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刘向首校《晏子春秋》
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学界向有争议；但是，其经过西汉刘向的校订而最后定型下来却是人们不争的共识。
在刘向之前，中国最早为晏婴作传并谈及到《晏子春秋》著作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了晏婴的生平行事：“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并对晏婴表示了由衷的敬慕：“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但传中仅记晏子解越石父于缧绁和御者之妻劝夫改过两件“轶事”，并未对《晏子春秋》作评述，原因是“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
。但尽管如此，却从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晏子春秋》不但为司马迁所亲睹，而且在当时“世多有之”，是一部在汉武帝时期即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著作，并非如后来有些人所疑：“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与？”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中国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汉朝建立之后，抢救、整理濒临灭绝的文化典籍便成了它的当务之急。由于距离“秦火”时间较近，一方面，典籍不至于被秦“火”得太干净，它仍有可能以一定数量散存于民间；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文化底蕴深厚、典籍素养较高的人尚在，对抢救、整理这些文化典籍也构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帝国在政权稳定之后，就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主动、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它一方面发布政令，向社会广泛征集文化典籍；另一方面则组织专家对典籍进行细致的校订、整理。关于汉帝国整理文化典籍的背景及其所做的工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中有详细的记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刘向就是在这非常时期为我国文化典籍整理做出重要贡献的典籍整理家。
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交四世孙。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治《春秋穀梁传》。曾奉命领校秘书，典校经传、诸子和诗赋。典校过程中，撰有《别录》。其子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是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三十三篇，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其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此外，还编著有《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明人辑有《刘中垒集》，收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刘向是中国最早对《晏子春秋》做校雠的学者。他独立校订了“中书（皇家内库书）《晏子》十一篇”，又与长社尉参（苏时学以为是杜参）共同校订了“太史书五篇，臣（刘）向书一篇，（杜）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他以不同版本的《晏子春秋》相参校，以能涵盖“中外”书各种版本内容为“定著”标准，“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从而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这“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便是后来历代尊奉的《晏子春秋》“定著”篇数。然后，他又对这“八篇”内容进行了思想和文辞的审核，认为其中“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将其列为《内篇》；并根据其内容分别设立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和《杂上》《杂下》等分类标题。而对于“复重，文辞颇异”和“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他也采取“不敢遗失”的严谨态度，各“复列以为一篇”，设为《外篇》第七、第八两篇。并对整部著作进行了文字校订。
刘向校雠《晏子春秋》及其它经传、诸子、诗赋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其意义，我们通过纵观《晏子春秋》的研究历程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首先，刘向校雠《晏子春秋》，为后人确定了一个完整、权威的著作文本。
如前所述，在刘向之前，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国家已经没有了完整、权威的《晏子春秋》著作文本。尽管国家行使它最强大的力量向社会广泛征集；但所集中的皇家内库书和太史及个人的珍藏也均帙散篇残，很难作为权威版本保存和流传于后世。关于这一点，刘向在《晏子春秋》“叙录”里记载得很清楚：“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各种版本既不一致，也不完整。同时，文字讹误也很多，如“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僃’；‘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这就对文化典籍的完整保存、传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汉帝国以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征集文化典籍、征召典籍整理专家，这就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校雠典籍所参校资料的丰富性和学者的权威性。刘向在国家最强大力量的支持下，以据“秦火”最近的时间，精心核校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全面的版本，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其核校的《晏子春秋》著作文本的权威性。这是一项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其历史和学术功绩都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刘向校雠《晏子春秋》，为保护《晏子春秋》著作做出了贡献。
校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刘向以国家的力量，在最全面资料的基础上确立了《晏子春秋》最完整、权威的著作版本，这同时，自然对保护《晏子春秋》著作做出了贡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一种著作不经国家整理、认可、保存而仅靠民间流传是存在不下去的。以《晏子春秋》的情况看，它当时的生存状况就已经非常严峻了：既没有一致、权威的著作版本，而且各版本也都残缺不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刘向的整理，确定下来统一、权威的版本，然后国家实行大力的保护，那么《晏子春秋》消失于中国文化典籍之林的结局应该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说，刘向校雠《晏子春秋》，在为后人确立完整、权威的著作版本的同时，也为保护《晏子春秋》著作做出了贡献。
第三，刘向确定的“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的“定著”篇章数，也为后代甄别《晏子春秋》著作的真伪提供了依据。
在《晏子春秋》研究史上，历代关于著作的真伪之争一直很激烈。直到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了《晏子》简书，争论才彻底宣告结束。而在历代的著作真伪论争中，人们经常使用的论辩武器和甄别真伪的依据，一个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提到的两件“轶事”；另一个便是刘向确定的“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的“定著”篇章数。可见，刘向的首校《晏子春秋》，不但最早确立了完整、权威的著作版本，为保护《晏子春秋》著作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后代甄别著作的真伪提供了依据。
第四，刘向最初的关于《晏子春秋》文字、思想的校雠意见，也为后代研究《晏子春秋》提供了借鉴。
考察《晏子春秋》的著作归属，柳宗元之前，它向来列在儒家著作中，这应该说与刘向最初的著作归属意见有绝对关系。他在《叙录》中说：《晏子春秋》“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可常置旁御观”。“六经”是儒家经典，可见，刘向最初对《晏子春秋》思想价值的判断便是其符合儒家思想标准。他的这个观念直接影响了其子刘歆《七略》的思想：“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而班固在刘歆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则成《汉书•艺文志》。可见，刘向的思想是一直影响到刘歆、班固的。尽管后来柳宗元提出了“墨家说”观点，并且影响很大；但是“儒家说”在《晏子春秋》研究领域始终具有重要影响，这其中，不能不说刘向的影响至为深远。
在校雠经传、诸子和诗赋之余，刘向还分类纂辑先秦至汉初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编成《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由于是博采群书，因此，使一些后世失传的古籍，也因这三部著作的辑入而得存一二。其中，共采录《晏子春秋》材料五十五处，它们分别是：
《列女传》中采录二处：
《贤明传》中一处：“齐相御妻”（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五章）
《辩通传》中一处：“齐伤槐女”（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章）
《新序》中采录七处：
《杂事第一》中一处：“晋平公欲伐齐”（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六章）
《杂事第四》中二处：“桓公田至于麦丘”（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三章）
“齐有彗星”（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六章）
《杂事第五》中一处：“齐侯问于晏子曰”（采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十九章）
《刺奢第六》中一处：“齐景公饮酒而乐”（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一章）
《节士第七》中一处：“晏子之晋”（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四章）
《义勇第八》中一处：“崔杼弑庄公”（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三章）
《说苑》中采录四十六处：
《君道》中五处：第十八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六章）
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三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十章）
第三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八》第十六章）
第四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八》第十八章）
《臣术》中六处：第十一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十九章）
第十三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五章）
第十四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二章）
第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二十三章）
《建本》中一处：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七章）
《贵德》中四处：第八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四章）
第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九章）
第十一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章）
第十二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八章）
《复恩》中一处：第二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七章）
《政理》中六处：第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十七章）
第三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二十章）
第三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九章）
第三十七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十章）
第四十四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一章）
第四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章）
《正谏》中六处：第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十一章）
第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二十五章）
第十七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十三章）
第十八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一章）
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二章）
第二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十七章）
《敬慎》中一处：第二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章）
《奉使》中五处：第十二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八章）
第十三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十七章）
第十四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一章）
第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章）
第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
《权谋》中一处：第七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九章）
《至公》中一处：第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八章）
《杂言》中三处：第三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三章）
第五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章）
第五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九章）
《辨物》中三处：第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四章）
第十一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五章）
第三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三章）
《修文》中一处：第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十五章）
《反质》中二处：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五章）
第二十二章（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三十章）
将三部著作所采录材料与《晏子春秋》原文对勘，我们会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三部著作材料与《晏子春秋》原文完全相同的只有《说苑•建本》第十九章一处，其余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
第二，三部著作材料与《晏子春秋》基本相同，而只是字词上存在细微差别，这种情况的材料最多，共有三十三章。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人名、地名存在差异：《晏子春秋》称“景公”，而三部著作却称“齐侯”或“齐景公”；《晏子春秋》称“田桓子”、“高纠”、“烛邹”、“裔款”，三部著作称“陈桓子”、“高缭”、“烛雏”、“裔敖”；《晏子春秋》说“景公游于菑”，三部著作却说“齐景公游于蒌”。除此之外便是叙述语言上的细微差异。
第三，三部著作材料与《晏子春秋》相近；但《晏子春秋》的记述细致丰富而三部著作则相对简单，如《说苑•复恩》第二十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七章相比，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三部著作是在《晏子春秋》材料基础上删减而成。这类材料在三部著作中共有十二章。
第四，与前一种情况相反，三部著作材料与《晏子春秋》相近；但《晏子春秋》记述简单而三部著作则相对丰富，如《列女传•贤明传》“齐相御妻”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五章相比，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三部著作是在《晏子春秋》基础上增饰内容而成。这类材料在三部著作中共有三章。
第五，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就是三部著作与《晏子春秋》相比，其记述的材料内容相同或相近，但主人公却不同，如《新序•杂事第四》“桓公田至于麦丘”记载桓公问麦丘邑人，而《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三章却记载景公问麦丘封人。应该可以看出两者材料是接近的，并且最初可能是同源的。这类材料在三部著作与《晏子春秋》中共有六章。
为什么三部著作采录《晏子春秋》材料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这与刘向编辑三部著作的目的有关，同时也可以侧面证明《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
首先，刘向编辑《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的目的，《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记载得很清楚：“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可见，刘向编辑这三部著作是服务于天子的，目的是要宣“王教”，立“法则”，“言得失，陈法戒”。既然是要面向天子来立“法则”、言“得失”，则其所使用的材料便必然要求是可靠的史实或人们深信不疑的传说材料。因此，刘向在采录材料时，便都选择“《诗》《书》所载”和“传记行事”的可靠材料。那么，既然《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大量采用了《晏子春秋》的材料作为立“法则”、言“得失”的论据，就说明《晏子春秋》中的很多材料或者是史实，或者是早已深入人心的传说。这与笔者所统计《晏子春秋》材料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晏子春秋》中的材料不是哪个人在编辑著作时为塑造人物而创作的——个人虚构出来的东西如何可以作为天子的借鉴而被采进《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它必然是在作者编辑《晏子春秋》著作前就早已作为古史或者深入人心的传说而存在。作者所做的，只是尽自己所能努力搜集到这些材料，然后根据类别将它们编排起来，以反映晏婴伟大的人生和历史贡献。这样的著作如何是“小说”呢？所以，认为《晏子春秋》是历史小说的观点难以成立。
其次，三部著作所采用的《晏子春秋》材料，绝大部分都经过了作者的修改和润色，它们或者叙述语言稍异，或者增减了人物对话的内容。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说明刘向编辑三部著作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保存一些传世典籍的文本，而只在通过摘录、改写典籍中可信的古史或深入人心的传说，将这些材料作为可靠的论据为社会树立一种典范或提供一种借鉴。担当这样使命的材料是必须真实准确，不能有丝毫的人造成分的。《晏子春秋》被采录了大量这类的材料，则说明了其材料的真实可信。那么，将古史和深入人心的传说材料组织起来，用以反映一个人的生平和历史贡献的著作，究竟该定性为“小说”还是人物传记？
第三，在三部著作和《晏子春秋》之间还存在一种现象：有些材料，《晏子春秋》与三部著作记载基本相同，但主人公却不相同，往往是《晏子春秋》记为景公与晏子事，而三部著作却记为桓公与管仲事，或者主人公是其他人。出现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些材料是在社会上流传了很久的民间传说，其经过多人多时多地的长期流传而逐渐发生了变异，人们根据不同的理解和记忆便形成了不同的传说版本。刘向在采录《晏子春秋》中这类材料时，联想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与之相近的另外一种传说，并且认为这种传说更加深入人心，因此，便在三部著作中做了相应的改动。这也更说明了《晏子春秋》中的材料并非来自于个别人在编辑著作时进行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而是来自于先于著作产生时即已存在的古史或民间传说。因此，《晏子春秋》不能定性为“小说”，“传说故事集”的定性也不能全面概括其性质，而应该将其看成是一部由后人搜集，通过大量古史和民间传说材料，以反映重要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
第二节 柳宗元所引发的有关争论
刘向之后，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并没有直接研究《晏子春秋》，而是坚信不疑地将其作为汉代之前可信赖典籍来解释词汇意义，说明地理和古代制度等。如《礼记正义》卷五十八《投壶》在注“浮”是“罚爵”之义时就说：“《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觞而进曰：“君令浮！”’晏子时以罚梁丘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九，也引《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章“景公病水梦与日斗晏子教占梦者以对”材料论“世间多有恶梦变难必效”。晋郭璞《尔雅注疏》注“潜行为泳”：“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七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注释“砥柱”：“刘向叙《晏子春秋》，称古冶子曰：吾尝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从而杀之，视之乃鼋也。”西魏卢辩注释《大戴礼记》卷八《明堂篇》“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也”时也说：“《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润湿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镂，示民知节也。’然或以蒿为柱，表其俭质也。”唐《元和姓纂》卷八注释“艾”姓，也引《晏子春秋》人物为证：“《晏子春秋》，齐大夫艾孔之后，即《左传》裔款也。《风俗通》，庞俭母艾氏。南燕有牙门艾江，又东平太守艾诠。”
这期间，《孔丛子•诘墨》值得人们特别关注。该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研究《晏子春秋》；但因为它对孔子与晏子关系做了充分的辩论，客观上对于人们深入理解《晏子春秋》著作有一定帮助。
《孔丛子》旧题汉孔鲋撰，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孔鲋）等人的言行。但《汉书•艺文志》并未著录此书，是魏人王肃最先在其所著《圣证论》中提及并引用部分内容，故后人基本认定该书为王肃或其门徒所作。
《诘墨》所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墨子•非儒》对孔子和儒家的非难而做的驳辩。其中，涉及到孔子和晏子关系的共五条（因《非儒上》今缺，我们在《非儒下》中仅找到作者驳辩的材料两条），五条辩论如下：
其一，针对《墨子》所说，晏子曾言于景公：“孔子之荆，知白公谋而奉之以石乞。劝下乱上，教臣弑君，非圣贤之行也。”《诘墨》予以反驳：“楚昭王之世，夫子应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陈、宋、齐、卫。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孙胜以为白公。是时鲁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卫反鲁，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后乃谋作乱。乱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虽欲谤毁圣人，虚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其二，针对《墨子》所说，齐景公欲封孔子于尼溪，晏子斥责儒家：“浩居而自顺，立命而怠事，崇丧遂哀，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国，其学不可以导家。”《诘墨》反驳道：“即如此言，晏子为非儒恶礼，不欲崇丧遂哀也。察传记，晏子之所行，未有以异于儒焉。又景公问所以为政，晏子答以礼云。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礼于政与天地并。’此则未有以恶于礼也。晏桓子卒，晏婴斩衰枕草，苴绖带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庐，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异于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为。”
其三，针对《墨子》所说，孔子相鲁，晏子曾向齐景公献策以阴谋沮之，《诘墨》反驳道：“按如此辞，则景公、晏子畏孔子之圣也；上乃云非圣贤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则不然矣。”
其四，针对《墨子》所说，晏子因孔子指责自己“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讥讽孔子：“闻君子独立不惭于影；今孔子伐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始吾望儒贵之，今则疑之。”《诘墨》结合孔、晏的君子互敬关系给予了充分驳斥：“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毁也。小人有之，君子则否。孔子曰：‘灵公污，而晏子事之以洁；庄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俭。晏子，君子也。’梁丘据问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婴之心非三也。’孔子闻之曰：‘小子记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则孔子誉晏子，非所谓毁而不见也。景公问晏子曰：‘若人之众，则有孔子乎？’对曰：‘孔子者，君子，行有节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为孔子门人；门人且以为贵，则其师亦不贱矣。’是则晏子亦誉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于人，己之命也。伐树削迹，绝粮七日，何约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则晏子亦不足贤矣。”
其五，针对《墨子》所说，晏子曾对儒家繁祭祀丧葬之礼有所批判：“古者圣人非不能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于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诘墨》反驳道：“《墨子》欲以亲死不服，三日哭而已。于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为引，而同乎己，适证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礼，则无缘非行礼者也。”
文章最后又总结性地安排了子鱼与曹明的对话。子鱼曰：“《墨子》之所引者，矫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尽乎？……昔齐景公问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诸侯乎？’对曰：‘官未具也。臣亟以闻，而君未肯然也。臣闻孔子圣人，然犹居处勌惰。廉隅不修，则原宪、季羔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则颜、闵、冉雍侍。今君之朝臣万人，立车千乘，不善之政加于下民者众矣；未能以闻者。臣故曰：官未备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贵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谓《墨子》可疑，今则决妄不疑矣。”
可以说，《诘墨》所论，理足气盛，对《墨子•非儒》加于孔子和儒家的非难做了充分的辩驳。虽然没有直接研究《晏子春秋》；但它对《墨子》很多虚伪论据的反驳和对孔、晏关系的辩论，对人们深入理解孔、晏关系和《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却具有一定意义。
首先，《非儒》中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材料，很多都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这些材料容易混淆视听。辩论清楚这些基本事实，对于还原真实的孔子形象具有意义。
其次，晏子与孔子的关系，晏子对孔子和儒家的态度及其行为表现，往往也是人们判断晏子思想取向和《晏子春秋》著作性质的根据。《诘墨》对孔、晏关系的辩论，不但驳斥了墨家借晏子之口对孔子及儒家的攻击，还原了孔、晏和谐互敬的关系；而且指出了晏子很多思想行为与儒家有相近之处。因此，它进一步加固了人们对《晏子春秋》著作儒家性质的认识。清代孙星衍坚持《晏子春秋》“儒家说”，其最有力的武器，一个是刘向《叙录》中的意见：“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再一个就是《孔丛子》的论据：“察传记，晏子之所行，未有以异于儒焉。”可见，《诘墨》对于后人判断《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有影响。
直接对《晏子春秋》著作进行正面研究，起于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的《辩晏子春秋》是《晏子春秋》研究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它不但对《晏子春秋》的作者和著作归属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引起了人们的争论；而且其思维方法也富于启发，促进了人们对晏子和《晏子春秋》研究的深入。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提出：“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围绕其论点，柳氏对比墨家精神提出了论据：“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
在《晏子春秋》研究史上，柳宗元第一次提出《晏子春秋》的作者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该著作的学派归属“宜列之墨家”。应该说，这个观点，无论其思想见解的新颖卓异，还是思维方法的富于启发，都是前无古人的。它启发人们不迷信前人的成见，不盲从权威，而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考察问题；同时，他也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本着知人论世原则，从作品的思想倾向、反映的地域文化入手来探讨作品作者的非常可取的学术途径。
由柳氏上述的观点，在后世学术界也引起了两个方面巨大的争论：
一、《晏子春秋》著作的学派归属
在柳宗元之前，《晏子春秋》向来是列在儒家著作中的：《史记•管晏列传》注引《正义》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晏子》八篇”为儒书之首。《隋书•经籍志》亦同“汉志”，列《晏子春秋》于儒家。自柳宗元“墨家说”起，影响巨大，立刻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响：宋、明两代几乎成一边倒地积极附和柳说；而清代的孙星衍则坚决反对，并直斥“柳宗元文人无学”、“《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承其误，可谓无识。”力主仍依前代“入之儒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儒、墨的学派之争上。
二、该著作的产生时代及作者。
应该说，这是历代直至今天《晏子春秋》研究领域始终探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是源于柳宗元。本来，关于《晏子春秋》的作者，传统的观点“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自柳宗元始倡“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之后，遂在讨论该书的学派归属的同时，又掀起了作者与成书时代的论争。截至目前，共计产生有战国、秦、汉初和六朝几种成书说法；除“六朝伪书说”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考古中发现《晏子》简本而不攻自破外，其它仍在进一步探讨之中。
如何评价柳宗元的上述观点及其影响？我认为，“墨家说”能博得宋、明学者的一致拥护不是偶然的，有其合理性：考察《晏子春秋》，书中确实记述了大量关于晏婴节俭、兼爱、尚贤、非攻、反对“厚葬久丧”的事迹和一些批评孔子的言论。以这些事迹和言论同墨家精神对照，谓晏子的思想行为接近墨家，《晏子春秋》“宜列之墨家”，不能不说有充足的论据。同时，此观点新颖卓异，发前人所未发，自然便博得了宋、明学者的喜爱。但冷静下来换个角度思考：儒家的特点在晏子身上又岂乏充分的证据？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很多晏子忠君、爱民、重礼、尚德、反对迷信、处事中庸的例子，这些又都可以作为晏子列为儒家的有力证据；不然，刘向何以说《晏子春秋》“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那么，为什么一个人身上会同时兼具儒、墨两家或多家学派的特点呢？这就涉及到对历史上晏婴身份的认识了：晏婴的年龄长于孔子几十岁——他于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出任齐卿，这时孔子还未出生，墨子的生年更晚八九十年，他是早于诸子学派产生的前诸子人物。作为一个政治家，晏子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实践和对前代思想文化的继承批判，逐渐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政治思想见解，其中既有后来儒家的思想成分，也包括后来墨家和其它学派的思想因素；儒、墨等各家学派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各吸收、发展了包括晏子在内的众多前诸子人物思想的一端，便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各家学派思想。《晏子春秋》作为战国时人全面展现晏子生平、思想的著作，自然便记述了晏子有自己特色、包涵各家思想因素的思想行为。因此，展开《晏子春秋》，我们无论从儒、墨及其他学派角度审视晏子的思想行为，都可以找到符合本学派的证据；但它们都只是反映作为前诸子人物晏婴的一个方面，都不代表完整的晏婴。可以说，将《晏子春秋》作为子书看待，从而争论其究竟属儒还是姓墨，从一开始就有其认识的误区。直到《四库全书》出来，跳出儒、墨等学派之争，才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新的认识、思考路线。
应该说，柳宗元的观点在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创见和启发性，对《晏子春秋》研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历史上却有人认为他剽窃了《孔丛子》。如南宋的薛季宣就指责说：“圣人之道：不掠美以为能，不瞽世以为明；善者从之，非者去之。要在乎据中庸之道以折中于物；而不以己见为必得，此其所以大而无方也。柳子厚《辩晏子春秋》，以为墨者齐人尊著晏子之事以增高为己术者。其言信典且当矣，虽圣人有不易。走见而喜其辩，谓其所自见，诚有大过人者。晚得《孔丛子》读之，至于《诘墨》，怪其于《墨子》无见，皆《晏子春秋》语也——乃知子厚之辩有自而起。呜呼！若子厚者，可谓掠美瞽世也与！使《孔丛》出于其前，子厚不应无见；如在其后出，则《大业书录》具存，抉剔异书，扳从已出，谓他人弗见，取像攫金之子，不可谓知。子厚妙文辞者，尚亦为此；剽窃之患，厥有由来矣。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然则君子诚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而后为真知。奚错必妄！”
薛季宣的指责有失公允，我们只要将《辩晏子春秋》与《孔丛子•诘墨》和《墨子•非儒》细加比对，则其指责就会不攻自破。
首先，薛季宣读《孔丛子•诘墨》，惊怪其内容于《墨子•非儒》中“无见”，“皆《晏子春秋》语也”，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以笔者今天核校，其涉及到孔、晏关系的材料五条中《非儒》还见两条；而涉及到孔子及其弟子的材料达五条之多，则只见于《非儒》而不见《晏子春秋》，且与《诘墨》呈一一对应关系，何谓《非儒》“无见”而“皆《晏子春秋》语也”？更何况《墨子》后来散佚不少篇章，《非儒》今仅存下篇。焉知薛季宣当时所见就已经残缺不全，他不是以《非儒下》代替全部《非儒》？
其次，《孔丛子•诘墨》辩论的结果，是澄清了孔、晏关系融洽，互相敬慕；晏子既敬孔子又重礼。由此，则如《诘墨》所言：“晏子之所行，未有以异于儒焉。”晏子更近儒，《晏子春秋》该属儒家。既然如此，柳宗元为什么却说“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作者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呢？此甚显明：如果柳宗元剽窃了《孔丛子•诘墨》，那么他应该持“儒家说”而不应该是现在的“墨家说”。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说《诘墨》与柳宗元有关系的话，则《诘墨》重视材料，以事实澄清材料，由材料确认孔、晏关系及晏子思想取向的做法可能对柳宗元有启发，使柳宗元从《晏子春秋》材料的实际出发，以晏婴的思想行为对比儒、墨精神，最后得出“墨家说”的结论。
第三节 宋、明两代的《晏子春秋》研究
柳宗元的“墨家说”对后代影响极大，自产生之日起，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宋、明两代几乎一边倒地附和柳说。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完全采纳柳宗元的观点：“婴相景公，此书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昔司马迁读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之后为之。唐柳宗元谓迁之言乃然，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文斌案：原文误，应为‘晏’。）好俭名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自向、歆、彪、周（文斌案：原文误，应为‘固’）。皆录之儒家，非是，后宜列之墨家。今从宗元之说云。”
项安世亦曰：“予读《晏子春秋》，见其与叔向论士君子之出处，大抵多摈处士，以为当诛，而自不耻于以一身而事百君。夫以晏子之行既过乎俭，而其于出处之际所主又如此，则其为墨子之学明甚。谈者相承谓之墨、晏，岂苟然哉！”
王应麟尽管从“考证”的角度胪列前人意见，但其赞同“墨家说”的倾向则非常明显：“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崇文总目》十二卷，或以为后人采婴行事为书，故卷颇多于前志。柳宗元谓：‘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晁氏从此说）薛氏曰：‘读《孔丛子•诘墨》，怪其于《墨子》无见，皆《晏子春秋》语也，乃知宗元之辨有自而起……’”
明代继续追随柳宗元的“墨家说”。宋濂曰：“《晏子》十二卷：出于齐大夫晏婴。……《崇文总目》谓其书已亡，世所传者，盖后人采婴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谓墨氏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婴所自著。诚哉是言也。”
焦竑完全赞同柳宗元的观点：“墨氏见天下无非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殊亲疏，此其敝也。……《晏子春秋》旧列儒家，其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无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得之。今附著于篇。”
胡应麟也持明确的“墨家说”观点：“《晏婴》八篇，《汉志》列儒家。按婴谓仲尼之学累世不能穷，当年莫能究，其意趣迥异可知；而俨然儒首，非也。刘、班盖仍太史之误，柳仪曹以为墨家，当矣（《通考》亦列墨家）。”不但著作当列墨家，而且认为晏婴本人亦近墨家：“《晏子春秋》，宋诸目皆列墨家。余初读，意以婴尚俭，墨节用，故叙书者联类合之。及读《墨•非儒》篇，始终所称述以诋訾仲尼，皆婴之言，乃知凡墨之道，婴实倡之。叙书者联类合之，非过也。柳以书非婴自著，墨之徒勦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为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婴骤沮止之，亦墨之徒为之耶？”
但也有继续坚持传统观点而不从柳说的，如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便仍列《晏子春秋》于儒家。这阶段的史书也都没有采纳柳宗元的新说，如新、旧《唐书》《宋史》仍列《晏子春秋》于儒家。
这期间，明代王鏊的研究值得注意，他已经将目光关注到《晏子春秋》的材料，认为其一部分内容不可靠，应是墨家言语的串入；证明晏子思想作为，应以《左传》为依据：“予读《左传》所载晏子事与词称，甚伟之，信所谓‘以其君显’而马迁愿为执鞭者乎。及今读其所著《春秋》，则《传》所载咸在，盖丘明掇取其词为之而不及载者尤多。又以叹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而不免卒于乱，何哉？至其使楚问答，虽甚敏给，颇类于俳，乃若东方朔之流。二桃、裹枣，抑又甚焉。其称孔子至齐不见晏子，谓其事三君得顺，为有三心，此岂孔子之言哉？颇疑或者伪为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则尼谿之沮谓儒者滑稽倨傲，疑亦非晏子之语。晏号称知礼，彼岂自外于儒乎？最后读孔鲋《诘墨》，有孔、晏交相誉之语，乃为释然。盖墨子实为之，或者不察而串其语于其间。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所以卑之也。然则后之论晏子者，要以《左传》为正。”王鏊说论晏子“要以《左传》为正”，其观点原是不错的；但发现书中有一些“颇类于俳”和孔、晏交相毁之语，便疑其“非《晏子》本文”，却有些武断。笔者在“引言”中曾有所论述：《晏子春秋》中有大量来自于民间传说的材料，其体现诙谐、夸张的风格本属正常。至于文中有一些孔、晏相互批评的内容，也不见得就是墨家言语的串入。因为晏子作为一位政治家，从维护政治稳定的角度提倡“礼”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倡礼却不赞成儒家的“繁礼”。因此，以年辈高于孔子的晏子批评孔子是完全可能的。相反，作为儒学宗师，孔子对晏子的有些行为不理解而有所议论和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影响孔、晏互敬的关系；更何况这些材料又可能是来自于民间传说的材料。王鏊以此就判断是墨家言语的串入，应该说还是囿于传统的子书观念，而没有正确认识晏子的前诸子身份和《晏子春秋》特殊的历史人物传记的性质。
另外，由于篇目分合及卷篇对应的不同，刘向之后，历代著录的《晏子春秋》篇、卷数也出现了差异。如，刘向校雠《晏子春秋》，最初是“定著八篇”，未标明卷数；但《七略》却注明为七篇。后来，《汉书•艺文志》又称《晏子》为八篇；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郑樵《通志》则标明“《晏子春秋》七卷。”唐马总《意林》作“《晏子》八卷”；而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标明“《晏子春秋》十二卷。”由此，便使宋、明学者对著作究竟是否刘向原书产生了怀疑，如《直斋书录解题》就说：“今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应该说，宋、明学者的怀疑也是《晏子春秋》研究界一直以来的疑问，以致后来有人甚至提出了著作是“六朝伪书”的观点。究其原因，历代《晏子春秋》著录中的篇、卷数差异起了绝对作用。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但因为清代之前人们缺乏深入的研究，一直未能探出究竟。直到孙星衍出来，经过深入细致地考证，才为人们做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其最先提出的成书时代“战国说”也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考古中得到了基本的证实。
与此相关，宋、明学者对《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也进行了探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采纳传统观点，认为其作者是“齐晏婴也”、“齐大夫平仲晏婴”。而《崇文总目》《中兴书目》意见基本一致，认为《晏子春秋》并非晏婴自撰，而是“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著作的内容考核，《崇文总目》和《中兴书目》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晏子春秋》中有大量关于晏子将死和死后的记述，可以确证作者决非晏婴本人。
此外，宋程大昌还进一步以《晏子春秋》来证明风俗。如《演繁露》“齐鼓盆瓮为乐”：“《晏子春秋》曰：景公饮酒，数自去冠被裳，自鼓盆瓮。召晏子，至，请去礼；晏子不可。乃粪洒席召，衣冠以逆晏子。按，此则鼓盆佐乐不止秦人，齐亦有之矣。”
总观宋、明学者的《晏子春秋》研究，可以说，因袭柳说者多，有所创见者少。其中，个别学者的论据还欠准确，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中已经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何谓隋、唐时期才“始号《晏子春秋》”？反映了宋、明学者的研究缺乏深入。这期间，倒是王鏊的研究，吸取了《孔丛子•诘墨》的论辩精神，从辨正材料的真伪入手，发现了《晏子春秋》一些材料有失严谨，认为不足以证明晏子的思想作为，可靠材料当据《左传》，体现了一定的学术眼光。
第四节 清代之前关于晏婴的记载与评述
作为一代名相，晏婴历仕齐灵、庄、景三朝，长期执掌国政，为齐国在春秋末期纷纭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家赢得尊严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一生爱民、重民，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深得人民的爱戴。因此，在他生前和死后，便不断有人记录他的事迹、评价他的政治成绩。而历代关于《晏子春秋》学派归属的争论，便往往源于人们对晏婴思想行为特征的不同判断，因此，我们对于历代关于晏婴生平、思想和政治成绩的记载与评述情况也要加以重视。
对于晏婴的评价、记录和研究，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晏婴在世之时。孔子曾经与晏子有过交往，《论语•公冶长》中就记录了他对晏子的评价：“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孔子家语》中也不止一次记载了孔子对晏子的评价：“晏子于君为忠臣，而行为敬敏。”“晏平仲可谓能远害矣，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愻辞以避咎，义也夫！”
晏子身后，很多史书、子书对其家世、生平事迹都有所记录，内容或简或繁。如《左传•宣公十七年》就提及了其父晏弱作为齐使参加盟会而为晋国所执事。《左传》《史记》对其生平事迹也多所记载。子书中，《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子华子》、《孔丛子》、《孔子家语》、《盐铁论》、《论衡》、《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列女传》《新序》《说苑》、《风俗通》、《博物志》等都对晏婴的生平事迹有所记载，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将《晏子春秋》与前述史、子著作对勘，我们发现一个情况：从记述晏婴事迹的角度看，《晏子春秋》无疑是内容最集中、材料最丰富的晏婴生平资料专集，其它著作尽管从记述历史和阐发思想的角度记述了一些晏婴的事迹；但从材料的丰富性来说都无法同《晏子春秋》相比。而且，它们所记的晏婴材料往往与《晏子春秋》相同或接近，如《左传》记载晏婴事迹共十九处，其中有十二处与《晏子春秋》相同或接近，少部分材料为它独有而《晏子春秋》所无；《史记》的情况也是如此，大部分材料都与《晏子春秋》相同或接近。其它子书的记载也基本同于《晏子春秋》；而南宋郑樵更采《左传》和《晏子春秋》材料为晏婴作了详细的传记。这说明了什么？它恰好证明了笔者的观点：《晏子春秋》的基本材料是古史和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材料，战国时人通过搜集、编排这些材料，用以集中反映晏婴的生平、思想和历史贡献，因此，它不是小说，“传说故事集”的定性也只反映了其中一部分材料的内容，不足以涵盖其全部材料；全面考核《晏子春秋》，它应该定性为我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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