两位极美丽的表妹，还有一位表弟。大舅性情外向，善于言谈，爱喝酒吃肉，却未曾赚到什么钱，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幸亏表妹表弟们成绩优异，自己也要强，大概从高中起就不怎么花家里的钱。毕业后各自找了工作，又独力成家立业，大舅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了。现在最大的烦恼无过于子女不听他的话——他有过一次中风经历，痊愈后家人要他戒吃肥肉，多运动。但胖人都懒得动，他依旧买了个电动车，百米之外，必定骑车，把表弟表妹气得要命。

为了生儿子，二舅一口气生了五个女儿。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只能把老大留在家里养，其余四个都寄养在亲戚家。第六个孩子落地，果然得偿所愿。姥娘家旁边有一条沙河，河沙可以挖去卖。二舅有很长一段时间跟别人合伙挖沙赚钱，之后陆陆续续做过许多活儿，甚至也不小心涉入过传销。这十年来，表妹们都长大了，各自嫁人成家，时常贴补娘家。小表弟去年也结了婚，刚刚生下一个儿子。二舅成了三兄弟中过得最舒服的那一个。

三舅年轻得多。我小时候他还是个小伙子，刚结婚没多久。他在家里开过理发店，后来去广州、郑州等地打过工，现在在家开个棋牌室，也是做了爷爷和外公的人了。三舅生了一儿一女。小表妹三四岁时在我家住过一个多月，十分俏皮可爱。

姥爷患有肺结核，我出生之前他就去世了。他死在大年初二，按老家风俗正是女儿回娘家的日子。姥娘说他：“死也选了个好日子，唯恐闺女们把他忘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娘时，因为骨质增生恶化，她已经不太会走路了。为了我和弟弟，她凭靠一只高脚凳子，一步步挪到三舅家的门楼下，陪我们坐着。我低头，看见她的手指甲长得很长很厚了，就拿出指甲刀来给她剪指甲。

凑近了她，我闻到一股老人身上特有的气味，还有一股轻微的尿味——一瞬间，我意会到原因：那是病人身上最常出现的气味。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握着她干瘦如鸟爪的手，一点点把呈淡黄色的坚硬指甲剪掉，又修好了边。

姥娘也什么都没说。她一向就不说什么。

从这天起，我就没有再见过姥娘。她去世那天，曾想到过我吗？

我希望是没有。

我希望她忘记这世间的一切人，自由地、自由地飞到另一个轻盈的国度。

很久很久以后，我的大表妹跟我谈起她的奶奶：

“你不知道吧？当年我三叔本来是有女朋友的。那女的是城里人，长得可漂亮，他俩可好了。我奶不同意，逼着他跟人家分了手，娶了现在的三婶。”

“为什么？”

“奶奶说人家是城里人，跟咱不匹配，娶回来也过不好。后来我三叔跟我三婶不是也经常吵架？”

“啊？想不到……”

“想不到吧。还有一次，我爸跟我妈回娘家了，回来刚进村，村里人就说：‘你快回家看看吧，你妈在村里骂你呢！’我爸赶紧回家看。原来奶奶拄着拐杖在村里已经喊了半天了，骂我爸不孝顺，不给她足够的粮食和钱。我爸臊死了，赶紧把她弄回了家。”

“我姥娘还有这一面？”

“嗯。想不到吧。”

“……”

“我奶奶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学校打排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烦躁难受。打了一会儿我就回宿舍了，也睡不着。后来打电话把最好的朋友叫出来，在操场走了半夜。第二天家里跟我说我奶没了……”

“姥娘没了，家里没人告诉我。你姑姑那时候还在生病，你爸爸他们也没告诉她，还是她回娘家来才知道的。你姑姑找到你奶的坟，躺在坟包上哭了半天。而我呢，因为一直没上过坟，其实在心里一直觉得她还活着。因为我本来就很久很久才能见她一次，这次，不过也是很久很久没见了而已。”

缺席者

缺席，也是一种在场。

一个人出生了，世界上就有了一个属于他的位置，像在一张白布上决然地点上了一个黑点，不论墨色深浅，他就在那里。而他的逝去，一定会留下一个微小黑洞，形成一个微小旋涡，带动那些跟他紧密相连的人一起旋转。

爷爷奶奶死去很久了，久到知晓他们的人已经大半凋落，久到他们的孙女只能问到零碎的片段，且无人再可印证。

族人们时常说起爷爷，因为那场绑架案，但很少有人说起他的性情。那位不过三十出头的青年汉子，在我的想象中没有面容，只有浓黑的剪影——秋天的深夜里，反绑着双手被几个同样浓黑的剪影推推搡搡着前行。这想象也大半来自影视剧，并无一丝真实。

父亲并不记得自己的父亲。他只是一生都不过生日，因为他父亲被绑走那天，正是他一周岁生日。

他把爷爷的二三事讲给我听，真的只有二三事，可能是我儿时每年会到家里坐一坐的那位老长工讲给他的。那位爷爷话不多，习惯蹲在地上抽一根旱烟。我十五六岁后，他不再到家里来。也可能是姑姑讲给他的，比父亲大八岁的姑姑，已经记得很多事。

说，白手起家的太爷爷难免吝啬，“人不对的话，想抽他根烟也难”，爷爷却大方。家里做烟草生意，跟伙计们出门进货，住店费、路费都是他拿。伙计们跟他客气，他只静静笑着：“你们赚点钱不容易。我出这点不算啥。”

说，他脾气坏。收麦子时忌讳女人在打麦场上出没。有一次奶奶从那里路过，被他大骂一顿。

就没有了。

他的身高、样貌、性情，全都弥散在时间中。

相较之下，奶奶几乎不被提起。

姑姑八十岁了，突然成了一个话很多的老太太，说话时，可以把根根秧秧藤藤蔓蔓都翻出来，一句话勾起另一句话，一件事牵到另一件事，不知不觉，旧事如藤萝，覆满了整个下午。傍晚快回家时，我问她一句：“我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两个月后表姐跟我视频聊天：“你姑还在惦记你上次问你奶奶的事，说要好好告诉你。”

这次，姑姑说了一整天。

奶奶姓胡。嫁给爷爷的那天，因为两个村子离得有点远，花轿到晚了，错过了吉时。

奶奶生过四五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姑姑和父亲。那年夏天，她去菜地干活，回到家腿就不会动了。躺在床上七八个月，全靠姑姑伺候。

“在床上躺得时间长了，从屁股到腿弯，都黑了。医生一个月来一回，拿刀子直接把黑肉一层层削掉，我在旁边看得冒汗，你奶奶吭都不吭一声。你奶要强。躺在床上不能动，也不知道她咋找来的麻绳，趁着没人撂到窗户上系着，准备上吊，被人看见了，没死成。自杀过两回，都被人看见了。”

“只知道奶奶是得病没了的，也不知道是啥病。看这样子，是风湿吧？”

“不知道，杂症吧。不是都说‘紧七慢八’？七八个月，人没了。她没的前一天下午，跟你爸说了半天话。我跟你爸提起来，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你奶没的当天，你爸也木呆呆的，不知道哭。家里要他捧孝盆，他就是不愿意。后来我实在生气，踹了他一脚，他才哭起来。”

父亲幼时有一顶八棱帽，每一面都缀着一个银寿星和一只银铃。奶奶在病床上把它送给了族里的大侄媳妇，她跟奶奶年纪相当，是她最好的朋友。——那是我大伯母，她活到我一二十岁。儿时我常去她家玩，却也没听到她说起过奶奶。

奶奶娘家原本有三个兄弟，后来有病死的，有娶不到媳妇的，居然再也没了后人。

我八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去给爷爷奶奶上过坟。因为尸首无着，爷爷的坟是个衣冠冢。很快，因为母亲信教的缘故，我们家取消了一切传统的祭祖仪式。如今我完全不知道祖坟位于何处了。

直到三十岁，我都不能跟别人谈起父母的身世，谈起他们的祖辈和他们经历的一切，只要谈话时间超过五分钟，我就会哭。

太悲伤了。他们的一生浸满了无常、疾病、贫穷、暴力，就像一直穿着浸透了冰冷海水的衣服。晒不干，熨不平。

我虽然是他们的孩子，却常常想向时空里尚幼小的他们伸出双臂，拥抱他们，为他们擦去肮脏小脸上的泪水，给他们食物、糖果、新衣，告诉他们，这世上有人爱他们，很爱很爱的那种。

父亲后来在自己的叔叔、我的堂爷爷家生活到二十五岁。前一年，堂爷爷用“三家转亲”的方式，为自己的大儿子完了婚。与父亲同岁的我五伯，这时已有了一个儿子。

没有人为父亲张罗婚事。堂爷爷即使有心，大概也无此能力吧——他自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逐渐明白了命运的意义。在爷爷奶奶不得不那么早从父亲的人生中退场时，父亲就已经上了一条四处漏水的破船。他失掉的不只是父爱母爱，还有一般家庭本来会有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彼此支持。

在通往“正常生活”的路径上，父亲一开始就被远远抛下了，而直到现在，我们整个家庭都没有再追上那趟车。

追不上，那就不追吧。索性安步当车，慢慢走。

慢慢走，带着这一脉基因里的血气、浪漫、倔强、狭隘、蒙昧，承受连绵不绝的世代带来的余波，享受活着的每一种感触乃至痛苦。

活着，就很好了啊。

母亲，让我牵起你的手

看到《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朱伟怀念母亲的文字，泪落。

已经逝去的年少时的忧伤瞬间再次浸透全身，我太渴求朱伟年少时那样温暖、安定、祥和的家庭。少年时代，我的梦想中始终有一位慈爱、耐心的母亲和一位温和、宽厚的父亲在。我年少的心是嗷嗷待哺的雏鸟，嘴张开到露出喉咙，要吞食大量的幸福。

现在，很多人说家庭中的幸福是不存在的，但读朱伟的文章，我可以肯定，世间有这样的幸福，像古老的故事一样存在，地老天荒也不改变。我想朱伟现在一定是个性格极好、生活幸福的男人，他的家庭给予他的，不仅仅是儿时的幸福，也是一生的幸福。

年少时，我仰望着朱伟这样的家庭，它们是夜晚中染着淡黄光晕的一个个窗口，我渴望经过时，那光辉也洒落我身——高中时暗恋一个白衣少年，其实更多是暗恋他温馨欢乐的家庭。

儿时缺乏的，在年少时形成巨大的黑洞，强烈到要抓住任何形式的温情，不管需不需要，正不正确。丢失的亲情无法寻回，就奢望在爱情中补回一切，用尽力气想抓紧自己爱恋的人，向他呼喊，向他祈求，向他坦白，然后，吓到他，吓倒他，失去他。最后，还是剩下自己一个人，茫然站在旷野里，用力去想，用力想得明白，想明白了，就如同儿时一样，独自行走，无人同路。

幸而一切都已过去。当我上天入地，问遍诸神问遍苍生，最后还是问到我自己，才明白失去的永不可能追回，没有的也不必要再得到，命运没有道理可讲，天道或有轮回，也非我短暂一世就能明白。少年时代的大梦徐徐落幕，我终于容许臆想中的母亲和父亲在那个世界安息，接受自己在尘世的命运，接受自己已经长大的事实，不再向外界寻求幸福，而是转向自己的内心。

这个时候，我才将视线放平，看到自己拥有的幸福。我把过去的记忆迎风扬起，大风吹走沙子留下金粒，每一粒的每个侧面都闪闪发光。我收藏好它们，不时翻检，每翻检一粒脸上就露出一朵纯净的微笑；我把现在的日子铺开，仔细搜剔镶嵌在格子中的小小碎钻，对着太阳举起，它们璀璨夺目，七色绚烂，缀成一条不间断的细细珠链——终于，我明白了，我和幸福就住在同一个房间，我不再是梦中独自哭泣的孩子，因为没有得到母亲的拥抱，哀哀地流泪到天明。

母亲，你早放开了牵我的手，而我在梦里寻找那只手寻找了那么多年，直到现在，我想我该牵起你的手，和你一起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