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之后

案发后的第一个上午，我在外婆家昏沉而安静地醒来，感觉距离敲开威尼斯餐厅的门仿佛只过去了几秒钟的时间。我因此得以免于许多人谈论的痛苦经历，即在最初醒来的片刻，大脑对悲剧没有记忆，等随后意识到发生的事情时，内心再度悲痛欲绝。我盖着丝绒被仰面平躺在曾和妈妈一起睡过的房间里，那时我们还没有买下自己的房子。这张原本属于她的床，如今成了我的。我盯着天花板，心想我得花多少力气来挪动身体，又如何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继续前进。

我永远感激那第一个晚上空白一片的睡眠，那段精神上丝毫未被任何梦境打扰的安宁。因为倘若噩梦出现，我会在今后的每一个夜晚恐惧它们的到来，而那恐惧将是一扇敞开的门，会唤来更多形态各异的黑暗。事实上，用不着梦魇的帮忙，我的恐惧已数不胜数。

雨已经停了，刺眼的阳光穿过板条百叶窗照射进来，耀眼到令人发指——这赤裸裸的烈日携着潮气让人感到窒息，在一场暴风雨后并不受欢迎。房间里就我一个人，我能听到有人在厨房说话，而且辨识出了几个姨妈的声音。黎明时分还下着雨，天阴沉沉的，六点半左右，我们离开了医院。现在还没有到中午。

我在医院度过了漫长的三个小时，穿行在厚重而混沌的恐惧里，一切都那么缓慢而不真实。我记得在一间儿科检查室里，我坐在一张铺有坐垫并且用纸覆盖的桌子上，一个护士帮我量了血压，又照射了一束光来检测我的眼睛。其他的灯光都很暗淡，没有日光灯虎视眈眈地看着我。那位护士做了一些记录，然后让我躺在桌子上安静地呼吸几分钟。我一边呼吸，一边想象着妈妈或者妈妈的身体——我不确定是哪一个——躺在这间医院某个地方的另外一张桌子上，医生和护士们正用哔哔作响的仪器对她或她的身体疯狂地操作着。

接着，我放空思绪，一动不动地坐着，凝视的目光越过了房间里煤渣砖块砌成的墙上色彩鲜艳的壁画。不过我记得那是一幅怎样的壁画：一只兴高采烈的老虎正在丛林间透过波浪般起伏的草叶向外窥望。我以前可能见过这幅壁画，那是某一年的圣诞节，我因为患流感到医院来看病。

没过多久，凯特·伦纳德警官走进了房间，是她陪我坐救护车来的医院。她握住了我的手，我知道这是个糟糕的信号。她眼里含着泪水，简洁地对我说道：

“她走了。”

我点了一下头，接着哭了起来，那是我当晚第一次哭。终于，不会再有任何前进的必要了，痛苦如海浪般向我席卷而来。我身体的所有肌肉开始紧缩，起初是凯特握着的那只手，接着逐渐蔓延到全身，我的手臂、胸膛、脖子、躯干，我的双腿、双脚，乃至脸庞。身体内起伏扩散的痛苦使我在那张褶皱的纸上不停扭动——我未曾意识到自己怀揣的希望，因这三个字汹涌而出。

凯特没有提到的是，妈妈根本没有被送到医院。那辆派去我家的救护车，刚刚到达就开走了。没有闪警报灯，没有载人。因为已经没有必要。

如果说我救了谁，那只有我自己。

记忆在此刻黯淡下来，陷入了医院特有的白色迷雾中，仿佛变化无常的帘幕般，在那数小时中若隐若现，有些时刻因而变得模糊，为其他的画面让路。在下一个清晰的镜头中，我记得一个女人——也许是护士——温柔地把着我的手臂领我走在过道上。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牧师办公室。这令我稍有不悦，因为妈妈和我并没有宗教信仰。然而似乎没有人明白，那并不是我们在悲剧发生的时候会去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我们究竟该去哪儿，于是我让她为我带路。

走廊的天花板很低，地板上涂着厚厚的石蜡，每走一步都稍微有些粘脚。当我们朝几个警察走去的时候，我感觉那名护士的身体紧绷起来。他们正在和一个年轻人谈话，这个年轻人停了下来，看着我。那是我妈妈的未婚夫。但护士并不知道这一点，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她领着我从他面前走过，那些警察也催促他往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和丹尼斯擦身而过的时候，目光交汇在了一起。我能看到他双眼通红，布满血丝，他看上去那么痛苦。他似乎比把着他手臂的警察要高大，身体的重心在两腿之间不停地转换。他抬起一只有力的手，捋了捋浅棕色的头发，修长的四肢一刻也不得停歇，整个人充满了同往常一样焦虑不安的能量，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接近以至于我突然警觉起来，惊讶不已的同时，试图去解读心中激起的震动：几个小时前他在我家吗？还是在他自己家里睡觉？

他的衣服和裸露的前臂都很干净，不过他是有时间回家洗澡的。时间勉强够。我确信从他脸上看到了难忍的悲伤，但来不及探寻其他迹象。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是多么奇怪啊——在我还不知是否应该怀疑他，但警察已经对他有所怀疑的时候，他们怎么会这样不称职地让我和他如此靠近？为什么在那一刻，似乎还没有人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有哪些可能？

护士和我从丹尼斯面前走过，接着他便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我努力保持着对周围环境的警觉，应对接踵而至的每一刻，新升起的感受将过去的每一秒钟取而代之。牧师的房间狭小而简陋，但没有牧师在那儿。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小的硬沙发、几把简易的椅子、一张复合型木桌，以及一个灰色金属档案柜。我被独自留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努力保持安静，什么也不想。随后，有人领着外婆走了进来，把她安顿在椅子上坐下，然后便离开了房间。只留下她和我在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外婆睁大了眼睛，我能听到她干枯的双手彼此间不断摩挲发出的微弱声响，她的两枚戒指——一枚是结婚戒指，另一枚是从她母亲那儿继承来的——在两手的接触中安静地碰撞着。她的手提包如同一只安抚人心的宠物般坐在她的膝上。她已经七十五岁了。

“克丽丝特尔出事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她受伤了，而且，哦，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警察从家里把我带来的，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八成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是不是有人伤害了她？”

她没完没了地说着，而我则不停地发抖。外婆的情绪歇斯底里，嘴里喋喋不休，却要由我来告诉她：

“我不知道，外婆……没错，我确实觉得他们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有事情发生了，我——我不确定……”

她用更多的问题打断了我。但我心想，既然警察和护士都没有给她任何回答，我也不应该透露什么。况且他们是派救护车把她接来的，显然对她十分谨慎。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仍然待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独自面对外婆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的困惑和恐惧。我感到怒不可遏，他们竟然留我在这里收拾这个烂摊子，没有任何人来帮助我。然而我也感到羞愧，因为我对她说的那些安抚的话，那些踌躇不定似是而非的回答，主要是为了努力保持自己的理智。我必须让她平静下来。

我绝对不能朝她大喊：“她被人捅死了！她被人捅死时我还在那儿！没有人能帮我，所以你现在得给我闭嘴！”

我不想这样对我的外婆，真的不想。我不愿看到外婆在得知这件可怕的事情后脸上的表情，我不愿带给她这样的打击。我的愤怒因而再次回转过来，变成了爱。

然后，随着姨妈和舅舅们开始陆续到达，我终于得以从这困境中解围。格温从新罕布什尔州赶来；温道尔和卡萝尔从北部的牛津郡赶来；格兰妮丝从波士顿赶来，她必定一路开得非常非常快。

我已记不清姨妈和舅舅们的表情。当晚在医院剩余的时间，都退居到了那片朦胧的帘幕后。往后的人生中，人们会认为我的年少已不知不觉将妈妈被害的记忆完全抹去。这是他们用来自我安慰的想法，慰藉不了我。那砰砰的声响，骇人的血迹，还有我沿着公路奋力的奔跑，将会永远尖锐而清晰。反而是亲人脸上的震惊与困惑，安抚我的话语和拥抱，以及质询的眼神，几乎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