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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10月10日不同寻常，对于绝大多数南京人来说，这一天并没太大不同。寒露刚过，秋天已有了模样，正是江南最好时节。由于发明了电报，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过来，这个城市显然习惯了平静，感觉是迟钝的，无关紧要，好像千里之外的枪声，与自己没什么直接关系。

太平天国一点都不太平，曾给南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接下来许多年，这个城市一直在静静疗伤。长毛早已灰飞烟灭，湘军和淮军的影响却仿佛还在，在这儿做官的不是湖南人，就是安徽人。驻扎在城内的军队大约有二万五千人，其中倾向于革命的新军有五千人，保守的旧军有旗兵和绿营二万人。

老百姓对动乱充满了恐惧，对战争非常厌倦，最好的选择就是什么事也别发生，最好的生存状态就是太太平平。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边远省份由同盟会领导的一次又一次暴动，广州的黄花岗起义，四川的保路运动，过去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与南京没任何关系。

武昌的起义似乎还不足以惊醒这个城市，革命接二连三，革命党人频频出击，到处开花。光复的大旗随处飘扬，转眼之间，南京周围差不多都成了革命党的天下。远一些的陕西、山西、云南光复了，近一些的湖南、江西、安徽光复了，上海光复了，杭州光复了，苏州光复了，沿着沪宁线，无锡、常州、镇江接二连三光复了，连江北的扬州也光复了，南京仍然还掌握在清政府手里。

这个有点让人感到尴尬的现实，让南京的革命党人感到很窝心，很着急。起码在外人看来，南京人不够努力，缺少血性。当然，南京人也做出了努力，1911年11月8日凌晨，一次仓促的不成功的起义，让势力单薄的革命党人惨遭失败。负责守城的清军将领，显然做好了防范，防患于未然，早早地将可能闹出事的新军调出了城外，每人只发给三粒子弹。和很多城市不用吹灰之力就轻易拿下不同，南京的革命注定要经历一场血雨腥风。考察整个辛亥革命，南京光复之役不说最惨烈，但是也可以说相当麻烦，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

如果历史允许假设，时间可以倒流，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一定会后悔做了两件事。第一，取消了科举，这让读书人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就是一个屡试不中的失意秀才，要是考场得意，让他有了功名，或许他就不会给政府添那么大的乱子。科举没有了，一代读书人有力无处使，有劲儿不知道该怎么用，仿佛没头苍蝇，巨大的能量发挥不出来，革命也就在所难免。第二，不应该冒冒失失地做军国主义的美梦，清朝已病入膏肓，虚弱的身子根本禁不起重药，却还妄想建立了一支强国称霸的新军，结果国未强，霸未称，反倒给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就曾经在新军服役，后来转业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当了狱卒，他的故事非常适合再现当时的历史。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以后，这位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开始不安分起来，他与新军的中下层军官秘密联络，约定时间里应外合，同时举行暴动。然而新军被突然调往城外，仍然还蒙在鼓里的他按照原定计划起事，时间一到，在监狱里为犯人打开了镣铐，用事先准备好的枪支将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呼喊着冲向街头。

因为没有外援，结果就只能壮烈牺牲。从名声来看，朱东润的三哥不能与秋瑾和徐锡麟相比，也不能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比，虽然后来也得到了抚恤金，也算是个英雄先烈，但说起来总觉得有点心酸。革命难免会有些牺牲，革命不是做买卖，不可以讨论值得不值得。然而他的牺牲至少可以说明，光复南京毕竟不是儿戏，还必须有些更有力的行动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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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完全出乎大家意外。按照革命党人的意愿，革命应该首先在边远地区发动，然后逐步推开，最终彻底动摇清王朝。偏偏事实证明，边远省份的起义，总是微不足道，很轻易地就被扑灭。众所周知，发生在武昌的起义更像是一次擦枪走火的意外，革命党人自己都感到手忙脚乱，最后不得不从床底下将黎元洪搜出，白白送了顶革命元勋的乌纱帽给他。

因此，辛亥革命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革命党人如何强大，而是清朝实在太弱。光复成了多米诺骨牌，因为清朝太弱，因为寿终正寝，很多城市只要揭竿而起，发一篇通告，贴几张传单，就可以传檄而定，立刻光复。巡抚大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本省的最高权力长官都督。“城头变幻大王旗”，革命成了一场欢快游戏，光复成了最时髦的词。然而骨子里的旧还在，官仍然是官，民依旧是民，知县摇身一变，成了县知事，一字之差，县太爷还是县太爷。

此时的南京却有着特殊意义，天下已经大乱，胜负还在一念之间。袁世凯打电报给负责守城的张勋，说“东南半壁，悉赖我公”，他的意思十分明显，只要南京还在，革命党人就翻不了天。只要南京还没丢，沪宁线上的城市虽然光复了，其他省份已经独立，清军随时还可以再收复。这时候，革命已经不可阻挡，但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袁世凯却稳操胜算，他的北洋大军掐住了革命党的喉咙，已将武昌团团围住，置于自己的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拿下武汉三镇指日可待。

革命党人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很显然，辛亥首义的武昌肯定守不住。事实已经证明，在军事上，黄兴督战的革命军根本不是北洋大军的对手。要解武汉之危，只有尽快搞定南京。“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一时间，南京成了重中之重，于是江浙联军组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不得不在此地进行决战。

说是决战，相对于20世纪的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光复南京之役算不上什么大战，死伤人数也相当有限。毕竟是一场改朝换代的生死决战，毕竟这一仗彻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南京的光复，让快要逆转的形势，又一次有利于革命党人。很显然，武昌起义惊天动地，而南京的光复才正式宣告清朝的大限到了。

这样的结果，一向散淡的南京人肯定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城市，在风谲云诡的中国大历史上，会扮演一个如此吃重的角色。革命军从不同的方向冲进城门，爱看热闹的南京人又一次成为看客。炮声已经听不见，零星的枪声也已经结束了，南京人怀着好奇的心情走上街头。在著名的革命党领袖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土著的南京人，退求其次，就算是革命党中有头有脸的南京人也找不到。说起革命家史，南京人只能又一次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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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个模糊的概念，既可以指武昌起义，也可以指当时的一系列城市暴动。或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革命就变成了一个常用词汇，十分正面，而反革命基本上就是骂人了。结论往往最简单，教科书一次次将标准答案灌输给了我们，不断出现在考题中，因此一说起辛亥革命，是个学生就会背得滚瓜烂熟。首先，它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其次，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我的历史知识都是读闲书得来的，用行家的话说，是野路子。多少年来，我一直是野史的爱好者，通过旁门左道阅读历史，借助前人的文章和笔记了解过去。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是怎么样的？当时的人有些什么心态？重新考察体会，或许会有些新的观点，会有些与流行看法不同的看法。

终于光复了，南京的老百姓开始咸与维新，开始兴高采烈相互剪辫子。大家突然发现，原来剪个辫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就仿佛闹革命，在不同阶段，有着不一样的代价和结局。清朝留给汉人的辫子，原本是和脑袋联系在一起的，危险时，剪辫子意味着要丢掉性命。等到大势已去，连袁世凯也与时俱进，剪掉辫子也就是一剪子的买卖。到这时候，水到渠成，剪辫子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不剪辫子才是个问题。

用旁观者来形容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人，显然有些不够恭敬，事实的真相或许就是如此。南京是两江总督所在地，掌管着当时最富庶的区域，控制着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历来为朝廷所看重。但是南京人根本管不了这些，他们才不在乎自己的城市有着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只是以一种十分现实的心态，非常平静地去迎接这场革命。不仅平民如此，普通官员也是这种态度。攻打南京的炮声响起之时，除了位于最高层的那几位长官夹着尾巴仓皇逃跑，大部分官员都静观其变，既不打算直接参与光复，也不准备为清朝尽忠殉节。

清道人李瑞清当时的职位是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南京最高学府的校长。考察这样一个文化人的态度，显然有助于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现场。李瑞清是中国最早参与高等教育的文化官员,曾经到日本考察教育, 戊戌变法以后,新派思想一度落于下风，保守势力甚嚣尘上，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废书院，兴学堂，罢私塾，设师范，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那时候的大学生显然没有今天激进，更没有几年以后五四运动时的觉悟。虽然在革命军中也有李的学生，譬如后来的著名教授陈中凡先生，他曾在革命军中当伙夫，但毕竟只是极少数，基本上微不足道。

当时思想激进的学生，也不过是先悄悄地把辫子剪了。作为大学的一校之长，对待自己的学生，李瑞清既不鼓励，也不阻挡，完全放任自由。在革命军的隆隆炮声中，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照常敲钟上课。天下再乱，认真读书总是不错。他这么做，这么固执，很有点书呆子的意味，但是确实不容易。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十分感慨，佩服他的淡定，觉得人才难得，是“诚可寄命任重者”，当即火线提拔，任命他为江宁布政使，官居二品。这是个相当高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和民政厅厅长。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李瑞清已不可能大有作为，大局不可能更改。很快，两江总督张人骏跑了，辫帅张勋也跑了，美国和日本领事劝李瑞清去外国军舰上暂避，他依然保持书生本色，没有携款潜逃，而是“封藩库，积金数十万”，静待革命军的到来。南京光复的那天，他衣冠楚楚，奉印端坐在堂上，眼睁睁地看着革命军冲了进来。

革命军并没有为难李瑞清，毫无疑问，这样的书生不应该是革命对象。 交了布政使的大印，回到学校，留校师生奔走相告，欢迎他回来主持学堂。可惜李瑞清不愿与新政权合作，去意已决，遂命人登记校产，抄录清册移付缙绅，上书督府，辞退校长职务。又眼见学生衣衫褴褛生活贫困，他心中十分痛苦，便卖去自己的车马，所得钱财散给穷学生，随后两袖清风，飘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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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京是由联军攻打下来的，谁来当这个城市的大都督，便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论功行赏，结果却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革命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平起平坐的机会，拥兵的青年将领都觉得自己功高盖主，革命尚未最后成功，各路英雄好汉已经开始钩心斗角，开始争权夺利。南京光复以后，革命党人纷纷涌向此地，投机者也如期而至。虽然革命还未最后成功，武昌仍然告急，可是这里已经俨然是个官场。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赶到南京，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衔早被瓜分一空，部长的位置没了，次长的位置也没了，以至于老朋友只能抱歉，让他任选一个司局长干干。

从光复那一天起，南京就成了一个大的权利场。不能将李瑞清这样的教育精英为自己所用，显然是新的民国政府的遗憾，在这个问题上，既可以说李瑞清顽固和清高，也可以说新政府根本就没时间没兴趣来网罗人才。新的民国政府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重要的会议要开。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南京很轻易地就获得了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就像革命元勋黎元洪的遭遇一样，具有金陵王气的六朝古都南京，在各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所在地。

武昌起义时，革命军的旗号是十八星旗，它仍然带有汉族独立色彩，“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十八颗星象征着汉人的省份。南京民国政府最后选定的国旗，是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五色旗，从武昌起义到南京光复，从汉人闹独立到五族和平共处，也不过就两个月工夫，辛亥革命已迈进了一大步，此时的中华概念，事实上就是清政府原有的疆域，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汉民族的革命，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革命。

南京悄悄地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从结果来看，它仍然还有骨子里的软弱，正是这种软弱，导致了袁世凯最后窃取了大总统一职。然而有时候妥协并一定是坏事，让步也不是没有一点意义，妥协和让步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可以选择一个最好的结果，这就是取消帝制，反对民族分裂，停止南北对抗。从光复的那一天开始，南京就担当起了领导与调和的任务，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有什么最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它一次次满足了当时各种势力的要求，为未来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为大家找到了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

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有着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民主，虽然有些混乱，有太多见不得人的钩心斗角，有让人不齿的权谋，但是说到底，还是浩然正气占据了上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虽然只是初级阶段，然而却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这以后很多年，以讨论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完全考虑到民意来决定国家领导人的方式，已完全被暴力革命所替代。

1911年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为选黄兴还是黎元洪当总统争执不休，获悉袁世凯也赞成共和以后，立刻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很显然，还处在敌人阵营的袁世凯，才是大家心目中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黄兴这么认为，黎元洪这么认为，孙中山也是这么认为。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由于有比较高的威望，他受到许多革命团体支持，也得到了立宪派和旧势力的认可，一致认为他是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最佳临时总统。因此从一开始，孙中山的大总统前面，就加着“临时”两个字。

换句话说，袁世凯最后成为正式的大总统，不是一个简单的窃取就可以解释，也不是因为南京的软弱就可以形容，而是代表着当时从上到下的民心。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在最后选择了袁世凯，错也好，对也罢，最终是尊重民意的。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是袁世凯对不起民意，是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如果他在当选大总统之后不久便死去，他或许就真的流芳百世了。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