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美国成“华侨”

1945年从交大毕业之后，去哪里工作呢？当时同学万定国已经毕业，在重庆化龙桥的第十兵工厂工作，经他介绍，我和另外一位同班同学陈椿年都去了第十厂，这是我生平第一份工作。厂里供应茶水，记得上班第一件事是为我们发了一个茶杯，可能是国内办公的惯例。不到3个月，时局迅速发展，抗战胜利了，我被派去参加东北接收工作。这是一份前途不稳定的工作，只有初出茅庐、无所牵挂的人才会参加。当时一起去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一个是学会计的，一个是学化学的，另外两个是学军工营造的。但因铁路不通，去不了，我们就折回北京，暂时安顿在当地的第九十兵工厂办事处。这是我初次到北京，住在西单圣庙附近，倒也安逸。这个时候，我趁机参加了教育部留学考试，考试结束后，我就一个人去了沈阳兵工厂。因为苏联红军来了，厂子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机器都被搬走了，这样我们只生产一些手榴弹、枪弹等轻武器。原来进兵工厂是为了抗战，在东北却是为了内战，真是可悲可叹。

1947年春，我辞职回到了上海，准备出国的事。当时我家也搬回了上海，仍住在教师活动中心后面的宿舍里，这样我又再度回到交大校园。申请美国入学的事，我不熟悉，便向严希孟请教，跟随他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当时自费留学，家里根本无法供应，这还得感谢国家栽培，准许我们用便宜许多的官价外汇，这样终于在1947年9月初到了美国。当时严希孟、刘长庚都已先到了伊大，我就与希孟同住一房，屋里都是中国学生。为了省钱，我参加了学生自助饭团，在地下室里十几个人轮流烧饭，后来参加饭团的还有黄子春、董金沂、严棣。我在伊大一年读完了硕士学位，但对专业没有兴趣，便在一位中央大学同学冯焕的鼓励和指点下，改行转入了电机系，当然得补些课，但系里的课程，应付没有问题。这样3年后，也就是1951年，我便读完了博士学位。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夫人朱家珍，她是伊大化学系同学，原来沪江大学毕业的，跟我是同船到美国，可是在船上不认识她，到了伊利诺伊才认识，慢慢熟悉起来。1951年家珍毕业了，我念了电机，所以慢了一点，她比我早半年。毕业后她到东部新泽西，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因此我也跟来，进了附近一家电子仪器厂，年底我们就结了婚。当时是想回国的，但是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祖国那个时候需要的是国防、原子弹方面的人才，我是学电机的，偏向基础科学，所以我们商量了一番，下不了回国的决心，也就没能回来。1955年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出世，1959年又生了第二个男孩，便生了根，落了户，“华侨”两个字的意义对我们不断改变，因为自己就成了华侨，而且是半个世纪以上的老华侨了，想想多有感慨，只好说随遇而安，身老沧州了。

1996年，康继隆、朱家珍夫妇合影于普林斯顿大学

1958年，我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参加了3BEV原子加速器的项目。这个项目在伊利诺伊原来就是一个小的实验室，后来原子加速器很流行，各所大学都争相建造。普林斯顿大学钱不够，就把宾夕法尼亚大学拉进来，合作建成了这样一个很大的项目。现在看来，当时的项目很小，80尺那么大，我主要负责RF高频加速部分，每二十分之一秒出一个BeV。那个时候研究的气氛很好，基本上是电机工程师这方面的设备，做完了以后，到最后的一两年已经出货了，所谓出货就是出了BeV。后来，学校物理专业的学生就在那里做实验，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还出了两个诺贝尔奖。到了1968年，原子加速器的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学校3BeV的项目已经微不足道，就关门了。

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结束之后，我就来到了GE(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去参加李天和的高功率电力实验室工作，这是弱电和强电的领域。电力工业算来是基本稳定的，但在美国不然，好景不长，后半段明显往萧条关闭的方向走。我在这里工作了18年，198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