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都是交大人

退休之后，我有了时间，经常有机会和校友会接触，交大校友都爱母校，喜欢做交大人。大家在外国都是两夫妻、小家庭，加上小孩，如果校友会能变成一个大家庭，是很美好的一件事。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在协助交大加拿大校友会做些事情，我当过会长，组织活动、帮助校友，会员从当时的20位到现在的700位，这个可爱的团体越来越大，我很欣喜。

期间，由于我一直记得在中央无线电厂工作时受到总经理周维榦学长的器重，因此由我来主管周维榦奖学金，在上海母校电子和电力学院设奖10名，捐款人都是留在北美的交大校友。我主管这件事，从评选、奖金的分配和颁奖，是很辛劳，但也愉乐，也是一种回馈！

2011年，我获得母校的“杰出校友思源贡献奖”，这还要归功于马开桂学妹，她是学校与我们的联系桥梁，一个非常热忱的人，热心招待校友，不求回报。这点我跟她有点像，我对母校有感情，也喜欢结交朋友，喜欢大家来谈谈有趣的事情，碰到的很多校友都很爱母校，这让我对“交大人可爱”的信念更加深一层，大家也就有了感情基础和向心力。现在年纪轻的校友中热心的也有，像刘泓涛，我欣赏他，经常和他联络，有事情一起商量，所以校友会前途是光明的，想到这，我就感觉很开心。

2010年6月13日，沈嘉英在多伦多接受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马德秀赠送的纪念品

如今我担任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与校友会工作人员始终保持着书信来往，校友都很亲切地叫我“沈伯伯”。想想退休的这些年，过得好快，我的回忆是年年忙碌，但很庆幸能为校友会出一点力，这个长流不息的活动令我的退休生活过得有趣愉快。

我在交大读了4年书，读的东西倒是符合当时的科技进步，不过很快就跟不上了。如我读书的时候真空管刚刚问世，但现在的电脑里连它们的影子都没有。所以，要生存，最紧要的是智慧。学校里学的那些课程都是培养智慧，有了智慧，还要会用这个智慧。所以说学生在学校学习，可能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有间接的影响。每个人可能智慧不同，但也需要后天的思考和训练。如我在工作上有些声望，好像我能解决别人的很多问题，这也要靠智慧，帮助别人之前要了解他们工作独特的地方，感受每个人的困难情境，然后给他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你说有什么方法？我也没有，我只是能解决，我想还是要靠智慧。

这里有个有趣的故事。我工作过3年的那个股份公司老板，他的女儿在我部门电脑中心做2个月的暑期实习。他邀请我吃顿中饭，我坐在他对面，他说谢谢我。我问他，当初我一窍不通，为什么会用我？他讲，你很热忱，对这个工作有热情，电脑的工作，不是每个人大学毕业就可以做的，但是看到你满腔热情要这份工作，他觉得是一次值得的冒险。他对我的工作印象说我就像本词典，有问必答，他的疑问，我都可以解决。我工作的同时，自己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最难的部分我自己做，不靠人家，讲到底，还是个智慧的问题，做电脑工作是靠智慧，不是电脑解决问题，而是用它来解决问题，有人的智慧在里边。

沈嘉英学长与母校采访人员在一起

学生在学校学习，每门课都牵涉到细节，都有牢固的基础，这很重要。学校引导学生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否则就没有根基。现在工作不好找，分工越来越细，我记得最近来的几个交大毕业生，我问他们工作情况，领域很细很细，太专门了，和总的部分已经脱离了，适应性也没有以前那么宽，一旦失业就很麻烦。我也尽量帮助他们，但是不容易，也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适应能力。所以学生在学校一定要学好课程基础，再运用自己的智慧，也要认真，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沈嘉英学长为母校题词

对于学校来说，要有有形的实体，固定的模式，这是教学的基础，但也不应该只局限于此。像剑桥大学，它很有名，他的优点就是规则中有自由，不死板。剑桥大学里的学生，登记了以后，上不上课是自己的事，没有人管，并不是说你8点或9点一定要上课。它就给你自由，在有限的范围里给你发挥自己智慧的空间，这是最好的办法。交大也要有这样的观念，不放弃规则，但也不呆板，给每个人充分的自由去发挥每个人的特长。

我今年98岁了，还有10粒牙齿，胃口也蛮好的。但是感觉自己的精力降低了，做事情都要靠人家帮忙，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有一股热忱，每天遇到的或主动去做的事情，尽量地去寻求完美！自然，要多花精力。但看到完美成果，自己会由欣赏生出些乐趣来，这样日子就不枯燥乏味了。这次母校校史研究室托请马开桂学妹给我的提纲16个问题，从进交大到现在历时80年，各种变化经历，都被列入！你们对于校友资料搜集之精细程度，令我钦佩又感惊奇。交大校史在王宗光书记的领导下也做得非常好，马开桂学妹每次回来都带给我。你们这次来，我是非常开心的，我要好好地保持这股热忱。

2014年10月26日，张杰校长与沈嘉英学长亲切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