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大家拼的是本事

战神粟裕(白金纪念版) 作者:关河五十州 著


在中共闽浙赣省委截获到的最后一份电报上,粟裕得知,方志敏、刘畴西已在搜山中被捕,这也就同时意味着,红十军团主力已经全军覆灭。

这是一个让粟裕一辈子都为之刻骨铭心、始终无法释怀的大失败。为避免动摇军心,在率领部属离开会合地点时,他撒了一次谎:“方主席(方志敏)没有过来,不过我们的主力部队已改编为游击队,回皖南打游击去了,暂时不能回闽浙赣,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等了。”

那些日子,到处都是创痛和失败,到处都是凄风和苦雨,但是他必须选择坚忍地活下去,并且勇敢地面对一切艰苦和挑战。

刚入军旅时,教官告诫的那番话从不会过时:“艰苦比死亡更难受,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声东击西

1935年1月底,闽浙赣省委把粟裕等人召去,传达了一份中央的重要指示。

按照指示要求,红十军团的突围部队将组成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挺进师的任务是立即进入浙江境内,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

上一年,粟裕曾率先遣队进入过浙西,先遣队比挺进师要强上许多,那时都无法立足生根,现在还能再去?

似乎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延续,可是粟裕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可以去,而且能站住脚!

关键还是对时机和方法的把握。

先遣队时期,中央红军尚未远去,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也随时可以分兵抽调到浙江,如今则不同,国民党主力都追赶中央红军去了,回调并不容易,从而导致其在浙江的兵力相对空虚。

孙行者要想钻铁扇公主的肚子,正是时候。

钻进肚子怎么办?答案是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要逛遍五脏六腑。

对先遣队乃至红十军团的失败,粟裕总结出的最大教训之一,便是没有分散打游击。过去在浙西,说是打游击,最终还是变成了单纯的运动战,那还能不吃亏吗?

粟裕组建挺进师的思路,就是把它编成游击队,而不是正规军。

能够集结起来的突围部队,连机关和后勤人员在内,一共只剩下400多人,加上闽浙赣独立师编入的兵员,全师为500多人,也就相当于一个满员的营。

正常情况下,师编制下应设旅、团、营、连,不过既然是游击队,就得是另外一种编法,粟裕将挺进师编成3个支队和1个直属队。支队实际上是连的规模,只是由团级干部进行指挥,就连士兵中也有很多是具备实战经验的营连干部,这样队伍显得更为精干和灵活。

挺进师组建时,国民党军队已在苏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和封锁线,要跳出闽浙赣苏区,从而挺进浙江,困难着实不小。

粟裕采用了一招声东击西的战法。他首先对进攻闽浙赣苏区的敌军一部发动奇袭,震动一下对方的小心脏,然后突然返回,南下前往闽北苏区。

从闽浙赣到闽北,其间不仅有高山峻岭,还有敌军布置的六道封锁线。粟裕用以闯关的法子也很简单:遇到对方喊话不理睬,开枪不还击,岗哨问话时,一律让乔装改扮的侦察连上前应付。

由于布置周密,挺进师的这次行动非常隐蔽和高效,部队以一夜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顺利到达了闽赣边境。

然而他们尚未进入福建境内,中途就遭到了伏击,周围山头枪声四起,众人很是紧张。粟裕久经战阵,侧耳一听,便判断对方是地方民团,战斗力不过尔尔。

他端起望远镜,朝山头望了一下,然后指定目标,让神枪手瞄准射击。枪声过处,山顶的两名团丁被撂倒在地。

民团毕竟是民团,轻轻一招过去,队伍马上就乱了套。挺进师一个冲锋,就把对方冲得稀里哗啦,四散奔逃。

赶走民团,一检点行李,坏了: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打烂了。

别的零零碎碎都无所谓,电台却是宝贝,跟中央联系全靠它呢。自此挺进师和上级的无线电联系完全中断,他们将独立度过未来最为艰苦的三年。

事情开始越来越不妙。在从闽浙赣苏区出发前,粟裕已向闽北苏区党组织通报了进军路线,请求派人接应,但进入闽北后,不仅找不到自己人,还处处碰到敌军。

按照粟裕早已设定好的方案,为迷惑敌军,挺进师故意走了一个曲线,不是直接往浙江,而是先到闽北,再入浙江,所以才有“声东击西”和突然南下。

从现有情况来看,对手似乎已经提前知道挺进师要来闽北,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粟裕对此很是不解。

几天后,部队从村口和凉亭里捡到了一些敌军的布告,粟裕细细翻阅,从里面找到了一份“劝降书”,上面的署名是“李德胜”。

一看这个名字,粟裕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李德胜是闽北军分区司令员,以他的名义发出“劝降书”,说明这厮已经叛变了,挺进师的整个行动计划自然再无秘密可言。

再回过头一想,挺进师一到闽赣边境就遭伏击,显然也是因为计划泄密。

到了这个境地,已不可能再与闽北党组织进行联系了。粟裕马上改变计划,决定直接率部进入浙西南。

当初先遣队进入浙江时,有两个连与主力失去联系,留在了闽北,此时得到消息,立即赶来归建。粟裕正犯愁呢,出发时纳入的闽浙赣独立师大多为当地人,思乡情重,挺进师一离开闽浙赣,他们就又掉队跑回了老家。

走了100多,来了100多,挺进师,仍为500多人,但这只是就数量而言。从质量上说,归队的两个连要比独立师的那些新兵蛋子强太多了,挺进师的总体实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1935年3月,粟裕率部跳出闽北,直插敌军大后方——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

野外独狼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打游击。首先,最好是在各省交界处,那种谁都能管,但谁都懒得管、不肯管的地方。其次,地形得有利,要便于隐蔽和机动作战。

粟裕选择的浙西南,正是二者的最佳结合,除此之外,这里还可以和闽东、闽北、闽浙赣等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掎角,互相支援。

地是块好地,但有保安团守着,不买门票是进不去的。

江浙的保安团很强,这一点粟裕早有体会,如果直接攻进去,伤亡一定小不了,那就不好玩儿了,也影响以后的发展。

他所要合计的,就是如何才能做到“不花钱进景区”。

最后研究出的攻略是,自己不进去,把“管景区”的那帮人先诱出来。随后,粟裕便率挺进师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进进出出,这里亮个相,那里留个影,从而展开了闪、转、腾、挪的游击战。

挺进师的基础是红七军团,这是一支长于野战的正规部队,现在一下子要分散打游击,官兵多少有些不习惯,很多人都不愿意分开活动。

粟裕曾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游击,当时规定至少要在外面兜半个月,然后在预定地点跟主力会合。谁知才过了3天,这名干部就带着部队回来了。

一看,人瘦了,眼睛凹了,胡子长了,整个一副遭罪受苦的样。再让他出去,无论如何不愿意,非要一起行动不可。

打游击,就要培养一只只能在野外生存的“独狼”,老绑在一起怎么行。不过粟裕也意识到,这事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

半个月受不住,那就先来3天,说好3天后在哪里哪里会合。3天适应了,增加到5天,5天后,再会合。如此一点点累积,从7天、10天一直增加到半个月,渐渐地,一个班长也能带小部队外出活动了。

“独狼”的特性是更为灵活机动,可以不须请示,见到“食”就上,随时消灭敌人和补充自己。挺进师的各个游击小分队从这里钻到那里,先后打了几十仗,把当地的一些小股保安团都给干掉了。

这一番动作,果然让敌军坐立不安。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纷纷南调,准备将在门外“滋事”的挺进师给消灭掉。

1935年4月,当挺进师在斋郎一带活动时,浙闽保安团及大刀会3000多人,突然从3个方向对挺进师实施分进合击。

敌军事先知道挺进师兵力有限,弹药不多,也无根据地做依托和补充,因此有恃无恐,他们在排兵布阵时,是先弱后强,计划先用大刀会冲一下,对挺进师进行扰乱和消耗后,再把主力派上来作战。

对粟裕来说,对手占着人数优势,若是以一打三,还真有些吃力,现在你们要一个个上,巴不得呢。

大刀会以保家防匪为号召,是一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团组织。徒众以大刀和梭镖作战,看着武器很原始,但他们在临阵前念过咒语,喝过符水,上了战场之后就算前面枪林弹雨,也会一拥而上。那种凶猛而疯狂的密集冲锋,胆小一些的,真得被吓倒坐在地上不可。

幸好粟裕率挺进师已在当地兜了一个月的圈子,早就见识过这种阵势,也就掌握了对付的法子。

大刀会徒众之所以表现得跟疯子一样,究其原因,还是临战前吞食了符水的心理作用。不过这种兴奋作用并不能持久。

这样的话,作战地形就要有意选择隘路或水田,同时要用火力阻滞其前进,尽量不让会徒众蜂拥扑来。

半天不到,粟裕就把大刀会给整趴下了。

紧接着是浙江保安第一团,这个挂着“第一”名号的保安团还挺骄纵,因为骄纵,他们被粟裕一步步诱进了预设阵地的前沿。

预设阵地的地形自然是挺进师占便宜。官兵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保安团1000多号人都挤在一条狭窄山谷里,兵力根本施展不开,优势马上变成了劣势。

保安团连续发动10余次冲锋,全被挺进师给压了下去,团长也被打断了手,最终大败而逃。

第三个轮到的是福建保安第二团,他们上来一看,己方已经败到一塌糊涂。这还打什么打,赶紧撤了走人吧。

斋郎一战,是粟裕挺进闽浙边的关键一仗。这一仗后,保安团开始由攻转守,龙泉河北面的敌军兵力十分空虚,粟裕得以成功地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

挺进师的官兵全是江西子弟,要在异地立足,首先必须融入当地,也就是做群众工作。一开始这很让人挠头,听到红军来了,老百姓全都躲进山里,有时挺进师连一个向导都找不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

无奈之下,粟裕只好临时想了个招。他让侦察员也化装成逃跑的群众,满山满坡乱跑,一边跑一边喊:“红军来了!快跑啊!”

村民一听,果然都从躲藏的地方跑了出来。侦察员便上去拦人,请他们带路,而且说好不白带——每带10里路给1块银洋!

浙西南一带全是贫瘠山区,农民生活非常穷困,对当地人而言,带路还能得到银洋,不啻于喜从天降。

借着带路的机会,侦察员边走边聊,也就把红军的正面形象给宣传了出去,以后一传十,十传百,挺进师逐渐在浙西南民众中赢得了口碑。与此同时,粟裕和他麾下的子弟兵也开始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甚至能说上一些浙南方言。

未出一个月,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露出了雏形。

孰优孰劣

粟裕进军浙西南,令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大为震惊。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亲自到浙西南视察,发现当地有钱人家大多已闻风远避,而经过斋郎一战,保安团的力量已相当薄弱,根本不足以抵御红军。

此时,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被调往汉口,主持保安处的是副处长宣铁吾。他报告的情况,更是令黄绍竑有心惊肉跳之感。

据宣铁吾说,浙西南几县的县太爷怕红军已经怕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每天都有许多电报打来告急,好像不得了的样子。有一座县城的哨兵枪走了火,县长一听,马上抱头逃出了城。

黄绍竑与宣铁吾一商量,这样子不行,一定得“进剿”了。

浙江原有7个保安团,其中3个改编成正规军,由俞济时带走了,还剩下4个。黄绍竑又从全省15个保安大队中抽来11个,加上刚从南京调来的1个税警团,总共凑成八九个团的“进剿”兵力,从四路向挺进师发动进攻。

粟裕将挺进师分成南北两路,南路部队用以吸引对方注意力,他亲自率主力北上。

第一剑刺向汤溪县城,黄绍竑急忙下令巩固城防,但这只是虚晃一枪,粟裕随后就转到了下一个地点,黄绍竑跟在后面跑都来不及。

10多天后,粟裕已经把战火引到了浙赣铁路附近。

不“剿”还好,一“剿”令交通运输线都受到了威胁,黄绍竑急了。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如果真的让红军捅到血脉之处,他这个省主席没法向上交代。

反正在家里也是坐卧不宁,黄绍竑一咬牙,决定率士官教育团前去堵击。

黄绍竑系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李宗仁、白崇禧,然后就是他了,也非等闲之辈。他所建立的士官教育团,主要负责对浙江各县保安队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进行训练,这些人是浙江保安队的骨干分子,而且整个士官教育团的装备也很精良,被黄绍竑视之为“怀中利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挥出的。

剑是好剑,但能不能建功,还得看对手是谁。

粟裕继续沿用了斋郎之战中所使用的“切糕战术”,你的糕再大,我拿刀一块块切。

第一天,歼灭教育团一个连;第二天,再歼一个连。两天之内,就让黄绍竑的“利剑”成了钝剑,这两个连的装备也全部为粟裕所缴获。

黄绍竑看不下去了,再看,他得吐血。几天后,他匆匆跑回了杭州。

与高手的对决,最能看出孰优孰劣。黄绍竑早先也是桂军宿将,但此后便弃武从政,照他的说法是,10多年在行政圈混,只是中间打杂式地临时参与过军事,自然不是长年累月在刀枪中打拼的粟裕的对手。

黄绍竑下面是刚提升为保安处处长的宣铁吾。这位黄埔一期生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继续调集“进剿”部队发动围攻。他宣称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对粟裕进行打击。

会不会打仗,有时跟是不是黄埔,或者黄埔几期毫无关系,那只是一种资历的象征,战场之上,大家拼的是本事。

宣铁吾高调了半天,却仍然只有被狠狠挤兑的份儿。粟裕用了一招声东击西,便引得保安团在黑夜里乒乒乓乓乱打一场,“回环压迫”,压来压去,敢情压的全是自己人。

黄绍竑、宣铁吾发动的“进剿”行动彻底失败了。有了战争的胜利,浙西南根据地发展迅猛,各地都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挺进师也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此外,还有千余地方武装。

人逢喜事精神爽,粟裕和刘英决定在“八一”前夕开展一次以“缴枪扩军”为内容的大示威,各纵队开始全面出击,遍地开花。

粟裕盯住了浙西南重镇衢州。这座城市是国民党的军事要地,不仅有火车站,还有军用机场。

1935年7月,按照粟裕的部署,第二纵队翻山越岭,在衢州南面的龙潭山隐蔽下来。

当天深夜,队伍悄悄地下山,奔向火车站。敌军有探照灯扫来扫去,但红军身上都做了伪装,因此直到他们靠近铁路,行动也没有暴露。

接下来便是撬铁轨,撬着撬着,被巡逻队发现了,顿时枪声大作。

二纵队早有准备,他们派人剪断了照明电线。探照灯一瞎,全城俱黯,城内城外慌作一团。

趁此良机,二纵队又派1个排摸到飞机场,一把火将飞机场给烧了。

等敌军接通电源,并调来部队包抄,二纵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袭衢州只是“八一大示威”中的一个亮点,其他纵队也展开了各种规模的袭击行动,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浙西南根据地的影响力。

这时粟裕开始察觉到,敌军即将发动新的“围剿”。不过他对之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他判断这次“围剿”仍是由宣铁吾在指挥。

宣铁吾的水平如何,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到了何种程度,粟裕心里自有一本账,那种段位级别,揿他们下去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对手已经易人。

那是一个比宣铁吾厉害得多的人,还有身后的军队。

当务之急

蒋介石不用看内部战报,都知道后院在起火。浙江的《东南日报》如此论述:“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粟裕、刘英)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

派保安团“进剿”的绩效,也根本不用去多问,就像是端上来一碗白开水,如果你喝过之后还大喊好酒,那是真的有病。

蒋介石乃知兵之人,他明白需要他花大本钱的时候到了,否则后院的火极可能燃成蔓延之势。

1935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任命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统一指挥对粟裕所部的“清剿”行动——蒋介石认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只算是红军“残余”,对其用兵不能叫“围剿”,只能叫“清剿”。

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他和蒋介石的宠臣陈诚是同学,此人长于谋略,抗战中著名的上高会战是其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之作,那场战役后来被称为是抗战中期中方打得最为精彩的一战,罗卓英的指挥水准和军事能力可见一斑。

唐僧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耍猴的。罗卓英的咄咄逼人,更多的还是来自于那个由他任军长的部队: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系陈诚的起家底子,后来的一大批国民党名将,如黄维、胡琏、霍揆章、阙汉骞、李树森等人,当时都在这个军做师、团长,可以想见,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会有多强。

“八一大示威”让罗卓英见证了粟裕和挺进师的潜力,他说:“过去粟裕仅有几百人,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时期还要厉害。”

罗卓英不敢轻敌,当时蒋介石共向四省边区调集了总计63个团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罗卓英拿出一大半来与粟裕进行较量。

1935年8月,罗卓英率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他紧扣住一个“快”字,参照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经验,第一时间就先把浙西南根据地团团包围起来,然后构筑碉堡,将包围圈变成碉堡圈。

浙西南可以和闽东、闽北根据地成掎角之势,必要时能从东南撤退,这一关键细节也没能逃过罗卓英的眼睛,他又用6个团在东南方向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以切断挺进师的退路。

罗卓英出手快捷而狠辣,立刻将挺进师和浙西南根据地推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直到这时候为止,粟裕才知道,原来敌方主将换成了罗卓英,以保安团为主体也变成了以正规军为主体,他开始后悔起来。

“八一大示威”搞得急了点,挺进师的实力也因此被过早地暴露和消耗,这支新兴部队实在还没有能力对抗国民党正规军。

后悔药也没有地儿买去,当务之急是如何打破“清剿”。

一般人会想,你罗卓英可以盗版“围剿”的经验,我们当然也可以沿用“反围剿”的成功做法,尤其是前四次“反围剿”,不管它来多少路,我只要集中优势兵力,用运动战来破其一路,整个“围剿”也就被打破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中央苏区的时候是红军主力,起码能集中到一定的兵力,而挺进师尽管有所发展,但还没能发展到那种程度,部队仍然是游击队性质,一次歼敌,最多也不过歼灭一个营,无法起到伤筋动骨的作用,罗卓英照样可以整师整团地压上来。

当挺进师内部进行讨论时,粟裕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运动战不能打,要打,得打游击战。

四周围全是国民党正规军,不是保安团,这游击战该怎么打,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粟裕身上。

粟裕不紧不慢地道出了4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他全部的“破敌要诀”。

狡兔三窟

粟裕说:“敌进我进!”

游击战须以机动为主,若是死守阵地,就不是游击战了,所以很难谈得上防御。

再以进攻来说,虽然游击队有时也主动出击,但它的宗旨是捞一把就走,不可能像运动战一样大量歼敌。

既不能蹲在家里,出去了也不能指望一口吞头大象,那就只有一种选择: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就叫作“敌进我进”。

毛泽东、朱德当年打游击时曾总结出了16字口诀,里面有一句是“敌进我退”。一字之差,看似不同,其实异曲同工,策划者的高明也正在此处。

战争,没有教条,任何时候,你可以把稻草只当稻草,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把剑。计议已定,粟裕留下两个纵队在原地游击,自率其余主力向敌军迎面开去。

1935年9月,粟裕由浙西南根据地一路南下,以夜幕为掩护,从敌军接合部偷涉龙泉河,从而一举突破了罗卓英苦心经营的封锁线。

突出包围圈后,粟裕即和刘英各带一部,向南挺进到闽浙边境,在那里大造声势,其用意在于吸引和调动敌军,为浙西南根据地解困。

换一个人,见挺进师主力已突出重围,兴许只会气急败坏,猛拍屁股,并立即倾巢追赶。

可是这个人是罗卓英,他不会这么做。

闽浙边境全是地形复杂的山区,罗卓英虽坐拥几万人马,往山里面一撒也不过是毛毛雨,要分散追捕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于“以拳头打跳蚤”。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罗卓英不受粟裕所诱,他只派5个团前去追堵,剩下的几十个团全都用于摧毁根据地。

在持续长达8个月的紧逼围攻中,纵横达100公里的浙西南根据地被罗卓英死死箍住,两个纵队基本都打光了,能逃出来的寥寥无几。

每一次决策,粟裕都算得很细,但是高手之间的格斗,哪怕出现一点点破绽,都可能会让对手找到机会,从而给自己带来遗憾和损失。

这一次,“敌进我进”是对的,要说失误,就失误在对敌情和罗卓英的指挥特点还估计得不够充分准确,要是早知道罗卓英这么有心机,就不应该留下那么多人。

其实粟裕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危险。罗卓英派来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5个团,不及参加“清剿”总兵力的1/6,但仍10倍于挺进师主力,部队活动时,经常被跟踪追击,“尾巴”(指追敌)总是甩也甩不掉。

是不是我还有失误的地方呢?

1935年10月,粟裕、刘英率部与闽东苏区的叶飞会合。

一年前,当粟裕随先遣队经过闽东时,前来迎接他的就是叶飞,两人是老相识了,有的话也可以聊得更直接一些。

挺进师失去了浙西南根据地,但闽东苏区却一直发展得很好,共有4块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每块根据地都有一个独立团,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

具备这样的规模,必然也会有“清剿”,有“尾巴”。私下交谈时,粟裕就问叶飞:“我们的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的。”

叶飞很干脆地回答:“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指国民党中心区域)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

据叶飞说,在闽东,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会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敌军要调集兵力来进攻,绝不硬扛,我们不是有4块根据地和很多个游击区吗,轮换着休息好了,他们到那边去,我们就在这边隐蔽,要出来活动,也必须是夜间,一晚上可以走七八十里。

粟裕听得出了神,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另一个失误在哪里,除了不应该像过去中央苏区时代那样,继续树大旗、扎大营外,游击战术还可以更灵活、更机变。

比如,留在浙西南的那两个纵队,如果能够实现化整为零,以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也来它个“狡兔三窟”,就不至于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了。

压力测试

丧失浙西南后,粟裕和刘英又重建了浙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实际上是由叶飞从闽东的4块根据地里让出来的,此处远离浙赣铁路,国民党统治薄弱,不致引起注意。

尽管已如此低调,但处于罗卓英的重压和追堵之下,夹缝中的游击队日子仍不好过,他们只能苦苦等待出头的时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动起了反蒋的心思,国民党阵营内部重又打成一团。

这种时候往往是红军得以发展的良机。蒋介石被迫将罗卓英和第十八军南调,挺进师面临的军事压力得以大大缓和,可以出来活动一下了。

同一时期,游击队内部也产生了隔阂。在失去中央和上级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浙南和闽东联合成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但刘英独揽大权,并欲派他身边的人出任闽东独立师师长,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叶飞在内的闽东方面的疑虑和反感。

刘英解决矛盾的方法很简单,他几次提出要把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实际上是要用调虎离山的办法,达到“统”掉闽东的目的。

粟裕知道后甚觉不妥,极力规劝刘英,然而他的意见并没有被刘英所采纳。

刘英在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瑞金时才参加红军。他在党内的地位之所以能高于粟裕、叶飞等人,与他特殊的履历有关:刘英曾先后在红四军军部出任会计、文书,任职机要,称得上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人早期的账房先生。

资格上,叶飞无论如何敌不过刘英,但是还有比刘英资格更老的,此人就是闽北根据地的负责人黄道。

黄道系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早在八一南昌起义时,就进入了江西省委的领导层。叶飞认为刘英“欺人太甚”,他去找黄道商谈,并提议请黄道出面领导3个根据地。

当年的叶飞22岁,粟裕29岁,刘英最大,也才31岁,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见叶飞要转而“归附”黄道,刘英顿起敌意。

如同《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在刘英的授意和命令下,粟裕只得硬着头皮,给叶飞摆上了一桌鸿门宴。

酒过三巡之后,粟裕掷杯为号,当场将叶飞抓了起来。若不是叶飞在押送过程中借机逃脱,就可能一命休矣。

叶飞自此铁了心与黄道站在一起,而刘英迁怒于粟裕,将他也关起来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审查,直到粟裕违心地做了“申明”,这才得到释放。

自此以后,不仅闽东、闽北和浙南彻底分裂,粟裕和刘英的关系也降到冰点。当时两人各有化名,粟裕叫“金米”,刘英叫“可夫”,互存戒心的“金米”和“可夫”开始分开活动,每当必须会合时也一定要自带武装,并且绝不同住在一间房子里。

粟裕率领的是“牵制队”,即挺进师的主力,所有军政事务皆由其一人处理,可以不听刘英调遣,这倒反而使他在战场上拥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和余地。

叶飞“狡兔三窟”式的闽东经验显然对粟裕启发很大。他在率“牵制队”单独活动时,除保卫和发展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外,还在根据地之外,建立起一些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基点。

几座或几十座条件较好的村庄相连,就是一个游击基点,隔开二三十里,又可以建一个,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一些的,便能形成小块根据地。

有了这些公开或秘密的游击基点,游击战可以做到更为游刃有余,部队打仗打累了,马上利用晚上转到游击基点,休整它个三五天,侦察好敌情后再跳出来打。

游击队再次呈现出滚雪球式的发展,挺进师由几百人扩大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达数千人,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根据地也相应得到了恢复。

1936年9月,蒋介石摆平了“两广事变”,马上便动手策划对南方游击区的“清剿”方案,这意味着新一轮压力测试又要开始了。

这年冬天,在江西打游击的陈毅被围在梅岭达20多天,饥渴难耐之中,写下了被称为绝命诗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

写下绝命诗的当天,敌军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梅岭也很平静。一打听,才知道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负责在江西进行“清剿”的国民党军队全都急急忙忙地撤出了游击区。

蒋介石虽然被扣,整个“清剿”计划却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摆。“西安事变”爆发三天后,刘建绪就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其主要目标指向浙南游击区。

当初罗卓英进攻浙西南时,集中了40个团,刘建绪能调集到的兵力比他还要多,共有43个团,可是浙南游击区的范围已大大超过浙西南,挺进师可以在浙江30多个县境活动,这样一来,网小了,罩不住。

刘建绪于是将四面包围改成层层逼近,即由外围到中心逐次展开,先把挺进师压向东南,最后在浙南包围聚歼。

不过此时刘建绪对浙南游击区的“清剿”,基本上还属于西安事变前的惯性操作,如果粟裕和刘英能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就可能等来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变化。

游击队吃亏在信息不对称。

由于没有电台,粟裕等人得不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只是从城里搜集的报纸里,才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根本想不到后来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变化,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现有实力允许的条件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937年1月,粟裕指挥挺进师在峰文向逼近的敌军发起主动进攻。峰文是一座村庄,在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区域,地势十分险要,挺进师同4个团的敌军打了一天一夜,最后形成了各自据险对峙的局面。

从兵力对比来看,敌众我寡,一旦对方援兵到达,挺进师就可能被包围,这是兵家所忌。也就是说,敌军可以拖,挺进师拖不得,一拖便是输。

经过侦察,粟裕发现峰文村南面的敌军驻兵是一个福建保安团,战斗力较弱。下半夜,他用少数部队迷惑住当面之敌,亲率主力向南迂回,在击溃保安团后,一举突出了包围圈。

峰文战斗展示了挺进师的作战能力,刘建绪一下子跳了起来。

太极推手

峰文战斗的时候,“西安事变”早已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但他要联的是“北”,而不是“南”。

蒋介石的这个策略被称为是“北和南剿”,即一边与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另一边则对南方游击队采取不承认主义,其目的就是趁谈判结果出来之前,将南方游击队予以一网打尽。

有蒋介石的支持,又探测出了挺进师的实力,刘建绪开始向浙南发起大举进攻,粟裕迎来了3年游击生涯中最为艰苦的一仗。

刘建绪实施“拉网式”推进,粟裕就将部队化整为零,以几十人甚至几个人的分队形式相向而进。大家跟太极推手一样,你梳过来,我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去你的后方。

看着“敌进我进”似乎很简单,但如果哪个细节出了漏洞,双方来个脸碰脸,鼻子对鼻子,那就悬了。

为了避免漏洞,粟裕逐渐成“精”。他擅长各种兜圈子、躲猫猫的办法,什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总之是飘忽不定,出没无常,让你挖空心思都找不着他。

每到一个地方,粟裕一定要亲自对地形道路进行调查。比如前面有条岔路,左转弯去哪里,右转弯又去哪里,都得打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便在路上与敌军不期而遇,也能利用岔路将其甩开。

行军得提着小心,宿营也不能松懈,因为这时候往往更危险。

一般情况下,粟裕绝不会选择大村庄宿营。大村庄道路多,不好警戒。即便是小村庄,也不是每座房子都适宜住宿,得首选那些独立的砖瓦房,有后门的那种,确保一有情况能够马上脱身。

宿营时,分队实行五班制,粟裕自率一班在中间,东、西、南、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向有风吹草动,就由哪个方向的班实行阻击,以掩护其他班转移。

粟裕自率的那个班其实就是指挥机关,但机关人员全都是一专多能,就算是绘图员、卫生员也都能随时提起枪来打仗。

战场之上,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必须学会把诈术实施到极致。

某次,有两路敌军逼近,粟裕知道这两路人马还没有联系上,他就借助一座高地,率部向两边射击,等两路敌军发起反击,再从高地的一侧秘密转移,让敌军自相残杀,这叫作“鬼打鬼”。

又有一次,粟裕所率游击分队被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据点挡着,过不去。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想到了一招。

游击队和一般的国民党保安团在着装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灰军装,只是帽子不同,游击队是红五星八角帽,保安团是“青天白日”徽。

粟裕就让大家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帽子拿在手上当扇子扇风,然后以保安团的名义,大摇大摆地混过了哨卡。

刘建绪属于湘军系统,论名气远不如罗卓英,但他在湖南曾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打过仗,从中掌握到了红军作战的一些特点,加上他的人多,一把一把梳过来,纵使粟裕再机灵,也有偶尔撞一块儿的时候,由此经常出现令人心跳的场面。

粟裕率分队“敌进我进”时,正好看到龙泉河南岸的公路上开过一辆汽车。汽车上通常会满载给养,既为“独狼”,见到这样肥嘟嘟的猎物就没有不捡的说法,但是没想到汽车还挺贼,竟然让它从网中给溜掉了。

因为这次意外失手,分队暴露了目标,反过来成了对方追逐的猎物。

分队急忙越龙泉河北进,傍晚时到达了一条叫松阳溪的小溪边。这时突然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本来不起眼的小溪瞬间变得又宽又深,根本无法涉渡,再找渡口,天太黑,也不知道在哪里。

一直忙到天亮,分队仍然没能走出迷途,追敌倒是来了。

粟裕马上掉头向南,走了一会儿,再杀回马枪,往北折回溪边。

这下终于找到了渡口,而且正好有条船。

天助我也,众人喜出望外,七手八脚地爬上了船。可是还没等坐稳当,岸上就响起枪声,中埋伏了!

游击队的回马枪并不是第一次使用,敌军也不知上了多少当,再笨也能咂摸出点味道。他们料定分队还要回来,便有意施了一招“请君入瓮”之计:溪边摆条船,人全都隐蔽在岸边的房子里。

真是坏出了水。分队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

敌军穷追不舍,而且越聚越多,怎么甩也甩不掉。粟裕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觉得后怕,说:“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

万不得已,大家只得往山野里的荆棘丛里钻。趴荆棘里虽然不好受,但总比让人逮住强。

敌军追上来一看,咦,怎么人没了,就到处搜,一边搜还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要是真看到,您直接开枪瞄准不就得了,瞎叫什么叫,显然这是在虚张声势。不过声音能听到这么真切,也说明敌人已经非常接近,粟裕悄悄地把驳壳枪子弹推上了膛准备着,对方不到面前便罢,一到面前便开枪,反正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还能赚一个。

游击队在暗处,敌军在明处,搜索时就不敢那么大胆,加上天降大雨,夜幕降临,这帮人终于支持不住,纷纷收兵回营了。

他们歇了,游击队还不能停,必须继续为自己寻找生路。

漩涡

分队重又返回松阳溪。

雨虽然很大,但水流已不是很急,可以组织泅渡。游击队员都会游泳,当下便游了过去。

松阳溪北岸也到处都是敌军的游动哨,平均每隔5~10里,就得跟敌人遭遇。粟裕使出浑身解数,绕的绕,兜的兜,冲的冲,一天一夜连打7仗,走了180里路,才得以脱险。

这样命悬一刻的情况非止一次,行军如此,宿营也一样。

浙南很多地方都是山区,不一定有正好合适的小村庄在等着你。没有村庄,就得住到山里。这一次,分队宿在了半山腰,并布置了警戒。

不料敌军对那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们绕过哨兵,爬到了山顶,然后居高临下对游击队进行射击。

粟裕急忙率部往山下走。山下有一条江,分队顺江而下,计划从下游泅渡过江。

这条江差点儿就把粟裕给收了去!

刚刚下水,他就被一个大漩涡给卷了进去。这种江里的漩涡十分可怕,人被裹挟其中,只能一直跟着它旋转。

粟裕来来回回连转了三四个圈,怎么划都划不出来。当他被迫钻进荆棘丛里时,那时候的感觉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现在则不光是紧张和困难,而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漩涡吸到水底。

说时迟,那时快,尚在岸上的人赶紧递了个伞柄过来,让粟裕攥住,死活把他拖上了岸。

从阎王殿门口爬回来,还没顾得上喘口气,山上的敌军又追下了山。跑是来不及了,一群人你推我拉,从石壁攀上悬崖,就地躲藏起来。

假如此时被敌军发现,突围或存活的概率就很小了,好在天色已黑,敌军没发现悬崖背后有人,全都呼哧呼哧地从悬崖下面追了过去。

很多时候,这其实就是在一次次地逃命,看上去一点不潇洒,甚至十分狼狈,但生存和战争的智慧也正是从此处得来。

1937年4月,刘英与上海地下党接上了头,了解到中央“联蒋抗日”的新主张,于是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向刘建绪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电文。

刘建绪经过蒋介石同意,在报上公开答复,表示愿意和浙江红军进行谈判。

连谈3天,谈崩了:刘建绪要的是投降和收编;刘英能够答应的是合作和改编。

1937年5月,刘建绪见谈判破裂,再次将大兵压上,粟裕等人所面临的艰苦也被相应放大到了极致。

游击队不得不整日整夜地跑路,几天几夜不睡觉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曾经有一次,粟裕连走3天3夜,到了有群众掩护的游击基点后,才一头倒下,足足睡了40多个小时未醒。

在此过程中,他的脚踝受了伤,既没药敷,也不能停下来休息,只好用苦菜叶子贴着继续走,过了两个月伤口才痊愈。

1937年9月,粟裕开始收到来源不一的消息,这个说“共产党投降了”,那个说“红军被收编了”,也不知哪个真,哪个假。

在早已失去与中央的联系,甚至与刘英的临时省委也互不通音讯的情况下,粟裕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决定派侦察排出去一探究竟。

侦察排化装成国民党部队,轻车熟路地开进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后,做了个自我介绍:“我们原来在山区剿匪,奉上级命令,有急事要和县政府联系。”

镇长见状,连忙叫通了县政府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县长本人,带队的侦察人员在电话中故意问:“报上都说红军投降了,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还剿不剿匪了?”

县长的回答道出了真相:“现在国共合作了,红军将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

问明了情况,侦察排又拿了些报纸,便返回进行汇报。

伴随着“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抗战高潮终于到来,其实早在8月,刘建绪已亲笔致信刘英,要求重开谈判。

因为与刘英没有联系,粟裕先前并不知道这些情况,闻知后十分兴奋,当即致信附近的遂昌县政府,要求派代表前来谈判。

遂昌县政府复函同意。游击队方面的谈判代表由粟裕亲自指定,他本人虽未直接参与,但一直悄悄地坐在仅一墙之隔的房间里静听。

经过3天谈判,双方达成一致,粟裕下山了。

一位老游击队员说起下山时的情形:“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穿的衣服补丁加补丁,破上加破,身上满是虱子。”

艰苦岁月不只给人难堪,还有作为战士所必须经历的磨炼和考验,这样在进入下一个搏杀场时你才不致心虚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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