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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负笈英伦

扬帆沧海:杨槱传 作者:董煜宇,陈志辉


第三章 负笈英伦

选择船舶(1935—1940)

经过二十多天的航程,“康梯·凡尔地”号客船经过新加坡、锡兰的科伦坡、印度孟买和也门亚丁等地,由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最终到达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杨槱在此登陆后,转乘火车前往德国慕尼黑,游玩数日后转至荷兰港口鹿特丹,乘海峡渡船至英格兰哈威奇港,随即乘火车前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一路上虽有舟车劳累,但沿途风物,也让杨槱眼界大开。而当他到达爱丁堡之时,已是11月的初冬时节。

由于是自费学生,杨槱出国前并未参加任何出国项目的选拔考试。初到爱丁堡后,他被告知,要先通过当地的统一考试,证明达到高中毕业生水平,才能进入苏格兰地区的大学学习。不久,杨槱便拿着毕业证书来到在伦敦的中国使馆,让工作人员翻译成英文以证明其高中学历。最终,苏格兰考试当局承认了杨槱的高中学历,只要再考英语,考试及格,就可进入苏格兰的5所著名大学的任何一所大学学习了。考试当局还指定了三本参考书——一本诗集、两本小说,杨槱精心研读这三本书的每一句,以至于多年以后还能记得:

图3-1 杨槱在“康梯·凡尔地”号客船上

诗集我记得,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诗集。另外两本小说,一本叫Travels with a donkey,就是(有一个人)骑一驴子旅行——在法国旅行,讲他沿途遇到的故事。还有一本就是Silas Marner,主角是一个吝啬鬼出奇吝啬的故事。

杨槱用自己的话复述这三本书,而且每天用英文写日记,并请他的房东、一位中学教师改正他的复述和日记。3个月后,杨槱的英语水平又有了明显提高,顺利通过了考试。

在准备英语考试的同时,杨槱还到爱丁堡大学旁听,选读了数学、物理、化学和热工学4门课。到了学期考试,杨槱的成绩优秀,对于日后学业的信心大增。这时,他才知道苏格兰地区只有格拉斯哥大学设有造船系,于是他就决定去那儿学习。1936年暑假过后,杨槱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的一名学生。

格拉斯哥大学源于1451年教宗尼古拉五世(Pope Nicholas V)的一纸训令(The Papal Bull),命令格拉斯哥主教威廉·特尔布(William Turnbull,1447—1454在任)筹建一所大学,以研究神学、经典和法律。然而直至1840年,土木工程方向的“王室讲席”(Regius Chair)之设立,方视为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的滥觞。1883年,为纪念造船工程师约翰·艾尔德(John Elder,1824—1869),他的遗孀伊莎贝拉(Isabella Elder,1828—1905)设立“艾尔德讲席”(Elder Chair),延聘弗兰西斯·艾尔加为首任讲席教授(1883—1886年在任),讲授造船学(Naval Architecture),是为工学院造船系之始。1921年,学校设立“瓦特讲席”,聘教授主讲机械工程,以纪念格拉斯哥人(也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工作)、蒸汽机的改良者詹姆斯·瓦特(1736—1819)。至此,学校便把原有的土木、造船和后增的采矿和电机四个讲席,再加上现在的机械共五个讲席,合并组成工学院,以纪念瓦特逝世一百周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土木、机械、电机、造船四个系。

图3-2 伦敦中国大使馆为杨槱开的中学毕业证书证明

因为杨槱的毕业证书上只有平均成绩而没有数学成绩,大学的数学老师让他补考数学,并指定有关代数和几何的两本参考书以作备考。虽是突如其来的考试,但杨槱基础还不错,来到苏格兰后又没有放松,因此一个月后,轻松通过考试,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真正的大一新生。

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每年的学习安排如下:10月初至次年3月下旬在大学上课,算两学期,每学期约10周,期间有一个寒假;从4月到9月,学生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工人。这种半年上学、半年做工的交替学制称为“三明治”课程制(Sandwich Courses)。这是因为当时苏格兰工业界要求工程师,不仅要具有大学毕业文凭,还要有工厂学徒5年的满师证明。候选工程师在大学期间的实习,也算在学徒总工龄里。关于到船厂当学徒的情况,下节有详细的叙述。而对于在大学中的课程,据杨槱回忆,大致是:

第一学年,工学院一齐上课,不分专业。必修:数学、物理、化学。选修:工程经济、工程生产。实验:物理实验、化学实验(每周各两个下午进行)。

第二学年,仍不分专业。必修:应用力学、热工学、电工学、工程制图,共同组成“通用工程学”。实验:力学实验、热工实验、电工实验(以上每周各一个下午进行)。工程制图作业(每周两个下午进行)。

第三学年,按系别上课,但必修课仍由学院统一安排。必修: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结构力学、流体力学、机械振动学、高等热力学。造船系修:空气动力学、船舶静力学、船舶阻力与推进。

第四学年,造船系修:船体强度与振动、船舶摇摆与操纵、船舶设计。

杨槱一班共3人,其余两人名叫詹姆森(Jameson)和韦尔奇(Welch),都是在船厂当了5年学徒满师后被挑选进大学学习的。他们共同的导师是希尔豪斯(Percy Archibald Hillhouse,1869—1942)。希尔豪斯是土生土长的格拉斯哥人,1888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后在附近潘特豪斯(Pointhouse)地区和克莱德班克(Clydebank)的船厂里当制图师。1898年,他来到日本,被聘为东京帝国大学造船系教授。1902年,希尔豪斯回到格拉斯哥,任费尔菲尔德造船工程公司总造船工程师;1921年起任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艾尔德讲席教授直至去世。希尔豪斯教授大约每星期到学校两天,指导学生。由于有到日本的经历,他对东方的情况也比较了解;看到杨槱这个东方来的、最年轻的学生,也爱护有加。

图3-3 杨槱的大学导师希尔豪斯教授

杨槱他们这一届造船系只有6人,除了3名学生和一名教授外,还有一位管理绘图室、中学学历的青年,以及一位讲师伊凡斯(DavidLeslie Curzon Evans)。伊凡斯主要负责造船系的日常教学工作,为人谦和。有一次,杨槱发现两本书上的同一公式有差异,他立即查阅资料,花了两天时间重新推导,终于明确哪一个公式是正确的,深得学生敬重。

格拉斯哥大学几乎对每一门课程都设立了奖学金,用于奖励该门课程考试成绩较好的学生。造船系当时有两个奖学金的名额,由于杨槱和詹姆森的成绩较好,两人均获奖学金。而希尔豪斯教授觉得韦尔奇的学习也不错,故自己拿钱奖励他。钱虽不多,只够买些参考书和小仪器,但可获得教授的签名贴在书首,表示考试名列前茅的荣誉,所以能激发起同学们之间的竞争。杨槱比别人做得成功的,是在进行船体强度计算时,“使船舶重量与浮力相等,并且把重心和浮心的纵向位置对准”,使“得到的剪力曲线和弯曲力矩曲线在船的首尾两端均为零值”,因而获得教授嘉许。

杨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生活虽然紧张,但是很规律、健康。他每天上完课或实验后回宿舍或去图书馆做作业,写实验报告,复习功课,但往往只做到晚上11点,以保证足够的睡眠休息时间。特别是考试的前一天,杨槱认为更要休息好,常到公园去轻松一番。每天晚餐后,他都和一个同屋住的同学去散步一小时,他们走的速度很快,一小时可走4英里(合6.4公里),已经接近于慢跑的速度了。星期六和星期日休假,除了有时候要赶一些功课之外,杨槱基本上不读书,一般是和同学、老师到郊区去远足、参观和游览。

半工半学(1937—1939)

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有着一种强烈的“兰金传统”,就是兰金(William John Macquorn Rankine,1820—1872)一向主张的工程科学上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这种传统不但影响了格拉斯哥大学,甚至影响了格拉斯哥,乃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

图3-4 兰金

兰金,爱丁堡人,1838年爱丁堡大学肄业。1842年当选为苏格兰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cottish Society of Arts)会员,1853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兰金最为著名的,是他的热力学研究。他和当时的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1822—1888),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卡诺原理进行研究,提出了类似克劳修斯“熵”的“热力学函数”概念。另外,他还是一位土木工程学家,1855年起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王室讲席教授。其后他编写的教材有:

《应用力学手册》(Manual of Applied Mechanics,1858)

《蒸汽机和其他主要动力机手册》(Manual of the Steam Engine and Other Prime Movers,1859)

《土木工程手册》(Manual of Civil Engineering,1861)

《造船之理论与实践》(Shipbuilding-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1866)

《机器与磨坊手册》(Manual of Machinery and Millwork,1869)

从1864年开始,兰金把注意力集中在波浪运动、船舶摇摆等问题上,为此还特意跑到一个小岛上进行观察。他还多次到皇家造船和轮机工程学校讲课,学生中就有上节提到的弗兰西斯·艾尔加。兰金的这些教材,在经历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后,仍是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的教科书。杨槱回忆,他上大学那会儿用的还是兰金等人编写的教材,但大家都觉得太老了,于是就拿美国人的教材作参考,比如铁木辛柯等人较新近出版的书。其评价是:“英国人认为美国教材比较简明扼要,一本书什么都有了。”

杨槱等一众工学院学生,除了沿用兰金所编写的教材外,还贯彻了他的思想——工程科学须理论与实践和谐一致。早在兰金前来格拉斯哥大学、并向大学评议会致就职演说时就论及此问题,后来更成为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力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和谐一致之初步论述”(Preliminary Dissertation on the Harmon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Mechanics)。兰金以教授的身份,与格拉斯哥的造船者相交过从,为他们彻底改进船舶的设计和动力系统。为了实践其教学理念,兰金引入了著名的三明治课程,要求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到地方的工程公司工作,接受学徒训练。

另一方面,兰金强烈争取学术界支持,让他们认可工程学(Engineering)作为学位颁授。1863年工程科学熟练证书(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ineering Science)的首次引入,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兰金的努力。杨槱回忆,一位来自张学良东北军系统的中国留学生,比他早两年到英国学习汽车制造的,却因连续三年都未能通过数学课程考试,失掉了获得学士学位的资格。考虑到他已听过大学不少机械、电机课程,并考试及格,而且每年暑期都到美国福特公司在英国的汽车工厂实习,大学经审核后决定发给他一张杨槱所称的“工程精通(熟练)证书(Proficiency in Engineering Certificate)”。这位中国学生回国后,当上了汽车修理厂长和中央大学教授。杨槱认为这种按实际情况给考试失败的学生一定的出路的政策是可取的。从另一个角度则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与1863年首次引入的工程科学熟练证书一脉相承,亦可视为“兰金传统”的痕迹之一。

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延续了这个传统一直到20世纪的前几个十年,杨槱作为求学者之一,也不例外。1937年夏,通过中国驻英使馆商务处介绍,杨槱以学徒身份(apprenticeship)进入格拉斯哥西区克莱德霍姆地方(Clydeholm,意即当地克莱德河边低地)的巴克莱柯尔造船厂(Barclay Curle)实习。

巴克莱柯尔造船厂肇始于1818年,1862年在格拉斯哥承接过大宗工程,其后不断扩张造船业务,一战期间,曾为英国皇家海军生产过几艘“昆虫”级(Insect class)炮舰。1930年代中期,该厂也曾为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造过2艘3 000吨级的客货船。在杨槱之前也有中国学生在该厂实习过,因此该厂职工对中国学生并不陌生。该厂有职工500余人,有万吨级造船台4座,可造各种客船和货船,号称能年产船舶10万吨。但由于大萧条的影响,以及英国的几个竞争对手——德国、法国等对本国造船业实施补贴,英国造船业开始萎缩,所以实际上巴克莱柯尔造船厂当时年造万吨级货船和客船仅4到5艘。

第一年,放样间

一进巴克莱柯尔造船厂,杨槱就被安排到放样间工作。所谓放样,就是按设计图纸,以十足尺寸进行船体型线和构件的放大工作。船体型线放大后,略作修改,使其光顺,并把每档肋骨的形状用划线刀刻画在放样间一个角落的地板上。以后船体构件样板就要根据地板上的肋骨形状制造出来。杨槱写道:

开始时,我一窍不通,只能跟着老师傅做一些诸如拉线、打格子、打地钉把木样条固定等简单工作。半年后,就能自行光顺船体型线和做一些简单的样板了。有时我也跟老师傅到船台上检查船体装配质量,校验船体结构实际尺寸,结果误差常不超过1.5毫米,可见铆钉船的制造和装配的精度是比较高的。

有一个与我同时进厂的挪威学生,在放样间只干了一个星期,就没有耐心,嚷着要更换工作岗位。厂务经理就把他安排到船体钢材加工车间去,在那里他跟老师傅和其他徒工把吊起的钢板放在剪床上剪切或在冲床上冲铆钉孔,据说他在那里干得挺欢。

很快我就和船厂的许多徒工混熟了,他们的言行虽较粗俗,但心地善良。当时工厂老徒工对新徒工都要来一个“下马威”,新进厂的徒工的脸部和身上要被涂满油漆。他们对我特别优待,没有那样做。船厂里的重活脏活都交给徒工们去做,因此徒工们抱怨说“干活的是徒工,拿钱的却是老师傅。”

从另一方面讲,虽然学徒拿的钱不及老师傅多,但像杨槱一样的新学徒则能耳濡目染,从实践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于是,杨槱就从最基层的学徒做起,踏踏实实干。有些经验和教训与造船设计工艺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他日后负责造船管理岗位也有影响。杨槱就经历过这样一次意外:

夏天,船厂有两周假期,工人们都想在度假前多挣一点钱,船厂也就多安排一些加班加点,但工伤事故也就在这时频繁发生。我就看到一艘正在装配的客船上的一个铆钉作业台架突然倒塌,导致三个工人连同烧铆钉的炉子坠落舱底,顿时丧生,大家看到高架吊车把他们的尸体一个个地吊出来时感到寒心和悲哀。

第二年,在木工车间

1938年夏,杨槱被安排到造船木工(shipwright)车间。造船木工是机器大工业以前、造木帆船时代船厂的主要工种,在造钢船时,造船木工的工作除了铺设木甲板外,就是装配船体设备和配件了。这个夏天,杨槱跟一位名叫吉列斯皮(Gillespie)的老工人干活,就住在他家里。在这段时间里,在造船木工车间的杨槱除了跟着师傅完成工作任务以外,还了解到了工人的失业问题,还有工人沟通用语、造船厂轶事等:

工人们最怕失业。在造船业萧条时期,船厂只保留工人骨干如领班、工作组长等。船厂接到订货时就招收一批工人,任务完成就把他们解雇,因此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对企业讲可以免背包袱,但工人就常有失业之苦了。在格拉斯哥斯几年,我从街头聚集的失业人群的多少,就可明显看出当地经济状况的变化。人们说10%的失业率是可以忍受的,但20%的工人失业就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杨槱所在的车间完成了一艘客船“Bullulu”号的舷侧栏杆的安装任务,又在一艘运兵船“Dilwara”号上装了通风筒和救生艇吊架,真正的木工活却做得很少。然而,由于工作地点在船体装配现场,他所见所闻就要比前一年在放样间多了很多,包括工人们的沟通方式,还有关于造船厂的一些轶事:

船厂工人十分和善,不同工种的工人也想叫我体会一下他们的作业。一个铆钉工人就让我试打几颗铆钉,当看到我打得不合格时,他就赶紧补打几下。在船上用气锤打铆钉,用气动工具割边和捻缝时,噪声严重。不少工人都患有耳聋症,而且在船台现场相互对话,往往是听不清的,于是许多工人都会手语。他们也教了我一些,除了用手势表示26个英文字母外,还可用简单手语表示时间和日常用语,如几点几刻和吃饭、休息等。

造船台和建筑工地一样是高空作业。那时的脚手架很简陋,只有单列木板,没有扶手,站在上面作业,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至于在船舱内,特别是在双层底内作业,由于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因此十分艰辛。

船台在河边,在那里可经常看到各种大小船只往来。巨型客船的前面有2艘拖船拖带,后面还有一艘拖船控制船尾摆动。一位老师傅指着河中一艘在上甲板上聚集着许多人的船,笑着对我说:“这是格拉斯哥‘香蕉船’。”开始我还真以为是运香蕉的。后来,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艘把市区的粪便运出海去倾倒的船。这船也免费为一些单位的职工提供[出海]一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甲板上挤着那么多人的原因了。

我所在船厂的对面是著名的Alexander Stephen and Sons造船厂。老师傅告诉他,55年前该厂发生了“Daphne”号沿海货船在下水时翻沉的事故,当时在船的甲板上的人很多,致使127人死亡,这是造船界的一次重大事故。后来又几次听到英国人取笑日本人的故事。他们说:英国造船厂常接到日本轮船公司的询价单,并要求提供较详细的设计方案。船厂都照办了,但以后就没有音信了。过了一两年,一艘同样设计的日本船在海上出现了,显然日本人骗取了英国船厂的设计。当日本轮船公司继续向英国船厂发出询价单时,英国船厂决心终止日本人的这种剽窃勾当,于是就提供了稳性不足的船舶设计方案。当日本人把船造好下水时,船立即倾覆沉没了。对这个近似笑话的故事的真实性,我是抱怀疑态度的,但这也反映了英国人对日本人剽窃他人技术的痛恨心情。

这样,杨槱就与工人们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因此,这段经历,也是他在回国后不管哪里都能与工人打成一片、服膺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年,设计制图室

1939年夏,杨槱被派到船厂办公楼顶层的设计制图室工作。全室有制图师40人,由一位年老的总制图师(chief draughtsman)主持。总造船师(chief naval architect)则在下面一间办公室办公,但常到制图室来指导工作。总制图师的周薪有12.5镑,约为技术工人的3倍。设计制图室主要分成三个小组,分别是钢结构,总布置与舾装,以及科学与计算。钢结构组主要负责绘制钢结构图、改图和按图纸计算钢材用量等工作。杨槱首先来到钢结构小组,在一位青年制图师(组长)的指导下工作:

组长给我大小记录簿各一本。小簿子要记每天从事的工作项目,既可作为考绩的依据,又可作为以后拟定制图工作计划的参考。大簿子是技术原始记录簿,凡自己的计算手稿,从规范、参考书、刊物、图纸、计算书上查到的和采用的数据与资料都要记录在这个簿子上,并且要注上日期。

徒工初来制图室,首先是做改图工作。那时正式船图都画在较厚的蜡布上,因其不易破裂,便于长期保存,多次使用。如果所造的是过去已造过的同型船,则可以利用旧图。但新船在设计上总有一些改动之处,这就要修改旧的船图。制图师就叫我和其他徒工把旧图中要改动的部分用橡皮擦去,再画上新改的部分。老制图师告诫我们要轻而均匀地擦,千万不要把图布擦破。

随后,我们担任绘制一艘新设计的货船的外板展开图的任务,还要编制外板钢板的订货清单。船厂的木模间根据放样间已光顺好的船体型线图和型值表制作一个1∶48比例尺的半边船模。我们先在船模上画肋骨线,再根据船体结构图画上船底和船侧纵桁,然后再画上一列列的外壳板,最后列出外壳板钢材订购清单。制图师告诉我设计船体结构,除了要依据船级社钢船建造规范的要求和参考以往同型船的图纸资料外,还要参考两份资料:一是船厂的加工设备表;因为所用钢材的大小和尺码必须能在船厂的机床上加工;二是船厂现有库存材料单,以尽可能多地利用库存材料,当时英国船厂的钢料利用率可达90%以上。

可以看出,杨槱此时接触到的造船学相关知识比前两年更加深入,以至于做了这样巨细无遗的记录。杨槱对钢结构组的印象很深,因为这个小组的存在是当时英国造船工业经济、节约思想的体现。他回忆道:“那时订购钢板是这样的,如果裁一边、剪斜一点能够正好适用,就订斜边的钢板,(虽然)要稍微增加一点(附加)费用,但你可以(避免订一块完整的钢板,)省一点钢板购置和加工费用。所以英国船厂的钢板利用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几,起码90%以上。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造船厂还不行,只达到88%,(钢材的节约)这一方面你一定要想办法,(要把利用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几,(他们达到)94%,都是有的。”

后来那位年轻的制图师被调到科学计算组去工作,他知道杨槱是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的学生,特别擅长于理论计算,于是也带他过去。在3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完成了一艘货船的舱容、吨位和稳性计算。杨槱先单独计算,然后由制图师校对,结果毫无差错,受到赞扬。当时厂方有些数据是对外保密的,锁在一个柜子里,但因杨槱计算需要,也不把他当外人,对他开放。

总布置与舾装组,主要负责绘出船的总体布置和各种设备、装置图。所谓舾,就是船上锚、桅杆、梯、管路、电路等设备和装置的总称;舾装就是把这些设备和装置布置安装妥当。杨槱的绘图能力不如计算能力强,也没有到这个小组实习,但他常去看他们的工作,并和制图师们交谈。他得知:

当船厂接到轮船公司的询价单后,总造船师确定船型、主要尺度和船的一些特征。然后要求总布置与舾装组迅速绘出一张总布置图。该组的制图师都有较好的美术修养。他们所画的有关房间布置的图纸,看上去犹如一件美术作品。

由杨槱在造船厂的实习经历可以看出,厂方对于学徒的安排并非毫无章法,而是按照个人的兴趣、长处,循序渐进。杨槱首先工作的放样间,做的是基本的工作,如对工作不感兴趣,还可像挪威学徒那样到其他加工车间工作,以提高他的积极性。第二年,杨槱到造船木工车间,重在培养造船工程中与人沟通的能力,这让他增广了见闻。第三年,他的理论和实践知识都基本具备,就可以到船舶设计室胜任改图、计算甚至绘图等更加复杂的工作。另一方面,船厂方面也没有设置壁垒,以至于把保密资料交给杨槱这个东方人使用。

留学生活

除了在格拉斯哥大学课堂和巴克莱柯尔造船厂以外,杨槱在英国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造船学会的活动

因为杨槱的导师希尔豪斯曾是英国造船师学会(Institution of Naval Architects)主席,以及苏格兰工程师和造船者学会(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and Shipbuilders in Scotland)主席。所以在刚刚接触造船时,杨槱就请教授介绍他作为学生会员参加这两个学会。因为学生会员缴纳的会费很少,除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却可拥有正式会员的所有权利,可参加所有的学会活动。希尔豪斯教授称赞说:“这是个好主意。”杨槱回忆:

(苏格兰工程师与造船师学会)有时在晚间举行学术研讨会,在周末组织参观工厂和建筑工地。我都是积极参加的。后来我又参加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址在伦敦,我不能前去参加活动,但能收到学术研讨会的通知和学会年刊等。两学会学生会员的会费是很少的,但可获得很多专业信息,见到一些名人。颇有裨益。大学也设有一个工程学会,会长是一个有成就的毕业生,每学期都组织一些学术会议和参观活动。高年级时我当选为该学会的委员会委员。这些活动对我回国后从事学术会议的组织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2)参观舰船和造船厂

有一次,有一艘新造的法国轻巡洋舰到达格拉斯哥,欢迎当地市民去参观。杨槱立即就去了,除了不让参观的机舱和驾驶、指挥部位外,他在甲板上仔细看了各种武器和设备,还参观了军士的住舱和餐厅。另外,1939年初,西班牙内战,政府军失败,国际纵队部分人员取道英国,乘坐“公爵夫人”号(Duchess of Bedford)回美洲,杨槱代表大学学生前去慰问,也顺便参观了这艘装潢不错的大客船。

1939年夏天,杨槱考虑到即将毕业回国,便争取多参观几个造船厂,就以一个留英的中国学生名义写信给格拉斯哥的一些船厂,要求去参观一次。那些著名的大船厂给杨槱回信说“厂中有大量军品任务,不能接待外国人参观。”但也有三个各具特色的船厂回信同意杨槱去参观。第一个是以建造价廉物美的货船和油船闻名布莱斯伍德(Blythswood)造船厂。他在该厂看到了在钢板上冲铆钉孔的多冲头冲孔机,认为他们在节约劳动力、提高加工精度方面动了不少脑筋。第二个是保龄(Bowling)地方的斯科特父子(Scott &Sons)造船厂,厂主是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生,因此对杨槱特别热情。那时厂中生意清淡,只有几艘小驳船在船台上。厂主告诉他“这些船的外壳板基本上都是靠滚板机加工成形的,每艘船只有4张外壳板需要火工压敲成形。”第三个是殷格里斯(A &J Inglis)造船厂。该厂以造旅游客船和游艇闻名,但当时只有3艘拖船在厂建造。杨槱在那里见到了导管螺旋桨,这种能增加拖船拖航时拖力的附属装置,那时才刚刚试用。经过对不同船只和其他船厂的实际考察,杨槱学到了在格拉斯哥大学或巴克莱柯尔造船厂所学不到的关于造船方面的知识。

(3)在寄宿人家的生活

在造船木工车间的那年夏天,杨槱寄居在吉列斯皮的家。当时的生活情景,他还历历在目:

这个家庭有老夫妇和一子一女共4人。主妇是家庭妇女,常和我聊天。她说“女人的活没个完!”她早上为我们做简单的早餐,并发给每人4片大面包,内夹有奶酪和甜果酱,有时也夹有炒蛋和火腿,还有一包茶叶。我们在船厂到上午10时左右就用一个铁罐泡茶,吃两片夹心面包,中午工休时再吃一次,这就算午餐了。晚上6时左右大家陆续回家,女主人已为他们准备好称为“高茶”(high tea)的晚餐了,也只有一个荤菜,外加面包、奶油、果酱和茶。这个家住在郊区的一组四层楼的工房内,一套只有两间房,一间大的既是厨房、吃饭处所,又是他们一家4人的卧室。一间小的是客厅,租给我住用。厕所中有一个洗脸盆,但没有浴缸,因此洗澡只能去公共浴室。由于当地天气不热,我们也很少出去洗澡,平时在家用水抹抹身,洗洗脚算了。由此可见,当时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是较低的。这家的儿子是一家摩托车厂的徒工,女儿是“胜家”(Singer)缝纫机公司的打字员,他们都不到20岁,特别喜欢跟我打闹。

(4)假期中的郊游活动

在平常的周末假日,“我有时踏自行车或搭乘公共汽车去苏格兰的名胜古迹远足郊游,一方面饱览山川之美,同时也可与同游的同学们交谈思想,增进友谊。晚上往往在名胜点的青年旅社住一夜。晚上的联欢会上还可以遇到世界各地来英国学习或旅游的青年学生。”杨槱回忆道。

在巴克莱造船厂做徒工的半年内,有两周假期。期间,青年工人都到海滨的旅游胜地去结交女友,进行各种有趣的娱乐活动,也拍一些照片留念。回厂后,大家就相互交谈自己的奇遇和乐闻。但杨槱则利用这个假期进行更有意义的消遣:

1937年夏,杨槱应中学同学梁宗恒之约去法国巴黎,参观了当年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当时的主题是“现代世界的艺术和技术”,杨槱觉得对他今后的兴趣爱好颇有影响。1938年夏,他和格拉斯哥3位中国留学生合伙用12英镑买了一辆已有12年车龄的旧汽车。经我国驻英使馆商务处的帮助,到英格兰曼彻斯特、利物浦、谢菲尔德和伯明翰等几个大城市,参观工厂,游览了莎士比亚故乡,并参加了留英中国同学的一个夏令营。1939年,杨槱则和一位留英同学胡敬侃骑自行车周游了爱尔兰全岛。

(5)其他社会活动

格拉斯哥大学校内有保守党、社会党、苏格兰民族党等6个政党团体,可以随意参加,6个党派都参加也可以。杨槱虽未参加这些团体,但参加过几次星期三晚上由辩证学会组织的、在学生俱乐部举行的模拟议会。会上,可以听到各党派对当前形势的议论和他们对执政党施政纲领的辩论。这样,杨槱对英国的政治活动有了一点印象。

当然,杨槱也没有忘记远方的中国: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国内的抗日战争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在各种场合都要为祖国出点力做点事,例如宣传和捐款活动。1937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我们这些有正义感的大学生,当然支持民选的西班牙政府,而反对法西斯性质的佛朗哥叛军。我们几次上街募捐支援为政府军出力的国际纵队。

1939年,在印度和埃及同学的鼓动下,杨槱作为一名大四学生,当选为大学学生代表会的代表,而且还是工学院学生的唯一代表。他要代表工学院全体学生,特别是外国学生与大学当局共商如何安排优良的学习条件。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情况就更复杂,问题更多了,比如晚上要有灯火管制(blackout),给学生带来不便,便要求学生会去交涉。但因为客观环境所限,杨槱等代表也是无能为力。1940年初,杨槱考虑到即将毕业,就推荐一位品质高尚热心工作的印度同学接替了他的职务。

学有所成

杨槱在英国接近5年时间,平时除了认真上课,勤于自学,按时休息外,对于应付考试还有一个方法:“先搞清楚自己的听课笔记,必要时翻阅参考书和请教别人(我偶然也在课后当场向教师提出问题)。把课程要点、重要的公式等简明扼要地写在另一个小册子上。考试前夕,没有时间翻阅全部笔记,这个小册子就可帮大忙了。”杨槱所在的造船系毕业也不需要撰写论文,只要求独立完成一艘船的设计。杨槱做的毕业设计,就是一艘几千吨的货船的设计以及相关参数性能的计算。因为时间有限,设计仅仅画了一个纵剖结构图,一个船体型线图,还有各种主要计算,如重心、稳性、船舶强度等计算。但因为这些方面杨槱均已经驾轻就熟,所以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图3-5 杨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课程笔记

1940年3月,杨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习生活走到了终点。他记得:

1940年3月,我领到了理学士文凭。记得在毕业典礼上,和我同时受顶戴礼、得到文凭的毕业生中,有一位头发花白、年已60多岁的老人,全场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这种学习进取精神使我钦佩。

在近5年的时间里,杨槱的兴趣广泛,精力充沛,能充分利用当时英国良好、和平的条件,抓住一切机会学习、锻炼。杨槱认为,这几年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自学方法,养成了好学的习惯,并且培育了独立思考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杨槱当时以一等荣誉学士毕业,按惯例可以直接升读博士,因为当时英国学制,文科和理科的本科为三年、硕士为一年,而杨槱所在的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则是四年制。

杨槱的毕业证书以拉丁文写成,彰显格拉斯哥大学悠久的学统。上面“第某等荣誉”中的某,系用红色墨水填写,现已严重褪色,只留下淡淡的“Prime”(拉丁文“第一”)字印痕。证书全文的中文翻译为:

格拉斯哥大学评议会向本状之读者致礼

特此公布。格拉斯哥大学慎重宣告与众人及校友:

杨槱

遵守国王法律及大学规章,表现出色,为一等荣誉科学学士;他与同获此荣誉之校友一样,在本学术中心内享有使徒传统规定、皇室令状与王国法规给予之个人自由、特权及豁免。

为鉴定公告之信实,本状有大学之印章。

1940年4月20日

修读之课程:

数学

自然哲学

化学

数学(高等课程)

通用工程学

自然哲学(高等课程)

热力学

工程经济学

□□力学

工场生产学

空气动力学

数学(提升课程)

(签名)负责人

(签名)学术评议会书记

(签名)工学院院长

毕业证书中所开列的大多是工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造船专业的选修课只有空气动力学(Scientia Machinae Volaticarum)。物理学依然保持“自然哲学”(Philosophia Naturalis)这个古老的名字,可见格拉斯哥大学对传统的保持。

图3-6 杨槱一等荣誉学士毕业证书

  1. 今称斯里兰卡。
  2.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诗人。
  3. 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有中译本《织工马南传》。
  4. 弗兰西斯·艾尔加(Francis Elgar,1845—1909),生于朴次茅斯,皇家造船和海洋工程学校(Royal School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Marine Engineering)毕业,曾任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第一任教授,费尔菲尔德造船工程公司造船主管等职,1885年获荣誉性质的法学博士(LLD)。据格拉斯哥大学校史网,网址:http://www.universitystory.gla.ac.uk/biography/?WH2470&type=P&o=&start=0&max=20&l=,2009-08。
  5. 据格拉斯哥大学校史网,网址:http://www.universitystory.gla.ac.uk/biography/?WH2052&type=P,2009-08。
  6. 来源:格拉斯哥大学校史网,网址:http://www.universitystory.gla.ac.uk/image/?UGSP00573&o=&start=0&max=20&l=H&biog=WH2052&type=P&p=2,2009-08。
  7. 来源:格拉斯哥大学校史网,网址:http://www.universitystory.gla.ac.uk/image/?UGSP00025,2009-08。
  8. 此处字迹漫漶,依稀呈现“Sci Mach”字样,依上下文应为“某力学”,可能指结构力学或流体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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